汪曾祺：才趣兼备，是男人最高级的性感
编剧鹦鹉史航曾说：“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儿很多，但能够像汪曾祺这么可爱的，却不常见。”
的确，这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老人，用他的文字为我们展现了世外桃源荸荠庵的宁静，小和尚明海与小英子纯洁的爱情，更用自己的人生告诉世人：才趣兼备，才是男人最高级的性感。
1.
不要玉树临风，只要有才有趣
施松卿的父亲是一名医生，着名的侨领。施松卿家境殷实，自己也争气，从小学习成绩很好，21岁就考入了着名的高校西南联大，读的还是物理系，着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就是她的同班同学。
入学之后，施松卿不幸患了肺结核，跟不上物理系的进度，又转学去了生物系，之后又转去了外文系。由于长期患肺病，施松卿身形很纤瘦，再加上眉目清秀，被同学们起了个外号叫“林黛玉”，成了妥妥的“病美人”。
像“林黛玉”这样的病西施身边自然不乏追求的人，富二代也好，贵公子也罢，都被她拒之门外。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型美女，毕业之后会选择和汪曾祺在一起。
何兆武就曾在《上学记》里这样描写过他：
那时候的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
不仅外表颓丧，行为也很诡异。有时候心情不好，汪曾祺晚上就一个人在大树下吹笛，一直吹到半夜。
有次失恋了，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两天，幸好同学来看他，请他吃饭喝酒，酒过三巡啥失恋全忘光了，吃货本质初露锋芒。
可这样的一个浑身散发平凡气质的男人，怎么偏偏就抱得美人归呢？原因只有两点，有才，有趣。
在真正见到汪曾祺之前，施松卿其实早就久闻他的大名。他是中文系有名的才子，是沈从文最得意的门生。
上杨振声先生的课，别人都要考试，汪曾祺靠着一篇《方车论》直接免考过关。
上闻一多先生的课，老师要求交读书报告，收上来一看，发现有两篇报告写得好，一篇是汪曾祺写的，另一篇是汪曾祺做枪手代笔写的。
自古才子都有那么点拽。汪曾祺遇到他不喜欢的课，直接逃课了事。朱自清曾愤愤不平，他连我的课都不来上，还拒绝做我的助教！
汪曾祺不是传统意义的好学生，更不是不解风情的书呆子，他不仅有才，而且有趣。
没课的时候，他就到处“逛吃逛吃”，东月楼的乌鱼锅贴、马甲牛肉店的撩青、正义路的汽锅鸡……他都如数家珍。
逛集市的时候，他会“皮一下很开心”，赖在路边摊吃白斩鸡，还要美其名曰——坐失良机（坐食凉鸡）。
因为对生活观察细致，又擅长写作，年纪轻轻的汪曾祺信手拈来，写下不少作品。施松卿也老早就在报刊上读过他的文章，对这个年轻人印象颇深。
贪吃又贪玩的汪曾祺，凭借着才趣兼备，不费太大的功夫就赢得了美人心。
从此，病美人和趣才子走到了一起。
2.
见过施松卿的人都会以为这个瘦弱的病西施应该性格安静，沉默寡言，可是结婚之后，他们却常常开启“互怼模式”。
他们结婚的仪式极简单，到一家小饭馆里点两碗面就算庆祝了。多年以后，他们还会为当时那碗面是在哪里吃的争得面红耳赤。
他们常常会为喝酒这件事争执不休，于是汪曾祺就常偷偷跑去小酒馆喝酒，趁老婆出门买酒，忍不住的时候，还会在厨房里偷喝料酒。
有一次，汪曾祺夫妇一起散步时遇到了一对老夫妇。妻子坐在轮椅上，丈夫推着她，夫妻俩一边散步，一边说话。施松卿觉得挺浪漫的，就问汪曾祺：“将来我成了这样，你会不会推我？”
汪曾祺白了一眼说：“好好的干嘛要这样？”“万一呢？”“没事找事，不推！”施松卿生气说：“那我也不推你！”“好，不推就不推！”
看这对话，都想象不出是一对才子佳人，以为还是两个还没毕业的小学生。
虽然喜欢“怼老婆”，但汪老绝对还是实打实的“宠妻狂魔”。都说要想抓住男人的心，就先抓住男人的胃，汪曾祺对这一套路深感认同，实践到底。
汪曾祺不仅会做饭，而且他能把文人的精致做到饭里，把最简单的家常菜做得别出心裁。
比如一道普通的烧小萝卜，汪曾祺就能烧出不一样的味道。先是严选食材，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写道：
北京的小水萝卜一年里只有几天最好。早几天，萝卜没长好，少水分，发艮，且有辣味，不甜；过了这几天，又长过了，糠。
挑好了食材，他还要用干贝仔细的烧，把汤汁的味道都煨进萝卜里。
汪老曾自吹：我的烧小萝卜名闻海峡两岸！想必经常吃汪老饭菜的施松卿，也曾庆幸过多年前自己的慧眼如炬，在万千追求者中选了他，从此成就了一生的口福。
即便没有吃过汪老的饭菜，但只要读过他写美食的散文佳作，也同样能在文字中感受到满满的诱惑。
从《五味》到《干丝》、从《家常酒菜》到《故土的食物》，他的文字不华丽也不矫情，却让读者感觉像夏日里灌一杯冰可乐，舒坦爽快，酣畅淋漓！
汪曾祺曾说：“我不是像张大千那样的真正精于吃道的大家，我只是爱做做菜，爱琢磨如何能粗菜细做，爱谈吃。你们看，我所谈的都是家常小菜。”
可是就是在这家常小菜里，藏着对生活满满的热爱，对妻女浓浓的情意，更藏着那一个有趣又有才的灵魂。
3.
不求一生坦途，只要心中有光
汪曾祺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无论身处顺境或逆境，都能保持着那一份有趣，再难的日子，也能过得诗意满满，充满生机。
从1958年开始，汪曾祺的日子从每天写文章，做美食，变成了起猪圈、刨冻粪。即便每天劳动累得不行，汪曾祺依然改不了“作”的习性。
他写信给施松卿要毛笔和稿纸，还点名一定要市面上很少见的“鸡狼毫”。施松卿也不嫌麻烦，到处帮他找，满足他的情怀。
她懂他，他的有趣，背后蕴藏着生活的热爱，那是他心中的光。正是这一束光，照亮了汪曾祺最黑暗的岁月，让他无论多艰难，也心怀希望。
他在喷洒农药的过程中，发现波尔多液原来不只是杀菌剂，那一抹浅蓝，就如同雨后的晴空，煞是好看。
在坝上工作时，汪曾祺采到个大蘑菇，他舍不得吃，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晒干，等到过年回北京和家人团聚时拿出来“献宝”，给家人做了一道鲜美无比的汤。
在气候极其恶劣的马铃薯研究站，他每天到马铃薯地掐一把叶子和花，回到家就对着画。画完了留放进牛粪火里烤烤，然后吃掉。于是孤寒的马铃薯研究站似乎也没那么可怕了，汪曾祺在一边画，一边烤中度过那些寂寞的日子。
汪曾祺的才趣兼备，背后更多的是面对生活不顺的从容与豁达。他一生经历风风雨雨不少，但依旧保持着对生活最淳朴的热情。
正如他在《旅食与文化》题记里说的那样：“活着多好啊。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让人们觉得：活着多好啊！”
4.
不做一家之主，只要做孩子王
后来，汪曾祺和施松卿终于过上了岁月静好的日子，膝下的儿女也渐渐长大。
在家里，施松卿叫他“老头儿”，儿子女儿也这么叫，就连孙女也这么叫。在这个“没大没小”的家庭里，汪曾祺不是长辈，而是“孩子王”。
女儿汪朝甚至敢笑着说：“我爸在家里没地位，我们都欺负他，妈妈也不拿他当回事，但他乐在其中。”
有一次，汪曾祺正画画，两个小孙女跑来围观。
卉卉说：“老头儿你真浪费，留这么大块空白。给你画只小鸭子吧。”方方在旁边说：“别，等老头儿死了，这画说不定很就值钱了。”
施松卿听到这话，大概有点不高兴，说这话要是别人家的小孩说出来，估计得被打个半死。
可汪曾祺不以为意，还大笑道：“夸我的画值钱，这话我爱听！”可卉卉不买账，泼冷水道：“你的画不值钱。人家求，你也画，不求你也画，这么滥的画还想值钱！”
汪曾祺对孩子宽容，但不纵容，他自有一套教育方法。他关心孩子的学业，但不强求，孩子考得不好，他也不责怪；他鼓励孩子画画，但从不指点，任由孩子放飞自我，瞎抹乱画。
提起和孩子的关系，汪曾祺曾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他很鄙视那种父母高高在上，孩子言听计从的亲子关系。他知道父母对孩子最深的爱，就是爱他如他所是，而非如我所愿。
耳提面命远不及春风化雨。汪曾祺用自己的才趣，让孩子在耳濡目染中找到最好的自己。
1997年，77岁的汪曾祺病重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他茶瘾难耐，在医院里喊女儿：“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医生并不同意，他便一直“磨”，最后医生勉强同意让他以茶水沾唇。可没等女儿从家里把龙井带来，汪曾祺就已经溘然长逝。
他就用这样的结尾，结束了他的一生。
汪曾祺大半辈子，都活在了动荡的年代，可是品味他的文字，却丝毫没有找到苦难的痕迹。
施松卿何其幸运，找到了这样一个才趣兼备的伴侣。有才无趣，未免呆板；有趣无才，又显得轻佻，才趣兼备，才是一个男人最高级的性感。
汪曾祺也同样幸运，遇到了能够读懂他的有趣的女人。他曾写下了着名的《葡萄月令》，说梨花的花瓣都是月亮做的。
在那样严峻的时代，汪曾祺还有文人情调去分辨梨花是像雪还是像月亮，而施松卿也从来不会嫌弃他有文人的酸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