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尚风流的新罗花郎与魏晋名士政治态度的截然不同
新罗的花郎徒组织是一个以王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培养人才的贵族青少年组织。花郎徒组织的中心——花郎的选拔苛刻，不仅要求出身上层贵族，拥有良好的品行，还特别要求拥有出众的美貌。也就是说，即使出身高贵，品行端正，但若是相貌平平的话，也是无法当选花郎的，只能充当被花郎率领的郎徒。
作为被国王挑选出来的人才，花郎及其郎徒少不了要加强对自己的修炼，他们要学习儒家的价值观，讲求忠君爱国、孝道、信义；提倡集体行动，经常一起下到民间去了解民间实情和地理状况，顺道借此机会锻炼体力，加强组织内部的团队协作能力；这些花郎和郎徒将来要么会成为优秀的官吏，要么会成为英勇的武将，“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军，由是而生”；乍一看，国王似乎是想将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服务的机器，只是为了国家的需要去修炼自己，失去自己的生活，实则不然；除去上述的为服务国家而修炼的内容外，花郎及其郎徒还经常有趣味高雅的活动，他们“或相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他们也舞文弄墨，闻弦音而知雅义，寄情山水，哪怕跋山涉水也无妨。这一点不禁令我想到了魏晋名士。
魏晋，是一个放纵与傲气共生，糜乱与浪漫共存，华丽张扬的时代。魏晋的名士也与其他朝代的大有不同，别具特色，他们博闻强记，饱览群书，旷达风流，霁月清风，令历代文人心驰神往，但他们却避政治如蛇蝎，沉溺玄学，饮酒作乐，纵情风流，甚至大量服食所谓的金丹，欲仙欲死，亦或癫狂奔走，赤膊出门，更有甚者还衣不蔽体地在街上裸奔。
同样尚风流、逐风雅、寄情山水、才华横溢的花郎与魏晋名士，为何在对国家政治方面却有如此截然不同的态度呢？花郎忠君爱国、文韬武略、出将入相，不仅是统治集团管理国家的有力支柱，而且他们极具战斗力、开疆扩土、战功赫赫，也是助新罗完成统一大业的重要力量；而魏晋名士，虽是风流才子，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却并不秉承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入世观念，反而避谈政治、消极出世、放浪形骸。究其原因，应该将其归结于时代的政治环境不同。
新罗花郎所处的时代正逢新罗锐意改革、加强王权、确立中央集权体制之时，可以说新罗花郎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为他们提供了大施拳脚、施展抱负的舞台，他们是时代需求的产物；而魏晋名士的处境大有不同，自东汉末，社会动荡不安，宦官当政，其暴行无道、大肆敛财，致使政局混乱不堪、百姓民不聊生，于是大批体恤百姓的名士聚集，他们声讨无道宦官，开展“太学清议”，宦官集团也迅速给予这些站在他们对立面的名士以沉重的打击，他们为了镇压这些文人名士，发动了大规模的逮捕和终身囚禁等暴行，史称“党锢之祸”。虽然还有些许文人名士得以幸存，但也只是苟且偷生、度日如年，他们不再满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腔效力江山社稷的抱负，他们开始对政治失望乃至绝望，认为儒家经典也无法解救肮脏不堪的世道，他们想，既然我无法凭一己之力与无道抗衡，挽救世道，那么便装疯卖傻、聊以度日吧，于是放浪形骸、狂放不羁，以此来麻痹自己的内心，使自己不再关心当世之事，企图觅得灵魂的短暂安宁。可能在作为现代人的我们看来，魏晋名士的行为有些癫狂，但换个角度想想，这举止怪异的背后可能掩藏了他们内心深处忍辱偷生的无奈。他们无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匡扶正义，便只能“作践”自己，实在是令人扼腕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