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做一个晚熟的人
莫言，上了热搜。获得诺奖后“闭关”8年，携新作《晚熟的人》于7月31日晚平生首次直播，自言“流量很小”，当场引围观者150万人，堪称现象级文学事件。建军节之际，这本书出场即自带高光引人瞩目，恰是给这位军营出身的作家一个绝好节日礼物。
2012年，因为“将迷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以及当代社会现实相融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荣获此奖的中国籍作家。时隔八年后的盛夏，莫言带来中短篇小说《晚熟的人》，十二个故事，依然扎根于高密东北乡，讲述故乡人与事，反映他对时代的关切与思考。尤为特别的是，莫言把“莫言”写进了小说，他说那犹如孙悟空身上拔下一根汗毛，是镜子，是实体与影子，做好了由人评说的准备。
诺奖魔咒之打破
有一种诺奖魔咒之说——得了诺奖之后很多作家都会陷入一段时间的停滞或者无法超越自己的困境。对此，莫言表示：“《晚熟的人》这本书能否做出回答，我自己很难断定，要等读者读完书后由他们做判断。”
在莫言看来，大部分作家获诺奖后很难再有力作出现，客观原因是获奖作家一般都七老八十，创作巅峰已经过去，有的人甚至获奖以后没有几年就告别人世。但是也有很多作家在获奖后依然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像马尔克斯，还创作出《霍乱时期的爱情》等了不起的著作。“所以我想，我能否超越自己，能否打破诺奖魔咒现在还不好判断。但是我一直在努力。”
距上一部小说已经十年，面对关切和质询，莫言以“获奖后陷入沉寂”开场，以“希望将来写出好作品”回应。作家苏童说，诺奖之于莫言是“桂冠”也是“枷锁”，伴随获奖而来的是无形的压力和无尽的琐事，一度使他无法持续创作。获诺奖后至2016年，莫言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城市，参加过26次会议、18次讲座，题了几千次字，签了几万个名；特别是2013年，忙到一整年一本书都没看。
随着《晚熟的人》问世，“闭关”太久的莫言终于给出答案：“获奖八年来，尽管我发表的作品不多，但还是一直在写作，在做准备。”
“说书人”之回归
莫言曾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在这本蕴积了近十年的新作中，莫言既延续了以往的创作风格，又明显注入了新的元素——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静直白，梦幻传奇里多了具象写实。他的眼光转向了那些最平凡不起眼的小人物。正是这样一群人，组成了时代演进中的“常”与“变”。这12个故事，犹如12个坐标被一条无形的线连系起来，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时代的波澜壮阔风起云涌。
那么，为什么要写这本《晚熟的人》？答曰：“人物”。于莫言而言，这本书里出现的人物就是自己的朋友、知己，有些甚至就像孪生兄弟一样。过去七八年有很多感受，只能通过这样的文学方式才能表现出来。
当然，书中的“莫言”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等，都有夸张的成分。
不同于以往作品，莫言此番第一次引入当下社会的“新人”。在《红唇绿嘴》中，莫言塑造了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的人物——网络“大咖”高参。高参深谙互联网运作规律，胡编乱造，添油加醋，靠贩卖谣言发家致富。她手下有上百个铁杆水军，让咬谁就咬谁，让捧谁就捧谁。高参有一句口头禅：“在生活中，一万个人也成不了大气候，但网络上，一百个人便可以掀起滔天巨浪。”这依旧是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故事，只是那个用童年经验和想象力织造的高密东北乡早已一去不复返。对于故乡的变化，莫言很坦然：“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时代变了，故事照讲，《晚熟的人》又带回了那个“说书人”莫言。
写作越多，越久，阅读越广，越深，莫言感觉创作越难。但是，依然不能停，不会停。
小说长短之困惑
获得诺奖八年后，莫言首部作品问世，很多人好奇为何不是长篇而是中短篇。
莫言说，这也是自己一直困惑的问题。大部分读者包括很多评论者，都说一个作家只有拿出一篇长篇小说仿佛才能够证明他的才华、他的力量。但是我们都知道鲁迅、沈从文也没写过长篇，国外没写过长篇的伟大作家更多，像莫泊桑、契诃夫等。我们应该承认长篇小说无论从体量、广度和深度上，对生活反映的丰富性上，确实超过了中篇和短篇。一个作家当然可以一辈子不写长篇，只写中短篇，这丝毫不会影响他对文学的贡献。但是大家也都有一个希望：自己能够写出一部或者几部好的长篇来。“我没有把中篇、短篇、长篇对立起来，我觉得这三种形式是无可替代的。”
知识分子还乡视角之延续
《晚熟的人》主人公就叫莫言。莫言概括自己“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同时作为作品里的一个人物，深度地介入了。”
知识分子还乡这个角度的小说已经延续上百年，鲁迅的《故乡》，欧洲或者美洲的很多作家也都写过类似作品。《晚熟的人》延续了这一视角。“作为一个在高密东北乡出生长大，离开这个地方的人，若干年之后又回来了。我在19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就使用这个视角，写了四十多年依然在使用这个视角。但是这个视角本身在发生变化。”
“首先，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这个人发生了变化，我的视野变广阔了，我的思想是不是变深刻了很难说，变复杂了是肯定的。另外，我作家身份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仅仅是一个作家，或者说是一个知名作家。诺奖事件使我作家的身份添加了一种更加复杂的色彩。在当今商业社会里，网络社会里，这样一种身份的人回到故乡，所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比过去丰富得多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变了，时代变了，故事变了，所以作家返乡这个视角又赋予了新的含义。
这本书的责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部主任赵萍与莫言是同乡。她认为这本书大体的视角非常有意思，莫言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得奖后的“我”，“我”回到故乡，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叙述面貌常新的故乡人事。十二个故事，长短不一，各有曲直，却有着奇妙的整体性。书中12个故事最早一篇《澡堂与红床》2011年12月写就，其他有一半文字是今年春天创作、改定的，仅3月和4月，就创作出《晚熟的人》《贼指花》和《火把与口哨》三篇小说，对于编辑读后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莫言会非常仔细斟酌考虑，与编辑讨论确定哪里修改，哪里坚持。至此，11个中短篇出一本书绰绰有余。当出版社做完发稿工作进入校对流程时，6月初莫言又传来在老家写就的《红唇绿嘴》。于是，读者可以看到莫言对当下网络时代的关注。
朋友眼中之莫言
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作家）：他拿得起，放得下
特别高兴在这本书里看到一个晚熟的老莫。书中最触动我的人是那个叫“莫言”的人，贯穿始终，那个人也得过诺奖，享受声名，也受其所累，一定意义上写的也是这个莫言的事。
他拿得起，放得下。书中那个莫言被抒写被打量，我们看到他的迟疑，面对复杂世界的迷惘与感叹，所有这些在他过去小说中不常见，有着非常新和特殊的面貌与角度，这也构成现实中莫言的一个镜像。
1985年读到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就像在我眼前哗一下，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观扑面而来，覆盖性地压过来，让人目眩。四十年来的当代文学，某种程度上讲，最初的、最有力的对于文字中的那种感官的重新发现，是从老莫这里开始。这确实是老莫对于整个当代语言的一个贡献。
毕飞宇（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他的才华和急智让人很享受
严格上讲，看完这部书，这还是我熟悉的莫言。我既是读者也是作者。从写作角度上讲，希望作品有变化；从读者角度，希望作家的作品有延续性。书中有的短篇小说比莫言以往短篇节制很多，浓墨重彩少了，线性多了——这是给我带来的惊喜。但是，中间仍然能看到我熟悉的莫言——那种语言的呼啸而来。
《晚熟的人》有出乎意料之笔。莫言作品中历史书写很多，比如涉及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书写。我认为他对当下生活比较隔膜，尤其是网络。但是，读了这部作品发现，对网络他比我熟悉。比如《红唇绿嘴》中写一个人拥有5个手机，当然5个手机不重要，但是从中看出莫言保持对当下的关注，这是显性的。
莫言真是一言难尽。他的作品体量巨大，人非常丰富。仅仅从文学判断，对于作家，我宁愿去读他的文字，不一定想同他交往。莫言相反，在你面前，他作品中的巨大力量退火了，他很佛系，给人绵软之感，话不多，偶而一句一下就能把现场点亮，他的才华和急智会让周边人很享受。我曾经说过，南方作家与北方作家区别巨大。比如幽默，莫言的幽默是骨子里的。
刚拿到《晚熟的人》时，我内心好奇诺奖是否给他带来伤害，让他谨小慎微，无所适从。看了几页后我就明白了，正如（李）敬泽所说，莫言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拿得起，放得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一个作家得奖后，心态是会发生变化的。但是，莫言这部作品不磕磕绊绊，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采访手记｜晚熟，是一种智慧
莫言身穿30年前的条纹衫亮相，笑称之前穿肥大如今正合身，“表示自己真的是一个晚熟的人。”这是幽默。
莫言说，晚熟是一个很丰富的概念，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来讲，一个作家或者艺术家过早成熟了、定型了、不变化了，他的创作之路也就走到了终点。他不希望自己过早定型，固化，希望自己晚熟，艺术生命、创造力更长久一些。
对于热词“流量”，莫言五十年前便很熟悉。当时高密东北乡逢秋便阴雨连绵，洪涝虫灾，村头大喇叭会广播水库将要放下来八百流量，男女老少立刻上河堤防洪。莫言说，流量太大会造成决堤带来灾难。至于网络流量太大会不会带来负作用，他说自己流量很小，不担心。
莫言直言很长一段时间在胶州半岛采风，参观博物馆，收集并阅读地方志……哦，他接下来的创作方向！因此，毕飞宇说莫言是“有历史野心的人”。一般人不会透露没完成的作品方向，也因此，毕飞宇说莫言是一个透明的人。这，何尝不是莫言的坦荡与自信呢。
生于1955年的莫言，盛名之下，要做一个晚熟的人。晚熟，是一种智慧，是寻求超越自我突破。对于更多平凡之你我，晚熟，努力成长，接受晚熟，或许也是在探索前行中耐得住寂寞，扛得住压力，有挣扎，不着急，有期许，给自己光亮，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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