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lin》读后感1000字
《Stalin》是一本由Simon Sebag Montefiore著作，Weidenfeld & Nicolson出版的875图书，本书定价：Kindle Edition，页数：2010-6-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Stalin》读后感(一)：第18章 谢尔戈：一个“完美的布尔什维克”的死亡
这场开始于1月23日的司法大戏很快就将大清洗的恐怖散播开来，上千人即将受难。很有可能接受过斯大林的亲自“教导”的拉狄克曾在遭受折磨之余展现了自己的黑色幽默，说自己根本没被审讯者折磨过，相反，是审讯者在他长达数月的拒不配合中受尽了折磨。拉狄克还供出了这样的一句听起来很可能是出于斯大林本人之口的话：“我们的国家中全是半托派、四分之一托派、八分之一托派、帮助我们托派的人以及虽然对我们的恐怖组织不知情但仍同情我们的人。”拉狄克的口供已经十分明确了，再加上维辛斯基的笔记，大清洗中的疯狂迫害便有了解释，没有狂热信仰的人都得死。
1月29日晚7:13，法官们休庭交换意见，次日凌晨3:00，审判继续进行。包括皮达可夫在内的13名被告全部被判处死刑，拉狄克被判处10年监禁，这次的刽子手还是布洛欣。叶若夫事后得到的奖赏是国家安全委员的官职以及一套克里姆林宫中的公寓。
在莫斯科，20万名群众在宣传机器的蛊惑下聚集到红场，顶着零下27度的严寒，他们依然高举旗帜，上面写着“法庭的裁决就是人民的裁决”这样的口号。赫鲁晓夫在对人群的演讲中称托洛茨基是“犹大”，明摆着就是在将斯大林比喻为耶稣（尤里··日丹诺夫也曾回忆过斯大林打趣地把自己比作耶稣的往事）。赫鲁晓夫对群众说道：“反对斯大林同志就等于反对人性中最光辉的一面，因为斯大林就是希望……斯大林是我们的旗帜，斯大林是我们的意志，斯大林是我们的胜利。”举国上下都在仇恨、恐惧与对暴力的渴望中变得愈发亢奋。玛丽亚·斯瓦尼泽在日记中写道：“拉狄克的道德之败坏已经到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地步。这些无良禽兽罪有应得……我们之前怎么会那么盲目地信任这帮恶棍？”
“几乎所有工厂和铁路都已经遭到了潜伏在其管理层中的托洛茨基恐怖分子的破坏”这样的说法在今日看来简直是耸人听闻，但事实是苏联工业已经因管理不周以及五年计划的拔苗助长而在随之而来的失误与事故中变得千疮百孔了。意外事故数以千计：仅仅在1934年这一年中，铁道部门中就发生了62000起事故！苏联这样的完美的国家里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腐败的高层已经遭到了敌人的渗透”成了失败的借口，工厂与铁路部门中随即爆发了捕捉破坏者的浪潮。谢尔戈和卡冈诺维奇的下属们又遭殃了。
斯大林正在认真地为政治局全体会议做着准备，针对党组织自身的大清洗即将正式开始。1月31日，政治局要求两位工业负责人为自己的责任范围内出现的破坏行为发表意见，斯大林亲自过目了他们俩的演讲稿。谢尔戈承认有必要抓捕破坏者，但也表示既然他们已经都被抓了，剩下的人就该回归正轨了。斯大林在谢尔戈的讲稿上愤然写道：“补充说明是哪些部门遭到了破坏行为的影响，说清楚这些部门是如何遭受到了影响。”在二人见面时，谢尔戈表面上对斯大林的做法完全认同，但却在私下里派遣亲信对NKVD展开调查，他觉得那些案件可能是被凭空捏造出来的，这是对斯大林的一次公然挑战。
病中的谢尔戈意识到了自己和斯大林之间的越来越大的嫌隙。一场最终让他搭上性命的党内纠纷近在咫尺。
“我弄不明白为什么斯大林不信任我，”谢尔戈对米高扬吐露了心声，也许当时二人正在克里姆林宫的雪夜中踱步。“我对他毫无二心，我不想跟他起冲突。这全是贝利亚的阴谋，斯大林轻信了这个只会传达错误消息的骗子。”两人都不知如何是好。米高扬后来回忆道：“我们弄不明白斯大林到底怎么了，诚实的人被他以‘破坏罪’之名投入监狱，等待着他们的只有枪决。”
谢尔戈说：“斯大林开了个坏头，我可一直都是他的密友。过去，我们互相信任，现在我却完全没法跟他共事，我只能自杀。”米高扬告诉他自杀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现在自杀已经成了潮流。2月17日，谢尔戈和斯大林争吵了好几个小时，之后他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在下午三点时又回来参加了一场政治局会议。
斯大林认可了叶若夫的报告，谢尔戈和卡冈诺维奇在遭到批评后像小学生改作文一样来到波斯克列贝舍夫的书房里重写报告。晚上七点，这次陪着谢尔戈在克里姆林宫中散步的人换成了卡冈诺维奇，他事后回忆道：“他病了，他已经精神崩溃了。”
此时的斯大林还在步步紧逼：NKVD搜查了谢尔戈的公寓，大家都知道，只有斯大林本人才能下达如此蛮横的命令。虽然奥尔忠尼启则和叶若夫两家经常共度周末，但在党的命令面前，私交不值一提。和预想中的一样，谢尔戈愤怒地致电斯大林：
斯大林却这样反问道：“谢尔戈，干嘛这么激动？NKVD连我的住处都能随便搜。”谢尔戈在得到斯大林的召唤后急得连大衣也没顾上穿就出了门，他的妻子吉娜拿着大衣和毛皮帽子追了出去，但谢尔戈早就进了斯大林家的门。吉娜后来在门外等了一个半小时。斯大林的挑衅又一次暴露了谢尔戈的无力，他“一气之下冲出了斯大林的家，对自己的大衣和帽子视而不见，跑回了家”。据吉娜回忆，她的丈夫在家重新打出了演讲稿，之后便急忙赶回斯大林的住处，然而迎接他的只有来自领袖的嘲弄与讥讽至极的批注：“哈哈！”
谢尔戈告诉妻子自己已不能跟曾经的好友科巴继续相处了。第二天早上，谢尔戈没有起床，早饭也没吃：“我很不舒服。”奥尔忠尼启则当天只吩咐说不要让任何人打搅他，独自在房间里工作。下午5:30，季娜依达在听到一声闷响后冲进了卧室。
谢尔戈敞胸露怀地死在了床上，他开枪打穿了自己的心脏，胸口上还残留着火药。吉娜发狂似地亲吻了丈夫的双手、胸膛和嘴唇，奉命赶来的医生也仅仅只能给出死亡证明。吉娜给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打了电话，警卫说领袖正在散步，接不了电话，吉娜大吼：
“告诉斯大林是吉娜找他。告诉他马上来接电话，我就这么等着。”
“怎么这么着急？”斯大林问。吉娜命令他马上过去：
“谢尔戈干了跟娜迪娅一样的事！”听到这样的冒犯，斯大林“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谢尔戈的一个兄弟康斯坦丁·奥尔忠尼启则恰好在此时来到了事发现场。在门口，谢尔戈的司机催康斯坦丁快点进去。等到康斯坦丁来到前门时，谢尔戈手下的一个职员只说了一句话：
“我们的谢尔戈已经不在了。”不出半个小时，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当时头上绑着黑绷带，原因不明）从乡下赶来，到场的还有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米高扬听闻噩耗后大喊道：“我不信！”之后也来到了现场。克里姆林大家庭再一次陷入了亲人自杀的悲痛中，但自杀带来的除了悲痛，还有愤怒。
季娜依达坐在床边，紧挨着丈夫的尸体。领袖们鱼贯而入，看向尸体，之后坐了下来。总是私人感情很丰富的伏罗希洛夫负责安慰家属：
吉娜厉声回应道：“既然你救不了他，也就别安慰我了。”斯大林与吉娜四目相对，他点头示意她，她跟着进了书房。二人随后开始了对峙，再次遭到背叛的斯大林看上去十分憔悴，甚至有几分可怜。
“我们该怎么向人民交待？”吉娜问。
斯大林答道：“必须上报纸，就说他死于心脏病。”
寡妇季娜依达驳斥道：“没人会信的，谢尔戈一直热爱真相，我们必须让真相上报纸。”
“他们为什么不信？大家都知道谢尔戈心脏不好，这么说很合理。”斯大林终止了这场交谈。卧室的门关着，但康斯坦丁·奥尔忠尼启则偷窥到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正坐在床尾交谈，旁边就是他们共同的朋友的尸体。正身在莫斯科参加全体会议的贝利亚突然出现在了餐厅中，吉娜冲他扑了过去，想要扇他个嘴巴，尖声大叫：“鼠辈！”贝利亚立刻夹着尾巴逃了。
谢尔戈的庞大身躯被从卧室抬到了桌子上。莫洛托夫的兄弟是个摄影师，带着照相机赶了过来。斯大林和其他几个巨头与尸体合了影。
19日，报纸刊登了奥尔忠尼启则因心脏病去世的消息。一群医生都在这份虚假的公告下面署上了自己的名字：“17时30分，他在午休时突然感到不适，几分钟后便死于心脏骤停。”政治局全体会议因谢尔戈的葬礼而推迟，但对于斯大林而言，又一个障碍被清除了。被“完美的布尔什维克”的暴死所震惊的玛丽亚·斯瓦尼泽在日记中如此描述工会大厦中的瞻仰遗容之景：“大厅中放着花环，弥漫着音乐和花香，观者流泪，荣誉卫队站在周围。无数瞻仰者走过敞开着的棺材”，谢尔戈已经被神化了。有些人比其他人表现得更悲痛。布哈林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他在波涛的泡沫中如闪电般破碎”，他还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可悲的信：
“我还想给克利姆和米高扬写信。但要是他们也伤害了我怎么办？造谣诽谤者已经对我们下手了。我已经迷失了自我，我甚至不能在老同志的遗体前哭泣……科巴，我不能这么活着……我真的很爱你……希望你能尽快取得你的决定性胜利。”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一家等都觉得谢尔戈的肆意妄为令人失望。斯大林曾在全体会议上公开抨击他的这位布尔什维克贵族，说他的作风像个“公子哥”。
斯大林在后续仪式中担当骨灰瓮的首席护卫，谢尔戈的骨灰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中，紧挨着基洛夫。斯大林的直觉告诉他，其他异议者有可能会继承谢尔戈的路线。在葬礼上，斯大林对米高扬谈起了内战期间的二十六政委被处决一事：“你是唯一一个活了下来的，阿纳斯塔斯，别逼我们把那件事查清。”米高扬肯定不想再惹是生非，但也一定听得出其中的警告与阴霾。
布哈林几天后又给斯大林写了信：“我没法儿活了……身心俱疲，我不能来开会了……我要绝食，直到针对我的叛国、破坏以及恐怖主义指控被撤回为止。”但布哈林的苦难才刚开始：他的妻子安娜在大雪中陪他开始了第一次抗议。政治局全体会议中的主要受害者，布哈林和雅戈达都是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成员在克里姆林宫里的邻居，在被控谋杀同志的同时，他们就住在这些同志们身边，一幅多么惊人的图景。克里姆林宫依旧是那个小村庄一般的社区，但也暗含着无与伦比的阴险与恶毒。
2月23日下午六点，在谢尔戈的自杀、皮达可夫的死刑判决、大规模逮捕以及群众被媒体煽动起来的嗜血狂热之下，全体会议在狂热又残忍的氛围中开幕了。此时此刻，斯大林就是那个执掌生杀大权的独裁者。会议刚一开场，叶若夫就对布哈林和他的绝食抗议进行了疯狂批判。
布哈林回应道：“我不会开枪自杀，因为若要如此，人民会说我是为了破坏党组织而了结了自己的性命。要是我得了某种病死了，这是不是你们的损失呢？”
有几个人大喊：“你这是威胁！”
伏罗希洛夫对他的旧日好友尖叫道：“你这个无赖，闭上你的嘴！太恶劣了，你竟敢这么说话！”
“我想活下去太难了。”
“我们活着就容易吗？”斯大林问道，“你的废话太多了。”
安德烈耶夫大喊：“你辜负了党的信任！”其他中下层官员也开始为了表忠心而加入这场恶毒的攻击：
“I.P.朱可夫（不是朱可夫元帅的亲戚）如此发言：“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再继续讨论这件事了，这帮人就应该跟其他混蛋一样吃枪子儿！”这样的像狂犬病发作一般的过激反应让领袖们陷入了一阵哄笑，也许在这场猎巫行动的狂潮中，偶尔大笑一下还是有好处的。更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还在后边。布哈林尖刻地对针对自己的证词表达了讽刺：
“供给来自需求——给出证词的人一定很了解现在的大众需求！”所有人又是一阵大笑。但这些都于事无补。米高扬组织了一个由巨头们组成的委员会，专门探讨该如何处置布哈林和李可夫。在他们结束彻夜讨论返回会场时，没人肯跟他们握手。
即便就在叶若夫发起最后一击之前，斯大林依然在嘲弄布哈林：
“布哈林在绝食抗议。你的最后通牒是在针对谁呢，尼古拉？是中央委员会吗？”
“我马上就要被你驱逐出党了。”
“去找中央委员会请求原谅吧！”
“我又不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不会说违心的话。”
米高扬说：“你要是不认罪，就等于承认自己是法西斯走狗。”
会后，走狗们回家等待结果。在斯大林和娜迪娅位于娱乐宫的旧公寓里，布哈林奋笔疾书，这次他的收信人是将来的中央委员会和所有子孙后代，写完后，他还让他时年仅23岁的美丽妻子安娜把整封信背下来。安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我耳边一遍又一遍地读他的信，让我跟着他复述。之后我自己又把信读了好几遍，读得不快，但很响亮。一旦我出现口误，他就会紧紧抓住我。”
李可夫此时正在河对岸的河堤公寓中的住所里，只说了一句“他们要把我关进监狱！”他的妻子面对着针对丈夫的越来越凶狠的抨击，不堪重负，中风了。李可夫那懂事的女儿，21岁的娜塔莉娅此后便在每天的全体会议开始前帮助父亲更衣，就像她母亲曾做过的那样。
布哈林和李可夫二人的命运由委员会投票表决决定。很多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比如赫鲁晓夫，都要求举行审判，但“没有请求死刑判决”。叶若夫、布琼尼以及已经自身难保的波斯特舍夫把票投给了死刑。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奴才般地支持“斯大林同志的建议”，但斯大林本人的意见却在历史上留下了疑点，他起初投票支持“流放”，但这个决定后来又被涂改成了“送交NKVD处理”。
布哈林和李可夫得到了传唤。二人都深陷在剧烈的惊恐与诀别的哀伤之中。李可夫让女儿致电波斯克列贝舍夫，询问会议结果。
波斯克列贝舍夫回答道：“我需要他到场时会派辆车过去的。”黄昏时分，这位地狱使者打来了电话：“我已经派车过去了。”娜塔莉娅帮她深爱的父亲系上领带，穿上西装、马甲和大衣。李可夫在和女儿一起坐电梯下楼时什么也没说，出门后，二人走在河堤上。当他们望向远处的克里姆林宫时，一辆黑色礼宾车驶了过来。父女二人在人行道上面面相觑，尴尬地握了手，用非常俄国的方式行了正式的亲吻礼：在脸颊上亲三次。一言未发，“我的父亲钻进了车，车快速开往克里姆林宫，”那一刻令娜塔莉娅永生难忘，“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除了在梦里。”
布哈林也接到了波斯克列贝舍夫的电话，安娜“已经开始了和他的诀别”，生离死别令他们肝肠寸断，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这样的痛苦还将降临到千百万人头上。波斯克列贝舍夫又打了一次电话：政治局都等着呢。但布哈林根本不着急。他跪在年轻的妻子面前，“眼含泪水，为毁了我的人生而请求原谅。但他依然求我把我们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布尔什维克——‘一定要把他养成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句话他说了两次。”布哈林要求安娜务必把已熟记于心的信传达给党组织：“你还年轻，你能活到拨乱反正的那一天。”之后他站了起来，拥抱了她，亲吻了她，说：“安尤特卡，别生我的气。历史难免出错，但真理终会胜利。”
安娜后来写道：“我们都明白，这是我们的永别。”她最后只说了一句：“永远不要言不由衷，但现在这个要求似乎都太高了。”布哈林穿上了皮大衣，消失在克里姆林宫的小巷中。
不久后，鲍里斯·伯曼和其他NKVD一起来搜查公寓。伯曼是个肥胖、浮华、保守的契卡官员，穿着一件“时髦的西装”，戴着好几个硕大的戒指，一根手指上还留着过长的指甲。也就是在这时，斯大林在全体会议上做出了“送交NKVD处置”的提议。
安德烈耶夫问：“还有谁有话想说吗？没有。除了斯大林同志的提议之外，还有人有其他想法吗？没有。好，那我们开始投票表决……有人反对吗？没有。有人弃权吗？两票。共有两人对决议投了弃权票——布哈林和李可夫。”刚一散会，布哈林和李可夫，这两个曾经和斯大林一同统治苏联的巨头就遭到了逮捕。布哈林一落千丈：前一分钟，他还住在克里姆林宫里，坐拥汽车、别墅和佣人。下一分钟，他就被押送着走过了卢比扬卡大楼的重重关卡。他上交了身上的所有财物，被扒光衣服，接受直肠检查，之后他领回的衣物中已经没有了皮带和鞋带。最后布哈林被关进了牢房，屋中还有一个奉命挑衅他的警方告密者，但他没受到过酷刑折磨。
不久后，布哈林的安娜、李可夫的已经偏瘫了的妻子和女儿娜塔莉娅也被捕了，她们在古拉格中度过了接下来的近20年时光。
那次丑恶的全体会议也波及了其他人：叶若夫抨击了雅戈达。莫洛托夫替谢尔戈做了报告，宣称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中有585名破坏者；卡冈诺维奇对在铁道部中抓捕人民的敌人夸夸其谈。
斯大林在对付波斯特舍夫时用到了他的来自基辅的“英雄知情人”波莉娅·尼科兰卡。斯大林说尼科兰卡只是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但却被波斯特舍夫“像对待苍蝇一般对待……有时普通人要比某些高层领导更接近真相。”波斯特舍夫没有被逮捕，只是换了个岗位。这次，斯大林的警告很明确：“在政治局里，没有哪个“公子哥”和他的“家族集团”能高枕无忧。斯大林阴森地解释道：“我们这些政治局老成员很快就要下场了，衰老是大自然的规律，我们该替自己找接班人了。”
黑莓正准备把NKVD变成一个由他的神圣的刽子手们组成的“秘密派系”，他把雅戈达的手下派往地方进行视察，之后便立即在火车上把他们逮捕，3000名契卡即将遭到处决。私人警卫头目包克和斯大林的连襟列坚斯保住了官职。3月19-21日之间，叶若夫把剩下的契卡官员召集到了军官俱乐部，这个矮小的人民委员向下属宣布，雅戈达从1907年（就是他入党的那一年）开始就是个为德国人办事的间谍，还是个贪婪的窃贼。叶若夫还很荒谬地谈到了自己的矮小身材：“别看我个子小，但我这双手很强壮，这是斯大林的手。”对契卡的清洗在叶若夫的授意下是随机的：“必然会有无辜者死于这场与法西斯间谍的斗争中。”叶若夫这样告诉下属，“我们正在对敌人发动一场大战；不要因误杀了某人而心生不满。宁可错杀十个也不能放掉一个。”
《Stalin》读后感(二)：第19章 对将军们大开杀戒，雅戈达的陨落以及一位母亲的死亡
叶若夫“揭露了”雅戈达在他的办公室的窗帘上喷洒水银企图毒杀他的阴谋。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件事也是叶若夫伪造的。但雅戈达在事发后还是在自己的克里姆林宫公寓里被逮捕了，而这次政治局甚至还没来得及给出正式命令。现在，所谓的“五人组”已经正式接管了整个政治局的全部权力。这五个人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以及叶若夫，尽管最后一人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
对雅戈达的住所——两套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公寓以及一座奢华的别墅——的调查将NKVD高层的放荡生活暴露无遗，雅戈达的财产清单里包括3904张色情照片以及11部早期色情电影，此人收藏在公寓中的女式服装充分展现了他此前的的淫荡经历，看了他的财产名录，我们甚至搞不清他是个内衣店老板还是个秘密警察头目，当时的NKVD高层的一个共性就是不停地滥用职权。雅戈达共私藏有9件外国产女式大衣、4件松鼠皮大衣、3件海豹皮披风、1件阿斯特拉罕羊毛披风、31双女鞋、91顶女式贝雷帽、22顶女式礼帽、130双外国产丝袜、10条女式皮带、13个女包、11件女式西装、57件女式衬衫、69件女式睡衣、31件女式夹克、70条连裤丝袜、4条丝质披肩、165支刻有色情图案的烟斗和香烟烟嘴以及一根橡胶假阳具。
要说雅戈达最可怕的恋物癖，那还要数那两颗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脑袋里取出的子弹，上面还标记着他们的名字。叶若夫在抄了雅戈达的家之后把这两枚“圣物”存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整个过程简直就是基督使徒的圣物继承的极端变态化演绎。
雅戈达被控倒卖钻石以及贪污腐败，之后便温顺地在叶若夫的指挥下指证了下一代公审受害人，但叶若夫肯定在证词被递给斯大林之前把自己的亲信的名字都删掉了。在审讯于4月2日开始以后，不出三周的时间，雅戈达就承认了自己曾在二十年代末指使李可夫进行反党行为：“你听我的话，我就不会动你。”叶若夫把这些供词都向斯大林汇报了。后来雅戈达把包克也牵连了进来，也承认了黑莓的办公室里的少量水银是自己的阴谋。更重要的是，雅戈达还说阿贝尔·耶努吉泽曾与斯大林在内战期间结下的仇敌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合谋发动政变。到了与布哈林和李可夫一同出庭的时候，雅戈达连谋杀高尔基父子以及刺杀基洛夫的罪名都承认了。
死到临头的雅戈达也清楚地知道他的家人和朋友也要跟他一起灭亡了：斯大林的世界中的规则就是，当一个人被打倒后，所有与他相关的人，无论是朋友、情人还是跟班，都要一起跟着倒霉。雅戈达的姐夫和岳父不久后就被枪决了，与他熟识的一班作家也没能幸免。雅戈达的姐姐和父母则被流放了。雅戈达的父亲甚至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声明与这个“自己唯一还活着的儿子”断绝关系，因为他“罪无可赦”，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已经在早年为布尔什维主义殉道了。现在这位78岁的下诺夫哥罗德珠宝商马上就要失去第三个儿子了。雅戈达的父母后来都死在了劳改营里。
现在的雅戈达似乎正在经历一场保罗归信似的思想转变。这位已经厌世了的契卡叹息道：“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我必须要把关于自己的真相都和盘托出。”说出这句话对他来说似乎是种解脱。作为告密者被和雅戈达关在同一间牢房的作家弗拉基米尔·基尔松虽然在之前接受过斯大林对自己的剧作的指导，但现在他也活不了多久了。雅戈达在询问基尔松现在全城都是在怎样议论他之后，伤心地嘀咕道：“我只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依达（他的妻子）、蒂莫莎（他的情妇、高尔基的儿媳）、我的孩子以及我的家人的情况，我只想在死前再多见几张老面孔。”他还谈到了死亡：“他们要是还有可能给我留条命的话，那谋杀高尔基和他儿子的罪状也要让我背一辈子了。但我绝对不能在所有人面前承认这个历史性的耻辱罪名，更不能让蒂莫莎看见。”雅戈达告诉审讯者：“你可以在给叶若夫的报告里这么写，就说我说了，这一切上帝都看着呢。斯大林只能对我的忠实服务表达感激；而上帝则可以因为我的上千次违戒而对我施以最严厉的惩罚。现在再看看我的处境吧，你自己来判断一下：到底还有没有上帝？”
雅戈达的证词显然带有剧毒：时年44岁的前匈牙利理发师包克原本还是克里姆林宫的孩子们的最爱，后来就在4月15日被逮捕了，他的罪状是知道得太多、日子过得太好：斯大林已经再也不相信这些有着境外背景的契卡老古板了。1937年8月14日，包克被秘密枪决——他是斯大林的侍臣中第一个丧命的。耶努吉泽后来也被逮捕并在12月20日被处决。斯大林现在已经完全掌控住了NKVD，这个委员部即将成为他用来对付军队的工具。
1937年5月1日晚上，就在劳动节游行过后，虽然伏罗希洛夫家照常举办了聚会，但这次的氛围已经充斥着血腥味了，每个人神经紧绷、精神亢奋。布琼尼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叙了斯大林对亲信们公开谈论即将到来的大屠杀的细节：“是时候跟我们的敌人们一了百了了，他们已经渗透进了军队和党，就连克里姆林宫里都有这帮人。”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斯大林是和叶若夫和莫洛托夫一起策划的大清洗，但布琼尼的回忆录表明，斯大林在他的整个社交圈子里都没有隐藏自己的企图，从私人医生到政治局，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即将加入这场与全国所有敌人的“大决战”。“我们必须消灭他们，连他们的脸都不用瞧一眼。”布琼尼估计，这里的“他们”就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及以约纳·雅基尔和扬·加马尔尼克为首的高级军官们，5月1日白天在列宁墓上检阅游行的人当中就有他们。布琼尼后来表示很希望自己猜错了。但档案资料却揭露了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二人一直在敦促斯大林“消灭”红军中的敌人，一直催了一年多。出席伏罗希洛夫家的宴会的客人们很可能不仅支持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而且还曾疯狂怂恿过他：例如，伏罗希洛夫就在一年前给斯大林发了一封截获自德国使馆发给柏林的情报，大致内容是图哈切夫斯基突然不再是那个“法国爱好者”了，现在他又“十分佩服德国军队”了。
图哈切夫斯基早在内战时期就与斯大林结下了梁子，但他同时也是斯大林手下最有天赋的将军，这就让他注定成为了斯大林在军队中的头号目标。在卡冈诺维奇的描述里，图哈切夫斯基是个“有教养的贵族，英俊、聪明、有才干”，不会轻易上当受骗，这也是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憎恶他的原因。斯大林还给这位风流泼辣的性格人物起了个“拿破仑尼克”的外号，卡冈诺维奇则改编了一下拿破仑的名言：“图哈切夫斯基在自己的背包里藏了一根拿破仑的权杖。”
图哈切夫斯基有着布尔什维克式的残酷无情，对农民起义者使用毒气就是他的成就之一。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时，这位“军事思想企业家”（一位当代历史学家对他的称呼）策划了对红军的大规模扩军，由他发起的军队机械化进程也为所谓的“纵深作战”提供了作战力量：图哈切夫斯基对装甲兵及制空权时代的见解让他与斯大林的那帮依然活在骑兵冲锋与装甲列车时代的守旧密友们产生了冲突。斯大林在1930年时就想用叛国罪来诬陷图哈切夫斯基，但谢尔戈和其他人并不赞同，还让图哈切夫斯基当上了国防委员部副委员。但在1936年5月，易怒且报复心极强的伏罗希洛夫与图哈切夫斯基又起了一次冲突，后者的义正辞严的批评让伏罗希洛夫恼羞成怒，对他大喊“去***！”二人事后虽然达成了和解，但紧接着红军指挥官们中就出现了第一拨阶下囚，他们在审讯中供出了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字。在1月的公审中，更多将军的名字被提了出来。雅戈达、耶努吉泽以及那些无知的将军们让大清洗的篝火烧得更旺了。
5月11日，图哈切夫斯基被免去了国防委员部副委员的职务，被贬职到伏尔加军区。13日，斯大林拍着图哈切夫斯基的肩向他保证说他很快就能回莫斯科工作了。后来领袖恪守了诺言，22日，图哈切夫斯基回到了莫斯科，只不过是被抓回来的。叶若夫和伏罗希洛夫细致地安排了全部抓捕行动，基本上整个最高指挥部都进了监狱。
叶若夫本人亲自负责审讯。在与斯大林的一次会面上，维辛斯基像条哈巴狗一般向他推荐对犯人们进行刑讯逼供。
“你自己看着办吧。”斯大林如此命令“黑莓”，后者随后便赶回了卢比扬卡，监督审讯者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折磨，“但我们应该逼图哈切夫斯基全部交代啊……他不可能没有同伙。”图哈切夫斯基于是便遭到了刑求。
就在这场闹剧的进行之中，斯大林的母亲于1937年5月13日去世了，享年77岁。三位教授和两位医生共同签署了死亡证明，证明她死于心肌硬化。波斯克列贝舍夫审核通过了官方声明。斯大林亲笔用格鲁吉亚语为母亲的花圈上写了悼词：“亲爱的母亲，你的儿子约瑟夫·朱加什维利致以哀悼。”他署的是自己的原名，也许是为了表明“索索”和“斯大林”这两个身份之间的差异。由于正忙着诬陷图哈切夫斯基，斯大林没有出席葬礼：贝利亚夫妇和他们的儿子谢尔戈代他主持了葬礼，斯大林后来问起了这些事，似乎对自己的缺席感到了愧疚。
几天后，就在叶若夫在斯大林的办公室进进出出的同时，已经基本崩溃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供出了耶努吉泽在1928年就已经把他拉上了贼船，承认自己是个与布哈林合谋夺权的德国间谍。一直留存在档案中的图哈切夫斯基供词上还带着棕褐色的斑点，基本可以确定就是他的血迹。
斯大林还需要让政治局全体都相信这位军人的罪名。被逮捕的指挥官之一雅基尔曾是卡冈诺维奇的好友，后者就被叫到了政治局，斯大林就那段友情对他进行了盘问。卡冈诺维奇提醒斯大林，是他自己一直坚持提拔雅基尔，这时领袖嘀咕道：“好吧，我记得这事……那就结案吧。”将军们屈打成招给出的供词让卡冈诺维奇大为惊诧，他现在相信了“军官们之间有阴谋”。米高扬同样也跟很多落马的人有交情，斯大林就把乌博列维奇承认自己是德国间谍部分证词读给他听了：
“似乎确实难以置信，”斯大林承认了，“但这就是事实，他们已经承认了。”犯人们甚至在供词的每一页上都签了字，以免“遭人篡改”。
米高扬说：“我相当了解乌博列维奇，一个相当诚实的人。”斯大林见状表示军方自身会给将军们一个裁决的，想打消他的疑虑：“他们了解真实情况，他们会弄明白孰是孰非的。”
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鲁祖塔克也被斯大林扔进了这锅政治乱炖，此举也许是为了杀鸡儆猴，但可以肯定的是鲁祖塔克是第一个被捕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他跟那些没有艺术修养的朋友们厮混得太多了。”莫洛托夫如此回忆道，在布尔什维克暗语中，“没艺术修养的人”其实反倒指的是有文化素养的人。在逐渐成为了一个贪图享乐的人之后，“他一直与我们保持着距离”。斯大林的那些结交于二十年代的盟友的共性之一就是不可靠，鲁祖塔克也是如此，他甚至在基洛夫被刺杀后不久就敢指责斯大林对他进行诽谤。斯大林的回复是：“你错了，鲁祖塔克。”在一次晚宴上，鲁祖塔克和其他一些演员一同被逮捕了——据说在被关进卢比扬卡数周之后，宴会的女宾们还穿着已经形同破布的晚礼服。“他跟一帮不知道打哪儿来的人纠缠不清，跟女人们混在一起……”莫洛托夫这样说道，卡冈诺维奇还添了一句：“还有妙龄少女。”也许太爱交际才是鲁祖塔克被枪决的真实原因。但莫洛托夫还说了这样的话：“我觉得他不是蓄意加入阴谋集团的。”尽管如此，鲁祖塔克还是有罪：“我们不能凭个人印象办事。毕竟我们已经拿到了能证明他有罪的材料。”NKVD已经开始了对大量老布尔什维克的抓捕，那些曾招惹过斯大林的格鲁吉亚老古板首当其冲。
到了要抓人的时候，一开始斯大林还是会依照党的传统向其他领袖们征求意见：档案中那些署有姓名的选票向我们展现了这个过程中的骇人狂热。领袖们一般只会在选票上写上“支持”或者“同意”，但他们有时也会在急于表露自己的嗜血欲望时加上一些如疯狗一般的嘶吼：“无条件同意。”布琼尼在对逮捕图哈切夫斯基和鲁祖塔克投赞成票时如此写道。“绝对有必要干掉这个人渣。这些叛徒应该全部被从地表抹掉，他们是最恶毒的敌人，也是最恶心的渣滓。”叶戈罗夫元帅写下了这样的话。而当时他自己的演员妻子（就是在1932年11月的晚宴上与斯大林调情的那位）已经在被调查之中了。
6月1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在克里姆林宫里召集了一百多名指挥官，告诉他们，他们的最高指挥部已经遭到了德国间谍的彻底渗透。伏罗希洛夫为众人揭露了这个“反革命法西斯阴谋团伙”，也承认自己曾与部分密谋者私交甚好。他甚至承认自己先前不愿接受事实都是罪过！第二天，斯大林发话了，在一场与会者人人自危的会议上，一阵瘴气被他像变戏法一样放了出来：
“我希望没人会怀疑这个军政阴谋的存在。”斯大林威胁道，他的说法是图哈切夫斯基已经被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耶努吉泽、雅戈达以及鲁祖塔克收买了。就像谍战小说家一样，斯大林也在为自己的真人版小说搜寻桃色资料，图哈切夫斯基和耶努吉泽的风流韵事自然成了他的好素材。“有个潜伏在德国柏林的经验老到的女间谍……约瑟芬妮·海因策……这个女人很漂亮……耶努吉泽就被她策反了。她还帮着把图哈切夫斯基也策反了。”参加会议的军官们当中有不少人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就直接被捕了，剩下的人自然只能选择对斯大林言听计从。
伏罗希洛夫正在因复仇成功而狂喜。“我从来就没信任过图哈切夫斯基，也根本没信任过乌博列维奇……他们就是两个无赖……”伏罗希洛夫向国防委员部如此表态，帮着斯大林渲染他的小说里的色情情节，还说：“同志们，我们尚未清除掉所有敌人。我个人绝不怀疑有些人认为自己只是过过嘴瘾，仅此而已。他们这样嘀咕道：‘要是把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弄死就好了”……我们的政府会把这样的人全部消灭。”
“没错就是这样。”听众们一边鼓掌一边喊道。
伏罗希洛夫还没说够：“他们就是一帮堕落分子，私生活极其肮脏！”
6月9日，维辛斯基会见了罪犯们，还向斯大林报告了两次，于晚上10:45抵达克里姆林宫中的“小角落”。政治局委员们在桌前传阅了被告们的申诉书。斯大林在雅基尔的申诉书上写道：
“这人既是个无赖也是个娼妓。”
“这个描述完全准确。”伏罗希洛夫奴才般地补充道。莫洛托夫只是签了字，但雅基尔最好的朋友卡冈诺维奇已经恨不得在旧友的坟头跳舞了：
“对于这个叛徒、杂种以及贱货来说，只有一种处罚办法——死刑。”
11日，最高法庭召开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专门审判“叛徒们”。满怀恶意的乌尔里希是军事合议庭的代表，但更重要的审判员还是那帮没获罪的元帅们。布琼尼在其中最为活跃，说自己的前同事们对组建装甲师的主张也是在“搞破坏”。
“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图哈切夫斯基如此评论针对自己的指控。这次没人提到那个美艳绝伦的德国间谍约瑟芬妮。带着不详的预兆，很多将军都被控为“第二个祖国”服务，雅基尔的比萨拉比亚犹太人身份成了一项致命证据。大部分审判员都担惊受怕：“明天站在那的就该是我了。”这是身为审判员之一的军级指挥官贝洛夫在事后对朋友说的话（他说对了）。当天23:35，所有人都被判处死刑。乌尔里希之后立刻跑去向斯大林汇报，正在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以及叶若夫一同等待结果的斯大林根本没再仔细阅读判决书，只是说了一句：“同意。”6月12日清晨，也就是法庭作出判决的仅仅数小时后，叶若夫和乌尔里希就去监督死刑的执行了。斯大林对行刑的细节一如既往地好奇，与虐待狂别无二致。
“图哈切夫斯基说了什么遗言？”斯大林问叶若夫。
“这个阴险小人说自己对祖国与斯大林同志绝对忠诚。他请求宽大处理。显然他根本不诚实，死到临头了还嘴硬。”
除了乌尔里希、布琼尼和沙波什尼科夫之外，所有曾参与围攻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审判员也都在后来被枪决了。布琼尼也因为对大清洗表达过质疑而差点被抓，审判结束后不久，NKVD就来他家抓他了。布琼尼掏出手枪，要把来抓他的契卡打死，同时也给斯大林打了电话，领袖随后叫停了抓捕行动。但布琼尼的妻子就没那么幸运了。
伏罗希洛夫对军队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清洗，在给NKVD的信中要求逮捕300名军官：到了1938年11月29日，伏罗希洛夫吹嘘道已经有40000名军官被捕，另有100000名新人得到了提拔。5个元帅中的3个、16名司令中的15个、67名军级指挥官中的60个以及全部17名政委都遭到了枪决。在与其他军官们的非正式会面上，斯大林十分正式地怂恿这场猎巫运动继续开展：
“我们不清楚到现在还能不能公开谈论人民的敌人这些事……”海军司令劳欣问道。
“你的意思是向公众谈论此事？”斯大林也问了他。
“不是，我说的是就在这里，在内部谈论。”
“我们必须这么做，这是我们的义务！”斯大林答道。司令官们点名谈到了一些军官：
“戈尔巴托夫现在开始担心了。”库利科夫——一位驻扎在乌克兰的师级指挥官——报告道。
斯大林的回复是：“如果他要是个诚实的人，为什么还要担心？”
“我不能说他是清白的，他肯定跟阴谋有关。”库利科夫说。
“那他现在害怕吗？”斯大林问道。
军队是最后一支能阻止斯大林的力量，在这个独裁者摧毁了他们的最高指挥部后，军方有充分的理由反抗。将军们有可能已经知道了斯大林曾当过奥克瑞纳的双料间谍的秘闻并考虑过采取行动。对于军队遭到清洗的惯常解释是，斯大林上了德方假情报的当，相信自己的将军们正在密谋发动政变。希特勒的特务大师海德里希利用捷克总统贝奈斯把斯大林引入了骗局，贝奈斯好心办了坏事。但在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的过程中，苏联人根本没用上德国人给的证据，他们也没必要用。在灭掉图哈切夫斯基这件事上，斯大林完全不需要德国人的假情报以及神秘的奥克瑞纳文件来让自己下定决心，毕竟他早在1930年就开始琢磨这件事了，那时离希特勒掌权还有3年。另外，斯大林和他的亲信们也一直坚信一旦对某个军官起了哪怕一丁点儿疑心，那么此人不仅绝无可能再度获得信任，连活命都是奢望。斯大林在一封未署日期的字条中跟伏罗希洛夫回忆起了那些在1918年夏天被捕的军官们。他写道：“我们当时想把那些军官集体枪毙。”一切都未曾改变。
即将降临到整个红军头上的厄运有个人形化身，此人也在整场屠杀中担当了伏罗希洛夫的助手，他就是与斯大林和叶若夫共同策划新闻报道的《真理报》编辑列夫·麦赫利斯，他也是斯大林的庭臣中跃上全国舞台的人中的佼佼者，从过去的新闻界灾星变成了现在的军界中的梅菲斯托费勒斯般的邪灵，人们常用“鲨鱼”和“阴暗恶魔”来形容他。甚至斯大林本人都把他称作一个“狂徒”，觉得他难以控制，还喜欢跟把此人的“荒唐可笑的热情”当成故事讲给别人听。
麦赫利斯的一头黑发既像乌云又像鸟羽，一张尖脸让他看起来就像只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他的角色就跟莫洛托夫或者贝利亚差不多。麦赫利斯于1889年生于敖德萨的一个犹太家庭，14岁时结束了学业，但在1918年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此前一直在犹太社会民主党内工作。在内战中，麦赫利斯作为一名政委在克里米亚无情地处决了上千人。麦赫利斯在苏波战争期间与斯大林初次见面，在成为他的助手后，了解到了所有机密。他为了“我的亲爱的斯大林同志”而在这场令人胆寒甚至癫狂的浪潮中疯狂工作，由于精力过于充沛且天赋过于突出，麦赫利斯不会像波斯克列贝舍夫那样安于藏在幕后。在跟一个犹太医生结婚后，麦赫利斯把带着红绶带的列宁像摆在自己孩子的婴儿床里，还在一本特别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这位苏维埃新公民对那个秃脑袋的反应。1930年，斯大林将麦赫利斯任命为《真理报》编辑，后者在编辑部中对作家们的管理格外残暴。
在沙俄军队中原本只是一个掷弹兵的麦赫利斯现在已经官至国防委员部副委员、国防委员部政治部主任，如同《启示录》中四骑士胯下的马一般降临到红军之上。斯大林和他的五人组现在已经为一整代人设计好了一场骇人的屠杀大乐透。
《Stalin》读后感(三)：第16章 带上同伴；架上囚犯：作秀公审
尽管阴霾越来越厚重，但巨头们、贝利亚以及其他家属还是把斯大林的生日聚会闹得“吵吵嚷嚷、欢天喜地”。穿着新白色元帅制服的伏罗希洛夫神采奕奕，他的老土妻子嫉妒地盯着玛丽亚·斯瓦尼泽身上的那条来自柏林的裙子。晚餐后的歌声与舞蹈就和过去一样：日丹诺夫弹出了和声，其他人唱着阿布哈兹歌、乌克兰歌、学生歌还有新奇歌曲。斯大林还特意给日丹诺夫订了架钢琴。在狂欢中，乌克兰的领导人之一，波斯特舍夫，跟着莫洛托夫慢舞了起来——“这对舞者引起了斯大林和全场客人的大笑”。这也是在战后的斯大林宫廷中变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声名狼藉的强制性男子二人舞的初试水。
斯大林占据了唱机，甚至还跳了几段俄罗斯舞。米高扬跳起了列兹金卡。跳着狐步舞的斯瓦尼泽家人邀请斯大林加入，但他说自己自从娜迪娅死后就不再跳舞了。生日会一直持续到凌晨四点。
1936年春，对老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抓捕范围还在扩大，已经入狱的那些则遭到重审。涉嫌“恐怖”行动的人等待着枪决。但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还是一项新政治作秀的诞生：斯大林的大审判的第一幕。负责此事的是叶若夫——这位前景光明的理论家甚至还在写着一本获得了斯大林亲自批改的关于季诺维也夫及其同党的书。国家安全委员雅戈达对“胡说八道”还能成书很是怀疑，虽然他还有职权，但叶若夫一直都在给他捣乱。暗中破坏同行的工作让本就虚弱的叶若夫精疲力竭。不久后，卡冈诺维奇就针对叶若夫的亚健康状态向斯大林提出了建议，在领袖同意后，叶若夫再次获得了两个月的特别假期以及3000卢布。
作秀公审的主要被告人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的一些故交也被逮捕，被迫说服老友在审判中表演。斯大林本人一直在关注着审讯的每一个细节。NKVD审讯者必须全身心投入工作，从犯人嘴里逼出供词。我们能从斯大林写给NKVD的指示中读出十分恐怖的意味：
“把犯人架进审讯室，不招供他们就别想出来。”NKVD的叛逃者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对叶若夫的手段做出了最佳描述，其中包括他对那些不愿指证季诺维亚夫和加米涅夫的“证人”的威逼。斯大林的办公室经常来电，一连好几个小时地询问新消息。
“你觉得加米涅夫会不会拒绝坦白？”斯大林问米罗诺夫，雅戈达手下的一个契卡。
“我不知道。”米罗诺夫答道。
斯大林说：“你不知道？那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所有工厂、机械设备、整个陆军和他们的所有武器装备以及整支海军全加起来有多重呢？”米罗诺夫以为斯大林在开玩笑，但领袖脸上没有笑容。“好好想想，然后再告诉我？”斯大林的眼神一直没离开米罗诺夫。
“没人能知道这个，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那是个天文数字。”
“那好，那一个人又能受得住这个天文数字一般的重量的压力吗？”
“不能。”米罗诺夫答道。
“好吧……要是你的公文包里没装着加米涅夫的供词，就别来向我报告。”就算他们没遭到肉体折磨，但威胁和睡眠剥夺的摧残也让患有哮喘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身心俱疲。在盛夏的高温中，他们所处的囚室还开着暖气。叶若夫还用加米涅夫的儿子的命来威胁他。
就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审讯的同时，罹患流感和肺炎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已经奄奄一息。这位年迈的作家的幻想现在已经彻底破灭了。在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因为流感而神秘死亡后，任谁都能看出老作家身边的那些契卡的危险。雅戈达和高尔基的家庭医生们将在后来被控杀害小高尔基。小高尔基死后，他的女儿玛塔回忆起雅戈达曾经每天早上都会在去卢比扬卡上班时顺道来她们家喝咖啡，还跟她母亲调情：“他爱上了蒂莫莎，还想让她也对他报以好感。”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妻子回忆道。
“你还是不了解我，我无所不能。”蒂莫莎已经快疯了，雅戈达还在威胁她。作家亚历山大·季霍诺夫表示他们已经开始了一段婚外情，玛塔对此表示否认。斯大林到访高尔基家时，雅戈达还在逗留，他依然爱着蒂莫莎，但也越来越担忧自己的安危。在政治局离开后，雅戈达偷偷问高尔基的秘书：“他们来了吗？他们现在走了吗？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他们提到我们了吗……？”
斯大林让高尔基为他写传记，但他却在任务面前退缩了。不仅如此，高尔基还给斯大林和政治局疯狂写信，提出了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们“把全世界的书都重写一遍”这样的一些疯狂建议。斯大林为没能及时回复高尔基的信件而道的歉也说得越来越过分：“在处理通讯事务的时候我就懒得像头猪。”领袖向作家如此坦白，“你感觉如何？健康吗？你的工作怎么样？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很好。”NKVD还曾印刷过假的《真理报》，高尔基就是读者之一，他的朋友加米涅夫被捕的新闻肯定不在假报纸上。高尔基现在已经意识到自己被软禁了，他抱怨道：“我被包围了，被困住了。”
在6月的第一周里，由于病情恶化，高尔基基本一直都在睡觉。虽然得到了最好的医生的治疗，但情况没有好转。
高尔基说：“让他们来吧，只要他们能及时赶到的话。”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很高兴地看到高尔基快要“康复”了，但这是在注射了樟脑针剂以后的反应。斯大林控制了高尔基的病房：
他问道：“为什么屋里有这么多人？坐在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身边的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又是谁？她是个修女吗？就差手里捧根蜡烛了。”其实那人是莫拉·布德伯格男爵夫人，高尔基和H.G.威尔斯共同的情妇。“把这帮人都轰出去，只有那个穿白衣服的女人留下来，她是负责照顾他的……这里的气氛怎么跟办葬礼似的？没病的都能死在这屋里。”斯大林不让高尔基再讨论文学了，叫来了红酒，向作家举杯，还拥抱了他。第二天，斯大林在再次到访高尔基家时得知他已经病重到不能见访客的程度了：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我们在凌晨两点时探望了你，你的脉搏是82。医生们不让我们进来看你。我们服从了。我们所有人都向你致以问候，我们最真挚的问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也在这封领袖亲笔的字条下签了名。
高尔基后来开始吐血，最终在6月18日死于肺结核、肺炎以及心脏衰竭。后来高尔基家的医生们和雅戈达一起被控蓄意谋杀高尔基：他们当然承认了这个罪名。高尔基很适时地死在了季诺维也夫审判开始之前，但保存在NKVD档案中的医疗记录显示的死因是正常死亡。
雅戈达还在高尔基家的餐厅里躲着，斯大林已经开始针对他了：“那个在这里躲躲藏藏的是个什么东西？把他轰走。”
终于在7月，季诺维也夫要求要跟加米涅夫单独谈话。后来二人要求要和政治局沟通：如果党能保证不判死刑，他们就能认罪。伏罗希洛夫一直都盼着能抨击这两个“人渣”：在他收到一些针对他们的证词后，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这些坏分子……全都是长着托洛茨基的脸的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已经完蛋了。在我们的国家里，在上百万愿意为祖国而死的人当中，都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这些人渣必须被彻底清除……我们需要让NVKD妥善展开清洗……”可以看出，伏罗希洛夫似乎是领袖中真的发自内心地支持对之前的反对派的恐怖政策与清洗的一个。7月3日，斯大林回信了：“亲爱的克利姆，你读了那些证词了吗……？你对这帮托洛茨基的资产阶级走狗们怎么看……？他们想把政治局里的所有人都除掉……人能堕落到这种程度，难道不奇怪吗？J.St.”
在从卢比扬卡到克里姆林宫的这段短促车程里，陪着那两个近乎崩溃的男人的是雅戈达，他们的目的地也是两个罪犯曾经的家。在走进那间曾见证过加米涅夫所主持的多次政治局会议的屋子时，他们发现只有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在场。其他政治局成员都去哪了？
斯大林告诉他们自己和伏罗希洛夫组成了一个政治局委员会，成员就是他们俩。我们都知道克利姆的恶毒，他在场很合理，但为什么没有莫洛托夫？也许这个审慎行事的铁屁股觉得在老布尔什维克们面前撒谎不合礼节：对于杀人，他肯定不反对。
加米涅夫求政治局保证留他们一条命。
据奥尔洛夫回忆，斯大林是这样回应的：
“一份保证？我们能做出什么保证？简直荒唐！也许你想要个经过国际联盟批准的官方条约？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以为自己是在市场上为了匹偷来的马而讨价还价，但这里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如果政治局作的担保还不够，那我看也不用再谈了。”
伏罗希洛夫喊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摆出了一副跟政治局谈条件的样子。要是这俩人有一点点常识的话，他们早就给斯大林跪下了……”
斯大林提出了不杀这二人的三个理由——首先审判的被告人是托洛茨基；其次，既然之前在他们反对党的时候没有枪毙他们，那为什么现在要在他们帮助党的时候枪毙他们；最后，“同志们不能忘了我们是布尔什维克，是列宁的信徒，我们不愿让老布尔什维克流血，不管他们过去的罪孽有多么深重……”
疲惫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意在庭上承认自己有罪，前提是不能枪决他们，也不能危及他们的家人。
“你们不说我们也不会这样做的。”斯大林结束了会议。
斯大林开始编纂季诺维也夫案的剧本了，像个不入流的编剧那样陶醉于自己的夸张天赋之中。新公开的档案揭露出斯大林当时甚至把自己的高谈阔论口述给新任总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后者就这样在笔记里记下了自己的“台词”。
7月29日，斯大林在一份通告中宣布一个名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的巨型恐怖组织曾试图刺杀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谢尔戈、日丹诺夫以及其他人。被列入这份恐怖组织的目标名单就意味着被斯大林当成了值得信任的人，一份刺杀名单因此竟成了一个怪诞的光荣榜。让我们想象一下领袖们像学生们争相在足球队阵容中寻找自己的名字那样在刺杀名单里确认自己上榜的景象。意味深长的是，莫洛托夫没有入选遇刺代表队，这曾被人视作是莫洛托夫反对大清洗的证据，但这次落选似乎与莫洛托夫在另一场与斯大林的争执后暂时失宠有关。莫洛托夫曾大言不惭地表示：“我一直都支持党采取的手段。”但在档案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暗示：莫洛托夫已经被叶若夫锁定为了目标。NKVD已经抓走了他家的德意志族保姆和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莫洛托娃，莫洛托夫还因为这个跟雅戈达发过牢骚。一个契卡举报莫洛托夫“有不当举止……莫洛托夫表现得很恶劣。”11月3日，叶若夫把这份检举发给了莫洛托夫，也许是对他的一次警告。
在审判前的一段时间里，叶若夫一直是与斯大林关系最近的助手，而已经失宠的雅戈达只跟领袖见了一次面。斯大林埋怨过雅戈达的工作情况：“你干得太差了。NKVD已经得了重病。”最终雅戈达受到了传唤，斯大林大喊道要打断他的鼻子，如果他再不振作起来的话。斯大林在8月13日与叶若夫的会面中所写的字条充分展现了他当时的心情。在一条涉及解雇某名官员的字条中，斯大林这样写道：“把他轰出去？对，把他轰出去！具体情况找叶若夫去谈。”字条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这句话：“去问叶若夫。”
一系列著名的作秀公审中的第一场于8月19日在联盟宫二层的十月大厅开幕了。350名观众中主要是穿便衣的NKVD人员、外国记者以及外交官员。在大厅中央，有一座比地板高出一截的讲台，以乌尔里希为首的三名法官装腔作势地坐在盖着红布的王座一般的椅子上。这场大戏的真正明星，总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将凭借他的狂怒表演与带着学究气的铁齿铜牙而名扬欧洲，此时他正坐在观众们的左边。坐在右边的16名被告已经成了16张形容枯槁的皮囊，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NKVD士兵看守着他们。被告们身后的门通往一个套间，这个套间已经成了跟电视台的演员休息室功能类似的地方。在套间的会客室里摆着三明治和点心饮料，雅戈达会在审判间隙与维辛斯基和被告们在这里交换意见。
据说斯大林本人就躲在一个位于大厅后方的嵌入墙中的长廊里，长廊的窗户上装了深色玻璃，管弦乐队曾经在这里为贵族演奏瓜德利尔舞曲。据称还有烟斗里冒出的烟从这里散了出去。
13日，就在审判开始的六天前，斯大林在又会见了一次叶若夫后乘火车前往索契。斯大林在审判期间根本不在莫斯科的事实在此后的六十多年里一直不为人所知，苏维埃体制的保密系统的密不透风又一次得到了展现，但斯大林在索契也一直对莫斯科的大戏保持着密切关注，就和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的状态一样。共有装了87个NKVD包裹的审讯和对峙记录、日常报纸、备忘录以及电报被送到了别墅游廊上的那张柳条桌子上。
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跟着斯大林一起检查每个细节。原来的门徒已经比自己曾经的靠山的地位还要高了——现在在每封电报的最后，叶若夫的名字都在卡冈诺维奇之前。不可一世的自导自演大师在遥远的索契掌控全局，身在莫斯科的另外两人则则变成了公关人员和剧院经理。17日，卡冈诺维奇和叶若夫给他们的主子发去了报告：“我们已经搞定了媒体报道……细节如下：1，<真理报>和<信息报>将每日发表一篇篇幅为一页的审判报道。”18日，斯大林下令在次日开始审判。
在对被告们的控告中有很多罪名听起来都很蹩脚，而罪行的幕后主使则全都是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密谋集团（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他们已经成功杀害了基洛夫，但对斯大林和其他人的刺杀却一直没能得逞（他们从来没算计过莫洛托夫）。在接下来的六天里，被告们顺从地承认了所有罪名，来自西方的观者对此大为惊奇。
审判中的用语就跟象形文字一样晦涩难懂，只有在明白了布尔什维克的世界中的善与恶之后才能弄懂这个伊索寓言一般的语境，在布尔什维克那充斥着阴谋的世界观中，“恐怖主义”指的就是“任何对斯大林的政策与品格的怀疑”。斯大林的所有政敌全是想要谋害他的刺客。只要凑齐两个“恐怖分子”就能组成一个“阴谋集团”，只要把来自不同派系的杀手弄到一块，就能造出一个“统一阵线”，这个名字听起来似乎非常全球化，相当唬人，但实际上非常布洛菲尔德。这些大清洗中的行话在展现斯大林内心的不安的同时也体现出布尔什维克的多疑，这是数十年的地下活动留下的后遗症。
就在这些已经被彻底摧垮的男人们背诵台词的同时，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则在自己的表演中把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传教士的带着怒火的胡言乱语和来自巫医的恶毒诅咒精彩地合二为一。维辛斯基身材矮小，角质镶边的眼镜后面是一双“明亮的黑眼睛”，他的发红的头发有些稀疏，鼻子很尖，打扮得衣冠楚楚，“衣领洁白，领带上带着格纹，西装剪裁得很得体，嘴唇上方的灰白色胡子修建得很整齐，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旁观者觉得他看上去就像“一个事业有成的股票经纪人，似乎经常在辛普森吃午餐，在桑宁戴尔打高尔夫球”。维辛斯基生在敖德萨的一个家境富裕的波兰贵族家庭，早年曾跟斯大林在一个牢房里蹲过监狱，他会把父母送来的装在大篮子里的食物跟斯大林分享，当年与那个狱友同吃一篮子饭的维辛斯基也许就这样不知不觉地为自己在后来的大清洗中保命做出了投资。但身为一名前孟什维克，维辛斯基对斯大林惟命是从，对犯人则极其嗜血：在三十年代里，维辛斯基接连不断地在给斯大林的字条中提议枪决罪犯，这些罪犯一般都是“准备把斯大林置于死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字条一般都以这句话收尾：“我建议执行VMN——枪决。”
53岁的维辛斯基对下属的态度是出了名的恶劣，面对上级时又十分低三下四：他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用“杰出”一词来形容他，甚至波斯克列贝舍夫也是“杰出”的人（维辛斯基很聪明地跟他拉近了关系）。下属们都一致认为维辛斯基是个“凶恶阴险的人”，这位总检察长虽然“受过优良教育”，但却对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基本规则深信不疑：“我一直相信要不断把人往绝路上逼”但其实他自己也总是站在悬崖边缘，总是犯湿疹病，在时刻活在恐惧里的同时还在助长心中的恐惧。警觉、亢奋且机智，他在令西方人钦佩的同时也用自己的法医式作风和歹毒的风趣让他们胆寒：正是他在后来如此描述罗马尼亚人：“他们算不上是个民族，更像是个职业”。维辛斯基还以自己的恶名为傲：在1947年于伦敦拜见玛格丽特公主时，他对负责进行介绍的外交官耳语道：“请在介绍我时把我以前的‘著名的莫斯科审判的总检察长’这个头衔加上。”
叶若夫和卡冈诺维奇每天都必须在“接待套间”里收听审判过程，像这样把审判经过报告给斯大林：“巴凯耶夫在供词中表示他曾就针对基洛夫展开恐怖行动一事向季诺维也夫做过报告，季诺维也夫在庭上确认巴凯耶夫的证词准确无误……”在向他们的身兼导演编剧演员三职的领袖报告他的剧作的成功上演时，这些奴才欣喜若狂。
但记者当中仍有很多人对审判深表怀疑，NKVD的可笑失误更加深了他们的疑虑：在庭上，有人说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曾派人在丹麦的布里斯托尔酒店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行刺——但事实是这家酒店早在1917年就被拆了。
“你提那个酒店干什么？”据说斯大林急得喊了出来，“你应该把地点说成‘火车站’。火车站一直都在那。”
除了台上的演员们以外，整出戏其实还有更多参演者，因为被告们还会在供词中牵扯上更多人，其他著名“恐怖分子”在接下来的审判中出现的可能性也就更大。第一场公审的被告把军队指挥官、卡尔·拉狄克等左派以及布哈林、李可夫以及托姆斯基等右派都捎带上了。维辛斯基随后宣布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也将被立案调查。
台下的演员们的表演方式各不相同：颇具天赋的记者卡尔·拉狄克也是一个著名国际革命者，圆眼镜、络腮胡子、烟斗、皮靴和皮大衣为他塑造出了一个怪异形象，在三十年代早期曾与斯大林关系十分密切，经常在德国政治方面给他提建议。作家们总觉得能凭借笔杆子救自己于水火。现在斯大林下令，“尽管理由不太充分，但我提议暂缓对逮捕拉狄克一事的讨论，让他先在<消息报>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斯大林偶尔会给老朋友一些机会，甚至有时还会暂时迁就他们，有时这也会让斯大林那本就不直来直去的拍戏进程再次发生变化。
22日，被告们表示拒绝为自己辩护。政治局——卡冈诺维奇、谢尔戈、伏罗希洛夫以及丘巴尔——和叶若夫一起向领袖请求指示：“现在批准任何上诉都不合适，”斯大林反驳道，他之后在次日晚上11:10对媒体该如何报道判决结果给出了严格指示。我们能从指示中看出，这位自编自导的编剧觉得最终的裁决还需要“在文体上再作润色”。半小时后，斯大林担心自己编排的这场审判会被外界当成“作秀”，于是又写了一份指示，他的政治化妆师们也已经在人民中煽动起了对恐怖分子们的义愤。公审与枪决的狂热支持者赫鲁晓夫在一天晚上来到中央委员会后发现卡冈诺维奇和谢尔戈正在逼着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为《真理报》编纂一首令人毛骨悚然的小诗。别德内依后来背诵了自己的作品，现场出现了一阵尴尬的停顿：
卡冈诺维奇说：“你写的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别德内依同志。”谢尔戈则勃然大怒并朝着别德内依大喊大叫。赫鲁晓夫也在一旁使劲瞪着那位诗人。
别德内依抗议道：“我改不了了！”但他还是得改。第二天，《真理报》上就刊登了他的诗《没有怜悯》，一同上报的还有歇斯底里的吠叫：
“彻底粉碎这些令人作呕的生物！必须枪毙这些疯狗！”
在法庭上，维辛斯基做了总结：
“这些资本主义疯狗企图把苏维埃最肥沃的土地一点点地肢解”——他用了这句本属于基洛夫的话。“我要求把这些疯狗全部枪毙——一个不留！”而疯狗们现在只得卑贱地认罪求饶。他们留下的字句即便是在70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仍十分可悲。加米涅夫在认罪后又站了起来，很明显，他没按剧本走。加米涅夫现在也只能为自己的孩子们求饶了，这也是他唯一的能给孩子们留言的途径：“无论最后他们判我什么刑，我在此事先承认裁决的公正。不要再回头了，”他告诉自己的儿子们，“继续前进……跟着斯大林。”法官们暂时退庭，在台下探讨其实早已事先确定完毕的裁决。两点半，法官们回来了，所有被告全部被判死刑，其中一人在听到结果后大喊：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万岁！”
在监狱中，战战兢兢的“恐怖分子们”颤抖地请求宽恕，他们一直还记得斯大林给他们留条生路的许诺。就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牢房中等死时，斯大林正在阳光明媚的索契等待消息，晚上8:48，一封电报来了。卡冈诺维奇、谢尔戈、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共同发报告诉领袖他们已经收到了被告们的上诉。“政治局提议将上诉全部驳回并于今晚执行判决。”斯大林接到消息后并没有回复，可能正在庆祝自己的这场即将完成的复仇，也可能只是在吃晚饭，但他肯定知道，对列宁生前的两位亲密同志的谋杀意味着他又朝着下一场巨大赌博迈进了一大步，接踵而至的还有对党组织自身的高压恐怖整治以及一场连他自己的亲友都没能幸免的血光之灾。斯大林又等了足足三个小时。
《Stalin》读后感(四)：第11章 宠臣遇刺
那年夏天，苏联内部的压迫似乎正在缓和。5月，国家政治保卫局（OGPU）主席缅任斯基死了，OGPU失去了他们的这位精通12种语言并一直在专心研究波斯语手稿的病怏怏的阴郁学究领导。媒体刊登了OGPU这个神憎鬼厌的组织已经与它的主席一同消亡的消息：国家政治保卫局被新成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吞并。俄罗斯的新自由似乎有望与新兴的爵士时代一同降临在苏联——但NKVD的新委员是曾在OGPU当过一阵领导的雅戈达。
虚假的解冻在雅戈达向斯大林背诵一首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之时得到了确认，曼德尔施塔姆和他的列宁格勒友人、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曾在这场泯灭人性的黄昏中写成过一些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诗，带着撕心裂肺的真诚。这样的作品在他们眼里自然不符合苏维埃的平庸标准。
雅戈达把这首诗熟记于心，这似乎是对曼德尔施塔姆的一种变相赞美。在这首诅咒、嘲讽斯大林的十六行诗中，苏联最高领袖成了“胡子拉碴的克里姆林宫山民”、“农民杀手”，他那“肥手指”就像“蛆一样油腻”（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曾跟曼德尔施塔姆抱怨过斯大林会在他常借的那几本书里留下油乎乎的指印），而其他领袖们就是“一群细脖子暴徒头目”，这句诗来源于曼德尔施塔姆对莫洛托夫那从领子中伸出的脖子和小脑袋的观察。斯大林虽然很生气，但他明白曼德尔施塔姆的价值。因此才有了那句给雅戈达的如同在指示如何保管一个天价花瓶的命令：“保留下来，但要与外界隔绝。”
5月16-17日夜，曼德尔施塔姆被捕，被判处3年流放。诗人的朋友们纷纷去找他在布尔什维克大亨们中的靠山求情。
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和诗人朋友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信息报》编辑部跟布哈林求情，阿赫玛托娃则找到耶努吉泽求情。布哈林在随后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曼德尔施塔姆是个一流诗人……但不太正常……备注：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对曼德尔施塔姆被捕一事感到十分震惊，其他人什么也不知道。”布哈林还曾这样提醒斯大林：“诗人们总是对的，历史站在他们一边……”也许这是布哈林的真情流露。
“谁下令抓的曼德尔施塔姆？”斯大林嘀咕道。
“真是丢人。”7月，斯大林知道自己的喜好会在即将召开的作家大会上掀起波澜，便给帕斯捷尔纳克打了电话，这类领袖致电作家的情况早已有了一套流程，波斯克列贝舍夫会先给接电话的一方打一个电话，告知他斯大林同志想要跟他通话：你必须守在电话前。领袖的电话打来时，帕斯捷尔纳克在自己的公共公寓里接了电话，告诉斯大林他听不清，因为有孩子在走廊里大叫。
“曼德尔施塔姆的案子正在接受复查，不会有事的，”斯大林这么说。之后他又加了一句：“要是我是个诗人，我的诗人朋友如果有了麻烦的话，我会想尽办法帮他。”帕斯捷尔纳克带着明显的个人风格试图向斯大林解释自己对友情的定义，但斯大林打断了他：“但他是个天才，对不对？”
“这不是重点。”
“那什么是重点？”被斯大林迷住了的帕斯捷尔纳克表示想跟他当面谈次话。斯大林问：“谈什么？”
“谈生与死。”帕斯捷尔纳克答道。一头雾水的斯大林挂断了电话。更有深意的对话还在后面，帕斯捷尔纳克紧接着又想通过波斯克列贝舍夫让斯大林接电话，但遭到了拒绝。帕斯捷尔纳克请求他把话转达给斯大林，波斯克列贝舍夫欣然同意。
斯大林一直以自己能领悟文学艺术之美而沾沾自喜：“他是个毋庸置疑的才子，”他曾这样描述另一个作家，“性格反复无常，但有才华的人都这样。那就让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吧，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
帕斯捷尔纳克的怪诞很可能在后来就了他的命。据称当别人向斯大林提议把帕斯捷尔纳克也抓了时，领袖如此答道：
“别再骚扰这个住在云端的人了。”
斯大林对文学的干涉虽然很出名，但这也不是新鲜事：就像尼古拉斯一世宽待了普希金那样，斯大林也宽待了他的作家们。斯大林总是装作一个普通的旁观者：“懂艺术的同志们会帮你的，我只是个半吊子。”但这个半吊子既是个美食家，也是个贪吃者。他的书信告诉我们，一大群给他写信的作家都得到了他那无所不能的评论。
最得宠的那个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一个法斯塔夫般的蹩脚诗人，他那“大铜锅一般的脑袋”上挂着一对散发着善意的眼睛。别德内依的作品经常被刊登到《真理报》上，他还曾陪斯大林度假，总是能给他讲出无数猥亵的故事。不仅得到了一套克里姆林宫的公寓，别德内依还成为了文学政治局的一员。但宠物也有激怒主人的时候：在一次冗长而又滑稽的通信中，别德内依用恭维的言辞和他的烂诗对斯大林展开了轰炸，他当时一直沉浸在克里姆林宫的各种酒后闹剧中。斯大林在给别德内依的一封信中讽刺道：“哈哈哈！说得比花鸡唱得还好听！”更要命的是，别德内依还像个死心眼儿一样驳斥斯大林的文学批判：“那俄罗斯的现在又该如何呢？”斯大林给他草草写道，“别德内依把俄罗斯的现在留在了错误之中！”
莫洛托夫补充道：“我同意。要是没有改进，他的东西就不能出版。”后来斯大林实在受不了这个酗酒诗人了，把他轰出了克里姆林宫：
“克里姆林宫墙内容不得任何丑闻。”斯大林在1932年9月如此写道。别德内依很受伤，但斯大林还是安慰了他：“你千万不要把搬出克里姆林宫当成被开除出党。很多受人尊重的同志都住在克里姆林宫外边，连高尔基也是！”弗拉基米尔·基尔松是高尔基的圈子里的一个剧作家，也是又一个喜欢把自己的所有作品都送交斯大林审阅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基金受助者。得宠时，基尔松写的都是对的：
“立即出版。”斯大林在把手稿还给《真理报》编辑之前在上面这样写道。在基尔松把新剧本递上来之后，斯大林在六天内就读完了全篇，回复道：
“基尔松同志，你的剧本写得不错。必须立刻编排成剧，引进剧院。”但真正让基尔松受赏的还是他的政治可靠度：恶毒地毁掉布尔加科夫的职业生涯的那群低能作家中就有他一个。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诞生后，基尔松曾在信中询问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自己是不是失宠了：
斯大林手书的信中如此写道：“你为什么要扯上信任的问题？你必须要相信中央委员会对你的作品绝对满意，而且很信任你。”还有些作家靠斯大林来解决私人纠纷：潘菲洛夫给斯大林写信说高尔基嘲讽自己的作品。那斯大林的反应呢？“没什么用，存到我的档案库里。斯大林。”
斯大林不会考虑对不讨自己喜欢的作家的用词，关于一篇文章，他曾这样写给伏罗希洛夫：“克利姆，我对此的感受是：这人是个一级废话大师，以为自己是救世主。好啊！好啊！斯大林。”当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写信要求斯大林释放一名电影导演时，斯大林评论道：
“你大麻抽多了吧！”斯大林最喜欢莫斯科艺术剧场，所以在对待这个剧院的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时也会相应客气一点，把自己对他的批评说成是其他人说的。“我不太喜欢那出叫‘自杀’的戏（尼古拉·埃德曼写的）……跟我最亲近的同志们都觉得它不光空洞，甚至还很有害……”
这些“最亲近的同志们”虽然比斯大林的文学修养要差得多，但也成了跟他一样的文学暴君：我们很难想象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以前是个没上过学的鞋匠）在一起探讨艺术的场景。莫洛托夫拿别德内依开了刀，荒唐地用人身威胁与文学批判对他进行混合攻击。爱说闲话的别德内依甚至有胆子在遭到莫洛托夫严厉教训时在他和斯大林之间挑拨离间：
“我看了斯大林给你的信。我完全赞同他的说法。除了他没人能说好那些话……”莫洛托夫知道有流言称领袖们之间意见不合，于是便警告他：“别德内依同志，那些事你也有份。我没料到会这样，这对一个无产阶级诗人可不是件好事……”莫洛托夫甚至还写出了有诗意的建议：“那太悲观了……你得为阳光（社会主义的英雄品质）打开一扇窗户。”
斯大林经常告诉高尔基和其他作家自己正在和卡冈诺维奇一起修改他们的文章，对于作家们来说，光是想象一下这个场面就已经足够可怕了。在剧院当观众时，斯大林自己发明了一套哑剧：他先把自己对一场新戏剧的看法告诉莫洛托夫或者卡冈诺维奇，之后这两个人就会给剧作者写信。在政治局的包厢以及其后的房间（即前包厢，领袖们会在表演的间隙在这里用餐）里，斯大林会对演员、剧本甚至剧院的装潢进行评论。他的每一条评论都会成为流言蜚语的源头，很多人的职业生涯甚至都取决于此。
斯大林后来还看了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编的关于彼得大帝的新剧。托尔斯泰也是个政治流亡者，也是仅次于高尔基的帝国第二富作家。有着伯爵头衔的托尔斯泰是个私生子，还是个叛逆的贵族，在1923年结束流亡回到俄国时，人们都把他叫做“工农伯爵”。这位文豪十分擅长解读斯大林，曾夸口道：“在这方面我就是个杂技演员。”他的作品《折磨》（On the Rack）曾遭到布尔什维克作家们的批判。斯大林在戏剧还剩一点没演完时离开了，神情沮丧的导演把他送到了专车前。剧院里的其他观众都觉察到了领袖的不满，开始对戏剧展开猛烈抨击，就在这时，得意洋洋的导演回来了，对所有人说：“斯大林同志在与我的私下交谈中给出了如下评价：‘精彩的戏剧。只可惜没有把彼得演得更英勇。’”后来在接见托尔斯泰时，斯大林把“正确的历史写作手法”传授给了他，以指导他的下一个项目——小说《彼得大帝》。
斯大林的哑剧在卡冈诺维奇否决先锋派戏剧导演梅耶荷德的新作品时再次上演了，失望的梅耶荷德一直追到了卡冈诺维奇的车前。但卡冈诺维奇也曾袒护过犹太演员所罗门·米霍埃尔斯。如同十八世纪的领主那样，布尔什维克巨头们会格外照顾自己的剧院、诗人、歌手以及作家，他们会在政治斗争中保护这些与他们串过门的门客。“每个人都得找个靠山，”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自己的那本如同时代道德实录的回忆录中如此写道，“别无他法。”但要是党要对门客们下手，领袖们则会迅速抛弃他们。
艺术家们都对斯大林入了迷：帕斯捷尔纳克一直都想见领袖一面。诗人吉多什曾在信中迫切地写道：“我能见你一面吗？”梅耶荷德也曾请求与斯大林见面并表示这样能“减轻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所承受的压抑”，最后还在署名时一并写下了“热爱您。”
“斯大林现在不在。”波斯克列贝舍夫回信道。
7月30日，就在希特勒发动长刀之夜的一个月后，斯大林前往他的索契别墅并在那里接见十分不情愿赴约的老宠臣基洛夫，得到邀请的还有一个新宠臣安德烈·日丹诺夫，他当时一定受宠若惊。但这场聚会其实有四个人参加，日丹诺夫还把自己的儿子尤里也带来了，长大后的尤里成为了斯大林眼中的苏联模范男人，他后来成为了领袖的女婿。他们为了书写俄罗斯的新历史而共聚一堂。
病中的基洛夫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喜欢的假日活动是和像谢尔戈那样的朋友一同露营打猎，而不是陪斯大林，这样的假期活动根本没有放松的功效。确实，斯大林的所有客人都有过从陪他一起度过的假日中逃脱的经历。基洛夫想走，但斯大林不想让他走。基洛夫意识到“斯大林已经较上了劲”，他没办法拒绝。基洛夫告诉妻子：“在这里呆着太无聊了……连过个清静的假期都不行。去***吧。”斯大林绝对不想让“我的基里奇”背地里这么说话，他也没料到基洛夫会这么反感和他共度假期。要是斯大林读了这些信，他对基洛夫的疑心肯定会大大加重。
三个领袖和一个小孩“坐在游廊的阳台上的桌子前，享受着美好的天气”，巨大的索契别墅里的庭院和小型室内游泳池都是为斯大林准备的。仆人们为领袖端上开胃小吃和饮料。尤里·日丹诺夫回忆道：“我们四个人到处闲逛，有时会在室内的书房里呆着，有时会去室外的花园里的凉亭里。”当时的氛围很轻松，既不紧张也不拘束。在休息时，基洛夫带着尤里去给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摘黑莓。每到晚上，基洛夫和日丹诺夫父子就会回到各自的别墅。有时孤单的斯大林还会跟着他们回家。“当时没有保镖，没有陪同的汽车，也没有NKVD的车，”尤里·日丹诺夫回忆道，“只有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旁边是司机，我父亲和斯大林坐在后排。”他们在黄昏时出发，在打开车灯后，他们看到两个女孩在路边想要搭便车。
“停车！”斯大林说。领袖打开车门，让女孩们坐在七座帕卡德的中间座位上。两个女孩认出了斯大林：
“那人是斯大林！”尤里听到她们在小声惊叹。两个女孩在索契下了车。“这就是那几年的气氛。”但这马上就要变了。
无论会晤的性质有多么非正式，也只有日丹诺夫和贝利亚等巨头能把自己的儿子带来见斯大林，尽管当时十几岁的尤里从5岁起就认识他。莫洛托夫解释道：“只有日丹诺夫能享受到斯大林给基洛夫的待遇，除了基洛夫之外，斯大林最喜欢日丹诺夫。他最看重他。”
英俊的日丹诺夫有着一双褐色的眼睛，身材魁梧，像个运动员，但有哮喘。他总是表现得很亲切，总是在笑，总是能讲出很多笑话。就跟基洛夫一样，日丹诺夫是个阳光灿烂的同伴，喜欢唱歌、弹钢琴，已经对斯大林有了很多了解。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于1896年生在黑海之滨的马里乌波尔，是个世袭贵族（和列宁、莫洛托夫一样），是契科夫式的知识分子的后代。日丹诺夫的父亲在莫斯科宗教学院取得了宗教研究硕士学位，和列宁的父亲一样，老日丹诺夫的工作也是在公立学校当督学（他的学位论文是‘老学究苏格拉底’），日丹诺夫的母亲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她的父亲是个神学院的院长。凭借这样的出身，日丹诺夫成了党的最高层里唯一一个来自十九世纪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人。他之所以能弹好钢琴，也是因为有一位颇具天赋的钢琴家母亲的缘故。
日丹诺夫在一所神学院就读（和斯大林一样），梦想是成为一个农学家。他20岁时在梯弗里斯加入了青年公务员训练学院，这让他“熟悉了格鲁吉亚的文化与歌曲”。和他一同长大的3个姐妹也都成了布尔什维克：其中有两个终生未婚，和日丹诺夫住在一起，成了对他指手画脚的老姑娘，令斯大林大为生气。日丹诺夫于1915年入党，在内战中担任政治委员时崭露头角，就和其他许多人一样。1922年时，日丹诺夫负责管理特维尔，之后又负责下诺夫哥罗德，在那里得到了担子更重的任命。
在对待党的事务时，日丹诺夫总是很拘谨、刻板，他的文件展现出了一种若非对某一方面已有百科全书般的了解否则绝不插手的细致与勤奋。尽管在进了农学院以后没能取得学位，日丹诺夫和其他领袖一样，也是个工作狂，曾如饥似渴地自学音乐、历史和文学。阿托扬回忆道：“斯大林很尊重日丹诺夫，把他也当成个知识分子。”斯大林经常打电活问日丹诺夫：
“安德烈，这本新书你看了吗？”这二人经常把契科夫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著作翻出来大声朗读。嫉妒他的人会嘲讽他的虚伪：贝利亚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钢琴家”。日丹诺夫和斯大林有许多共同点：都上过神学院，都爱唱格鲁吉亚歌，都喜欢历史和俄罗斯经典文学，都对自学和意识形态问题很上瘾，就连二人的幽默感也很相似——但与斯大林不同，日丹诺夫是个一本正经的道学先生一样的人。他对斯大林十分专一，称他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但从来不会叫他科巴。“斯大林同志和我已经决定了……”是日丹诺夫在开会时最喜欢的一句自命不凡的开场白。
他们在游廊上或是凉亭里谈论历史，一个时代接着一个时代，桌子上散布着革命史和沙俄史的教科书。日丹诺夫还会做笔记。最高学究一炫耀起自己的学识就停不下来。他们的任务是创造新的历史，也就是日后的斯大林主义正统。斯大林非常喜欢学历史，神学院的历史老师给他留下的快乐回忆最多，他在1931年9月还特地给贝利亚写了信：
“尼古拉·迪米特里耶维奇·马哈塔泽，现年73岁，现在被关押在梅蒂奇监狱……我从上神学院起就认识他，我觉得他对苏维埃政权构不成威胁。我要求你把这老头放了，之后向我汇报结果。”斯大林一直都是个狂热的历史爱好者。1931年，他介入学术领域，要求在历史研究中加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分：从此以后，历史不再是档案中的记载，而是党的政令。“谈到历史，”斯大林告诉他的巨头们，“有时我们必须对之加以修正。”斯大林对自己的历史图书馆里的藏书全都进行了通篇阅读与批注：拿破仑战争、古希腊、十九世纪的德英俄关系还有所有的波斯沙阿和俄罗斯沙皇，这些都是他特别关注的主题。作为一个天生的研究者，斯大林经常会对当代问题刨根问底，在历史中透彻地研究来龙去脉。
正当日丹诺夫在索契历史论坛中如鱼得水时，基洛夫已经没词可说了。据说基洛夫曾试图逃离现场，对斯大林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你说我哪儿算得上是个历史学家呢？”
“没关系，坐下吧。”斯大林说，“光听就行了。”基洛夫被太阳晒得够呛，连gorodki都玩不了了：“不管这听起来有多奇怪，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很忙。我想象中的休闲根本不是这样。好吧，去***吧，我赶紧跑了就是了。”基洛夫在寄给列宁格勒的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但在尤里·日丹诺夫的回忆里，斯大林和基洛夫之间“既快乐又温暖”，他们互相讲粗俗笑话，他爸爸则在一旁一本正经地保持沉默。尤里依然记得斯大林讲过的一个耶稣笑话：当时他们在亭子里工作，亭子旁是一棵大橡树，斯大林瞥了密友们一眼：
“跟我一起朝那边看，“斯大林一边说一边指向那棵树，“那棵就是幔利橡树。”小日丹诺夫看过《圣经》，知道耶稣在幔利橡树下召集使徒的故事。
也许还有更让基洛夫担心的新的可怕进展：当他不在城里时，莫斯科方面曾试图把受他信任的列宁格勒NKVD领导人梅德维德撤掉。梅德维德是基洛夫家的好友，而NKVD准备的替代者则是一个有犯罪前科的恶棍叶夫多基莫夫，他也是斯大林在南边度假时的酒友之一。斯大林现在针对的目标是基洛夫的亲信们，他甚至还想控制基洛夫的私人安保部门。基洛夫拒绝把一个罪犯纳入麾下。
就在基洛夫返回列宁格勒的同时，斯大林派日丹诺夫去莫斯科指导第一次作家大会的召开。这是对日丹诺夫的第一次考验，而他则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卡冈诺维奇的帮助下，日丹诺夫满足了高尔基的繁复要求，也控制住了布哈林的歇斯底里。事后，在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信中，日丹诺夫用了长达20页的篇幅事无巨细地汇报了工作，这似乎也展现了二人间的亲密关系以及这个年轻人刚刚取得的显赫地位（斯大林的手下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场比谁写的信更长的无形竞争，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日丹诺夫绝对是赢家）。就像小学生对待老师一样，日丹诺夫对斯大林吹嘘自己的工作：“大会上所有作家——我们的和外国的——的反响都很积极。所有预计大会会失败的怀疑论者都得接受现实了。所有作家都见证并理解了党的态度。”他也承认：“作家大会让我很是费神，但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做得还不错。”斯大林很喜欢日丹诺夫对自己的不足之处的坦诚。大会一结束，日丹诺夫甚至第一时间给斯大林写了道歉信：“我没能给你写信。大会占用了我太多时间……”他还为自己“写了那么长的一封信”道了歉：“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才能把信写好了。”
这时候其他领袖们都已经放假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丘巴尔和米高扬今天走了。古比雪夫、安德烈耶夫和我留了下来。”此时的日丹诺夫只是一个书记处的新人，连政治局候补委员都不是，但已经担负起了治国的责任，亲自签发政令。我们在此又发现了一个政治局的重要性正在萎缩的迹象：与斯大林的私人关系才是真正的权力之源。留给苏维埃俄国的寡头政治的时间也只有几个月了，一人独裁的时代即将到来。
在斯大林的手下中，日丹诺夫算得上是身体很虚弱的一个，他已经快累垮了：“我请求批准我到索契歇一个月……我太累了。”日丹诺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这样说道。当然他也肯定会继续研究历史：“我想在放假期间再读些历史课本……我目前已经看完了第二级的历史教科书——写得不太好。向你致以问候，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在这场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中，斯大林的心情又如何呢？NKVD的连连失误与党内要员们的“鬼哭狼嚎”搞得他很沮丧。9月11日，斯大林向日丹诺夫和古比雪夫抱怨秘密警察把力气使错了地方：“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员工们所使用的推论手段里的错误都挑出来……把无辜的人都放了……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展开清洗”，把局里那些使用了某些“推论手段”的人都开除，之后再加以严惩——“不管他们是谁”（用斯大林的话来讲就是：‘连他们的脸都不用瞧一眼’）。几天后，一个水兵叛逃到了波兰。
斯大林立即命令日丹诺夫和雅戈达对水兵的家人展开报复：“立即向我汇报以下事项：1，水兵的家人已被逮捕；2，如果他们没被逮捕，我们的部门中又是谁该为此负责，以及此人是否已因背叛祖国而接受了惩罚。”斯大林与基洛夫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9月1日，斯大林把政治局委员们都派到乡下视察农作物收获情况：基洛夫的目的地是哈萨克斯坦，在那里遭遇了一起奇怪的事故，有可能是一次未遂刺杀，还有可能是一次未遂的假刺杀。具体情况很模糊，但在基洛夫回到列宁格勒之后，他的NKVD保镖中多了4个契卡，此后基洛夫的贴身护卫就变成了9个人，在不同地点轮班。基洛夫成了苏维埃领袖中个人安保最严密的一个，他对此很不满意，觉得斯大林又在把为他所信任的契卡都调走，其中基洛夫最信任的保镖叫鲍里索夫，已人到中年且肥胖，但十分忠实。在视察结束后，谢尔戈和伏罗希洛夫去陪斯大林度假，日丹诺夫则去视察斯大林格勒，他在那里又写了一封长达13页的信，用文字展示了自己的强硬：“这里的某些工人必须受审，”他最后衷心署下了这样的话：“再说一百遍，魔鬼也害怕细节！”
当斯大林在10月31日返回莫斯科时，他又想见基洛夫了，而他的基里奇此时正在反对他提出的终止面包限量供应的计划，喂饱列宁格勒的庞大人口全靠定量配给。古比雪夫是基洛夫的盟友：“我需要你的支持。”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向他求援。11月3日，玛丽亚·斯瓦尼泽在日记中记下了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一同来到她的公寓一事，他们的跟班是“胖得离谱”的日丹诺夫。在那里斯大林给已经很不情愿的基洛夫打了电话，让他来莫斯科“捍卫列宁格勒的利益”。卡冈诺维奇在从斯大林手里接过电话后“说服了基洛夫来首都”。玛丽亚回忆说斯大林真的仅仅只是想“跟基洛夫一起洗个蒸汽浴，然后再开几个玩笑”。
几天后，基洛夫和斯大林以及他的儿子瓦西里驱车来到祖巴洛沃去看斯维特兰娜表演的木偶戏，之后还打了台球。当时还是政治局里的新星的赫鲁晓夫后来见证了斯大林和基洛夫之间的“一次激烈的言语冲突”。赫鲁晓夫对领袖会“对别的党员如此无礼”感到十分震惊。斯瓦尼泽则注意到斯大林“情绪很不好”。基洛夫后来焦虑地返回了列宁格勒：他急于和朋友说一说当下的紧张态势：“我好长时间都没见谢尔戈了。”
11月7日，似乎出现了又一个关系解冻的迹象。在安德烈耶夫斯基大厅的一次由斯大林、加里宁以及伏罗希洛夫主持的外交接待会上，传统红军乐团被安东尼·齐格勒和他的爵士乐队代替了，全场惊诧。欢快的摇摆乐完全不应景，没人知道是该跟着跳舞还是不跳。当时正在学卡巴莱爵士乐舞蹈的伏罗希洛夫率先步履轻盈地跳了出来，开始努力地和妻子叶卡捷琳娜·达维多芙娜跳起了狐步舞。
11月25日，基洛夫匆忙赶回莫斯科参与全体会议，盼着能跟奥尔忠尼启则谈两句话。但谢尔戈缺席了这次会议。当月早些时候，谢尔戈在与贝利亚一同视察巴库时在一顿晚饭后突然生了病。贝利亚带着谢尔戈坐火车回了梯弗里斯。在11月7日的十月革命胜利纪念阅兵后，谢尔戈又病倒了，这次是肠出血，后来又犯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政治局派了三个专家去给他做检查，但却被他的奇异症状弄糊涂了。不顾病情，谢尔戈还是坚持要回去开会，但遭到了斯大林的正式拒绝：“严格按医生指示养病，在11月26日之前不要回莫斯科。不要轻视病情。致以问候。斯大林。”
当贝利亚掺合进来时，不重视病情确实很不明智：也许斯大林不想让谢尔戈和基洛夫在会议上碰面。曾经请斯大林允许他用斧子砍树的贝利亚已经感知到了领袖对谢尔戈的失望。贝利亚正跃跃欲试地准备实验毒药。确实，NKVD已经自豪地拥有了一个以格里高利·迈拉诺夫斯基博士为领导的医用毒剂特别部，但贝利亚在这件事上还需要别人来帮个忙。他真的把波吉亚家族的毒药带进了布尔什维克的宫廷。但在联想起正在阅读的史书中记载的十八世纪波斯宫廷的毒药阴谋后，斯大林对下毒这事犯了嘀咕，此前他曾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潦草地写下了这样的话：“毒药，毒药，纳第尔·汗。”
28日，在全体会议结束后，斯大林亲自把基洛夫送到了“红箭号”列车上，在他的车厢内拥抱了他。第二天基洛夫就回去上班了。12月1日，基洛夫开始在家中工作，准备演讲稿，之后他戴上了自己的工人大檐帽，穿上了雨衣，步行前往办公室。他从公共入口走进了雄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斯莫尔尼宫。下午4:30，基洛夫在保镖鲍里索夫的跟随下上楼前往自己在三层的办公室。老鲍里索夫被落在了后面，要么是由于体力不支，要么就是在门口被某些来自莫斯科的契卡耽搁了。
基洛夫从楼梯井出来后向右转，走过了一个名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的深色头发年轻人，他主动侧身贴在墙上让基洛夫先过去——之后转过身跟在基洛夫身后。尼古拉耶夫拔出一把纳甘左轮手枪，在三英尺之外朝基洛夫的后颈部开枪，子弹在穿过人体后还打穿了帽子。刺客此时把枪对准了自己，扣下了板机，但一个在附近工作的电工在电光火石之间把刺客打倒在地，子弹击中了天花板。保镖鲍里索夫上气不接下气地追了上来，手里无力地握着自己的枪。基洛夫脸朝下趴在地上，脑袋向右歪，帽子的顶端冲下扣在地上，他手里还紧握着公文包——到死都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工作狂。
在接下来的混乱的几分钟里，目击者和警察从四面八方赶来，每个人给出的证词都不一样：甚至连对枪在地上还是在刺客手里都有不一样的说法。似乎在可怕事件发生时周遭环境中总是充斥着某种特殊的瘴气，这件事也不例外。但真正摆在眼前的是躺在地上的两个人，或者说，是基洛夫的尸体和已经没了知觉的尼古拉耶夫。基洛夫的朋友罗斯利亚科夫跪在他身边，抬起他的脑袋，低声喊道：“基洛夫，米罗尼奇。”基洛夫被抬了起来，罗斯利亚科夫端着他那垂在一旁的脑袋，最后把他放到了一张会议桌上。一路上基洛夫脖子上的弹孔都在渗血，整条走廊里留下了一道英灵般的布尔什维克圣迹。其他人放松了基洛夫的皮带，解开了他领口的扣子。列宁格勒的NKVD头目梅德维德在赶到斯莫尔尼宫后被门口的莫斯科契卡拦了下来。
三个医生抵达了现场，其中有个叫扎里尼泽的格鲁吉亚人。三人都宣布基洛夫死亡，但仍在对他进行人工呼吸，一直持续到下午5:45左右。极权国家的医生都特别害怕已经死了的高级病人——这背后的原因很合情理。在医生们放弃抢救后，在场的人都意识到需要有人去告诉斯大林。所有人都记得在基洛夫遇刺时自己身在何处：基洛夫成了苏联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Stalin》读后感(五)：第17章 刽子手：贝利亚给布哈林开了一剂毒药
就在午夜零时的几分钟前，斯大林发出了这封非常简洁的电报：“好的。”在8月25日的头几个小时里，一连串礼宾车缓慢驶入卢比扬卡监狱的大门，车里坐着前去旁观行刑过程的官员们。
加米涅夫依然保持着端庄的举止，季诺维也夫则发着烧，二人在出了牢房后走下了通往地下室的台阶。陪着叶若夫和雅戈达的是那个前布达佩斯理发师包克。本来身为总检察长的维辛斯基有义务在较为重要的死刑现场出席，但据说这样会让他作呕，所以一般都是他的首席调查员列夫·谢宁代为出场。据信米高扬说过代表政治局出席的是伏罗希洛夫。
斯大林本人从未亲自出现在刑求和处决的现场（除了小时候目睹过一次绞刑和必然在察里津见过暴力与死亡之外），但他很尊重自己的那帮刽子手。死刑的官方称谓是“最高处罚办法”，可以缩写为“Vishka”或者“VMN”，三个令人胆寒的字母。但斯大林对死刑的叫法则是“脏活儿”，对于他而言，这是一项对党的崇高贡献。斯大林手下的“脏活儿”大师负责监督这个阴沉却又兴旺的仪式：此人名叫布洛欣，一个好勇斗狠的契卡，时年41岁，满脸横肉，头上的黑发整齐地向后梳，被他亲手送上黄泉路的人有上千名，这让他成了20世纪最高产的刽子手之一，为避免自己的军装沾上血，他有时还会穿上自备的皮制围裙，完全就像个屠夫。但历史似乎漏掉了这个怪兽的名字。在斯大林的宫廷剧场里，布洛欣一直躲藏在背景中，但却很少走下舞台。
季诺维也夫一边大喊着一切都是“法西斯政变”一边哀求行刑者：
“求求你，同志，看在上帝的份上，给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打个电话吧！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承诺过会救我们的！”一些资料甚至提到了他当时搂抱并舔舐契卡人员的靴子的细节。据说加米涅夫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们在受审时的态度让我们只配落得此番下场”。他还让季诺维也夫把嘴闭上，死得有点尊严。在场的一名NKVD中尉把季诺维也夫拖入另外一间囚室，当即枪毙了他，噪音消失了。加米涅夫的死法跟季诺维也夫一样，都是一枪打穿后脑勺。
契卡人员把两枚子弹从两具尸体的头颅中挖了出来，子弹的弹头已经瘪了，他们把上面的血和珍珠似的脑组织擦掉，递给了雅戈达，当时子弹很可能还是热乎的。维辛斯基会对这样的场面感到恶心也就不足为奇了。雅戈达分别在两枚子弹上标上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那充斥着色情收藏品和女式丝袜的私家收藏中又增添了这样的一组让他引以为傲的可怕圣物。两具尸体随后被火化。
斯大林一直都对自己的敌人在将死之际的言行举止很有兴趣，他以他们的屈辱和毁灭为乐：“一个人也许不怕皮肉之苦，但却是个政治上的懦夫。”他曾这样说过。几周后，在庆祝契卡成立的晚宴上，包克，这位斯大林的喜剧家为主子表演了季诺维也夫的求饶与死亡。肥胖的包克穿着束腹，脑袋秃得反光，在领袖和叶若夫的嘶哑笑声中，他被两个扮演警卫的朋友拖回屋里，重演了季诺维也夫的哀嚎“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斯大林打个电话吧”，但他还给自己加了戏。包克自己就是个犹太人，但他却经常给斯大林讲犹太笑话，字母“R”在犹太口音中的发音与犹太人的卑躬屈节也被他模仿得惟妙惟肖。现在包克把两项特技加在了一起，把季诺维也夫的最后时刻演绎成了一场哭天喊地的闹剧，连施玛篇祈祷都喊出来了：“听啊以色列，主是我们的神，主是我们的唯一”，斯大林笑得更厉害了，包克见状便又演了一遍。后来斯大林已经笑得受不了了，挥手示意包克让他停下。
当布哈林从报纸上获悉自己也被牵扯进了季诺维也夫案时，他正在帕米尔高原登山。之后他便发了狂似的赶回了莫斯科。看起来斯大林已经对布哈林既往不咎了，后者作为《信息报》编辑已经重新成为了领袖身旁的红人，经常能去拜见他。1935年，斯大林甚至在一次宴会上公开向布哈林敬酒：“让我们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干一杯。我们都爱布哈奇克。谁要是还咬着过去的事不撒嘴，就祝他瞎一只眼！”不知是因为要让布哈林活到出庭受审的那一天（已经有托姆斯基因不想受审而自杀的先例了），还是因为依然对他抱有一点点好感，抑或是仅仅出于简单的施虐心理，斯大林继续跟他的可爱的布哈奇克玩着游戏，而被玩弄的一方则提心吊胆地在克里姆林宫的公寓中等待着。
9月8日，中央委员会传唤布哈林去找卡冈诺维奇开会，到场的除了叶若夫和维辛斯基以外，布哈林的童年好友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也来了，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布尔什维克是被NKVD押进来的，老朋友的出现让布哈林很是吃惊。这样的“对峙”是斯大林的又一项怪诞仪式，就像驱魔仪式一样，“好”的一方必须要与“恶”的一方对峙并取胜。这种仪式应该是用来吓唬受害者的，但其主要作用更有可能是说服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让他们相信受害者确实是有罪的。卡冈诺维奇扮演了一个公正的旁观者的角色，索科利尼科夫则宣称存在着一个企图谋杀斯大林的左-右翼中心，而布哈林就是其中一员。
“你怎能死去理智呢？你怎能对自己的话不负责任呢？”面对老朋友的背叛，布哈林“声泪俱下”。在索科利尼科夫被押出去之后，卡冈诺维奇那低沉的嗓音冒了出来：“这个贱货从头到尾都在撒谎！回报社去吧，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安心工作。”
“但他为什么要说谎呢，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
没有被说服的卡冈诺维奇答道：“我们会弄清楚的。”他依然“很喜欢”布哈林，但同时也跟斯大林表示布哈林在阴谋中“扮演的角色迟早都会公之于众”。斯大林感觉到时机并不成熟：9月10日，维辛斯基宣布针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调查因犯罪事实不充分而终止。布哈林回到了工作中，暂时脱离了危险，尽管调查者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下一场审判之上，但猫鼠游戏还远未结束。
休假中的斯大林同时也在导演着一系列大同小异的悲剧，消灭敌人的斗争还在升级，而正在进行中的西班牙内战也让斯大林耗费了很大一部分精力。10月15日，苏联坦克、飞机以及“顾问”陆续抵达西班牙，帮助共和国政府与有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撑腰的弗朗哥将军的军队作战。对于斯大林而言，这场战争不太像是对二战的彩排，更像是对俄国内战的重演。一面是与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内斗，另一面是与法西斯主义者的外战，莫斯科城中涌现出一股战争热潮，如同在给大清洗煽风点火。斯大林对西班牙内战的真实态度其实是打得时间越长越好，既能给希特勒添乱，又不会招惹到西方势力，帮共和国取胜肯定不是他的目的所在。此外，斯大林在欺诈西班牙人时就像个油滑的街头小贩一样，帮共和国抢回黄金储备后他就骗来了好几百万美元，给他们出口武器装备时他提出的价格也十分虚高。
日复一日地，斯大林在索契通过电话发号施令，在军事上伏罗希洛夫都听他的，在政治上卡冈诺维奇都听他的，在安全事务上叶若夫也全都听他的，NKVD对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接管全部来自他的策划，而对于现在的领袖来说，与托派的斗争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战斗。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很多自己人都成了斯大林的清洗对象。远在西班牙的苏联外交人员、记者以及士兵在与法西斯作战的同时还要整天互相检举。
拉科巴在阿布哈兹南部的新阿丰给斯大林又新建了一座别墅，旁边就是亚历山大三世的修道院，斯大林在那里停留了一小段时间，之后便回到了索契，日丹诺夫和加里宁主席来陪他了。叶若夫把嫌犯名单拉得越来越长，现在，不光整个老反对派都进了名单，一些少数民族也全被牵扯了进来，最受打击的就是波兰人。与此同时，叶若夫还在觊觎NKVD长官的职位，说现任NKVD头目雅戈达“自鸣得意、被动消极、好大喜功”，在这封给斯大林的无耻求职信中，叶若夫还表示：“你要是再不插手，情况就会急转直下。”但雅戈达已经窃听了叶若夫与斯大林的通话，得知黑莓在接到传唤后已经去了索契。雅戈达也连忙动身南下，但在他到达斯大林的索契别墅门口时，包克根本没让他进去。
9月25日，斯大林在日丹诺夫的支持下决定让叶若夫接替雅戈达的职务：
“我们认为有必要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一职交给叶若夫同志，刻不容缓。雅戈达根本无力完成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任务……斯大林、日丹诺夫。”
谢尔戈也来到了斯大林的别墅，探讨叶若夫的上任和自己跟NKVD的纠纷。斯大林明白，即便叶若夫夫妇和谢尔戈在私下里都是好友，他也必须在任命叶若夫这件事上说服谢尔戈。“我们的父亲做出的这个明智决策与党和国家的态度完全契合。”卡冈诺维奇在解雇了雅戈达并把李可夫留下的通讯委员职位交给后者后，兴高采烈地给谢尔戈写了封信。
叶若夫就任NKVD人民委员让很多人都松了口气：就连布哈林都觉得这标志着大清洗的结束，但真正的恐怖才刚刚开始，卡冈诺维奇就更了解自己的跟班：他向斯大林表扬叶若夫的“超群的审讯能力”，建议将他升为总政治委员。“叶若夫同志把工作搞得很好，”卡冈诺维奇告诉谢尔戈，“他用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处理了那帮托洛茨基主义反革命匪徒。”现在，这个侏儒似的黑莓同志已经成了全苏联的第二号人物。
NKVD内部的“顽疾”让斯大林很不满意，这个委员部在他眼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斥着可疑的波兰人、犹太人以及拉脱维亚人的布尔什维克老小子团伙。领袖目前急需一名局外人来控制这个自满的特权阶层，让他们听命于自己。有资料表明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曾考虑过让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来领导NKVD，最近他还曾提议把这个职务交给拉科巴。
正在地方过着土皇帝日子的拉科巴婉拒了斯大林让他前往中央任职的提议。即便对斯大林再忠诚，拉科巴也只适合在阿布哈兹的疗养地扮演个大度的东道主，在卢比扬卡的地下室里折磨无辜的人不是他的专长。但这次谢绝也让斯大林注意到了拉科巴在阿布哈兹的任人唯亲，他一直想把这个外人口中的“拉科巴斯坦”升级为一个完全的苏维埃共和国，在苏联这个脆弱的多民族国家里，这样的想法十分危险。地方领导人中没人比拉科巴更像个“王爷”。斯大林对此已经采取了措施，禁止任何人在拉科巴的辖区内使用阿布哈兹姓名，拉科巴的提升阿布哈兹在宪法中的地位的计划也被叫停了。
10月31日，斯大林回到了莫斯科，跟拉科巴一起吃了顿饭。一切看起来都很好，但其实不然。在拉科巴返回阿布哈兹后，贝利亚邀请他去梯弗里斯共进晚餐。拉科巴一直在谢绝邀请，后来连贝利亚的母亲都打来电话坚持要他赴约。12月27日，拉科巴在与贝利亚吃完晚饭后又去到剧院看表演，在剧烈的恶心之下，拉科巴只得回到酒店，坐在房间的窗边痛苦地呻吟着。
“贝利亚这个阴险小人毒死了我。”清晨4:20，拉科巴死于“心脏病突发”，时年43岁。贝利亚亲自在火车站送别了躺在棺材里的拉科巴，列车驶向苏呼米。拉科巴的私人医生坚信他是被毒死的，但贝利亚已经派人摘除了尸体的内脏，还掘墓销毁了尸体。拉科巴的家人也难逃一死。这位斯大林的忠臣就这样在死于非命后又被打成人民的敌人，他成了斯大林的小圈子里第一个被杀的人。“毒药，毒药。”斯大林曾如此写道。拉科巴死后，领袖把高加索地区的事务全权委托给了贝利亚。在亚美尼亚，贝利亚还会见了当地的第一书记阿加西·坎钦，会面过后又是一起命案，坎钦要么遭到了谋杀，要么就是选择了自杀。在苏联全境内，各地方都开始揭发“破坏者”的阴谋，低效与腐败得到了开脱。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的战争已近在咫尺。在远东地区，苏联与好战的日本之间的紧张态势还在升级，同时西班牙内战中也有着苏联“顾问”的身影，其实苏联已经处在战争之中了。
就在拉科巴诡异死亡的不久之前，贝利亚逮捕了谢尔戈的哥哥帕普利亚·奥尔忠尼启则，一名铁路官员。贝利亚知道自己在曾经的靠山谢尔戈警告斯大林时被说成“无赖”。谢尔戈甚至拒绝与自己这位前门徒握手，还在两家的别墅之间特意搭了一排栅栏。
来自贝利亚的报复仅仅是斯大林激怒本就情绪化的谢尔戈的手段之一，斯大林的工业贵族虽然支持他的一系列残酷政策但却反对他把自己的手下都抓走。下一场作秀公审的主演就是谢尔戈的副委员尤里··皮达可夫，一个前托洛茨基主义者，也是一个很有才干的管理者。奥尔忠尼启则和皮达可夫彼此互相认可，一直愉快地共事。
7月，皮达可夫的妻子因为与托洛茨基有牵连而被捕。就在季诺维也夫公审前不久，叶若夫叫来皮达可夫，把所有针对他的书面供词都念了出来，皮达可夫在被牵扯进托洛茨基恐怖主义的同时还被告知自己的副委员工作也没了。皮达可夫要求叶若夫给他个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要让他允许自己“亲手把所有在公审中被判死刑的人都枪毙，其中就包括我的前妻，之后还要把整件事都刊登到报纸上”。作为一名布尔什维克，皮达可夫甚至情愿亲手处决自己的妻子。
叶若夫向斯大林干巴巴地报告：“我已经向他指出了他那个提议的荒谬所在。”9月12日，皮达可夫被捕。当时正在基兹洛沃茨克修养的谢尔戈虽然投票同意把老同事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但他肯定也十分担心。现在的奥尔忠尼启则已不复往日风光，头发花白，心力交瘁，政治局见他的健康状况已如此之差，只得要求他一周只工作三天。现在NKVD已经开始了对谢尔戈手下的非布尔什维克工业专家的抓捕，他曾如此恳求黑莓：“叶若夫同志，请再把那些案子仔细审核一遍吧。”在这件事上，无能为力的不止谢尔戈一人，他的好朋友卡冈诺维奇不仅跟他一样精力充沛、爱出风头，而且也负责管理另一个重工业委员部。卡冈诺维奇的铁路专家们也在一个接一个地落马。同时，斯大林把皮达可夫的审讯记录发给了谢尔戈，他的这位副手已经承认自己就是个“破坏分子”。把“专家们”都拉下马一直都是布尔什维克的一项保留节目，但这次连谢尔戈的哥哥都被抓进去了，斯大林又露了一手：“若无斯大林本人许可，这件事肯定不可能发生。但斯大林连个电话也没给我打就同意了抓我哥哥。”谢尔戈告诉米高扬，“我和他曾经是多么亲密的朋友！结果他就突然让那帮人干出这样的事来！”他在埋怨贝利亚。
谢尔戈开始向斯大林求情，尽一切可能救他的哥哥。但他做得太过了：抓亲戚就是为了考量一个人的忠心。并非只有斯大林一人对谢尔戈所表现出的这种资产阶级多愁善感感到厌恶：莫洛托夫也在攻击谢尔戈时说他“只凭感情处事……永远只想着自己。”
11月9日，谢尔戈又犯了一次心脏病。同时，奥尔忠尼启则家的第三个兄弟瓦利科也因为坚称帕普利亚无罪而被免除了在梯弗里斯苏维埃的职务。这一次，谢尔戈放下了自己的高傲，给贝利亚打了电话，得到的回复是：
“亲爱的谢尔戈同志！在你致电之后，我迅速叫来了瓦利科……他今天就已经官复原职了。你的L.贝利亚。”猫鼠游戏中的捕食者斯大林在这件事上又一次留下了爪印，他闲庭信步地毁灭他人，有时又念起旧情，有时也过于敏感地考量属下的忠诚。但现在的谢尔戈已经被斯大林当成敌人了：谢尔戈的传记在他的50岁生日之际获得出版，斯大林仔细研读了全书，在称颂谢尔戈的英雄品格的那几页刻薄地做了批注：
“那中央委员会呢？那我们的党呢？”斯大林和谢尔戈分别返回莫斯科，后者的56名下属正在遭受NKVD的折磨。但即便如此，谢尔戈依然对斯大林有着约束力，勇敢地替已经四面楚歌的右派成员们说话。布哈林则这样鼓励他：“谢尔戈，亲爱的朋友，愿上帝保佑你，坚守自己的立场！”在剧院里，当斯大林和政治局鱼贯落座前排时，谢尔戈注意到了已经失势的李可夫正和女儿娜塔莉娅（正是她后来回忆了这件往事）孤单地坐在观众席的20排座椅之后，没人搭理他们。谢尔戈把斯大林晾在一旁，跑到李可夫父女身边向她们行了亲吻礼。李可夫父女二人感激涕零。
在11月7日的阅兵式上，站在列宁墓上的斯大林注意到了坐在普通坐席上的布哈林，便派一名契卡下去对他说：“斯大林同志邀请你到陵墓上面去。”布哈林在那个契卡说话前以为自己要被捕了，后来才放松了紧张的神经，走上了台阶。
所有人都喜欢布哈林这位迷人却又爱激动的知识分子，从他给斯大林的大量疯狂信件中我们能感到螺丝已经越拧越紧了。当作家开始为性命担忧时，他们能做的只有奋笔疾书：“巨婴！”斯大林在布哈林的一封信上这样写道；“歪主意太多！”这是他在另一封信上的批注。布哈林不住地恳求斯大林，甚至睡觉都会梦到他：
“跟我有关的所有事都遭到了批判，”布哈林在1936年10月19日这样给领袖写道，“甚至到了谢尔戈过生日的时候他们都没让我为他写篇文章……也许他们觉得我根本不值得尊敬。作为一个曾经很受欢迎的人，现在又有谁不会让我吃闭门羹呢？我明白你的想法，现在我就像当年给伊里奇写信那样在给你写信，你深爱着你，连做梦都会梦到你，就像我会梦到伊里奇那样。可能这听起来有些奇怪，但事实就是这样。我在众人的怀疑之下活得很艰难，我已经处在神经崩溃的边缘了。”最终，在一个失眠的夜晚里，布哈林写了一首诗，一首读起来很难堪的给“伟大的斯大林”的赞美诗。
布哈林的另一位老朋友是伏罗希洛夫。二人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布哈林还把伏罗希洛夫称作他的“亲爱的海鸥”，伏罗希洛夫的演讲稿甚至都是布哈林写的。克利姆则送给过布哈林一把铭刻着二人的爱与友谊的手枪。但现在伏罗希洛夫则在极力避免与布哈林通信：“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害我？”布哈林在一封信中这样问克利姆。
现在布哈林确实有麻烦了，在给克利姆写的一篇长篇求助信中，他甚至表示自己“在那几条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枪毙后感到很高兴……请原谅我写了一封没条理的信：无数想法如同脱缰野马一般在我的头脑中奔驰。我拥抱你，因为我是清白的。N 布哈林。”伏罗希洛夫收到信后决定彻底终结这段阴魂不散的友情，他命令副官把信的副本转交给政治局，他的副官如是写道：“我在此奉伏罗希洛夫同志之命将他给布哈林的回信上交。”这封回信简直就是无德、无情、畏惧与懦弱的完美范例：
致布哈林同志，我在此把你这封对党的领导进行恶毒攻击的信件退回。如果你盼望着……能说服我相信你是完全无辜的，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你只让我相信从今以后要跟你划清界限……另外，如果你还接着给党的领导们起各种恶劣的外号的话，你在我眼里就只是个无赖。
K 伏罗希洛夫1936年9月3日
布哈林已经彻底心碎了：“你的信太不像话了。我给你写的信以‘我拥抱你’收尾，你给我的回信的最后一个词却是‘无赖’！”
叶若夫此时正在给拉狄克和皮达可夫这两个所谓的左派分子立案，但到了12月，叶若夫还掌握了针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证据。12月的政治局全体会议就是一场对上述受害者的提审大会，在斯大林的一贯做法中，举办这样的全体会议就等于在试探当前事态是否适合彻底消灭他的受害者。虽然斯大林的意愿起决定性作用，但大清洗肯定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斯大林的帮凶们带着传播福音般的热忱宣泄着自己的嗜血欲望，有时甚至就像是一出悲喜剧。卡冈诺维奇甚至编出了斯大林主义版本的长毛狗的故事。
叶若夫欣喜地列出了200名在亚速-黑海地区党组织中被逮捕的托洛茨基主义中心的成员的姓名，在格鲁吉亚还有300人被捕，在列宁格勒则有400人被捕。莫洛托夫不是唯一一个躲过了刺杀的人：卡冈诺维奇刚刚在乌拉尔山区捡回了一条命。叶若夫首先要处理的是即将开庭的皮达可夫-拉狄克公审。在叶若夫念出皮达可夫的供词中将工人描述为“一群绵羊”的段落时，其他胆战心惊的狂热信徒表现得如同在召开一场可怕的基督教复兴主义会议一般。
“这头猪！”贝利亚大喊道。当时“房间里出现了一阵出于义愤而发出的噪音”。史料为我们展现了当时的情形：
一个人喊道：“这帮畜生！”
“这就是这个阴毒的法西斯特务、堕落的共产主义叛徒所能做出的恶行，谁知道他还能干出些什么！我们必须绞死这群猪猡！”
“那该怎么处置布哈林呢？”另一个人问道。
“我们需要再谈谈。”斯大林表示了同意。
“他是又一个无赖。”贝利亚狂吠道。
“可真是头猪！”另一位同志高喊道。叶若夫之后宣布，布哈林和李可夫确实是“后备中心”的成员。这些人就是恐怖分子，而在被政治局其他成员当作刺客的同时，恐怖分子们就正和他们同处一室。现在该轮到布哈林认罪并指认其他同谋了，但布哈林没有这么做。
布哈林问叶若夫：“你觉得我的权力欲有那么强吗？你没开玩笑吧？无论如何，总有真正了解我的老同志……他们了解我的灵魂、我的内心世界。”
“想弄明白一个人的灵魂可不容易。”贝利亚讥讽道。
“针对我的话里面没一句是真的……加米涅夫在庭上说截至1936年，他在此前的每一年里都要跟我秘密会面。为了能驳斥谎言，我让叶若夫去弄清楚具体的会面时间和地点。但他们告诉我叶若夫根本就没问加米涅夫……现在想问他也问不了了。”
“是啊，他已经被枪决了。”李可夫悲伤地补充道。老领袖当中没有几人继续对布哈林穷追不舍，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贝利亚却还在疯狂地痛打落水狗。之后，就在大家都只顾着添油加醋时，卡冈诺维奇突然想起了季诺维也夫养的狗：
“1934年，季诺维也夫曾经邀请托姆斯基去他的别墅……喝完茶之后，托姆斯基带着季诺维也夫去自己的车里取送给他的狗。连挑条狗都要一起去，可见他们的交情多么不一般。”
斯大林说：“那就说说那条狗吧，那是条猎犬还是条护卫犬？”
“这就确实弄不清楚了。”卡冈诺维奇继续展示着他那让少数人发笑却令多数人胆寒的幽默感。
斯大林还是很好奇：“那不管是什么狗了，我只想知道他们最后弄到那条狗了吗？”
“弄到了。”卡冈诺维奇低沉的嗓音又响了起来，“他们一直都想找个跟自己一样用四条腿走路的。”
斯大林接着问：“那弄到的是条好狗还是条坏狗呢？有谁知道吗？”大厅里回荡着笑声。
卡冈诺维奇回答道：“跟他们对峙时顾不上这么多。”
最后，斯大林已经看出有不少老同志都不愿对布哈林落井下石，此时，在他做出的总结的背后，悲伤更大于愤怒：
“我们信任过你，但我们错了……我们信任过你……我们帮你一路升迁，但我们错了。布哈林同志，是不是这么回事？”斯大林没让大家对叶若夫的提议做表决就宣布休会了，仅仅阴森森地表示“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事还没完”。各个地方“王爷”现在都明白了，地位远高于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巨人也是这么不堪一击。
在叶若夫的辅佐下，斯大林正在编织着一张阴谋大网，织网的材料有与波兰和德国开战的恐惧、已经打响了的西班牙内战的危机、苏维埃体制的无能所带来的令人费解的工业失败以及地方领导们的那像土皇帝一般的桀骜不驯，与之配套出现的还有老布尔什维克们的偏执思维、俄国内战曾经的血色荣光以及老同志们之间的私人恩怨。与波兰之间那漏洞百出的边境线上可能出现的间谍渗透令斯大林格外担心，作为俄国向西扩张的道路上的宿敌，波兰已经在1920年击败了苏维埃俄国（也击败了斯大林本人）。在全体会议上，有人举报称赫鲁晓夫其实是个藏得很深的“波兰人”。斯大林后来在走廊里看到了正在和叶若夫交谈的赫鲁晓夫，他走上前去，用一根手指头戳了戳赫鲁晓夫的肩膀：
“你叫什么？”
“斯大林同志，我叫赫鲁晓夫。”
“不，你不是赫鲁晓夫……那谁就是这么说的。”
“你怎么会相信那种鬼话？我母亲还健在呢……不信就去查查。”斯大林说叶若夫就不信赫鲁晓夫的话。后来领袖没再追查此事，但也确实对自己周围的亲信们又调查了一番。
现在斯大林终于下定决心收拾那些在地方作威作福的“贵族”了：乌克兰的情况比较特殊，这座苏联的粮仓是除俄罗斯以外全联盟中独立文化意识最强的共和国。科西奥尔和丘巴尔在Holodomor期间暴露了自身的软弱无能，而第二书记波斯特舍夫则拥有自己的一班随从，俨然是个“王爷”。1月13日，斯大林发出了一封抨击波斯特舍夫的电报，称其缺乏“最基本的党员警惕性”。早在二十年代末就已经把乌克兰搞的乌烟瘴气的卡冈诺维奇奉命南下基辅，很快就在那里找到了一个被地方“王爷”打压的“小人物”。这个小人物名叫波莉雅·尼古拉连科，是个疯疯癫癫的丑老太婆，也是党内的又一个好事者，她批判了波斯特舍夫和他的同样身居高位的妻子。波斯特舍夫夫人把这个讨人厌的尼古拉连科开除出了党。当从卡冈诺维奇口中听说了这位“英雄检举者”的事迹后，斯大林立刻明白了此人的有用之处。
12月21日，亲友与巨头们在斯大林的生日会上一直跳舞到黎明。但现在就连这位自编自导大师也承受不住不间断的斗争与阴谋所带来的压力了：压力一大，斯大林的慢性扁桃体炎就会复发。来自马采斯塔温泉的专家瓦列津斯基教授在被斯大林钦点来到莫斯科后和领袖的私人医生、著名医师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成了同事，后者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已经跻身上流社会，现在他的公寓里依然装满了古董和名画。他们的最高病人发着高烧在沙发上躺了五天，专家和政治局委员们簇拥在他身边。教授们每天来探望两次，到了晚上也不敢离开。到了新年前夜，斯大林已经基本痊愈了，他参加的这次新年聚会也是老同志们最后一次一同载歌载舞。当医生们于1937年元旦来看望他时，斯大林回忆起了自己在气象台的第一份工作以及被流放西伯利亚期间的钓鱼经历。但与谢尔戈的争斗再次让领袖的健康受到了影响，现在的他正在准备展开自集体化以来的最大一次赌博：血洗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
斯大林又在全体政治局委员们面前组织了一场布哈林对峙皮达可夫的对手戏。皮达可夫这位从不考虑他人感受的工业主管在被推上作秀公审的被告席之前还在这场对峙中充当了布哈林的恐怖主义行为的人证，但其实皮达可夫自己就是NKVD的残酷手段的人证。布哈林对妻子这样描述道：“跟我对峙的已经不是皮达可夫这个人了，而是一张带着他的样貌的皮囊，一具牙齿全被敲掉的骸骨。”皮达可夫在作证时一直低着头，试图用手挡住自己的眼。谢尔戈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这位前副手与好友：
“这些证词是你自愿给出的吗？”他问道。
“我的证词全都是我自愿提供的。”皮达可夫答道。
谢尔戈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这种问题似乎很荒谬，但要是问多了，政治局就该不满意了，伏罗希洛夫等人正在发狂：
“你的副手其实是个一等一的猪猡，”克利姆告诉谢尔戈，“你必须弄明白他跟我们都说了些什么，这头猪，这个劣种！”在谢尔戈读了带着皮达可夫亲笔署名的审讯记录后，他“相信了记录中的全部内容并表达了对皮达可夫的厌恶”，但他一定也很不甘心。
斯大林亲自监督的这场即将到来的皮达可夫公审虽然在名义上针对的是所谓的“多线反苏维埃托洛茨基主义阴谋集团”，但真正的打击对象其实是谢尔戈的重工业委员部，公审中的17名被告人里有10人都隶属于该部。虽然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审判中起到的直接作用众人皆知，但档案告诉我们，斯大林的参与程度之高已经到了给维辛斯基口述审判结语的地步。正在接受扁桃体炎治疗的斯大林肯定是在孔策沃的别墅里召见的维辛斯基。让我们想象一下不停踱步中的斯大林一边抽着烟一边给维辛斯基听写的场面，奴颜婢膝的总检察长则忙不迭地在笔记本中记下：“这些流氓无赖甚至连一丁点儿公民意识都没有……他们惧怕国家，惧怕人民……他们与日本和德国达成的协定就如同野兔与狼之间的协定一样……”维辛斯基老老实实地记下了斯大林的话：“列宁还在世的时候，他们就违抗列宁的路线。”在1月28日的法庭上，维辛斯基说出的话和笔记里记的完全一致。斯大林在1937年时的想法足以解释几十万人的几乎无缘无故的死亡：“也许这些都可以用你们已经失去了信仰来解释。”斯大林曾这样告诉老布尔什维克们。即将到来的大屠杀的宗教本质在这里暴露无遗。
斯大林的扁桃体炎又发作了。这次他躺在餐厅桌子上，以便教授们检查他的喉咙。之后政治局委员们也加入了和领袖以及医生们的晚餐。席间杯觥交错，医生们惊奇地看到领袖在跳舞。但此时的斯大林早已开始盘算在这恐怖的一年里即将展开的残暴工作了。这次他举杯的对象是苏维埃的医药，但还是在敬酒之后补充说“医生之中也藏有敌人——你们马上就能看出来了！”斯大林的杀戮马上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