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苍茫》读后感精选
《问苍茫》是一本由曹征路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1.00元，页数：38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鹿鸣的最后一点记忆
●印象最深的是"为了你的上升，我们献上肩膀，如果高度不够，我们还有血浆"。整体感觉没有《那儿》和《民主课》好，虽然呈现了社会转型的问题，但故事讲得有点刻意不自然，人物有刻板化的倾向，柳叶叶的人物转变也浅显生硬。
●“现在你只要一颗心。一颗属于自己的心，一颗会痛的心，也许它很平常很弱小，但它的跳动是听得见的，流出的血的红彤彤的，发出的声音是实实在在的，像天底下所有真实的生命一样。也许你还需要忘记，需要时间。而时间最公平，对任何人都不偏袒，它从每一个眼角嘴角额头，那些弯弯曲曲的小道上爬过来，总有一天像苔藓一样把不愉快的事情遮住，一点一点越长越厚，最后什么都看不见。那样多好。”
《问苍茫》读后感(一)：无告的工人
无告的工人
——读《问苍茫》
我很少读当代小说。前几天偶然翻《当代》2008年第6期，读了曹征路的《问苍茫》，很心痛。小说写了工人、民间维权者、资本家、职业经理人、政府官员、工会领导、党的干部等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涉及工伤、罢工、维权、跳楼等等。就涉及的领域而言，小说堪称当代《子夜》。可读性上，我认为是超过《子夜》的。理由是，这部小说我很快就读完了，而《子夜》我花了很久时间，当作任务很痛苦地读完的。我不想全面评述这部小说，只谈谈其中折射的一点，就是：工人到底在这个国家什么样的地位，党和政府是怎么对待工人运动的。
《宪法》总纲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说的多么冠冕堂皇啊。事实呢？
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却没有罢工的权利。领头的是要被抓起来判刑的。那么工会是做什么的呢？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想办法对付工人的。
小说描画了触目惊心的事实，来自贵州的毛妹，在救火时被烧成重伤，却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四处求告无门，最后只好跳楼。而资本家们却可以有律师为虎作伥，通过研究《劳动法》的漏洞来合法地规避赔偿。当受害工人想上访时，政府有所谓的“六不准”，堵死了工人的路。不管是制度设计，还是现实实践，所有一切都是将工人当成敌人来对付的。
工人维权无路，于是唐源开办了劳动争议服务社，以低廉的价格为工人服务。而此时，整个官僚系统开始高速运转起来，深圳市公安、司法、劳动、地税、工商、城管、工会八个部分联手，打击“黑律师”。当工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时，没人理，一旦有人为他们说话，为他们做事，相关部门就开始打击，这充分暴露了统治者的性质，就是为强势者服务的暴力机构。现实使宪法的条文看起来多么荒诞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可想而知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我们心目中工人会被压迫剥夺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在香港，前几年日资的“八佰伴”破产事件。他下午宣布破产，晚上香港政府就出来说，员工不要慌，香港政府会对他们负责。香港政府是傻瓜吗？当然不是。但香港有《劳工法》，《劳工法》规定企业的第一债权人是员工。他没有办法，他必须管。我们大陆的企业破产，是按税、贷、费、债的顺序进行清偿。想想，员工在这个顺序里有什么位置吗？没有。
国外的罢工呢。拉美最大的中资企业是首钢开办的，它开除了一个罢工工会会员，结果造就了一个秘鲁工人领袖，在工人的支持下，他先是当选议员，后来又当了秘鲁劳工部长，他的女儿还当选首钢所在市的市长，首钢一下子就瘪了。这才真正显示了“咱们工人有力量”。
在非洲，受到苛刻对待和被无理开除的工人有其所在的部落撑腰。
香港和拉美以经济自由化著称，非洲向来以落后和野蛮著称，尚且如此维护工人的利益。更不用说那些欧洲工会力量强大的国家了。比来比去，可以说，中国工人是世界上地位最低的工人群体。
以上内容均见于曹征路的《问苍茫》，刊载于国家正式出版物《当代》。本人只是摘抄和少许点评。
《问苍茫》读后感(二)：抓紧看，以后看不到这么直白的书了
第一次接触曹征路是读他的《那儿》，讲下岗工人的，才知道当代还有这种什么都敢写的作家。现在读了《问苍茫》，更是震撼我妈——10年前环境太“宽松”了吧，这种讲血汗工厂的“大实话”，我们私下讲讲都担心会被警告“勿谈国事”，他居然能写书出版？我就不信今天还能出版，抓紧收藏电子版，没准以后就封了。
《问苍茫》的主角大概要算赵学尧，常来临，柳叶叶。前两个都是知识分子，所以本书对底层苦难的描写或许还不算多，倒是有不少知识分子和资本家之间的酸臭对白，但是也很足够了，光是一个火灾毁容、被宝岛公司逼到跳楼的张毛妹，就够说明了这三十年来几亿农民工的血泪了。——了解了这些还不站在工人一边的人都没有良心！
然而赵学尧和常来临就是没有良心的。他们比何子钢、马阳明那种名利之徒更清高，真心把公司当做自己的事业，却在不知不觉中，为了得伯乐赏识，而一点一点地丢掉原则。何子钢曾经骂赵学尧：知识分子是毛，只能依附于皮，你这个同志不听毛主席的话——于是赵和常终于彻底依附于资本家阶级（太祖原意就是这个意思，知识分子要么选资本家作“皮”，要么选工农作“皮”），并且最终都竹篮打水一场空，才明白自己只是给老板打工的。最后都为了老板的事业当了草菅人命的走狗。小说最后写到为劳工维权的唐源被刀手砍进了医院，借柳叶叶之口道出：唐源所从事的，才叫作“事业”。曹征路拿两个臭老九做主角，显然就是要说明：知识分子授予帝王家的都是刽子手，书写越多、杀人越多；相反，为人民横死街头也是英雄。
除此之外，曹征路写了非常多大胆而有趣的桥段，比如说：
文念祖一族是文天祥之后（祖训是“惜命”233333），前辈还参加过tg领导的省港大罢工，结果现在沐浴着改革春风成了农民企业家，口头禅是“要几钱你话我知”。有一回因为老爹的事心情不好，赵学尧以为是被前不久的罢工吓到了，结果文总居然说：他们那也叫工潮？一帮打工仔讨薪罢了，想文家祖上在广州闹工潮的时候，赤卫队真刀真枪地在街上巡逻，资本家都吓尿了。
还有，一帮经济学教授跟老板们喝酒吹逼，说道现在工人不好管，都怪五四一代搞什么激进主义，丢了古代三纲五常那一套，现在我们该重搞个“核心价值观”（妈的这可是10年前写的小说啊，可见有多少教授“怀才不遇”啊23333）。然后常来临的老板陈太说：你们搞三纲五常，我们女人就要遭殃。学者们说：这个三纲五常不是针对女人的，是对付工人的，然后扯了些“西为中纲”，“官为民纲”，“资为劳纲”，“张五常”……
还有，“这种特区报上的牛皮你也好意思吹，哪件事30年代的上海滩没干过？”
还正面写了09年新《劳动法》问世前老板们的动向，点名了民族骄傲华为在08年故意让几千员工辞职以规避新法。
还有唐源开的机构叫“春天”，总让我怀疑原型是某个叫“春风”的，那么唐源的原型岂不是今年某个下落不明的人？
还有唐源接了个学者的项目，让柳叶叶去血汗工厂卧底，也让人怀疑原型是某个现在已经被限制入境的学者，不过时间线好像不对……
总之就是亮点不断，强烈安利大家去看。
《问苍茫》读后感(三)：阅读《问苍茫》的三个维度
《问苍茫》为什么是一部好小说，或者说《问苍茫》的成功有哪些因素，本文想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实是提出三个可能的角度供大家探讨。由于本人能力有限，只能将第一个角度稍作展开，其余两个角度全当抛砖引玉，以待批评。
角度一：苏联结构与乡土语言
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近现代文学评价中，能够活用口语和乡土语言的作家要比只会用书面语的作家的写作技巧更为高超——不信你看生活中，给人讲理的时候活灵活现又有说服力的语言都是口语，要是照搬书上的话就非得把人听烦了不可。
但是这一点还不够，因为把口提炼称成文学同样需要技巧，而把有地域性的语言变成其他地方的人也能看得下去的文学，还需要作者的格局，所以一些刻意用方言写作的作品往往言之无味，甚至在方言区本地也流传不开，正是由于作者的眼界有问题。
其实在放大作品视野这一点上，苏联革命文艺的摸索给当时的中国提供了很好的样板。很多经典的苏联文艺，都是由革命领袖和工人农民两条线索组成的（初期的苏联文艺并不这样，后期逐渐呆板的苏联主官方文艺做得也并不好，比如70年代的二战经典《解放》，已经全都变成了统帅部庙算如神，前方战士英勇奋战两个不相干的部分了，这种号称“全景”与“真实”的作品反倒不如结尾向壁虚造的《攻克柏林》更加打动人心）。
所以，无论从文学上、思想上还是现实生活上向苏联取经的作家往往能得到更高的地位与评价（其实文学评价政治评价说到底并不能截然分离，由于这一点涉及到价值观问题，所以在此不拟讨论）。所以“鲁郭茅巴老曹”的地位才无可争议。其实这后五位直接参与现代文学的作家，在当时能够力压解放区众多优秀文艺家，得到了更高的行政级别，在后世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但他们的语言却更加书面化。老舍在读过《林海雪原》之后，惭愧地说“我写不出来”。郭沫若的戏剧是更典型的“文人戏”，一般演员根本念不出口，只有高水平的演员才能用演技缓解一下台词的尴尬。所以，现在一分析文学就是《屈原》《莎菲》《子夜》《青春之歌》一类，这固然是一方面，但并不是文学面貌的全部。
那么，如果能有结合了苏式宏大结构和中国民间语言的文学，那无疑是优秀的作品。在我看来，姚雪垠老师的《李自成》就是最成功的例子。农民起义的题材，再加上姚老旷世才情，使我觉得《李自成》是可以让《战争与和平》都相形失色的世界级作品。《李自成》刚一问世，就可以在困难时期掀起全国浪潮，第二卷甫一出版就荣膺首届茅奖，实在是有很深刻的原因。但同样是写作横跨三十年的，题材还是更讨巧的“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上海的早晨》就没有这样的待遇，我想，一部分原因正在于此。不过，现在这两本书基本上已经退出文学阅读而进入文学史了，并且文学史中《上海的早晨》占的分量反倒比《李自成》还要多，个中原因，真是可以深长思之的。
《问苍茫》用了很多生动鲜活的语言，也是几条线索并行不悖，其中在情节需要上和人物特点上最有苏联小说特点的就是那个锲而不舍的、有很高阶级觉悟的工人领袖唐源了。
角度二：新与旧
小说中的赵学尧也是一个步入新时代的老人的形象，赵教授本来是山村民办学校的知青，读《斯特朗回忆录》，唱《敖包相会》，说马克思，但最终变成了一个依附于资本家的帮闲知识分子。小说反映的是新世纪头十年深圳疯狂扩张的故事，正是这种资本主义再入中国的背景给小说搭建了很好的舞台，这种“方生方死”的时代是最容易产生文学的时代，这种作品也是最符合中国传统审美的。但也正是这样的环境让人怀疑唐源这个人物的真实性，所以唐源这个形象塑造得并不如赵学尧这样成功。另外，在曹征路老师的《民主课》里似乎依然有这种穿越到改革年代的革命人物，我还没看过《民主课》，暂且存而不论。
角度三：80年代的语言风格
小说有多大程度上是受了民间语言的影响，又有多大程度是受了80年代新小说的影响，后来的小说我看的不多，提出这一个问题全当抛砖引玉，提供一个分析的角度。
补充：陆秀夫背小皇帝跳海的悬崖在珠海而不在深圳，不过小说虚虚实实，倒也无妨。
《问苍茫》读后感(四)：柳叶叶之后怎样
知道曹征路这部作品是在两年前，那时对左翼文学还抱着一种偏见，以为无非过分地渲染苦难来博得别人同情，干瘪的煽情中没有思考的空间——如戴锦华老师所总结的，左翼常以陈述社会苦难与敌手不义的“悲情”来确立自己的正义性。L推荐此书时自己还拿出了“不读作者还活着的书”的挡箭牌。然而一年之间思想的变化是巨大的，对自由主义愈发失望，对左翼的了解却也渐多，才知道自己的肤浅与可笑。
去年暑假因为在金融街的实习着实无聊，上班空隙断断续续看完了《问苍茫》。这又是一年前的事。当时读完颇受触动，决心要写点什么，而又因为共鸣太多难以平静地整理出一个思路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书中所展示的社会背景是宏大的，也不知从何下笔——按照曹征路自己的说法，至少有四个方面：柳叶叶的成长史、常来临的挣扎史、赵学尧的堕落史和文叔的涅磐史。对于后面三人，可以讨论也不少，但在此限于篇幅，只讨论柳叶叶的成长史。
柳叶叶是贵州棋盘乡的一个小女生。在穷乡僻壤，倘若不出去，读完书便是嫁人，没其他出路。马阳明到贵州招工时，赤裸裸提出了要“开处”才肯招人，所以柳叶叶、毛妹、香香、小青、桃花五人，为了走出去，来到了酒店。柳叶叶遇到的是常来临，一个心中还剩点“正义感”的驻企党委书记，才得以逃过一劫——也是因为这点，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柳叶叶对常来临总是心怀好感与幻想。
刚到深圳时，柳叶叶对工厂充满了兴奋与好奇，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了期待。常来临时常对她说，“在深圳，只要你努力，人人都可以当太阳的。”柳叶叶期待成为都市白领，穿短裙和高跟鞋，夹着小包，走路一扭一扭的，用一口流利的英文说哈啰。为此她省吃俭用，拿出钱挤出休息时间上电大夜大。她不理解工人为什么要罢工，以为不过是捣乱。
然而长时间的流水线作业，柳叶叶才慢慢懂得，城里的风光与自己无关，流水线才是自己的全部，而自己的内心，也渐渐变得冷淡粗糙。但期望还是在的，特别是在她的诗作在报纸上发表后，她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一条新的道路。
即便毛妹被毁容之后，柳叶叶仍旧相信常来临会给毛妹公道，再不济，还可以上访，靠政府——而主动登门拜访提供帮助的唐源不过是个骗子。她的老板是好老板，会给贵州山区的孩子捐钱建希望小学；她的常书记是个好人，会鼓动工人们为老板娘的弟弟献血，会带她们去世界之窗玩，会时不时鼓励她，“在深圳，只要你努力，人人都可以当太阳的。”
啊，是的，个人奋斗！当张桃花在医院怒斥她个人奋斗的幻想时，柳叶叶只觉得她们特别庸俗。“她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道路，她已经在深圳的天空底下看到自己的曙光了。努力奋斗，努力向上，有什么不对？怎么就是鬼话？满世界都是这样的声音，‘每个人都可以当太阳’，不对吗？”只是干了这么久，她也不过是从流水线工人变为拉长，和毛妹一样，也只是一名工人。
而柳叶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常书记最后会污蔑毛妹是贪图个人利益而不是去救火，也万万没有想到，常书记会拒绝全额赔偿，而公司的老板，会携款逃走。当她求助于媒体时，被告知事情很复杂，市民维权是市民维权，工人的维权，却不肯登报。
毛妹最后的跳楼自杀是柳叶叶思想的转折点。裹挟于宝岛电子工人的罢工中，劳方与资方的截然对立，柳叶叶终于看透了常书记那些空洞的言辞与虚伪，内心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从监狱中出来后，她去了唐源的“春天劳动争议服务社”，立志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
故事到此还未终了，柳叶叶后来进了一家贴牌加工工厂当“卧底”，在她带动下，工人还举行了罢工。再后来，则是唐源为工人法律维权的道路受到各方力量的挤压，虽然艰难存活下来，但依旧遭到他人报复，被砍了好几刀。在医院，柳叶叶最终被唐源的坚韧所感动，最后和唐源走到了一起。
回顾当年从贵州棋盘乡一起走出来的五个姐妹，柳叶叶成了社会工作者，毛妹因工伤而自杀，香香和小青在中途便走出工厂，沦为妓女，再后来，香香戏剧般成为马阳明他爹的老婆，而小青跟了一个种蔬菜的老板，张桃花，则成为一个香港老板的三奶。将来她们的命运作者没有交代，但书中的迟小姐或许可以为此做注，迟小姐是文念祖的二奶，有了小孩之后，被文念祖抛弃了。
柳叶叶之后怎样？这是自己最关心的问题。无论是唐源还是柳叶叶，曹征路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思路：“唐源这样的人物在珠三角地区确实大量存在，但也确实面目模糊。尽管唐源的存在在理论上有着充足的合法性，一个和谐的社会当然应该有各种利益群体的诉求管道，不管将来历史如何演变，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参加博弈的‘市场’，注定不可持续。可在现实中我确实看不清他们的未来……”（《问苍茫》创作谈）
或许这就是曹征路的局限。在《那儿》中，朱卫国以自杀了结一切误解与痛苦，在《问苍茫》中，常来临最后只能放任工人上街。面对浩浩荡荡的改革，曹征路看到了巨轮碾压下脆弱的悲哀，只是呐喊而无所适从。对于唐源或柳叶叶这些从工人中成长起来的新人，他不知道会怎么样。
是继续为工人法律维权？进工厂调查实情？倘若稍稍关注下现实便能明白，柳叶叶所选择的道路十分曲折。法律维权能否成功，不但要看政府态度，更要看资方力量——往往，如柳叶叶这般的人总是要失败的——壮烈如张海超，开胸验肺，而今也要面临死神威胁。最普通的，便是志愿者或者NGO，在给工人宣传维权知识时遭受暴力袭击，轻则只是殴打，重的便是砍成重伤。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这是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写道的。拿“看客”来形容一些局外人倒是妥帖，但对工人来说，多少有些不公。并非他们乐意当看客，而是在这浩荡三十年的意识清洗中，他们已经失去了团结的意识，与小农无异，畏缩在自己的世界里，请求老板给个工作给条生路。志愿者受伤他们固然难受，但自己却也感到无力。
但工人们本不应该感到无力的。而工人，也并不应该是等待救世主的弱势群体。一百多年来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为自己争取了不少权益，唯独到当下中国，工人就噤声了？为工人法律维权固然比那些一面向政府怜求“民主”“自由”，一面祈求美国来解放自己的公知们强很多，但实际上也只能是扬汤止沸。柳叶叶能做的，可以更多。
那柳叶叶能做什么？这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在中国沿海加工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NGO与左翼的活动是比较活跃的。然而可悲的是，不少人总设法在“和谐社会”这一框架下小心翼翼地替工人主张正义，不敢再进一步——连列宁所批判的“经济主义”“工联主义”都无法达到。但倘若要实现工人的权益，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零散的法律维权方式，则建立属于工人自己的工会组织是必要的。这需要投入诸多精力来促使更多工人觉醒。
一个车间的团结、一个工厂的团结，都是不够的。要实现斗争的可持续，需要联合更多的工人。从三月底开始的香港码头工人罢工持续至今已有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中，资方迟迟未同工人达成协议，也同时利用了这段时间，培训了新的工人，码头业务恢复了86%——这无疑是对罢工工人的一个打击。设想一下，倘若能团结更多的码头工人，如3月份智利北部码头工人那般，资方的迅速妥协便是必然的。
把工人团结起来——这是柳叶叶可以选择的道路——倘若她真的想更好地改变工人现状。但仅有工会组织也是不够的，上世纪末的韩国工人运动已为我们提供了血的教训。之后柳叶叶该怎么样，限于篇幅，在此不再展开。单就今天之中国，倘能达到工联主义便已是不小的进步了。
文末，摘戴爷的话与诸君共勉：“敌手的不义、社会的苦难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不言自明地反身证明自己的正义性，你自己的正义性必须通过正面的表述，你的实践、思考去建构，敌手再不义，也不能证明你的正义。你的正义必须以自我实践与思考去证明。”
而“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和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2013-05-07）
【参考阅读】
1、曹征路：《问苍茫》
2、曹征路：沧桑阅尽意气平——《问苍茫》创作谈
3、戴锦华：谈《钢的琴》
4、付艳霞：从生活到文学——谈《问苍茫》的编辑和阅读
5、列宁：《怎么办？》
6、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7、具海根：《韩国工人》
【另附书中其他三人之介绍】
常来临原是梅州县毛巾厂的书记，国企改制后在家待业，后来因为宝岛电子公司（台企）发生了罢工，陈太借鉴日企的经验，希望在公司设置党支部，给工人做思想工作，避免罢工现象。经文念祖推荐，常来临便成了宝岛电子的党委书记。上任后向罢工工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老板和工人是合作关系，还抬出了民族主义的东西，说公司处在产业链利润的最低点，所以更不能垮，要给外国人看看中国人的能力。罢工平息后在公司推行三班制，同时重新组合工人，打乱同乡组织，受到陈太器重。排挤掉马阳明之后，常来临理所当然成为一把手。与陈太的暧昧不清，而又摆脱不开当国企干部时那种“正义感”，面对工人改善待遇的呼声时，常来临总是会有一番纠结，然而，每次他都选择倒向陈太这边。为了陈太，他呼吁工人们为陈太的弟弟献血；为了陈太，他污蔑毛妹拒绝全额赔付。宝岛电子就是他的事业。而直到最后一刻，他终于相信陈太撤资逃跑了，面对着汹涌的工人，才放弃：“现在，你们到大街上去吧，到马路上去堵车吧。”
赵学尧不过是一个大学教授，经他学生何子刚的介绍，成了文念祖的顾问。为了讨得文念祖器重，下了不少功夫拍文念祖马屁。他是个“人道主义者，历来主张公平正义、平等博爱的”。但面对工人，也照样倒在资方一边。他欣赏唐源的思想，但同样是他，害唐源被打成瘸腿。“这一切和良心无关。”
文叔的父辈是参加过广州民运的，而他自己则是推进土改的村干部。改开后感叹世道变化隐居到一个岛上，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后来还培育出了红树林。而他的儿子，文念祖，在改开后摇身一变则成了幸福村开放总公司的董事长，其他几个子女在当地也是有钱有势的人物。子女们一直想拉文叔上岸，同时还垂涎小岛的资源。而文叔一直没有认同这一世界。终于在一次台风中，文叔从小岛上消失了。
《问苍茫》读后感(五)：亲，你的同情值几钱？——评曹征路小说《问苍茫》
亲，你的同情值几钱？——评曹征路小说《问苍茫》
很久没有读当代小说了，因为身边发生的事情和网上的真假传言已经足够精彩，甚至超过当代小说家的想象力了。作为一种消遣，小说当然比不上电影，而作为反映现实的镜子，当代中文小说似乎只提供了一面面哈哈镜，无病呻吟、装腔作势、扭扭捏捏，三者必居其一。而那些被评论家交口称赞的小说，例如曹征路的这本《问苍茫》，则很可能是集三者之大成，让人读罢只有大呼上当的分，进而不得不狠狠地吐槽。
1、
所谓装腔作势，其实主要是书商的错。这年头，不把自己包装得有头有脸有名有份，哪能骗得到钱赚得到吆喝呢？于是，就有了封底所谓的“第一部用社会现实、精彩故事解读《资本论》的小说”、“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以及封面上的“尖锐的劳资矛盾背后是阶层的动态调整，是社会中坚力量的艰难崛起”，云云。而小说原先的题目“工贼”也是在书商的建议下才被改得如今这般气势磅礴的（见《沧桑阅尽意气平——<问苍茫>创作谈》，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4期，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6215809/）。
吆喝的嗓门很大，在“左翼”文学评论界的回音也不小，这足以让局外人产生一窥究竟的好奇。但小说的故事既谈不上精彩，对现实的描述也多有扭曲，始终跳不出以己度人的狭隘视角。通过这部小说，读者与其说是更多认识了社会，不如说是更多认识了作者，以及作者所代表的文人群体。
小说的主线是某打工妹因目睹一同打工的表姐惨死而走上维权之路，支线是各路神仙来深圳冒险淘金而个个发迹。需要指出的是，整个故事只是对作者200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今夜流行疲惫美》的扩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把原作中的打工妹过劳死以致引起罢工的一个背景交待加以展开。严格来讲，这部长篇其实只是两部中篇的合并，因此，小说中的戏剧性情节过多以至于喧宾夺主，同时背景铺垫又太少，便是理所当然了。
群众闹事的故事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见怪不怪很多年了，从个人性的跳楼、炸楼、刺杀小孩，到群体性的“散步”、静坐、占领工厂，哪个背后都有闻所未闻的精彩情节，而权钱勾结横行一方的故事更是数不胜数。作者之所以要借这个故事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主要不是为了向老天爷求个公道，而是在这个故事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除了作者寄予“希望”的柳叶叶和唐源、以及半神半人的文叔，个个都是鬼一般的精明，当然还有神一般的好运，为钱所困是这些人（不论贫富）的共同点。和这些人比起来，读者很难不感到自己是苦命的老好人，虽然现实中的“柳叶叶”们看来不会有阅读这类小说的爱好。
对于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女工柳叶叶和电子厂书记常来临，作者对于这些人物的历史背景都语焉不详。这可以从作者的创作谈中找到原因：这本小说的基本素材来自于对现实中两个类似人物的交谈。常来临这个人物之所以写得比较好，原因之一也正是作者与这个人物的现实原型的交往比较多。但遗憾的是，作者的想象力并未很好地填补素材的空白。例如，对于暴发户马明阳的发迹史的追述，竟然就像是暴发户的自吹自擂：在公园里落魄露宿一晚后突然觉悟，从此开始施展拳脚步步攀登，总之，老子也是苦出身的！而马明阳在被赶出电子厂后的东山再起，简直像是神兵天降。作者对于人物经历的忽视，自然就导致小说人物的性格大都缺乏深度和复杂性（唯一例外是作者根据某些理论教条而塑造的一个人物：电子厂老板陈太，但可惜为了片面追求复杂性而失去了更重要的真实性），而且也缺乏变化，这就使得读者对于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很难感到信服。
书商所谓的“解读《资本论》”，看来不过是大大发挥了马克思的“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的观点，把宝岛电子厂的老板陈太写得楚楚可人，毕竟，谁不喜欢一个年轻美貌、温文尔雅、既可以当妈妈又可以当妹妹的白富美？陈太为了给弟弟治病而独自在险恶的资本丛林中冲锋陷阵，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姐姐啊！（需要指出的是，在作者的中篇小说中常常出现高额医疗费的情节，而且承受苦难的都是女性人物，例如《有个圈套叫成功》中与陈太处境类似的女教授安娴，《那儿》中的女工杜月梅。）然而，万恶的社会究竟是不可阻挡的，再好的人也要被它带坏。公司飞来横祸，陈太远走异乡，说不定正天天以泪洗面呢！亲爱的读者们，不管心地善良的你在读罢小说后是热泪盈眶还是义愤填膺，总之让我们祝福好人一生平安吧！让我们诅咒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制度，它把好人逼良为娼，让坏人趾高气昂！
祝福完了诅咒完了，还是该干啥干啥吧，因为小说的结局已经庄严宣告了“社会中坚力量的艰难崛起”。不过小心，可恶的书商又在这里指鹿为马了！读者在小说结尾处看到的是究竟是什么？看到的明明是屡次遭到打压和欺骗的唐源柳叶叶居然还死死抱住依法维权的天条，和那些吃危机饭发国难财的正牌维权律师抢食；看到的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纷纷俯首称臣、投怀送抱、同流合污。唉，文人不总是以刚直不阿的谏臣自居的么？不管是合作还是反抗，就算被你逼死我也要遵守你制定的规矩，这种传统文人式的“崛起”确实是够艰难的，甚至常常出师未捷身先死（想想比干挖心，想想苏格拉底服毒受死），但是，亲爱的读者们，心若在梦就在，让我们活在同一个梦想里，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怀着美好的愿望继续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做牛做马——这便是一个良心作家在“沧桑阅尽”之后发出的呐喊！但，这就是唯一的现实出路吗？
除了言过其实的故事内容之外，作者还毫无必要地添加了一些神神叨叨的把戏。在作者笔下，一个为土老板打工的落魄教授不仅常常引用马克思、列宁，还煞有介事地谈论高兹——一个连学院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都未必熟悉的名字。更离奇的是，作者还大段大段地写什么“红雨”、“红树”，暗示钻在钱眼里的文家人遭到了老天爷降下酸雨的报应，而南方沿海常见的台风在作者的妙笔之下则成了社会冲突的前兆。当然，这不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小说，也不是一本因果报应论的小说，马克思主义和因果报应论只是这本世情小说的点缀。
2、
所谓扭扭捏捏，则正是世情小说的通病。似乎这类小说的作者们已经认定了无肉不欢是普遍真理普世价值，觉得故事里若没有荤味的情节，读者就一定会打哈欠。当然，荤也要荤得恰到好处，对于“纯”文学来说，犹抱琵琶半遮面总是境界更高的。即使这样，作者在小说中还是把这些佐料放得太多了，一些甚至成了故事发生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以至于主要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为男女之事所困，最后还以才子佳人式的结局收尾。在这样一部力图深刻的小说里，这简直让人啼笑皆非：能够把一部反映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故事写成这样，这需要多么高超纯熟的艺术加工技巧啊！
小说中这种情节比比皆是：唐源自称第一眼就看上了柳叶叶，报社编辑夏悦也想占柳叶叶便宜，柳叶叶时不时产生常来临拍她脑袋的性幻想，常来临和女老板陈太暧昧不清，陈太为了给弟弟治白血病而委身于富豪并来深圳投资设厂，陈太似乎还和发包商的外国老板有一腿，香香小青从为了得到南下打工机会而失贞到主动辞工去做妓女再到最终被包养，香香把自己嫁给了仇人（以招工为诱饵夺取香香贞操的宝岛电子厂人事主管马明阳）的老父，赵学尧和老板文念祖的老婆酒后出轨（这里还不包括在原作《今夜流行疲惫美》中，赵学尧在小说结尾处终于和老板的旧情妇发生关系）……
读者不禁要问，诸如此类的情节都是故事发展的必然要求吗？不写个男欢女爱就不是故事了吗？例如，难道唐源没看上柳叶叶，就不会让柳叶叶加入他的维权公司了（改编后的舞台剧干脆就直接这样写了）？难道常来临的老板不是个会发嗲的上海女人，常来临就不为老板着想了——那么赵学尧是为什么这么看重自己在老板眼中的位置的呢？难道香香小青不去卖身就会像柳叶叶一样成为文艺小青年、罢工积极分子了？难道柳叶叶不对常来临有性幻想就不会信任这个当过军官的总经理了？难道香香这样就算是复仇成功了，坏人就这样遭到了“报应”？……
当然，多看几本当代的世情小说，什么今夜请将我遗忘啦，圈子圈套输赢浮沉啦，官场春秋校园内外啦，也就对这种套路习以为常了，因为世情小说家总是把“真实”世界定位在裤裆里和钱眼里。这是他们的职业写作习惯：反正私密的事情无一定之规，而且谁也没见过（但谁都想偷偷看一看），所以尽可以发挥想象力地去写。这也迎合了读者的业余阅读习惯，于是，造梦的和做梦的都各得其所。
这种写法在鞭笞世间丑恶的时候屡试不爽：反正读者们都坚信这个世界一定比他们亲眼看到的还要丑恶，否则，怎么解释自己的苦命呢？但要用它来写趴在地上的奴隶是怎么样想站起来伸个懒腰的，就显得力不从心了，更不用说拿它来写奴隶是怎么样鬼迷心窍到居然不想再做奴隶的——作者确实也没有写到这个阶段，或许是因为不忍心看到“社会中坚力量的艰难崛起”却按照作者笔下的逻辑以旧式帮会的复兴为结局吧。于是，要在旁观者眼中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上写出诡异的突变，要写出作者眼中具有阶级觉悟的“新人”的出场，只能求助于最后也是最厉害的一招：无病呻吟。
3、
所谓无病呻吟，就是写作者利用职务之便，既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态度，渲染苦难以同情那被欺负的大多数，又摆出一副理解万岁的姿态，铺陈背景以同情那欺负人的一小撮。之所以可怜苦难的同胞，是因为他们自己吃喝不愁；之所以又同情专横的主人和主人手下的叭儿狗，因为他们的吃喝也是由主人包养的，他们的劳动成果只是为主人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叭儿狗而已。悲伤从来不会转化为愤怒，因为文人本无病只是爱撒娇，“为赋新词强说愁”嘛。
无病呻吟的关键在于主动造病，所以，正是在作者操纵笔下人物命运的时候，暴露了自己眼界的狭隘和感情的虚伪。小说中的厂房火灾和毛妹跳楼，只是作者为了“揭示”明摆着的劳资矛盾、为了把柳叶叶推上维权的“正道”而硬造的故事转折点。读者可以问，如果没有发生火灾怎么办？如果宝岛厂没有恰好资金紧张到连30万的工伤赔偿都付不起怎么办？难道一个跳楼的冤魂和一条被生生砍下的腿，只是换来了一个女工的法治信仰（以及由怜生爱）？最重要的是，难道没有火灾或者没有拖欠工资，就万事大吉了？
更严重的问题是，即使加上了这两个关键情节，柳叶叶在小说中从文艺青年到维权工作者的转变仍然显得太仓促了。读者不知道柳叶叶究竟是怎么样痛心觉悟的，而这正是小说的一种特殊功能：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虽然作者声称小说的关键点在于三次罢工，但这些罢工经历只是塑造了一个维权“新人”，这个过程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或许只能理解为作者的笔下留情。而且在作者的笔下，每次罢工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罢工似乎成了一件最容易最自然的事情，仅仅是证明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老话——如果现实世界真是这样，作者可能会更加迷茫，或者还没有工夫变得迷茫就不得不被抛进颠沛流离的生活之中。
可是，这么简单的道理需要教吗，尤其是对那些一辈子出卖劳动力的男男女女来说？况且，这里描写的不是大量的日常压迫，而是少数导致了极端恶劣后果的压迫。当然，身不由己的老板官员们倒确实需要养成居安思危警钟长鸣的习惯，更需要提高管理的艺术，要学会一边压榨一边施舍面包与马戏，让奴隶和主人同舟共济皆大欢喜，这可比把人逼上梁山要“人道”得多也安全得多，因为即使小说中的唐源柳叶叶没有失去理智到不“惜命”的地步，这种事情的发生也向来是不可预测的：刁民如明枪易躲，暴民则暗箭难防。老板官员们，务必切记！
这样看来，事情就很明白了：更需要接受人道主义“驯化”的正是那些见钱眼开禽兽不如的家伙，他们才是决策者、拍板人，这正是所谓“引起疗救的注意”，而驯服主人这项高难度的任务也向来是少部分机智敢言之士的义不容辞之责。
于是，几个道听途说的故事片段，加上世情小说的写作套路和无病呻吟的关键情节，就凑成了这部弄巧成拙的小说。本来，如果老老实实写成几篇纪实性的短文，虽然不容易广为流传，但至少还不至于如此漏洞百出。现在，虽然小说力求煽情想要深刻，却总是火候不到，因为故事本身太破碎了，一个个戏剧性事件的接连发生在抓人眼球的同时也忽视了前因后果的铺陈，忽视了对于人物内心的体察。自命为现实主义的小说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了理念先行的说教。穷人的凄惨命运，知识分子半推半就的堕落，官僚和老板的不可一世，这些人的命运似乎早就注定了。而作为故事所发生的场景，这些出口加工厂的来龙去脉，却似乎和这些人的命运无关。文念祖是怎么发迹的？陈太跑到哪里去了？宝岛电子厂和那些农民工后来怎么样了？这些已经超出了作者的想象力，更超出了作者的逻辑推理能力。无病呻吟掩盖了真正的病症。
虽然真正的病症被掩盖起来，但并没有被消除，光呻吟两声是远远不够的，急需的是治病的猛药。在小说中，要改变大多数穷人的命运、要疗救当今社会的弊病，看来只能靠依法维权的艰险之路，虽然苦了点但至少有个盼头，毕竟青天大老爷一定是要面子的，它不像老板可以说走就走，因此只要把事情闹大，维稳预算就有你的一份。不过，鉴于一个农民工要走上这条路需要经历一些常人无法经历的惨剧，作者的这个唯一希望就像是沙滩上的宫殿一样不靠谱。
因此，小说的初稿题目“工贼”就非常耐人寻味了。“工贼”的称呼，在中国的语境中，指的是混入罢工队伍内部并试图破坏罢工的人；在欧美的语境中，指的是被老板雇来顶替罢工工人的失业者。谁是作者笔下的“工贼”？是常来临吗？常来临对于宝岛厂的工人来说不是鬼鬼祟祟的贼，而是明明白白的一条狗，他从来没有参与过罢工的组织，甚至最后连中层管理人员也抛弃了他——这些拿了补偿款就抛开罢工工人的中层管理人员反而更接近“工贼”的形象。
那么，“工贼”这个名字就完全起错了吗？倒也不是，因为这个角色不是在故事里，而正是写故事的那个人！为什么作者对于常来临这个角色的描写最传神？惺惺相惜啊！如果作者站在常来临的位置上，能做出什么不同的事情来吗？为了符合出版审查的要求而把这个故事的结局写成温吞水（见《<问苍茫>与我们的时代——曹征路长篇小说<问苍茫>研讨》，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5期，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article=1270），甚至在之后另一部长篇小说《民主课》里不区分实际目的而盲目夸大忍辱负重的价值，这样的一个作者确实很难让人相信他会有勇气去背叛自己的社会角色。而凭作者高超的观察力，一旦站在常来临的位置上，作者很可能比常来临做得更“出色”。
作为作者观察力虽高但勇气欠缺的证据，他自己看到了自己的局限，并且丝毫无意超越自己的局限：“我是个写小说的，我不得不以悲天悯人的心情来思考这些历史现象，用审美的眼光来审视这些人物。我承认，自己是属于那种没有腐败机会而痛恨腐败的那种人，是吃不着葡萄的狐狸，是妒忌，是弱智，是瞎操心，是自不量力。可我的悲哀却是中国多数人的悲哀，咱们说说总是无妨的。”审美的眼光和公正的眼光，不用说，是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并且会导向完全不同的终点，因为丑陋可以容忍，而邪恶则是不可容忍的。用审美的眼光去“说说”不仅无妨，而且无害。但正是这种倔强的努力，造就了一个天然的“工贼”，他的天花乱坠与他笔下的常来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认为文学是人类进步事业的一部分，一个作家倘若对社会进步不感兴趣对人类苦难无动于衷，是可耻的。只不过作家的参与方式是文学的、情感的、审美的，是别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而已。”只可惜，这种认识是带有欺骗性和误导性的歪曲，惟其“真诚”而更加有害。（见《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
如果我们把某一地域内的人类社会简化为老虎、狐狸、羊群共生的大草原，就能看到“工贼”是狐狸的一种。没有狐狸的相助，老虎再勇猛也难以掌握羊群的动态，更不用说劝说羊群乖乖地自投虎口了，这只是同一个生态系统里的相对相成的三个功能、三种角色而已，缺一不可的。羊群如果投靠老虎，在遇到狼群袭击时还可以有个保护，虽然老虎的保护不是免费的，但毕竟比四处游荡只顾自己吃得爽快甚至饥饿时还要互相厮杀的狼群更好一些。只是……老虎大人，千万别上狼群的当，它们可是从来不考虑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的啊！这，就是那些高唱什么工人阶级最光荣最有力量的良心文人的殷切呼吁！这也正是古今中外“工贼”的呐喊——一百年前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美国的进步运动人士以及今天中国的左派大佬！在狼群愈来愈凶猛的时候，兔死狐悲正是用来形容他们的悲悯和义愤的。但是，他们在批判大奸大恶的同时也在为另一些往往是更隐蔽的不公正铺路。他们的表演和另一些妄图以大奸来制服小恶的理性学者同样滑稽可笑，更可笑的是，双方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好人。
一部《问苍茫》，好就好在毫不掩饰地表达了那些既做了婊子又想立牌坊的文人的矛盾心态：如此纠结又如此无解，如此虚伪又如此真诚，怎能不让一众卿本善良而且忧国忧民的白领小资们心有戚戚焉而跟着娇嗔连连呢？其中的一些甚至还乞求明君再恩赐一次民主实验的机会，却忘了樱桃好吃树难栽，他们曾经一度拥有而未加珍惜的那位明君是从腥风血雨的考验中才脱颖而出的，民主又怎会从天而降？
4、
在一次访谈中作者正是这样表达自己的小说理论的：“生动而真实的故事细节、鲜活而独特的人物性格、蕴藉而深刻的情感寓意，是小说艺术永远的生命力所在。……小说无论形式怎样演变，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感动了读者。离开了情感的深刻和伟大，一切花样翻新都于事无补。具体到人物来说，就是对人物性格、行为逻辑和内心世界的把握是否到位，是否丰富复杂，是否深刻有力等等。具体到故事来说，是否符合生活逻辑，是否揭示了本质真实，是否曲折有趣等等。”遗憾的是，这种小说理论只能造就作者自己所批评的“手法拙劣，依靠巧合误会来推动情节”，因为在感动读者的总目标下，“现实主义”只是牺牲真实性的遮羞布，只是作者主观视角的代名词，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其实我对自己有一个定位，就是真实地记录下我能感受到的时代变迁。我是个拙人，能做到这一点就不错了。”（见《曹征路访谈：关于<那儿>》，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小说家所感受到的时代变迁一定是真实的吗？对谁来说是“真实”的？
因此对于这部小说而言（对于任何一个文艺作品而非理论作品其实都是一样），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是作者的目标读者，以及什么是作者想要在这些目标读者中所激发的感觉？《问苍茫》作者的满腔义愤和困惑究竟是想与谁诉说？是文艺青年，文艺工作者？还是高高在上的决策者？不管是谁，最不可能在作者心中出现的读者，看来就是农民工了。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故事对于农民工来说常常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更是因为作者没有给出任何有希望的出路：小说中既没有罢工斗争的战略战术，也没有维权斗争的光明前景。对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或兹兹牵挂社会和谐的知识分子来说，这部小说也并没有提供多少新鲜的事实和观点，充其量只是敢于直接表达那些如今正在变得越来越刺耳以至于显得荒谬的一些二十世纪的流行词汇罢了。
当然，由于小说所涉及到的这个题材是当代皇帝的新装，因此作者的勇气还是值得赞赏的。小说的内容也并非那么一无是处，因为整体的不真实不合理并不意味着所有细节也都是错的，细节的真实恰恰是任何故事能勾起读者猎奇兴趣的最基本要求。
就这部小说而言，一些最有趣味的细节隐藏在作者有意无意的影射之中。春秋笔法向来是中国文人的优秀传统，而这部小说里至少有如下人士“躺枪”：首当其冲的是有着一头潇洒银发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作者还借书中人物的嘴大大嘲弄了一番“五常”这个名字，暗示张五常是邪恶帝国派来的宣扬新“三纲五常”的说客。不幸中枪的还有打工者文艺团体、农民工夜校、打工诗歌等文化活动，至少在小说里，这些活动之所以得以开展，有的还暴得大名，是因为背后有老板或公共机构在出钱。老板嘛，当然是无利不起早的，借此一方面可以给当地官员脸上贴金，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这些活动消耗年轻工人的剩余能量，使之天天向上不再反抗，可谓是一箭双雕。而公共机构，当然是要为服务于先进生产力的公仆们服务的。在这两枪中，前一枪直取目标，后一枪则发了一颗散弹。别的不说，就为这两枪，我们也要大大地感谢作者，因为这确实是货真价实的两枪。
可见，人只要认真起来，就总有可怕的地方。甚至，认死理的学究有时比不怕死的莽夫更可怕。不过，帮闲文人和白领看客们，在你们叩问苍茫大地之前，还是多问问现实中和历史中的人吧。远的可以看看一百多年前英国工厂巡视员的报告或者恩格斯的摘抄，近的可以自己去尝尝体力劳动的滋味——只是不要因为做苦工不如搞文艺来钱快就偷懒去搞文艺，然后又反过来用手中那支笔冒充自己是工资奴隶的代言人。这套把戏越来越过时了！不仅出卖苦力的工人没工夫陪你们一道感伤，老板官员也越来越不会买账了，因为他们虽然高高在上，但在信息时代，他们的耳目也越来越灵光了。如果你们的眼泪还是禁不住要流下来，那就为自己的软弱虚伪而流吧：明知老虎改不了吃肉，却依然狗改不了吃屎一样地寄希望于老虎的慈悲！而对于争相充当道义领袖的良心文人来说，如果不先反省自己的道义标准，不先用普遍标准来限制自己的行为，那么即使不出现满肚子男盗女娼的笑话，那些大义凛然的言辞也只不过是地位优越感的巧妙伪装罢了。
对人的道德觉悟寄予太高期望是不现实的。现实是，这样的对话场景或许已经不远了：
工友们辛苦了！
亲，你的同情值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