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诗学》读后感锦集
《空间的诗学》是一本由[法] 加斯东·巴什拉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7.00元，页数：26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此书需要自行脑补的部分过多 请在脑细胞数量充足的前提下阅读
●呼，终于读完。从“贝壳”章节之后我的状态基本下线了。家宅那一章读得最细致，也是最费时，但也是最喜欢的篇章，关于窗户和灯光，从地窖到阁楼，这些想象性的笔触触到现实，所荡漾开来的能量太大了，做了一周的如诗如梦的阅读理解。（后1/3本需找时间重读）一些概念问题还需要厘清。需要一定的基础才能更好地消化此书。一些句子的翻译似乎不是那么准确。（但法文原文我是不会去看的
●中文版
●真的好好看 心理学与空间现象学之间的融合带来不一样的视角，不仅语言美思想美 而且充满温情与满满感动，在哲学思考背后是实际生活的考量，不形而上的空洞不形而下的流于俗媚。
●诗歌形象的基础是创生性的自由想象，人的灵魂通过它而在场。不同于心理学，精神分析和文学批评，对诗歌的私密阅读不是去寻求诗歌形象的文化和历史原因，而是仅仅现象学地看着诗歌形象的花朵，看着它是如何开放的，并不企图去将花朵还原为下面的土和肥料。此书特别适合下雪的冬天读，因为里面有很多描述外面世界的残暴，如何凸显家宅的温暖的传神之笔。最后，此书最大的败笔就是混同了对家宅空间的回忆和想象，这方面，Bachelard还需要好好再学学胡塞尔。
●技艺必须伴随着同等程度的忘记技艺。无技艺不是无知，而是艰难地超越知识地行动。正是通过牺牲技艺，作品每时每刻都是一种纯粹的开端，这一开端把创作变成了练习自由。
●想象的地图，形象的工笔形而上。最初的触动还要在中途，读到“就这样，面对敌意，针对风暴和飓风的动物性形式，家宅的保护和抵抗价值转化为人性价值……”时，之前的困倦顷刻消失了
●a muss read.
如题。
而母音还在那里。
它有能力，自然地描绘它的实在，那便是象了。我们会在那儿出现。
而仅此而已，别无其他。没有僭越。
纯净的点与无限。
米老师读她的《白露》，我不知道别人，我刻意锁着眼泪听的。近几月来乡愁最饱满的一句。提起乡愁，我大多时候要失落，我深爱我的父母，却不想念那个家乡，至少现在，至少出门流浪的这个夏季。
但仍然被巴什拉说中，角落，角落里有我们的孤独，童年，梦幻，热情和几乎所有的回忆。有好几次关于幸福的梦境，不是巴什拉说的梦想，是弗洛伊德那个睡梦。梦中有光线，就是从小睡在奶奶身边的那个大窗前，我心想，哦在家，愉快，又睡。醒来发现是梦，总是失落。无论这边的窗口又是怎样的明亮。
家宅。将家宅说得那样透彻，巴什拉是怎般温柔的一个人。他怎样读诗，我依然在逃避诗，卜卡说了几次将现有的编一个小诗集出来，有意义的。无果，因为好久没诗了，甚至不读。
又住在了一个新的地点，不适，两个中午都梦魇。新装修的房间的苦味和冰冷。抬头见书桌，心安。将来无论走到哪里，先不能丢了它们罢。
诗人，是经历着的人，是超越着的人，是命名者。
除此，我还在世间收获爱。披着星星在北环路旁驰骋间际，看见一对情侣，互相拥抱，然后以双手为对方捶腰捶背，在城市的外围。如飞鸟杨所言，以此般美好的诗人之语作为接下来恶托邦系列的铺垫，愿我们时常能够想起。
家宅，角落，缩影庇护着我们，我们同样应付出努力，去捍卫和留住他们。
《空间的诗学》读后感(三)：苏轼等人的空间诗学
苏轼《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
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
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
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这首诗表达的情怀，已经在众多中国诗人那里表达过无数次了。值得留意的是，苏轼是被关在家宅之外，从而产生了后半首诗中的想法的。家宅是什么呢？根据巴什拉的观点，当然，它首先必须是人居住和休息的地方，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人体会到的一种经验，确切地说是一种内/外的空间区分，以及对在内的空间的一种归属感，所有感，以及受保护和安全感等。当苏轼被排除在这样一个空间之外，他感到了孤独，想到自己在官场（对立于“家”的一种外部空间）的身不由己，从而产生了归隐的念头。由此可见，归隐在很大程度上是包含了对“家”的眷恋的。
由此又想到法国电影《蓝》中，女主角的丈夫和女儿在车祸中去世，她在一个夜晚不小心把自己锁在家外面，在走廊里的过夜。这是漫长的一夜。邻居的女人给了她一条毯子，在开门时女主角看到跟女邻居偷情的男人在她的家中，——对“家内”和“家外”空间的一个反差性的镜头。她没有到朋友家，或者去旅馆过夜，可能是出于一种自我封闭和折磨。在巨大的痛苦之中，生活的每一个内容都刻骨铭心。
由此又想到老舍写的一篇散文《避暑》。对于家宅提供的方便和惬意，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虽然老舍在其它文字中也表达过家宅里的烦恼，比如亲戚、刚出生的孩子等。现将全文转贴如下：
《避暑》
英美的小资产阶级，到夏天若不避暑，是件很丢人的事。于是，避暑差不多成为离家几天的意思，暑避了与否倒不在话下。城里的人到海边去，乡下人上城里来；城里若是热，乡下人干吗来？若是不热，城里的人为何不老老实实的在家里歇着？这就难说了。再看海边吧，各样杂耍，似赶集开店一般，男女老幼，闹闹吵吵，比在家中还累得慌。原来暑本无须避，而面子不能不圆——；夏天总得走这么几日，要不然便受不了亲友的盘问。谁也知道，海边的小旅馆每每一间小屋睡大小五口；这只好尽在不言中。
手中更富裕的，讲究到外国来。这更少与避暑有关。巴黎夏天比伦敦热得多，而巴黎走走究竟体面不小。花几个钱，长些见识，受点热也还值得。可是咱们这儿所说的人们，在未走以前已经决定好自己的文化比别国高，而回来之后只为增高在亲友中的身份——“刚由巴黎回来；那群法国人！”
到中国做事的西人，自然更不能忘了这一套。在北戴河，有三家凑赁一所小房的，住上二天，大家的享受正如圈里的羊。自然也有很阔气的，真是去避暑；可是这样的人大概在哪里也不见得感到热，有钱呀。有钱能使鬼推磨，难道不能使鬼做冰激凌吗？这总而言之，都有点装着玩。外国人装蒜，中国人要是不学，便算不了摩登。于是自从皇上被免职以后，中国人也讲究避暑。北平的西山，青岛，和其他的地方，都和洋钱有同样的响声。还有特意到天津或上海玩玩的，也归在避暑项下；谁受罪谁知道。
暑，从哲学上讲，是不应当避的。人要把暑都避了，老天爷还要暑干吗？农人要都去避暑，粮食可还有的吃？再退一步讲，手里有钱，暑不可不避，因为它暑。这自然可以讲得通，不过为避暑而急得四脖子汗流，便大可以不必。到避暑期间而闹得人仰马翻，便根本不如在家里和谁打上一架。
所以我的避暑法便很简单——家里蹲。第一不去坐火车；为避暑而先坐二十四小时的特别热车，以便到目的地去治上吐下泻，我就不那么傻。第二不扶老携幼去玩玄：比如上山，带着四个小孩，说不定会有三个半滚了坡的。山上的空气确是清新，可是下得山来，孩子都成了瘸子，也与教育宗旨不甚相合。即使没有摔坏，反正还不吓一身汗？这身汗哪里出不了，单上山去出？第三不用搬家。你说，一家大小都去避暑，得带多少东西？即使出发的时候力求简单，到了地方可就明白过来，啊，没有给小二带乳瓶来！买去吧，哼，该买的东西多了！三叔的固元膏忘下了，此处没有卖的，而不贴则三叔就泻肚；得发快信托朋友给寄！及至东西都慢慢买全，也该回家了，往回运吧，有什么可说的！
一个人去自然简单些，可是你留神吧，你的暑气还没落下去，家里的电报到了——急速回家！赶回来吧，原来没事，只是尊夫人不放心你！本来吗，一个人在海岸上溜，尊夫人能放心吗？她又不是没看过美人鱼的照片。
大家去，独自去，都不好；最好是不去。一动不如一静，心静自然凉。况且一切应用的东西都在手底下：凉席，竹枕，蒲扇，烟卷，万应锭，小二的乳瓶……要什么伸手即得，这就是个乐子。渴了有绿豆汤，饿了有烧饼，闷了念书或作两句诗。早早的起来，晚晚的睡，到了晌午再补上一大觉；光脚没人管，赤背也不违警章，喝几口随便，喝两盅也行。有风便荫凉下坐着，没风则勤扇着，暑也可以避了。
这种避暑有两点不舒服：（一）没把钱花了；（二）怕人问你。都有办法：买点暑药送苦人，或是赈灾，即使不是有心积德，到底钱是不必非花在青岛不可的。至于怕有人问，你可以不见客，等秋来的时候，他们问你，很可以这样说：“老没见，上莫干山住了三个多月。”如能把孩子们嘱咐好了，或者不至漏了底。
载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论语》第四十六期
《空间的诗学》读后感(四)：巴什拉、列斐伏尔与御宅族
如今，都市居住者对于家宅的复杂心态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方面，是房产商广告中援引荷尔德林的诗句“人，诗意的栖居”；另一方面，居高不下的房价令望而却步的人感叹“人，失意地弃居”。可以说，这种诗意来自于巴什拉关于空间的诗学阐述，而失意则来自于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政治学阐述——空间的完整性被两个不同的学科同时分割，构成了奇妙景观：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在《空间的诗学》中，巴什拉声称“所有的庇护所，所有的藏身处，所有的卧室，都有共同的梦境价值”，“家宅庇佑着梦想，家宅保护着梦想家，家宅让我们能够在安详中做梦”。好梦的尽头总会如期出现一只现实的闹钟，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中设置了恩格斯的警钟——“在这样的社会中，住宅缺乏现象并不是偶然事件，它是一种制度。”（恩格斯《论住宅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家宅，人就成了居无定所的无产阶级中的一员。倘若按照“存在先于本质”的判定，人在成为无房者之前早已经成为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金融危机的严冬中，对无房者而言，“目标虽有，道路全无，我们所谓的道路无非是踌躇”，家宅的形象就体现在卡夫卡的这句箴言中，它犹如一座清晰可见却又无法靠近的梦的城堡。
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里尔克《秋日》
列斐伏尔不厌其烦地强调，空间是政治性的，任何空间都置身于权力关系网之中，几乎所有的空间无一不成为权力的角斗场。“没有房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之一，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对于空间的占有，来达到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以及维持他们自身的统治。因此，“不必建造”（也根本没有建造的可能），无产阶级与无房者要想获得对于空间的使用权唯一的途径就是革命。空间作为一个可读性文本，左派人士见到革命，诗人见到诗意，当然也不乏如波德莱尔这样持有左派立场的诗人，在革命的街垒战斗的血泊中发现诗意。相对而言，巴什拉并不具备波德莱尔那样鲜明的政治立场，在家宅中他满眼看到的都是关于“孤独”的诗意形象，而非革命的宏大主题。
有别于列斐伏尔的空间观念更多的体现了公共空间的特征，巴什拉认为，家宅首先意味着封闭的、隐私的内心空间，构成内心空间的精神元素就是孤独感。形而上学家说人的孤独感由于“被抛于世界”，巴什拉反驳说，此前“人已经被放置于家宅的摇篮之中。在我们的梦想中，家宅总是一个巨大的摇篮”。换言之，巴什拉认为生存的孤独感和梦想的幸福感与形而上学的论断没有关联。出生的家宅同是孤独感和幸福感的摇篮。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谁此时幸福，就永远幸福。
在巴什拉看来，家宅将人封闭在孤独之中，并且使得他的激情存在乃至爆发。这种爆发沿着家宅中阁楼和地窖之间某种独特的垂直性展开。屋顶象征着白天经验中的阳光与理性，地窖象征着无论白天黑夜都充满着的阴暗与非理性，两者自上而下贯穿了整个家宅的形象（尽管，这种说法在文学形象中存在一些偏差。地窖里的人可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找到吻合的形象，屋顶的理性难以培养出一个哲学家却会意外地产生“阁楼上的疯女人”。）。在实际生活中，正如列斐伏尔所说“伴随着商品的普遍化，土地也成了商品”，都市居住者并不能在有限的空间内随心所欲地拥有地窖与阁楼。巴什拉引用布斯凯的诗句描述这种状况——“这是一个只有一层楼的人：他的地窖就在阁楼里。”——在他看来，相对于过去的精神维度中垂直的性质，如今，“在家的状态只不过是单纯的水平性。嵌在一层楼当中的一套住宅的各个房间缺乏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来区别和划分他们的内心价值”。甚至可以说，“居所和空间之间的关联成了人为的。在这种关联中一切都是机械的，内心生活从那里完全消失了”。
这个悬空的旅馆
让投宿者找不到方向
——何小竹《天堂旅馆》
现代都市中悬于高层的家宅，是居住者按照天堂的幻象构建起来的旅馆，他们把家宅想像成天堂和旅馆的中间状态，却又找不到真正的方向，最后只能把家宅沦为长期逗留的旅馆。这些世俗的巴别塔，在巴什拉眼中丝毫不具备诗学意义，“城市里的建筑物只有外在的高度。电梯破除了楼梯的壮举。住得离天空近不再有任何好处”；在列斐伏尔眼中，都市住宅却充满了政治学的意味，这种类型的空间“在统一性的伪装下，是断离的、碎片化的，是受到限制的空间，也是处于隔离状态的空间”，一言以蔽之，就是资产阶级通过对于空间的规划权从而异化和奴役人。两人观点的差别即在于，巴什拉认为现代住宅无法提供完满而自足的诗意气息与孤独感；而列斐伏尔则恰恰认为现代住宅提供了孤独感，只不过它与诗意无关，是一种受他者限制和隔离的孤独感。
巴什拉所谓的孤独感跟个人与他的记忆过分贴近有关，家宅中无处不在的个体性印记足以标示出个人独一无二的孤独感。家宅是形象的载体，是一座收藏个人记忆的博物馆。抽屉、箱子和柜子等家具最大限度地保存着那些凝固与附带记忆的物件，它们全都指向过去的时间。借用柏格森的“绵延”与胡塞尔的“悬置”这两个哲学术语，巴什拉认为，空间的作用就是“在千万个小洞里保存着压缩的时间”。并且，记忆穿越这些小洞，时光的飞逝就此在绵延的时间中得以悬置。最终，这种奇妙的过程通过记忆与家宅，赋予人内心空间的广阔性。
既是幸运，也同是不幸，这种广阔性只可能内在于人。列斐伏尔宣称，“都市空间最核心的本质或属性：构成性中心”，即都市必须先有一个具有向心力的中心，然后以辐射状向外扩张，在使用价值相等的条件下，空间的交换价值依次递减。这样，他所谓的“进入都市的权利”也可以理解为靠近构成性中心的权利。两人都认可空间包含着时间，但侧重点各有不同。巴什拉认为空间包含个人的记忆，即过去的时间；列斐伏尔则认为空间包含个人的现状，即当下的时间。在他看来，都市空间的辐射状分布表明了它的等级制度，越是靠近都市中心，也就越是靠近权力中心和最高等级，反之亦然。那么，在都市中购买空间的实质就是“购买了对时间的支配，也就是同时节约了时间又得到了愉悦”，节约时间是因为靠近地理中心，获得愉悦是因为靠近权力中心，而这两个中心本就合二为一。
我需要广场
一片空旷的广场
放置一个碗，一把小匙
一只风筝孤单的影子
占据广场的人说
这不可能
——北岛《白日梦》
在一个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地方，或者说在一个权力宰制型社会中，都市的构成性中心往往不是高楼云集的商业中心，而是一片政治功能极强的空旷广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入都市的权利”尚且可以通过填补不同地段的地租差额来获得，而在一个权力宰制型社会中，连这样的可能都不存在。列斐伏尔为无产阶级振臂一呼争取“进入都市的权利”，却发现那些已经占据都市的权力者们只把这样的呼喊看作白日梦。比起依靠资本形成等级制度的社会来，极权社会的权力结构更加壁垒森严，那里容不下一个碗，一把小匙，一只风筝孤单的影子。在那里，占据广场的人回答列斐伏尔说——这不可能。
尽管存在着程度不同和性质差异，但不论何种社会类型，只要构成性中心遥不可及、高不可攀，满怀跻身都市中心希望的年轻人最终都将感到异常残酷的绝望。因此，在一个经济萧条又革命无望的年代里，年轻人迫不得已地纷纷从空间的政治学退回到了空间的诗学。他们成为了一个既非由社会属性、也非由政治身份，而是由诗学身份确立起来的新群体——御宅族。
“宅男”与“宅女”的学名是“御宅男”与“御宅女”，这份舶来品的原产地是日本，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称呼。所谓“御宅”，也就相当于“您的家”，这种尊称最早是流行于日本动漫迷之间的江湖切口，他们见面询问彼此的“御宅”中珍藏有什么漫画书。因此，“御宅族”就被借代来表示那些动漫迷、游戏迷的家。久而久之，“御宅族”的含义引申为那些耽于迷恋动漫与游戏，并且因此而足不出户终日在家的男女。如今，广义上的御宅族即是指那些不愿意上学、上班，不愿意参加社交活动接触他人，宁可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的人。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我想涂去一切不幸
我想在大地上
画满窗子
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
都习惯光明
——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在一个不带任何道德与价值评判的层面上，完全有理由认为御宅族是一群任性的孩子。他们无力改变列斐伏尔揭示的现实，而只是想涂去一切不幸（仅仅是想，而不能做；涂意味着掩盖，却并不能消除）；他们无法改变大地上的格局，却只想画满窗户，在不改变现实的情况下让自己接受另一种光线。他们渴求家宅，渴求巴什拉揭示家宅的三种隐喻意义上的形象：鸟巢、贝壳与角落。“鸟巢是临时性的，但它却在我们心中激发起关于安全的梦想”；“贝壳在这里成了独居着的‘要塞城市’，他是一位伟大的孤独者，懂得用简单的形象来自我防卫和自我保护。不需要栅栏，不需要铁门，别人会害怕进来”；“角落首先是一个避难所，它为我们确保了存在一个基本性质：稳定性”。
凡此种种，我们不难发现，御宅族是空间的政治学与诗学中双重孤独感的合成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列斐伏尔的《空间与政治》旁敲侧击地描绘了御宅族的成因，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则详尽地勾勒了御宅族的心理图式。
谁能够从它坚实的俄式建筑中看到旧时代
的阴影？一代人的梦境却从这里开始。
如今，当我站在院子中，回首童年，
一切那么遥远，像从月亮到地球的
距离。哦，我的母亲，已度过她生命
的黄金岁月，成为一个衰弱的老人。
而惟有那些桉树长得更高更粗，枝叶遮天。
——孙文波《铁路新村》
尽管如此，我认为御宅族的普遍情绪既不会像是列斐伏尔高亢激昂的文风，也不会像是巴什拉温情动人的语句。不论是端详如今安居的家宅，还是年老之后回眸曾经的旧宅，御宅族想必都会透露出这首诗中的忧郁气息，它来自对于这个时代不动声色的绝望。
《空间的诗学》读后感(五)：扯了一点想法而已。。。
巴什拉的《空间诗学》出版十年以后，福柯在1967年3月14日于巴黎举行的建筑研究会上发表演讲说：“巴什拉的宏篇巨著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同质的、空的空间中。正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布满各种性质，一个可能同样被幻觉所萦绕着的空间中；我们第一感觉的空间、幻想的空间、情感的空间保持着自身的性质。这是一个轻的、天上的、透明的空间，或者这是一个黑暗的、砂砾的、阻塞的空间。”这部分道出了巴什拉的《空间诗学》把空间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拐点价值。而大卫﹒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中强调时间和空间的实践必然带来社会文化历史的巨大变迁，而他通过引用巴什拉“空间包含着被压缩了的时间，这就是空间的目的所在”来佐证：后现代状况中的文化变迁主要是通过空间实践的力量而不是“时间”的力量。在面对亟待祛魅的“空间实践”的问题的时候，亨利﹒列菲伏尔在《空间生产》中区分出了空间问题的三个层面：实践；感知；想象。在想象的层面上，列菲伏尔同巴什拉惊人相似：家，就是被表达出来的空间，它是想象的产品，同时它生产出个人空间和关于个人空间的话语等。
以下，我把《空间的诗学》归纳成三条线索，试图梳理出《空间诗学》的理论内涵，以及它带给我的启示。
（一） 空间与想象
如果说福柯的“空间” 研究是在“异托邦”中绘制权力的模型，把公共空间，私人空间的死角和杂合处描绘成恶意和斗争的空间。那么，在巴什拉看来，对空间暴力地阐释和理解，只是在不断扩大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断裂，自我和世界的断裂。这样一来，我们即使是在“异托邦”的区隔中对空间进行定义和理解，空间的概念也会变成单向度的：空间，是一个在权力的操控下的空间。而巴什拉对空间的革命性的探索，就是发现了空间的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并没有在时间理论中得到强调。
巴什拉所发现的空间的异质性，不是空间的异质化的区隔特征，而是在整个空间中的异质因素的共存。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引言中说，这本书主要研究“幸福空间”的形象。“我们的探索目标是确定所拥有的空间的人性价值，所拥有的空间就是抵御敌对力量的空间，受人喜爱的空间。”而，所有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都应该是这个“所拥有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需要取消的是“公共”和“私人”的分界，同时把各种在定义上被看作积极或者消极的人性价值，拉进这样的空间中。这个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想象力所把握着的内心空间[注：我不喜欢这个提法，让俺再仔细想想]。所以，对于空间的研究，在巴什拉这里，也是对想象力进行思索和研究。
通过对家宅, 抽屉, 柜子, 贝壳, 鸟巢, 角落等形象的分析，巴什拉指出，在空间中，想象力使“形象”成为了一系列过程，而不是结果。在家宅的结构中，从地窖到阁楼的垂直想象，使得整个空间具有了发生学的特征，“家宅被想象成一个垂直的存在。它自我提升。它在垂直的方向上改变自己。它是对我们的垂直意识的一种呼唤。”我们意识到，地窖向更深的地下延伸，和土地连为一体，家宅的基地成为了大自然的存在。所有的地窖的坚固表情，又得益于土地的坚固，而土地的坚固，则是土, 气与水的完美结合。把意识的目光转向家宅结构的中央，这里是逃离了幽暗地窖的日常起居场所，同时具有与窗外环境相对应的气候特征，气候同样也作用在家宅中。比如，“家宅从冬天获得内心空间的内敛和细腻”，而无数的作家,诗人把岁月放进描写冬季家宅的作品里，使得冬季成为了最“古老的”季节。这种“古老的”的特征又同梦想者的梦想一起形塑了“有过过去”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知是梦想者建构了梦想的空间，还是空间建构了梦想者的梦想！如此，古典形而上学的价值，在空间中就需要重新被考量了。
于是，作为梦想者[注：对梦想和想象的关系还要结合《梦想的诗学》具体说明。日后论文中将体现出来。]，在我们的家宅“具有了强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想本身，融合在了一起”的时候，他获得的是作为梦想者的存在，而不是空间的对立对象的存在。换句话说，具有想象力的梦想者，他不是在面对对象化的空间，而在空间中进行“可依托”的梦想。
又注：[《梦想的诗学》中定义“梦想”（reverie）是一种白日的梦想，它同混乱夜梦的区别就是具有“可依托”（cogito），即“我思”，是一种带有智性的梦想，白日梦想不依赖“记忆”，因为“记忆”是靠不住的，夜梦的内容要通过“记忆”来把握，而“我思”的梦想是即时生产内容。巴什拉是在诗歌中发现了“梦想”的伦理学，诗歌形象就是“我思”的形象。]
（二） 想象与知识
作为一名对科学哲学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哲学家。巴什拉早期的作品《科学精神的形成》,《论接近的知识》等，都是在探讨科学的认识理论的特征。那么，我们是如何认识事物，进而形成科学知识的呢？巴什拉说，我们形成科学知识的过程，伴随着科学认识论带给我们的危险。因为科学精神在巴什拉看来，就是“描绘经验现象，对经验中的决定性事件作有序的排列”，这些排列组合，抽象出了科学的知识。但是，这种经验主义的获得新知识的方式，是建立在推翻旧知识框架的基础上，这会形成思维的惯性：首先，虽然人的思维习惯喜欢拼凑出认识知识的思维框架，但是这个拼凑框架的过程，也是一个约分的过程，很多无法证伪的或者一下子无法被人把握的神秘知识经验被约掉了。随后，新建立的知识框架在原有知识框架的基础上推进，进而把原有的框架抛弃。经过一轮一轮的知识框架的转换，我们所放弃的经验世界中的“疑点”越来越多。
在巴什拉看来，经验主义科学研究的过程也是经验世界的“疑点”堆积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认识论的障碍”，而这种障碍存在在个体或者小团体的专业研究中。就“认识论的障碍”普遍存在的这一点来说，可以看到，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不能“完满”地“客观”地从经验世界中生产知识，人的理性要借助于别的能力才能保证“认识论的障碍”不妨碍科学研究。这种能力就是想象力。
康德定义“想象力是一种生产性的认识能力”，就是说想象力在把握表象的时候，能生产出知识。但是，这种想象力在康德哲学里，是天才在对象化了的表象世界中把握知识的能力。于是乎，似乎只有“天才”才能利用想象力把表象世界的隐含因素统合到知识群中。那么，这样一来，知识就必然带有了相对主义色彩。而在巴什拉那里，知识的生产不是天才的专有任务，任何能够进行想象力扩张的主体，都能尽可能地把握知识，而这种知识，不是对象化的客观世界的内容，它们更多地带有了想象力扩张的痕迹。
巴什拉论证说，譬如科学研究中我们从来不敢把它们当作“隐喻”的知识，就是想象力扩张的结果。牛顿的万有引力就是一个隐喻，他说，牛顿看到的是苹果落下的过程，但并没有“看到”星球之间如何相互吸引，所以，他的科学理论不是经过完全的实验室实证才得到的，而是经过想象力的生成。而人们就在默认的这个科学“隐喻”中接受并传播了万有引力的理论——理论的社会化过程同时也是集体想象力扩张，使“隐喻”的科学理论变成常识的过程。那么，苹果对于牛顿来说就不只是一个客观化的对象，它就是梦想的实体。“形象不是描述性的，形象是启示性的”：任由想象力扩张的知识生产过程，把苹果和自我的形象缩合叠加在了梦想的空间里。
（三） 自我，家宅，与世界
“建立家宅”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主题之一，无论是人口迁移还是地缘政治冲突，“家宅”都在文化的变迁中被重新塑造，“家宅”不仅在物理形态上改变着，同时它也形塑着人们新的精神空间。而新技术带来的大众生活方式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我们对于“家宅”的空间思考。20世纪20年代，启蒙现代性让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的建筑师们开始思考新的建筑范式，以彻底同对传统建筑或教会建筑的某种“怀旧”决裂，现代主义“家宅”正是在“满足工业化社会”的前提下兴起的，而在《空间诗学》发表的50到6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现代主义建筑潮流开始风行全世界。对于现代化时期的人们来说，现代家宅的设计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但是，这样的功能性的现代主义建筑，在巴什拉看来，它们剔除了“幸福空间”的前景。“大城市里的家宅缺乏宇宙空间性。这些家宅不再处于自然之中。居所和空间之间的关联成了人为的。在这种关联中，一切都是机械的，内心生活从那里完全消失了。”
但是，巴什拉没有退守到“怀旧”的保守主义者们的立场上，去批判“现代性”造成的人性“异化”后果，更没有在意识和制度层面试图去炮制反现代的乌托邦。人的“异化”理论是一个过于鲜明的观念，它指示了人性如何从主体中分离出去的过程，但消解性的理论永远只能在描述层面发生作用，它生成不了譬如说一种弥合主体和客体对立的反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考。而《空间的诗学》从现代诗歌获取的语言学资料那里，在对家宅的描述与想象中，把自我和世界放在了同一个充满希望的空间里。阁楼，地窖，贝壳，鸟巢，都是想象力用来练习建立家宅梦想的容器。“诗歌带给我们的并非很多对年轻时候的怀旧，诗歌带给我们的是对表达年轻方式的怀旧”。潦草的形象草稿，朴素的版画，小木屋的梦想“重新邀请我们”，回到年轻时候第一次面对事物的冲动中去。
启蒙的话语中，“自我”是与“对象”对立的哲学概念，“自我”要成为理性的不受奴役的主体，才能成为“大写的人”。那么，人的立场和价值，在启蒙的语境中，就是用“理性”的多少来衡量的。这样一来，“大写的人”似乎被动地被衡量着，自我成为了亟待理性祛魅的世界的一个参照。而自我，在巴什拉的观念中，带有与他之前的哲学观念不同的“超验性”。巴什拉的“自我”是与他所谓的空间中的形象相互吸引的“自我”，它成为主体意识的一部分。一个享受到家宅梦想征兆的主体，就是把“自我”和世界叠合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