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将军》经典读后感有感

　　《戴高乐将军》是一本由[美] 朱利安·杰克逊（Julian Jackson）著作，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98.00元，页数：10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戴高乐将军》读后感(一)：我看戴高乐

　　戴高乐粗鲁和好斗的领导风格会让很多人反感，他的极端利己主义如果不是病态的，也会被认为是荒谬的。更重要的是，尽管他把自己塑造成法国的“天佑救世主”(他把自己比作圣女贞德，他觉得只有自己才能在二战、阿尔及利亚危机等时期“拯救”法国)，但戴高乐所承诺的“全球统一”和“伟大”的回归从未实现。

　　《戴高乐将军》读后感(二)：一个矛盾的人

　　戴高乐有着非常明显的弱点，也有许多超人的特质。他傲慢，心胸狭窄，经常背信弃义，经常撒谎。他几乎在某个时候背叛了所有人。与此同时，他魅力非凡，才华横溢，几乎无所畏惧。作者很好地展示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既爱他又恨他。他是一个矛盾的人，也正是因为他自身的矛盾性，才更加真实。通过作者的描写，让我们感受到戴高乐将军传奇的一生，也感受到人物的深刻复杂性。

　　五星推荐！

　　《戴高乐将军》读后感(三)：戴高乐将军

　　

戴高乐将军在今天的法国广受尊敬，他是一个残酷地分裂、清醒和孤独的人物，对环境有着非凡的适应能力。他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巨人，但这个国家最终从未像他所期望的那样，保持他的祖国和人民的伟大。法国目前的中等强国地位归功于将军的远见和战术。否则，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看，法国就会像今天的德国和意大利一样。不幸的是，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位将军无法对法国采取同样的措施。

　　《戴高乐将军》读后感(四)：戴高乐的一生，就是一场爽到不行的绝地反击战

　　

和罗斯福、丘吉尔这些巨头相比，戴高乐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是军人出身，更加明白“战场”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戴高乐将军》这本书让我见识了老戴除了军人之外的政治家的老练。众所周知，他整天和丘吉尔罗斯福哔哔，要求他们承认自由法国为法国合法政府，但在争取美国和英国承认自由法国为法国合法政府的斗争过程中，他磨练了自己的技能，并且打定主意不要做英美苏的哈巴狗——他深切地感到法国的耻辱，而且他几乎在身体上厌恶依赖盟国的一切支持：物质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

罗斯福愚蠢地、毫无意义地反对戴高乐，并试图把他从自由法国领袖的位置上拉下来。当美国人试图用更温和的吉罗取代戴高乐时，戴高乐一生都对美国人产生了不信任。丘吉尔也好不到哪儿去，只是他在没有美国人的压力时稍微会照顾一下法国的这位朋友。幸运的是,艾森豪威尔了解情况，知道他需要戴高乐组织抵抗和集会法国诺曼底登陆时。更重要的是，他明白戴高乐是合法的领袖——盟军不能选择别人，只有戴高乐是靠谱的。（顺便说一句，到二战结束时，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自由军已经部署了14个师，这是一个不小的贡献——相比之下，战争结束时，美国陆军在欧洲大约有70个师。）这是这本书的上部给我留下的感受。

下部呢，就看到戴高乐的绝地反击了。一开始，他是和国内的各种政党斗，只是大形势不太适合他的主张。等到1958年上台后，戴高乐立马起草了一部新宪法，使总统的权力更大，法国政府更加稳定，而不是一个政府可能频繁垮台的议会制。接着，他无情地把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拉了出来，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戴高乐已经得出结论，殖民主义已经死了，所以他的政策是，只有那些自愿选择留在法国的海外领土才有留下的价值。戴高乐曾试图与德国建立一个双边“欧盟”，但1963年失败后，时任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下台，使这一切化为泡影。艾森豪威尔私下里承认他发展独立的法国核力量是一个明智的举动，而且在某些方面对北约有帮助。这本书还特别提到了戴高乐如何影响到法国经济的复苏，比如吕夫计划，比如空客，雪铁龙DS与核能，非常有发现感。

戴高乐成为总统后，最大程度地保持了隐晦，不肯让任何人轻易猜到他在想什么。连他的外交官都得通过新闻报纸才了解到他的政策。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看到这里的时候我都笑死了——在他说出著名的“魁北克万岁”之前，曾经和别人聊过这样做的可能性：

戴高乐于出访前在私下说：“我要是去的话，我不是去旅行的。我是去那里创造历史的。”在横渡大西洋的漫长旅途中，他曾对一名工作人员说：“我要是说‘自由魁北克万岁’会怎么样呢？”对方的回应是：“你肯定不会这样说的吧？”戴高乐说：“我也觉得，这要视情况而定。”结果，那种“情况”出现了。

总而言之，我认为这本书对戴高乐是公平的。他是一个杰出的人，一个伟大的人，他是1940年和1958年法国所需要的人。他极其自负，但他在“让法国成为战胜国”的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他为法国带来了稳定的政府和自豪感。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尽管如此，他还是对资本主义持怀疑态度。他是一个不信任军队的军官，镇压了四位将军的“暴动”。作为回报，他被军队里的许多人憎恨，心怀不满的军官对他发起了二十多次暗杀企图，其中两次几乎成功。他可以很严厉，他喜欢发表恐怖的长篇大论，但他热爱文学和历史，面对像萨特这样的天才对自己的批评，他有着无尽的宽容，因为正如他所说，“没有人能逮捕伏尔泰”。他是务实的，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时，他可以是马基雅维利式的，但归根结底，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所热爱的国家的利益。他是清廉的，他不能容忍腐败。这个非常复杂的人相信法国，他在二战中挽救了法国的荣誉，他使法国在60年代变得伟大和重要。

因此，我给这本书打五颗星。尽管我没有看过其他的关于戴高乐的传记，但这本书已经让我非常满足和过瘾了。作者是资深的戴高乐研究专家（我发现他以前还写过关于法国抵抗组织的书，拿了沃尔夫森大奖，厉害了）。译笔也非常流畅，还配了近百张的照片和插图（铜版纸摸得真舒服哈哈）。这些都让我相信这是戴高乐最好的传记。

　　《戴高乐将军》读后感(五)：关于戴高乐的那些传记

　　本文节选自《戴高乐将军》的引言，感觉对理解戴高乐帮助不小。为戴高乐作传的困难之处是，这是一个刻意要隐瞒真实自我的传主，的确很难处理。文章提到了三本关于戴高乐的主要传记，我只听说过拉库蒂尔的那本（好像也是最有名的），很钦佩作者的学术功底。

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的新闻部长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指出：“将军的真实之处就在他的传说中。”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戴高乐（拿破仑也是如此）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他在自己身上建构的神话。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以更有诗意的形式将这句话表达出来，他指出，那些仔细观察和书写戴高乐的人，无法脱离戴高乐本人强加于他们头脑中的参照框架——“就像维米尔（Vermeer）的画作，那些看上去似乎照亮了画作的光线实际上来自画作本身”。

在戴高乐这里，“那束光”就来自他自己的话。在他出版于1932年的一本书的题词中，他引用了歌德《浮士德》中的话：“太初有道？不，太初有为。”对戴高乐而言，“道”和“为”是不可分的。促使他于1940年上台欲有所“为”的，是一篇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听过的讲话；之后的讲话则更加著名，数以百万的法国人在1940年和1944年感受到的“戴高乐”就是来自收音机中的那个声音。在20世纪50年代，戴高乐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编造了他自己的传说。在60年代，当戴高乐成为法国总统以后，他经常通过雄辩的魔力和对电视的控制来进行统治。

任何为戴高乐作传的人都像一只苍蝇那样被困在他的语词网络中。在1966年与一个记者的谈话中，戴高乐说道：

对于那些我想要了解的和我认为重要的事情，我已经思考它们很长时间了。我把它们写下来，在心里记住它们……这花费了我最多的心血……在我眼中，它们是唯一值得的事情。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但我想都没想就弃之不顾，不会去了解它们，也不会特意跟任何人提到……它们在我眼里没有任何的重要性，毫无价值。但是你们这些记者还是报道了这些话。

戴高乐警觉地监督着那些包含“重要事情”的官方记载。除了他的四卷本回忆录（三卷本的《战争回忆录》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涵盖1958—1962年的另一卷《希望回忆录》出版于1970年），他还批准了五卷本演讲录的出版，其中他几乎做到了要纠正每一个逗号的程度。然而，这部演讲录需要批判地对待——我们只需查看前六页就能发现问题。它开始于最著名的一段讲话：1940年6月18日的讲话。我们阅读到的肯定是戴高乐想要发表的讲话，但迫于英国人的压力，他实际发表的讲话中前两句与演讲录中记载的并不一致。演讲录中下一篇演讲的日期是1940年6月19日。然而事实上，戴高乐在6月19日这一天并没有发表任何讲话，因为英国人不允许他这么做。标记了“6月19日”的讲话涉及的其实是6月19日之后发生的事件。因此，它一定是在后来写的，但是从未被发表过。接下来，这部演讲录记录了戴高乐在6月22日和6月24日的确发表过的两次演讲，但是遗失了发表于6月23日的一次简短讲话，这是戴高乐事后想要掩饰的，因为他在其中宣布要组成一个以他为首的委员会，但由于英国人的反对而从未实现。因此，在戴高乐正式的演讲录的前六页中，有一篇讲话的确发表过，但并不是我们读到的那个样子；有一篇讲话则从未发表过（甚至不是在人们所认为它被发表的那一天写下来的）；还有一篇讲话虽然发表过，却不为我们所知。

在戴高乐去世后，他的儿子开始按照事件顺序出版十卷的信件、笔记和备忘录，这些来自他的办公档案和家庭文件。这套文献对于研究戴高乐非常关键，我们也可以将它们归类为“写下来的”档案，戴高乐本人也将它们视作“有价值的”。但是这些资料也有问题。例如，其中有一篇戴高乐发表于1958年6月6日的著名演讲，却遗失了最后一句“‘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不管他是否写了这些话，都没有人怀疑是他说出来的。

除了那些已经出版了的大量文字，还有很多被报道的谈话。戴高乐会与他喜爱的记者进行不被记录的谈话。第一批被用于研究戴高乐的资料（今天仍被使用），就是由和戴高乐关系很好的记者让-雷蒙·图尔努在戴高乐生前制作的一套书。图尔努深得戴高乐信任，采访到了不少妙语。戴高乐的儿子菲利普后来宣称，图尔努是在门缝偷听到的。但事实上他并不需要这么做，因为当戴高乐发现这些不被记录的交谈有助于自己的目标时，就会将大门完全向他人敞开。正是图尔努第一个记下了戴高乐的那个著名的怪念头：“一个人如何才能统治好拥有258种奶酪的国家？”这句话非常流行，很快就流传出去了，人们从未确定过原话内容，或者这句话究竟有没有被说过。（例如，奶酪的准确数量在不同的版本中是不一样的。）在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这种情况更多。在20世纪50年代，戴高乐私下里对不同的采访者发表过许多格言般的有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评论，以至于人们很难弄清楚他的真实想法。

戴高乐去世以后，大多数不知出处的评论都变得“有据可证”，因为它们重新出现在另一类重要的“戴高乐相关”资料——那些在他周围工作的人留下来的大量的回忆录、日记和日志里。在这些资料中，卷帙最为浩繁的是由阿兰·佩雷菲特出版的2000页的谈话内容（更准确地说是独白），以及由戴高乐的非洲事务顾问雅克·福卡尔出版的1500页的谈话内容。在20世纪60年代，福卡尔几乎每天都会与戴高乐见面。我们应当给予这类材料什么样的地位呢？这些相对于官方资料的纸质文献或对记者所说的轻率评论并不一定具有更大的“真实性”。戴高乐的谈话通常是一种表演，正如他的一个助手所说的那样，“他的演技很好”。但是如果因为戴高乐并没有在书里“写下”它们而贬低这类材料，则将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也是不对的。所有这些资料都可以使我们获得关于他的声音的不同记载。

戴高乐在1932年出版的一本论领导力的书中写道，伟大的领袖需要运用神秘、策略和伪善。另一方面，斯大林曾对丘吉尔说戴高乐是个率真的人——以一种严格的标准来评判，的确是这样。戴高乐将神秘上升到一种统治艺术，却经常比他伪装的或希望的更为坦率。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戴高乐以善于伪装而著称，但是他公开宣称的和私下表达的非常一致，尽管语气上有所不同。在过去的几年，历史学家们首次得以看到戴高乐的档案，但是这些资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认识。他的儿子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那就是将最重要的文件出版。我们还缺失的是戴高乐与其家人全部的私下谈话。其中一些已经被出版了，但是可能还有更多的内容，或许会有助于澄清关于戴高乐的晦暗不明的地方：作为普通人的戴高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了理解戴高乐的政治生涯，我们不应当指望未来能有一些意外的发现。我们面对的挑战在于：如何用已有的材料来解释戴高乐。

戴高乐和他的传记作者们

戴高乐的传记作者们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呢？有关戴高乐的作品数量，在法国历史上除了拿破仑恐怕没有谁能比得上。戴高乐基金会这个机构就是专门致力于研究他的。这个基金会成立于戴高乐去世后不久，到2011年已经出版了超过40部会议记录，这些会议都是围绕他而召开的。其中一些研究的是他政治生涯当中的某些时刻，其他的则冠以诸如此类的题目：“戴高乐与医学”“戴高乐与科学”“戴高乐与媒体”“戴高乐与法律”“戴高乐与宗教”“戴高乐与青年”等。戴高乐既是一个人、一个传说、一个符号，如今也是一个学术产业。

在众多戴高乐的传记中，有三部非常优秀。第一部是由让·拉库蒂尔在1985—1988年期间出版的三卷本巨著。拉库蒂尔是一个杰出的左翼记者，在职业生涯的30年间，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报道第三世界，也不遗余力地支持去殖民化。1965年，在戴高乐担任总统期间，他写了一本简短的传记，对1940年拒绝失败的戴高乐和1962年接受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戴高乐表达了自己的“敬意”，但这种敬意由于他反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反动的”戴高乐的“民族主义鼓吹”而受限。在三年后的第二版中，他调整了自己的批评，将戴高乐描述为“受制于仇外幻觉的人”。戴高乐的秘书断定这本书过于“不招人喜欢”而不能给戴高乐看，而戴高乐本人的态度更加严厉。在阅读这本书时，他作了一个重要的评价：“作者的确没有抓住这个人物的全部维度。”

20年后，为了弥补先前对于戴高乐的不敬，拉库蒂尔用了3000页篇幅的文章重新描述戴高乐。那时，他已经成为一个多产的传记作家，一开始写的是纳赛尔和胡志明，然后写的是像莱昂·布鲁姆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这样的左翼法国人物。这样选择主题会让人感觉拉库蒂尔是在建立一个左翼的万神殿，因此，他努力做的就是将戴高乐挤进去。拉库蒂尔对于不得不歌颂传记主人公的行为从不辩解，但由于戴高乐并不完全适合，因此他的书读起来就像作者与主角之间的冗长对话。戴高乐的传记作者都必然会讨论青年戴高乐受到极右翼作家夏尔·莫拉斯思想影响的程度，后者创办的报纸《法兰西行动报》致力于反对法国的议会共和国。不管戴高乐对莫拉斯的态度如何，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他何时成为一个“共和派”，而且是哪种类型的共和派？拉库蒂尔解决了这个困难。例如，在讨论20世纪30年代戴高乐对纳粹德国的态度时，他告诉我们，“在专制和民主之间的大辩论中，戴高乐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决定”；他是一个“坚决的反法西斯者”。虽然戴高乐肯定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他没有特别担心法西斯——但他对民主也不感兴趣。他自始至终都是德国的反对者。

当拉库蒂尔发现自己被贴上了“戴高乐主义者”的标签时，他恼怒地回应道，自己“既不是戴高乐主义的中坚分子，也不是一个温和的戴高乐主义者……而是一个非戴高乐主义者”。他这样总结道：“蒙田崇尚罗马人，但远远不是，也肯定不是有意将加图（Cato）作为他同胞们的偶像。”不管是否为“非戴高乐主义者”，拉库蒂尔都没法掩饰自己对笔下主角的极大赞赏和直觉“感受”。他的赞赏通常会沦为编造出来的神话——就像他描述戴高乐与丘吉尔于1940年6月17日在唐宁街10号的关键会面时那样：

丘吉尔如鹰隼般的眼睛从这个一直沉默寡言的大个子身上识别出了“命运之子”和法国统帅的影子。在布里亚尔［（Briare）他们几天前见过面］时，丘吉尔已经仔细观察过这张脸，当时他的视线从一部金雀花王朝的编年体史书移开，看到一张戴着头盔的脸……他将戴高乐带到一个圆桌子旁。在那里，马尔伯勒家族的后代迎来一批被挑选出来的骑士。

这是一篇精彩的散文，但不是历史。我们不知道丘吉尔是否有这样的幻觉，因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并没有屈尊记下与戴高乐的这次会面。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丘吉尔乐于欢迎任何想要继续战斗的法国人，心不在焉地对戴高乐作了一个不确定的承诺，那就是允许他利用广播尽可能快地发出声音，从而能够转向更加重要的事务。

另外就是拉库蒂尔所叙述的戴高乐于1944年8月25日发表的一次讲话，这一天巴黎获得解放：

这个人高高在上，面对着下面诸多仰望着的脸，就像埃尔·格列柯的《耶稣升天》（Ascension）中那样，他的胳膊弯成一个竖琴的形状，巨人般的脸庞猛转回来，就像一次献祭……戴高乐在这里真正地代表国家发言；他就像一位伟大的基督徒演说家，说话掷地有声，并且号召人们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这篇讲话着实令人感动，但是它也是被精心设计过的，当时的许多听众其实非常失望，并不认为戴高乐的讲话是为了他们或者祖国。尽管这样的内容读起来很流畅，但拉库蒂尔为了令人满意而在叙述戴高乐时编造了太多的神话。

第二部关于戴高乐的主要传记由历史学家兼记者保罗-玛丽·德拉戈尔斯所写。不像拉库蒂尔，德拉戈尔斯非常乐意称自己为戴高乐主义者，但是属于一个奇怪的分支，即“左派戴高乐主义者”。1965年，当戴高乐还是总统时，他写了第一部传记。戴高乐读了样本，提供了一些建议和评价。1999年，在戴高乐去世近30年后，德拉戈尔斯推出了另一个版本，多达1500页。当拉库蒂尔还在为“为何推崇戴高乐”这个问题感到头疼时，德拉戈尔斯毫不犹豫地挑明了他的理由：“在戴高乐将军完成的任务中，去殖民化将毫无疑问是他带给这个世纪的历史的最不能抹掉的印记。”他经常将戴高乐神奇的雄辩能力与其政治现实混淆起来。1945年，法国差点对英国宣战，因为这个人想要保卫法国在叙利亚的帝国统治；塞提夫在1945年实施了对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的屠杀之后，这个人将法国又拖入了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1946年法属印度支那战争；当法国放弃其非洲帝国时，还是这个人设计出了独创的新方式，对非洲继续产生影响。这个先知般的去殖民化形象需要加以严格限定。

第三部关于戴高乐的传记是最近（2002年）才面世的，非常与众不同，依然有1000页的篇幅。它的作者是埃里克·鲁塞尔（Eric Roussel），他以其所撰写的让·莫内的传记而知名，后者正是欧洲共同体的设计师，是个坚定的大西洋主义者，坚信欧洲超国家主义——这些都是戴高乐所憎恶的。鲁塞尔之后又写了一本很不错的传记，主人公是戴高乐的第二任总理和他的继承者，务实的保守主义者乔治·蓬皮杜。但是在戴高乐生命的最后，蓬皮杜已经开始脱离戴高乐，以至于一些戴高乐主义者给他贴上“反戴高乐主义者”的标签。因此，鲁塞尔先前的传记主题的选择告诉了人们他的出发点和他的类同倾向：一个自由的保守主义者、欧洲联邦主义者和大西洋主义者的人物。鲁塞尔的书所作的贡献在于他广泛使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档案，还使用了一批法国的新档案。相较于拉库蒂尔和德拉戈尔斯，他眼中的戴高乐没有那么倚重法国视角。这是一部对戴高乐进行了最认真的研究后写出来的传记，并且充分意识到该人物性格的“维度”。但是，通过大量的细微描写，他描绘出一幅微妙的负面的肖像。戴高乐于1946年1月辞职，关于戴高乐为何辞职以及他有多期待重返权力核心有大量的猜测。在鲁塞尔提供给我们的关于这个部分的两页纸中，写满了热情的戴高乐主义者安德烈·马尔罗对英国大使的一贯混乱的话语。马尔罗预测会有街垒战，并宣称戴高乐会以一个独裁者的身份回归来拯救西方。由于这是鲁塞尔所提供的关于戴高乐辞职的唯一的同时代评价，读者会倾向于着相信这反映了戴高乐的想法：“人们可以怀疑马尔罗会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而无须将军的同意，至少是默许。”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当戴高乐于1940年被推选为将军时，鲁塞尔连篇累牍地引用《法兰西行动报》上的赞扬文章——《联想到罪恶？》（guilt by association？）——并且进而指出这篇文章狂热的语调使人相信起一个谣言，即戴高乐曾经化名为这份君主制主义者报纸写过军事通讯。这个说法并没有依据。通过这样的微妙影射，鲁塞尔下意识地将戴高乐的形象建构成一个落后于时代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因此，即便这是有关戴高乐的最好的传记，它也悄然地敌视着这个人物。

戴高乐战场

所有的传记作者必须避免过分追求主题一致性的诱惑。戴高乐的传记尤其会显现这种诱惑，因为他的人格和信念似乎有着花岗岩般的一致性。他写过的最著名的一句话出现在《战争回忆录》的开篇：“我一生中一直对法国有一种想法。”一位历史学家提出过一个有趣的阐释，他将1958年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视作戴高乐所持有的自由天主教想法的化身，这是在19世纪90年代末期从他的家族流传下来的——隐含的假设就是戴高乐的政治想法从未改变过。但是这个令人感兴趣的理论并没有太坚实的事实基础。在20世纪60年代，当外国的外交官和法国政治家们急切想要了解戴高乐不可预测的政策时，就会从他40年前出版的关于领导力的小书中寻求线索。但是这本书在政治方面并没有提供任何教条，也没有任何直接的观点。它描述了一个领袖应该是什么样的，甚至应该被看作一本对自我形象预测的书来阅读——但是它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领袖应该做什么的具体内容。诚然，它传达的一个关键信息是政治连续性的重要性。因此，戴高乐的一个机敏（并且赞赏他）的评论者这样评价“戴高乐主义的意识形态空白：这是一种姿态，而不是教条；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套连续的信条；是一种没有太多实质内容的风格”。

戴高乐的模棱两可使人们不确定如何看待他在其职业生涯中的不同阶段，也导致关于他的信仰的太多猜测。这也适用于一批战时身在伦敦的法国社会党人。他们像戴高乐那样反对贝当元帅，但是他们中许多人也怀疑戴高乐，因为他们认识到，不管他们喜欢与否，他都最有望成为法国抵抗法西斯的标志。他们不停地争论该对他持有何种立场，经历了很多次令人痛苦的讨论，其中有一个人不无怀疑地决定支持他，理由是：“即使你不信任戴高乐，我们也需要努力改变一些事实上的确存在的事物（指戴高乐），不管你喜欢这样与否，这都将代表法国人民抵抗法西斯的事实。”当然，戴高乐并不是一张白纸，那些认为能够“改造”他的人通常极度失望，尽管也有证明他们是对的的时候。戴高乐可能“在其整个生命历程中”对法国有一种特定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并非从来就没有变化过。

当戴高乐在1958年重获权力时，没有人了解他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意图，甚至有评论家诉诸笔墨试图辨别他的“真实”想法。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也是如此。事实上，尽管对那些不想在阿尔及利亚做的事情，他有过一些想法，但对其余的事情他则持开放态度。正如在1940年，他可以根据形势而改变想法。在1958年激荡的5月，当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爆发反抗巴黎政府的叛乱时，伞兵看起来有可能在任何时候降落到法国本土，让·拉库蒂尔那时候是《世界报》的一名记者，他打电话给自己的一个记者朋友，《精神》杂志的主编让-马里·多梅纳克。多梅纳克那时正担心戴高乐如果获得军队的支持夺权后会怎样做。有必要针对戴高乐进行一次新的抵抗运动吗？拉库蒂尔那时保证道：“戴高乐不是一个将军，他就是战场。”他这样说是指，结果不仅仅取决于戴高乐采取的决定，还取决于他所控制的有限的政治力量。

在戴高乐掌权，以及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戴高乐主义的新风格在20世 纪60年代浮现了，这样的结果不仅源自总统本人作出的决定，也源自经济学家、公务员和其他的专家。其中许多人都曾反对他重新掌权，而现在却认为可以利用他。正如其中一人所说：“如果不利用这次机会解决（特定的）……问题，哪还会有像戴高乐在位这样的好运气？”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戴高乐都在积极扮演一个克里斯玛式[1]的领袖角色，这样的肖像他曾在20世纪20年代描绘过，并且他对这个世界怀有不变的看法，终其一生都未曾抛弃。但他同时也是这样一个人物——法国人利用他解决他们的历史和政治矛盾，他们塑造了他，正如他塑造了他们。

　　《戴高乐将军》读后感(六)：《纽约书评》：那个自称法国的男人

　　本文是著名书评人Mark Mazower为《戴高乐将军》撰写的书评，发表于2020年1月16日的《纽约书评》，深入简出地讲述了戴高乐何以成为法国历史最伟大的人物，以及这一过程背后的原因。相比今天充满政治话语的世界（尤其是懂王），戴高乐的政治艺术，大概已成为绝唱了吧？

原文标题：The Man Who Was France

法国总统戴高乐20世纪60年代的新闻发布会是早期电视直播的杰作。身高6英尺4英寸（1.93米）的他高高地站在讲台上，下面挤满了记者们。他先是让记者们一个接一个地提问，接着又无视他们，踏上他著名的“地平线之旅”（tours d’horizon）。《费加罗报》刊登的一幅漫画展示了他手里拿着眼镜的样子。他说：“我相信我听到了，在后面的房间里，没人能问出我准备回答的问题。”

自1944年那个美好的夏天以来，当戴高乐将军身穿束带制服，宣布巴黎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时，他显得更年轻、更有风度。那时的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比“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都活得长。他的体力依旧非凡，他的记忆力和敏锐机智享有盛名。作为一个习惯了朴素生活的人，他会自己往爱丽舍宫所处公寓的电表里投硬币。但在内心深处，他感到疲倦。有时他想知道，自己漫长而非凡的职业生涯究竟是为了什么？

1967年的一个晚上，当时只有他的亲密助手雅克·福卡特在场，他自言自语道：

实际上，我们正处在一个剧院的舞台上。从1940年起，我就一直有这种感觉（illusion）。我试图赋予法国一个坚实、坚定、自信和不断发展的国家形象，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疲惫的国家，只想着自己过得舒适，不希望出现任何问题……我使人们相信，或者我认为我相信，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坚定和统一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法国是疲惫的，她仰卧着，而非战斗。事情就是这样，我对此无能为力……我会尽我所能让这出戏进行下去，然后在我之后，事情又会回到它们原来的地方，不存在任何幻想。

戴高乐曾将他的老搭档温斯顿•丘吉尔描述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但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他。1968年的春天，他将对学生游行示威和工人罢工的困惑转化为最后一次对他才华的展示：从巴黎消失了24小时——当时，没有人知道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接着重新出现，并宣布举行选举，这让戴高乐主义阵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然而，这种疲惫是真实存在的。次年4月，他却在一场毫无意义的地区改革公投失败后辞职，仿佛他是为自己寻找出路。退休后，他马不停蹄地完成了总统任期内的第一卷回忆录（注：即《希望回忆录》），然后于1970年11月9日去世。从那以后，法国一直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

朱利安·杰克逊的这本《戴高乐将军》是这位非凡人物的丰碑。他有着强大的洞察力，能够将戴高乐这个20世纪政治史中最引人入胜的人物，置于其所处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中，将精彩的现代法国史伪装成了一部政治家的传记。

1890年，夏尔·戴高乐出生于母亲的家乡里尔。他的父亲亨利•戴高乐是一名教师，在他早年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父亲向他灌输了自己对学习、读书和写作的热爱，这也是他有别于其他军官的地方。“多么了不起的人，多么了不起的父亲啊！在我们生活中，他实在是太重要了，”在父亲1932年去世后，戴高乐写给哥哥的信中写道，“如果命运赋予我任何的荣誉，那就是以我父亲的形象生活。”亨利•戴高乐曾在一所耶稣会高中任教，后来创办了自己的私立天主教学校，他曾把自己描述为“情感上的君主主义者，思想上的共和主义者”。

亨利·戴高乐对于共和天主教的感情——虔诚，爱国，节俭，致力于国家的荣誉和历史——塑造了他的儿子，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戴高乐的能力和愿望，让这个曾因“德雷福斯事件”而四分五裂，后来在战争中又再次四分五裂的国家团结起来。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是亨利·戴高乐的其中一个学生，他的禁欲主义信仰和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恨，使他同夏尔·戴高乐一样，成为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物：难怪在贝尔纳诺斯的《乡村牧师日记》里，理想化的生活服务和其对人性的不信任，是他最喜欢的书之一。戴高乐是一个典型的孤独者，他的责任感和厌世情绪贯穿他的一生。

戴高乐经历的教育中，至少还产生了另外两个经久不衰的对他产生影响的因素。其中之一是他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知识巨人们的情，尤其是他们的“行动胜于空谈”的理念和狂热的爱国信念。作家厄内斯特·普斯卡里在1914年被杀之前，曾经从共和主义和和平主义转向了天主教；1940年，在前线与德国人作战时，戴高乐希望朋友给他寄普斯卡里的书。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相信直觉比理性更重要，这对戴高乐的政治领导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戴高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作品《剑锋》是一本柏格森主义式的著作，强调了本能和经验的重要性，并对法国人热衷于逻辑和理论的倾向提出了警告。戴高乐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是一个缺乏直觉的典范，“他是一流的执行者。”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他反感的了。他认为领袖的特点就是不服从——他成功地践行了这一信条，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在二战期间。任何人都能说（尽管没有几个人比戴高乐更好），但只有领袖才知道什么时候保持沉默。最重要的是，领袖必须忍受痛苦，经历“一场无时无刻不在撕裂他灵魂的斗争。”

另一个影响戴高乐的因素是军队。1909年，在法国圣西尔军校学习之前，他就已经在第33步兵团待了一年，该步兵团的指挥官是一位55岁的上校：菲利普·贝当，戴高乐的职业生涯显然位列其后。随后，这两个人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开始了：一开始是相互钦佩和支持，然后开始出现矛盾，在1940年法国崩溃后，两人的矛盾达到了顶峰，并发展成一场通过广播进行的口水战，直到战争结束时才结束——年轻人接替老人成为国家领导人，并掌握着前任指挥官的生命。

戴高乐在圣西尔的表现并不算好。后来，当他回到法国军事学院（培训法国高级军官的学校）时，他的导师被他的冷漠态度和傲慢，以及仿佛“流亡的国王”般的态度所震撼。另一方面，正如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所证明的那样，他对危险漠不关心：在凡尔登负伤被俘，当了三年战俘，靠读历史来消磨时间。战后，他波兰服役，见证了波兰军队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然后，在20世纪20年代初回到法国，他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法国浪漫主义最伟大和最奇怪的作品之一，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的《军人的荣耀和奴役》对和平时期士兵的地位进行了长篇的沉思。献身于服务的生活，特别是为享受和平之乐的社会服务的崇高和忧郁，是令戴高乐产生共鸣的主题。与德维尼笔下的英雄一样，他对自己在战争期间没有做更多的事情感到遗憾。但他相信一场新的战争即将来临：早在1917年，他就警告说“这场战争不是最后一场”。他为此做了准备，通过阅读和写作，获得了战略家的声誉。他还参加了一位杰出导师的沙龙，这位导师就是比他年长40岁的犹太上校埃米尔·梅耶，他享有一流军事理论家的声誉。这两个人都是法国人所称的军人。

20世纪20年代，戴高乐结婚了，从而发现了家庭安宁，这对这个最注重隐私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伊冯娜·旺德鲁是一个加来的工业家富裕家庭的女儿，他们共同育有三个孩子，最后一个孩子安妮出生于1928年。她患有唐氏综合症，父母双方都倾心致力于她。 在戴高乐的几张公布于世人的动人的照片中，他穿着西装，打领带，戴着汉堡帽，坐在布列塔尼海滩的躺椅上，全神贯注地陪着五岁的安妮在他的腿上玩游戏。

贝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捍卫凡尔登而成为国家英雄，并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和法国元帅，他与贝当的关系带动了职业发展，戴高乐走进了康塞尔高等防御署大楼，负责国防战争准备工作。他的著作使他在防御界名声大震。他的第一本书（注：1934年出版的《建立职业军》）是关于1918年德国人战败的原因，这一研究强调了文官控制军队和保持士气的重要性，而他的第二项和第三项研究关注的是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军队。人们普遍认为，下一场战争将与上一次一样，是一场在战壕中进行的防御战。与这种看法相反，戴高乐预言，这场进攻将是决定性的，需要机械化部队和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军队。

起初，他的观点不受欢迎，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找到了一位新赞助人——中间偏右的政客保罗·雷诺。社会党总理莱昂•布鲁姆也曾向他寻求建议。戴高乐极度保守的思想并没有阻止他与社会主义者或犹太人交往。他的天主教信仰也从未像围绕着夏尔·莫拉斯和“法兰西行动”的保守派那样使他走向绥靖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他在国际事务中本质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对他来说，权力和力量平衡比意识形态更重要。他把俄罗斯——不管是不是布尔什维克——视为法国潜在的合作伙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戴高乐曾预言，退缩在马其诺防线——20世纪30年代沿德国边境修建的防御工事——将导致“政治、社会和道德危机。”法国唯一的希望就是进攻。1940年3月，雷诺成为总理，戴高乐在前往前线之前帮助起草了他的演讲；两个月后，他率领他的坦克部队开始抵抗入侵的德国人。

战斗的激烈不是他的天性。作为领袖，他的无畏被他孤独的举止和令人生畏的沉默所抵消。当一名随军神父问他：“上校，你为什么总是一个人？会有人想见您或跟您谈话的。”他的回答却是：“你说什么？”

一名参谋人员记录说：

他发布命令时是独立的、排外的、权威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他的判断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最好的……他在任何情形中都坚持纪律需要的尊重姿态，他让他的军官们保持六步的距离围绕在他周围，留出一片空地，他就站在最中央，希望远方的人也能看到他，他会站在一个小土丘上，或者在一堆石块上等待一个没他个子高的军官，他想要的是凸显出自己；他接到报告时从不说一句话；总是用他讽刺的俏皮话让人们困惑……在非常简短的对话中，不允许出现反驳，他实施威吓，提高他缓慢的声音，立刻变得让人不容分辩，同时他栗色的眼睛像起了火，似乎能够看穿与他说话的人，甚至能够看到他背后的东西。（见《戴高乐将军》第121页）

然而，当他以同样的风格从政时，似乎并没有妨碍他在短短四年时间里从政治上的无名小卒成为国际政治家的非凡进展。

1940年6月5日，雷诺任命这位相对不太出名的年轻的准将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从此开始了戴高乐的升迁。如果没有那短暂的部长任期，他在1940年夏天宣称的体现法国国家连续性的说法将是完全荒谬的，而不仅仅是不合理的。雷诺于6月16日辞职，让位给贝当元帅，但那时戴高乐已进入政府决策的核心，并引起了英国新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注意。6月9日，戴高乐在横渡英吉利海峡后，两人在伦敦首次会面：他给丘吉尔的印象是一个注重行动的实力派。九天之后，在投降的边缘，丘吉尔最后一次非同寻常的法国之行，他们的第二次会面时，这种印象进一步加深了。到那时，贝当显然打算与德国人达成协议。由于担心被捕，戴高乐告别了妻子和孩子，飞回伦敦。他后来说:“在我49岁的时候，我开始了一场冒险。”

贝当是他的上级；然而，领袖的真正标志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不服从。他的第一个不服从行为，就是对元帅的不服从，这个人就是他几十年来熟识的贝当。贝当代表的正是戴高乐所拒绝的东西——与希特勒妥协，因为他相信这将允许法国作为一个大国生存下去。为了表达对“法国土地”的向往，贝当援引了他自己的“法国观念”。戴高乐则将最初对法国人的吸引力直接瞄准了他的前任赞助人——从著名的1940年6月18日开始，他就在邀请在英国的法国官兵加入，并宣称“法兰西的抗战烽火都不会被扑灭，法兰西的抗战烽火也绝不可能被扑灭”。

几天后，他的电台谈话变得非常个人化，并开始让英国外交部感到不安，因为英国外交部并没有放弃与维希保持关系的希望。戴高乐仅仅得到了丘吉尔的支持。“就剩你一个人了，”丘吉尔私下里对他说，“好吧，就我只承认你一人。”他说到做到：6月28日，戴高乐被英国人公开承认为“所有法国的自由人民的领袖。”

这是非同寻常的一步，即使法国人发现自己在英格兰并不急于接受戴高乐；恰恰相反，这个独自在萨沃伊吃午饭的冷漠的人最开始吸引不了多少人。那个夏天，从法国撤出的大部分军队最终都穿过英吉利海峡返回本土，并将贝当视为法国政府的合法首脑。除了新赫布里底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总督于7月支持戴高乐）之外，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人支持自由法国的迹象；到了8月，法国在赤道非洲的殖民地就开始联合起来支持这项事业；几个月后，他在法国的广播节目使他的名字成为反抗的同义词。然而，这场流亡政治运动的形成，以及与被占领的法国抵抗运动建立联系，花了更长的时间。再过两三年，戴高乐所宣称的“代表法国”的主张才有一点可信性，再过更长的时间，丘吉尔才说服内阁同意他的观点。

他的这一根本的弱点解释了他与丘吉尔无休止的斗争。尽管这位英国首相是他在白厅最热心的支持者。两个人在许多方面都志趣相投：两人都是有成就的作家和著名的演说家；两人都热爱历史，并觉得自己生活在历史之中——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两人都感到了君主制的神秘（戴高乐始终是一名共和主义者，但他对觊觎法国王位的巴黎伯爵始终保持尊重）；两人都毫不掩饰地捍卫国家声誉。最重要的是，两人都不太可能是政客——他们总是局外人，不被信任，却因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对时机的把握而受人尊敬。

但也有不同之处：丘吉尔是爱奢侈享乐的人，而戴高乐很节俭；丘吉尔是一个爱交际、热情、多愁善感的人，而戴高乐鄙视人性，宁愿保留自己的主张；丘吉尔对法国的热爱是溢于言表的，除了他对英国王室的崇敬，而戴高乐从未有过亲英主义的念头。最重要的是，丘吉尔领导着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仍然是世界强国之一，而戴高乐的祖国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国耻深重。

只有伟大的小说家才能描述这两个人之间发展起来的易燃性关系。朱利安·杰克逊将这种关系描述为“奇怪的激情”，似乎只是一个保守的说法。1943年初，“狂风大作”，在卡萨布兰卡，当丘吉尔试图迫使戴高乐和其憎恨的对手亨利·吉罗将军公开和解时，他愤怒地说： “如果你再顽固，我就会离开。”但紧张局势已持续数月。1941年夏天，英国军队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击败了维希的支持者，阻止德国人在中东获得立足点，当他们绕过自由法国和殖民地政府达成协议时，戴高乐勃然大怒。

戴高乐与英国的关系急转直下，英国人称他是“自食其果”，甚至禁止他出国。在白厅，他被称为“汉普斯特德的怪物。”戴高乐坚持认为协约国承认他是一个大国的化身，但在协约国看来，这是荒谬的，因为他在后勤和政治上几乎完全依赖协约国。他痛恨盟军不经商议就计划入侵法国，并自行指挥。在诺曼底登陆日临近的时候，罗斯福对他深恶如仇。用丘吉尔的一位助手的话说，他就像美国总统一样，“对戴高乐的憎恨有时近乎疯狂”，他还在考虑把戴高乐送回阿尔及尔，并在“必要时用铁链锁着。”

正如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所指出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个性：戴高乐认为自己代表了他的国家，因此深感屈辱；作为国家领导人，他的职责是受苦，而且是独自受苦。但是，发脾气、暴怒和冷若冰霜的沉默——这些行为举止可以在几秒钟内从冷淡的轻蔑变成温和的礼貌——也是这位政治戏剧大师的特质。正如他有时向助手承认的那样，在他的地位上，有时不得不粉碎一些东西，做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迫使别人注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与美国人发生了一场荒谬至极的争吵，而这场争吵发生在许多人认为可能是最糟糕的时期，即自由法国未经宣布就占领了纽芬兰海岸附近的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

因此，1944年夏天，法国的解放具有双重意义：正是在这一刻，戴高乐接管了法国，带领它走出了合作通敌的时代，成为四个胜利的盟国之一和欧洲重建的主要力量。但这正是这一刻，他终于从流放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可以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以一个自由的人自居。在戴高乐欢呼的那个八月，非同寻常的民族和自信时刻，所有这些都爆发了。

巴黎！巴黎愤怒了！巴黎破碎了！巴黎殉难了！但巴黎解放了！在法国军队的帮助下，在全体法国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在作战的法国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在唯一的法国人的帮助下，在真正的法国人的帮助下，在永恒的法国人的帮助下，将自己解放了，将人民解放了!

法国解放了，戴高乐也终于解放了。

解放运动带来了它自己的困境。戴高乐——对他来说，军人和政治家之间的分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场战争中，对于他在政治上所代表的立场，他一直处于一种故意模棱两可的状态。从1940年到1944年，他根据需要拉拢的对象，先向一方靠拢，再向另一方靠拢。首先是老保守派；然后，当他引诱抵抗军时，他暂时转向了左边。对于解放时的共产党人，他宣称“法国只有一个革命者：那就是我”。“可是，这个最没有革命精神的人打算领导什么样的革命呢？”它重申了法国政府对混乱势力的权威，他所说的混乱势力，主要指的是四处游荡的武装抵抗组织，以及所有那些对现实和想象中的通敌者进行各种形式审判处决的组织。

他对政治一直是矛盾的。像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许多人一样，他想要为法国找到“第三条道路”，一条避开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导致一些人错误地指责他同情法西斯。他厌恶政党，也不隐瞒。然而，他在法国试图恢复的是共和传统，他现在面临一个选择：他可以退出，也可以加入这场争斗。他想要相信政治在他之下，但那些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人——他的妻子、他在科隆贝的管家（他在那里有一座乡间别墅）——明显更了解他。

从战时担任自由法国领导人平稳过渡到临时政府主席后，1946年1月，他在选举新的立宪会议后辞职，开始“冬眠”。他组建了一个党——法国人民联盟（RPF）——作为实现未来政治野心的一种手段，但是在一系列糟糕的选举结果之后，他退居到了科隆贝，写起了自己的回忆录：他希望自己对历史负责，就像他的榜样夏多布里安曾经做过的那样。丘吉尔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杰克逊认为他的《战争回忆录》是对法国人民联盟失败的安慰。它们的确提高了他在政治上的形象，他是一个英雄，而私人人物从属于公共领袖。这个环境是国际性的，反抗组织被选为民众精神的次要来源，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提及通敌合作。《战争回忆录》创造了法国人可以忍受的战争形象，并成为了畅销书。戴高乐将前四本书分别送给了教皇、巴黎伯爵、共和国总统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但当历史学家的生活过太久后，戴高乐不安的性情又迫使他向外张望。在巴黎，他偶尔造访法国人民联盟的总部，这让人想起“淡季的一个温泉小镇的医生手术休息室。”他周游法国大部分地区，发表演讲，投入崇拜的人群中，他还去了海外。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法国人民联盟的解散，他开始感觉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深爱的女儿安妮在1948年去世，这对他的家庭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的哥哥沙维尔在1955年也去世了，而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仍然很好。

接着，阿尔及利亚危机爆发了。在这场危机中，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力量遭遇了白人定居者的抵抗，以及国家对阿尔及利亚的顽固坚持。阿尔及利亚不仅是一个殖民地，而且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戴高乐一直对法兰西帝国的价值心知肚明——如果没有殖民地的支持，他的战时崛起将是不可想象的——但他对它并没有眷恋之情。他默默地看着第四共和国蹒跚前行，暴力蔓延到大陆本身。到1958年，巴黎的政客和阿尔及尔的将军们都在寻求他的回归，他们都在密谋推翻共和国。被阴谋者称为“大查尔斯”的人已经撤到科隆贝。他甚至不信任电话，通过可信的后台渠道传递信息与他们保持联系。当被问及戴高乐对他们的计划了解多少时，他的对手弗朗索瓦·密特朗说，“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的计划。”

细节仍不明朗。戴高乐希望通过合法手段而不是政变来掌权，尽管他愿意加快这一进程。1958年5月，他宣布准备组建新政府。首相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随即辞职。戴高乐同意接受全部权力，如果被授予总统职位，他将统治六个月。自1946年以来，他第一次出现在众议院，6个月内法国就有了一部新宪法，第五共和国，以及一位比他的前任拥有更大权力的新总统。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戴高乐一直在位。杰克逊详细地解释了戴高乐如何成功地结束了阿尔及利亚的战斗，如何在他的领导下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以及如何将法国军队重新置于文官控制之下。对于戴高乐来说，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是他恢复法国伟大的目标。法国成为核大国，他与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这使他能够负责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由于不信任背信弃义的英国，他拒绝让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并将其边缘化。（注：直到1973年，在他死后，英国才被允许加入欧共体。）法国社会发生了转变：在总统的支持下，新一代技术官僚领导了国家的现代化，而农民的数量急剧下降。

1958年，英国外交官格拉德温·杰布反思道，“将军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都和其他人不一样。”他高大的身材，加上他的矜持和傲慢，使他显得与众不同，这是他一生培养出来的。他热爱法国，然而——正如他著名的表述——主要是作为一种理念。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最大的痛苦一定来自于害怕历史会与他擦肩而过。这种感觉与他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紧密相连：他对文学、写作和文字的热爱。作为一个伟大的读者，他与同时代的作家保持通信联系。他本人是个伟大的作家，他努力写散文。作为一个严肃对待修辞的时代的产物，他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他的演讲。

他究竟是怎么抽出时间来做这一切的？我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他家庭生活的规律和谦逊，但也在于他常常保持沉默。在某种程度上，戴高乐把沉默当作一种防御和武器，这在今天的政治家看来是不可想象的。科隆贝只有一个电话，他更愿意通过中间人工作。他是神秘话语的大师，他知道如何等待时机，如何消失，然后以惊人的效果重新出现。在二十世纪的欧洲，再也没有比这更能代表公众生活的戏剧了。而在当代无休止的喧嚣政治中，这种戏剧已经完全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