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的读后感大全
《岛》是一本由林森著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页数：2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岛》读后感(一)：读后一二
林森是一位记者朋友力荐的80后作家。这是第一次读他的长篇。与我的期待有些距离。故事很好读，语言也很流畅，但缺少一些韵味，更偏通俗吧。小说双线并行，但是两者似乎关联不大。更喜欢大伯那条线，一个曾经玩世不恭的少年，带着一往无前的创世精神，一次次白手起家，一次次为现实蹂躏，但从未被打败。他思想开放，能与时俱进，有战略有远见有魄力。结尾处他虽年迈，但依旧执着再创造一个家。那种悲壮的创世精神，让人震撼。反观他儿子，无法从失去家园的悲伤中走出来，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脆弱又敏感。另一条线，讲孤岛上的孤寡老人在特殊大时代下宛如尘埃的悲惨命运，这种人生故事在很多文艺作品出现过，作者并没有写出陌生感和新鲜感，反而有些不可推敲的细节，读来信服度不高，也就无谈感染力了。另外，叙述者我的形象也没有立起来，更像一个工具人。大伯的故事还可以深挖的。可惜了，把笔墨都给了另一条线。
《岛》读后感(二)：一个孤岛老人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原发《十月杂志》微信专稿
江非、李晁、周阳依：评林森--理论评论--中国作家网 chinawriter.com.cn
书中岛屿原型：火牌岛（HuoPaiDao）
作家林森手绘
林森是一个极其会讲故事的人，他所讲的每一个故事都能将我紧紧吸引。当一个期待已久的故事拿到我手上的时候，真的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一种替作者感到的如释重负，一种身为读者感到的迫不及待，以及隐隐的，一丝忐忑和不安，就好像即将要亲手揭开的一个谜团。因为我清楚地记得他说过，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而这个故事，也已在他的内心深处潜藏和埋伏已久。一个人为什么会在一座孤岛上独自生活了几十年？我的内心感到无比的震颤。那是一种常人无法理解和想象的生活，带着空前的绝望和巨大的孤独。而林森要走到这样一种绝望和孤独当中，把一个故事完整的讲述。那段时间，因为写作的缘故，我时常看见他脸上浮现的疲惫倦容，那是故事在将人的内心反复折磨。
如果有人问我，大海的宿命是什么？抑或者，一座海岛以及靠海而生的渔民们，他们的宿命是什么？我无法忍住内心的痛楚告诉你，是与生俱来的勇敢和漂泊。《岛》的开篇，作者以一个“浪子”的形象出现，这种浪荡，是一种后天的自由，也是一种无父无母无所拘束的哀愁。曾经活着而因为海难消失的父母，存在千年却在拆迁中消逝的村落，先祖们历经漂泊才来到天涯海角安居，却要在一个新的时代里面临破碎和迁徙。似乎所有与海有关的一切，都隐藏着一种未卜的宿命。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命运未卜的情况下，又因为二堂哥的去世而感到一种无法排遣的自责，开启了一场环岛旅行，终于在途中遇到另一场更大更早更绝望的孤独。难道所有的铺陈：父亲的海难，母亲的去世，渔村的拆迁，村民的反抗，二堂哥的死亡，都仅仅是为了引出一个在孤岛上独自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人么？他的存在，与消逝的渔村，又有一种怎样的联系？
主人公吴志山，在复员之际锒铛入狱，十年冤屈无处澄清，最后落得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十年光阴，已经彻底摧毁了他的一生。一个绝望之人，他又该去向哪里？从小在这片海域生长的他，选择了一座无人的岛屿，打算度此余生。四十年间，他几乎是隐姓埋名，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活死人的日子，甚至在岸上已有了他的墓碑。一个人守着一座岛屿，与天、与地、与海相依为命。也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安放下他心中荒凉的半生往事。修建房屋，搭垒鱼塘，种野菠萝，甚至给自己找好了死后容身的墓穴。他在内心给自己选择了一种异于常人的宁静生活，却依然未能逃脱被外界干扰的命运。就连他容身的小岛，也在他居住了数十年后被人占领，他再一次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游魂。这和渔村的消逝，有着相同的命运。
人与土地、与海域之间的情感联结，是朝夕相处中与日俱增的。渔民的祖先开天辟地，在此繁衍生息，建立起海陆两地间的信仰和文明。他们祭拜先祖，供奉伏波将军，一代代继承着海水养育的恩情，但总有双看不见的手，在暗中操纵着命运。拆迁带来的毁灭，是把人与海的情感连根拔起。反抗的村民，殉海的堂哥，他们内心经历的情感破碎，或许正是多年以前，那个在漆黑的夜里，独自走上孤岛的吴志山所经历的。林森写的其实并非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一座岛，甚至全人类的命运。而谁，又可以在海上寻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岛屿，在那里回归原始与混沌，在那里回到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中去？
《岛》读后感(三)：《岛》：给万物重新命名
作者：叶桂杰
新与旧，明与灭，传统与现代，固守与决裂，勇猛与怯懦，是林森写作的重要主题，也是林森创作的动力与秘奥。
中国自古都是一个农业大国，即使近现代以来城市文明飞速发展，农耕文明的精灵依然飘荡在城市隐秘的角落。因此，历代以来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中原”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更是一个政治的概念。“中”者，中心也，与“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岛”，d-ǎo，古体作“（鸟山）”。《说文解字》谓“岛，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鸟山) 。从山、鸟声。”可知“岛”本非人类之所居住，而禽鸟之所栖止。但若人置于岛上，或因这岛阔而成陆地可以栖人，或因意外的缘故被迫来此，无论是哪种情形，都与中原、与核心有着天然的疏离。正是这种偏远、边地、疏离、非中心的属性，赋予了其间居民以特别的性情和观念。海南岛位于南国之南，且与大陆隔了一段宽阔的海峡，就是这样一块中原文明甚至陆地文明的“飞地”，居于其间的人们，头脑里又都在想些什么呢？
新与旧，明与灭，传统与现代，固守与决裂，勇猛与怯懦，向来是林森写作的重要主题，也是林森创作的动力与秘奥。《岛》是从海南岛这块政治与文明的“飞地”写起的，写的是因海南岛自成立经济特区以来，大兴土木引出了大量的拆迁工作。经济形势的剧变，带来生活方式的裂变。原本岛民们世代栖居于此，以渔猎为生，生命中除了海浪的冲击，几乎没有别的意外。而今的拆迁工作，与海浪冲击的自然属性自是不同，它是一种来自时代和人为的冲击。它的社会属性和寓意，被敏感的岛民很快意识到了。
“拆迁”是一个契机，同时也是一条裂缝。从这条仿佛突然绽裂实则早有预兆的缝隙里，只有少数敏锐的岛民意识到弥补缝隙、追赶时代的迫切，而大部分岛民仍然迷醉于昔日“天涯海角”的诗意和恬静。如果说，巨大的潮汐和凶恶的台风，是岛民所早已习以为常、应付裕如的，那么如此轰轰烈烈的经济大潮却是实实在在的“活久见”。至于“拆迁”工作，只是把地毯掀开，让宽阔的裂缝直接暴露在人们的眼帘中罢了。
远离大陆和中原文明的“岛”，原本就像一个做着匀速直线运动（或者静止）的物体，这个物体现在受到了外力的作用，运动的速度和方向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甚至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改变还将长期存在。面对这样的形势，有人积极迎接，有人消极抵抗，有人迷茫而不知所措寄诸于幻想。于是有了小说中颇具代表性的三个立场，三种态度：伯父、大堂哥、二堂哥。
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外力，无论是二堂哥、大堂哥还是伯父，都深刻地感受到一种来自固有时光深处强劲的惯性力量。这种力量与外力发生了拉扯，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小说“动”起来了。
“有谁见过夜色苍茫中，从海上漂浮而起的鬼火吗？咸湿凛冽的海风之中，它们好像在水面上燃烧，又像要朝你飘过来，当你准备细看，它一闪而逝……”这是《岛》的开篇，也是《岛》的收尾。这段充满了浓郁抒情色彩的文字，是小说的叙事主人公“我”在启动“驾车环绕海南岛”计划时的所见所闻。
“驾车环绕海南岛”，是伯父的点子。他“拳打脚踢把我从那间黑乎乎的房子里面赶出来”，让我“赶紧上车，开到哪算哪”，因为“我的颓废，让他忍无可忍”。确实，小说中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对人生和世事充满了迷惘、怀疑和失望，最终选择精神放逐的“零余人”。这种精神困境，表面上看起来是父亲出海未归，一船人葬身鱼腹，母亲情绪失控，忧伤过世造成的，实际上却远不止于此。
《岛》的故事，也是从一个时代剧变的阶段开始兴说的。“海南岛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城市发展的铁骑横扫千军”，“海崖村的未来，早已经被一张规划图抢走，这里将诞生一座梦幻之城”。(下转第12版)
(上接第11版)关于时代的捩变，小说着墨并不很多，但隐约露出来一星半点的讯息，已足以证明这种时代剧变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体精神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所谓“破灭”“横扫千军”“抢走”“梦幻”，无不显示出“我”在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小渔村被商业大潮所吞噬后的惶惑与不安，以及精神支柱的摇晃。
虽然“我”并不能全面理解伯父的良苦用心，但开启“驾车环绕海南岛”计划后，“我”确实逐渐找回了意义。这段重拾意义的环岛之行，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登临了那座闪烁着“鬼火”的小岛，并听说了那个一生经历磨难，从此自甘栖身荒岛的老人的故事。而那个老人，不仅是热闹而宏大的中原叙事的边缘人，甚至是如今正在大兴土木的母岛（海南岛）的“脱序者”。正是他的经历和讲述，给了“我”深深的启发。
之所以说“吴志山”是一个“脱序者”，不仅因为他终年栖居于荒岛之上，过着仿如野人般的生活，而且还因为他的整个精神世界与陆地文明、群居文明产生了鸿沟，并且这条鸿沟随着荒岛岁月的加长而日益宽阔。在那座“鬼火”闪烁的荒岛上，他终于从人类（人群）的世界里彻底脱离出来，而打造出了属于自己、属于个人的自足的世界。
一个人，一座岛，大半辈子。这个故事听起来是那么熟悉，以至于很多人不由得会联想到《鲁滨孙漂流记》。然而鲁滨孙和吴志山是大不相同的，鲁滨孙象征了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强烈的侵略性和征服欲，而吴志山则不然。他来到荒岛，起初的目的是想要寻找鬼火，好解开人生磨难的密码，但这段求索显然是失败的。而后他干脆落脚此岛，不做他想，实际上是因果论从他信仰里的消隐。
事实上，吴志山与另一个人物倒颇有几分可比性，虽然二者的精神根底依然迥异。这便是莫言小说《生死疲劳》里的蓝脸。在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蓝脸不顾时代的洪流和历史的进程，而坚持了单干。与蓝脸以一己之身抗拒整个时代相比，吴志山显然就没有那么“壮怀激烈”了，相反，他栖身荒岛倒更像是受尽磨难后的逃避行为。从他身上，尽管我们看不到像“我”那样消极、沉沦、自我放逐的一面，但总归也看不到他对于命运、对于时代、对于族人、对于村庄的抗争与挑衅。他只是一个令人心酸的、卑微乃至有些无助的老头。他甚至无法做到彻彻底底地在荒岛上独自生活。他那座岛与母岛相隔也其实并不算远，一艘摩托艇就能抵达，他也需要定期回到母岛和渔村贩卖一些海产，从而换取必要的生活用品。
然而，正是因为这份消化了一切苦难后的平和，让吴志山褪去了尖锐的光芒，散发出浑厚、圆融和通透的气息。对于这个世界，他不再希望得到更多的解释，也并不想要索取什么；对于这个世界，他只消保持一点点微弱的物质联系。他整个掉过头来，把追寻生命意义的目光转向了这座荒岛。
只要宇宙尚处于大爆炸的阶段，而非坍缩的阶段，那么一切事物都将朝着碎裂和无序的状态发展。“碎裂”和“无序”，都是对意义的消解。吴志山从人类（人群）这个有机整体中脱序以后，生命的意义陷入了真空。吴志山既不是鲁滨孙，也不是蓝脸，既不侵略，也不抗争——他选择了重建。
掘塘筑堤是吴志山重建意义、恢复秩序最富有象征意味的行为。在一个现代化工业高度发达，填海造陆亦不为难事的时代，徒手筑堤本也算不上什么英雄之举，反而是这种原始而古老的行为令人迷惑。然而一个人在一座荒岛上，整日吹着凛冽的海风，望着太阳从东边的海平线沿着天空的弧线一直沉入西边的海平线，这大把大把的时光如何去填充，确实是一个问题。而筑堤，就是给这漫长的海岛时光赋予意义。
人类的存在本无意义，这也是存在的荒诞之处。西绪福斯的循环往复，无穷无尽，了无生趣，但这就是生命。人之初生，铺在眼前的就是这样一条生命隧道。所有那些从人一出生（甚至尚未出生）就已被赋予的意义如若未被真正的消化和认可，那么他只不过是集体无意识的一个宿主罢了。只有经过深思熟虑，透彻理解，并完全认可的行为，才适足以佐证生命的价值所在。这也就是当文化旅游部门到荒岛上树碑后，吴志山怒而“砸碑”的缘故，因为前者的行为显然侵犯了吴志山精神的领土和意义的主权。
在这个物理齐备的世界里，渺小的人类还能有什么作为？实在少得可怜。若非要说有，也就是“命名”——准确地说，是“重新命名”。当吴志山主动要求（实则是“被迫”）踏上另一座更远更小更原始更蛮荒的岛屿，并对这座岛屿以及岛上的一切重新命名时，他才真正——“觉得万物归于宁静了”。
《岛》读后感(四)：给万物重新命名——读林森长篇小说《岛》
本文部分刊于《文学报》（2021.01.28）
文 | 叶桂杰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圣经·创世纪》
一 中原与边地
中国自古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文明绵延千年而迄今不衰。即使近现代以来城市文明飞速发展，农耕文明的精灵依然飘荡在城市隐秘的角落，渗透在人们精神的毛细血管。因此，历代以来，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中原”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更是一个政治的概念。所谓“中原”，亦为天下之中。“中”者，中心也，与“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古来蛮荒僻地，莫不是帝王流放罪臣之所；而“岛”，特别是海南岛，自然是流放已极的了。
“岛”，d-ǎo，古体作“㠀”，简省笔画而作“岛”。《说文解字》谓“岛，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㠀。从山、鸟声。”可知“岛”，本非人类之所居住，而实则禽鸟之所栖止。人非水生动物，亦不有羽翼，呼吸行动自然在陆地上。但若人置于岛上，或因这岛阔而成陆地，可以栖人，或因意外的缘故被迫来此，但无论是哪种情形，都与中原、与核心有着天然的疏离。正是这种偏远、边地、疏离、非中心的属性，赋予了其间居民以特别的性情和观念。
居中则大，投射到现实层面，即为大国、帝都和大城市。历来图功业者，都有“趋中趋大”的自觉。法国人会往巴黎去；中国人会往北京、上海、广州去。北、上、广皆是中国当下的一线都市，但其城市文化个性却又各不同。著名评论家张柠先生曾分析说：北京只有一个中心，就是故宫，故宫就是在北京的中轴线上；上海有多个中心，如外滩、徐家汇、人民广场、五角场等；广州既不同于北京，也不同于上海，它的中心随着经济的发展、历史的演进而发生移动。
实际上，从北京到上海到广州，一路向南，也同样呈现出宏大叙事、家国梦想色彩渐次暗淡，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气息愈发浓郁的趋势。海南岛位于南国之南，且与大陆隔了一段宽阔的海峡，可谓“南”得不能再“南”了。古代苏轼仕途偃蹇，一贬再贬，直至贬至海南岛，才算“贬”到了头，无可再贬了。就是这样一块中原文明甚至陆地文明的“飞地”，居于其间的人们，头脑里又都在想些什么呢？
二 固守与决裂
新与旧，明与灭，传统与现代，固守与决裂，勇猛与怯懦，向来是林森写作的重要主题，也是林森创作的动力与秘奥。此前在文坛引起不小反响的中篇小说《海里岸上》即是如此。这部小说通过对“海里-岸上-海里-岸上”两种场景不断的切换，造成一种奇妙的叙事节奏。叙事节奏是叙事形式之一种，但这种形式与其所赋形的内容，即方才所述极具张力的主题形成了熨帖的呼应。形式与内容交融而为一体，释放出了奇异的艺术辉光。
当然，《岛》并没有像《海里岸上》一样采用二节拍的叙事节奏。作为一部虽然篇幅不算很长，但展开面却广阔得多的小长篇，《岛》需要一个更强劲的叙事引擎，一个更持久的叙事动力。
《岛》是从海南岛这块政治与文明的“飞地”写起的，写的是因海南岛自成立经济特区以来，大兴土木，引出了大量的拆迁工作。经济形势的剧变，带来生活方式的裂变。原本岛民们世代栖居于此，以渔猎为生，生命中除了海浪的冲击，几乎没有别的意外。而今的拆迁工作，与海浪冲击的自然属性自是不同，它是一种来自时代和人为的冲击。它的社会属性和寓意，被敏感的岛民很快意识到了。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拆迁”是一个契机，同时也是一条裂缝。从这条仿佛突然绽裂实则早有预兆的缝隙里，只有少数敏锐的岛民意识到弥补缝隙、追赶时代的迫切，而大部分岛民仍然迷醉于昔日“天涯海角”的诗意和恬静。如果说，巨大的潮汐和凶恶的台风，是岛民所早已习以为常，应付裕如的，那么如此轰轰烈烈的经济大潮却是实实在在的“活久见”。至于“拆迁”工作，只是把地毯掀开，让宽阔的裂缝直接暴露在人们的眼帘中罢了。
按照物理学的定律，任何物体都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状态，直到受到其它物体的作用力迫使它改变原有状态为止。远离大陆和中原文明的“岛”，原本就像一个做着匀速直线运动（或者静止）的物体。这个物体现在受到了外力的作用，运动的速度和方向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甚至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改变还将长期存在。面对这样的形势，有人积极迎接，有人消极抵抗，有人迷茫而不知所措，则寄诸于幻想。于是有了小说中颇具代表性的三个立场，三种态度：伯父、大堂哥、二堂哥。
但面对突如其来的外力，无论是二堂哥、大堂哥还是伯父，都深刻地感受到一种来自固有时光深处强劲的惯性力量。这种力量与外力发生了拉扯，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小说“动”起来了。
三“零余人”
“有谁见过夜色苍茫中，从海上漂浮而起的鬼火吗？咸湿凛冽的海风之中，它们好像在水面上燃烧，又像要朝你飘过来，当你准备细看，它一闪而逝……”这是《岛》的开篇，也是《岛》的收尾。这段充满了浓郁的抒情色彩的文字，是小说的叙事主人公“我”在启动“驾车环绕海南岛”计划时的所见所闻。
“驾车环绕海南岛”，是伯父的点子。他“拳打脚踢把我从那间黑乎乎的房子里面赶出来”，让我“赶紧上车，开到哪算哪”，因为“我的颓废，让他忍无可忍”。确实，在小说中，“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对人生和世事充满了迷惘、怀疑和失望，最终选择精神放逐的“零余人”。这种精神困境，表面上看起来是父亲出海未归，一船人葬身鱼腹，母亲情绪失控，忧伤过世造成的，实际上却远不止于此。
“零余人”或者“多余人”的形象，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所在多有，但大抵是社会处于剧变时期的产物。在面对社会形势错综复杂、思想观念冲突尖锐的情况下，神经敏感的知识分子迷失了方向，左冲右突，无往而不碰壁，终于陷入彷徨无地。到了最后，他们只能选择自我放逐和沉沦。
《岛》的故事，也是从一个时代剧变的阶段开始兴说的。“海南岛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城市发展的铁骑横扫千军”“海崖村的未来，早已经被一张规划图抢走，这里将诞生一座梦幻之城”。关于时代的捩变，小说着墨并不很多，但隐约露出来一星半点的讯息，已足以证明这种时代剧变对于身处其中的个体精神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所谓“破灭”“横扫千军”“抢走”“梦幻”，无不显示出“我”在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小渔村被商业大潮所吞噬后的惶惑与不安，以及精神支柱的摇晃。
机遇是从裂缝中抽芽的，意义是从有机体里生发的。我们的眼睛、嘴巴、手臂和腿脚，若不经过大脑有机统一的调度，而可以自行其是，那么一切都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以至于连穿针引线这样简单的任务都无法实现。在小说中，“我”之所以让伯父“忍无可忍”，倒不是因为“我”整日无所事事，宅在家中这么简单，而是因为伯父感受到了“我”精神上的垮塌，秩序上的紊乱，以及生命意义的碎裂。
虽然“我”并不能全面理解伯父的良苦用心，但这次从那间黑乎乎的房子里出来，开启“驾车环绕海南岛”计划后，“我”确实逐渐找回了意义。这段重拾意义的环岛之行，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登临了那座闪烁着“鬼火”的小岛，并听说了那个一生经历磨难，从此自甘栖身荒岛的老人的故事。而那个老人，不仅是热闹而宏大的中原叙事的边缘人，甚至是如今正在大兴土木的母岛（海南岛）的“脱序者”。正是他的经历和讲述，给了“我”深深的启发。
四 “脱序者”
之所以说“吴志山”是一个“脱序者”，不仅因为他终年栖居于荒岛之上，过着仿如野人般的生活，而且还因为他的整个精神世界与陆地文明、群居文明产生了鸿沟，并且这条鸿沟随着荒岛岁月的加长而日益宽阔。在那座“鬼火”闪烁的荒岛上，他终于从人类（人群）的世界里彻底脱离出来，而打造出了属于自己、属于个人的自足的世界。
一个人，一座岛，大半辈子。这个故事听起来是那么熟悉，以至于很多人不由得会联想到《鲁滨孙漂流记》。然而鲁滨孙和吴志山是大不相同的。鲁滨孙之处身荒岛，实是因为迫不得已。他在荒岛上求生，开疆拓土，不仅驯化植物、动物，而且驯化人，驯化生活。这象征了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强烈的侵略性和征服欲。而吴志山则不然。他在年轻的时候经历了飞来横祸，自此仿佛千斤重石从悬崖上坠落，一坠到底，无从翻身。吴志山来到荒岛，起初的目的是想要寻找鬼火，好解开人生磨难的密码，但这段求索显然是失败的。而后他干脆落脚此岛，不做他想，实际上是因果论从他信仰里的消隐。
事实上，吴志山与另一个人物倒颇有几分可比性，虽然二者的精神根底依然迥异。这便是莫言小说《生死疲劳》里的蓝脸。在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蓝脸不顾时代的洪流和历史的进程，而坚持了单干。他孤独地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只是为了一个简单而朴素的信念，即“亲兄弟也是要分家的，其他不同姓氏的人，怎么可能合作得起来呢？”在那个意志高度统一的时代，蓝脸凭借着似乎与生俱来的农民式的执拗，经受住了包括家庭破碎、妻离子散、粮食被抢光、驴被杀死、牛被烧死、儿子被羞辱等等苦难和屈辱。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无论蓝脸的坚守有多么乖谬与迂腐，但仍不失为一个充满悲剧性的农民英雄。
与蓝脸以一己之身抗拒整个时代相比，吴志山显然就没有那么“壮怀激烈”了。相反，吴志山栖身荒岛倒更像是受尽磨难后的逃避行为。从他身上，尽管我们看不到像“我”那样消极、沉沦、自我放逐的一面，但总归也看不到他对于命运、对于时代、对于族人、对于村庄的抗争与挑衅。他只是一个令人心酸的、卑微的乃至有些无助的老头。他甚至无法做到彻彻底底地在荒岛上独自生活。他那座岛与母岛相隔其实并不算远，一艘摩托艇就能抵达，他也需要定期回到母岛和渔村贩卖一些海产，从而换取必要的生活用品。
然而，正是因为这份消化了一切苦难后的平和，让吴志山褪去了尖锐的光芒，散发出浑厚、圆融和通透的气息。对于这个世界，他不再希望得到更多的解释，也并不想要索取什么；对于这个世界，他只消保持一点点微弱的物质联系。他整个掉过头来，把追寻生命意义的目光转向了这座荒岛。
五 从“砸碑”到“命名”
只要宇宙尚处于大爆炸的阶段，而非坍缩的阶段，那么一切事物都将朝着碎裂和无序的状态发展。“碎裂”和“无序”，都是对意义的消解。一只漂亮的陶瓷瓶子，可以插花，可以观赏，若推出桌面，落在地上，只会摔成无数碎片。而这些碎片，就不能再用于插花和观赏了。因为“碎裂”和“无序”的碎片，对插花和观赏进行了消解。
吴志山从人类（人群）这个有机整体中脱序以后，生命的意义陷入了真空。像鲁滨孙那样，在荒岛上致力于驯化植物、动物，驯化世界，是通过征服和侵略的方式重获意义，但这种意义与他（资本主义）在陆地上的意义没有本质的区别。像蓝脸那样，尽管孤身一人，但始终抱持抗争和固守的姿态，仍不失为重获了意义，一种坚守自我的意义。然而吴志山既不是鲁滨孙，也不是蓝脸，既不侵略，也不抗争——他选择了重建。
掘塘筑堤是吴志山重建意义、恢复秩序最富有象征意味的行为。在一个现代化工业高度发达，填海造陆亦不为难事的时代，徒手筑堤本也算不上什么英雄之举，反而是这种原始而古老的行为令人迷惑。然而一个人在一座荒岛上，整日吹着凛冽的海风，望着太阳从东边的海平线沿着天空的弧线一直沉入西边的海平线，这大把大把的时光如何去填充，确实是一个问题——一个一旦处理不好就会造成思维紊乱、精神失常的严重的问题。而筑堤，就是给这漫长的海岛时光赋予意义。
人类的存在本无意义，这也是存在的荒诞之处。西西福斯推着巨大的石头艰难地爬到了山顶，巨石又滚了下来，西西福斯继续推，继续滚，继续推，继续滚……如此往复，无穷无尽，远远望去，了无生趣。但这就是生命，每一个所谓“宝贵”生命的寓言。人之初生，铺在眼前的就是这样一条惨白的、机械的、空洞的生命隧道。所有那些从人一出生（甚至尚未出生）就已被赋予的意义——立功、立德、立言——如若未被真正的消化和认可，那么他只不过是集体无意识的一个宿主罢了。只有经过深思熟虑，透彻理解，并完全认可的行为，才适足以佐证生命的价值所在。这也就是当文化旅游部门到荒岛上树碑后，吴志山怒而“砸碑”的缘故；因为前者的行为显然侵犯了吴志山精神的领土和意义的主权。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在基督教的创世纪理论里，万事万物是先有名、后有实，先有能指、后有所指的。有了“光”的词语和概念，然后才出现了“光”的实体和物质。然而在这个物理齐备的世界里，渺小的人类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实在少得可怜。若非要说有，也就是“命名”——准确地说，是“重新命名”。当吴志山主动要求（实则是“被迫”）踏上另一座更远更小更原始更蛮荒的岛屿，并对这座岛屿以及岛上的一切重新命名时，他才真正——“觉得万物归于宁静了”。
2021年1月2日 星期六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