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后诗人的沉重写作
我一直以来反对在评论中动辄使用“七零后”“八零后”乃至“零零后”这样的叫法，正如那些把女性诗歌作为与男性诗歌对立的那些所谓诗评，它们是思维的惰性和智识的贫困造成的，缺乏一个真正批评家应当具备的品质。试看当下，时代更迭飞速，别说十年，即使五年早已物换星移，似乎都有了难以弥合的代沟。
但我唯独愿意使用“六零后”这一称呼。1960年代，是与1950年代政治气候不同而其余脉又延续到前半个1970年代的特殊年代。它貌似狂热实则残酷，貌似发展实则停滞，貌似精神饱满实则极度贫困。斗争，是这个年代的主旋律，也是这个年代的生存法则。这种政治物候决定了那个时代出生的人脱胎即带有“政治人”的基本特征。彼时，西方的各种现代主义艺术潮流已经进入异彩纷呈的割据局面，而中国的“政治人”一代对此浑然不知，他们正无可选择地被强大的政治飓风裹挟着，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从激情燃烧到理想幻灭芳华错失。他们所受那么一点可怜的诗歌教育，仅仅来自接近嚎叫的分行式判词和狂热而空洞的伪抒情、泛抒情，以及被过滤的苏联东欧革命文学。他们的全部努力今天看来，不啻是一种少年与青春期的挥霍浪费。
这种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致于当改革开放，大量的港台文学和西方文学澎湃而来时，他们内心掀起巨大的波澜，除了惊诧，还是惊诧。不管他们以后怎样努力，都无法根除那种入骨三分的时代烙印。这是一群真正的“失败先生”。
到今天，已步入知天命之年仍一直坚持写作的60后诗人，对于诗歌的游戏性提法普遍带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在他们看来，如果不能再以诚实之心写作，任何诗写都将毫无意义。他们的诗歌大致聚焦两大主题：现实，和形而上的思索。在现实题材方面，他们的笔触通常是偏冷偏灰的，因为他们深知，盲目的欢乐与空洞的“深刻”就是对诗学的犯罪。他们也决不满足于在形而上的题材上凌空蹈虚，不着迷于从虚到虚，而是“虚功实做”，对他们而言，“写什么比怎样写要重要得多”（庞德）。他们对题材的敏感远远超过他们对炫技的嗜好，在其中的优秀诗人那里，不能带来实际利益也不指望从中求得虚妄之名的诗歌写作，都仅仅是为了完成某种使命，都是内在精神自我出发的产物。
这并非是指他们不尊重诗的技艺，“技艺也是对诚意的一个考验”，但这种技艺通常是隐含的，如同一勺砂糖溶于一碗水中。他们熟知词语的重要性，像高明的石匠精心选择一块用于雕塑的石头。寓意、象征、含混，是他们对语言的基本追求。他们尊重诗学法则，隐藏意图而又留心把它们放到可以安放的位置以尽量不使之丢失，他们以“不说”而“言说”。他们不受制于一词一句，而依靠不可割裂的、整体的诗本身完成诗意。他们有着广阔的生活与精神经验，更加致力于发现个我背后的普遍性，而非仅只专注个我。这可以是优点也可以被人看作是先天不足。他们更加致力于诗的历史性而不是虚构本身。在后起的诗人眼里，他们单纯、固执，但并不矫情，因为他们使用的题材本身已足够深重。所以，在评论60后诗人的作品时，方法很多，但社会学批评始终是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批评方法。（文章节选自《大沙田诗刊》，题目是编者加的）
百定安：河南洛阳人，1962年生。硕士。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散文随笔集及诗歌翻译、批评集六部。获各类文艺奖项20余个。广东大沙田诗歌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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