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亏欠

　　小学时，我们有一位数学老师，他姓孙。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只有一个：向他说一声抱歉。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只有一个：向他说一声抱歉。我不是始作俑者，但我是一个沉默的旁观者。我不知道始作者有没有过愧疚，但于我，有了亏欠，因为我的视若无睹。

　　“我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我也许不像鲁迅先生那样，知道一个中国人能坏成怎样，但我知道学生坏起来能坏到怎样的程度。

　　小学时，我们学校新调来一位数学老师，他大概最多也不会超过三十岁，身材有些瘦削，中等身高，戴着不宽的金边眼镜，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声如其貌，他讲课时声音也是柔柔的，细细的，缓缓的，小小的。每次来上课，他都穿着一件米白色西装外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从不扣起来，只是敞着。腋下夹着几本书，不急不缓地走上讲台。

　　也不管底下是不是乱哄哄地仍延续着下课时的“狂欢”，他便翻开数学课本开始讲起来。也不管他讲的课是否有那么几个人在认真地听，他仍然自顾自地慢慢讲开。他似乎忘了，除了他的一方讲台，讲台下还有几十受众。整个教室从他进来的第一分钟起，就没有安安静静的停止过喧喧嚷嚷。就在这样的嘈杂中，他没有生气地大吼“安静！安静！”也没有苦口婆心地劝导“别讲话，好好听。”他只是在三尺讲台上极平淡地讲述着数学里的公式定理，示范着一道又一道数学题的解题思路和演算方法。我数学向来不好，对数学更没什么兴趣，我不记得我在做什么，但是课肯定没听。也许整堂课下来，唯一认真在听的那一个，是正在认认真真讲着的那一个。下课铃响了，他夹起讲桌上的几本书，迈着来时的步子，不急不缓地走出。我们的一节数学课上完了。

　　也许是由于他置若罔闻的“纵容”，一帮学生的胆子更大了，他们的聊天不再是有防备的交头接耳，而是“大大方方”的高谈阔论。我不记得他是怎样得罪了这样一帮学生，还是他们仅仅觉得他的“懦弱”值得可欺。总之，他们开始放肆了。

　　我看见，他背过身，回过头去板书时，有粉笔直直的击中他的后脑勺、脊背、手臂。粉笔从他身后的四面八方飞去，虽然多数颇为可惜的不是太偏左，就是太向右，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总有那么几个能准确无比的命中目标。摸着被命中的目标，他回过头，全班扫视，映入眼帘的是几张挤眉弄眼，无所谓的得意坏笑的怪脸。大多时候，他会默默又回转过去，仍旧板着书上的习题。但有时候，他也大发雷霆地质问：“谁丢的粉笔？站出来！”但是雷霆无效，只不过让飞中后脑勺的“子弹”更加密集，进一步提升了命中率。

　　我看见，在一个灯火通明的数学晚自习，他稍稍地离开了时，有人笑嘻嘻地走上讲台，将他放在讲桌上的几本书，胡乱翻开几页，哗啦啦撕成废纸，那声音像晴雯撕纸扇时一样的清脆。轻轻松松地他将撕下的废纸扔进了垃圾篓里，然后小心翼翼地掩上书，得意洋洋地从讲台上大摇大摆地摆下去。我坐第一排，把一切听得真真切切，看得清清楚楚。但当他第二天发着脾气大声怒吼“到底是谁撕的书”时，我像顿时患了失语症，不发一语。

　　我看见，在课中他停下来讲课暂且离开时，有人蹑手蹑脚地走上了讲台，将他喝水的茶杯拧开，恶狠狠地吐进一口痰，还觉不够，便一个低头弯腰钻进了讲桌底，在地上抓了两把灰，像炒菜撒上佐料一样，心满意足地撒进去，拧上盖，摇一摇，要保证均匀。然后他一副大功告成的模样对着我身后的某个方向挑挑眉、挤挤眼，比出一个“ok”。便在一众“你赶紧下来，他就快要回了。快下来！快下来！”急切的关心声中凯旋而去。这次他没有发脾气，因为他浑然不知。整节课我没见他拿起过茶杯，也许我只是小小地期待过，他该换茶叶了。

　　我看见，我看见过太多；我以为，我以为我忘了，不然这写下的又是什么！灵魂的工程师，祖国花朵的园丁，无私奉献的春蚕……这些对老师的溢美之词真令人艳羡，神圣的职业，奉献的职业，敬仰的职业。但是有一位老师，他却失去了那一份最起码的尊重。

　　我的笔头，常常跟不上我的记忆，也许我记错了时间，也许这些事并不只在一个人身上，但确确实实，这是我们学生做过的事。如果现在的他们还有正确的是非观，他们至少欠这（些）老师一个道歉，因为这不是孩子的恶作剧，而是令人憎恶的恶劣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