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会
我们房东梁叔三十岁的大儿子生了头胎，这可把梁叔和他老婆高兴坏了。我自上次送孩子们回老家读书后就没有见过梁叔的老婆黄姨，听梁叔说，他老婆给他儿子帮带初生婴儿去了，他们家新添了一个孙女。
国庆第四天晚，黄姨从市区回到了镇上的家。她回来时，已是万户炊烟袅袅，我正在弄堂里做饭，潦草地同她打了招呼，黄姨就跨上了二楼。梁叔家的一楼出租给了我们，他们住在二楼。由于他们的两个儿子不在家里，所以三楼一般都是空置的。
黄姨到家的第二天上午，我刚吃完早餐，手里还在把玩着黏在叉烧包底部的白纸。听到女房东在楼梯间唤“老板娘”的声音，声音柔软，以至于我误以为黄姨在跟谁打电话。老公正好迈过弄堂，他瞄了一眼楼梯处，瞅着我说：“叫你呢，怎么没听见。”
奇了，怪了，黄阿姨叫我大可以走到前面铺面来，居然躲躲藏藏的，难道，她带了十多天孙女，竟变得羞涩、扭捏起来。
我好奇地走到铺面后的水泥楼梯间，抬头见黄姨站在离地面尚有十级左右的台阶上，她的腰围更细了，脸上的颧骨，脖颈下的锁骨都挺了出来。黄姨两手捏着一张卡和一张纸，她轻声地我说：“老板娘，麻烦你帮我去办一张手机卡，我的手机卡过时了，装不进新手机。”我愣愣地听黄阿姨说。“我怕出去……”“你见过他们来了没有？”
我瞪圆眼珠听着这毫无厘头，莫名其妙的话，问：“谁呀？我没见谁来过。”然后，黄阿姨又吞吞吐吐，不往下说了。
“好的！”我接过黄阿姨手里的东西，是一张身份证和一张绿颜色的五十元钞票，“你是要办移动卡还是电信，或者联通？”
“移动卡吧！”黄阿姨转身正要上楼时，又用疑惑的眼神和语气问我：“他们真的没来过。”
黄姨将信将疑地上了楼。
我自己有两张手机卡，一张是我自己办的，已经用了七八年了。另一张是老公办的，也用了四五年了。我办手机卡的时候，身份证是不需要的，手机店里的营业员，把我的姓名的中间那个字“晓”，写成“小”了，一直都没有改过来。我知道，由于电信诈骗多，现在办手机卡采用的是实名制。至于需不需要本人到场，我要去试试才知道。黄阿姨说她怕，她怕的是什么呢？“他们来过没有？”他们，又是谁呢？难道是农村信用社的人找她跟梁叔的麻烦，他们欠信用社的钱没有按月归还？
租房十年，在我的印象中，信用社的人，特别是那位带着黑框眼镜，走路埋着头的黑西装男士，他在我们店门口出现的次数最多。如果不是黑西装男士，那么，会不会是黄姨在卖豆腐时与人发生口角，怕被人在家里来找茬？一点小矛盾，遭人报复，遭人毒打的事例不胜枚举。何况，我曾两次亲眼见黄姨在镇上的农贸市场与她相邻摊位的摊主挥舞着手臂，横目对骂，极尽悍妇之能事。
或许是她欠移动公司的钱，所以把一张卡作废，新卡让人代办。想来想去，黄阿姨怕的无论是信用社的人，还是农贸市场的摊主，还是几家通讯公司，似乎都是说不通的，又似乎都是成立的。平日里黄姨性格暴躁，经常对梁叔颐指气使。今天忽然变得这么柔声细气，甚至于有点畏畏葸葸的，我感觉不太正常，怔怔地立着，嘴巴哑了。
黄姨给我的身份证，上面的人，穿着蓝色短袖，乍一看，像个男人，宽脸、短发。细看才发现是黄姨的大儿子的翻版，的确是黄姨。只是男版的黄姨。男版的黄姨与他的大儿子简直一模一样，我不得不感叹基因的强大。
我考虑了这么多，才抄起抽屉里那天蓝色的小钱包，小钱包可能是真皮的，在我手里蹂躏了两年多，还完好无损。只是小皮包两头翘了起来，最严重点的话，便成了一尾小船。我把黄姨的身份证和钱往皮包里塞，片刻，又打开瞧了瞧，生怕弄丢了。
我刚走到邻居家那一片龙眼树旁，突然脑袋里又蹦出一个问题:没有问黄姨是要办月租多少钱的手机卡。不懂她打电话多，还是花流量多。
当我返回我家的店铺去问黄姨时，我老公那种责怪与不屑的神色让我惊到了。他天师一般，很肯定地说“今天你这事是办不成了，哪有出去办事马上返回的。”
我怒目瞪他，不言语，待我上二楼问了黄姨，再去移动手机营业厅办理时，才发觉果真被我家那只乌鸦嘴言中。一脸坑坑洼洼的满布着浅红青春痘的女工作人员抬头微笑着对我说：“你叫本人来，或者用你自己的身份证办。”
当我把黄姨的身份证和五十元钱退给黄姨时，黄姨面目无表情，“等会儿我自己去办。”然后，又问我：“你看见他们来了吗？”我摇摇头，表示不懂，然后下了楼。
午餐后，骑摩托车的邮递员要我转交给房东一封信，我瞅着信封，捏了捏那皮搭皮似的薄纸张，足足三分钟。里面的字迹隐隐约约，外封上写着“新华人寿保险”的字样，收信人是房东的大儿子，这应当是一封普通的信件。
下午四点多钟，我午睡醒来时，平时从不迈入我的卧室一步的黄姨居然走进来，用粤语腔调问我的手机上可不可以唱歌，说什么等下人家说她骗他们，黄姨说话云遮雾罩，只说十分之一，把我弄得糊里糊涂的。也不再揣度，我大半截身子还捂在被子里，摸到手机，食指在屏幕上左右滑动，点点戳戳，终于翻到了“酷狗”，“你想唱什么歌？”
我用搜狐拼音搜索到歌曲“祝福祖国”，在伴奏声中，黄姨张大嘴，打开嗓子开唱。不伦不类的普通话，别别扭扭的音调，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我忆起了二十岁时，朋友发给我的搞笑信息，其中一句是“别人唱歌是要钱的，你唱歌是要命的”。黄姨唱歌，真的不敢恭维。我不由得扭过脸，边梳凌乱的头发，边抿着嘴偷笑。一曲完毕，黄姨把自己的作品欣赏了一遍，皱皱眉说：“不好！”
我提议要不我们到前面门店去唱，于是黄姨捧着手机跟我走出了卧室。黄姨亮出嗓子，重复“祝福祖国”时，我用眼睛瞄了一眼老公，他捧着手机边看网络小说边笑，还时不时瞅瞅房东。歌声杀人是不偿命的。
黄姨一曲完毕，已是暮霭沉沉，华灯初上。“他们来过没？”黄姨又一次盯着我问。我照样晃晃脑袋，黄姨悻悻地转过身。
“没有设备，有设备的话，唱的就好听了。”黄姨意犹未尽地上了二楼。
难道黄姨所说的“怕他们来”，这“他们”指的是歌友？这无从考证了，从黄姨嘴里问不出所以然来。近几日，我未见一个来找黄姨的熟人或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