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读后感摘抄

　　《伊斯坦布尔三城记》是一本由[英]贝塔尼·休斯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38.00元，页数：67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读后感(一)：探访古老的伊斯坦布尔

　　帕慕克的“呼愁”，唤醒古老的伊斯坦布尔；《地中海三部曲》又把伊斯坦布尔的精彩历史带给世界；《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又从小人物的身上看到了伊斯坦布尔的变迁与神秘。《伊斯坦布尔三城记》将拜占庭，新罗马，奥斯帝国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王朝，事件跃然之上。探访古老的伊斯坦布尔，唤醒千年的文明。

　　作者贝塔妮•休斯，屡获殊荣的历史学家、作家，媒体BBC主持人。本书主要讲述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重要历史的片段，宗教、战争、制度，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都将呈现在不同角度的“精彩”瞬间。从写作风格上，笔者以时间、空间顺序，采取叙述、故事的形式，主题方式探访古老的城市。

　　“多彩”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博斯普鲁斯海峡是连接欧亚两洲的交通要道，战争争夺的重要要塞。在书中波斯篇中，证明着它的地位，大流士国王在公元前513年左右命令芒德罗克列斯以船只搭建1600米浮桥，从亚洲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直抵对岸的欧洲。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起兵攻打大流士三世，拜占庭被波斯人、高卢人、哥特人的骚扰，为了维持收支平衡，把博斯普鲁斯海峡经营成了国际自由贸易区。1809年的《达达尼尔条约》承认奥斯曼帝国对海峡的主权，然而，埃土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世界一战等都将博斯普鲁斯海峡都将是历史的印证和创造者。

　　一条转折的埃格那提亚大道

　　公元前146年左右，马其顿省总督为了镇压可能出现的动乱建造了埃格那提亚大道，横贯巴尔干半岛，也是高速公路，靠近都拉斯。直至今日，它依然是从罗马到伊斯坦布尔的主要干道，这条道路改变了这座城市，拜占庭成为了充满活力的联结点。

　　公元50年左右，腓立比是基督教的集散地，它在埃格那提亚大道上，罗马到拜占庭的中点。《新约》宣称之后，最早改信基督教的使徒可以沿着这条大道传布对基督的崇拜。公元336年左右，君士坦丁想维持自己的地位，宣传新宗教，埃格那提亚大道将以全面整修，以以大理石铺成，是罗马时代帖撒罗尼迦的主要街道，也是君士坦丁的野心。1081年，它见证了诺曼人与拜占庭交战的历史。

　　中国元素—丝绸

　　在讲述伊斯坦布尔的历史过程中，唯独有一章《蚕的旅程》，描述了中国的元素—丝绸的故事。552年左右，两名僧侣在中国旅行时看到了丝绸工艺，并引入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皇帝很热爱培植丝产业，拜占庭也将制丝过程严密控制。丝在流传一百多年后，扩大到中东，织绣的图案又将宗教文化区分。6世纪后，到处都可以看到丝绸的影子。

　　除了丝绸，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展现了710年，君士坦丁堡派使者来到中国，带来《圣经》，2006年拜占庭基督教的活动也出现在碑文上。

　　《伊斯坦布尔三城记》从各角度揭开这座城市神秘的面纱。

　　《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读后感(二)：神赐之城的幻想

　　如果让作家为城市代言，伊斯坦布尔最广为人知的代言人或是帕慕克。寻访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不止于旅游手册里的海景、教堂、清真寺，还能欣赏细密画、啜饮小贩的钵扎、参观纯真博物馆。因细节而爱上一座城，会不会仍然失之主观呢？

　　在贝塔尼·休斯的《伊斯坦布尔三城记》卷首，作者直言：“文化能制造记忆，对于历史的期望往往和事实一样有力。”四海皆然，而伊斯坦布尔更甚。它是“故事与历史彼此融合的地方，是一座以理念和信息罗织自身记忆的城市”。从拜占庭到君士坦丁堡到伊斯坦布尔，举世瞩目的大事件让世人记住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节点，然而一旦踏入具体的故事，又显得暧昧不清。真实与幻想交织，信仰与烟火并存。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神赐之城，始于拜占庭的建城神话。一种说法源自希腊神话，伊俄因受赫拉的嫉妒被变成了母牛，她横渡海峡之处就是博斯普鲁斯（意为牛涉水而过），伊俄的外孙拜占斯建立了拜占庭。另一种说法指向色雷斯国王拜占斯，其妻的嫁妆是伊斯坦布尔的土地。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见证了早期住民的生活。尔后，希腊人的到访则令这片土地成为东方诱惑的代名词。远渡重洋的英雄自诩是建造者，他们说，是太阳神阿波罗通过德尔斐神谕，指引他们到来。彼时的拜占庭是一座市民城市，也是权力对抗的筹码。

　　君士坦丁大帝成为罗马唯一的皇帝，在诸多有故事的城市里，他相中的首都原是特洛伊。但神谕坐实了伊斯坦布尔的特殊性，传言，君士坦丁大帝循着梦中的指引来到了拜占庭。属意于此地前，他以家人的鲜血献祭，弑子杀妻的原委已不可尽知，然宗教立场自此愈加坚定。对于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君士坦丁堡既是权力的象征，亦是以信仰撼人心的真实天堂。开疆辟地的罗马子嗣，确乎不是其“父母”所能料见。

　　此后千年的喧哗，登场者络绎不绝，有所谓的“蛮族”、有犹太人、有瓦兰吉人、有维京海盗、有十字军战士、有丝路联通的东方商人……哪一方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一本与本书同样厚度的著作，哪一段往事都充斥着不同立场粉饰过的传说与争议。及至1453年，迄今被强调的“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或“伊斯坦布尔的征服”，历史并未因时间上距我们更近而变得更明了。奥斯曼帝国依旧充满传说：繁华都城的财富和开放思想、香艳美人的异国情调、间谍活动的神秘频繁，它吸引着各地来客，却像一幅光鲜的画，易见其视觉上的美感，难懂其下的现实。

　　休斯说，今天人们对这座城市的理解仍不脱想象，称一件东西“拜占庭式”或“土耳其”、对伊斯坦布尔女性的评价、出现在流行影视中的拜占庭往事，或都怀着自己对传说的理解。它不缺少细节，毋宁说，我们替似是而非添上了过多的细节，令其状似生动，却更加难以辨识。休斯笔下的三城记梳理出这片土地浓缩的晦明，他并非要涤除幻想的云雾——叙述依然掺杂传说——更像是邀读者步入错综的细节中，知幻想何来，再去探索成见之外的真实。

　　——己亥年读贝塔尼·休斯《伊斯坦布尔三城记》

　　《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读后感(三)：伊斯坦布尔三城记

　　“一个人若只能望这尘世一眼，这一眼应当给伊斯坦布尔。”这句话是我在《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这本书的腰封上读到的，也不知出自哪里，虽然了解腰封惯常使用此类用语来吸引读者视线，亦知伊斯坦布尔的确伟大，但内心仍忍不住想要反对，可有这时间不如早点投入阅读，因为手里的这本书是真厚，超出我的预期。

　　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如同传说，听闻过它的历史，也看过它的纪录片，就是不曾亲身到访过。而我对它的兴趣则始于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之后在《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及《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中又回看了它的历史。如今为了更好的了解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我翻开了英国作家贝塔妮-休斯的这本《伊斯坦布尔三城记》。

　　书名中所谓的“三城”应该是指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及伊斯坦布尔这三个时期吧。我翻了一下书的目录，整本书分为八大部分，以几千年的时间线为主轴，穿起这个城市所经历的历史过往。它看上去还是比较传统的叙述方式，在固定的地点，随着时间的流动，它所承载的文明在风起云涌的变幻着。

　　整本书不仅包含了寻常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方面，还有通过考古推理还原当时的自然、生态环境与气候变化等影响。作者在其导论中提到“本书不是包罗万象的伊斯坦布尔历史大全，而是一趟个人的实地探访之旅，一场对城市构成要素的调查。”在我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可以时时感受到这句话所言不虚。它让这本书与其它历史书系有所区别，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城池的历史。

　　从序言短短的篇幅中感受伊斯坦布尔所承载的历史之复杂与厚重，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与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大军对抗，结果众所周知，可经过与细节却在我的脑袋里装填不足。而这座伟大的城市之所以吸引我并不仅仅在于它是世界上唯一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城市，更在于它经历了多种宗教所创建出的独特文明，竟让我一个无信仰的人莫名有了强烈的好奇与探寻之心。

　　作者在讲述其追寻历史古今的三城之旅中，不仅可以让读者领略其丰富的历史学识，同时作者也在用今日世界的格局来打量和回望过去的世界。当几千年的历史脉络贯穿于眼前，展开了伊斯坦布尔古今不同层面的对撞与融合，可以更为立体的去观察它对世界文明演化所具有的深远影响。

　　对于如此厚重的题材，作者在行文的过程中没有过多堆砌史料，而是以一种仿若考古现场般边走边讲的生动方式来拉近与遥远时空的距离感。比如书的开篇年代设定为公元前80万年至公元前5500年，乍一看好像作者要带领读者穿越到久远的时空去开场了，可作者的讲述却是从2011年伊斯坦布尔市中心新地铁站下一具石器时代遗骨开始的，突然让我感觉时空重叠了，随之极富兴味的读下去。

　　在阅读的过程中，除了文字带来的阅读乐趣，书内还附有部分地图与内容相关的彩色插图以及书后的大事年表，可以让读者更为直观的感受和了解伊斯坦布尔的前世今生。

　　尽管整本书看上去很厚，但是它章节篇幅都很短小，阅读感受十分轻松，随着作者的节奏去穿行其中，这旅程足够惬意又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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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读后感(四)：因为记忆，所以永恒

　　一个人若只能看这世界一眼，这一眼应该看向伊斯坦布尔。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

　　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若谈及一座自身印象深刻的欧洲城市，脱口而出的很有可能是伦敦、巴黎，抑或是柏林、马德里，伊斯坦布尔——这座位于欧洲最东南角的边陲之城，似乎很难进入到大家的视线。在东方人看，她在欧洲，充满西方情调；在西方人看，她在亚洲，饱含东方风情。土耳其诺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亦曾坦言，“这是一座身处‘两个世界边界’的城市”。那么，伊斯坦布尔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她的魅力又从何而来，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它的答案。

　　贝塔尼·休斯是一位享誉殊荣的英国通俗历史学家，从她的前两部著作（《特洛伊的海伦》、《毒堇之杯》）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擅长描写宏大叙事，加之其优美的文笔，总能给读者带来一种强烈的史诗感。《三城记》亦是如此，尽管追根溯源，伊斯坦布尔的建城史一般不早于公元前7世纪墨伽拉移民的到来，但作者却从近年挖掘的考古资料入手，将本作的时间起点延伸至八千年乃至八十万年前，对伊斯坦布尔进行了一次超长时段的历史考察。

　　一般来讲，通俗类历史著作，重要的是清晰的历史脉络，以及历史与现实交织带给读者之思想上的共契，这两点作者无疑是做到了。“伊斯坦布尔的文化、政治与情感力量来源于那些不受线性时间限制的故事” ，从开篇耶尼卡皮地铁站挖掘出的骸骨到结尾盖齐公园示威人群涂写的涂鸦，作者无不在尝试着进行一种跨越，将历史与现实于某一个点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体现在方方面面，譬如通往伊斯坦布尔的埃格那提亚大道，这条由罗马人修筑的道路至今仍在发挥着功用，成为难民涌向欧洲的必经之路；又如阿亚索菲亚，这座先后成为教堂、清真寺、博物馆的恢弘建筑，横亘千年的历史，依旧作为伊斯坦布尔的地标矗立在金角湾旁。种种此类，不胜枚举，历史借助现实变得愈加立体，令人遐想万分且倍感真实。

　　此外，作者也避免了一般通俗类历史著作固有的英雄史观模式，而是运用了社会史的视角，在行文中穿插着对普罗大众的关怀。正如作者所言，“一座城市的意义，事关城市里的所有居民” ，除了那些显赫一时帝王将相外，作者将手伸向了市井，奴隶、工匠、商人的形象跃然纸上。作为历史主体的女性亦没被作者遗忘，从海伦娜到狄奥多拉、从努尔巴努到贝拉尔，她们的影响力丝毫不逊于男性，谱写了属于自己的命运之歌。强者、弱者，男人、女人，人情冷暖在书中得到尽情地释放，寓情于人产生共鸣。

　　“伊斯坦布尔的位置形塑了她的历史，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形塑了我们生活的世界” ，本书看似是一部城市史，实则是一部世界史。史前的黑海大洪水冲刷出博斯普鲁斯海峡，赋予了这座城市坚韧且饱满的灵魂。易守难攻的地形成为天然的屏障，令无数英雄好汉折戟于此；横跨欧亚的城市构造，亦使得她左右逢源、为人倾倒。陆与海的汇聚之地——这种绝佳的条件，赐予她远超城市本身的体量。她可以指代一个帝国，“历史学家路易·库赞撰写的最早一部关于拜占庭史的书籍被冠以《君士坦丁堡史》之名” ；甚至能象征一个文明，“在中世纪的西方，长达数世纪，君士坦丁堡的文明被称为Constantinopolitan” 。以她为都的两大帝国，则无一例外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与发展，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我们当下生活的世界：在此，“世界性”诞生了。

　　在我看来，世界性的基础即是多元——这是刻在伊斯坦布尔骨子里的元素。建城伊始，她就与海峡对岸的迦克墩交相呼应，成为一座融合了东方属性与希腊风格的殖民城邦；君士坦丁大帝营建新都后，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古代东方文化和新兴基督教文化于此撞击、渗透和融合，逐渐发展出独立的文化体系 ；易主之后，她变得像一座巴别塔，簇拥着操各色语言的子民 ；时至今日，她塑造了土耳其亦欧亦亚的国家性格。多元的民族、多元的文化、多元的宗教，乃至她多元的称谓，均在这里成为了合理，于交汇中得到了整合。

　　然而，正是由于伊斯坦布尔具备这样一种独一无二的世界性，与之相伴的不仅有真实的历史，更充斥着各式各色的传奇。世人垂涎于她的财富，波斯人、阿拉伯人、罗斯人、佩切涅格人对其发动过数次进攻却铩羽而归，城市的坚固城防在历史的层累叙事中被一步步夸大，最后被解释为蒙受神恩。在伊斯兰教看来，她的宿命早已锁定，自先知穆罕默德时代起，这座城市就必定会被穆斯林征服；在基督教看来，城破后僧侣匿藏于阿亚索菲亚的墙内，终将目睹这座城市被基督徒收复。基于不同的立场，各自的史料对于同一件事的描述可能大相径庭，而由此诞生的史诗故事，则在数百年来为人传颂，亦真亦假，恐怕已不重要了。

　　直到今天，伊斯坦布尔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夹杂着虚构与现实的混沌过去中，每个人记忆里的伊斯坦布尔都不尽相同，但我们却能在她的身上找到相同的特质，从而了解对方，认识自己。作者无意解构，却处处解构：“这是故事与历史彼此融合的地方，是一座以理念和信息罗织自己记忆的城市” ，客观实在与主观情感在记忆里交映生辉，最终塑造了这座任由人想象的永恒之城。

　　本书体量庞大、内容繁杂，出现漏洞也确在所难免。例如文中写道，“穆罕默德二世大力推动古老的中东米利特制度，让伊斯坦布尔每个族群都能依据自己的宗教律法进行审理和判决” ，后半句诚然没有问题，但“米利特”一词出现的时间则相对较晚，一般不早于1700年 ，“米利特制度”更是直到19世纪才蔚然成型 。译文在一些具体细节上也出现了瑕疵，比较明显的误译如，“赛法迪犹太人最终加入了说希腊语的犹太居民、罗马尼欧特人以及来自安达鲁斯的犹太人的行列” ，说希腊语的犹太居民即是罗马尼欧特人，原著中后者是前者的同位语 ，而根据本作的行文习惯，此罗马指的是“新罗马”——伊斯坦布尔，因此译成拜占庭犹太人或直接合译为希腊犹太人则更显稳妥。而赛法迪犹太人就是来自安达鲁斯的犹太人，此处译文没有问题，可能是作者在整理文本时出现了失误。当然整体上这些并无伤大雅，我们亦不能吹毛求疵，从而忽略了这本著作的价值。

　　我曾去过伊斯坦布尔两次，也看过有关她的诸多游记，以前总是慨叹没人了解她，如今终于醒悟，“伊斯坦布尔不是东方与西方相遇之处，而是东方与西方渴望而热切地对视彼此的地方” 。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感悟过去，感悟未来。而这，也正是伊斯坦布尔的魅力所在。

　　《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读后感(五)：三个文明，三座大城

　　承蒙来自理想国的赠书，得以第一时间阅读英国历史学家贝塔尼·休斯的中译版新书《伊斯坦布尔三城记》。拆开包裹时煌煌六百余页的分量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不过仔细想来，若想将伊斯坦布尔这座大城建城至今贯穿数千年的历史娓娓道来，如此篇幅的确并不嫌多。

取包裹的路上，校内银杏正黄，随拍

　　贝塔尼·休斯的这本新书的历史跨度无疑是极大的，作者并没有拘泥于拜占庭与奥斯曼两个巨人治下的该城，而是涵盖了自人类在此定居伊始的每一条蛛丝马迹。不过在她的笔下，宏伟的历史框架被细致合理地分割为数个鲜活的段落，简洁生动的语言足以将一个个历史瞬间还原至读者面前。

　　我选取了书中的三个历史瞬间，辅以与之相关的钱币资料，希望能带大家一瞥属于此城的三个文明印记——希腊、罗马和奥斯曼。

　　“宙斯，众神之王，依然本性难移地在凡间四处留情。这一次他找的是他的妻子赫拉的女神官，名字叫伊俄(Io)。愤怒的赫拉将伊俄变成了一头母牛（另一种说法是宙斯为了保护伊俄把她变成了母牛），后来还派了牛虻去折磨这名诱人的年轻女子。博斯普鲁斯（Bos-porus，也就是 Ox-Ford，指牛涉水而过的地方），据说是因伊俄在此横渡海峡而得名。伊俄生下女儿姬罗伊莎（Keroessa），并在金角湾的岸边将女儿交由仙女瑟梅斯特拉( Semestra)抚养长大。这名年轻女性延续了家族传统，继续跟奥林匹斯的诸神纠缠不清，还与海神波塞冬同寝。姬罗伊莎与波塞冬所生的儿子拜占斯( Byzas)建立了拜占庭。”呼应书中的建城神话的，是图二这枚由拜占庭城邦打制于公元前4世纪的西格洛斯（Siglos）银币。此币巧妙地化用了建城传说中的符号，以脚踩海豚的小母牛指代涉水渡过海峡的伊俄，而海豚本身或许亦暗示了建城者来自海神波塞冬的血统。希腊人的血脉，从建城之初便与拜占庭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拜占庭城邦西格罗斯银币，公元前4世纪

　　拜占庭成为君士坦丁堡，是从君士坦丁的胜利开始的，“君土坦丁获胜后的几个月，罗马、奥斯提亚（Ostia）与提奇努姆（Ticinum，今日的帕维亚[Pavia]）的铸币厂全落到了他的手中。身为万民拥戴的西部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开始铸造印有他肖像的钱币——不再是满脸胡子、野蛮粗鲁的军人相貌，而是胡须刮得干干净净、顶着鹰钩鼻的模样，或许还带着些许奥古斯都或亚历山大的伟大气质。往后几年，这些钱币进一步阐释了君士坦丁的精神本质——张大的眼睛凝视上天，神秘而美丽的笑容缠绕在他的唇上，有时还有光环围绕着他。”图三的这枚公元324年打制于尼科美底亚（Nicomedia）的索利多（Solidus）金币展现的正是这一形象。是年，他彻底击败了最后的竞争对手李锡尼（Licinius），成为了罗马独一无二的奥古斯都。也正是这一年，君士坦丁堡破土动工，一座伟大的城市即将诞生。

君士坦丁大帝索利多金币，324AD

　　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命运再一次彻底改变了——这次的主人，是来自东方的征服者。在书中，钱币同样是这一历史性时刻的见证者，“……在穆斯林土地上，人们进行祷告，并感谢先知另一项重要预言的实现。现在，在铸造钱币时，君士坦丁堡会被铸印成“Kostantiniye”（科斯坦丁尼耶，这个名字将出现在这座城市铸造的钱币上，直到1760年[伊斯兰历174年]为止，之后苏丹将颁布法令，将钱币上的文字改成他喜爱的Islam-bol）。”图四这枚阿克切（Akçe）银币由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发行于公元1470年，打制地正是刚沦陷不就的君士坦丁堡。正反面均为阿拉伯文是伊斯兰钱币的一大特征，币文的内容不仅如文中所言将打制地标识为科斯坦丁尼耶（Kostantiniye），更将穆罕默德二世称呼为“两片大陆的苏丹”。

穆罕默德二世阿克切银币，1470AD

　　如果说透过帕慕克文字读者可以触摸到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记忆，那么翻开贝塔尼·修斯这部厚厚的巨作，我们仿佛进行了一次时光旅行，将伊斯坦布尔的前世今生尽收眼底。诸位不妨亲自翻阅此书，与我们一道触摸此城厚重历史的脉搏，感受伊斯坦布尔的前世今生。

　　《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读后感(六)：Vanities

　　这本书，它和土耳其有什么关系，和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和政局有什么关系，其实是我最不在意的事情。要靠这些来说服别人去读这本书，其实是基于一个假设：人们买东西是为了“有用”——而在这个时代这个用处务必是“实用”。但是这本书并不实用，因为它没有提供任何答案。作者只是用七十八章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从头讲到了尾。而一个对人本身不感兴趣的人，自然对人所居住的城市也不感兴趣，更别提对千里之外的城市感兴趣。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漠视人，更多时候把他们当作工具，这种对人价值的极度挤压到如今已经到了一个极致。我们更加漠视远方的人，因为能看到和记住眼前的人就不错了。土耳其今天爆炸，明天爆炸，库尔德女兵死了几个，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奥斯曼帝国覆灭了，拜占庭帝国也覆灭了，君士坦丁十一世怎么死的，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

　　贝塔妮十八岁时第一次拜访伊斯坦布尔。后来实地走访十年把这本书写出来。翻完书你会惊叹于这位女士的执着和细致，并且相信她确实把伊斯坦布尔的一砖一瓦都翻了一遍。如此多的庞大的细节堆砌在一起，决定了这本书本质上是死人的书，而非活人的书。书里面描述的死人远多过活人。作者自己也说，走在伊斯坦布尔的广场上，就忍不住想这里曾经有过多少亡魂。如此庞大的尸堆，贝塔妮尽可能复活了他们每一个人，包括他们的欲望、境遇、痛苦，以及最终的死亡。因为对高加索人的迷恋而被买卖的女奴死于性病，穿梭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英国士兵身上带着英镑，最终成了给自己陪葬的冥币，还有被暴民扒光衣服活活烧死的女哲学家。屠杀，死去的帝王们，尼卡暴动中死去的几万人……亡魂与旧账是一个国家清点不完的遗产，后世人总想在废墟上开始新生活，但总也跌进前人的漩涡里。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真的过去了。

　　这里面形形色色的死通常被一笔带过，叙述语气克制而严谨，如果不保持感觉的敏锐，就无法意识到这些寻常的死也终将同我们的生活产生联系。一旦进入这个维度，也就是说真正地从人的维度，而非实用的角度去理解这本书。或者甚至以所谓轮回的角度去看，我们没有不会像书里的人那样死去。死于屠杀、战争与混乱。当然，其中也有人幸运地出生在一个时代的鼎盛期（同样充斥着鲜血），得以见证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落成，得以见证郁金香时代被昏黄灯光照耀的都城。有机缘发明和发现某些美好之物，就像一位寻常的奥斯曼妇女在浴场放松那样，又或者可以成为那些修建教堂和宫殿，创造奇迹的工匠。每一个时代的居民都有自己生活的秩序。他们崇敬不同的神，会为它塑像，怜爱它的圣洁，极力贴近它悲悯的心。会渐渐疯狂到相信把圣像的一部分化进水中，觉得可以医治百病。也会在某个时期打破他们的脸。今天的土耳其仍然保留着圣像毁坏运动后的山洞教堂。走进去，所有神的面都被毁坏，从那坑坑洼洼的痕迹中可以想象实施破坏的手如何在空中摆动，如何在毁坏之后长舒一口气。时间走到二十一世纪，依然有人从事这样的工作。有时是烧书，有时是抹去某种思想，总而言之，山洞教堂的一切并未局限在山洞之内，就像因为曾经整个世界所瞩目（如今它正迎来人们的遗忘，这遗忘也许是一种解脱），伊斯坦布尔居民的命运也已经超越伊斯坦布尔本身，得以触及人类的总体经验。然而在山洞教堂的顶端，也许是因为太过高耸，也许是因为破坏者觉得已经毁坏了所有的神面，留下一个不是什么大事，也许他们是在一片黑暗中闯进了这里，而火把只够照亮眼前——一副巨大的耶稣像向下俯视着所有人，面部完好无损。幸免于难，直视着仰头的后来者。

　　这是贝塔妮的心胸，她没能为我们贡献一本无懈可击的历史学著作，没能颠覆什么也没能创造什么。但是她的确投入其中，并且在心中亲吻了这座城市的遗迹。那些更为敏锐的人类总难摆脱死亡和它带来的一切。帕慕克也感慨这里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他钟爱博斯普鲁斯海峡，觉得海峡是这座城市的灵气与生命之源。地形多变，变幻多端，同一时间里东岸和西岸的激流和锋面很可能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这里的人们对风和天气的命名就像阿拉伯人对沙漠的命名那样丰富多彩。命名是一种意识的固化，如果人们用如此多的名字指向同一个东西，在冥冥中这就是他们灵魂的源头，是共振最为强烈的东西，是产生和改变了他们命运的东西。也许这是神在此处相会的原因，多神的存在指向这里呈现出来的极度的虔诚与强烈的欲望。不仅来源于这里的原住民，也来自于那些千里迢迢汇聚在这里的人们。那些在雕像上留下卢恩符文的北欧人，那些至今仍然在身上纹有拜占庭双头鹰的希腊人，那些在史书中将这里命名为“拂菻”的东方人。蒙古的铁骑，西方的油画。卡瓦菲斯的情欲，亚历山大的宗教战火……

　　对这些远方人的兴趣，就是对我们自身命运的兴趣。我们有着共同的心愿，希望历史能指向和平，希望人间能从这乱局中有所收获，就像我们盼望人生可以不虚度。希望书籍能够有用。可惜冥冥要处罚我们，是不需要给人什么交代的。冥冥不在乎人的神，人的信仰。从1453君士坦丁堡到帝国末日，这座城市总是陷落在神的庇佑之下。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受庇佑的一方，包括将神短暂请出门外的凯末尔，实际上也无非是将现代化当作一个新神带到了土耳其街头罢了。今天你走在广场上，会看见圣索菲亚大教堂在黑暗中散发奇异的光彩，你知道里面有基督圣徒，他们的镶嵌画就在这教堂里面，抬起头就能和他们对视。至于真主，它无实体，所以象征只是金色的阿拉伯文，飞舞着被放在圆框雕饰里面。木头据说是用来建诺亚方舟的木头。在大教堂对面的街上有一家烤肉店，进门就能看到凯末尔的照片挂在墙上。亡者与神的眼睛无处不在。地下水宫的镇压着美杜莎的头颅，工匠细致雕刻出美杜莎的眼睛。人们甚至在旅馆的前台放置一盆邪眼，给每个远道而来的观光客。伊斯坦布尔是蒙福于神的城市，但同时也是为人的欲望所诅咒的城市。祷告唱经声声也无法平息神的怒气。就像作者在开头说的，这座城市本质上是一种隐喻，一种观念。它是对宇宙规则的演练，以其不变的空虚和覆灭承载东西方交织的欲望，制造出无比瑰丽的奇观与盛大的感官享受，然后使人们在啤酒、水烟、性欲和虔诚之中不断地陷入意想不到的乱局中。而如今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心知肚明，我们这一代人所信奉的新神也将弃我们而去了。

　　最应被铭记的是出现于三十五章那位蛮族国王，也许他是这本书里唯一一个亲口道破这座城市本质的人。当他穿过君士坦丁堡，接受众人的奚落和嘲笑时，当他离开自己的宝座，真正成为阶下囚时，身上还穿着象征帝王的尊贵紫色。查士丁尼就在不远处，他也许从这变幻莫测的紫色，和你死我活的争夺中看到另外一种秩序，及其无法摆脱的与之共生的混乱。人们听见蛮族皇帝轻声嘟囔着：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读后感(七)：伊斯坦布尔，跨越时间的存在，一座海纳百川的城市

　　伊斯坦布尔是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历史上它还曾有过两个让人难忘的名称：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以及多个响亮的别名：“诸城之首”、“举世倾羡之城”、上帝之城、 新罗马、新耶路撒冷、安拉的永恒之城……所有名字的都在讲述着它的不平凡。《伊斯坦布尔三城记》的作者贝塔妮•休斯称伊斯坦布尔为“跨越时间的存在”。她在书中讲述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也在讲述半部西方世界史。

　　伊斯坦布尔的独特确实可以说是天选，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口西岸，守住马尔马拉海与黑海的连接通道，跨越亚欧两洲，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它理所当然地成为连接南北、沟通东西的战略要地。这份天赐奠定了这座城市的命运基调，令它总能吸引到那些想要一展宏图的人们投来炙热的目光，罗马人、哥特人、维京人、犹太人、奥斯曼人……不同民族纷至沓来，在这里构建新的梦想、信仰、希望甚至是改变世界的雄心壮志。

　　然而，成为炙手可热的焦点也意味着激烈的冲突和纷争难以避免。不同民族、多种语言习俗、各类宗教在这里汇聚、竞争，文化多样性给伊斯坦布尔增添了花样魅力，也引来了野心的占有和征服。它曾多次遭受武力重创，也总是在重建后焕发新生。异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纷纷在此落脚，无论是物质还是信仰，反复的破坏与构建，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多重苦难，就像恩赐的背面——诅咒。在反复的破与立之间，这座城市的文化特征也变得层次愈加丰富。无论恩赐或是诅咒，伊斯坦布尔都泰然待之、默默消化。

　　如果说优越的地理位置是伊斯坦布尔的天选之姿，那么海纳百川的气度就是它的内在气质。流动与沟通，是这座城市的常态。在这里流动的，不仅局限于丝绸、香料等贵重贸易物品，更有知识和信息，以及信仰和精神。

　　虽然没有像曾经的亚历山大那样用纸莎草书本交税，但在475年毁于一场大火的巴西利卡图书馆曾拥有的12万册藏书同样展示着它对知识的尊重。各类实用的、甚至是有些怪异的知识、艺术和技术种类都在这里生根，对星辰、植物、矿物、人类的各种研究自由发展，预言者、巫师、炼金术士、占卜师、数学家、天文学家、医师、律师、工程师、学者探索各自的领域。

　　伊斯坦布尔一直是个支持多宗教信仰的城市，从拜占庭时期就包容各种宗教信仰同时存在。虽然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分别在一段时期内主导过这座城市，但其他信仰并没有就此被一扫而空，而是在各自的影响范围内存续。多信仰的人口也给这座城市带来各种不同的宗教节日。

　　来自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座城市互通有无，各种语言在这里流通。无论是商人、战士还是宗教人士，掌握多种语言都是他们的必备技能。当奥斯曼人想要对外宣传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地位时，也会通过精通土耳其语、波斯语、德语、亚美尼亚语、荷兰语、意大利语、英语等多种语言的通事为其完成散布和制造信息的任务。语言天赋是成为一名合格通事的必要条件。

　　除了语言之外，这座善于流通的城市也懂得道路的重要性，始终关注交通网络的建设。早在拜占庭时期建成的埃格那提亚大道就把拜占庭城连接到罗马交通网，让这个不起眼的中途休息站变为旅人的热门目的地。为了传布新的宗教蓝图，君士坦丁又对埃格那提亚大道及其分支路线进行大幅整修，让全世界的商品和观念都能自由流通。奥斯曼人同样深谙道路法则，他们的统治被称为“速度政治”，贸易、运兵和信息交互的速度正是他们的强项。

　　语言和交通，都是流通和交流的利器。伊斯坦布尔始终牢牢地抓住这两种工具，充分利用其为自己的物质和文化思想流通助力。这样一个善于物质流通和文化交流的城市只会不断拓展，绝不会故步自封。

　　物质的成果可能会在战争和各种灾患中被破坏甚至消失，但文化和思想上的影响则会流传深远。直到今天，伊斯坦布尔的历史文化遗产仍然有迹可循。宗教信仰方面的影响不必赘言。查士丁尼法律改革的影响至今仍在，无罪推定原则即是《查士丁尼法典》所确立。在奥斯曼文化中花园有着神圣和世俗的双重力量，于是20世纪的伊斯坦布尔仍然保持了对花卉和果园的偏爱。跨越了几千年的时间，这座城市始终是充满魅力的独特存在。

　　那么，为什么伊斯坦布尔能拥有历史上那么多响亮的名字，成为跨越时间的存在？是什么形塑了这座城市？

　　几千年来，贸易的发展、战争的成败、宗教的变革、知识技术的进步、制度的变更、多民族的汇聚……各种历史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形塑着这座城市，难以一一尽述。但追根溯源，伊斯坦布尔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它走过辉煌的历史进程、成为今天这座国际都市的先天基础。用《伊斯坦布尔三城记》的作者贝塔妮•休斯的话说，这座城市“蕴含着超越世俗的魅力，点燃了尘世的欲望”。而伊斯坦布尔海纳百川的气度又为自己创造了开放包容的环境，允许其包罗万象，吸收多民族、多宗教的文化来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内涵、塑造自己的特质。

　　在《伊斯坦布尔三城记》的导论中，贝塔妮•休斯说了这样一段话，“来自印欧语系的‘ghosti’，这个词衍生出了客人（guest）、主人（host）与鬼魂（ghost）这三个词，暗含了一种礼俗：在地平线上看到陌生人的身影时，我们不该用长矛或弓箭攻击他们，而应该冒险欢迎他们走进我们的家门——因为他们可能会带来新的理念、物件和‘新鲜血液’”。

　　这段话正符合了伊斯坦布尔的处事方式。海纳百川的伊斯坦布尔就是这样一位热情好客的“主人”，它冒险把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请进家门，期待着他们带来新的理念、物件和“新鲜血液”，而不惧怕可能会招来“鬼魂”给自己带来伤害。主人、客人与鬼魂，三个词本是同源，所以，何必将来者拒之门外，不如以主人之姿，敞开胸怀，四海一家同尽欢。也许正是这种四海一家的气度，为伊斯坦布尔赢得了历史上一个个令人羡煞的美名。

　　2019.12.08雾凇

　　《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读后感(八)：一部伊斯坦布尔的史诗巨著 ——评《伊斯坦布尔三城记》

　　在和大家一起探讨这本的内容之前，我想谈谈自己阅读西方历史学家作品的感受。西方人思维的方式，说理的方法，叙事的手法等和中国人还是有差别的，西方人的思维比较跳跃，发散，有点天马行空的感觉，叙事的手法上常常使用插叙，倒叙的方法，增加悬念，比如：为了说明一个观点或史实，会插入一些有关或无关的人和事。而我们中国人讲史平铺直叙，焦点集中，方式更加直接。这就要求我们在读西方史学著作的时候，不能用中式思维去读，有时会出现找不到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不可怕，倒回去再读一遍，看看作者到底想说明什么。另外，我们要对西方基本的史实有一定的了解，比如主要人名，地名，事情以及发生的时间等等。否则读起来会很累，因为作者默认读者知道基本的西方史实，会直接分析并给出结论，比如这本书讲述欧亚民族大迁徙给伊斯坦布尔带来的影响的桥段，涉及到哥特人，西哥特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匈人以及后来的法兰克人，维京人等。如果对迁徙的原因，路线以及涉及的人不了解，读起来会很头疼。这本书也不例外。

　　回到这本书，三城记实际上讲述的是同一个城市在三个历史阶段的人和事：从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330年的古典时代称拜占庭，330年君士坦丁堡完全建成并被称为新罗马到1453年奥斯曼军队攻陷这座城市并定都于此，1453年奥斯曼帝国至1923年凯末尔建立土耳其共和国时期。从内容上，作者把伊斯坦布尔作为网状联心的中点，从空间上辐射到与这座城市有过互动的周边地方。作者不是在书房里坐而论道，除了引用大量的历史文献，还使用了最新的考古发现资料，甚至大量亲自实地踩点，考察遗迹。最令人动容的是作者对待史料严谨的态度，比如第21章，讲到基督教军队摧毁异教的玛尼翁神庙，中世纪人马可执事在《加萨主教波斐利传》中说部队混合了原油，硫磺与猪油，涂抹在神庙的青铜大门上，把燃烧的火炬往门上一扔，烧毁了这座庙宇。作者开始是有疑问的：青铜的熔点是950度，燃烧的火堆只能达到427度左右。后来在一群化学家的陪同下，作者在威尔士的采石场把沥青混合物涂抹在青铜门上，点燃后金属门褪色变形，重现了整个场景，原来火场中心的温度达到了惊人的980度。书中像作者认真辨别史料的描述还有很多。另外，作者还引用了很多有趣的史料，比如，第38章讲到东罗马帝国的使者出使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因为出言不逊和轻蔑的态度被杀死然后被缝进骆驼的肚子里。看了看英文参考文献，原来这段选自最近大热的《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彼得弗兰科潘著）。

　　下面，我就和大家一起探讨，330年到1453年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关于这段历史，书中实际上是有一条关于宗教的线索：325年第一次公会议在尼西亚举行。381年第二次公会议在君士坦丁堡举行。431年以弗所公会议，680年第六次公会议即君士坦丁堡公会议，692年召开第五次与第六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787年第七次公会议在尼西亚举行，1274年第二次里昂公会议。

　　一．325年第一次公会议

　　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包括250名主教聚集在尼西亚，围绕着上帝与基督是否属于同一本体，抑或分属不同本质展开辩论。这次会议不仅否决了以亚流为代表的少数派提出的圣子基督的神性比圣父上帝低一等的说法，明确上帝与基督的同一性，还澄清了一些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模糊认识，确立了全基督教会的律法与复活节的日期，制定了教规。我认为，最大的受益者是这次会议的举办者君士坦丁，他通过扶植名声日隆的基督教树立并扩大了自己的威信。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使得君士坦丁堡的城市面貌和氛围基督化，比如街头喧闹的讲道，新建的教堂。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的观念与思想已经实在地构筑于社会之中，渗透进人们的内心。正如拿破仑所说“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看来，罗马帝国以及帝国的代理人，关注的不再只是侵占疆土，他们也要用自己所接受的信仰去占领人们的心灵。

　　二．381年第二次公会议

　　狄奥多西一世在君士坦丁堡古卫城上的伊莲娜教堂召开了这次会议，修订了325年会议制定的《尼西亚信经》，也就是仍被世界各地的基督教教堂背诵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基督教信仰变成了硬性要求，促成了一个正统的教义，让整个帝国团结起来，将广大罗马的虔诚居民与蛮族区别开来。这次会议上，君士坦丁堡首次被官方文件称为新罗马。说白了，狄奥多西一世就是为了整个帝国树立精神正统。

　　三．431年以弗所公会议

　　这次会议的宗教议题是：耶稣的本质，他是神性多一点还是人性多一点，或者两者相等。归结为耶稣母亲的本质。会议的结论是童贞女玛利亚不只是基督的母亲，因基督同时具备神性和人性，她也是圣母，生神者。玛利亚被官方推崇为圣母后，崇拜圣母的教堂在君士坦丁堡遍地开花。因为圣母的女性角色，女性在宗教，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有所提高，扮演着支持和管理家庭教会的角色。

　　可以看到基督教这种一神教崇拜的教义是越来越明确。帝国境内的居民都崇拜一个神，做同样的宗教仪式，分享统一的宗教文化。“人心就是最大的政治”。基督教的规范有利于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利用基督教笼络人心，驾驭百姓，增强帝国的文化认同感，借此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另外，这本书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历史描写，比如查士丁尼一世皇帝与狄奥多拉皇后，皇帝高瞻远瞩，制定法典，兴修水利，修建桥梁，皇后在政敌反叛的关键时刻力劝皇帝坚守首都的坚定，在皇帝去世后像武则天一样，用女性柔弱的肩膀扛着整个帝国往前走，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总的来说，伊斯坦布尔地处欧亚交界处，三面对海，地处交通要津。从商业上说，东西方互市贸易路途遥远，商人经过长途跋涉，需要在此进行补给和短暂休息，顺便做点买卖，形成了商业据点，具备成为全球经济要角的潜力。从文化上说，随着不同宗教，文化以传教士传教，商人贸易甚至包括十字军东征的战争等活动为载体不断在此碰撞和融合，形成了东西方文化宗教兼容并蓄的独特文化，比如体现在建筑上就是不仅有葱头式圆顶的蓝色清真寺，也有圣索菲亚大教堂。关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作者不止一次在书中提到，这座城市能够兴旺发达，繁荣昌盛的关键在于它在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在构成上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对于开历史倒车的行为，作者的批评毫不留情，比如对于查士丁尼法典，作者认为对社会改革的作用并不彻底，否定了异教徒，同性恋者，异端与犹太人担任帝国官职与继承财产的权利。正如作者所说“伊斯坦布尔是东方和西方渴望而热切的对视彼此的地方，乐意了解双方共同享有的愿望，故事和血统”“虽然人类有许多面孔，却共享一颗同样富有人情味的心。了解伊斯坦布尔，就能了解四海一家。这座城市提醒我们，我们的确是世界的公民”。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更要秉持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理念，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和捍卫者。我们越发展，越要坚定文化自信，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同时吸收人类文明有益之处，为我所用。

　　最后说点轻松的话题，在享受完这本书的精神大餐以后，可以享受下纪录片《街头美食斗士》之伊斯坦布尔篇这顿美食大餐。土耳其菜系作为世界三大菜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但是伊斯坦布尔加拉塔桥附近鱼市的炸鱼味道十分鲜美。

　　《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读后感(九)：一个编辑的责任和义务

　　进入出版行业已经是第十个年头，真正开始找到做一个编辑的门径却不过二三年。《伊斯坦布尔三城记》是我并不太长的职业生涯中一本“困难”的书。当初以很高的代价买下这本书时，我以为自己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送审、拿书号（耗时两年），翻译、编校70万字的世界史（三位编辑前后耗时一年半），却没想到，让我最感挫败的是它的“宣推”环节。

　　还记得，在书还未付印、给一些平台、渠道介绍的时候，就有人建议，这么厚的书、好难读吧，能不能由编辑写个导读？要不，就做个思维导图？然后，我们几个编辑认真把书稿样张、内文插图、基本信息等等资料打包发过去，又根据各个平台的不同需求，写出了两三个版本的“卖点介绍”。对方特别强调，不要三五百字的内容介绍，也不用细致的章节目录（这书居然有七十八章啊，太多了！），太多字了，大家都没时间看，最好，一句话，把这本书的亮点总结出来！一句话如果说不清楚，就分成几点说，句子不要太长，要一下就能击中人！

　　讲真，这本书的作者贝坦妮·休斯虽然是专业的历史学者，但因为她长期给英国广播公司、国家地理频道、 Discovery 、历史频道做节目，完全懂得如何把艰深、晦涩的历史知识用一套普通观众、读者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重新讲出来，肯定不是一本你读不下去的历史专业书。再想想看，虽然这书乍一看是个大部头，但把涉及一个城市尽七八千年的历史用七十八个章节讲完，每章平均下来也就三五千字的篇幅，可以想见，读起来并不会太过困难。基本上每一章就是围绕这个时段、年份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或者事件展开，不会是面面俱到、细致入微的考证，提供给读者的肯定是线索、是轮廓、是最重要的人物和故事，只要愿意读，就不会太过困难。

　　书一下印，就是第二轮的新书信息、长图海报、九宫格……我接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意见：

我们需要你告诉我们卖点、看点，简明扼要！长图海报，肯定是以图为主，你写那么长的字，没有人能看完的，再删一些！一行就够了！不用把方方面面的内容都归纳进去，只要拿出最吸引人的就好了。这个点，可以找到好看的图配吗，如果没有合适的图，这个卖点就删掉吧。你说的那个点，一般读者没兴趣吧，讲起来太复杂了，删掉吧。终于，新书入库，还没来得及跟大家伙儿庆祝（要知道此前激励我们连续两三个月夜里11点下班的重要动力就是这顿大餐）就开始面来自平台、渠道、媒体的各种需求：这本书太厚重了，你们能不能再把你们认为可以卖的点再展开讲讲？这本书是很好，但是，我们找不到点来做。有什么卖点呢？这本书太厚了，约书评好难啊，人家都不愿意写。这个书有社会议题可以贴吗？**记者说可以做，但找不到写稿子的角度，你们最熟悉书了，能跟记者聊聊吗？……

　　作为一本书的责任编辑，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愧疚感，好像我要为自己居然编出来这样一本又厚又难找卖点的书感到抱歉。编辑就像承担了某种原罪：你怎么可以就这样把一本你编好的书丢到我们面前，让我们说服读者来买书呢？

　　我们欠营销编辑一句好的文案，欠渠道商一句有力的广告语，欠平台方一句又酷又带货的标题，欠读者一个购买它的理由。

　　可我们不是已经把这本书做出来了吗？

　　一个编辑的基本责任难道不是把一本书做出来吗？

　　——找到合适的译者，完成译稿。照着英文原文作校译，核对专有名词、人名、地名、文献出处；修改错字、把繁冗的长句改得像人说的（而不是机翻的）；作索引、参考文献、译名对照表；找到合适的字号、字间距、行距、页边距，找到合适的图片、确认版权、插图逻辑、编排顺序；找到合适克重的纸张、合适的开本，把纸张印制的成本控制到刚刚好；找到出色的设计师，提供足够的素材和封面文案，跟设计师一起讨论、选择、修改、确认最佳方案；跟印厂师傅沟通印刷的注意事项，检查装订样……

　　除此之外，作为最了解这本书的人之一，确实对它的宣传和推广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编辑应该能够做到、也理应做到：

　　用精炼的语言告诉读者，这本书大概讲了什么主题，主要内容是什么；

　　在编辑过程中，对文本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作为一个读者，看这本书有哪些收获，喜欢这本书哪些地方，不喜欢哪些地方；愿意跟其他朋友分享哪些内容；

　　可是，这一切，都只能是，关于，这本书。而不是，关于，你必须要买这本书的理由，你必须要读这本书的理由。

　　为什么要买一本书，为什么要读一本书，一百个读者，可能有一百个答案。购买的理由，不是一本书从无到有的理由。阅读的理由，更应该是基于个人的选择，而不是做这本书编辑的“卖点介绍”。这就像一个厨师做了一道菜，作为编辑，作为出版方，我们仅仅是个帮手，负责把那道菜从后厨搬到了餐桌上而已。我们只能绘声绘色地给你讲讲大厨是谁、手艺如何，这道菜大致用了哪些材料、经过哪些工序，我们自己尝过一口，是个什么滋味。但到底你爱不爱吃，你选不选择点这道菜，不是我们的责任、更不是我们的义务。

　　我既不能因为自己在后厨帮忙，为了这道菜耗尽心力就拿这些当资本、劝你下单，告诉你，因为这菜我们做得辛苦，所以一定好吃、你得吃；也不能因为做成这道菜的食材珍贵、工序复杂，我自己喜欢吃，就以此作为说服你也下嘴吃的理由。

　　可今天，要求编辑把一本书的主要内容，浓缩成一句句驱动读者立即下单购买的“卖点”，让所有围绕这本书的文字，都变成让你买买买的带货工具，在我看来，实在不该是“一个编辑的自我修养”。编辑能给读者的，只是产品说明书，不是带货大软文。

　　就像对《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这本书，我能讲的就是：

　　编这本书，真的让我理解了“从地图看世界”的重要。因为你不看地图，不会明白为什么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可以有这么多故事，它跟几大帝国的历史都有关联，洋洋洒洒七十万字都只能描摹出一个粗粗的轮廓。它的地理位置、历史遗产决定了它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战、ISIS的崛起、库尔德危机，土耳其的角色都至关重要，它在美国与俄国的博弈之间左右逢源，虽是北约成员，却一直渴望加入欧盟，国际新闻中它的出镜率奇高。想明白今天世界局势中最不安定的因素，肯定躲不开土耳其。读这本书，也真让我体会到，什么是现实版的“全球性”、“多元性”，它不是一个概念，是一种事实上的复杂和暧昧。伊斯坦布尔很像是一块文化上的飞地，介于亚洲和欧洲之间，东方与和西方之间，世俗化与伊斯兰化之间，生活着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阿尔巴尼亚人、基督教徒、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在这里，没有纯粹的文化符号，一切都是混杂的、模糊的，充满了神秘色彩。想要理解它的冲动，会带着你去进一步阅读那些看似枯燥、但其实耐下心就不难寻得线索的历史故事……

　　但如果你对世界局势原本无感，也看不太进去历史故事，那可能这本书就真不是你会感兴趣的，我劝你别买了（哪怕是半价）。如果愿意，你可以分享给我，你喜欢读的、期待看的，这是作为编辑的我，另外一个读者，极大的乐趣——在责任和义务之外。

　　《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读后感(十)：这座名城，用几千年见证了人性的虚妄

　　324年，君士坦丁大帝决定迁都。出乎意料的是，他没有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尼斯（今南斯拉夫东部），而是选择了已沦落为“小渔村”的拜占庭城。为此，君士坦丁大帝编造了一个神话——夜宿拜占庭城时，梦见一位年迈的老婆婆突然变成美少女，她就是拜占庭的保护神。

　　从考古看，早在公元前6000年，拜占庭城已成原始城市。公元前675年，希腊城邦国家之一墨伽拉在此建立了军事城市。墨伽拉人擅商业与建筑，古希腊人曾说：“在世一日，他们就不会停止建造。” 墨伽拉的粮食依赖从黑海地区进口，而拜占庭城依傍的伊斯坦布尔海峡恰好是沟通地中海与黑海的“咽喉”。到2世纪时，希腊世界所有东北方向贸易都必须得到拜占庭城许可。

　　亚历山大东征时，未通过拜占庭城，后来罗马人征服希腊世界，对拜占庭城也采取漠视态度，在大瘟疫冲击下，拜占庭城一度衰落。欧亚贸易要冲的城市易受流行疾病冲击，引发排外心理：西方人认为是东方人在传播病菌，东方人认为西方人才是传染源。

　　然而，君士坦丁大帝的困境在于：他必须选择迁都，因为帝国正被拉丁世界与希腊世界撕裂为两极。在罗马，元老院阶级日渐固化，造成社会腐败，任何改革都无法推进，以致帝国后期，几乎所有罗马皇帝都常年待在东方，很少回罗马。

　　要变革，只能推倒重来。让君士坦丁大帝心仪的是：拜占庭城恰好有7座山丘，与罗马城一样，冥冥中似乎正在暗示，这里就是重建罗马的天选之地。

　　君士坦丁大帝称拜占庭城为“新罗马”，在此建立起罗马帝国前所未有的政教合一制度，并用无数宏伟建筑来装点它，包括不断掠夺新文物来增加城市的荣耀。所以，人们将这座城市称为君士坦丁堡，即“君士坦丁大帝之城”。

　　从现代人的眼光看，君士坦丁堡的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它呈牛角形，三面环海，因潜流复杂，以致很难从海上攻击它。而从陆地进兵，又难突破完善的城堡体系。安全是君士坦丁堡的名片，使它成为通向黑海地区和亚洲的主干道。古代中国的丝织技术经此传到欧洲，拂菻犬（即马耳他犬，是东罗马帝国的宫廷犬，在中国被称为哈巴狗）则传到中国，杨贵妃用它搅乱了唐玄宗一盘必败的围棋局，其形象被保留在《簪花仕女图》中。

　　537年，君士坦丁堡的地标建筑圣索菲亚教堂完工，查士丁尼大帝第一次踏入时，惊叹道：“所罗门，我终于胜过你了！”圣索菲亚教堂的穹顶直径达31米，至今仍是全球跨度第二大的封闭式建筑。站在穹顶下，很难不被它震撼。

　　遗憾的是，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新罗马”注定不是罗马。

　　君士坦丁堡拥有惊人的财富，但人口成分复杂，周边长期动荡，不得不采取军区制。军队由自耕农组成，平时务农，战时当兵，将领任地方长官，独揽军政财大权。虽在短期内提升了军事能力，但从长期看，得不偿失——自耕农大量流失，土地兼并严重，国家税源日渐枯竭。更麻烦的是，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反过来操纵中央，使君士坦丁堡宫廷环境险恶、内斗不止。

　　1204年，拉丁人发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突然进攻君士坦丁堡，作为首都，它首次陷落。早在1054年，罗马教皇与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因宗教仪轨争论，相互开除教籍，但绝大多数民众不知道这场争论，也不关心双方教义的差别，两大教会仍有往来，仍视对方为兄弟。但在拉丁文化中，长期将东方他者化，东方被描述为遍地都是黄金，所以更腐败也更堕落。

　　一旦成为他者，我对他也就不再负担道德义务。抢一个有钱而不义的人能算罪过吗？就算他没惹我，和我一样是人，可为了我能活得好，“被迫伤害他”有什么不可以？

　　于是，君士坦丁堡遭到“基督教兄弟”洗劫，大量文物流向西欧，甚至成了威尼斯城市象征，被安放在议会大厦前，至今未归还。“兄弟”们占领了索菲亚大教堂，对当地人发号施令，压榨他们的财富。此后57年，40名主管教士中，32人是威尼斯人，其余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东罗马高官曾记录道：“拉丁人劫掠一切、夺走一切，不留给财产的姚主任任何东西，轻蔑他们，拒绝与他们交往，俘虏他们，辱骂他们，驱逐他们。”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尼西亚帝国收复君士坦丁堡后，东西两大教会从此视同冰炭，仇恨成为君士坦丁堡人与西欧人再也迈不过去的门限。然而，东罗马再也没能恢复昔日的辉煌，历经两百年的苟延残喘，于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消灭。

　　其实，奥斯曼帝国得到的已不再是那个繁华的君士坦丁堡，1204年后，大量贵族离开，城市中到处是废墟与荒草。可在亚洲，长期流传着一个预言：“谁占领君士坦丁堡，谁就是世界的王。”

　　面对君士坦丁堡惊人的复杂性，奥斯曼帝国采取了异常宽容的态度，通过米勒特制度，让不同信仰者相对自治，给不同宗教领袖以极大的世俗权力。米勒特制度给奥斯曼帝国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奥斯曼宫廷更具灵活性。随着部分米勒特与西方接触，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一些世俗领袖开始推动现代化。1839年时，奥斯曼政府正式颁布改革政令，提出“一切人不拘任何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走在传统国家前列。

　　另一方面，导致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建构失败。奥斯曼帝国希望在帝国背景下，建构一个“奥斯曼民族”，但不同米勒特形成了不同的信仰、文化、经济、习俗，彼此很难达成共识。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各米勒特无法保持同步，权力关系产生变化，加剧了冲突，奥斯曼帝国最终被肢解。

　　现代土耳其是一个世俗政权，通过在生活中不断嘲讽传统，将其妖魔化为迷信、落后、僵化，获得治理合法性。这让伊斯坦布尔走入无法打破的凝局，因为它的骄傲来自传统，剥离过去，很难形成合乎逻辑的自我叙事。“新罗马”遭遇了和罗马相同的问题：在传统与变化之间，找不到解决方案，被迫边缘化。

　　如今的伊斯坦布尔已不是世界首都，甚至不是土耳其的首都，它成了旅游地，世界各国的人们来到这里，假装在找寻文化，这文化与当下生活已无关联，只能通过刻意夸张其差异性、独特性，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曾经的荣光、自豪，与那些伟大建筑的废墟一样，必须通过回忆与想象，才变得神采奕奕。这一切，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归结为“呼愁”。就像一个孤儿，过分期待父母之爱，将现实的一切不满都归结为从小失去父母，这指引他们继续犯错，再也走不出内心的虚无。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名言覆盖了器物史、政治史与人物史三个层面，却忽略了城市史。这是因为，古代东西方城市存在巨大差异：

　　在东方，城市的中心多是官署，只是军政中心，而文化、经济、社会运转的基础在农村。在传统语境中，农村人代表淳朴、有道德，城市人代表堕落、奢靡、市侩，城市是不得不存在的恶。

　　在西方，城市的中心多是宗教场所，没有信仰，就没有城市，城市是传播信仰的最佳之地，进入城市，就意味着将自己的情感、智慧和自我融入到信仰共同体中。所以从西方城市史中，最能读出人性的虚妄与苦难——一代代人在挣扎，换来的只是成王败寇、兴亡代序。所谓英雄智计、慷慨悲歌、大义凛然，真的实现了曾经的目标吗？真的践行了当初的承诺吗？从结果看，历史总是给出嘲讽式的解答——不论手握多大的权力，不论如何忠诚与智慧，在时间面前，所有人都注定是失败者。

　　城市史有别样的震撼，它最好地呈现出兴衰背后，历史有其本然的规律，参与其中者自以为能主动把握，却总是被动留痕。《伊斯坦布尔三城记》不厌其烦地呈现了伊斯坦布尔的舞台上，大人物们从登场到落幕、从狂想到破灭的历程，表达了历史的多元性——每个人以不同的方式失败，彼此无法用逻辑串联起来。

　　没有结论，没有方向，相信很多读者看过此书后，都会和我一样，产生相同的困惑：作者究竟想写什么？讲述一座名城的历史，究竟对现代人有什么价值？

　　也许，历史就是无法概括、难说方向的存在，它是无边的沧桑与折磨，我们只是恰好地生活在其中。为它而震撼，为它而兴叹，并对存在产生焦虑，而这，大概就是读《伊斯坦布尔三城记》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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