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罗地读后感精选

　　《乌尔罗地》是一本由米沃什著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5，页数：3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乌尔罗地》读后感(一)：叛逆者

　　叛逆者

　　我第一次读米沃什的诗歌，有一种炸裂和震惊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普通的惊奇之感，不是眼目内的新鲜，或者什么花样，而是内心中的一种强烈触动。这是对于艺术和思想的折服，也是对诗人的钦佩和崇敬。

　　我觉得自己走进了某个神奇的世界，当然这是精神的世界，象牙之塔的世界。可是，这并不耽误它成为一种奇幻之旅，成为精神上的某种探险和摸索。

　　我沉浸在其中，有点恍惚和不能自拔。思想和语言的双重愉悦让人充满了兴奋和喜悦，这纯粹的是精神的享受，有点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独立状态。大约是人们在享受诗人诗歌或者画家的艺术品的时候，通常会出现的一种精神高度契合与认知。

　　米沃什的诗歌是一种超越，一种巨大的高度，对我平庸的诗歌生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前，我是个狭隘的保守主义者，有老守田园的倾向，可那是闭关锁国的结果，我的目光更别说脚步完全没有走出自己身边几百里的范畴。这和具有世界意义和姿态的米沃什相比，正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借鉴机会。

　　人要学习，不停地学习以提高自己。但是，在这一部诗歌合集以后，我并没有读过更多的米沃什诗歌，也不太了解他的历史和过去，我甚至不确定他是波兰人还是美国人。直到我读过了这本《乌尔罗地》，才有了一些新的认知。

　　现在想想，为什么很多年前我止步于对米沃什的探索和追究，而只是把他当做一次偶然的相遇，然后此致敬礼而已呢？这有点奇怪，诗人在某些状态下是封闭的，也是自我高扬的，他对超越自我的思想会产生崇敬也会产生抵御，甚至嫉妒。这是复杂的感情，也可以让人理解。

　　非常幸运的是这种感情，在这本书中侧面提供了一种答案:人在艺术的追求和探索之中，永远处在煎熬之中，即“乌尔罗地”。这种煎熬，是对自我认知的迷惑，对自我突破的疑虑，对自我前进的执著和迷惘。每一个把思想和艺术当做精神上的最高追求和智趣时，都会有如此的境遇。

　　所以，对于大师级别的米沃什也是同样。在抗击外敌时，他是无畏的英雄，在反抗对自由的辖制囚禁时，他也是勇敢的先锋，义无反顾地成为叛逃者。这种叛逃不是对祖国的叛逃，而是对于一种制度性的瓦解和抵抗。对于一个处在诗歌国度的精神朝圣者而言，失去自由失去发言权，那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一切行为都有后果。这样的抉择，也让米沃什陷入现实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中，这无疑是巨大的煎熬。而对于诗人的煎熬显然是多重的，米沃什一直在追溯、梳理历史，他试图寻找到一种既定的精神走向，然后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并找到自己的道路。

　　我们都知道，思想和精神的来源是多样性的，有传承、也有兼收并蓄，甚至是先天的基因天赋和后天的天雨来水的广泛汇集。所以，对个人的某种巨大影响不可忽视，精神的灯烛、火焰的来源是所有诗人都要追寻并研究的。这种寻找有坚信、崇拜、分析、也有怀疑和猜测。对于精神巨人来说，他的许多方面都是不可猜测寻觅的。因为，所有东西都混合了，你无法分清一些什么。但是你完全可以感知他的伟大和雄浑。

　　精神性的追求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走向哲学和抽象，甚至是宗教。当然，最后一定是宗教，是灵魂的净化和归宿。这是两种必然性的东西，有些东西人们无法找到来源，但一定要知道它们的状态和导向。物质和精神最后都归于消陨，只有空灵的状态被呈现。它们或者以诗歌，或者以其它艺术形式。

　　米沃什在诗歌中完成了自己的追寻。这部随笔反而是一个侧面证明，它让人了解了许多米沃什的深邃内容的来源，让人们更多地知道了他。对俗世生活的叛逆，对更多拘谨限制人的自由的制度的叛逆，乃至于对一切隔膜人的精神的法条的叛逆，最终定型了诗人的风采绝伦。这是一个榜样，也是一个碑记。

　　《乌尔罗地》读后感(二)：乌尔罗地：自由灵魂的煎熬之所

　　说到东欧文学，我们就不得不提及切斯瓦夫·米沃什。这位198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被视为20世纪东欧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米沃什出生于立陶宛，成长于波兰，之后辗转法国、美国等地。他的一生见证了20世纪欧洲大陆的剧烈动荡；他复杂的人生经历，也与他的作品紧紧相连。

　　《乌尔罗地》一书是米沃什一生中唯一一部声称并非为读者，而是“追随自由创作的手”产生的作品，也是他的灵魂自传。

　　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这本书看作研究米沃什思想的导游图。

　　我们不难从书中看到米沃什的迷茫与煎熬。

　　他与所处时代的洪流格格不入，却又如同无根浮萍，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他的煎熬感来自于自身灵魂的自由与清高。他不愿成为西方“赚钱的工具”，也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他懊恼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却又不得不屈服。

　　这种挣扎、困苦、艰难的境地，便是乌尔罗地。在米沃什看来。那些伟大的学者、哲学家、画家、诗人们，几乎都在乌尔罗地饱受着煎熬，渺小而又无能为力。除了乌尔罗一词的提出者，威廉·布莱克。

　　米沃什在书中用了较大的篇幅来描绘布莱克。他对于这位“怒火指向培根、洛克、牛顿”的英国诗人极为推崇，同时也对于那些“反牛顿”的英雄们极为推崇。

　　十八世纪以来，科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失去了统治者的地位，禁锢了人们的思维，也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反牛顿”的活动实质上便是解放思想的运动，这使得人们拥有了脱离乌尔罗地的希望。

　　当然，除了推崇他人，米沃什本人当然也曾试图反抗。他出版了《被禁锢的头脑》一书，描述了二战后波兰等地知识分子的困境；在意识到当权者的剥削之后，主动放弃外交官的工作，从任上出走。这也使得米沃什被波兰官方封杀，与故土的联系越来越弱。

　　尽管如此，他却从未放弃使用波兰语来写作。我想米沃什始终是想要寻找一个依托的，就如同他的远房叔叔，奥斯卡·米沃什。尽管他从未去过立陶宛，却始终以立陶宛人自居。

　　自由的灵魂更需要信仰，即便这份信仰依托于放逐。

　　是的，放逐。在涉及奥斯卡·米沃什的篇章中，“放逐”一词，以相当高的频率重复出现。

　　几个世纪以来，不论是波兰抑或是立陶宛，都在战火纷争中沉浮，被各个国家争抢、瓜分、拱手相让。

　　米沃什们的故土颠沛流离，本人亦是如此。奥斯卡·米沃什从未回到故乡，而切斯瓦夫·米沃什则在幼年时期便离开故乡，之后又主动逃离了故乡，乃至被故乡封杀。

　　被“放逐”历史导致的归属感缺失，在两位米沃什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同样的经历，或许也是他们能够如此贴近对方的原因之一。

　　《乌尔罗地》一书，看似是在探讨他人，实际上却是米沃什本人对于自身经历的自省，也是对于人类存在本身的探讨。

　　他的灵魂自由却受制于僵化的社会思想，缺失的归属感又使得他的心灵渐渐向神哲学靠拢，或许这也是他晚年作品中都带有神哲学思想的原因之一吧。

　　《乌尔罗地》读后感(三)：《乌尔罗地》：灵魂饱受煎熬，他却从未妥协

　　在作家圈里常常把诺贝尔文学奖称为“死亡之吻”，据说西方很多作家得了诺奖之后就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更好的作品了，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海明威，一个是川端康成，两个人在得奖之后没多久就自杀了。

　　而有一位波兰诗人却打破了这一魔咒，他在获奖后在诗歌、散文上的造诣持续发力，在获得诺奖后，他被哈弗大学聘请担任诗歌讲座教授，随后他整理出版了《诗的见证》，被人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就是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

　　流亡和战争，是米沃什人生中挥不去的两大主题，他生存的年代经历了二战、冷战、冷战解体，而他自己亲身经历了苏德瓜分波兰，目击了华沙犹太区惨案 ，还经历了波兰新政府的集权专制统治。最终他选择放下一切功名利禄，流亡海外。他的复杂经历让他的作品对于社会、政治以及人类的生存问题都有深刻思考，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说: “他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

　　而这本书《乌尔罗地》的书名，出自英国著名的诗人威廉布莱克的笔下，意为“灵魂饱受煎熬之所，在那片土地上，残损的人类将承受也必须承受心灵的困苦。而在此米沃什用来隐喻自己煎熬困苦，四处漂泊的人生。

流亡是诗人终其一生的命运

　　在1980年米沃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在采访中提到：“我的诗歌因为流亡而变得更加丰富了。”流亡造成了悲惨的人生，却成就了卓越的作品。

　　“流亡”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大雅》：“瘨我饥馑,民卒流亡。”而后屈原在《楚辞》中写道：“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流亡可以解释为流浪，逃亡，按照原因可以分为主动的精神上的流亡和被动的肉体上的流亡。而屈原和米沃什都是后者。

　　流亡诗人时时刻刻都心系故土。

　　被匈奴掳走的蔡文姬时时都在探寻故乡的消息，“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

　　明朝遗民朱舜水看到满清入关，故国不复再，只能寄情于与明朝衣冠近似的日本，“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衣冠谁有先朝制？东海翻然认故园。”

　　许多和平时代的诗歌多有些矫揉造作、无病呻吟之感，而每每这些国破家亡，生活苦困的流亡诗人则因自己身经历丰富、感情真挚，则多有一些慷慨激昂、沉郁悲壮的经典作品。正如我们经常说的“命运不幸诗家幸”，只有经历过噬心镂骨的苦痛，写出的诗句才能直抵灵魂身处。

　　屈原年纪轻轻就做了左徒，司马迁说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按理说一路走下去仕途顺利，屈原人生就很圆满了。但若没有之后被放逐，让他如孤魂野鬼般四处漂泊，他便也成不了诗人，就不会有传唱千年的《离骚》。

　　雪莱在《致云雀》中写道：“那些诉说最忧伤思想的诗歌是最甜美的。”

　　凯尔纳的《诗》中也说:“真正的诗歌只出于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

　　缪塞的《五月之夜》:“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

　　正如冯舒读到孟浩然《岁暮归南山》时感叹道，“一生失意之诗，千古得意之句。”诗人们颠沛流离痛苦的一生，最后凝结成了千古流传的作品。

　　屈原年纪轻轻就做了左徒，司马迁说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按理说一路走下去仕途顺利，屈原人生就很圆满了。但若没有之后被放逐，让他如孤魂野鬼般四处漂泊，他便也成不了诗人，就不会有传唱千年的《离骚》。

诗歌是诗人的生命意识反应

　　流亡诗人通常都被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以外，受尽白眼。连米沃什这样世俗意义上成功的诗人都会说“此处碰壁，彼处也碰壁”。所以米沃什的诗歌中总是不断地在探寻着人生真正的自由。他从波兰逃到了自由的西方世界，却未获得想象中的自由，却仍然需要为生存而折腰。

　　“我是我必须成为的米沃什，

　　我是我不想成为的米沃什，

　　我要杀死那个米沃什，

　　如此，我才更加米沃什”

　　面对命运的捉弄，他从未改变叛逆的个性，不断杀死那个向现实妥协的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

　　《乌尔罗地》读后感(四)：趟过岁月的刀口，应许之地皆是温柔

　　要么震惊世界，要么拯救世界，但你不能既不震惊，也不拯救。

　　1980年10月9日凌晨，还在沉睡的米沃什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不是真的”，米沃什说完就挂了电话，然后接着睡觉。

　　尽管富有戏剧性，也不知真假与否，但像米沃什这样的诗人，没有第二个。

　　我是我必须成为的诗人

　　我是我不想成为的诗人

　　我要杀死那个诗人

　　如此，我才更加诗人

　　在《乌尔罗地》一书中，米沃什引用贡布罗维奇的话，阐释自己与诗歌的关系，正如贡布罗维奇所说：“我们必须杀死现在的自己，以便成为明天的那个自己。”

　　记忆，成为诗人必须一生背负的十字架。米沃什是20世纪许多关键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也是亲历者。因此在《乌尔罗地》中他说自己无法写作一本像样的回忆录，“因为我的记忆充满伤痕、屈辱和痛苦，过去让我恐惧”，连同历史教科书里的某些画面都会令他感受到这种恐惧，“那是一只蹲在坟墓上的鬣狗”。

　　但是记忆也是所有艺术之源。“过去”于我们而言便是一种运动，一个过程，是那些曾经鲜活的人所留下的印迹所组成的影子世界。有什么力量可以让那些堙没于历史中的影子重获新生？是想象力。正因如此，他带着独特而思辨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历史事件，用他的心和笔为人类指明道路，通过展现残酷的现实，刺痛人心，却也引导人们从善。

　　一如当年诺贝尔颁奖词说的那样：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描述了人在激烈冲突的世界中的暴露状态。一位作家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向读他作品的人，展示一个能使其生活变得更热情的空间，亦即“使我们免于像银河一般的死寂”。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并不使人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看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在灰熊峰下生活的那些岁月，尽管现实依旧不如人意，但米沃什的内心温柔居多。或许是因为行过太多的风口，余生所到之处才能皆是温柔。

　　“米沃什是我的英雄，我是他的一个粉丝。”去年在《米沃什诗集》新书发布会上，著名诗人欧阳江河如此表达他对波兰诗人米沃什的崇敬。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切斯瓦夫·米沃什并不陌生，他称得上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尤其是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都激起了广泛的阅读热潮，对于文学阅读者来说人尽皆知。

　　米沃什成长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活跃于战后的西方世界，既参加过反法西斯活动，也出任过美、法外交官，1960年移居美国，在伯克利分校担任斯拉夫语言文学教授一职，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2004年逝世于波兰克拉科夫家中，享年93岁。

　　一个人波澜壮阔的一生，竟可以寥寥数语尽付纸端。然而他本人又像是一首读不尽的诗。

　　“乌尔罗”一词源自布莱克笔下。“乌尔罗地”是灵魂饱受煎熬之所，在那片土地上，残损的人类将承受也必须承受心灵的困苦。痛苦是不幸的，同样不幸的还有意识到的痛苦。尽管在流亡期间，作为异乡人的失落感时刻萦绕着他，但他却坚持用波兰语进行创作，或许作为一个流亡者，流亡本身就是他的诗歌美学。

　　尽管地平线上有大火，城堡在空中爆破，

　　部落在远征途中，行星在运行。

　　“我们永存”，书籍说，即使书页被撕扯，

　　或者文字被呼啸的火焰舔光。

　　书籍比我们持久，我们纤弱的体温，

　　会和记忆一起冷却、消散、寂灭。

　　《乌尔罗地》读后感(五)：《乌尔罗地》：每个人生命中逐渐消失的世界与重新拥有的世界

　　乌尔罗一词是作家布莱克最早提出的，他将那些在战火纷飞中不能左右自己的国家，被侵略，被依附，被独立的国家，失去了自己民族的精神文化，失去了根的国度里的人，无法找到自我肯定的人，思想摇摆，灵魂不安的人；曾经拥有的世界消失了，如今只能生活在另一个重构的世界里，这就是“乌尔罗”。波兰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乌尔罗地》全书的论述高度体现了米沃什思想的复杂和深邃，涉及神学、哲学、文学、科学等多个领域，其探索充满对广袤宇宙和人类的困惑、疑虑和悲伤。

　　切斯瓦夫.米沃什出生于立陶宛，参加过二战的抵抗纳粹运动，战后又作为波兰的文化专员在纽约、华盛顿和巴黎工作。后出走巴黎，在美国加州大学任过教，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代表作有《第二空间》《路边狗》《被禁锢的头脑》《米沃什词典》以及本书《乌尔罗地》等。

　　切斯瓦夫.米沃什认为，介绍欧洲文学只需几个名字足矣。这种传统始自思维初涉“被剥夺继承权者的国度”—— 布莱克的“乌尔罗地”之时，在这个国度里，人只是可替换的数值。

　　发生类似变化的还有国家。比如切斯瓦夫.米沃什出生的地方，最初，立陶宛是鲜活而触手可及的，有故乡的景色、亲人、朋友。那时她的肉体和灵魂还是联为一体的。之后，灵魂脱离了肉体，成为纯粹的概念和表象，而最终化为一片高高在上的神秘。

　　这个世界总是在变化着，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战争造成世界格局的变化，造成了国土的伤失与增加，使得无数人流离失所，远离故土，很多人的价值观也因此改变；而科学文明的进步则造成了各种思想的碰撞，摇摆，世界观也因此有了对立面。

“去国丢家”的人，那无处安放的灵魂

　　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前半叶这一大概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整个世界仿佛得了急症一样，处处躁动着，处处动荡不安。这一时期一些国家患了“极端的军国主义思想”病毒，到处肆虐，引燃战火，令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遍布伤痕，包括那些施暴的国家本身。

　　最为悲哀可怕的是这些伤痕不仅是对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毁灭，想要重新建构起来需要时间慢慢去疗伤。

　　20世纪的前半期，欧洲先后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策源地。接连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后来的冷战时期，令很多国家进行了重组、对抗，依附，结盟，这就使得很多国家中的人不知道自己根在何处，魂该归向哪里。故而这些国家在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作家很多，他们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但同时他们也正是那个时期迫切寻求归宿的民众代表，他们用他们的笔写下他们内心的煎熬和不安。

　　多数人的一生中都至少有过一次不幸的经历，诸如至亲之人的去世，罹患绝症、职场失意。但是，如果像上个世纪那样，见惯的是外国坦克开进家乡大街，那么人们就知晓了另一种不幸，公众不幸。最终，公众不幸的一切形式归于同一件事上：侵略导致的不幸，真实的或预感中的，内部的或外部的，也即制度化的力量对手无寸铁的普通人的征服。

　　处于东欧中的一些弱小国家，一直身处风雨飘摇中，一会被灭，一会依附，一会独立，像波兰、立陶宛等等。18世纪中晚期，波兰遭到了俄、普、奥三国的瓜分，从此在地图上消失了一百多年。一战后，德国战败，奥匈帝国解体，沙俄崩溃，在英法的扶持下，波兰在三国的土地上复国。

　　“去国丢家”的悲凉，跟游子是不一样的，更像飘零的落叶，水中的浮萍，空中断线的风筝，又像没有父母的孤儿，内心深处有着自卑又有着倔强，前进的路上始终带着心灵的枷锁，他们无法真正的打开心扉。

　　切斯瓦夫.米沃什发出灵魂深处的拷问：

　　难道我们波兰人已经习得了某种传统，虽然目睹断头台、绞刑架和利刃，我们依然能够微笑着缓缓而行？难道这种可怖的幽默感已经让我们变得麻木？倘若果真如此，这种麻木从何而来？是源自巴洛克的传统？历史的梦魇？

科学对宗教的胜利，客观战胜了主观，令一直信奉神学的人伤失了想象力，对人存在的状态产生了怀疑，陷入了迷茫中。

　　十九世纪是已经存续数千年的、以宗教为基础的文明终结之日。最终“镜片与眼睛”取得了胜利，而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每个人今天都变成了演化论者”。

　　十九、二十世纪，科学的崛起将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科学法则世界，一边是人类内心世界。

　　所有人的意识形态有了不同的变化，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及文学家争相表达自己矛盾的观点和想法。

　　旧时代滞闷地对着诗人反复吟唱，数千年过往的文明在发表告别演说，他们将遁入历史，让路于新世界的到来。

　　他们充分地知晓自身中乌尔罗的可憎之处，诅咒的始终是那个幽灵，他们被困在那里，只把普遍的、集体的、具有统计意义的东西当作是值得考虑的。

　　切斯瓦夫.米沃什自己发问：我过去是谁？而现在,当身处格尼兹利峰上的工作室中眺望太平洋的时候,我又是谁？我一直不愿意谈及自己的内心世界,有时会隐约触及,但也是小心翼翼且并不情愿。

　　他们矛盾的思想通过他们的文字缓缓流淌着：

　　以我们当今的语言来描述，这就豫一个巨大的悖论，它的一侧是偶然性，另一侧却是必然性。那些认为自己的存在纯粹出于偶然和随意之人必然会选择无神论，诚然这种选择抽象性最弱，但同时也是最为痛苦的选择。有宗教信仰之人则面临着另外一种困惑，因为他可能被选择担任某种神圣的职责，贤者、圣人或者先知。

　　尽管世界充满言语的喧嚣，尽管每分钟都有数以亿计的词语奔淌而出，尽管莫名的小事被媒体、电影和电视放大，但是对于它们的解读，对于事件直相的揭示却是如此不足，甚至逊于前一个世纪。

　　某些历史事件、某些人、某些城市甚至是某些国家消失于历史当中，毫无踪迹可寻。由此带来的困境让小说不再是“路旁的反光镜”，人们也不再通过阅读“现实主义”小说去了解真实，因为这些小说由于自身的虚构已经快要拒绝呈现真实。

　　二十世纪是沉默的，人们需要触摸自己的内心，凝视自己的内心，而不能仅仅将自己禁锢在“僵死的真理”之中，人类需要梦想和幻想，需要我们曾经所说的“梦幻”。我们给本质存在套上面具，施以脂粉的同时，也会发现我们已经成为种种幻象的受害者。但是失却了诗意的想象，人类依然只能是爬行动物。

　　一段描写真实可信，你从表面上能够达成共识。这种认同可以复苏描写、支撑描写。但是《乌尔罗地》所想要表达的并非是指世界某个国家，而是处于这样的状态中的人群，其实这个“国度”可能会出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中。

　　《乌尔罗地》读后感(六)：这部冷门随笔自传，却道尽了人间看不清的禁锢和枷锁

　　作为一个东欧小国的波兰，历史上曾无数次沦为强国间利益争斗的牺牲品，然而文学上却有着非常骄人的历史。早在1905年，亨里克·显克维奇就以他“一个历史小说家的显著功绩和对史诗般叙事艺术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24年，弗瓦迪斯瓦夫·莱蒙特又以他的“土地的史诗”《农民》而获得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在20世纪下半叶，切斯瓦尔·米沃什最终以“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着剧烈矛盾是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表现了“人道主义的态度和艺术特点”获得19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除此之外，他更是被誉为“波兰伟大爱国诗人米茨凯维奇精神的继承者，是二十世纪波兰最伟大的诗人。”

　　米沃什为何会在诗坛上会有如此高的造诣呢？问题的答案可能藏在创作始于1976年9月的《乌尔罗地》里面。

一、出走波兰的富庶诗人

　　1951 年，时任波兰驻巴黎使馆文化参赞的切斯瓦夫·米沃什，怀揣着当年写成的文集《被禁锢的头脑》，脱离隶属于东方阵营的波兰，从此踏上了漫长的流亡西方之旅。

　　在当时的欧洲，这位曾在国内享有优裕待遇的流亡者，既不为波兰侨民，也不为一般巴黎人所看好，在他们眼中，米沃什既非受迫害的异己分子，亦非生计困窘的逃难者，他的出逃令人匪夷所思。欧洲知识阶层更不愿接纳这个怪异的流亡者，青睐斯大林的左翼作家们尤甚。在战后的欧洲大陆，唯有两个卓越的知识人伸出了友好之手——阿尔贝·加缪和卡尔·雅斯贝尔斯，后者还为米沃什的那本书撰写了序言。

　　至于他的这本以亲身经历为根据的《被禁锢的头脑》，或被诋毁为美帝国主义作者的宣传品，或被称为变相地服务于共产主义的工具，经受了罕有的扭曲和毁谤。

　　这一位出身立陶宛的小贵族之家的诗人，不仅经济条件相当不错，在文学的道路上也走得颇为顺利，二十五岁就凭借诗集《三个冬天》在波兰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二战期间，米沃什成为了地下抵抗运动中的战斗英雄，战后更是被任命他为波兰驻美国使馆和事业驻法国使馆的文化专员。

　　这样一位看似前途无量的诗人，为何却选择了“叛逃”？而且还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为了一位教书匠。

　　引用米沃什在《乌尔罗地》里说的话，就是：“我希望这本书确认我们共同命运的意识，无论我们居住在我们的星球上何处;即使我们应用来自不同传统的思维模式，我们也会评论一个普遍的文明。”

二、隐藏在《乌尔罗地》之下的真正自由

　　《乌尔罗地》主要记述的，是切斯瓦夫·米沃什“深奥”“含混”的诗歌下的根基，也就是人的存在状态问题。在这部作品中，米沃什一如既往地真实、坦诚，并不以自己受过良好的教育为耻，对于自己相信存在绝对的善与恶一事也毫不避讳。

　　在米沃什看来，十八世纪以来科学对宗教的胜利，并未给普罗大众带来思想的解放，而是使他们把头脑置于新的上帝的统治下。人总有把自己的头脑知知遇之恩他人他人认可的条条框框中的倾向，从而在严格的秩序中逃避自由的重担。

　　事实上，“乌尔罗”指的就是我们只拥有数字的此世。人不再是人，而只是数字。浪漫主义的星期，实际上就是人不甘于这种渺小地位的挣扎。

　　《乌尔罗地》除了探讨了形而上学的问题以外，还是米沃什一生中唯一一部声称并非为读者，而是“追随自由创作的手”产生的作品，也是作者的“灵魂自传”。在这部略显庞杂的作品中，米沃什除了向我们袒露自己关于“另一个世界”的盼望，还有个人思想的“自相矛盾”。

　　就好像是米沃什在诗歌《礼物》当中所学到的：“这是幸福的一天，我漫步在花园，对于这个世界，我已一无所求。”在这段时间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时间和拯救其实成为了他全部诗作的挽歌。他惶恐过，当时间从指尖悄然流逝时；他也悲伤过，因为必须具备面对无可奈何的死亡。但他依旧没有放弃作为诗人的职责，一如既往地通过对真实世界的记录，表达对人性、历史和真理深刻的思考和认知。

　　这就是切斯瓦夫·米沃什，一位宁愿选择不确定的未来，也要追求自身自由的伟大诗人。

三、我们将如何驶向开阔的未来？

　　①最孤独的自我放逐

　　切斯瓦夫·米沃什极其看中自己的诗人身份，他坦言：“一个诗人连自己的语言文字都没有之后，还能算诗人吗？”他可以在生活中服从，可是他的诗却不。

　　在知识分子之间，他是孤独的。他敬重纯净的知识和智慧，敬重在内心深处的相互辩驳，而从不考虑将它幻化为矛或盾。虽然，他没有办法接受东方那种曲意逢迎独裁者和新信仰的“现实主义”氛围；而在西方，他同样有着不适，“因为在西方我同样感觉到一股压力，使我顺从，换句话说，就是让我无条件接受另一种制度，虽然这制度与我刚脱离的制度正相反。”——他不肯顺从，尤其是这份“顺从”裹挟在压力中的时候，米沃什让自己不断反弹。

　　与我们而言也是一样的，在生活中觉得压力和无法适从，多源于我们对制度的服从而又不愿意挣脱。挣脱，是一件极具勇气的事；服从，则是周边的人都在做的事。米沃什说：“我听到反对声，那也是我自己的反对声。”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聆听自己的反对声，却没有一个时候愿意跟从自己的反对声。

　　因为跟从反对，就意味着需要忍受孤独，接受质疑，甚至被遗弃。米沃什在逃离波兰的时候，就如同“腹背受敌”。他是弱的，他的声音被层层的喧嚣所淹没。在喧嚣中拥有着一类拥有着禁锢头脑的人，他们用尽全部的精力和时间对另外的人进行禁锢和规范。米沃什无法不孤独，我们能见的，是他在知识分子中的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并没有让米沃什失去自己，恰恰相反的，在他舍弃完家庭给予他的所有一切，自己通过放逐去得到另外一切的时候，米沃什成功了。因为他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也得到了自己所想要的东西。

　　②接受来自最深处的要求

　　诗人西默斯·希尼曾评价米沃什：“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伟大在于，他具有直抵问题核心并径直做出回答的天赋，无论这种问题是道德的、政治的、艺术的，还是自身的——他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拥有暧昧难言的特权，能让我们认知和承受更多的现实。”

　　是的，米沃什在混沌发繁复发现实中抽丝剥茧，指认了“这一片真正荒原”的可怕。没有什么东西是“非如此不可”的，要知道，真正的答案不在别人的口中，而在自己的心中。就恰如米兰·昆德拉《玩笑》中指出的：“世人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拼命挤向通往天堂的大门。而当大门在背后砰然关闭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深处地狱里。”

　　当我们沉浸在“追随着模仿追随着，过去模仿过去”时，我们就再也没办法听到自己最真实的声音，也没有办法准确判断来自别人的语言。

　　所以，与其费尽心思追随大众去努力改造自己，不如跟随自己的个性，不再成为那个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艰难存活下来的人。把“伪装”撕掉，把“表演”丢掉，要知道——“人人都在别人面前做戏，而且彼此都清楚大家都在逢场作戏。”

　　问题是，如果人的一生都处在似真似假的伪装术中，从未以“自我”的真面示人，那他应该是感到悲哀还是幸运？他的一生，是有？是无？

　　与其如此，不如就尊重自己内心最深处的要求，做只有“一面”的自己。

　　③保持思想的独立性

　　米沃什说：“我自己经常思考的题目也是一样的：变化的毁灭过程——在个人身上，在国家身上，以及体系身上。也许所有的诗歌不过就是这个主题。”与其说米沃什在某一次的人生经历中寻找到了“问题的核心”，倒不如说米沃什在长期的自我思考中窥见了属于自己的缪斯的独特面容。

　　米沃什的诗歌《我》中：“镜子黯淡了，眼睛难以看见了。对于天使我们只是一个单独的时间，不是屈从于普遍规律的一个数字......”在人生剧院里的固定舞台上，每次灯光亮起，音乐响起，他就开始进入到“时间”赋予自己的角色中，完成他经过熟虑的、却有即兴色彩的舞蹈。他专注于旋律和其中的象征，专注于“悲剧的恐怖和怜悯”，而没有注意到暗处中还有没有耐心的观众。

　　然而，这些没有耐心的观众影响了米沃什的光彩熠熠了吗？并没有，纵使在波兰上下人民都将他骂为“叛国”的时候，米沃什都没有因此放弃了自己。因为他深知，只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自由，独立的思想，才能真正站上更高的台阶。为自己，为民族，为国家呐喊。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把自我的思想融入了诗歌，甚至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得以听到。思考，并不会让我们陷入危险的境地。老子有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超脱于一切万有之外，悄然自立，不动声色，不随周遭的变化而变化，才是世间万有的根本。

　　何必害怕你的思想与别人不一样呢，你本来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人啊。

　　我们曾在哪里？这一切都是什么？我们要往何处去？那么有勇气，决定说或不说什么的人不是我。

　　当我们在追求最美好未来的同时，实际上就是在成就更美好的自己。米沃什出走波兰，在美国的土地上获得声誉，随即回归故乡。与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曾迷茫、惶恐、焦虑，却通过一首首诗歌试图将自己从禁锢中解脱。

　　而我们，也足够相信，自己能够在无数个日夜的自我反省中，终于有一天，真正的得到思想的解放。

　　《乌尔罗地》读后感(七)：追求自由的灵魂，直到临终前才回归故里

　　第一次看到“乌尔罗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地理知识匮乏，是某个地图上很小的角落，是某个神秘的国度。而当我翻开这本书，透过书中的字里行间，才发现，“乌尔罗地”是一片让人无法宁静的土壤。

　　“乌尔罗”一词，源自于英国最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威廉·布莱克的笔下。在这片乌尔罗地的土地上，普通老百姓很少有踏足，因为这片土地是灵魂饱受煎熬的地方。尽管明知自己将承受来自心灵上的苦困，这些来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甚至未来世纪的学者、画家、哲学家以及诗人却选择前赴后继的踏足这片土地，因为他们不想选择屈服于当下的命运。

　　《乌尔罗地》可以说是作者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一本自传。他以第一人称的方式，书写了自己对于人和事的看法。当更深入的阅读这本书，你会发现，米沃什的人生充满着一个词“矛盾”。

我想杀死过去的那个“我”

　　米沃什一直觉得，对于明天的自己而言，现在的自己，必须抛弃。因为，他将自己的人生和诗总结成了下面的那段文字：

　　其实，米沃什是一个对于自我要求极高的人，也是一个骄傲的人。但他做出的人生抉择，却常常让人看不懂。

　　年少成名的他，在二十五岁的时候，就凭借着诗集《三个冬天》在波兰文坛上获得了一席之地。而后，他却没有继续创作，甘愿成了一名教书匠。

　　米沃什是因为生活所迫才不得不选择教书的吗？其实倒也不是。尽管在当时，米沃什需要面临一些生活的压力。但在书中，米沃什却是这么表达的，他觉得自己成为一名教书匠，意味着不用再为自己的作品成功与否而担忧。能从一名文学工作者转而成为一名教育者，对于他而言，这事件能给他身心都带来愉悦的事情。

　　要知道，米沃什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强迫自己开始写作训练。每天写一点，哪怕只有一行字，也要写。对于这样一个从小就开始创作的人来说，创作这件事，其实已经深埋到他的骨子里。既然已经深埋到骨子里，哪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米沃什将自己教书的那段经历，当做是一段“海外留学经历”。那个时期，他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波兰，来到了美国，成为伯克利分校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并成为美国人文艺术学院会员。在那段时间，教书和写作相辅相成。在备课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很多知名大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也成为了他日后写作的缪斯女神。

　　这些灵感的素材，最终成就了米沃什创作生涯的新高峰。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以“毫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描述了人类在剧烈冲突世界中的赤裸状态”，将这个文坛的至高荣誉颁给了米沃什。

　　尽管人生获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功，也获得了至高的荣誉，米沃什却依旧不敢面对自己。1945年离开波兰的米沃什，直到自己90岁的时候，才重新回到这片故土。

　　是米沃什对于波兰没有留恋吗？并非如此。书中，他写到：“多幸运能够坚持用波兰语写作。如若用英文写作的话，光是这些人名的缩写就足够我受的了。”热爱，却不敢回去面对，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他矛盾的人生呢？

动荡的时局，造就他动荡的人生

　　昆德拉曾经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对于米沃什来说，他的一生，也许扎根于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父辈们最爱看的电影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口中时常哼唱的是“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战争，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都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不安稳的时局，同样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

　　对于出生在1911年米沃什来说，当时的欧洲时局，充满了动荡与不安。

　　早年间的东欧，主要指的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这七个国家。当时的东欧文学，主要作品就是来自于这七个国家的作品。这七个国家和当时的东德，是前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的成员班底。

　　经历过二战，原本以为国家能就此太平。结果，在1989年底，东欧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自然也就分崩离析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被分裂成了波黑、立陶宛、塞尔维亚、黑山等独联体国家。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国家都不愿意再被成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人叫做是中欧甚至中南欧国家。

　　除了国家的分裂，当时的政局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之前是以苏联为首，走的是共产主义道路。而当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纷纷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加入北约、加入欧盟成了这些国家最重要的事情。

　　这场变故，持续了二十年。流亡和战争，成了米沃什人生中挥不去的两大主题。他生存的年代经历了二战、冷战、冷战解体，而他自己亲身经历了苏德瓜分波兰，目击了华沙犹太区惨案 ，还经历了波兰新政府的集权专制统治。

　　米沃什可以说是被新政府赶出了波兰，从此踏上了异国他乡的颠沛之旅。他先是申请了去法国进行政治避难，但发现似乎依旧很难融入当地的氛围。后来他来到了美国，在美国大学用英文教书。米沃什精通多国语言，但他始终为自己能坚持用波兰语写作而感到骄傲。

　　但是，米沃什又是一个入了美国籍的波兰人。可能从心底里，他觉得这是一种对于波兰的“背叛”。所以，他才会不断在是否回到波兰这件事上犹豫徘徊，所以，一直等到90岁，他才重新回到了故里。三年后，他在这片自己深爱的土地上，与世长辞。

难熬的岁月，与挚友抱团取暖

　　阅读整本书的过程中，一个名字反复多次的在书中出现。米沃什甚至用整整两个章节的内容，来描述这个人。他就是贡布罗维奇，一个和米沃什性格全然不同的人。

　　米沃什在书中提到，自己对于贡布罗维奇是有点“瞧不起的。”他瞧不起的，是贡布罗维奇的出身。那是贡布罗维奇出身贫贱吗？恰恰相反，贡布罗维奇出生在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他拥有良好的教养，行为举止得体。而相比之下，米沃什反倒显得有些“粗鄙”。

　　两个同样在异国他乡流离失所的人，虽然见面不多，但已然成为了挚友。早年，当贡布罗维奇还在阿根廷，米沃什自己在法国的时候，两个人就已经神交许久。

　　两个人喜欢互相拿对方调侃。有一次，贡布罗维奇甚至调侃米沃什在大学教文学是在误导年轻人。两个人也常常因为意见不统一而有所争执。但米沃什的波兰文学课堂上，贡布罗维奇是唯一的主角。

　　米沃什不赞同贡布罗维奇主张的“西方至上”的观点，但在课堂上，他总会不遗余力的介绍贡布罗维奇的作品。米沃什的美国学生们，开始喜欢上了贡布罗维奇的作品，而这个却离不开米沃什对于作品的深入解读。

　　要知道，贡布罗维奇的作品结构和情节对于外国人而言，有一定的难度。如果米沃什不是钻研过自己好友的作品，提供精妙的解读，也许很多人根本就不明白贡布罗维奇想要表达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贡布罗维奇在临终前，还收到了米沃什寄给他的创作文集。对于这两个人而言，他们不需要天天见面维系友谊。因为同样面临来自祖同胞的不理解，除了两个人抱团取暖，也许没有其他解决的方法了。

　　用《乌尔罗地》书中的话说，人的绝对自由，现在成为一种意识，发现宇宙是在无，在外部中通过牺牲创造的。它要求，他的智慧和意志应当有机会战胜试探。米沃什用这本书，像我们袒露了一个关于另一个世界的盼望。尽管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充满着矛盾，但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他对于自由的渴求以及释放自由灵魂的渴望。我是舒筱米，成长不易，但至少我和你并肩同行

　　《乌尔罗地》读后感(八)：米沃什，是那个扬言要“杀死”自己的诗人

　　我是我必须成为的诗人

　　我是我不想成为的诗人

　　我要杀死那个诗人

　　如此，我才更加诗人

　　——米沃什

01/

　　诗人、翻译家黄灿然先生似乎特别喜欢米沃什，公号“黄灿然小站”五年来，推荐分享了几十次米沃什，包括他的诗作和评论文，并且还翻译米沃什多部作品，包括《站在人这边》和《诗的见证》。米沃什在我看来，是一个不敢轻易接触的诗人，一旦接触就想不停地追索下去。读米沃什，就像把一把干粉条，浸泡入水，待其慢慢泡满，膨胀至最大，而一条条的粉条还是纠缠在一起，让你不得解。这就是他诗歌的魔力，让你想要扩展、追寻更多，却总是理不清他真正表达的意蕴。

　　米沃什的思想深邃、庞杂、含混，也是他诗歌的根基。因为他试图呈现的是人的存在状态，他足够真诚，真诚到不怕袒露人的善与恶，不怕披露自己内心的卑微、嫉妒、小气，甚至邪恶。而面对民族、地域的是是非非问题，他感到无奈，却从不退缩和逃避。

　　《乌尔罗地》可以算是他思想的集大成，创作时间可追溯到1976年，那时他已经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书中随处可见的学术名词、生僻的典故、抽象的哲学概念，似乎是他故意在阻碍读者走进他。但越是如此，反而激起了我们的好奇心，这是一个怎样的诗人？为何如此暧昧地保持和读者的关系？

02/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年出生于立陶宛，二战时参加了华沙抵抗纳粹的运动，战后成为波兰在巴黎、纽约等地的文化专员，而中年时，毅然走出所谓的“官方”工作岗位，成为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员。这让许多人不解，像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离家出走了。

　　他的创作始于1920s，1931年和朋友创办了文学社团“火炬社”，号称波兰的“灾难主义诗派”。经历苦难后的文学书写，西方有“垮掉的一代”，同是战后的文学创作风格，同是想要在苦难的经历之后追寻生命的意义，而波兰的米沃什起初走的是马克思的路子。类似的还有中国的“伤痕文学”，书写一种历史的伤痛记忆，“灾难”便是如此。

　　1933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冰封的日子》，由此获得了奖学金得以赴巴黎留学。自此，他的创作之路磕磕碰碰地进行着，1953年出版了社会政治论著《被奴役的心灵》，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1955年出版小说《夺权》，赢得了欧洲文学奖，他还有另一部同年出版的小说《伊萨山谷》，然而他并不把自己定义为“小说家”，因为1960年后，他已将全部身心投入了诗歌的创作之中。

　　1957年的《诗的论文》，1962年的《波别尔王和其他的诗》，1969年的《无名的城市》，1974年的《日出和日落之处》等诗集，让他蜚声西方。1980年凭借《拆散的笔记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授奖词上评价他：“米沃什是一位难懂的作家，用最恰切的字眼来形容——其文学作品庞杂而渊博，激烈而又幽深，而且在不同的气氛与层次中善于变幻：由悲哀到愤怒，从抽象到具体。”从他自身的创作经验中，从他对其他西方作家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倡导的是从现实出发，追究与人相关的东西，所包含的思想却不是一两句便能概括得出。从他对世界的看法，对文化、民族、宗教等问题的思考，都不得不佩服他的勤勉和努力。每一个努力思考生命存在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

　　譬如读《拆散的笔记簿》时，不自觉地就被诗句击中灵魂——“你因梦想而在这个世上受苦/就像一条河流/因云和树的倒影不是云和树而受苦”，这似乎是人的生命常态，每个人都有“梦想”，梦想和平、富裕、平安无庾、幸福，有欲望就会有痛苦。人生来，就要受些苦的。

　　米沃什的人生包括他的写作历程，都可算是一场受难之途。他写生存之苦，是有资格的，并且是他创作的一大主题。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位通过书写“苦”，来探究存在问题，来为“人”本身寻求更多精神食粮的诗人。

03/

　　关于写作，米沃什坦言：期待读者与我们息息相通，与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至少与我们有共同的期许。每一个创作者都在追求“理想的读者”，他们可以迅速理解你的思想，懂你的情感诉求，但是这种追求很多时候是不能得到满足的。

　　从事文学的米沃什，希望“所有这些努力连同我对市场法则的厌恶一道，将我从追逐名誉和金钱的疯癫中拯救出来。”以写作为职业，或与文字打交道的人，很少能完全撇开“市场”或“名利”而只求写的“嗨”的人，因为名利也是写作的动力，是衡量作品的一个维度。市场是文艺作品的双刃剑，获得市场的，并不一定就是思想深刻的作品，没有市场的作品也并不代表就是“烂”作品。

　　米沃什不隐藏什么，包括自己的矛盾和虚荣心，他想要荣誉和金钱，可是他却害怕这会损害作品的思想深度，但是又不能不接受名誉和金钱，因为那是一个人的立身物质之本。也正是在这样的矛盾里，米沃什淬炼出一个更加成熟的诗人形象。

　　从“梦想”——理想的读者、名誉和金钱——那里得不到安慰的米沃什，由此引发了对生存问题的思考。书名“乌尔罗地”来源于布莱克，意为“灵魂饱受煎熬之所”，“在那片土地上，残损的人类将承受也必须承受心灵的困苦。”从16世纪文艺复兴开始，人走到了其他事物的前面，“人”重新被看到，被重视，人不依附于宗教或其他信仰。后来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新的上帝——“理性”开始占据人文传统的一帜。人所承受的困苦，从肉体和灵魂，几乎全部转移到了精神层面。

　　在缺乏个性、缺乏自我、缺乏情怀的时代里，人不再是人，而只是没有意义的符号。在没给符号赋予意义的时候，人只拥有没有价值的现世，因而纷纷陷入了精神的困境。在米沃什看来，布莱克的“乌尔罗地”是众多有智识之人都会赶赴之地，包括19世纪、20世纪的那些先哲们，以及未来的后继者们。

　　20世纪的人，经历了很多的变故和苦难，无论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还是卡夫卡的“变形记”，他们所描绘的都是人的虚无状态——这也是米沃什试图寻找和批判的人的生存问题。“虚无”是一种空虚、渺茫、对世界无感知的状态，生命的意义已然错失，毫无价值的存在让人感觉生命的无聊和乏味。从西方到东方，一代代的人，一代代的文学家哲学家，都在书写生存，以试图摆脱虚无的生命状态。

　　而象征着苦难的“乌尔罗地”，可能是他们的囚牢，却也可能是他们淬炼成功的场所。

04/

　　米沃什为何如此执着地写“乌尔罗地”、写人的生存状态？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有他的人生经历——他是一名“流亡诗人”。

　　东欧有不少“流亡诗人”或“流亡作家”，著名的米兰·昆德拉就是其一，昆德拉是捷克人，从布尔诺到布拉格，到法国，一生都在漂流中，他愿意成为公众人物，接受采访、撰文，只为向世界讲述苏联入侵后的捷克斯洛伐克。他们身上其实都有一些共同点——体验流亡之苦、怀有济世之情、愿为故土发声。

　　米沃什是从波兰“逃离”的，他的逃离是否有政治上的伤害不得而知，但是似乎只有“逃离”才能拯救他的精神。“把流亡作为一种命运来接受，就像接受一种难以治疗的疾病，这样就能帮助我们看清我们的自我欺骗。”（《流亡札记》）他接受流亡给他生命带来的困苦，就如同他也接受它能带来思考一样。流亡给了他“新眼光、新思想、新距离”，流亡中的他需要这些东西，让他能够克服“旧我”，寻找“新我”。

　　在旧地遭遇困境，就去新地寻求解决之法。其实，“流亡”并不是他唯一的解决之法，他曾向宗教，向上帝寻求过帮助。

　　米沃什受洗于罗马天主教，1927年，他回归宗教仪式，直至2004年去世，他都保持着教会生活，且坚信自己的作品没有违背教义的地方。他的《奥秘》集中了他对圣经哲学的理解和重新阐释，在《乌尔罗地》中亦有多篇对于信仰对于经文内涵的解读。

　　只是，就像他说的，“在描述米沃什的系统时，我不想像个在宗教美术展上的导游，只以纯世俗的方式大谈作品的审美价值。”他并不局限自己的视域，也不自大地夸耀自己的才学，而以一种理性分解的姿态，来看待自己的信仰系统，在处理世俗问题上的适用性。他不是简单古板地像个“导游”一样呈现枯燥的思想，而是考察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内容，来达到全面地、动态地看待世界的目的和要求。

　　大约这样板正的信仰，是无法框住思想活跃的米沃什的。所以“流亡”是一个选择，通过场所的改变，来打破思想的藩篱。就像很多作家那样，流亡久了之后，便渴望安定的生活，想象不流亡、不逃离的生活会是什么模样的。

　　米沃什是一个懂得自省的人，《乌尔罗地》与其说是表达他最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不如说是他最坦诚、最真挚的作品。他坦诚自己的无知，坦诚因语言不通而对友人的不好猜疑，坦诚对各位名家的批评或赞赏。他的诚挚，也能为他赢得一片掌声。

　　他是一个渴望“自由创作的手”的人，所有的解读、批判和欣赏，都是他对自由创作的追求。然而“自由创作”何其难得！所以，他说要“杀死”那个诗人，那个陈旧的自我，才能更新自我，成为一个更加诗人的人。

　　请记住，他是一个诗人。

　　文/当归 2019/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