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靡音的读后感大全

　　《乱世靡音》是一本由秋原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6.00，页数：6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乱世靡音》读后感(一)：一本好书

　　一年之前读过秋原先生的《茶馆之殇》，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当时还没有看完书说两句的习惯，很遗憾没有记录下与秋原先生的初识。

　　《清代旅蒙商述略》却没有引起我太高的热情，匆匆读了几页，就放下了。

　　在快忘记秋原先生的时候，爱人买来了新出版的《乱世靡音》。住院之前，特意挑了秋原的书，想必不会让我失望。十天住院，病痛之下，感谢这本书的陪伴。

　　《乱世靡音》一点都不乱。全书结构清晰，线条流畅。内容上，主要分为两大块内容来写，一是娱乐，另一是青帮。时间上，作者从清末写到民国，叙述了这两个领域的起步、发展、壮大以及相互之间的交融。

　　《乱世靡音》视角独特。全书表达有理有据，让读者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娱乐、青帮，清末、民国，这些词汇都让人很熟悉，但作者在叙述的时候，讲的很透彻。

　　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还是对青帮的描写。“船帮-盐枭-城市流氓-毒枭”，这是对青帮最好的表达，但并不是总结。青帮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时间内，发展壮大。不仅只有“许文强”，“杜月笙”，更是参与了很多历史时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禁烟这个话题的视角，也让我为之一振。可能是被洗脑的比较严重，亦或是读书少，在我印象里，毒品一直是被全世界全人类否定的东西，害人害己。不曾想，全球禁毒竟是要跨入了20世纪。林则徐虎门销烟一直是正面教材，没想到在那之后中国竟然有过这么长时间的大烟合法化，税收化。

　　对娱乐的描写，印象最深的则是三六九等。京剧、昆曲是国粹要到清末守内廷侍奉才发展起来，评书作为含有教育意义的娱乐算作是二等公民。而现代最为熟悉的相声、杂技、选秀表演等等却是发展最晚的九等公民。

　　《乱世靡音》很认真。全书多处出自史料、著作、口述材料等等。论据有故事，有数据，有详细，有前后呼应。通过作者的视角，带领我从另外的洞口去看待、理解这段历史。历史书本上写了很多，为什么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其中一条就是有文化的新青年学生踏上了历史舞台。但之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谁在舞台上表演呢？竟然是青帮、洪帮这些帮派。孙先生居然入了洪帮，靠社会力量发起了革命。

　　文笔不好，简言简语，表达对这本书的喜爱。敬秋原先生。

　　《乱世靡音》读后感(二)：旧社会江湖大观

　　信息时代，流量为王。娱乐界的流量王之一蔡徐坤的粉丝前一阵质疑“过气明星”周杰伦： “周杰伦微博数据那么差，为什么演唱会门票难买？” 周杰伦的中老年粉丝们不服气地奋起直追，终于成功刷票，周杰伦的话题力压群雄，排在了新浪微博热搜榜的第一名。这种以数据为标准的玩法，娱乐界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了。

　　清朝末年流行在妓女中选花魁，及至民国时期，上海从一个小县摇身一变成为国际大都市，号称东方巴黎。秋原的《乱世靡音》中提及：：“整个民国时代，娱乐圈特别盛行各种选秀综艺活动，什么花国选举、舞女选举、电影明星选举、电台歌后评选……名目繁多，层出不穷。”通过选票的数量来选出“佼佼者”，早已不是新鲜事。

　　秋原浸淫影视行业十多年，对娱乐行业的现状和历史都有着足够深的了解。这本《乱世靡音》可以算作一部“旧社会江湖大观”，书中的主角是49年以前的“江湖人士”，这个“江湖”并非武侠小说中的快意恩仇的江湖，而是底层社会鱼龙混杂的江湖——乞丐倡优、帮派成员，三教九流几乎都被包括在内。

　　旧社会的艺人，大多生活在贫困的边缘。他们社会地位地下，除了有由来已久的观念歧视，也因为混社会的不得已行为，久而久之成为习气，令人不喜。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剧烈变迁，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无力与时代浪潮搏斗，唯有随波逐流，适应社会的变化才能生存。秋原将这浪潮梳理分析得鞭辟入里，将大浪中底层个人的沉浮展现得淋漓尽致：艺人的走穴、鸦片的危害及来源、青帮的崛起和盛行、军阀的混战、革命党人的演变、租界的管理等等都在秋原的细心编织下被一条条纳入，形成了中国近代底层社会的全貌。

　　以艺人来说，他们的出身往往决定了他们易被他们控制和左右，倡优往往要给帮会头子拜码头，电影明星被纳入资金雄厚的电影公司保护伞下。“青帮大亨投身娱乐业，帮会势力控制娱乐圈。”娱乐圈也分高低贵贱，有着自己的鄙视链，唱京剧昆曲的是“老板”，撂地摆摊的则上不得台面。电影明星则另成一派，大多被控制在家财万贯的电影公司老板手中。

　　书中提到的阎瑞生案的被害人王莲英，参加了1917年开始举办的花国群芳选举，该活动聘请《新世界报》总编辑奚燕子为主任，选票每人一张，一张选票售价一元。名为选举，实为拿钱买，如同当今的选秀节目通过手机、网站等方式投票。在金主朱子昭的支持下，王莲英当选第四名，称为“花国花务总理”。及至后来，社会风气渐渐开放，也有良家妇女参加各种选美活动，就有了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王琦瑶这样出身卑微的”上海小姐“。

　　《长恨歌》里说，竞选“上海小姐”是大亨送给他们女儿和情人的生日礼物，不过是达官贵人玩弄女性，是玩弄里的玩弄。这话不假，身处娱乐业，从业者受轻慢和歧视，即使在今天也常见。“万恶的旧社会”这种定势思维已无法再适用。秋原关注到社会经济和娱乐业有着直接的关系，将国家及社会制度的改变，城市黑社会集团的出现，及娱乐业的变迁密切结合，汇成这部海纳百川的《乱世靡音》。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是商女吗？

　　《乱世靡音》读后感(三)：“俗”得有趣，“俗”得有料，“俗”得认真

　　从晚清到民国的社会是激荡的乱世，也是真正的“俗世”。因为这一时期，“官方”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变弱了，社会“自行治理”的力量更强了，民众的角色和活动也更丰富了，而这些也是作家秋原在《乱世靡音》中描绘的世界。

　　社会的自行治理实际上就是帮会势力的抬头。官方力量因为内忧外患而收缩，民间稳定也因时局动荡而破坏，于是“灰色力量”就自然站到前台，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既然大背景是灰色的，那么原先被禁止或不敢堂皇登台的事物就跃跃欲试，乃至繁盛一时，比如贩私盐、贩毒、公然组织帮会等。

　　在民国时期，这些活动集中的代表区域就是上海，代表人物则是黄金荣、杜月笙。拜近年民国题材电视剧和小说“普及”所赐，这两位大亨如今已人尽皆知，要讲好他们的故事并不容易，但秋原却能讲得很有味道。举他说黄金荣为例，除了讲述大家熟悉的主要事迹，还详细结合黄的成长环境和社会背景，既是在讲人，更是在讲聚焦于一角的时代。黄金荣和杜月笙的身上浓缩了这片天地在当时的特点，他们的“灰色”乃至“黑色”取自时代，也作用于时代。

　　与上海多为“灰色产业”相比，彼时的北京则发展出红火的“文化产业”。天桥是这些产业的集中地，相声、口技、杂耍、洋片等一应俱全，这些产业也有突出特点——“俗”。所谓“娱乐无极限”， 撂地艺人们的出发点是“拿人”，也就是吸引观众，而聚集于此的观众大多是劳苦民众、社会底层，所以曲艺和杂技也就以“生猛”为主，“很黄很暴力”在这里是优点而非缺点，要免“俗”，这里的人民不答应。

　　这似乎也同本书吸引力的来源相似。《乱世靡音》并未选择这一时期风起云涌的“大主题”，如洋务、变法、辛亥等，而将视线转到鱼龙混杂的上海滩、喧嚣凶猛的北京天桥，却也格外地引人入胜，就像现在人们吃惯了大米白面，野菜、窝头等“非传统”食物反而成为诱发食欲的佳肴，或者换个比方，想想当下年轻人喜欢剧场相声胜于电视台相声就能体会——“俗”拉近了距离，甩掉了平日中不敢说但一直在想的假正经，引起了共鸣，轻松和欢乐自然接踵而至，俗得有趣。

　　本书的“趣”还来自它丰富的“料”。秋原的写作和研究风格从《清代旅蒙商述略》就可见一斑：作品选题并不算恢弘，但秋原能够沿着这根细细的丝线为读者揪出整段历史，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事件。与之相比，《乱世靡音》延续了研究上的深入精神，而在覆盖面上更为广泛，作者引用和比照大量历史人物的回忆录、民国报刊、具有时代印记的文学作品，搜集的内容与作者的联想都极丰富；另外，本书的“有料”还得益于秋原作为“内行人”与“当地人”的天生优势，秋原在影视业中摸爬滚打多年，写作时自然能看到更多娱乐业自古一脉相承的特点，而身为北京人，他特别在京城民俗、民风、方言方面显出熟稔。这些都自然使本书的内容更为绚烂。

　　为本书吸引力加分的还有秋原“代码特色”的文字。他虽然在讲“俗世”故事，如同说书一般，效果上足以与《明朝那些事儿》《品三国》匹敌，他对人物的评价中肯客观，照顾到历史的因素，也放入历史的长河，比如对杜月笙的评价，不旨在“翻案”，指出杜无法洗脱的罪行，同时也点出杜的过人之处；对比以上两部有突出效应的历史研究通俗作品，秋原作品的语言却出人意料地平静、沉稳，既不像前者的口语化与戏谑，也异于后者的“官方吐槽”和语出惊人。

　　当然，以上两部作品的语言都各有魅力，而秋原语言的奇异之处在于，他能够透过看似平庸的表面辐射出吸引力。正如程序员不动声色却认真严谨地“敲代码”，仿佛稀松平常，实则有条不紊，当代码“垒”成，它整体发挥的效用令人惊叹。马伯庸评论秋原的写作时说，他“在写代码和和文字创作间流畅切换”；但我个人觉得读库编辑江有汜在《秋原是怎样炼成的？》一文中转述的秋原自评可能更准确，秋原说：“用最少的字符量，表达最丰富的内涵，同时还不产生歧义。”他何止是一手写代码一手在写书，更像是用写代码的方式来写书——一丝不苟，追求准确与极致。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当秋原把有趣、有料、认真组合起来，所谓的俗也熠熠生辉，回味悠长。

　　《乱世靡音》读后感(四)：人在江湖外，是非谈笑中

　　武侠片里，总有那么一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个江湖，英雄辈出，风云际会，引人遐想，于是有了玉娇龙的执迷不悟，有了黄衫女的飘然而去，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也成就了一部又一部的经典之作。

　　然而，这并非真正的江湖。

　　江湖是盛世里的一叶舟，载着钱粮物资驶向最繁华的所在；江湖是乱世里的一团烟，似梦似醒间一派纸醉金迷；江湖是天桥下的一支鼠来宝，是舞刀弄枪的耍花把式；江湖是十里洋场里的一场妓女选秀，是你争我抢明枪暗箭的暗潮汹涌。

　　有江湖就有人，有了人就有纷争。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江湖，不做暴徒，只能沦为懦夫。江湖，充斥着欲望、金钱、权力、霸凌，也交织着高雅、秩序、希望、勇气。很多时候，人们无法判断对错，只是被时代裹挟着，身不由己地融入历史洪流。

　　在这本《乱世靡音》里，秋原旁征博引，翻遍了故纸堆，将江湖的故事娓娓道来，还原了一段段被浮华掩盖的历史，洋洋洒洒，讲述了大人物的无奈与妥协，道尽了小人物的悲凉与沧桑。这是一本娱乐圈的发家史，也可以视为一本帮会的发展历史，庙堂之外的平凡人各有喜怒哀乐，而身处窘境的艺人与看似风光的帮众却产生了复杂的交集，甚至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纠葛一直延续至今。

　　在电影《霸王别姬》中，袁世卿与程蝶衣之间的种种，恰成了这种纠葛的最佳注脚。在秋原笔下，若以社会等级为标准，旧时艺人最高等级不过“仙界”，而京剧正是“仙界”最具代表性的表演艺术类型之一。程蝶衣作为名角，可以说已经位列娱乐圈的巅峰，所到之处无不是鲜花与欢呼。袁世卿，没落贵族，梨园霸主，据信他的原型乃是袁世凯的二子袁克文，花钱入青帮，当上了“大通悟觉”中大字辈的首领。

　　袁世卿无疑是懂戏的，无论是“霸王回营见虞姬，到底是该走五步还是走七步”这一问，还是临死之前的四方步，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程蝶衣之于他是怎样的所在呢？他可以坐在天字二官（推测）俯瞰芸芸众生，品鉴梨园佳作；可以甫一见面就掷重金，赐宝剑，出手阔绰；可以与蝶衣同桌吃饭，同榻而眠，共演一场《霸王别姬》。但在他的内心里，就和张公公一样，戏子终究只是戏子，是仅供把玩的笼中鸟，并无真心可言。

　　在真实的历史中，地位不如程蝶衣的艺人和身份不如袁世卿的帮众大有所在，但这层关系总是不变的：“艺人是江湖懦夫，帮会是江湖暴徒，暴徒就要欺压懦夫”。

　　艺人开张，要拜码头，处处陪笑，时时小心，少不了见机而动，虚情伪意，因为他们是所谓的“下九流”，身处整个社会的最底层，除了傍身的技艺，“三虚四卖”（发虚言、贪虚名、慕虚荣、卖乖、卖笑、卖艺、卖身）更是活下去的关键所在。

　　帮会则不同，同样是拜码头，却多了几分硬气。他们从粮船帮起家，经过了贩卖私盐的积累，涌入租界成了城市流民，在时势的驱动下，最终成了贩毒集团。他们最早只是掌握着非官方的物流渠道，唯利是图，渐成地方一霸，甚至影响到了政局。

　　一个只为在江湖中苦苦挣扎，苟存于世；另一个在江湖中呼风唤雨，亦黑亦白。

　　从《清代旅蒙商述略》到《茶馆之殇》，再到《乱世靡音》，史料详细是秋原的作品特色之一，甚至可以说到了巨细靡遗的地步。不仅每个数字有案可查，就连随手写就的“水浒同人文”亦有理有据。其中，关于烟毒与禁烟的论述十分精彩。秋原自言占总篇幅五分之一的文字竟耗费三分之一的时间精力。从鸦片进入中国，到国内自产自销，再到全球禁烟，这一章节并不完全以时间为序，但条理分明，桩桩件件，细细数来，不仅有家国大事，也有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兼顾了诸如生肖盘等器物的介绍，还有对于全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概述分析，从多部史书、见闻杂记中还原出近乎完整的乱世景象，实属难得。

　　这样的细节处理比比皆是，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详述了艺人们走南闯北的几条必备春典（江湖黑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将他们身上这种“言行虚伪”的特性展露无遗。同样的，关于制盐、漕运、租界、奉军火并等，也有不少笔墨，这些看似旁逸斜出，实则大大丰富了文本的可读性，为读者展现了更为立体的乱世背景。

　　漫漫江湖道，说黄道黑，休言后会有期；

　　匆匆人生路，山高路远，莫问前尘后世。

　　多说一句，关于袁世卿的座位。有人说他订的是倒官座，他是直奔“闻屁香”而去的老斗，此言差矣，原因有二。其一，电影中袁世卿多次出场，都是侧面对着戏台，不符合倒官座的位置；其二，袁乃爱戏之人，即便不订位置最佳的人字头官，也断不可能订只能看见演员背影的倒官座。笔者依据秋原在本书中的描述，粗略画了一下平面图，判断袁的位置极有可能在天字二官。

戏台示意图《霸王别姬》截图

　　《乱世靡音》读后感(五)：娱乐圈的那点事儿，一百年前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炒作、包装、选秀，商人投资娱乐业、黑帮控制演艺界……娱乐圈的这点套路，在一百年前的中国就已经有了成熟的运作模式。而论起艺人与娱乐圈的起源，则能往前追溯到北宋时期甚至更久远的年代。娱乐圈让人看不透、摸不清的那些门道，究竟缘何而来？今天的娱乐圈，又有多少风气是受了以前的影响保留下来，抑或是愈演愈烈呢？

　　秋原的这本《乱世靡音》，选取了晚清到民国这个特定时代，对娱乐行业的发展变迁进行了详细描绘。书中所考据的各种源头、历史，跨越的年代则更为漫长。在说不尽道不完的名堂里，秋原把严肃的历史考据同风趣幽默的八卦融为一体，完美解答了我们对娱乐行业的种种困惑。

一、娱乐圈行话的由来

　　罗宾·邓巴有一本书叫《梳毛、八卦及语言的进化》，其中一个核心的观点提到，梳毛社交是语言产生的源泉，而交流八卦是人类语言进步的阶梯。艺人恰恰诞生于普通人社交中的“扯淡”环节，起源于体质健全人对生理残障者的嘲弄，或是流民行乞的手段，或是更久远的祭祀活动。

　　说书、评弹、相声、戏曲……娱乐行业的演艺形式可谓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抛开娱乐行业的演艺形式，单就如今我们使用的很多娱乐圈的词汇来讲，晚清到民国这段时期，就有不少行话流传保留至今。

　　比如，因为戏园脱胎于酒楼茶馆，“形容演出受欢迎，就说是‘卖座’；票房卖得好，就说是‘上座率高’；票房销售额下滑，就说‘掉座’了”。而“上座率”这个词儿，也成为了衡量今天电影票房好不好的一个重要指标。

　　再比如，“贺岁档”和“贺岁电影”虽然是从冯小刚的电影开始发扬光大的，但其实这种形式古已有之。还拿戏班来举例，“到大年初一，别人过年放假，戏班却是新年开工的头一天”。戏班老板最看重“开年戏”，整个春节期间也会轮番上演各大好戏，借着过年这个时段，集中演出。

　　而更多的行话则数不胜数，很多叫法我们今天还在使用：“说书先生都把驻场茶馆称为‘穴’，把自己奔波在不同茶馆从事商业演出的行为称为‘走穴’”；清朝的梨园名伶在置办自己行头时，就已经有了“御用”的概念，避免和别的艺人“撞衫”；而民国时期的花探，全称叫“花闻探员”，就是如今娱记、狗仔的雏形。

二、娱乐行业的各种运作模式

　　“种种让普通人既看不明白更看不惯、在其他行业被认为不正常的习俗，娱乐圈里却是得到广泛认可的主流路线；外界觉得极不自然的风气，在这个行业里却恰恰是约定俗称、人人趋之若鹜的基本职业特点。”

　　正如上面这段话形容的那样，炒作、博眼球、找金主……这些风气最早来源于艺人中“三虚四卖”的风气，“三虚”指发虚言、贪虚名、慕虚荣；“四卖”是卖乖、卖笑、卖艺、卖身。

　　这样的风气能延续下来，也和艺人的组成脱不了干系。“几乎在人类刚刚进入奴隶制阶级社会，艺人就已经沦落到社会最底层，卖艺成为遭到全社会歧视的职业”。而晚清到民国期间，艺人的地位也不高，“妓女、交际花和舞女，成为民国时代娱乐业女艺人阵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造成了很多流传至今的负面影响，比如普通百姓“艺妓不分”，常常感叹“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在当今社会，很多人也仍然认为演艺人员是上不了台面的职业，仍然用“戏子”来称呼他们。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国时期“造星流水线模式”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妓女通过花国选秀这个施展平台，只要获得名次和头衔，成了名妓交际花，她的名气立即比京剧名家还要大。自身才艺水平单薄，却能出名出风头，靠的不是自己，而是鸨娘的调教、主办方的包装，以及与相关媒体合作策划的一系列炒作造势、密集宣传”。

　　这套造星流水线模式，是不是看着特别眼熟？是不是当今娱乐圈中的选秀、包装、炒作等等运作模式都找到了源头？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套模式如今虽然换了不同的形式，但换汤不换药，只是参与其中的妓女、鸨娘、主办方、媒体等等，换成了明星、投资方、媒体。而一些当时这套造星模式的衍生特征，比如新艺人和小艺人热衷找“金主”等等，作为不良风气，在如今的娱乐圈仍可见端倪。

　　除此之外，诸如高级衣饰和奢侈品会请交际花做代言，艺人自费出席重要场合博眼球、增加曝光量，闫瑞生谋杀名妓王莲英一案中的媒体对花边新闻的穷追不舍……看起来和今天的广告代言、蹭红毯、娱乐行业与媒体的合作造势等等并无两样。甚至就连娱乐行业的“舆论暴力”，阮玲玉也早早就领教过了，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新鲜事情。

三、娱乐圈还会好吗？

　　“百年后的今天，娱乐圈艺人不仅依然如此好出风头热衷于炒作、贪慕虚荣追求名利、追求曝光率，甚至表现得更为极端。包装、炒作、拼“曝光量”、以个人隐私炮制绯闻话题……为能让自己出名，真是什么招数都想得出来干得出来”。

　　电视剧开播期间，明星要配合炒绯闻、炒CP；明星离婚首先就要在舆论上造势占领高地，而很多明星今天还在辟谣没离婚，第二天就发声明说半年前就分道扬镳；明星立人设成了普遍现象，媒体上呈现出来的艺人形象让人再难相信，比如立好丈夫好爸爸人设的张丹峰、立模范夫妻人设的李小璐、陈赫，立“文化人儿”高学历学霸人设的翟天临等等。

　　秋原在《乱世靡音》中也明白地指出：“娱乐圈的事让外人看不透，不是因为它深，而是因为它浑。”别看娱乐行业属于文化产业，艺人们都喜欢自诩“文化人”，但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娱乐行业“恐怕是中国从业者整体文化素质最堪忧的一个行业”。

　　如今的娱乐圈乱象丛生，坚持打磨演技默默演好戏唱好歌的艺人越来越少，像迪丽热巴一样水漫金鹰的明星层出不穷。粉圈文化、审丑趣味、流量经济……各种新的运作模式不断涌现，却并没有给娱乐行业注入新的活力，反而将本来就浑的水搅得更加恶臭。

　　《乱世靡音》一书，讲的是娱乐行业的变迁，但也从侧面反映了特定时期社会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兴衰变化。娱乐行业的发展，也离不开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政策的影响。社会对艺人的评价，如果能不仅仅停留在艺人的粉丝数量、花边绯闻等方面，而是更多地围绕专业水平来衡量，那娱乐产业才有进步的空间。毕竟上千年的娱乐行业变迁史，大部分的时间里，艺人还是要凭真本事吃饭的。

　　《乱世靡音》读后感(六)：读《乱世靡音》

　　亦如秋原老师的其它作品，《乱世靡音》继承了《清代旅蒙商述略》的庞杂和细致，将一件件的历史纹理细细道来。所谓的娱乐圈，必须要追溯到戏曲的发展，卖艺的原点。娱乐，就是逗人一笑，最粗鄙，不过是拿一个人的残疾和不正常当做笑料，展示给周围的人看。《霸王别姬》中说的“下九流”的行业，也就源于此。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所谓江湖，是那些漂泊四方、居无定所的可怜人。或许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漂泊四方是豪气、潇洒、自由的指代。可在通讯并不发达、交通极端落后、导航压根就没有的年代，“漂泊四方”意味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以生命作为赌注的不确定性。但凡有点家底、有些稳定社会地位的人，都不会去趟这个浑水，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面对一个又一个不确定的地方。

　　而要理解娱乐圈的历史，就必须得代入到这样的境地，以这样的心境去好好体味一番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会做出哪些事情，会如何面对事情，又是该如何将这碗饭长久地吃下去。进而也就可以体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

　　例如，按道理讲，混江湖饭的人应该是阅历丰富，对人情世故是炉火纯青。但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是，他们总会以非常夸张、甚至是人来疯的形式在你面前做各种演说。理论上讲，如果一个人真是人情世故的高手，那应该好好地隐藏自己的动机，以让你无法识别的方式来给你下套。可这样的人来疯，不是太过容易识别了吗？！那还称得上是江湖老手吗？

　　要理解这个就得回到最开始说的关于“漂泊”的风险。对于跑江湖、混血饭的人来讲，第一要义肯定是生存。但漂泊不定，就意味着每每总是客场作战，刚混熟一个地方就得跑到一个新的地方，毫无积累优势。而每一个新的地方都各有特点，不同的习俗、不同的地头蛇，以及不同的地盘划分。但凡踩错一步，就是失去性命的问题。所以对他们来讲，如何生存，是到一个新地方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课题。

　　如何生存？这并没有一个通用的公式可用，只能见招拆招。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每到一个地方，你得先弄清楚这个地方的游戏规则和大佬玩家。只有理清楚了这一点，才能以此为基础来制定自己的攻略方针。

　　那如何识别人呢？对这些老江湖来讲，就是“击磬听声”，把人当做器皿，通过对器皿敲击后发出的声音来识别“人”这个器皿。如何叫做对人“敲击”？没错，就是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通过人来疯、装傻、夸张等各种极端的人性表现形式，来侦测你这个器皿会做出什么反应？因为目的是挖掘你人性的最深处的想法，所以越是夸张的人性表现形式，越是能够将底层的东西给激发出来。

　　有了这层“击磬听声”，老江湖们才能摸清楚，这个地方的游戏规则是什么，玩家大佬是谁，不同人的性格和忍耐极限在哪里，进而才能对症下药，把自己这碗饭继续吃下去。

　　秋原老师的耐性是出了名的，选材一定是要其他人没有写过的，而素材又大多源自于一手材料或者稀有的二手材料。在论述上，要求做到以最少的文字来表达最多的意思。这同当今追随热点的写作形式完全相反。这样的写作方式，一下子将难度提高了好几个档次：要写出新意，且题材还要不同。光是这份取舍，就可以过滤掉80%的人。而在这个基础上，还要不断地精简文字，实在是难上加难。稍微有点写作经历的人便知道，大量论述后的精简文字意味着什么。几乎会耗去大量论述经历的一两倍功夫。而这份功夫一般人是察觉不到的，真可谓是“吃力不讨好”。

　　而在《乱世靡音》中，秋原老师把这种“恶趣味”发挥到了极致。不满足于“经营地下鸦片走私渠道，从事毒品贩运，是近代上海青帮的重要非法活动”这一句话来概括以杜月笙为首的“青帮”，想要更细致地展现这句话背后丰富的层次，秋原老师暂停了原写作计划，单独拿出一部分时间来重新做了阅读和细致梳理。结果是：这一句话扩展形成了占全书五分之一的六万字，而所耗时间占据了整个成书时间的三分之一。

　　而这个单独的阅读和梳理工作是什么呢：

我在2017年上半年做出临时决定，暂且先停笔，静下心来，进行阅读、翻译和做笔记整理的工作，让自己建立起相对系统完整、有充足“干货”的知识框架，再继续动笔。

　　这样的写作和治学态度的产物，便是这本《乱世靡音》了。其质量，不言而喻。

　　近期回顾

　　《BBQ - 2019.05.16》 《为什么跟随视频写代码让人绝望》 《Accep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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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世靡音》读后感(七)：简述关于书中鸦片部分

　　以下内容来自秋原老师的《乱世靡音》。这一本讲江湖的书，强烈推荐！

　　不止这本，秋原老师的《清代旅蒙商述略》《茶馆之殇》都强烈推荐！

　　书中秋原老师梳理了一些教课书上没有讲的关于鸦片历史：

　　罂粟原产于南欧到西亚，大约在唐朝从西亚传到印度和中原。阿拉伯人与印度人老早就知道将罂粟割汁制成鸦片，早期是以合水吞咽的方式来服鸦片的，味道差，有刺激性臭味，通过消化系统吸收，致幻效果没那么好。因此，一直被当作药材使用，并不普及。

　　后来终于有人发明了烟枪，吃大烟变成了抽大烟后，闻起来香，致幻效果好，马上就传播开了。大约在乾隆年间，岭南人吸食鸦片已经非常普遍。当时，它依然被视为药材，同时因为有助性的作用，所以是当时岭南风月场所的标配——这跟今天夜总会里提供摇头丸同一性质，只是当时不违法。

　　当时的鸦片，是经海路从印度、土耳其运到粤闽两省贩卖，因为要打开销路，价格很亲民。很快，士农工商，除了农民太穷了，抽不起，其余稍有点余粮的都抽上了鸦片。

　　早在嘉庆五年（1800年），清朝就颁布了禁烟令，到了嘉庆二十年，又颁布了《禁烟章程》。所以贩卖鸦片是违法的走私行为。

　　当时贩买鸦片的，主要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潮汕、闽南的当地人，不仅自己吸，也积极参与贩毒。外洋那段，由外国人批发过来，从海边到内陆，则由这些“潮汕帮”“福建帮”接了货，零售。据说规模惊人，达到了全民走私的地步。

　　东印度公司出口的鸦片，并非只针对中国，而是整个东亚，同时也运往欧洲。当时鸦片并没有视为毒品，而是一种来自东方的神奇药物，很受欧洲各阶层的喜欢。尤其是历来喜欢嗑药吸毒的文艺界，泛滥成灾，这个现象在当时的文艺作品留下许多痕迹。（我记得《基督山伯爵》里，就有邀请贵客抽鸦片的情节）

　　最初，东印度公司出销的鸦片，来自印度的孟加拉（这里的印度是指当时的印度，略相当今日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这里的孟加拉比今天的孟加拉国也要大），此外有个马拉塔土邦境内的马尔瓦高原也出产优质鸦片，为了垄断货源，东印度公司两度发动战争，击败马拉塔，夺得马尔瓦。

　　孟加拉、马尔瓦出产的印度土，品质很高，东印度公司垄断了货源、垄断了中国市场后，试图通过人为减产的方式，拉升鸦片价格，获得更高利润。

　　果然，鸦片的价格扶摇直上，翻了好几倍，但是引来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后果：一、中国的白银加速外流，清政府心疼死了，禁烟的呼声越来越高；二、利润太高，把葡萄牙人、犹太人、美国人引来了，后来还有日本人、德国人，他们从波斯、土尔其进口鸦片，卖到中国。东印度公司原想搞饥饿营销，结果发现玩砸了，市场份额在被他人蚕食，于是加大产量，敞开了卖。

　　鸦片战争，就在这个环节打响了。

　　今天历史教材上说清政府禁烟，是因为鸦片毒害国人体魄。林则徐的名言“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写进课本，令读者动容。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危害了清政府的财政。

　　当时清政府在“禁烟”与“驰烟”之间犹豫。所谓驰烟，是发展国货，在国内种植鸦片，对抗外来国货，然后收税，实现政府财政创收。

　　其实，当时国货已经有了。卖鸦片的利润这么大，走私只是吃人家的剰下的，哪有自己种、自己生产来得利润高？滇黔粤川浙诸省，早有国人偷偷摸摸地种罂粟、贩鸦片，罂粟的适应能力很强，西北的陕甘宁晋也有人种，只是产量不如南方的高。

　　但当时天朝上国的虚荣还没被打破，清朝君臣还是有尊严感的。道光皇帝选择了禁烟，于是林则徐虎门销烟，于是鸦片战争开打。

　　一开打，天朝上国被按在地上摩擦，外来鸦片自然就禁不掉了。

　　而清政府霉运接二连三，不久，太平天国、捻军、回乱、二次鸦片战争，战火从南打到北，死人死掉一亿以上。尤其是太平天国，将清政府历来的税赋重地江南地区破坏得满目疮痍，清政府的财政几乎崩溃，迫切地需要创收。

　　在这种背景下，驰烟派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泱泱中华，怎么能只容洋货横行，国货当自强！甚至于，民族英雄林则徐到了晚年也表示，只要不食洋烟，银子不外流，想抽就抽吧！

　　1858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正式认可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贸易被约定了税率，从此，鸦片税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这个中国地方政府，不仅指清政府，也有后来的民国北洋政府。

　　鸦片贸易合法化，引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国内罂粟种植的扩大化。

　　试问哪一种经济作物，利润可以鸦片比肩？于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滇黔粤川浙苏鲁陕甘宁晋，省省都有罂粟田。其中以云南的云土品质最佳，以四川的川土产量最高。

　　各地方政府大力倡导，积极引进罂粟种植，并且将之列为利国利民的惠政，一点都不脸红。

　　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力来推动鸦片贸易。首先，种罂粟这种高收益的经济作物，要加倍征收农业税；制成鸦片拿出去卖，中途有一道流转税；遇上临时加派的防捐，找卖鸦片的总没错；鸦片进城要凭票，又是一笔买路财；开鸦片馆，要交营业税，鸦片被认定为药，要交药贴，鸦片馆的营业税是按床榻、大烟枪的个数计税的；鸦片馆也不会只卖鸦片，还会提供茶水、餐饮甚至色情服务，带动整个地方经济发展。

　　你说，这叫地方政府如何不喜欢？

　　不止地方政府喜欢，中央政府也喜欢。

　　同治中兴，要搞洋务，要筹建机械局、军械所，要开矿、办铁厂、修铁路，要养海军，这都是要钱的。钱从哪来？增收鸦片厘金。

　　甲午战争与庚子事变，大清朝再次被按在地上摩擦，摩擦完了还要赔款。钱从哪来？向各省烟商烟馆摊派。

　　这些加征加派的基础，就是庞大的鸦片消费市场。

　　当时吸食鸦片到什么程度？鸦片馆子开遍全国各地，就如桑拿店一样普及。鸦片甚至可以当硬通货使用，你出门可以不带银，带些鸦片膏，照样行走天下。

　　毫不夸张的说，鸦片贸易是晚清、民国初年的国民支柱产业之一。

　　尼玛，我怎么感觉这像今天的房地产！

　　国货蒸蒸日上。洋货飘洋过海，成本上存在巨大劣势，因此节节败退。加上那些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原料价格波动，进口鸦片逐渐变得无利可图。

　　但是不怕，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就是会做生意。他们继续保持着洋货的质感，包装得更加精美，同时大力宣传“上等人抽洋货”，提高产品溢价。

　　就如今天的娱乐行业，有钱人网红私聊，次一级海天盛宴，再次一级嫩模会所，再次一级普通会所，再次一级夜总会，再次一级卡拉OK，再次一级洗头房，再次一级街边小树林。产品差异化，顾客差异化，各赚各层级的钱。

　　但是总体来讲，洋货已经退出了中国鸦片贸易的主流。毒害国人的主力军，是国人自己。

　　历史的步伐继续向前。

　　1906年，也就是光绪皇帝死前第三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其中有一项就是“禁烟”。

　　这次禁烟有一个背景，是西方国家对于鸦片的再认识。随着有机化学、医学、生物学的发展，吗啡、海洛因等更高纯度的毒品被提炼出来，鸦片以及鸦片衍生品对人体的毒害越来越成为共识。鸦片贸易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罪恶交易，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而中国社会鸦片泛滥的惨况也获得了很大同情。

　　同时，由于利润趋薄，老牌鸦片贩子英国食之无味，也不打算干了。美国人、德国人，原本就在鸦片贸易中就不是主流，为了向清政府示好，也支持禁烟。

　　有了这些国家的支持，清政府着手禁烟。洋货鸦片，由清政府与英国签署《中英禁烟条约》，约定英国逐年减少鸦片进口量，一年减少一成，用十年时间，彻底解决外来鸦片；国货鸦片，则由清政府下指标，严令各省逐年减少罂粟种植面积，关闭鸦片馆。

　　当时想得很好，十年后，既无外来鸦片，也无内地出产。这鸦片，自然就绝了。

　　但这个构想，只是空中楼阁。

　　先说洋货，英国虽然签了《中英禁烟条约》，但其实还是有点弃之可惜。而一旁的法国人则强烈反对禁烟，英国人赚鸦片钱已经赚了近一百年，赚够了，法国人刚刚起步，还没吃饱。法国人雄心壮志，开辟越南殖民地，打算将英国人在印度的成功经验复制到越南。法国人在越南修铁路、种罂粟，成本刚砸进去，你大清一禁烟，我的鸦片卖给谁？

　　再说国货，晚清自太平天国之后，地方崛起，中央权弱，早已失去了康、雍、乾时期中央说一不二的威权。前面说过，鸦片贸易对于地方政府的贡献如此之大，地方政府如何舍得割舍？

　　即使地方政府舍得，它也无法执行。种植罂粟的百姓，已经习惯了鸦片带来的高收益，你让他们铲掉罂粟，种植五谷，他们如何愿意？胆子大的，暴力抗法，胆子小的，偷偷摸摸再种，官府力量有限，面对这场人民战争，根本赢不了。

　　下面赢不了，上面又催得紧，那怎么办呢？

　　撒谎呗！各省政府纷纷呈报朝廷，说禁烟成绩斐然，我省减少种植面积若干、禁毁烟馆若干，百姓欢天喜地，重新种植五谷，开拓良田若干。

　　反正这时的清政府也没有能力复核，下面报什么，它不信也得信。最好还是信，起码心情好一点。

　　更何况，还没等到十年。1912年，大清就亡了。

　　而后军阀混战，国家经济崩溃。军阀要养兵发军饷，要购买军火，钱从哪来？

　　如果说外国列强是他们的干爹，那么鸦片贸易就是他们的奶娘。

　　当然，历代军阀在表面上，都表示对鸦片的深恶痛绝，都三令五申表示要禁烟，但是私底下搂搂抱抱，爱得不得了。

　　嗯？这么一说，好像又在说房地产！

　　彻底清除鸦片，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但在此前的一百多年里，多少家庭因鸦片而陷入绝境，多少人因鸦片而死而亡，不可记数。简单猜测，肯定要过亿。

　　所以，我双手双脚赞成我国执行的世上最严苛的毒品法律，那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有前人不可估量的鲜血。

　　《乱世靡音》读后感(八)：秋原是怎样炼成的？

　　2015年，有一次读库例会，六哥神秘兮兮跟我们提到，咱们要出一本秋原的《清代旅蒙商述略》。

　　我和市场部姚师傅的表情是一样的，满脸问号。

　　什么，清代？跟清宫有关吗？旅蒙商？这是晋商的故事吗？述略，呃，这是什么体裁？秋原，又是哪位老先生？

　　后来读其书，才知道这不是一本简单的晋商历史书，还是一部清代兴衰史和蒙古经略史，甚至有一章专门讲了邪教金丹道暴乱的前因后果。

　　而见到作者本尊后，才发现秋原不是一位有胡子的老学者，而是一位准八零后北京小伙子。几年前，六哥曾录下一期视频，讲他和这位腼腆的“土匪”的故事。

　　最近趁着秋原来读库办公室签名新书，和他进行几次详谈，了解更多他幕后的经历和写作故事。

旗兵后裔、编剧和码农

　　秋原祖上是守卫驿站和清朝皇陵的满洲旗兵，经历一个多世纪的时代变迁后，父母只是普通的国企职工，不出意外，他们也下岗了。

　　在秋原的童年记忆里，家还住在故宫护城河外，即筒子河边，北长街的胡同里。在故宫和中南海之间，那时候还有普通民居，但隔壁住的可能就是某位大人物，比如十世班禅，这位胖乎乎的和善老头还和小时候的秋原打过招呼。

　　和我们对北京土著的想象不同，秋原对求学时代的记忆竟是匮乏。父母都是双职工，家里没什么玩具，也没什么自己的书。在他早期读物中，有两种主要来源。

　　一种是国营工厂工会图书馆里流出的藏书，残旧不堪，有的甚至少了半本。他读《三国演义》就是从后六十回开始的，讲的是刘备从刘璋手中取得西蜀，开始奠定三国鼎立的霸业。刘备这段腹黑历史也给秋原不好的印象，在他心中，刘备至今仍是假仁假义的伪君子形象。

　　还有就是在新华书店，买不起书就只好站着读书。像《战争与和平》之类的大部头，他都是在书店里站着打游击读完的。

　　秋原从高中就开始偏科，数学很一般，出众的都是历史、地理之类的“副科”，考上西安某二本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后，后来退学回家，开始在社会上闯荡。这段时间，他曾经自述：

没脸再赖家吃白饭，到北三环北影厂门口蹲树坑当过群演，卖过血，送过快餐，做过网站编辑，居然还做过私家侦探（帮富婆盯梢抓小三）、去798倒腾现代艺术品，往环铁宋庄做过艺术品掮客，卖过假古董……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是这么混过来的。

　　这段社会青年的经历，似乎构成他后来写作的某条伏线，关注帝国兴衰中普通人的悲欢历史，像不远万里跟随清军西征的旅蒙商，亚洲腹地少数民族的风俗变迁。在《乱世靡音》里，他的目光则定睛在底层民众在娱乐圈和黑帮刨食的故事。

　　他后来还替人攒过书，做过俗称“小枪手”的现场编剧，因受人赏识，去北京电影学院读导演进修班，被推荐去拍戏，一连十多年，所在公司也上了创业板，自己也开过两年工作室。

　　编剧、导演、制片、特效，影视圈诸多行当秋原都做过，其中和各色人物往来的经历，有些他就写进了《乱世靡音》，以一手资料为读者详解娱乐圈所谓“潜规则”的来龙去脉。

　　如果问秋原现在在做什么，你可能完全想不到。其实，历史写作只是他的副业，他正式的身份是硅谷一家创业公司的小股东，“以及这家公司在华的洋买办”。

　　这家公司的业务是比较火的3D视频、特效处理和VR游戏，而他也在其中负责一些编程工作，这真是从数学学渣到码农的逆袭。

　　一手写代码，一手写历史，这是秋原的两张面孔。在他看来，这两份工作都有一处共性，即都讲究精炼和精确。

　　“不是看谁写的多，而是看谁废话少。用最少的字符量，表达最丰富的内涵，同时还不产生歧义。这才是驾驭语言的极致。”这是他追求的境界。

秋原在读库办公室签名

如何打捞历史？

　　读秋原的书，经常会浮现这么一个疑问：他笔下的人物和历史这么细致，很多都是闻所未闻的故事，他的素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秋原的回答既简单又复杂，简单一句话就是多读、多记、多采访，复杂之处在于，任何一项细究起来都不简单，需要眼光、耐力和一些机遇。

　　多读，一是读相关领域的历史著作，优点是比较可靠和成系统，缺点是别人写过的题材，除非你有新发现，否则很难写出新意。

　　二是多方寻找相关的档案、回忆录等史料，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

　　在《乱世靡音》里，他以一节的篇幅专门记述了晚清的鸦片和禁烟历史，其中就利用了东印度公司的英文档案，还有英国驻天津总领事谢立山（Alexander Hosie）的回忆录《探寻罂粟的旅迹》（On the Trail of the Opium Poppy）。

　　谢立山曾作为禁烟联合调查团的英方专员，巡游川豫陕甘晋等省，在回忆录中，不仅记述了鸦片和罂粟的种植情况，也留下了当地风土民情和官场政俗的细致观察。

　　在知乎上，有人提问：“鸦片战争中一箱鸦片值多少钱？按大众平均量计算，够一个人吃多长时间？”秋原仅仅用几千字就讲清楚了鸦片贸易中的“箱”的具体内涵和贩卖网络，显示了很强的爬梳功力。（ 秋原的回答，点击查看）

　　关于多记多写，秋原信奉“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他透露，自己每年买书并不多，但每买一本都会做详细的笔记。

　　他也不会放过各类档案馆，一头扎进去，寻找他需要的猎物。

　　据秋原介绍，这些密码般的数字，实际上是1962~1971年间，内蒙古通辽县境内小黑马河的夏季降水水文数值记录。当年，中国铁道兵部队为修建由沈阳到呼和浩特的草原铁路，相关勘探与地质部门专门记录了这条河的水文情况。

　　他通过朋友关系找到这份资料，但当地档案馆的管理员不许外借，他只好动手自己抄下来。当时天色已晚，他肚子也饿得咕咕叫，旁边库管员又使劲催促，他只能先把这些数字抄下来。

　　所以他认为，研习历史，不能光看书用脑子记，自己一定要多做记录。这其实是历史研究者的基本能力，即阅档的功夫。这样获得的资料才可靠，扎实，写出的文字才有血有肉。

　　但是，搜集再多一手、二手资料，也不能代替亲身的考察和采访。

　　据秋原回忆，2009年，他在宁夏银川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外景地拍戏时，遇到一位老家在内蒙古阿拉善盟巴彦浩特的司机师傅。

他家从太爷爷上溯几代人都是张家口的驼户，在晚清同治、光绪年间，曾协助清军平定西北回乱，又跟随左宗棠击败阿古帕、白彦虎匪帮，收复新疆，还是第七代阿拉善旗主多罗特色楞很赏识的驼队把式，经常跟随这位蒙古王爷往返北京与定远营之间。

　　在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这位有旅蒙商家史的朋友，向他讲述了清朝驼队赶骆驼“起大运”的“太平调”，让秋原大开眼界，也基本搞清了这段驼运历史，相关故事都鲜活地呈现在《清代旅蒙商述略》这本书里。

　　当然，有些寻访的故事不仅仅是化成了文字，还预示着家国的兴亡和个人命运的无常。

乌兰巴托郊外华商墓群

　　2018年年末，秋原拍摄一部纪录片时，来到蒙古乌兰巴托郊外，登上登吉明格山上的华商墓群。有清两百多年间，无数中国山西商人、清朝满汉官吏、军卒前往北方大漠，不少人客死他乡，葬在这里。

　　残存的华商历经动乱，所余不多，极盛一时的旅蒙商终于落下帷幕，秋原在《清代旅蒙商述略》一书中写道：

　　直至1950年中蒙建交，半百乃至花甲之年的老华侨穿着长袍马褂，有些还留着辫子，见到新中国的外交人员，恭恭敬敬地跪地磕头：“参见领事大人……”

硬核玩家

　　在演艺圈男性群体中，有热衷收藏假古董，揉核桃等文玩，叼着手工烟斗的，但秋原的爱好非常硬核——收藏蒸汽机车。他买了一些HO比例的精致模型放在家里。

秋原收藏的部分机车模型

　　据他自己讲，他特别喜欢蒸汽火车“汽缸—传动杆—动轮”那块传动结构，“当反复运动，带动机车滚滚向前，那种钢铁在热能催动下爆发出来的蓬勃力量感，以及从视觉听觉上感受到的机械结构的美学”。

　　他打了个比方，就如同一个健美运动员，像终结者一样剥去皮肤，露出骨架和肌腱，在托举转圜中，尽显力量与美。

　　或许，这是他近两年健身暴瘦几十斤的内在秘密。

　　书架上除了火车模型，秋原写作时还喜欢在书桌旁放一口玻璃杯，里边点上小蜡烛。在昏暗摇曳地灯光中，他就像在夜里赶路一样，很容易进入写作状态。

　　有一次晚上，他想，“那火苗就是燃烧着的生命，烟气就是我的才华，一口气固然就可以吹灭火焰，但怎么能如此轻率地让生命和才华就这么被吹散呢……”

　　临睡前，他伸手捂住杯口，一点点让蜡烛因氧气耗尽而熄灭。

　　他就这样给自己拔了一个火罐。

　　《乱世靡音》读后感(九)：江湖真相：另一个中国

　　1967年，上海近郊的嘉定县城东公社发现一处明代墓葬，出土了一批成化年间（1465-1487）的图书刻本，其中有一册《花关索传》。书中用词通俗，错讹不少，显然是当时民间艺人演出和说唱的底本。

　　这本书记载的桃园三结义故事和我们熟悉的完全不同。里面写到刘关张三人在姜子牙庙王前对天设誓，准备干一票大的，相约互相杀掉对方的妻儿，以绝后路。

　　关羽儿子关索死里逃生，长大成人后，跑到荆州认父，竟被拒绝，一气之下，骑上关羽丢失的胭脂马（即《三国演义》中的赤兔马），准备投靠曹丞相，要反过来攻打刘备一方的五虎上将。

　　可能因为《花关索传》的“重口味”，其中素材并没有收入同时期流传的宣扬忠孝节义的《三国演义》。

　　但可以肯定，这类说唱故事的流行，背后有许多不知名的边缘知识分子参与撰写，说唱艺人的传唱，还有无数的听众捧场喝彩。

　　这里的说唱，不是我们熟悉的“rap”，而是一种传统曲艺，像变文、评话、快书、大鼓、弹词之类，在古代乃至近代中国，都有极为广泛的受众。

　　正因为通俗，甚至有点过气，图书作品中对民间艺术，以及背后的江湖传奇、时势变化关注得并不多。

　　作者秋原继《茶馆之殇》之后，又推出新书《乱世靡音》，从晚清娱乐圈讲起，串联出与之纠缠不清的青帮，旁及猖獗一时的鸦片贸易和军阀混战，为我们呈现一幅波云诡谲的近代中国世相史。

　　这部作品有四十余万字，篇幅是其前两本书《清代旅蒙商述略》和《茶馆之殇》的总和。据作者自述，这是他“写得最艰苦的一本书”。下面先带大家浅尝一点，更多幕后故事还等待大家去探索。

江湖艺人：底层社会的残酷物语

　　每年的北影、中戏面试，学校门前总是排起长队，演艺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理想职业，但在1949年前，“从艺”是底层民众不得已的选择。

　　过去社会上有“三教九流”的说法，“三教”是指儒释道三家，“九流”可分为上、中、下九流，一共二十七种职业或身份，秋原在《乱世靡音》中一一列举出来：

上九：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烧锅六流当，七商八客九庄田；中九：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风水四流批，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下九：一流巫蛊二流娼，三流神汉四流梆，五流剃头六吹手，七戏八丐九卖糖。

　　排名越靠前的社会地位越高，而戏子仅仅排在乞丐之前，可见其多受鄙视。但这里的“戏”只是对昆曲、京剧演员的称呼，像曲艺杂耍之类的江湖艺人，甚至连“戏子”都称不上，北京话里叫“玩艺儿”，秋原给了一个极为贴切的注释——“稍有些才艺的乞丐”。

　　清末的北京城，铁路修到永定门和马家堡，吸引大量劳动者从事搬运等工作，往来商旅络绎不绝。附近的天桥地区成为民间艺人的集散地，他们纷纷撂地卖艺，争相吸引行人目光。

　　其中最有名气的艺人被人们叫作“天桥八怪”，不同时期成名的人也有所区别，清末民初总共出现过三代“天桥八怪”，第一代有“穷不怕”（相声演员朱少文），“醋溺高”（长于口技），韩麻子（单口相声艺人），盆秃子（秃头艺人），田瘸子（擅长二指禅等硬功），丑孙子（以扮怪样闻名），鼻嗡子（鼻插竹管表演小曲的艺人），常傻子（招牌是掌劈鹅卵石，兼卖大力丸）。

　　从他们的艺名，你可以看出，即使是民间艺人中的佼佼者，也被人取上各种难听的名号，其表演项目一般也是不入流的杂耍。

　　在嘈杂拥挤的天桥，活跃着数以千百计的江湖艺人，吆喝声、棍棒声、身体和石头撞击声，此起彼伏，竞争十分激烈，活像大型农贸市场。但一天下来，他们也未必能挣到几个钱，生存成为这里的第一需要。

清末民初天桥卖艺景象

　　秋原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艺人们如何吸引观众眼球，这用他们的职业黑话讲叫“圆黏子”，“黏子”指观众。一个正活儿（正式节目）表演完，艺人捧着笸箩请观众打赏，嘴里必得念叨着：

各位大爷，不打赏您白瞧白看没关系啊，您可千万别走，您站在这还能给我壮个声势，给我捧个人场呢，早不走晚不走，偏等这会儿您扭头就走，我这人气就散啦……

　　如果你打开某些直播App，大概率会听到主播的这样的声音：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兄弟们，请动动你们的小手点点订阅，关注主播不迷路……

　　这也说明古今卖艺都有相通之处，人气是艺人们打开局面的关键。为了聚集人气，艺人们使出浑身解数，也容易出现博出位、炒作的事件。

　　江湖艺人的来源更多是社会流民，像天桥撂地艺人主要有两种，一种过去的旗人，大清亡了没法吃皇粮了，又缺乏谋生技能，大量旗人沦为赤贫，不得不走上天桥街头。

　　还有一类是直隶一带的镖师，铁路、海运兴起后，他们也大量失业，又有些功夫，不少人就干起了“硬气功、真能耐”的耍花把式。

　　这些最早的“流动人口”，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还得经受酷吏和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成为那个年代的“D端人口”。

　　黑社会小说《水浒传》里，宋江刺配江州路过揭阳镇，遇上病大虫薛永卖艺，因为薛没有去当地恶霸穆弘、穆春处拜码头，在二人威胁下，当地人不敢打赏。宋江不明就里，赏了五两银子，引得一场纠纷。

　　可见黑帮收取保护费的传统历来就有，晚清到民国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地痞流氓压榨更见严重。相声大师马三立曾回忆他在南市卖艺的经历，头一天没等到观众打赏，当地混混儿就来敲竹杠，实在没钱打点，最后竟被混混们抽大嘴巴子。

　　当然，也有江湖艺人们求个踏实，主动地去拜码头，交保护费，或者直接加入黑帮，以换取保护伞的庇护。这也是娱乐圈总容易和黑帮牵扯不清的主要原因之一。

　　秋原感叹说，这才是现实中的江湖和江湖饭，至于武侠小说中义薄云天、儿女情长的桥段，大都出自文人们的杜撰。

　　他总结这些落魄者卖艺的典型生存特征，可以用这几句话概括：得过且过糊弄事，把式稀松傻子多；流氓耍，流氓逛，流氓演给流氓看；下海容易上岸难。

青帮秘史：盐、鸦片和租界

　　旧中国有四个最负盛名的卖艺胜地：北京天桥、天津南市、济南大观园、南京夫子庙，它们都分布在京杭大运河沿线，这里也是青帮的发源地。

　　青，是指盐枭组织里的基层成员“青皮”；帮，是指京杭大运河漕运系统里的船工水手组织“粮船帮”。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加上太平天国动乱，漕运彻底废弛。数以十万计的粮船帮水手失业，沦为有组织的盐枭青皮，青帮自此真正登上舞台。

　　秋原在记述青帮往事时，延续其在《清代旅蒙商述略》中的一贯写法，以极为细致的笔法详述前人容易忽视的视角。他甚至用整整几节来解释盐的制作和贩运，以体现制盐的艰辛，还有小农社会中极少见的有组织暴力集团——盐枭。正是这种分工合作密切的盐贩组织，成为后来青帮的凝结核。

　　他本来可以用简单一句话——“经营地下鸦片走私渠道，从事毒品贩运，是近代上海青帮的重要非法活动”——来交代青帮从盐枭到毒枭的转变，但却用写作全书三分之一的时间专门去搜集资料，写作“烟毒”“禁烟”这两节，这不过占据全书总篇幅的五分之一。

　　这里有几个关键词，鸦片、毒品贩运和租界，几乎每个主题都能写好几部书，秋原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去穷究相关主题的史料，一一爬梳和比照，最后呈现出来还不落俗套，真是不简单。

　　一般人印象中的鸦片就是一种毒品，禁烟纠纷也是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但历史的复杂之处在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只中国，包括英国和欧陆，鸦片也是一种止痛药，里边的吗啡有镇痛的作用。

　　当时的人们除了吸食鸦片成瘾为乐外，还普遍用鸦片作为治病止疼的“良药”，因此“烟土”也成为类似黄金白银一类的硬通货，在中国走私贸易和内地交易中，人们往往用鸦片来作为货币使用。

　　在印度等地的鸦片输入高潮过去后，内地也开始学种鸦片，洋为中用，抵制外货，后来有名的“云土”即是云南的土烟。作家艾芜曾在《红艳艳的罂粟花》中写道：“看来他们的主要农作物，是种鸦片烟。外省人所赞美的云土，大概就出在这样的山区。”

　　青帮正是通过利用过去贩盐的网络，走私各地的鸦片，以获取高额利润。民国上海帮派林立，像以码头工人为主的斧头帮声势也壮，为什么是青帮杀出重围，坐稳上海黑社会的头一把交椅？

　　这就得重点说说煊赫一时的“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和法租界的关系。

　　黄金荣（1868－1953），生于苏州，长于上海，1892年考入上海法租界老北门麦兰巡捕房当探员，因破案有功，到1917年升至督察长。在1923年的临城劫车案中，他四处牵线搭桥，对解救外侨人质有一定贡献，得到法租界当局的嘉奖。

　　1920年代，他与杜月笙、张啸林合伙经营三鑫公司垄断鸦片买卖，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

　　在青帮三大亨中，素有“黄金荣爱钱，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

　　杜月笙（1888年－1951年），上海人，从小父母双亡，辍学后在水果店削得一手好梨。1911年，杜月笙加入八股党贩毒，受黄金荣赏识加入青帮 。

　　杜月笙所谓会做人是出了名的，早年除了服侍黄金荣，后来更是倾心结交各界名流，像黎元洪总统都成为其座上宾。黎的秘书长还撰了一副对联吹捧：“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称为“当代春申君”。

　　除了擅长笼络人心外，杜月笙还颇有经营才干，善于抓住机会扩充公司业务。

　　1919年初，杜月笙利用公共租界再次查禁鸦片的机会，“开出优渥条件拉拢潮汕烟土贩子，鼓动他们把土栈和烟馆转移到法租界，和二十余家潮汕土栈签署长期供货合同，此举为三鑫公司打下经营基础”。

民国外滩的繁华景象

　　当时的法租界，在招商引资和收税上完全拼不过公共租界，便想了开放鸦片贸易一招来增加财政收入，但不便明目张胆支持，便对三鑫公司的鸦片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每年安心收取鸦片收入的四分之一。

　　1925年，青帮三大亨与法租界当局达成协议，取得独家鸦片专卖权，杜月笙等人由此洗白，担任上海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后来当上了法租界公董局的华人董事，彻底混入上海的上流社会。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青帮真正的发迹史。身为法租界巡捕房华人督察长的黄金荣，利用职务之便，先是成为青帮的保护伞，再开设三鑫公司，这家鸦片走私公司成为黄金荣、杜月笙等人的白手套。而租界作为独立王国，拥有治外法权，可以帮助他们躲避官府捉拿，安心发财。

　　用秋原的话说，租界岂止是洋柴进的庄园，分明就是洋梁山，黄金荣简直就是及时雨转世，是在洋梁山开忠义堂的活宋江。这位活宋江引领投纳在他麾下的绿林好汉，走上一条被洋人招安的富贵之路。

杜月笙和各界名流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和三十年代，杜月笙、黄金荣等人带着洗白的身份，丰厚的鸦片利润，投入剧院、游乐场和房地产业等合法生意，像杜月笙，还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开始热心慈善，赈济灾民，广散家财。

　　当然，青帮仍然保留黑帮色彩，只是不像当初执着于使用暴力手段，以更隐秘的方式渗入娱乐圈，像后来的不少电影公司都有青帮的影子，余风波及香港。

　　在秋原看来，这段历史是几千年来中国从未有过的事情。传统帮会的组织与活动形式过时了，利用租界从事黄赌毒行业兴起，而后又千方百计洗白，以获取合法身份。第一批现代城市黑帮诞生了，并取得了变异的能力。

关公与孔子：游民的选择

　　在娱乐圈和黑帮，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他们大部分都特别敬奉关公。

　　过去戏班如果要上演《走麦城》，都必须先向关帝上香，演出时香火也不能断，谢幕时唯独扮演关公的演员无需向观众施礼——哪有武圣大帝向凡夫俗子行礼的道理，甚至连关羽的道具青龙偃月刀都要小心放置。

　　而无论青帮还是洪门、袍哥等其他帮派，都把关公供奉为忠义千秋的代表，在关公前歃血为盟，作为兄弟义气的见证。

　　然而，正在这种极端强调，反而反映出“戏子无情，混子无义”的现实。因为在一个生存高压的环境里，艺人和帮会成员总是处在快速变动中，信任是极其稀缺的奢侈品。

　　在游民的观念中，关公代表的是江湖，恣意闯荡，建功立业，而孔子代表的是庙堂，读书做官，封妻荫子。

　　正如闻一多所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

　　只是，有的人从关公走到孔子，有的人从孔子走到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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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读库编辑 · 樊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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