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恩先生》读后感摘抄
《佩恩先生》是一本由[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著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2.00元，页数：18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暴雨，噩梦，西班牙人，催眠，跟踪，迷宫，拉丁区的咖啡馆，鱼缸墓地模型， 我在楼道里面跳舞 电影的结局是什么？ 当心那个寒冷的南美人 我正在失去联系，与现实的联系 有东西在泄露.... 米歇尔，不要忘记巴黎的旋风 除了我们，这里还有其他人吗？ 我没看懂，一字一句像是黑色旧电影 还好它足够的短。
《佩恩先生》读后感(二)：评《佩恩先生》
不确定自己有没有看懂，或许至少看懂了一些，天下无新事。这是男神写的第一本书啊，前半感觉还有些青涩，往后三分之一更清晰的就是他的敏锐了，我喜欢他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他总能敏锐地捕捉到某种空气般的东西并以描述赋予它形状。那东西也许一闪而过，但它是从许多人头顶上低低闪过的，所以才会为它赋形的文字触动流泪。以及这篇结尾的形式就是往后《美洲纳粹文学》的雏形吧！太喜欢看他写这类超短文了
《佩恩先生》的最好的地方，我觉得是用了一个非常贴近生活，非常真实的意象。就像平时普通人一样，在追求爱情，希望的时候会瞎想。波拉尼奥用大量的艺术化场景，把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转化成文学迷宫，转化成意识孤独的个人精神世界。就凭这点才能，我觉得这篇习作让我眼前一亮。
《佩恩先生》读后感(四)：催眠
佩恩先生也许一战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他靠催眠一直支撑自己活了下来，他催眠自己只是伤残。直到二战结束后，他发现自己再也领不到残疾证了，于是催眠消解，他结束了早已结束的生命。我这么想是源于本书开头对爱伦坡《催眠启示录》的引用，《催眠启示录》就是讲那个病人在催眠过程中已经死了却还在和催眠师探讨哲学问题。这种现象可以引申，引申到个人甚至帝国。这本书我看过后很久都没想明白它所讲的主题，但是我想在书的一开始的引用可以胜任一种可解读的视角。
像梦又像宿命，并非每个意象都可解，有些只是现实的无厘头错置，让我想到《黑道家族》的最终集。不过你得承认，《佩恩先生》拥有一个雷蒙·钱德勒式的开头，与女性委托方的暧昧，那两个神秘西班牙人，不需要一个灵敏的鼻子也可以从嗅出阴谋的味道。
“我想，信任是爱情的一个条件”，答应雷诺夫人的请求后佩恩先生这样想到。在这场对话发生的时间里，佩恩先生还多次想起雷诺夫人那故去的丈夫，很难说他没有想要取而代之的嫌疑。当初佩恩先生并没有救下雷诺先生，而如今医治雷诺夫人朋友的丈夫却让佩恩先生拥有了与雷诺夫人在情感关系上更进一步的可能。不明白这种移情效应的人，可以参考一下游戏《最后的生还者》里没能拯救自己女儿的乔尔从拯救别人的女儿艾莉身上获得了救赎。
佩恩先生想得很好，但他这种人最大的问题正是想得太多了。所谓的双情相悦只差临门一脚，很多时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
可是渐渐地，故事从那两个神秘人表露身份并非可疑的境外势力而是随从医生那里开始变得卡夫卡起来了。一群人因为某种医治顺序的先来后到而牺牲濒死的病人选择的多样性，好像除了医匪找不到别的词用来形容了。然而等佩恩先生再次寻找这两位随从医生存在的证据时，阿拉贡医院却表示并没有这样的人。叙事也变得像梦魇一般难以捉摸。
二零一六年一月我因为《遥远的星辰》而入坑，同时第一次被波拉尼奥的文字所眩晕。快三年半过去了，面对《佩恩先生》，我依然无法概括本书后一百页的内容。贝克特之后，有人模仿他将“不可读”变成一种风格，那么“不可解”是否就是波拉尼奥的风格呢？
的确，通过反复的阅读，是可以总结出一些片段的真相，但随着关键拼图的缺失，原本的图案已经无法得知了。最后原型人物的生平只是让你更加混乱。如果不可概括、令人眩晕的阅读体验就是波拉尼奥所追求的效果的话，那么这本书倒是很成功的。
雷诺夫人还是嫁给别人了，验证了我对佩恩先生那个脑补过多的理论。但孤独只是一种遗憾，并不是这本书的答案。佩恩看到的幻想是被人催眠后的结果吗？又或者这重要吗？
摘录一段主角谈论某部看过许多遍的电影的感受，或许这就是这本书的正确打开方式：
………
“那么那个仆人呢？”
“哦，那个好奇的假斯文的家伙被大火烧死了，不清楚是不是意外所致。或者他逃走了？确实如此，他离开了。他消失了，黑夜把他吞没了。电影相当古怪……对它我没有什么概念。说实话，我没有完全看懂。”
“但是你看过许多次了。”
“是的，不过仍有几组镜头，一些片段，我仍然不明白。也许永远不会明白，管它呢……”
“你现在怎么办？回西班牙吗？”
注：仅为抛砖引玉而作
给波拉尼奥写评我果然还是太早了
《佩恩先生》读后感(六)：佩恩
准确地说，是梳理
翻开《佩恩先生》，我的第一个反应直接落脚于“作者手记”中的巴列霍的呃逆，它是呼吸气流阻塞的一种的表现（是否也可以引申理解为内外转化不畅），俗称打嗝，引起的原因多种多样。那么巴列霍为什么会产生呃逆？为什么会久治不愈？催眠治疗呃逆的原理是什么？
“ 我会死在巴黎，在一个下雨天，/一个我已经记得的日子。”20年前巴列霍就已预告了自己的死亡；20年后的一个雨日，他在巴黎因病离世，病因未知。《佩恩先生》讲述的就是巴列霍临终前的一段故事。催眠师佩恩应朋友雷诺夫人之邀为巴列霍看病，在他尚未知晓“邀请内容”之前，古怪离奇的事就在他身边显露出痕迹，见了雷诺夫人之后，情况变得更为扑朔迷离，伴随一次又一次弥漫的“雨水”，一切指向了巴列霍。
第一次去巴列霍所在的医院，主治医生勒雅尔对巴列霍患什么病讳莫如深，并且略带嘲讽之意。从后面雷诺夫人的话来看，主治医生勒雅尔与巴列霍夫妇的关系并不好，表面上是因为经济原因，巴列霍夫人没有换掉主治医生的决定权，只能顺从。中途，医术高超的勒米埃医生出现，将巴列霍夫人充满希望地带走了，也将佩恩看巴列霍的事打断。骤然终止的看望，随行医务人员散发的“无望的信息”，远离人群的两个人，在雨水的淋漓中，让佩恩替巴列霍看病的行为多了一些冒险的因素，巴列霍的疾病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生理疾病，而是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原因或政治原因，一种强大的、无法抗拒的力量正在操控整个事件。后面发生的事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因为是与雷诺夫人一起，佩恩还能感受到一丝丝的安慰，似乎治好巴列霍，他对雷诺夫人的爱就能拥有一个不那么坏的结果。
夜里十点钟，佩恩赴约信件地点维克托咖啡馆。两个西班牙人让佩恩为了共同利益，忘记与巴列霍有关的一切人、事，包括阿拉戈医院等，（这是佩恩遇到的催眠，让他遗忘）并给了佩恩两千多法郎。不让佩恩参与治疗，明显就是不让巴列霍好起来，有意让他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死去。在接受了贿赂之后，佩恩内心充满矛盾，尽管此时的他尚未见过巴列霍。佩恩醉后与里韦特的对话中说到，我拿起钱只是为了不挡住通道。一方面佩恩感到惭愧、内疚、自责，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十分不道德不高尚的事；另一方面又试图为自己的受贿寻找正当的理由。其中，还夹杂着对雷诺夫人未曾表白的爱恋。从此以后，他噩梦连连。白日无法排遣的情绪产生变形，映射到他的梦里。梦里的陌生人质问的“泄露什么”，就好像是佩恩问勒雅尔那句“折磨着巴列霍先生的是什么疾病”，而巴列霍本人似乎掌握着更加不可告人的秘密。就像后文中偶然得知的米歇尔自杀的真相——他不是事件的主导者，却需要为整个失火事件负责，饱受精神折磨。佩恩想知道，但不被允许知道，又因接受了贿赂，必须主动放弃试图知道真相的想法和行为。
然而雷诺夫人又来找佩恩了。在佩恩看来，这是爱情的希望，他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尽管雷诺夫人只是单纯地想让佩恩去给巴列霍看病。这一次，佩恩终于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巴列霍。在佩恩的口述中，呃逆的性质“就像一种能出声的细胞外质或者某种超现实主义的发现 ”，巴列霍的呃逆与常见的呃逆不同，“它似乎掌握了全部的自主权，不理会我的病人的肉体，仿佛不是我的病人忍受呃逆的痛苦，而是呃逆施加给他痛苦”。后面，在谈到梅斯梅尔时，提到了疾病“疾病，所有的，都是由神经失调引起的，是被提前且无情地诱发和规划好的失调。被谁？被病人自己，被坏境，被上帝或被命运，这不重要……催眠术要逆转这一进程，从而起到治疗作用。就是说要造成遗忘。诱发的疼痛和遗忘，请你稍微想一想，在我们中间……”在这一次看望中，巴列霍的打嗝停止了，那么，是否可以说，巴列霍的病在于他滞留在时间中，因为拒绝遗忘而久治不愈？或者说巴列霍根本没有生病（生理上的疾病）？至此，佩恩治疗巴列霍的事，变成了“损失或找到什么”问题。
离开医院的时间里，佩恩的遭遇得有些混乱，虚实交替，模糊地意指巴列霍，与巴列霍事件产生互文。第三次去看巴列霍，佩恩受到了强烈地阻止。女护士按照命令禁止了巴列霍的一切探望，佩恩也失去了与雷诺夫人、巴列霍夫人的联系。“我是皮埃尔·佩恩，事情变复杂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正失去联系……同现实的联系……”佩恩这番话太让人心痛了。他试图再次与雷诺夫人、巴列霍夫人建立联系均以失败告终，他莫名其妙地处于巴列霍的现实之外。面对迷宫般的状态，佩恩再次陷入精神的迷雾，他没有忘记巴列霍，却无法再靠近、知晓巴列霍。
再次与雷诺夫人相遇，雷诺夫人的身边已经有了英俊高大的未婚夫。从雷诺夫人的口中，佩恩终于得到了巴列霍的消息——他诗人的身份及他已故去的事实。然而，令人难过的是此时佩恩仍然滞留在过去的时间，雷诺夫人早已处于现实时间。至于，真相，无从得知。
《佩恩先生》读后感(七)：大象如何消失在迷宫
1977年，波拉尼奥离开墨西哥，移居欧洲，4年后定居波拉瓦海岸，“从此以后我将低调地写我的诗，找份工作糊口，再不打算出版我的作品了”。
1992年，他被诊断出有肝癌，此后10年开始没日没夜写小说，“他天生是个诗人，可他只能开始写小说以供养家人”。
在这期间，他当过洗碗工、门卫、服务员和拾荒者，并且有过创作小说的尝试——如这本《佩恩先生》，写于1981年到1982年期间。在短篇小说《圣西尼》中，波拉尼奥就已透露过创作这篇小说的个人状态：
那时，我刚刚丢了巴塞罗那一处营地守夜人的工作。这份工作让我养成了夜间不睡觉的毛病。差不多没朋友。惟一的活计就是写作和下午七点睡醒后开始的遛弯。下午七点是我身体产生类似时差反应的感觉，一种存在于不在、与周围环境保持距离、莫名脆弱的感觉。我拿夏天积蓄的钱维持生活。虽说不大花钱，可一过秋天积蓄越来越少了。也许这就是驱动我参加阿尔科伊举办的全国文学征文比赛的原因吧。尽管人们谈论波拉尼奥时，更多的是在谈论他生命最后10年（1992—2003）的作品，但如同预示到自己的死亡，他早在那之前就找到了路径——梦和现实，虚构和历史，文学和罪恶——直至抵达《荒野侦探》和《2666》的庞大世界。
借由人物之口，《佩恩先生》的隐秘主题在阴暗的电影院中浮现，这段对话发生在全书的三分之二处，如同电影剧本中的临界点：
“特泽夫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出现在一部糟糕的情节剧里是异乎寻常的。”“你不能否认这是一部精彩的纪录片。”“这要看对谁说了。”对于熟悉波拉尼奥的读者们来说，这个问题早已不成问题，甚至在每本书都成为其乐无穷的解谜游戏：绑架奥克塔维奥·帕斯的行动是否为真？（《荒野侦探》）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和恩里克·马丁有几分相似？（《恩克里·马丁》）散落于南美的纳粹文人又有多少出于虚构，多少具有原型？（《美洲纳粹文学》）
相比虚实不分的后期作品，波拉尼奥在开篇就布下了真实的锚点，或者说，每一个迷宫中唯一真实的事物——起点。
巴列霍的呃逆
巴列霍先生确有其人，全名为塞萨尔·巴列霍（César Vallejo），秘鲁诗人，“很多西班牙语读者甚至认为他比聂鲁达还伟大”（黄灿然语）。他在秘鲁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囚112天，后移居欧洲；1928年，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党员，与苏联交往甚密。1930年，他因参与左翼运动而被驱逐出法国，移居西班牙。西班牙内战期间，巴列霍坚定地站在人民阵线一边，反对弗朗哥政权，以此创作出名篇《西班牙，我喝不下这杯苦酒》——“如果母亲/西班牙掉下来——我是说，这是假设——那么出去吧，世界的孩子们，去找她！”——死前未被印刷及出版。
1938年4月15日，一个雨天，巴列霍因病逝世于巴黎，病因仍未确认。在创作于1918年的诗作《黑石叠在白石上》中，他在开头便写到：“我会死在巴黎，在一个下雨天，/一个我已经记得的日子。”
扎死居里的那辆马车/居里和催眠术
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巧的是佩恩先生也叫Pierre），法国物理学家、化学家，与夫人玛丽·居里共同发现镭。在科学研究外，皮埃尔热衷于神秘主义（当然，他相信这可以解释物体悬浮或异常运动的物理现象），阅读大量通灵术和催眠相关的书籍，参与了多次通灵实验。1905年到1906年期间，皮埃尔至少参与了8次IGP组织（The Institut Général Psychologique，研究催眠和心理学的科学组织）的会议，与会者包括玛丽·居里、亨利·伯格森和德·阿松瓦（“……居里遭遇离奇事故死亡后，德·阿松瓦尔就消失了。”P144）。
1906年4月19日，另一个雨天，皮埃尔在一次会议后死于马车的车轮下。就在9天前他最后一次参加了IGP组织的会议，为实验提供了一个制作复杂的羊毛袖子，将其套在人的脚上，以尝试是否能产生超自然的力量。
听闻皮埃尔的死讯，他的父亲说道：“这次，他在梦着什么呢？（What was he dreaming of this time？）”
大象之路
在本书的尾声，波拉尼奥煞有其事地写下每个人物的小传，出生地、逝世地和生卒年月的细节都似乎指向真实人物——他们的确在历史上出生和死去，在这个世界中存在，以不同的方式消失。
“大象之路”，在英文版中被译为两种说法：“The Elephant Path”（即P1提及的此书的原本书名）及“The Elephant Track”（即P163的章节副标题）。
“The Elephant Path”，根据某种说法为“捷径”之意。人类总爱寻找最短的路——例如，当两点之间隔着一片草地，而道路却离得太远时，人们会倾向于踏过草地，寻找最短的路。捷径不仅存在于空间，也可以发生在时间和认知中，我们很多时候了解历史也是通过不同的捷径，比如通往皮埃尔·居里的大象之路一般为：居里夫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的丈夫。
和大象之路相对的，是不确定、不可靠的叙事，即佩恩先生所经历的迷宫：那对神秘的外国人、如蝰蛇般的勒迪克兄弟、介于剧情片和纪录片之间的电影、关于皮埃尔·居里被谋杀的阴谋论、使其无法接近巴列霍的医院走廊……这种虚实之间的对立，后来一再被使用，并演变成建立在现实之上的虚构，与现实交融的虚构，乃至“顷刻间从某种现实中游离出来”的虚构。
更有意思的是“The Elephant Track”这个说法，“Path”是即成的，但“Track”是更难以辨认的，可能被覆盖或掩盖。佩恩先生，一战老兵，残疾人年金被取消，“好像一个月或差不多一个月没有吃一口面包似的”，开始寻找消失的大象。 *
用一个“kafkaesque”（尤其是在医院和护士的对话是典型的卡夫卡式对话）可以概括这个寻找的过程，不同的是，K面对的是可延伸出无限意义的城堡，而波拉尼奥为佩恩划下了具体的迷宫，他面对的敌人也是具体的：普勒默尔-博杜，法西斯及其阴谋活动，被时间所掩盖的神秘事件，以及佩恩自己对谜（从巴列霍到历史未解案件到神秘主义实验）的迷恋——“迷宫，对迷宫的喜爱，支配着我”。
于是，佩恩则被困于自己或他人布下的催眠术中，或者说“被困在时间中”（P90）。而大象彻底消失，梦境的忧伤无意义，唯有无迹（track）可寻的历史捷径（path），像雷诺夫人的回忆那般：
第一位丈夫的面孔，落雨，太阳，拉丁区的咖啡馆，皮埃尔·佩恩，一位她从没有读过其一行诗的诗人，过去的女性朋友们的柔情，任意故事里的小湖，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越来越小的小湖，小湖越来越少，荒漠却越来越多。* 这让我想起一个叫“大象消失术”（The Vanishing Elephant）的魔术：在1918年的伦敦，魔术师胡迪尼让一头重达5吨的大象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大象去哪了？巧合的是，胡迪尼本人亦不是单纯的魔术师，他疑似当过间谍，还揭穿过灵媒，甚至被怀疑因得罪灵媒界而被下毒致死。更诡异的是，波拉尼奥对胡迪尼本人推崇有加。在一次采访中，采访者问他觉得自己像哪个历史人物，波拉尼奥的回答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尼莫船长。于连·索雷尔，我们的父亲。梅诗金公爵，我们的叔父。爱丽丝，我们的教授。还有胡迪尼，他是爱丽丝、索雷尔和梅诗金的混合体。”
参考：
《巴列霍诗选》，塞萨尔·巴列霍，黄灿然 译
《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罗贝托·波拉尼奥，赵德明 译
《 Roberto Bolaño: The Last Interview & Other Conversations》
https://history.aip.org/history/exhibits/curie/trag1.htm
https://psi-encyclopedia.spr.ac.uk/articles/pierre-curie
http://www.rochester.edu/College/translation/threepercent/2010/01/21/monsieur-pain/
另外，中文版22页中的“我这个人不多嘴多舌”，在英文版中翻译为“I’ve never had much time for charlatans, personally”。如果综合上下文语境及英文版翻译，是否翻译为“我个人没什么时间应付冒牌货（即佩恩先生）”比较妥当？
《佩恩先生》读后感(八)：《佩恩先生》：我们都陷入了这座地狱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625.html
意志力，我会这样回答。好像意志力和生命，特别是和死亡有点关联。现在我知道了，是由于偶然性。一本书，是确定的，是具体的，当然，从阅读开始，也是由于必然性——当必然性存在的时候，抽出来，翻开来，从扉页到内文，以致最后的结尾，都没有歧路，甚至转变一种阅读的习惯，最先从后面的内容读起，关于一个故事，一种叙事，都成为小说之一种。罗贝托·波拉尼奥为了证明这种必然性，他反复强调：“我讲述的一切，都是在现实中发生的”，这其中包括巴列霍的呃逆，包括扎死居里的那辆马车，包括居里和催眠术有密切关系的最后一项工作，以及想为巴列霍看病的医生。最后，波拉尼奥再一次声明：“佩恩本人是真实存在的。若尔热特在她那充满激情、痛苦、无助的回忆录的某一页上提到了他。”
这是罗贝托·波拉尼奥的《作者手记》，写于1999年，当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到小说中出现的人物、事件和谈论的相关内容时，总是突出其“真实性”，真实性就变成了现实的必然性：而且他还说到了这部小说写作的时间：1981年或1982年，尽管小说的命运有点不同寻常，甚至有点冒险，但最后在西班牙各地获得了奖。1981年或1982年写作的小说，之后的获奖经历，以及1999年的“作者手记”，几乎完美地阐述了文本具有真实性的意义。作为一种对应，在文末，波拉尼奥也附录了《声音的尾声：大象之路》，像提到了佩恩先生的若儿热特的回忆录一样，在现实层面上再次印证了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
这其中有1858年生于阿维尼翁1940年卒于巴黎的保罗·里韦特，有1908年生于科尔马1940年卒于阿拉斯的让·布洛克曼，有1897年生于巴黎1925年卒于巴黎的纪尧姆·特泽夫，他们或者死于德国人占领巴黎的那天，或者被德国巡逻队的机枪扫射而死，或者在大桥下上吊自杀，但不管如何，他们在被括号里的生卒日期注明的经历中，都走向了死亡，而且这死亡是被记录下来，成为历史的某种档案。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真实存在的“佩恩本人”，这个1894年生于巴黎1949年卒于巴黎的人，曾经用塔罗牌算命，会手相术，懂神秘哲学，对金字塔之谜、中国占星术、红魔法和黑魔法、心灵感应、灵魂转世、玫瑰十字会，以及数字命理、纯水晶金字塔、护身符、伏都教、生命之树都有了解甚至研究，当然，最后他也死了，和那些在“大象之路”上被括号里注明了生卒时期的人一样，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生是确切的数字，死是确切的数字，以及真实的人名，被记录的事件，都让他们具有了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带来的是阅读的必然性。但是，“大象之路”却是“声音”：保罗·里韦特的死是一种声音传递的：“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在德国人占领巴黎的那天死了。当尸首的臭味顺着楼梯飘下来，街坊们忍受不了的时候，他才被发现。”纪尧姆·特泽夫的自杀也是来自于旁观者的回忆，“所以，我唯一能做的，是探身去看，发现在下面两米的地方悬挂着一个人的身体。我画了两次十字，虽然我不信教。”让·布洛克曼死亡的故事也是一个他人的转述，“第二天，在一个战壕里睡觉的时候，布洛克曼和他的战友们遭到一支德国巡逻队的机枪扫射。”他们在讲述，他们在引用，他们在回忆，所有确切而真实的死亡都被安放在双引号的世界里，而皮埃尔·佩恩，当然也概莫能外：“直到有一天他的肺脏受不了，累死了。他死在我的怀里，在多雷夫人夜总会的老板办公室里。”
如果联系波拉尼奥在“作者手记”上的声明，很容易知道讲述佩恩先生死去的那个人就是若尔热特，这是他在回忆录里记述的一次经历，作为15岁就开始为夜总会传递信件的孤儿，他遇到了佩恩先生，之后他们和表演明星朱韦库一起成为了朋友，后来的1945年朱韦特在德国的一座集中营里死去，若尔热特和佩恩成了孤单的人，他们继续在巴黎外国人的娱乐场所和马戏团里工作，直到有一天，佩恩先生的肺脏无法承受而累到，并最终死在了若尔热特的怀里。当所有人的死都变成了讲述和回忆，即使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是不是意味着必然性已经被慢慢解构了？是不是意味着真实性也可能被误读？而且对于佩恩来说，一个用塔罗牌算命，会手相术，懂神秘哲学，对金字塔之谜、中国占星术、红魔法和黑魔法、心灵感应等都有了解甚至研究的人来说，是不是更意味着和现实的脱离？
一种疑问出现，看起来更像是波拉尼奥设置的一个迷局，在揭示佩恩先生是真实存在的“作者手记”开始之前，波拉尼奥引用了爱伦·坡《催眠启示录》里的一段对话，凡柯克，是一个对于死的念头没有苦恼的人，他反而在醒着的时候喜欢死亡，“催眠状况与死亡那么相近，这使我感到满足。”催眠术和死亡在何处接近，有人让他解释，凡柯克却反向抓住了终点，“我很乐意解释，但我感觉到我力所不能及。你的问题提得不恰当。”所以那人问的是：“那我应该问些什么？”凡柯克说：“你必须从起点开始。”问题必须从起点开始，这是带入必然性的一个通道，但是那人却怔住了：“起点！可哪儿是起点？”
问题必须寻找到唯一的起点，顺着起点才能做出解释，这是一个必然性的逻辑设置，但是当起点无处找寻，那也就意味着问题毫无意义，解释毫无说服力，而死亡和催眠术相近的阐释，当然，也便成了一种未知，而从这个推论出发，催眠是毫无逻辑的，死亡也是，它们到来，它们消失，完全变成了一种偶然事件——必然性变成了偶然性，还有什么是可以阐述的？还有什么是可以解释的？还有什么可以定义死亡？还有什么是催眠的属性？而所有这一切在佩恩先生的死亡故事中，真的成为了没有规律的存在，“好像意志力和生命，特别是和死亡有点关联。现在我知道了，是由于偶然性。”参加过战争的佩恩，在二十一岁时两个肺在凡尔登被烧坏了，当被送到医院，医生想不通他是如何活下来的，佩恩当时最可能的回答是：意志力。意志力抵抗着死亡，只有当死亡退却，活下来才会成为一种传奇，但是，意志力根本就是一种借口，和生命有关，和死亡有关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偶然性。
宿命论？或者佩恩悟处这一点是和那场战争有关，“我不喜欢战争”，两个肺被烧坏是身体的一种病症，却在偶然中发生，让他从战争中回来，让他远离了死亡，所以生死是偶然的——直到1949年死在了若尔热特的怀里。而那次真正的死亡也还是因为生病的肺，偶然幸存下来，是活着，最后死去，当然也是一种偶然。当偶然注解了生与死，偶然消解了意志力，所有关于真实性、必然性的存在都不堪一击，都在宿命论中成为一种虚构，甚至它就是波拉尼奥小说的真正主题——没有起点，没有必然，死亡从来都是和催眠一样，“我感觉到我力所不能及”，于是醒着而像催眠一样死去，于是睡着而走进现实，于是被没有原因的起点带着，于是最后死于偶然。
而当一部小说成为佩恩先生讲述和回忆，这种死亡和催眠的偶然性更是带入到了一个迷宫，“迷宫，对迷宫的喜爱，支配着我：出现的每一条通道，每一座楼梯和电梯，都是一个诱惑，我发着烧盲目地在走廊的灯光下向前走着。”迷宫是有起点的，小说的第一句是：“
4月6日，星期三，傍晚，当我准备离开我的房间时，我接到我的年轻朋友雷诺夫人的电话，她要求我在当天傍晚赶紧到波尔多咖啡馆去。”确切的时间是1938年4月6日，确切的地点是巴黎，确切的事件是：雷诺夫人让我去波尔多咖啡馆，在由时间、地点和人物、事件组合在一起的叙事里，一切看上去都是真实的，都是具体的，当然也是一种必然性。或者还有之后叙述：“此时是4月7日晚上七点，巴列霍夫人、雷诺夫人和我，刚刚来到阿拉戈医院。”还有最后的遭遇：“这一切都发生在4月20日我在里沃利街偶然遇到雷诺夫人的时候。一个英俊的高个男人打着伞陪伴着她。雷诺夫人介绍说，他是她的未婚夫让·布洛克曼先生。”
但是，在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都真实出现的时候，在被讲述、被回忆的故事里，它就会变成偶然，而且对于一个深谙催眠术的人来说，他甚至自己都无法摆脱记述的偶然性，都无法真实回归现实。4月6日接到雷诺夫人的电话之后，“异常征兆就出现了”，在楼梯上遇到两个男人，他们和佩恩擦肩而过，但是却带来了没有因果关系的起点：他们讲着西班牙语，这是佩恩不懂的语言，他们用帽檐遮住了面孔，这是陌生的男人，他们不可能是法国警察，他们一直保持着相遇时的姿势，“仿佛时间停止了，我想。”像是一种催眠的结果，或者说，这一异常征兆正带入危险的境地，它指向的是一种死亡——从1938年4月6日的这一叙述开始，其实作为一个不是起点的起点，后面的一切都像是佩恩被置于催眠术之下，所遭遇的故事，所看见的人物，都变成了迷宫的一部分。
佩恩开始沉沉睡去，“4月份，我想。一个新的生命周期。在某个时刻，我睡着了。”一场梦，梦中有一个“为我好的人温柔而固执地强捂住我的嘴”，等醒来的时候，发现是自己的手压在嘴唇上，“难道我想把自己闷死吗？难道我想强迫自己保持沉默吗？”那时，雷诺已经于六个月前在萨尔皮特里埃医院死去了，无法挽救雷诺的生命，佩恩却爱上了雷诺夫人，在他看来，雷诺夫人是自己信仰爱情的符号，是向往幸福的存在，但是，“我相信我隐约看到了危险，但不知道它的性质。”后来受雷诺夫人邀请，去医院看望被不停打嗝困扰的智利诗人巴列霍，回来后就如进入了梦境，经历了人生最不幸的夜晚，而梦境具有的特点完全将佩恩变成了偶然的接受者，“我的梦境如同一台偷听别人波段的无线电爱好者的电台一般，场景和声音传进我的头脑（因为我应该说，梦有下面这个特点：除了形象外，它还由声音、含糊不清的讲话和咕哝声构成），这一切跟我自己的幻觉毫无关系”；在酒吧里听到大家谈论政局，回来后像是因为酒精作用，佩恩感觉自己坐在一个关着门的房间里，旁边坐着一圈赌徒，当他被带着穿过无数道门，当他看见阿拉伯人没有面孔的影子，他听见了打嗝声，但是想喊出“巴列霍”时却无法发出声音，只有在最后的“某个时刻”，当试着离开浴缸，喊出了一生叫哭声，“与其说是因为绝望，不如说是为了求助。”看了一场名为《现状》的电影，遇到了已经成为法西斯主义者的博拉，最后两个人从酒吧里分手，佩恩像一个逃兵进入了不允许进入的医院，最后在黑暗的世界里，躺在床上“酣畅地睡着了”，那个时候他感觉自己完全被排除在巴列霍的故事之外，排除在想要救他的现实之外，甚至连作为连接两个世界桥梁的雷诺夫人也消失了……
异常征兆出现之后入睡，酒吧里喝了酒之后入睡，进入迷宫在黑暗中入睡，佩恩就是从那个起点开始，像进入到催眠状态一般，遭遇了一个个偶然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危险的，是诡异的，是令人迷惑的，当然，也散发着死亡的气息。雷诺在六个月前死了，而接踵而至的梦境都成为了偶然的死亡，当死亡以这样的方式发生，现实是不是就是梦境的虚构？作为医生的解救是不是失去了一切意义？两个陌生的西班牙人，不停打嗝的智利诗人，维克多咖啡馆里的贿赂信件，阿方斯的鱼缸微缩模型，关于米歇尔自杀的电影……如此等等，都进入到了催眠状态，而在没有起点的死亡阴影了，佩恩甚至不再是催眠者，而在偶然地接受了梦境之后，成为了被催眠者，被催眠而失去了控制力，被催眠而成为偶然的牺牲品，被催眠而一步步走向死亡，这一种状态其实在若尔热特的回忆录里就已经有了说明，当三个朋友中的朱韦特死后，“我和佩恩先生就是这样成了孤单的人，不知干什么，在反法西斯斗争的动荡不安的世界上不知道怎么做。”
1938年的巴黎，已经被法西斯的阴影慢慢笼罩了，拉乌尔咖啡馆里的小个子说：“关于纳粹分子，我一无所知。我能说的只是，对我国来说，德国人是一种危险，法国人应该丢掉幻想，反对他们。”汽车修理工说：“法国的资产阶级也是一种危险，对我们，对法国的劳动者来说，是一种危险。”失明的男孩则断言：“战争就是战争。”而作为曾经参加过战争的佩恩先生，在偶然的幸存之下，从催眠术里找到了活着的慰藉，弗朗茨·梅斯梅尔的《动物磁性学简史》成为他钻研催眠术的典籍，而催眠术在佩恩看来，似乎只是一种共时性的实践意义，甚至希望将其理解为一种人文学，而不是科学，“催眠术要逆转这一进程，从而起到治疗作用。就是说要造成遗忘。”共时性而非历时性，当面对新的战局新的时代新的危险，只有在没有起点的人生中选择逃避，只有在迷宫般的世界里寻找诱惑，甚至在所谓“共同利益”中出卖了自己。
历史是存在的，现实是真实的，1925年特泽夫在米拉博桥上自杀，米歇实验室爆炸二十个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失去了生命，都是历史留下的悲剧，博杜成为法西斯主义者，阿方斯用浴缸猥琐模型大发战争财，需要现实对他们做出回击，但是当共时性取代了历时性，当迷宫取代了现实，佩恩的世界里出现的只有偶然，只有催眠，甚至当初博杜、特泽夫、里韦特在一起的那段战斗岁月都变成了梦境中玩牌的游戏，而在《现状》这部电影里，历历在目的一切也都变成了无法说话的“默片”，出现在佩恩面前的博杜说：“有关特泽夫的那部分拍于1923年，显然是默片，你能分辨出来的，对吗？”纪录片变成了电影，电影是一部默片，那些爆炸，那些死亡，那些迫害，都在所谓的共时性中消匿，于是和幸存成为偶然一样，梦境是一种偶然，犯罪在博杜那里也变成了偶然，“那是关于犯罪的偶然性，作为最后一个杀人犯的偶然性，不知道，那又怎样，让伯格森见鬼去吧……”甚至，博杜的使命之一便是用催眠术审讯俘虏和间谍，因为在他看来，“共和国的命运已经注定。”
偶然支配了一切，再无原因，再无规律，当然也再无意志力、战斗力，就像巴列霍“呃逆的性质”一样，在佩恩看来，“这性质的根源来源于自身。”于是宿命论变成了一切的借口，在无法逃离，就像佩恩打电话给早已经死去的里韦特，恐惧地说出了一句话：“我们都陷入了这座地狱……”自言自语，在里韦特的对话变成省略号的场景中，佩恩甚至被这种恐惧束缚住了自己，有人要杀巴列霍，而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是巴列霍，每个人都有“呃逆的性质”，每个人也都在源于自身的宿命中失去了方向，陷入到了地狱中。即使面对博杜，佩恩曾经说出口的一句话是：“我的衣兜里有手枪。如果你再往前走，我就开枪。”但那只不过是一句谎言，博杜当然不会相信，没有手枪作为武器，没有战斗的意志，佩恩又变成了一个逃兵，“我顺着同一条路走了没多长时间便进入医院，躲着女护士和突然出现的或哭泣或微笑的探视者，后者总是从最预料不到的转弯处推门而出。”在黑暗中，在迷宫里，在梦境中，他爬上了床，像一个走向死亡的病人一般，把自己放置到了现实之外。
不是作为中介的雷诺夫人消失，而是佩恩作为一个逃避者，拒绝自己对现实做出选择，拒绝对生命做出承诺，信仰爱情当然不存在了，向往幸福也成了一种梦，当一切回到真实历史的时候，4月20日的里沃利街，雷诺夫人和未婚夫让·布洛克曼告诉他的是：“阿拉贡发表了讲话。”时进入到一个战斗的时代，还是在超现实主义中可能迷失自己，但是不管如何，在佩恩面前的雷诺夫人和让·布洛克曼都成为了和佩恩不一样的历史性的人，没有催眠，没有偶然，没有迷宫和梦境，以真实的方式进入到偶然之外的现实里。而留在自我梦境里的佩恩，在双肺灼烧的病态里，在无法摆脱催眠的逃避中，死亡终于变成了必然，一个循环，因为在宿命者看来，命运就是一个走不出的圆：实际上这些楼道是圆形的。如果楼道延伸下去，我们能不知不觉地一直走到最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