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十讲》的读后感大全

　　《苏轼十讲》是一本由朱刚著作，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43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苏轼十讲》读后感(一)：苏轼导读

　　刚看完，相当可读。大学苏轼精读课的讲义改编增补而成，所以读起来比较轻松，但是没有很多字词的讲解，对古文基础差点的需要其他书帮助理解一些引用的文字。不是完整的传记，也不是文学赏析。大量的历史背景介绍和诗话笔记故事，为阅读增添了很多色彩。与同时代其他作者的相关作品的介绍引用，更对了解苏轼这个人和他的作品都很有帮助。可以算作是对苏轼人生和所有作品的综合导读。

　　《苏轼十讲》读后感(二)：雪泥鸿爪

　　苏轼的几篇传记，我都读过。总体的感觉是，文采有余，而深度不足。比如说余秋雨的名句：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读着美则美矣，然而对东坡以后思想的发展，则完全没有进一步的揭示。而朱教授的这本新著，却依托其强大的古典文化修养，在深度上有新的突破。

　　开篇即让人眼前一亮，通过对苏轼作品中种种意象的解读，大尺度的还原了苏轼的一生。自比飞鸿，牛与月，这些传统意义上有悲情色彩的事物，也对应了苏轼悲剧的一生。以苏轼的大才，至于谪仙，而一生漂泊不定，变幻莫测，终究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除了司马光主政初期一段还算顺遂的仕宦生涯之外，其他大部分时期均在地方遭贬。幸而诗人达观，早期写的《贾谊论》之中也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像贾谊那样想不开，终究成就了一个坚韧而超脱的灵魂。

　　第三讲乌台诗案是一个亮点，体现了作者考据的功夫与严谨的态度。一般的看法是，新党之流希望将苏轼置于死地，幸亏宋神宗在太后的影响下网开一面，最终将他贬谪黄州。作者则根据乌台诗案的案卷记录，还原了当时宋朝的司法官员顶住御史台的压力，对苏轼作出了有罪当赦的处理。而后宋神宗找个台阶，作出了苏轼安置黄州的惩罚性措施。这无疑更加符合逻辑。按照宋神宗的性格以及当时的情势，希望他来原谅苏轼无疑对人性进行了过高的估计。这一点从苏轼到黄州后生活的每况愈下也能推断。如果皇帝果有不追究的想法，地方官员也不至于对他如此严加看管。

　　接下来对《后赤壁赋》的解读也很精彩。相比前赋，此文的主旨相当不明确，除了夜景与梦境的描写，似乎更无一物。初看去颇有人生如梦的感觉，如此则与其词赤壁怀古意境高度重合，似无必要。而作者则通过对苏轼午夜独自攀缘一段情节的解读，表述了其人生的艰难之路与其长啸一声带来的时局震动。则其后来的梦见道士一段也顺理成章，表达了从现实世界中的解脱。苏轼大概属于敏感的人格，其内心的纷纷扰扰并不易平静。所以在前赋中已经表达了如此达观的思想境界之后，仍会在午夜梦回之时感觉一阵酸楚，所以才反复咏叹，方得内心平静。

　　以往的传记，多把东坡视为谪仙，仿佛其凌然于尘世之上，而第七讲则谈到东坡居士的置地之道，让这个传奇一样的人物带上了一丝烟火气息。诚然，少不入川，早年间苏轼对家乡有着深深的眷恋，并与自己从政的第一站凤翔相比，认为处处不如家乡。这当然是人之常情，如同今天的春运一样，多少人把外乡的种种不如意消解在对故乡一往情深的回乡路上。然而杭州实在太富魅力了，以至于苏轼后来发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的感叹。但是事与愿违，东坡终于被贬谪黄州。在初期的苦闷之后，苏轼在此安定下来，吟诗作赋，俨然又产生情愫，以至于在离去时依依不舍。但这次去汝州之前，他终于出手在常州购置了房产，从此便可自称家住江南黄叶村，安居田园了。然而造化弄人，这时他又得到重用，成为翰林学士。政务繁忙，有家难回。继而风云突变，又成为贬谪岭南的罪臣。诗人已老，顿觉将长居岭南，于是又在惠州建造了白鹤峰新居。这不算完，再贬海南，终于让诗人无可奈何。不久诗人赦免北还，在向常州返归的江上溘然长逝。真可谓有家难回。都说文章憎命达，难道要憎的如此之深？

　　元佑党争一讲则有微瑕。作者一厢情愿的认为，苏轼晚年除了吕惠卿之外，与所有的政敌都达成了和解。其证据往往是某人的只言片语，难以为信。按照苏轼颇具锋芒的性格特征以及稀世罕见的卓绝才华，似乎很难与新党之中一些人品与才华皆下的宵小之辈达成和解。否则也很难解释为何苏轼晚年总体上受到的政治压迫一点也没有减轻的现象。若非宋哲宗病逝，苏轼可能就终老于海南了。作者可能希望进一步表现苏轼在三教皆通之后的广阔胸怀，然而果真要达到这样的写作目标，似乎还需要进一步的收集相关证据才好下论断。

　　书的开篇确实精彩，充满了人生的哲思，录之于下：苏轼的诗词中对鸿的书写非常多，经常是用来自喻的。鸿是候鸟，随季节的更换飞来飞去，苏轼是个官员，也要随朝廷的差遣跑来跑去，于是他觉得自己像鸿。进一步说，不但是跑来跑去的时候像鸿，整个人生也就是在时间的一次匆匆旅行，所以人生在整体上也像鸿一样飞过这个世界。那么留下来什么呢？也许有些痕迹，就是雪泥鸿爪了。

　　《苏轼十讲》读后感(三)：从风雨到阳光，从绝望到淡定， 诗意的人生里没有畏惧

　　【写在前面：当然不能和书中文章比，但也想一抒胸臆，让人们在诗意的人生里，找到力量】

　　记得在看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的时候，节目中有一位罹患胃癌的选手夏鸿鹏，来自沈阳的民警。因为做了全胃切除过手术，他自称是“无胃之人”，也是“无畏之人”，我欣赏他对诗词的丰厚积累，感叹于他的乐观勇敢，最让我欣慰的是他对女儿的影响，当上小学的女儿说出她最喜爱的一句词“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时，我特别动容，这，也是我喜欢的那首《定风波》中的经典名句啊。

　　我一直觉得词比诗更有韵味，不仅是在句式长短上有变化，读起来更有起伏，更多的是因为词里情感的转折更具丰富性。折服我的有辛弃疾，“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大气磅礴；还有李清照，“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那动感的画面让人神往。

　　但近来，随着阅历增加，特别是读了朱先生的《苏轼十讲》之后，了解了他的一生的起起伏伏之后，更加欣赏 这位“如鸿风飞，流落四维” ，让人望尘莫及的顶级大家了。

　　苏轼多才多艺，他一直被卷在政治旋涡之中，但却光风霁月，纯然表达心之所感，三次被贬谪，依然在忧患来临时一笑置之，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先来看这首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写于1082年，是苏轼被贬到黄州的第三个年头。在这之前，苏东坡刚经历一场劫难，那就是北宋第一次文字狱“乌台诗案”，他经受了牢狱之灾，也曾绝望地想要自杀，给妻子王闰之和弟弟苏辙都写下绝命书。

　　几经周折，苏轼终于被正直之士营救，和死神擦肩而过的苏轼开始了在黄州的贬谪生活。从最初的惶惶不可终日到渐渐安定，没有经济来源的苏轼决定开荒种地，有朋友推荐了沙源这个地方，于是苏轼和朋友们就去那里考察，在去沙湖的路上遇到大雨，这就是《定风波》的写作背景。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天空突然下起大雨，别人的反应是赶紧躲雨，而苏东坡却很享受的样子，不去管雨打林叶的声音，一边慢慢行走一边快乐地哼着歌，吹着口哨，风声雨声歌声口哨声，一首天然交响曲在空中回荡。

　　“竹杖芒鞋轻胜马”穿着草鞋在雨中行走，满是泥水的脚抬起来应是很重的，但在作者这里却显得比骑马还轻松。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我想这“谁怕”两个字真的是全词的点睛之笔，苏轼的“不怕”是经历了很深的磨难之后才修炼出来的智慧和力量。

　　在死亡面前没有人是不怕的，苏轼也一样。而且这是苏轼人生中遇到的第一次大风大雨，给苏轼留下了心理阴影。之初时并不是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潇洒豁达的苏轼轻飘飘地挥一挥衣袖，就雨过天晴了。

　　苏轼花费了很长的时间、积聚了很大的勇气，才终于从这场灾难中慢慢走出来，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洒脱男神。这时，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无畏地披着蓑衣向前行走，哪怕这样走一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风停了，雨住了，微风有些料峭寒冷，但斜阳却从山头迎上脸来。风雨之后，人更能感觉到阳光的温暖。于是作者悟出了一个人生的道理：阳光总在风雨后，所以无论多大的风雨，都不能退缩和害怕，只要你从容地闯过去，就一定会有温暖的阳光在前方迎接你。

　　而在阳光之下，词人却是清醒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两句将词的意境推向了高潮。虽然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苏轼并没有狂喜，而是依然淡定从容。因为人在顺境的时候更应该居安思危，更要练就对抗恶势力，让自己化险为夷的本领，这体现在了苏轼之后的跌宕人生中。

　　我将这首词细细品读了多遍，越加能感觉到作者的不凡之处。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在逆境中的勇气，也是一种力量。这样的豪气激励着参加诗词大会的那一对父女，让他们在病魔面前坚强乐观，以最温暖的亲情和诗意支撑着无畏的生命。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在顺境中的清醒，也是一种智慧。这些，都来源于苏轼多年积淀的深厚学识和他比别人更开阔的胸襟、更高远的精神追求。

　　《苏轼十讲》读后感(四)：在雪泥鸿爪中串起苏轼的人生起伏

　　提示：古人常用“读书得间”形容从字里行间读出真意、新意乃至象外之意的阅读状态，听来轻松却不易达成。苏轼教人读书，“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一路全本原本、熟读精思、反复涵咏、切己体察的法门，就是今天的“文本细读”。这一部《苏轼十讲》，可谓今人“文本细读”的“得间”之作。

（本文刊于《辽宁日报》2019年10月29日13版）

　　苏轼作品存世量极大，计诗2700余首、词300余首、文章4800余篇，围绕其人其世其诗其文的资料更多，要想避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进而识得苏轼“真面目”，舍“文本细读”，别无他途。上海三联书店近版《苏轼十讲》一书，由作者朱刚在复旦大学开设“苏轼精读”课程十五年来的讲义集结而成。既是精研细读，其取径就绝非终南捷径，以十五年治一门课程，洵得“文本细读之要”，也足见治学的耐力和功力，其课其书能披沙拣金、纷披胜义的原因也在于此。

　　是书大致按照苏轼生平，联系时世，拈出雪泥鸿爪、贤良进卷、乌台诗案、三咏赤壁、庐山访禅、王苏关系、东坡居士的“家”、元祐党争、唱和《千秋岁》、个体诗史十个专题，聚集有关作品，知其人而论其文，赏其诗而见其人。这十个专题，都是有关苏轼生平出处进退、思想演进和文学创作的大关目，十目所视，庶几可得“真面目”乎。同时，是书既是多年讲义集结，想来必曾回应过学生的关切，这种教学相长的互动，在成书出版后，也水到渠成地满足了读者的预期。而且据讲义以成书，其门槛必然不像学术专著那么高，读来可谓“即之也温”，但这并不意味是通俗读本，因着大学讲义的来源，此书实是一部专题进阶版苏轼传记，更适合对传主其人其世其诗其文有一定了解的读者。

　　苏轼在作品中常以“鸿”这一意象自喻，这是老生常谈，但把若干“鸿”裒辑在一起进行分析，就见出“文本细读”的功力了。在第一讲“雪泥鸿爪”里，作者展示了四只鸿。对于“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作者说道，“太渺小的个体不由自主地飘荡在太巨大的空间之中，所到之处都是偶然。”对于“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作者说道，“他原来以‘鸿’自喻，是因为必须随朝廷差遣而转徙，不能自主，感到被动不安；但此时被朝廷抛弃了，不再转徙了，却又觉得孤怀寂寞，有不被理解之苦，所以这‘孤鸿’仍是精神上遭流落的象喻。不过，‘拣尽寒枝不肯栖’，情愿停在寂寞的沙洲上，表明这只‘孤鸿’对自己的栖身之地有所选择。有选择就是一种主体意识，与完全被动的随风飘荡之鸿有所不同了。——这不能不说是贬谪的打击唤醒了苏轼对主体性的自觉，大抵贬居的时候对‘自我’的关心总比身任要职时期更多。”对于“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忆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作者说道，“这里写的‘秋鸿’，有了候鸟的另一种属性。在‘雪泥鸿爪’里，那个‘鸿’只是迁徙飘零，不知道会去哪里；而这个‘秋鸿’是会回来的，一年一度到相同的地方。所以，作为候鸟的鸿，春去秋来其实是有规律的，其境遇并非完全偶然。或者说，偶然性并不来自鸿本身，而是来自外力的迫使。人也是如此，自由之身可以与喜爱的环境反复温存，听命于朝廷的仕宦生涯才会四处漂泊。”对于“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作者说道，“这是苏轼留下的最后几首诗之一，其诗意颇堪看作他对人生思考的总结。首句‘归鸿’，是早年‘雪泥鸿爪’之喻的再现，但喻义已大不相同，因为这次不是随风飘零的‘鸿’，而是‘归鸿’，虽经飘零，毕竟总会归来……远翻早年‘雪泥鸿爪’之案，身世的飘忽不定和人境相值的偶然性，被这‘归’字解去了。”

　　鸿一直是那只鸿，不管无问西东还是春去秋来，但在东西、春秋这样巨大漫长的空间、时间里飘零徘徊时，他的心境却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言为心声，鸿的意象就是苏轼的心路历程。苏辙早已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祭亡兄端明文》中说兄长一生“涉世多艰，竟奚所为？如鸿风飞，流落四维”。土耳其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有本小说叫《我的名字叫红》，可以藉此开个玩笑，东坡居士不妨也来一句——“我的名字叫鸿”。

　　宋代诗人对人生的思考比唐代前辈们要深刻得多，他们还使用很多比喻来形象展示自己的思考，苏轼在这方面可谓行家里手，除了‘鸿’的意象，还有一个‘蚁’的比喻令人感慨，作于贬居黄州之时的《迁居临皋亭》一诗把人生比喻成磨盘上的蚂蚁，“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自己的理想路径偏偏又与磨盘旋转的方向相逆，作为人生困境的比喻，“磨盘上的蚂蚁”相对于“热锅上的蚂蚁”，无疑更具有哲学气息和诗人气质。

书影

　　作者在第十讲“个体诗史”中有一段关于“诗史”的意见很值得倾听。诗史最早是对杜诗的解读，朱刚指出，陆游曾反对这个说法，并举其诗为证：“常憎晚辈言诗史，《清庙》《生民》伯仲间。”（《读杜诗》）看来陆游认为诗史称号委屈了杜甫，他是想把杜诗推尊到与《诗经》并列的地位。按照《隋书·经籍志》“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方法，诗属于集部的学问，在四部之中等级最低。诗写到极致，可以躐等而入经史，诗经、杜甫就是例子，循此逻辑，宋人的很多哲理诗如苏轼《题西林壁》之类，堪称“诗哲”，亦可躐等而入子部了，毕竟子部是哲学门类嘛。此外，诗与史亦可互动，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就是开“史诗互证”先河之作，在“乌台诗案”一讲中，作者梳理解读了御史台、大理寺、审刑院关于案件的判词，既为精确解读苏轼相关作品提供力证，也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北宋司法制度及实践的绝佳案例。这种展示学力的细腻之处，在书中还有很多，与此相较，学界坊间却不乏不耐“细读”甚至是抛开“文本”而发的信口开河之论，这又是何等轻佻啊。

　　当然，金无足赤，是书有一或可商榷之处。第九讲“唱和《千秋岁》”，是以秦观《千秋岁·水边沙外》一词引起包括苏轼在内的众多同道中人的唱和为引子，再拈出《明妃曲》、静照堂诗、颜乐亭、超然台、黄楼等多次唱和事件，意在呈现并探讨北宋文坛的公共性以及传播媒介的更新进步，这样的内容，在课堂上拓展知识边界、启发学生思路是极好的，但作为一部苏轼的专书出版时，却多少显得枝枝蔓蔓，而且以一讲的篇幅处理如此一个大课题，实在也是勉为其难。

　　受“文本细读”启发，我们试以苏轼四子的名字来解读他的心路历程。长子迈生于嘉佑四年，苏轼22岁，丁母忧毕，返京等待朝廷授官，后又准备制科考试，年少成名，前程远大，心态想必是豪迈的；次子迨生于熙宁三年，苏轼33岁，任职殿中丞直史馆，前此四年内，父苏洵妻王弗亡故，弟弟苏辙又因议论新法忤王安石被遣出京，迨者，达也、及也，比起十年前的豪迈，心态已见平和，但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却已有达及之念，恐怕更因时势使然；三子过，生于熙宁五年，苏轼35岁，已步弟弟后辙因反对新法出判杭州，这个过字，不论是过犹不及还是过而改之，已是自悔自警的心态了；四子遁，生于元丰六年，苏轼46岁，因乌台诗案已贬居黄州五年，遁世隐遁遁逃，心态是极为消极的。总之，四个儿子“迈迨过遁”，从积极到平和到消极，足以展示苏轼从22岁到46岁的心路历程。四子的名字皆以“辶”为底，这一部首本来就象征人在旅途，苏轼的人生之旅大致如此，只不过五十岁后随着朝局变化，被起用被重用被冷落被贬谪，经历了第二轮的“迈迨过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正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苏轼十讲》读后感(五)：“乌台诗案”新证

　　文/王绍贝

　　《苏轼十讲》是宋代文学专家朱刚教授根据大学讲义改编而成，可视为是一本苏轼评传，书分十个专题，结合文本解读，展现了苏轼的一生。其中也融汇了作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确实是一本适合初学的入门佳作。其中作者通过档案文本解读，对改变了苏轼一生的“乌台诗案”这一历史事件的重新考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堪称全书亮点。

[元代]趙孟頫《蘇東坡小像》，紙本水墨，尺寸不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儒家经典《毛诗序》的这句话一直被历代士大夫阶层奉为创作诗歌自由的合法依据，唐代白居易创作了一大批《新乐府》作品讽喻现实，也是拿出《毛诗序》做护身符。唐代刘禹锡游玄都观绝句，经瞿蜕园先生的考证，他并非因为写诗而被贬谪（见《刘禹锡集笺证》），到了北宋仁宗时期石介创作了《庆历圣德颂》指斥权臣，也并没有因为写诗获罪，因此，对因诗歌而被视为“指责乘御”“大不恭”之罪，这在北宋历史前中期那宽松的舆论环境中是不可想象的。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内山精也所著的《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一书，对苏轼“乌台诗案”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他认为苏轼因为写诗批评新法之所以会酝酿变成“诗案”，很大程度上与新兴的雕版印刷媒体有关。北宋仁宗时期雕版印刷业走向繁荣，此前的作家基本是死后才刊印诗文集的，苏轼的前辈欧阳修、王安石都是在死后才刊刻诗文集，而苏轼刚好是第一个实现了同时代文学与印刷媒体合作的诗人。苏轼的言论的重要性被显著提高之时，某一个个人（苏轼）得到了传媒这一新生的强力条件，展开了肆无忌惮的批判，如果被批判的一方（“新法派”）又没有获得这一条件，那便自然地发生了甚大的失衡。当时的御史台之所以要弹劾苏轼，可能不止是因为他写了许多批判朝政的诗歌这个事实，而是因为那些诗歌被各种媒体刊载并广泛传播这个社会现象，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看来影响非常恶劣！“乌台诗案”成为第一件以出版物为罪证的文字狱。内山精也认为千年以来不变的诗歌观念，受到突然勃兴的新的社会条件的影响，发生极大的政治影响，于是造成了历史上最初的大规模诗祸。

传媒与真相8.6[日]内山精也 / 2013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朱刚充分吸收了内山精也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朱刚从“乌台诗案”发生的政治背景，进一步分析“诗案”发生的原因。在熙宁变法时期，苏轼和很多反变法派官员在很多场合，包括上交朝廷的正式奏章中明确反对、激烈攻击“新法”，并未被认为有罪，可见当时反对“新法”虽然可能冒犯君、相，但作为一种政见本身是被许可的。那为什么到了元丰二年（1079），此时新法已进入平稳推进时期，苏轼反而因为诗文里面嘲讽、讽喻“新法”的内容而被御史台起诉，引发“乌台诗案”？朱刚认为，其中有一个重要历史背景因素需要加以考虑，熙宁九年以后王安石罢相，随后由宋神宗亲自主政，改年号为元丰，而“乌台诗案”是宋神宗在熙宁、元丰之交发起的一系列“诏狱”之一，包括熙宁八年的李逢“谋反”案、元丰元年的大理寺“纳贿”案，紧接着就是“乌台诗案”。有历史学家认为，宋神宗通过王安石变法，强化了君权，并破坏了从北宋开国以来一直遵循的“与士大夫共天下”的体制，走向了君主大权独揽、亲自打理政务、抑制不同党派和意见的存在。而且由于皇帝亲自主政，变法从王安石主持的可以批评的“新政”，变成了由神宗亲自主持的不可批评的“圣政”，苏轼非议“圣政”、指斥“乘舆”的罪名就是无可逃遁的了。

　　苏轼由于少年得志，年纪轻轻就由“贤良进卷”获得欧阳修等朝廷和文坛大佬们的赏识，并参加朝廷特别举行的“制科”，一举夺得北宋开国以来“制举”对策考试的最高名次，他被宋仁宗视为未来国家中枢宰辅的储备人才。“乌台诗案”爆发后，有许多人为苏轼求情，其中有两个人对苏轼的获救影响较大。苏轼入狱后，神宗去探望病榻上的曹太后（宋仁宗皇后），照例要大赦天下，但曹太后却说：我不要你大赦天下，只要你放了苏轼一人就够了。另一个向神宗给苏轼求情的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苏轼由于批评新法获罪，如果苏轼被迫害致死，将来这笔帐势必要算到王安石头上去，王安礼因此屡次出面求情。上层干预的原因救了苏轼，这一点朱刚先生不否认，但朱刚先生提出的新见是在书中重点研究了“乌台诗案”的档案文献，并尝试分析了案件审理的过程，指出苏轼能够在“乌台诗案”逃出生天，与宋代司法独立的体制也有相当重要的关系。

　　“乌台诗案”的档案记录有三种版本，流传到今天还是相当完整的。这主要归功于宋代人对苏轼持续的喜爱热情。由于“乌台诗案”审讯过程要求苏轼必须老老实实交代自己诗歌每一句的意思，“乌台诗案”的原始案卷被宋人视为苏轼诗歌的权威解读和苏轼诗话，并在南宋时代广泛印刷传播。宋代司法有“鞫谳分司”的制度，指的是审讯和判决分别由不同的官署负责进行。御史台在这个案件中，只负责调查审讯，勘明事实，其结果即“供状”；接下来由大理寺负责“检法”，即针对苏轼罪状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文进行判决，其结果即“判词”。大理寺对苏轼一审判决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也就是说，原来判决应该流放二年，因为神宗的大赦令，改判无罪释放。御史台对这个判决结果不满，于是继续审讯，罗织了苏轼其他贪污贿赂的所谓“罪状”，要求修改判决。当时体制规定，当御史台与大理寺意见矛盾的时候，由审刑院负责复核，审刑院顶住了御史台的压力，向朝廷提交了支持大理寺的终审判词——“徒二年，准赦书，原免释放”。这个判决提交到皇帝之后，皇帝有权在法外加恩或给予惩罚，法官则明确守护了依法判决的原则。最终神宗给苏轼的处置是：“苏轼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周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尽管法院给了苏轼免罪释放的判决，但考虑到巨大的政治影响，仍决定将苏轼贬谪黄州，以示惩罚。

　　“不杀士大夫与言事官”本来是宋朝祖制，用于保护士大夫享有充分的参政、议政的权利，但是从熙宁到元丰不过短短几年时间，北宋的舆论环境却恍如隔世，及至元祐时期旧党和宣仁太后炮制的蔡確“车盖亭诗案”，更是带有浓厚的报复色彩。事到如今，仅仅以“这是诗歌”为理由来逃脱罪责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本文节选刊于《南方都市报》2019年11月3日A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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