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宁愿我们这国家没有那么长的历史
文/六神磊磊
大半夜睡不着，爬起来写字。我的副业是读唐诗，是靠传统文化为生。我真心热爱唐诗，喜欢杜甫李白，爱我们的文化和历史。但有时候我真的宁愿我们国家的历史没有那么长。
长，是真的长。五千年也好四千年也好，真的是太长了，竟然要二十四大本史书连起来才勉强说得完，而且就那样也还只到明朝，清史稿还不算，后面还露着好几百年老长一截。这就好比是人，太“老大”了，固然值得尊敬，但也容易出问题。
推算一下，当两千四五百年前，墨家和儒家大辩论的时候，我们这国家正譬如少年，血气方刚，十八九岁。等到了曹操登临碣石、到了蔡文姬从匈奴归来的时候，国家已是青年，二十六七。待到李白写出《将进酒》，而杜甫登上泰山大喊“会当凌绝顶”的时候，国家正值壮年，如日中天，精力鼎盛。而到了苏轼躲在黄州煮猪肉吃的时候，国家犹如五十知了天命的人，不失一份通透洒脱、闲适飘逸。
再往后，就渐渐不堪了，渐渐老大了。
老大了就容易昏聩，滋生一些毛病。例如老人总是不舍得扔东西的，什么零碎都想存着。如果是日记存着，照片存着，奖状存着，那也罢了，也应该存着。但至于痰盂也不舍得倒了，尿桶也不舍得倒了，这就是老而昏了。明明有抽水马桶，非要旁边安一个尿桶，说尿桶历史悠久，过去是有大贡献的，这就是经历岁月太久闹的毛病。
文明太过老大了，偶像包袱就重，历史包袱也重，并且生出来许多空头的虚幻的骄傲。一般人家没有事事都骄傲的，但老大之家不然，事事都骄傲，奖状固然是骄傲，可便桶也成了骄傲，非但不肯送进博物馆去，连污垢也不愿意刷洗一下，否则就是输人一头。连孩子也老得快。小孩子一出生就埋在祖祖辈辈掉的皮屑里，老得特快，好像青春期都更短似的，十几岁就现抬头纹，不该成熟的方面特早熟，该成熟的地方又恰恰像个巨婴。
老大的文明，又容易因循守旧，生一次炭火要掏几千年的炉灰，极难改变，所谓开一个窗户都难，人们必须先从你爱不爱这面墙、爱不爱这所房子争论起，争上一年，话题又绕了回来：这房子几千年了，你凭什么不爱？无奈，这老房子存在感太强，任何事都要扯到你爱不爱老房子头上。
因为骄傲且守旧，所以也就对新生事物缺乏好的心态，羞答答，惯常是倚门回首和羞走，却把青梅嗅。就算打定了主意学吧，也是进步极难，反弹极易，很容易死灰复燃。一些东西本来早扔到了垃圾堆里的，又跑去捡回来，捡了扔，扔了捡，折腾不休。像“二十四孝”这一类，早已经被鲁迅扔到垃圾堆了的，后人又去翻垃圾袋捡回来了，每一次扔和捡都费尽口舌，又必须从爱不爱这几千年的老房子谈起。
就比方说女性吧，好容易解放了，转眼间“女德”的鬼又出来了。又比如穿衣服，好不容易学会穿上了现代衣服，通行了鞠躬握手，工作生活都便利了，忽然又出来帮人一窝蜂让孩子穿上怪异的古装，学起磕头下跪来，还动辄让端个盆给爹娘集体洗脚，表示报恩。却不想爹娘给孩子那是从小揩屁股的，若要搞这般形式主义的报答，为什么不组织孩子给父母揩屁股。
而且这个千年家庭里，对历史越无知的成员，“爱”这历史越深；对过去的文学文艺最一窍不通之人，对所谓“博大精深”越是不肯离口。
因为他们本身实在平庸，一无可取，自觉脸皮上唯一的荣耀就是家里这老人的岁数，对待这千年老人实在不知道如何爱法，脓包也不可挤，鸡眼也不可挖，痔疮也不可割，剪个指甲都是数典忘祖。你问他们什么是“摄提贞于孟陬兮”？什么是“坡陀望鄜畤”？立即瞠目结舌，但随即又喝道：“五千年……断不容……数典忘祖！”
大半夜写这些字，我会被说嚯你以为你是梁启超，或者说嚯你要破四旧。我不是梁启超，也不是梁羽生、梁静茹，不是说要破四旧。
我只是说一个国家譬如一个家庭，要敢于倒尿罐、倒痰盂，安上抽水马桶，把旧马桶放到博物馆去，并不是说要毁掉日记，撕掉奖状，丢掉老照片。我真心爱我们的文化，爱竹林里的嵇康，岘山上的孟浩然，爱北固楼头的辛弃疾，黄叶村的胖子曹雪芹。我是附着在这些东西上的，比那些口口声声“博大精深”的家伙附着得深得多。
但我宁愿我们这个国家没有那么悠长的历史，没有那么沉重的包袱，没有那么多空头的虚幻的骄傲，没有那么多酱缸和泥潭一样的“博大精深”，没有那些像血脉诅咒般纠缠一代又一代人的“学问”，让这个国家和国民像一个年轻人一样，银鞍照白马，轻捷而又勇毅地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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