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与大臣》读后感锦集
《君主与大臣》是一本由[美] 白彬菊 (Beatrice Bartlett)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4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君主与大臣》精选点评：
●非常精彩的书！硬是拖了几个星期才读完。完全看不出来是西方学者写的书。关于军机处的诞生、通讯体系的重要性、对君权的制衡等方面都有精彩的论述。从档案入手，发现了新很多新的东西。尤其有趣的是作者并没有从一般我们认为的汉学的路数入手，而是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内廷外朝体系进行分析，在这之前我完全想不到清代也适用于外朝解释，可以说回答了我关于清代的诸多疑问。书中也澄清了军机处并不像我们过去所学习到的那样近似于傀儡，而是有非常大的权力。结语中作者做了一些总结，不过有部分地方并不是特别同意，感觉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总的来说是一部非常精彩的著作，一部用中国人的方法比大多数中国人做得好的著作。在政治制度史领域完全可以媲美中古史最优秀的研究，放到明清史就更不用说了。
●围绕信息管理与机构人事展开。文书行政的清帝国。
●文书治国，对书写权的争夺也是中国政治史的关键话题，希望可以有一本著作填补一下嘉庆之后军机处演变的空缺。读这本书其实一直想的是现在的事情……
●常读常新，军机处这一机构和制度的发展建立非常详尽而细腻的展现给读者
●经典就是经典，印象最深还是在世宗朝临时班子搭建的前后，帝王心同啊
●几十年前就能写出这样一部作品，而且是以中国人研究的路数写出来的，老太太非常厉害了。完爆现在绝大多数著作。就是读的时候总觉得似曾相识，兴致不高。
●引用的档案资料是否应如作者那样去解读，其实有再考查的需要，只可惜很多档案现在都看不了了。
《君主与大臣》读后感(一)：军机处的由来、运作方式，以及历史影响
探寻了清代中后期中国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的由来、运作方式，以及历史影响。
军机处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班子，竟总揽军政大权将近两百年，成为18世纪中期以后大清事实上的最高领导机构。军机处实际上是非正式性的，某项工作涉及谁、涉及某个特殊领域，雍正就让有相关经验的专家型官员参会。事实上，这更像是个专项问题处理小组，事儿办完了，小组解散，专家们重新回各自岗位上班。据作者统计乾隆朝平均每年有7位军机大臣，而在战争时期，比如乾隆十三年开始的金川之战，军机大臣达到了12人。
所谓军机大臣，不是正式职务，而是一种兼职身份，军机处甚至也没有六部那样的正式办公署衙，紫禁城里的只是一处临时值班房。
作者在在“古今第一贪”和珅的弹劾一案的看法也颇有意思：
《君主与大臣》读后感(二)：高富帅的“屌丝”生涯
今天标题党一下，嘻嘻。其实书还是很严肃的，这本白彬菊的《君主与大臣》介绍了雍正、乾隆时期军机处的形成、演变以及背后的逻辑。通过它，我们可以窥见皇权是如何一步步侵占相权，使集权登峰造极。
1、始于揽权
尝到甜头后，在对准格尔用兵时，雍正更进一步，把军需、人才等重要财政人事权都归入内廷，只是各自归属不同机构，比如户部军需房、办理军机大臣、内廷代理人。
2、对政务的深度影响
乾隆上台后，把这几个内廷机构整合起来，正式命名为军机处。
3、流动的内廷人事。
作者研究雍正、乾隆期间的军机处发文，发现名字重复出现的人其实非常少，人员更换流动非常频繁。这也好理解，因为军机处必然涉及多方面政务，这就需要临时组织不同的人讨论，给意见。它更像是现在的项目制，完成后解散，回原来部门。等新项目来了，重新召集新的人。
而且内廷人事快速的流动有一个好处，可避免军机处被人独断，发展势力，这是对皇权的巨大威胁。雍正乾隆当然深知其害，自会避免。
但即便像雍乾如此聪明之人处心防范，军机处最后还是不断扩张权力，到乾隆后期，有了和珅。嘉庆灭和珅，除了贪腐，另外就是触碰了这个红线，长期在军机处掌权。
至于嘉庆以后的军机处，作者没有仔细研究，没有论及。但通过这两朝军机处的演变，可以明显的看到皇权在集权统治中的登峰造极，那种皇权对于相权的压倒性优势让人不寒而栗。
《君主与大臣》读后感(三)：白彬菊的两个创见
白彬菊的两个创见
军机处之于清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态，如同内阁之于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态一般，都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加上清代是距离当下最近的一个王朝，因此各种关于军机处和军机大臣故事的展现，在各类影视文学作品里屡见不鲜。然而遗憾的是，关于军机处的专著，却一直以来颇为鲜见。最近几年，国内出版界尽管陆续有熊剑平的《权力的掌控：军机处》（中华书局，2015）和袁灿兴的《军机处二百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这两部直接以军机处作为论述对象的书籍问世，但这两本书更接近于历史散文或历史演义类小说，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正基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今年新近引进出版的美国学者白彬菊的这本《君主与大臣》，尽管其英文版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问世，但仍然凭借其严谨的考证功力和不俗的学术创新，填补了国内出版界关于军机处研究的学术论著的出版空白。
在本书问世之前，军需房——军机房——军机处的三阶段论，是海内外学术界关于军机处起源研究的主流论断。而本书的突出贡献之一，就在于运用大量的满文和汉文档案，否定了上述论断。作者白彬菊援引台湾学者庄吉发的论断，认为“军机房”一词在雍正时期的文件中，找不到存在的证据；而根据作者的史料搜集来判断，军需房自雍正七年创建以来，在雍正随后的统治时期里一直存在，并非是军机处的前身。而根据作者的分析，乾隆年间正式确立的军机处，实际上是有雍正时期几个分立的个人和小规模的机构重组合并而成的机构，这些分立的组织包括内廷代理人、户部军需房和办理军需大臣。这样一种新论断的提出，对于军机处的研究来说，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
非常遗憾的是，本书的分析，到嘉庆时期的终结之时，就宣告结束，而对于军机处在1820年之后，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演化进程，本书并没有任何涉及。应该来说，军机处在后一个阶段的发展与演化，其研究价值和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本书涵盖的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我们期待白彬菊或者其他海内外学者，能够续写本书所涉时期之后的军机处研究，让这一研究能以完整面目视人。
当然瑕不掩瑜，尽管本书原版已经问世二十多年，但这样一本关于清代军机处的专著，仍然会被相关研究广泛引用，而这本书的引进，应该也会对国内清史相关主题的研究，大有裨益。
2017.6.26晚作于竹林斋
（本文刊发于2017年8月26日出版的《晶报·深港书评周刊》，因篇幅所限，见报时有较多删节，此为原文。）
（附）《君主与大臣》一书读书笔记：
中文版序言。
序言：P1军机处的重要意义，P6军机处的名称与意义演化，P7将军机处界定为内廷机构。
68军需房和办理军机大臣，第二章主题：内廷助手——亲王与大学士，P83张廷玉担当原本应由满人担当职位，P85户部的三头政治，P92张廷玉与怡亲王的差别分析。
131从办理军需大臣到办理军机大臣，P132内廷代理人、户部军需房和办理军需大臣的并存，P135将军需账目的监督从外朝抽出，P137户部军需房设在内廷，P140内廷与外朝的界限模糊，P143从办理军需大臣到办理军机大臣，再到军机处，P148办理军需大臣初期的满人明显占优，P152军机处在雍正与乾隆年间的同文不同义。
197军机处在乾隆朝的发展鼎盛，P202军机的双重含义，P206对和珅师相称呼的使用，P211军机大臣构成中的满汉二元体制，P218军机处的独立性和可靠性，P236军机处对内廷和外朝均处于主导地位。
262谕旨撰写交给军机章京，P267军机章京的重要性。
281军机处成为支配性机构，P292嘉庆改革反对军机处的扩张，P296对军机大臣微小错误的惩罚，强化皇权，P298改革未触及军机处核心利益，P304对军机章京的限权，P311嘉庆改革未能动摇军机处地位。
《君主与大臣》读后感(五)：“小组”治国
转眼清国变民国，国家多难，无暇存史。1921年，负责保存大库档案的历史博物馆因为经费不足，将这七千麻袋全部当废纸处理，总共十五万斤，卖得银币四千元。翌年，逃亡日本多年的罗振玉返回北京，发现市面上有不少旧档流出，一路追索，居然在一家造纸铺里找到剩余的部分，它们正要被倒入水池，“以造俗所谓还魂纸者”，遂花三倍的价钱将其买下，筑楼存储。对于罗氏两度于危急时刻救下档案的传奇，遗老王国维认为这绝不是偶然，而是天意所在，“特假手参事以存之耳。”
幸运地躲过了水火两厄的大库档案，1949年被人为地分割，分别存放在北京和台北。之后的几十年里，是冷战影响，西方学者只能够看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部分。美国学者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最开始就是在台北做清史研究，八十年代初北京的档案对外开放后，他忽然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档案的海洋，数目是我先前在台北做研究时的十倍”，于是决定改换题目，“撰写十八世纪君主个人专制统治向军机处管理转变的研究”。
这就是1991年出版的《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作为清代制度史的经典，虽然今年它才被翻译成中文，读来仍然有新意。原因在于此书之立论，主要基于没有汉文翻译件的满文内廷档案，从“史学即史料学”的标准看，此书的资料占有非常充足。相反，中国学者开始重视满文，还是最近十几年受海外“新清史”刺激，被迫奋起直追的事，而且就目前而言，真正精通者仍然不多。
首先发生变化的是奏折制度，根据白彬菊的统计，雍正朝十三年间的奏折数量，猛增到康熙最后十三年的十倍。这些奏折如雪片般，被直接送到岳钟琪、年羹尧等西北将领手中，不但帮助雍正帝避开部院，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以及地方巡抚、总督的掣肘，而且也绕过了法律和行政程序。因为私密性高，雍正帝在长信里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直抒胸臆，包括询问臣下的儿女家事以及日常起居。
雍正中期开始，奏折发展出一种更机密的形式，称为“廷寄”。廷寄的特点是不交内阁，而由军机大臣亲自密封在匣子中邮寄，官员阅后重新装入匣中送回。这些档案之后深锁内廷，不对外公布，仅在实录、起居注中保留个别片段。廷寄的机密性和机动性，显著提高了雍正帝的权威，至此朝中再无人敢质疑他，西北蒙古问题也得到彻底解决。通过军机处这个非正式的中枢机构，雍正塑造了完全从属于自己的内廷，削弱了外朝的重要性，以便于自己随心所欲、乾纲独断。
将军机处改名枢密院的提议，还反映了整个官僚体系对于军机处这个临时中央机构之反感。韦伯（Max Weber）曾指出，官僚体系的特点是理性的共同体行动，它所造成的“非人格性”一旦定型，就能够形成一种凌驾性的权力，“专制君主在面对官僚之优越专门知识时，也有同样的无力感，在某种意义下甚至比其他任何类型的政治元首都要感到无力。”帝制中国最符合这种“理性的共同行动体”定义的，可能是唐代的三省六部体制——当绝大多数中央命令都要经过中书省起草、门下省驳议，尚书省执行的法定程序时，个人意志很难得到发挥，相应地皇权也会萎缩。
换句话说，任何官僚机构，只要它的职责稳定下来，就会渐渐形成限制君权的力量。但军机处是临时的，其成员全凭君主喜好任命，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将它就地解散，上述局面就很难出现。这也能够解释，为何乾隆帝不但拒绝了枢密院之议，还将军机处的人数规模减至最小，并由官员兼任军机大臣，而不是授予专职。在他四处巡幸的时候，军机处可以携带重要文件随行，在帝国的任何角落都能发号施令。这种灵活、高效并临时的中枢机构，便于君主将个人意志发挥到极致。
尽管如此，随着军机处处理复杂任务能力的提高，它也开始衍生出下属机构，即军机章京、满伴和方略馆。军机章京类似于军机大臣的助理，汉族成员多来自浙江、江苏两省。据担任过军机章京的武进人赵翼回忆，似乎为了与临时机构这一地位相适应，军机处早期的办公条件非常恶劣，所有人挤在昏暗窄小的房间里，连几案都没有，只能伏在地上起草文字，一旦出差错，就会受到严厉惩处。但表现良好的军机章京，却有机会出任地方或北京的美缺，所以还是有很多人趋之若鹜。
和珅死后，军机处的成员大换血，外廷部院的核心班子也几乎都换了人。与此同时，军机处的运作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渐渐“变成一个与其他中央机构运作方式一样的机构。”1818年完成的《嘉庆会典》，更是用一卷的篇幅描述这个机构，虽然白彬菊质疑该书“所刊印的都是一般性的程序，较少揭示对军机处最具意义的运作细节”，但这不过是从《通典》、《通志》到《大明会典》等政书撰写方式的通例而已。
这就是学者邓小南提出的“活的制度史”，军机处也不例外。只不过它所带来的变革，不是政治的公开化而是私人化，从现代政治学的观念来看，无疑是一种退步。白彬菊此书并没有涉及鸦片战争之后的军机处，可能是材料猛增难以驾驭，也可能是作者觉得他已经说完了最精彩的部分——随着西力东来，军机处只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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