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读后感摘抄

　　《东风》是一本由[美] 理查德·沃林著作，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5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东风》精选点评：

　　●突破口是：我们对于某种意识形态的亲近与追随，根本上来自于审美和情绪上的共通？因此理性与思维只能作为跟进的解释者与矛盾的无视者，那么究竟事实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无论事件里的知识分子，还是几十年后进行回顾审视的我们，「中国姑娘」都是绝妙的隐喻：吸引我们的，是姑娘的美丽，还是姑娘来自中国？

　　●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以“死于无聊”为代价，来保证不会“死于饥饿”的世界里。

　　●沃林的著作非常精彩，不以史实为侧重，毕竟Joffrin，Touraine都有著作，而更多地归纳出一种知识图景、学术政治脉络的变更。材料丰富，很有启发。译作整体不错，有很多莫名其妙的错误，我相信很可能是为了规避审查（比如豆瓣无法建条目的主席的新衣）。目前的态势下，此书能够出版就已经很神奇了。

　　●值得再读

　　●其中，讲了戈达尔。虽然只字未提雅克塔蒂，但看完我对雅克塔蒂作品的理解又深了一步。

　　●其实很多东西不全，太严肃了不玩梗也是问题。比如“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被法国人翻译的特别哲学，就和禅宗一样，但是更大的乌龙是阿兰巴丢把造反有理理解成造反是合乎理性的，愣是误读产生新搞了一篇论文，他后半辈子都不想提，这个直到齐泽克说误读产生新给他解套#法左#

　　●作者最后的总结比较有意思。如果说六八一代的“革命”行动更多的是跟主体自身的境况有关系，无论是拉康的精神分析、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或福柯的权力规训理论的落脚点也都在作个体的“我”身上，这个“我”既包含了肉的成份，又包含了精神的成份。在结论里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些关于个体的身份政治、权利诉求最终在一种参与性的民主政治里得到了解决或被倾听，从而使得法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得以改变。那么这些放在中国，会怎样呢？结果可能也是不言而喻的。

　　●拔刀！砍法左！名录上的所谓知识分子一个也别放过!至于左翼party?福利政策随便他吹，你只要看好你的荷包!最后补充一点:五月风暴有苟屁"支部因素"，没看见一开头就说了"小组里没一个懂中文的"，"访问活动被严格控制，去的都是样板村"。不懂啥意思?装傻or装死?越朝古都有类似的国家政权行为。俗话说在风口，豚都能飞。但是风停/越高死相越惨。苏维埃破产于几度诈变的败露，支部的路径锁定重蹈覆辙。ps删节又如何，作为死妈货的法左死妈指数已经爆表也不差在言论文本上的删节。举个栗子:张冬后木乔不过是给世界表演的"亚非拉歌剧"的"亚(洲殖民地)大戏"的一节。巧不巧，法属殖民地不在火星。那么在座的各位觉得信息交换网(移民)是否已全断?所以，像福柯萨特这俩用幻觉洗地的瞎子，现世报就是70年代耄炸坟活亲妈。

　　●作为一个深受六十年代感召的人，读罢此书，我只能表示感慨万千。。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032]

　　《东风》读后感(一)：《中国姑娘》的时代

　　中肯的评价:这本挺难读的。断断续续，分了两三口气才看完。人名一堆，理论一堆，信手拈来，往往只提几个关键人名、概念，甚至大量的隐喻和曲笔。作者是基于对法国理论有一定了解基础的口吻在阐述，嗯，是的，也就是说默认读者对法国理论和五月风暴了解不止一星半点，看过大量相关书籍作理论铺垫，并且可以轻松一口气看完长达五六行的充满隐喻的长句，理解能力达人文学科博士水平及以上……

　　但挺好看。之前看理论看得多了，第一次看历史书，里头的政治史实、学术观点又都是基本准确的,大量横纵串讲不仅结合法国政治和理论，还涉及亚洲、东欧、中国、美国的情势，看起来肥肠过瘾。我感觉最精彩的论述部分:《太凯尔》杂志的几次转向、褔柯和毛主义的关系、萨特的部分。

　　看完这本再去看戈达尔《中国姑娘》就完全能懂里面的青年毛主义者和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了。而且还可以顺便捞到一堆学术明星的八卦和很多历史知识。

　　非常赞同作者的观点，对毛主义者来讲，毛泽东和文革就是一阵他们自己心中的东风，一种脱离了理论左派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东方修辞，真正的中国事实如何他们根本不care。

　　《东风》读后感(二)：典型的当代西方（或许可以去掉）主流知识分子立场

　　和作者观点差异很大，四星完全是因为他对六七十年代的法国毛主义做了细致的梳理。

　　后面朱特的推荐语说这本书“审慎公正”，个人并不赞同。详实细致可以，但说这本书“公正”并不合适。它的情感色彩、意识形态倾向非常明显不加掩饰，我对这种写法没意见，但显然不能用“审慎公正”来形容。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义持有非常明显的反对态度，文中处处可见本不该用在严谨学术著作中的词汇，如“列宁臭名昭著地。。。”。对毛主义者们，比如阿尔都塞、巴迪欧，以及处于亲毛主义时期的萨特福柯波伏娃等人也是极尽嘲讽。这种带有感情色彩的写法其实我是蛮喜欢的（尽管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这就别说“审慎公正”了吧？

　　作者对法国可能了解得比较深，但是对同期中国的了解非常落后，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西方主流宣传，比如文革为了夺权等等。而且作者完全不了解辩证法，比如他觉得毛既说“群众路线”又讲列宁主义（先锋队）是荒谬的，最后只能解释为为了争夺权力因此在两种说法之间切换。这就是典型的用阴谋论解释历史，而且也体现作者对中国的史料掌握得非常少。虽说这不是他的方向，作者也不懂中文；但是这毕竟严重影响了作者理解毛泽东-毛主义-法国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本书的一个关键线索。

　　所以这本书的水准其实……没那么高，最多也就能打7分，实在是看他整理得辛苦又有开创性。

　　以及，介绍说作者是国际著名左翼学者，好像最近被北大马院聘了。所以现在的西方左翼都反阿尔都塞巴迪欧齐泽克他们么？这个还好理解，但作者在书中多次嘲讽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会这样嘲讽马克思吧？所以作者究竟是什么左翼？看了看他的其他文献，我觉得称之为“国际著名研究左翼学者的学者”更合适一点吧……

　　《东风》读后感(三)：“东风压倒了西风”？

　　文/王绍贝

　　20世纪60、70年代，正值二战后西方步入发达工业化社会的时期，经过了近三十年的休养生息（法国经历了所谓的“辉煌三十年”经济奇迹），经济上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消费主义盛行，但消费社会的弊端也开始显现，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不断积累，贫富分化，拜金主义，精神价值的缺失……“发达工业社会正经历着一场转变——从经济与人身安全……转而更加重视归属感、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于是整个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左翼的学生运动风潮，这股思潮在欧洲集中体现在法国的“五月风暴”，在美国表现为“嬉皮士运动”、“反越战运动”，在日本表现为“东京大学事件”、“联合赤军”等。《东风》一书正是一次以“迂回方式”来捕获法国以“五月风暴”为代表的那个时代之意义的“谦恭尝试”。

　　20世纪50年代是西方精英民主治国实践取得巨大成功的时代，消费社会的来临令人无聊、平庸，大学扩招导致的就业压力，令青年人苦恼不堪。“苏共五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打破了斯大林模式的神话、1968年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令西方左倾思想的青年对苏联共产主义模式彻底失望，苏联共产主义不过是一种“红色帝国主义”，而东方“毛主义”则“风景这边独好”。毛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原则，西方左派青年认为这是一种民主化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大革命”更是给青年左派学生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有效的反抗模式，巴黎街头到处流行着毛主义元素，毛式服装供不应求，《毛主席语录》持续热销，法国人似乎从“文化大革命”寻到了解决自身社会问题的中国范例。毛主义者们一开始是政治教条主义者、虔诚信仰者，但随着实践的深入，他们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来理解政治，于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观念被完全改变了，形成一种“日常生活政治”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这种方法放弃夺取政治权力的目标，反而试图在习俗、习惯、性征、性别角色和一般社会交往中发起一场民主革命。

　　“东风压倒西风”，这股以“五月风暴”为代表的“东风”，也对法国许多知名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者宣布萨特及其代表的存在主义现象学的范式过时了。然而“五月风暴”意味着对萨特的人类自由学说进行了一场响彻人心的辩护，萨特思想的毛主义介入促使他以全新的眼光考虑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从此时开始，知识分子将不再体现为一种外在于大众的绝对。相反，他或她反而可能是“人民的朋友”。1970年春，“无产阶级左翼”团体做了一项惊人之举，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突然劫掠了“右岸”时尚美食精品店馥颂（Fauchon）。它们带着大塑料袋破门而入，“解放了”大量的精品美食，然后转入罗宾汉模式，在贫穷的非洲人居住区分发他们的战利品。行动前他们就提醒了新闻记者注意即将发生的机密行动，由此吸引大量媒体来关注他们的事业。他们的行动有助于突出发达工业社会中奢侈与贫困之间令人震惊的差距。行动中一名激进分子被捕，随后更多人被捕，“无产阶级左翼”创办的《人民事业报》编辑被捕了，这时候萨特挺身而出，应“无产阶级左翼”领导人员的邀请担任报纸的名誉主编。萨特支持毛主义份子的事业，他认为暴力以所谓的经济规则强加于人民，工人们在工厂里承受着难以捉摸却浑然一体的暴力……这一切实际上是一种奴役形式，没有合法的手段或改革的余地来对抗这种暴力，只有一种方法：大众暴力。在萨特的眼中，革命暴力是一种正当防卫的案例。在萨特与“无产阶级左翼”联盟的过程中，他逐渐相信“真理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否定列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可是最终萨特发现，五月政治文化（示威游行、罢工罢课、占领工厂等）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永久性的变革。20世纪70中后期，随着柬埔寨红色高棉等一系列真相的公开，左派的政治梦流产了，以加缪为代表的、拒绝接受一种为了不确定的乌托邦政治未来而牺牲基本伦理戒律的视角占了上峰，几乎每个人都支持伦理学优先于政治学。几年之内，学生革命分子已经将自身改造成慷慨激昂的人权倡导者。萨特也识时务地追逐着反极权主义的浪潮，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情感占据了主导地位。

　　另一位受“五月风暴”影响的知识分子案例是著名哲学家福柯，他从“五月风暴”中总结出对其日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教训，理解了“政治”的界限已经被永久地扩大了。政治既不能被简化为“阶级斗争”，也不能被简化为消极自由与公民自由的资产阶级理想。相反，新的政治利害关系关涉到知识政体转译为特定的建制性实践的方式：监禁技术、人口控制以及据称是中性的科学分类方法——正常与反常、偏差与整合等等。“监狱信息小组”是按照毛主义的基础结构和组织实践完成的，其调查策略正是“深入到群众之中”、“到群众中去”、“下马观花”，通过与那些围绕在“监狱信息小组”周围毛主义者的接触，福柯才发现了“微观政治学”：权力在微观物理学、微粒子层次上运行于国家的方式。理查德•沃林认为福柯这一受毛主义者启发的政治战斗精神的时期很少被仔细考察，而“谱系学”、“生命政治”、“规训社会”等福柯式概念的酝酿过程当于此时期的经历有密切联系。

　　“五月风暴”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理查德•沃林认为“五月造反”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社会风俗、日常生活方面的革命实现了，先前僵化的社会关系消失了，象征性的等级制度松懈了，“五月运动”的不朽遗产之一是重建法国的社团生活，女权主义、同性恋等各类人权组织激增，社会最低保障的观念被确立，参与型民主代替了政治先锋队主义……“五月风暴”的乌托邦式的政治希望被带回现实，并被再次指向民主公民权的理想。

　　《东风》读后感(四)：【转载】邓皓琛：东方问题，无非是西方自己的问题

　　有一段时期，对1968年五月巴黎左翼运动的反思几乎成为当代法国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可以说，以“五月精神”为坐标轴，摆置自己的思想归属，是他们的一次站队表态。回过头来看，1968年后的每一个十年都或多或少掀起新的反思。单是一头扎进法国当代思想史这个万花筒，就可以看清法国文人阵营间的起承转合。不同时期的阐释，有发扬，也有抛弃；有创造性的误读新解，也有一根筋的萧规曹随。

　　然而，假如单是在这个万花筒沉浸于每一个细节，便颇有点门外汉逛博物馆时的过目即忘。把巴黎和中国、乃至东方联系起来的，恰是曾经弥漫在1968年时代精神中的某种东方投射。固然，我们没有理由把当年巴黎喧闹的青年诉求直接和遥远的中华大地挂钩，但法兰西刮起东风，吹皱彼时一池春水，却有其心态上的接驳点。美国当代学者理查德·沃林的《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便带我们走近东风吹拂下的一段法国当代史。

　　1968东风 “东”在何方

　　《东风》这部2010年付梓的著作，可谓理查德·沃林2005-2008年间在法国讲学的思想结晶。沃林是个有心人，因为这本书就是要赶上1968年事件四十周年之际做一番回顾。他很清楚，法国哲学和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恰当地抓住了这一事件的基本面，“一部革命哑剧的浮夸之作”；在八十年代法国知识界新的问题意识下，这一事件的余威进一步被稀释，甚至已经有人勇敢地把该事件判定为“一种全面消费社会的表达，一个错误的开端”，说“‘五月精神’塑造了消费时代的欣快症”；到了2002年，时任法国财长更是把这场“五月造反”评价为一场丧失传统意义、扬权利而弃义务、反抗任何权威的运动。这一系列发生在法国本土的观念变迁，《东风》丝毫没有回避。

　　问题是：这股东风，到底“东”在何方？假如它注定要和“西风”相对，那么它在巴黎又是如何被把握和定位的？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渐行渐远。而且，以法国为旗手的西方，眼见苏联在匈牙利、布拉格的咄咄逼人，失望得纷纷转向远东的中国，急着在当时发动文化革命的年轻国度中寻求新的人类可能性：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是否是一条通向现代化、切实可行的道路？这条道路，能否避免独步天下的西方模式及其走过的弯路？

　　我们不应忽略理查德·沃林的良苦用心：他瞄准的那个东方，固然是包括了当时法国知识分子头脑中、报刊中字里行间的中国。同时，却也隐约有被法国殖民百年之久的阿拉伯东方——阿尔及利亚在其争取独立时在法国知识分子中引发出“留”与“弃”的争论。而且，沃林着墨不少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克里斯蒂娃，来自西欧以东的保加利亚，讲得一口流利俄语。最后，《东风》中提到福柯生平中的两站——突尼斯和伊朗，也正是完全不同于巴黎的世界。因此，有了中国、东欧、北非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这幅东方图景，才有了沃林以巴黎为焦点所做的全方位考察，尽管这些地方在当时法国知识分子中所起的影响大小不一，褒贬各异。

　　也正是在这个广阔的精神东方中，沃林对1968年这段法国观念史之历史的把握，才有了他的成书意图：作为西方文化之都的巴黎，它所掀起的左翼运动，到底和“东方”有什么联系？假如大部分第三世界的独立运动确实吸引了沃林选取的群像（萨特、阿兰·巴迪欧、克里斯蒂娃、福柯以及诸位左翼运动的领袖），那么在沃林看来，为人津津乐道的文化革命在法国的传播、某些俄国艺术理念在法国引起的新构思、乃至阿拉伯世界最新局势在法国的回响，其实都无法在灵魂深处撼动巴黎的知识界。东方问题，其实无非是西方自己的问题。

　　巴黎青年 挑战固有模式

　　沃林在书中多个章节用力最深的，自然是细述部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和中国的关系。无可否认，部分团体的行动确有受到“东方”的触动。然而，他们有的根本不愿了解遥远的中国，所实践的也无非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革命中国。有的懂一些皮毛，却连连误判，在歧路上一走到底；有的好不容易访问了北京，可依然云里雾里，甚至也是一错再错。既然东方问题只是一个西方问题，既然中国无法构成法国的参照系，那么在这位美国学者看来，1968年激进运动的发生和演变，到底该如何定位？

　　1968年，源于巴黎西郊一所学校的学生行动诉求，逐渐传递到巴黎的拉丁区中。平心而论，法国政治家的相对谨慎、学校教育的相对保守、社会风俗的相对压抑，可谓是这场左翼学生运动的社会经济动因。沃林的旨趣着眼于：何以惯常所讲的革命不发生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却偏偏爆发于本该乖乖享乐的巴黎青年群体中？对于今天已经见惯法国动辄上街、规模各异的工会游行、反战游行、甚至同性恋游行的中国读者来说，1968年法国青年的冲劲在以今天的目光打量会是什么样的评价？

　　《东风》一书传递出的信息是：1968一代的学生，比只瞄准挤入中产生活的工人阶级更敏感、更具一种可圈可点的社会蓝图；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不足以配合年轻人的脉动；从妇女、失业者、移民到同性恋者等少数群体，统统成了日常生活中的革命目标；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其斗争阵地便越要凸显其文化议题。特殊的文化群体理应表达其政治诉求，这一点在沃林看来，恰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框架所忽视。换言之，传统理论把社会文化的冲突简单地化约为劳资的对立。如此一种思维上的滞后，既无法满足1968一代的法国青年人，也无法满足当代的美国思想史学者沃林。他颇为欣赏的，恰是始于这场左翼运动的自我肯定，对法国长期固有的集权模式的挑战，对不同文化社团的鼓励。也恰是有了这个时代新涌现的议题，当代西方政治学至今所讨论的方面便有了文化政治上的拓宽。

　　善意提醒 左翼西风不够自省

　　然而，我们不应忽视，在理查德·沃林对此场左翼运动的总体肯定语气之外，他也分明看到个中部分法国知识健将的思想暗角。或者说，纵使《东风》尽力在1968一代的回顾中撇清涉及东方的种种误判、错解，沃林也清醒地意识到：哪怕东风不劲吹，刮起的西风也曾冰冷得刺骨，残酷得让人扼腕。沃林按次序展开对萨特、巴迪欧、克里斯蒂娃和福柯的长篇论述，当中便闪烁这位美国学者以四十年的距离打量伟人弱点的透视。而且，这些弱点并非人性一时一地的瑕疵，而是当时法国知识分子身在庐山的不自知，是左翼思维上的不够自省。散落在沃林书中的提醒，是美国人对法国人的善意提醒。

　　在萨特身上，沃林恰当地看到了其存在主义主体能动性在1968年街头年轻人中的复燃。毕竟，当时正时髦的法国结构主义几乎勾销了哲学上的主体。可正是对激情和活力的过分信任，萨特居然在好几次政治事件中歌颂起暴力，企图以此来对抗个体的惰性。沃林为读者提的醒，针对的便是这种一味高扬反叛有理的民粹理念。在巴迪欧身上，沃林也勾勒出这位法国当代思想家的急于以摧枯拉朽之势实现变革的唯意志论。他敏感地捕捉到，巴迪欧为改变现状而开出的集体挑战这一药方，也许纯然是破旧，毫无立新。到了克里斯蒂娃身上，沃林很是肯定了这位女权主义者试图超越拉康的努力，肯定了她在前语言的符号界中提出带母性温情的构想。但他也客观地指出，克里斯蒂娃这一理念的政治效果相当模糊。而在福柯身上，沃林也以曲笔提醒读者注意福柯在微观权力理论的阐发和自己热情参与普世人道主义反殖民、反西方事业两者间的联系。

　　1968年距今已近五十年,横跨半个世纪的回顾，会沉淀下什么样的思考？一切历史，确实无非只是当代史。我们有必要先追问法国此时此刻最费精力的思想聚焦，然后再考虑到中国人面对西方时的新的问题意识，方可恰当做出五十周年的纪念。在这个反刍过程中，沃林的书可谓是一个宝贵的路标。因为，西方问题，有时也无非是东方人投射出的一些问题罢了。

　　原载于《新京报》2017-05-27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7-05/27/content_683217.htm？div=-1

　　《东风》读后感(五)：“五月风暴”五十年

　　萧轶/文

　　1968　年1月，法国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前往巴黎大学楠泰尔学院为游泳池落成剪彩。由于不满大学对于男生访问女生宿舍的严格限制，一些学生围住部长，德裔无政府主义者、外号“红毛丹尼”的丹尼尔·科恩－班迪质问，“为何从不谈论学生性方面问题”，部长轻率答复“你可以跳到水中来败败火”，科恩－班迪立即回应“这是法西斯官员对于学生所作的唯一答复”，被激怒的学生们应声高呼“打倒性别隔离区”，不知所措的部长匆匆离去。

　　政府无从预测的是，这种对学生不理不睬的拂袖而去，打开了年青一代起来反抗的道路……

　　1968年5月，共1000万法国学生和罢工工人涌上街头抗议示威，导致整个法国停摆，几乎推翻了当时的政府。虽然这场“五月风暴”最终以抗议者的失败而告终，却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

　　“我们拒绝用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一个免于饥饿的世界。”1968年，法国情境主义者在街头写下这句极富煽动力的标语。在劫后余生的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之间，躁动不安的年轻一代人，意欲击碎教条主义的保守和心安理得的虚伪，通过“想象力夺权”，让“五月风暴”成为现代政治的重大拐点。“五月风暴”之后的西方，政治家们在面对年轻人的诉求之际，对“五月风暴”采取了乡愁式的话语重塑，既想通过复古的话语来激荡年轻人的内心，意欲通过控制过去来接管未来；也想通过新型话语来修订新时代的新诉求，意欲通过对历史记忆的篡改来抚慰当下。

　　为了迎接“五月风暴”五十周年纪念日，马克龙政府紧锣密鼓地筹备了这场历史性起义的纪念仪式，据称它为自由主义的“法国社会现代化”做出了贡献，然而马克龙的拙劣表演反而刺激了法国社会的反感，使得五十年后的法国上空飘荡着当年的幽灵，而他的支持率也骤然下降。甚至，除去法国的纪念活动和学生重新躁动之外，连著名时装品牌迪奥也加入了纪念队伍：摆脱束缚，彰显自我，为社会精神“摇旗呐喊”……一幕幕重返1968年的巴黎“五月风暴”。在巴黎罗丹美术馆展开的show，秀场由3000张抗议海报制作拼贴而成，重温了自由叛逆的六十年代。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战后的欧美社会，两次世界大战的余温，核武器的威胁，种族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加剧，民主进程的不断受挫以及消费文化的兴起，诱惑着知识分子对大同世界的构想，对中国左派革命充满着理想化的企盼。保罗·霍兰德在《政治朝圣者》中以知识分子的态度与倾向为研究方向，痛斥西方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荒谬抉择。有意思的是，在“五月风暴”50周年之际，当年的知识分子克里斯蒂娃——这位借助中国革命想象来煽动学生的哲学家被两百多页档案里的间谍丑闻所纠缠。纽约大学教授理查德·沃林在《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中，对她在“五月风暴”的所作所为花费了整整一个章节。

　　在《东风》中，理查德·沃林通过回顾60年代法国文化与政治生活，力图揭示60年代流行于法国智识精英中的“毛主义热”是如何出人意料地影响了法国的民主政治进程。在理查德·沃林看来，“五月造反”实现了一场日常生活彻底而激动人心的转变。日常生活的政治策略发挥了一种“退出策略”的功能，通过日常生活的话语，更新了当代社会批评的词汇，由此使之切合于现代世界的特殊挑战。

　　在对“五月风暴”的反思中，“什么都不会改变”曾占据过话语舆论。因为，许多当初反对体制的激进分子如今成了体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就像程巍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中所叙述的那样：那些曾在格林威治村放浪形骸、在街上高呼革命口号的哥伦比亚大学生，在毕业后不久，就以这副新面貌出现在了曼哈顿窗明几净的写字楼里，夜里则换上质地考究的休闲服装混迹于长岛一带凭会员证才能进入的酒吧或俱乐部。然而，1998年，已是成功人士的“红毛班迪”重返楠泰尔，试图向学弟学妹们讲述自己的革命历史，却在一片哄笑中被人结结实实扔了块奶油蛋糕在脸上。

　　或许，这，就是改变。

　　一

　　问：1968年，青年运动撞击了全球政治：从西欧到东欧，从美国到墨西哥，各个地方的运动表现有何异同？如何综合性地去看待这一全球性的运动图景？

　　理查德·沃林：这是一个经常造成误解却很重要的问题，各国的学生运动在逻辑与内容方面大相径庭，但也有一条共同的线索，即抗拒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与越战期间日复一日的暴行。战争中骇人的图景——比如美军的地毯式轰炸与投放化学燃烧弹的行径——在世界范围内散播着恐怖。各国激进的学生群体大为震惊，并将自己对时局的沮丧转移到对本国政治的激辩中。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即便在西方各民主国家中也是独树一帜，它让学生与工人联合起来，而这种联盟引发了大范围的罢工。到五月中旬，大概有一千万之众的示威群众占领街道，以此抗议当下的政治秩序。学生运动的另一条共同线索是对权威的反抗。反抗权威联结了东西欧的青年运动。

　　问：在“五月风暴”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受到冲击后，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进行了调整，这一调整过程是如何进行的？这对后来的知识分子身份问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理查德·沃林：是的，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法国知识分子们踏上了一条重要的灵魂探索之旅，重新衡量自己的角色。法国的作家与教师群体，不再认同知识分子以己之一言而行万民之志的“先锋队”角色。知识分子身份的调整，呼应了“五月风暴”中反抗权威的精神。人们在五月中旬就能预感到这种调整行将发生，彼时供稿给新闻杂志《新观察家》的萨特，对学生运动领袖丹尼·科恩-班迪进行了采访。非同以往，萨特十分谦虚地提了几个很平常也很基础的问题，他不再担起那个已经习惯且颇为依赖的“普遍知识分子”角色。意识到自己与眼下诸多事件的“不合拍”，萨特把采访的舞台让给了科恩-班迪，并无私地给了后者阐发学生公共要求与社会立场的机会。经历了1968年夏天长期的自我拷问，他们不再以所谓“革命精英”自居，转而接受了毛泽东“到人民中去”的思想，重新衡量直接民主与平民政治的价值。

　　问：如今的知识分子是否也面临着身份调整的问题？面对当下右翼思想的崛起，以及互联网舆论民主化的崛起，知识分子身份该如何去调整呢？

　　理查德·沃林：你说得很有道理，当代极端右翼思想——尤其是在年轻人群体中——得以大行其道：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对互联网的巧妙运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着实改变了知识分子的角色，尽管不一定朝着好的方向。这样的发展趋势反映了眼下“高速社会”的需求；问题在于，对高速的执念阻碍了知识分子以往的干预模式，即持续的思考与缜密的考量。我们很清楚Facebook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极影响，它成为了一种软性工具，使民意逐渐滑向特朗普那端。但无论如何，社交媒体已然成为了当代公民获取新闻与了解时事的主流媒介，我们必须确保Face-book与Google能更好地承担社会问责：“自由放任”的市场模式已然步入深渊，这些影响深广的社交网络在运营过程中更要充满社会责任感，兼顾社会效益。

　　问：如今的社会似乎正在重估全球化遗产，全球有着朝向“部落化”回归的倾向。1968年的日常生活革命遗产，是否正在消耗殆尽？

　　理查德·沃林：这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令人担忧的是，当前欧洲所谓“新右派”的支持者们为了传达他们的理念，采取了与“68一代”相近的策略：诉诸“政治舞台”以博取公众关注，给自己的政治道路渲染上“青年”色彩。但他们将当代社会的诸多谬误归咎于“68一代”的失败。我并不认为那一代人的遗产已被我们“消耗殆尽”，68年的精神遗产在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中——社会运动在当代社会中依旧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依旧充满活力。此处我主要考虑的是女权主义与生态主义运动。1968的精神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西班牙的“愤怒者”抗议运动灼灼可见。你谈到的回归“部落化”的倾向在当代社会已然是很显著的一股力量，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碎片化与无序感。这种防御性回应希望建立持久而连贯的秩序，以抵消全球化引发地传统社会与文化纽带的断裂；在此过程中，回归“国族身份”在当前格外引人注目。全球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更为各国的政治权威所用、以服务一己之私利。以我之见，回归“部落化”正是当代左派，或者说西方左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问：左翼政治思想似乎面临着某种程度的焦点的丧失，由于社会重组而导致很难找到当年的左翼联盟的形式来重新激发对全球政治的重估与反思。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重估政治思想的新时代？那么，该如何去重估当下的政治思潮？

　　理查德·沃林：西方左派的“焦点丧失”确实是60年代的一大产物。60年代出现的“争辩逻辑”，不再和此前的工人运动那样具有“普世性”。恰恰相反，“争辩逻辑”转向一系列对特定方面的争论，比方说女权主义、生态主义、争取移民和同性恋的权利。这些争论是有价值的，也是我们应当为之斗争的使命，然而60年代的人们缺乏对经济层面上的正义与普遍“不平等”的关注。恰恰是这些问题，附带着强烈的报复情绪，重现在当代社会之中。同理，60年代的“文化争辩”潜藏着宗派主义倾向，并与“身份政治”眉来眼去：此等情形在左派内部引发了直到现在也无法调和的持久纷争。个人之见，这也意味着当代左派亟需克服宗派主义与文化特殊主义的影响，并在“普世正义”的旗帜下——即解决右翼分子与社会平等的问题——重新团结左派运动。然而讽刺的是，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派，尽管标语响亮，却沦为了社会精英的玩物，与美国民主党无异。

　　二

　　问：中国的革命道路在当年法国的投射，或者说1968年的法国人通过一个想象的中国进行了一场政治运动，似乎应验着居伊·德波在“五月风暴”前后的政治口号：“让想象力夺权”。在中国，由于阿甘本的阅读热潮，居伊·德波的思想遗产重新被激活，甚至居伊·德波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遗产，成为很多年轻人想要效仿而不得的诱惑。您如何看待“五月风暴”前后的居伊·德波，及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理查德·沃林：真是有趣极了，没想到居伊·德波在中国有如此广大的读者，还对当代中国青年有这么大的影响。回到你的问题上来，有一点很重要，居伊·德波并无“亲华”主张，他推崇工人自治，在工厂实践直接民主的精神。“五月风暴”之后，法国社会主义党的所谓“第二波左派”重新拾起这种精神，并得到了1988年到1991年期间担任密特朗政府总理一职的米歇尔·罗卡尔的支持。

　　居伊·德波的思想在“五月风暴”期间极富影响力，他的思想使“自由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得以兴起。革命不再仅仅事关物质条件与经济福祉，更涉及日常生活的问题。革命不但意味“对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指向“欲望革命”，获得欢愉，满足利比多的需求。

　　问：前段时间，克里斯蒂娃被爆料长期以来一直是保加利亚的间谍。您在《东风》中对她着墨甚多，综合来看，您如何看待她在“五月风暴”中的行为，以及她在“五月风暴”中的影响？

　　理查德·沃林：真是谢谢你，这个问题太有必要了！正如你所预料到的，我对四月份爆出的这个新闻非常关注，毕竟在《东风》里我用了很长一章写克里斯蒂娃与《泰凯尔》(Tel　Quel)杂志。事实上，尽管克里斯蒂娃长期与保加利亚情报部门合作，但她提供的情报并没有多少价值。这就像猫捉老鼠的游戏，只是克里斯蒂娃恰恰是“老鼠”罢了。我读过不少法译的保加利亚当局档案，不堪的是，她堂而皇之地否认了自己的间谍活动，甚至控诉他人诽谤自己。如果说这份两百多页的档案只是几十年后人们为了诋毁克里斯蒂娃的清誉而凭空捏造出来的，然而在既定现实面前，实在是荒唐可笑。

　　整个丑闻，到头来要追溯到60到70年代——克里斯蒂娃作为托多尔·日尔科夫政权支持者的种种行径。她与《泰凯尔》杂志的众位编辑一道，支持华约组织在1968年8月对布拉格的侵略。对五月学生运动，她不甚同情，《泰凯尔》杂志也在运动之初站在法国共产党那边，蔑称学生们只是“享受特权的小孩子”而已。后来在1972年，在他们塞纳河左岸安逸的编辑部，《泰凯尔》杂志也为慕尼黑奥运会惨案辩解——恐怖组织残忍杀害了11个无辜的平民。

　　问：是否可以说，“五月风暴”证明了一些经典论断的失败？因为资产阶级掘墓人反而成为资产阶级合伙人，最终埋葬资产阶级的，反而是资产阶级内部的非资产阶级意识。

　　理查德·沃林：“五月风暴”还不至于证明“经典论断的失败”；但这场运动启发我们，为了保持与现代社会的相关，经典论断需要“修正线路”。彼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然而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情形发生了根本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欧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以及工会运动，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因此得到了极大改善，中欧与西欧各国的工人们得以加入中产阶级的行列。

　　“五月风暴”与运动的思想中坚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捕捉到马克思主义中的“异化”概念，并将对“异化”的分析从工厂转移到文化领域与日常生活。这种转变在居伊·德波对“景观社会”的批判中已然清晰可见。在“景观社会”中，文化塑造并决定公民的需求与欲望，沦为所谓“大众文化”或“文化产业”。正因如此，“五月风暴”采取了“日常生活批判”与“欲望革命”的形式。

　　问：在书中，您写到当时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提出“生活在真实中”，东欧也提出了“生活在真实中”，这两个来自不同环境下的“生活在真实中”，有何异同？似乎西欧对“生活在真实中”的实践，后来被论述为这导致了大众的虚无？

　　理查德·沃林：对“本真性”的追求联结了1968年东欧与西欧的青年们。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产业”近乎极权政治的统治之下，青年们意识到日常生活极端缺乏“本真性”，这种认识成为反抗运动的一大动因。广告工业与大众文化传递的“景观”调节着日常生活，这也正是“景观社会”的由来。我们不妨说1968年青年运动的反抗对象是生活的“全盘商品化”。“生活在真实中”，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个大众传媒上谎言铺天盖地的“后真相”时代尤其如此。如果不能让政治领袖们坚守真理，人们就必然遭殃。因此60年代对“本真性”的追求，是留给当代的极其宝贵而且厚重的政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