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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的旁观者经典读后感10篇

2018-07-31 05:01: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介入的旁观者经典读后感10篇

  《介入旁观者》是一本由[法] 雷蒙·阿隆著作,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316,特精心网络整理的一些读者读后感希望大家能有帮助

  《介入的旁观者》读后感(一):《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书评

  所谓“介入的旁观者”,即既是行动者也是观旁者。对雷蒙阿隆而言,就是即要认同法国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多数派政府,但又要坚持住作为一个知识份子的独立性批判声音

  法国知识份子,一直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社会群体存在的。至从十九世纪左拉等知识份子在参予“德雷福斯事件”后,法国知识份子就彻底的分裂了,而左派与右派观点往往是泾渭分明,甚至针锋相对!而二战后,法国左派知识份子成了主流。很不幸,阿隆在战前还是个左派,战后,特别冷战后,他是公认的右派。

  在谈到自己在1947年至1956年间被法国知识份子边缘化时,雷蒙阿隆有点伤感:“是的,我感到孤独青年时期友情被剥得一干二净!”这后半句,指的是他与萨特之间的,长达几十年的恩怨

  二战后的法国,萨特是左派知识份子公认的领袖。萨特与阿隆间长达三十年的左右大论战,构成了法国知识界的一副奇宏的画面

  阿隆和萨特是1924年至1928年法国高师的同学,1928年的哲学教师资格考试,阿隆考了第一名而萨特却名落孙山。五十多年后,我们还能从这个访谈录里听出阿隆的那丝得意,而萨特去德国并知道现象学,也是因为阿隆的介绍

  “当政治选择不能重合时,友谊似乎也不能挽救了……我与萨特的情况,最明显不过了。”1947年,阿隆开始在《费加罗报》写时政文章,而此报是公认的右派报纸。萨特认为阿隆与《费加罗报》的合作,是一种赤裸裸地向资产阶级和美国靠拢的姿态,在以后的三十年里,阿隆以此报为阵地,开始了与法国左派知识份子的论战!而最令萨特不能容忍的,则是阿隆对苏联体制攻击,而这却是以自由主义己任的阿隆,在政治上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阿隆说:对苏联的立场成了法国战后知识份子的分界线!对苏联及斯大林主义坚定批判立场的阿隆,一直很崇拜尊重亚历山大科耶夫,而科耶夫却是斯大林的钱杆粉丝,他不止一次的在众人在他的黑格尔的讲课上,说自己是个斯大林主义者。当然,阿隆也是一次次地对科耶夫的这个表态而愤怒!科耶夫曾真诚地向法共申请过入党,被拒,于是科耶夫自称为“法共右翼党员”。萨特也不是共产党人,但他认为反共就是道德犯罪。他抨击阿隆,“如果你参与社会主义运动,参与了革命运动,你就不能谴责苏联”“所有反共份子是(美国)走狗!”

  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反美,对苏联的同情认可,这就是二战后法国左派的认识。即使他们知道了苏联的集中营,他们也不能谴责苏联,他们认为这是为了美好未来而必须付出代价

  这让阿隆觉得很荒谬好笑。阿隆的回应,就是一本1955年出版的书——《知识份子的鸦片》,这书的出版是个重大的“事件”,因它造成了战后法国知识份子最大的争论及分裂,使左右两派的分岐加深,同时,也标志着阿隆和萨特的彻底决裂。阿隆在这个访谈里谈到一个细节,书出版后,阿隆曾给萨特写了一封信,就《知识份子的鸦片》中对萨特的那些过火的言论说“下次再版时,将删掉”,萨特回信,“不要删,这无关紧要”。…两人的关系彻底终结了。

  1968年6月19日,萨特在《新观察家》上说“现在整个法国己经看清了裸身的戴高乐……所有大学生,都该看一看裸身的雷蒙阿隆了”……“他不接受抗议,就不把衣服给他”

  ……

  即使在萨特死后多年的1981年,在法国电视二台为阿隆办的这个访谈录里,萨特对阿隆的影响依旧是巨大的,阿隆对萨特的吐槽,也不时涌现。而米西卡和沃尔顿两位主持人的发问及与阿隆的对话,依旧直观表现出法国知识份子里左派右派间的巨大鸿沟和不可调和的斗争!于是这书里会出现许多有趣激烈的话:

  米:我们谈谈西洋公约吧,您就此写了许多,几乎为之披挂上阵。

  阿:我支持美国干涉朝鲜而战斗

  米:……您本人以这种方式参加了冷战

  沃:当时(指六八年阿隆反对学生运动的言论)您成了舆论领袖,您为此感到高兴吗?

  阿:你们为什么急不可耐的非要惹我不高兴吗?

  沃:我们有个印象,您有两杆称,把一切恶算到苏联身上,而美国则有权得到宽恕

  米:您属于那种认为左派在法国上台就意味着(法国会更)混乱的人吗?

  ……

  面对这些咄咄逼人和挑衅的话,阿隆有些气愤无奈,他的回应就是:

  “又来了,还是这种指责,你们要干什么,我不喜欢出口伤人的家伙

  “我不大明白,你们为什么总是指责我用自己通常的文风写我明确反对的事”

  ……

  萨特曾说过(梅洛庞蒂也说过):“我同共产党人的争执,就是家庭争执”,阿隆在这个访谈里,不止一次谈到对马克思对《资本论》的尊重,他承认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在今天“放弃马克思主义,就是失去理性体现”。但是,一本曾刊载过阿隆一次访谈的法国左派周刊,曾客客气气地指出:

  “雷蒙阿隆,不是我们的人!”

  (2014年3月26日)

  《介入的旁观者》读后感(二):与知识分子一样的知识分子

  这本书的丰富无可比拟,读这本书,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在雷蒙·阿隆认真甚至虔敬的回答下,一个经历丰富的知识分子的一生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的法国和欧洲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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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籍由访谈脚本改编而成,在形式自然少了声与影的形象,但多了文字本身的智慧。虽然很多都是当时现实的历史、政治、社会和历史问题,但是争论更多的是在哲学的层面,文字的形态反而有利于深刻思考

  #### 知识分子特有的认识与宽容

  丰富性本身意味着每一个读者都有丰富的启示。对我来说,除了如本书书名所言的“介入的旁观者”(这一点就不用我赘述了),一种坚持理性的独立性这一主要的启发之外,还有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认识与宽容。

  “你们读过政治学大师的著作吗?托克维尔的还是马基雅维利的?你们能发现他们会轻易表露出嫉恶如仇吗?”

  “联想到还生活在法国的法国人,我们有义务也有权利扪心自问:‘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会做什么呢’你们在我的战争纪事文章中看到了我的通常文风。我相信,那个时代许多读过我文章的人都认为我是有意保持某种审慎态度,不被激情涌动——我所感受到的——牵着鼻子走。”

  不仅是这两处,雷蒙·阿隆在本书的很多地方都表现出了这种知识分子独有的认识和由此引申出的特有的宽容。这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的体现,更是一种特殊关怀。我一直对怀有强烈立场感(原谅我用这个语义模糊的词)的人持怀疑甚至不认可的态度,甚至为此批评很多朋友。我认同许多人的观念,但对他们如此地确信不疑望而却步。他们因为如此确定,往往站在一个制高点来谴责所谓的错误与堕落。

  阿:如果处在部长的位置上我会怎么做?

  沃: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不会扪心自问的问题?

  阿:罕见

  quot;如果处在部长的位置上我会怎么做",雷蒙·阿隆说罕有知识分子会扪心自问的问题。知识分子似乎总是缺乏现实感这一类人的代名词,总是与理想挂钩。脱离现实的知识分子,对照自己心中的理想世界,对现实世界提出激烈的批评,他们天然的从中获得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以及民众赞誉

  但是,雷蒙·阿隆显然不属此列,他批评政党最多的是“愚蠢”,是因为他们“不懂”,不懂经济学,不懂经济规律,不懂……他长期从事记者工作关注政治,了解法国和欧洲历史,这一背景给他天然的现实感。

  在本书中提到了纷繁的左右派别,雷蒙·阿隆好像不属于任何派别又好像不属于任何派别。他总是就事论事(所以他成不了孟德斯鸠),但却带以哲学的思考。他说自己做记者的时候从来没有刻意地保持和政界的良好关系已获得消息源,只是运用头脑分析其他报纸的消息。

  #### 略带悲剧的一生

  很多时候,尤其是年轻的时候,雷蒙就看得很清楚,但看清现实却不能带来什么。在现实面前,他常感无力,他预见到了后面发生的许多事情,沃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写文章指出来呢?”

  他只能无奈地回答:“我能怎么办呢?”

  阿尔及利亚事件,似乎所有人都看到了事情的结果,但就是没有人愿意接受,愿意说出来。雷蒙·阿隆只是把它讲出来了,但悲剧一样上演,和他以及所有其他的人预估的一模一样

  雷蒙·阿隆是被萨特盖过光芒的一个略带悲剧性的人物,最时髦东西总是最受欢迎,最尖锐话语总是最受注目,一个保持审慎态度的知识分子,总是在事后让人唏嘘

  《介入的旁观者》读后感(三):雷蒙·阿隆的谦卑

  雷蒙•阿隆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他青年时代中结识,一生都充满敬意的三个朋友:让•保罗•萨特、埃里克•韦伊和亚历山大•科耶夫。萨特,自然不用我们多言,提及二十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这是首屈一指绕不开的人物。但是在萨特身上有一个奇怪神圣光环,无论我们提及谁,加缪也好,阿隆也好,跟他们形成对照的一定是萨特,萨特成为了一个反面的参照点,是整个二十世纪法国知识分子中的最高存在。阿隆说这三人之中,只有萨特成为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怪物,而另外两人几乎一辈子默默无闻——当然,现在这两位也早已名满天下,绝非无名之辈——而提及自己,阿隆自谦说,他从未幻想过自己的一生可以同历史上的为人相提并论,相反,他只是喜欢援引那些历史人物的话来阐释自己的看法,并加以发挥

  阿隆一生都保持了这种谦虚本色。但是这种谦虚,从另外一种角度看,却未免多了几分自卑的意味。这种自卑从一方面看是因为阿隆的思想在二十世纪法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备受冷落的,直到晚年当人们开始意识到他存在的价值;从另外一方面看,阿隆走了一条与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不同道路,尤其是跟他的“小同学”萨特对比鲜明。1981年10月,两位年轻的法国知识分子,即诞生于1968年5月的运动政治的一代人中的两位,让-路易•米西卡和多米尼克•沃尔顿为了弄明白为何阿隆为何屡次在法国著名的政治事件中缺席,抑或采取反对的态度,制作了三集电视记录片的阿隆访谈录,后整理为文字实录《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出版。阿隆当时正忙于写作回忆录,精力不多,让-路易之所以能够说服他上电视访谈,主要是提及他们找他只是出于一种思想上的好奇心,他们想搞明白,在二战后的三十多年里,为何他没有向法国盛行的任何思潮作出妥协?他所采取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到底是什么?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哲学促使他采取了这样的一种拒绝或者接受的立场呢?

  正是这些疑问打动了阿隆,让他毅然接受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访谈录,在访谈中回顾他的一生,促使他作出合理的介绍、解释总结。我们能够注意到这本访谈录与他当时正在写作的回忆录的互文关系,但是这种互文更是提醒了我们阿隆的一生中他的思想形成所能采取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我们还能注意到他与萨特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阿隆的自卑很大程度上就是意识到有萨特的存在。早几年我并不能理解这种奇怪的关系,阿隆一生都对萨特赞扬有加,就算他们后来因为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抉择问题分道扬镳,但是自始至终,阿隆都佩服萨特的哲学写作。但是阿隆自己呢?他是记者、是新闻评论家、是历史研究者大学教授,他的特点就是难以用一个清晰身份对其进行归类。驳杂是他的专长,也是他的弱点,更是他多年来都耿耿于怀原因。现如今我更能体会阿隆的那种自卑,他最多是一个政治哲学家,而不是纯粹的哲学家。而对一个自小都对哲学抱有很深的期许的人而言,只有不断地沉思与哲学写作才是最高的追求。从这点上来说,萨特真正做到了,而阿隆却不断地被各种现实卷入其中,所谓“介入的旁观者”,与其说是一种赞誉,倒不如说是一种困惑更多。他想退守到书斋中做更深入的思考与写作,但是现实却逼迫着他不得不与各种政治事件纠缠其中,这是一种进退两难的知识分子困境,并非只是一种谦虚态度。

  在这本访谈录中,我们经常能感觉到阿隆身上的那种知识分子的激情与理性的完美结合。在二十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群像当中,阿隆的身影是愈加清晰的,但是这种清晰的代价是阿隆自身的一种遗憾,所谓“阿隆式的直白”,多少有一种讽刺的意味,因为法国的知识分子是很少直接面对现实写作的,而阿隆偏偏大多数作品都是急就章,是根据政治事件完成的政治评论。他不止一次提到,如果他不是搞新闻评论,他写的严肃作品可能就是另外的样子。莫洛亚说过:“雷蒙•阿隆可能是我们时代的孟德斯鸠,如果他离现实再远一点。”阿隆成不了孟德斯鸠,恰恰是因为他的现实羁绊太深。他在访谈中解释自己的知识立场时说:“我在波恩大学当助教时就决定了我的知识分子道路。我决定当一个‘介入的旁观者’,当一个现在进行时历史的旁观者,尽可能客观地对待现代历史的旁观者,但也不完全脱离历史,而是介入历史。我愿意把行动者与旁观者的双重立场结合在一起。”介入历史代价就是丧失自己的纯粹的哲学之思。

  我们不要忘了早年的阿隆去德国学习哲学,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他把德国哲学引入了法国,促使萨特写下了那本伟大的哲学著作。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开始在法国知识分子圈中流传的时候,流传甚广的一个段子就是阿隆把现象学介绍给萨特的故事。当时在场的还有波伏娃,他们三人在一家咖啡馆,喝着鸡尾酒。阿隆指着萨特的酒杯说:“你看,我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就能谈论这杯鸡尾酒,这就是哲学。”波伏娃后来回忆说,萨特听到这句话,兴奋得脸都白了。因为这正是他盼望了多年的东西,就像我们触摸他们那样谈论这些事物,这才是哲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感召下,萨特完成了《存在与虚无》,而把这种思想的颤栗引介给萨特的阿隆,一生都没有这样一本纯粹的哲学之书留下来,这种遗憾直到晚年撰写回忆录时,他仍然是耿耿于怀的。

  从《介入的旁观者》中我们能够很清晰地了解到阿隆思想形成的脉络,以及他对当时整个法国知识界的省思,也许更多的是对自己整个一生介入政治和历史生涯的一个点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介入的旁观者》确实有着“阿隆式的直白”,而且正是这种直白的风格引领我们更加容易进入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

  思郁

  2013-12-2书

  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法】雷蒙•阿隆著,杨祖功 海鹰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8月第一版,定价:42.00元

  for《南都周刊》

  《介入的旁观者》读后感(四):封底介绍

  雷蒙•阿隆是难以归类的。作为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他逆左翼知识界主导思想的潮流而动。其他方面,在对苏维埃政权和斯大林主义的本质上,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五十年代,他有勇气坚持自己的立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完成一部无可争议的科学的工作。

  雷蒙•阿隆同时身为记者、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这部与让-路易•米西卡和多米尼克•沃尔顿的访谈录中,他回顾了自己的政治和精神的历程,在这段生动和激情四溢的对话中,他分析了他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的重大事件:希特勒的崛起,法国人民阵线,慕尼黑会议,法国的崩溃,维希政权和抵抗组织,种族灭绝,冷战,以及与萨特和梅洛-庞蒂争论的问题,欧洲一体化,核子战略,阿尔及利亚和非殖民化,戴高乐主义和68年5月风暴,左翼联盟……

  在这本新版的《介入的旁观者》中,我们发现一种让自己置身于人类的自由的历史观,一份为西方民主的辩护词,同时也洞察到一种复杂、清醒且令人感动的人格。

  《介入的旁观者》读后感(五):译者序言

  译者前言

  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

  杨祖功

  雷蒙•阿隆作为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引起中国学界和读者的瞩目有些年了。阿隆著作的中译本也陆续出了一些。《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中译本2006年再版受到不少读者的关注和欢迎。热心中法文化交流的胥义先生读后专门来访,又大力推荐这本《介入的旁观者》。其实,这本访谈录先于回忆录出版,当时即有法国友人推荐。我又找出赠书查了一下,确实认真看过,并且做了笔记和评注。可能由于当时自己对这位著名右派知识分子的一己之见,对肇始于法国史学界、滥觞于新媒体的“口述史”形式也尚未认同,特别是书中涉及到阿隆对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等一些根本问题的个人见解,估计翻译出来出版也难,只好暂时作罢。

  《介入的旁观者》是由法国两位青年学者经过长期的认真准备,与雷蒙•阿隆成功合作的果实。先是作为电视访谈节目在法国电视二台上分三期播出,引起轰动。后在原始电视脚本的基础上(未做任何删节)整理成书,并由阿隆本人拟写了一节对话作为《结语》,于1981年出版问世。《介入的旁观者》是用“口述史”的形式回顾了法国50年的政治事件和思想演变历程,是阿隆的自画像,也是法国同代知识分子的群体画像。由于对话者分属1933年代和1968年5月运动两个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经历、阅历和政治倾向不同,又都能言善辩,读起来更加生动、惟妙惟肖,或许更能反映其人其事的真实面貌。与1983年出版的《阿隆回忆录》形式各异,互为补充,相映成趣。这两本以不同形式发表的阿隆回忆录在法国和外国均一版再版,读者兴趣经久不衰。

  向中国读者译介阿隆及法国一代知识分子,从个人来讲,就算画了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掩卷暇思,总觉得还缺点什么,欲罢不能。原来时隔25年再次阅读和翻译过程中,书中提到的人和事以及种种论争,像过电影一样不时在脑海中闪过,产生不少了联想和新的认识。在改革开放30年来的多次学术访问和交流中,我有幸与书中提到的几位院士、学者接触(其中包括左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有的还成了从相识到相知的老朋友。在交流中不仅增长了学识,而且看到了法国或西方学者做学问、做人的方式和社会文化环境,更不由得联想到半个世纪以来我在学习、工作和生活遇到的几位贵人——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知识型老领导)。他们学识高深,身体力行,“润物细无声”,道德文章,感人至深。可惜他们生前没有赶上更为公正和宽松的生存条件,他们的才能和精神也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扬光大。个中原因,可能包括社会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如何给自己定位问题。

  一

  首先,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人算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正面地讲,我们一般把知识分子看作“有知识的人”,现代汉语词典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术界、思想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也在不断探讨和深化,最近有人提出,知识分子是“精神产品的制造者”或“知识分子是知识的载体”。这些都有一定道理。然而,现代知识分子概念(intelligentsia)的初始含义来自西方,在古拉丁语(intellectualis)中是指“智能”、“理解”和广义的“知识”,19世纪以后通行于世,用于称呼那些“把一生献给精神活动的人”。与中国古代的“仕”或传统的“文人”、“书生”含义不尽相同。欧洲启蒙运动和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实践推动了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形成和演变。19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或政治事件的影响,知识分子时而成为褒义(如“智者”)、时而成为贬义(如“脱离实际”,“不懂装懂”等)的形容词,但用于贬义的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了。最后,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分类的一个群体。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和全球化的进展,中外对于知识分子概念的理解相互接近或达成某种共识。在法国等发达国家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但又不断流动的社会群体依然存在,但由于三大差别日益缩小,特别是农民人数已经很少并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专业技能,已经没有人根据劳动方式和文化水平给知识分子定位。知识分子来源于社会各个阶层,更没有人为知识分子群体或个体寻找阶级属性。只有社会学家在分析社会结构和科层体制时把一部分终生从政和从事经营管理而变成政府高官、企业高管等列为“技术官僚”或“社会精英”。

  目前,知识分子的定义和标准,更多是从他们的公民意识、专业水准和职业道德来确认。去年,法国《新观察家》周刊曾就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问题搞过一次民意调查,多数被调查者把“立场独立”作为知识分子的首要标准,其次才是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准等。公共知识分子则指那些有一定社会地位和一定权威,依靠他们的智力介入公共领域,分析各种问题并发表自己的观点,维护正义和捍卫某种价值观的人。

  法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也曾为自己定位。雷蒙•阿隆认为,人类要继续生存只能靠理性与科学,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理念的创造者”。他强调。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观是该始终不渝地坚持“真理与自由“。他在其《历史哲学导轮》中指出,纯粹的旁观者和行动者都有局限性,知识分子只能成为“介入的旁观者”。让-保罗•萨特则强调,知识分子对任何关乎人类的事情都不能袖手旁观,要为正义事业而“介入”各种实际斗争。理性思索和批判精神都是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品质。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定位有不同理解,行为方式也不尽相同。

  阿隆的学生和助手、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阿隆研究中心主任马南(Pierre Manent)[1]最近在一次同中国记者对话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他认为,知识分子的身份首先是公民,是拥有更多时间和能力来了解“公民技能”的人。而“公民技能”不仅是指掌握知识,更是指在公共生活中善于辨别方向和规范行为的美德。随着国民教育的发展和知识传播技术的现代化,脑力劳动和知识水平已不再是社会阶层分类的标准,知识分子也已不再是独立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精英。说已经平民化的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美德”的公民也许更符合现实状况并得到更多人认同。

  二

  法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不是某个阶级的附属品,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存在不同倾向和派别,尤其是左派与右派的观点泾渭分明,有时争论十分激烈。

  众所周知,左派与右派之分起源于法国议会座位的习惯分法。目前,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左右派(以及中间派)划分主要用于分析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方面,如左派党或右派党,包括中间派、极左派和极右派政党等等。传统上把共产党、社会党等称为左派,把戴高乐派和新戴高乐派等称为右派。左派和右派反映不同政党和选民对待一些重大问题的传统看法和立场,不是价值判断,也不是阶级属性划分。在法国近现代史上,法国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有深刻影响,国家主义(包括国家干预)传统也比较强大;对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批判传统。当然,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也有很大影响,有时在思想界或学术界中占据主导地位。法国知识分子受到不同影响,持有不同立场。

  19世纪末围绕“德雷福斯冤案”法国知识分子发生了第一次大分裂,出现了以左拉为代表的左派与以莫拉斯为首的传统右派之间的大辩论。此后,法国知识分子的左右派对立与争论连绵不断,持续至今。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法国、欧洲和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前苏联和斯大林主义、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社会改革、非殖民地化、戴高乐主义、法德和解、大西洋主义、冷战与美苏争霸、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欧洲联合、68年5月运动、1981年社会党重新执政等等。这些事件都对法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必须不断思考,做出选择,表明立场。他们围绕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革命与改良、理想与理性、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与自由竞争、公平与效率,以及妇女解放、环境保护、自由堕胎等许多问题进行争论,形成不同派别或流派。除了传统左派和右派以外,还不时出现各种新的思潮和流派,此起彼伏。

  法国左右派知识分子的力量和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事件中互有消长。二战以后,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力量迅速增长,马克思主义一度成为知识教育的中心。以萨特和阿隆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第二次大辩论长达30年。应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左派知识分子在社会舆论界和思想界占有优势。但随着苏联古拉格集中营被揭露和68年5月运动的结束,代表理性与自由的右派知识分子似乎最后占了上风。对于现代法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知识分子中的左右派之分不是区别政治上正确与否的标准,更不能拿来衡量个人学术水准和人品。一般来讲,法国法学家中保守派居多,经济学家中自由派较多。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中左右派学者中都不乏佼佼者。战后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学者有不少属于新派自由派。但目前几乎在各个领域里都有人在孜孜以求地坚持用马克思学说阐释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和现象。在法国,不仅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在知识分子中更是派中有派,流派纷呈。例如对欧洲联合等问题,左派和右派知识分子中都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这类情况经常发生,也是很正常的。尽管争论起来有时用词激烈,也有“用一种善恶二元对立反对另一种二元对立”的绝对方式,但一般都对事不对人。68年5月运动以后的新生代知识分子对待争论的态度更为宽容、大度、平和。

  青年时期的阿隆受的是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的传统自由主义教育,也曾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自认为是“朦胧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攻读哲学时又深学胡塞尔和韦拨伯的影响。他曾追随戴高乐赴伦敦参加自由法兰西运动。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时期,他大力支持大西洋主义,更倾向于德斯坦的自由主义政策。阿隆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形成并坚持自己的观念和独立立场,他在许多问题上与当时社会主流观点或官方主张不同,多次处于少数派或陷于孤立地位。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他才华横溢,洞察力强,敢于直言,不怕孤立。回过头来总结,事实证明他确实比别人更早地看清了一些事物的本质,讲出了自己的道理。他在哲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上也做出了独到建树。目前,他的政治自由主义主张和理性知识分子立场在法国和西方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有一种印象,以为右派必然都是反对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其实不然。阿隆对马克思的所谓“历史决定论”持有异议,对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实践不满意,但他不是从总体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本人十分敬佩。他明确表示:“我深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念显然起了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理念改造了世界,但这种改造是经由后来产生的列宁主义完成的,卡尔•马克思大概也会拒绝这种改造。”当上世纪80年代西方知识界一股反对马克思分析方法的倾向近乎达到高峰时,阿隆对“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兴趣仍不减当年。他在这次访谈结中概括说,他的所有著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启迪下对20世纪做的一种反思,是揭示现代社会各个方面的一种尝试,其中包括经济、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政治制度、国家关系以及意识形态争论。”

  左派哲学家马尔库赛也对马克思主义做出自己的阐释,阿隆对此不以为然。法国不同派别之间对马克思主义存在不同看法和争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并不影响马克思在法国和西方的多次民意调查中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或第三个千年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邓小平1989年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应该说,法国知识分子围绕马克思主义的辩论也对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好处。

  顺便指出,法国左派与右派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舆论阵地和读者群,如《费加罗报》、《快报》周刊、《焦点》杂志属于右派和倾向于右派;《世界报》、《新观察家》周刊和《解放报》属于左派和倾向于左派,等等。法国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同观点和争论,都可以充分表达和发表的园地,也都能够得到部分社会公众的认同。

  三

  阿隆在对话中多次谈到他与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总统及其他高官的关系。论战对手和社会舆论也十分关注他与当权者的关系。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和知识分子对现实政治的态度是左右派争论的问题之一,也是知识分子社会定位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阿隆的好友马尔罗追随戴高乐从政,成为文化部长并邀请阿隆任办公厅主任。他的“小同学”萨特从来不愿受体制羁绊,“不接受任何官方荣誉”,甚至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全身心地投入群众运动和政治论争。阿隆则认为,知识分子不能随波逐流,要有独立立场和反潮流精神。他不怕与主流社会舆论唱对台戏,不惜与好友反目为仇;也不愿充当“君主的顾问”,弃官从学,最终遂了乃父的心愿: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当了一个“介入的旁观者”。所谓“介入的旁观者”,就是认同法国现存社会制度,支持多数派政府,但又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对世界大事、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进行理性思考和分析,坚持发出不同声音。这三位好友代表了法国知识分子中不同人生观和不同价值取向。

  阿隆对现实政治采取理解、敬畏和不逃避的态度。政治触及到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方面,理解政治很难,在政治生活中辨别方向、采取正确行动更难。作为知识分子,他不厌恶政治、不逃避政治;也不随波逐流,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作为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国际关系理论家,他经常对国内外重大事件进行分析,发表评论;作为“介入的旁观者”,他内心充满怀疑、矛盾、内敛。他集“分析者、阐释者和践行者”于一身,又严格地把知识分子的身份同个人的职业行为、政府的政策行为严格区别开来。例如,他虽然主张政治自由主义,但反对西方国家依照人权原则制定外交政策。密特朗政府时期的另一位同代法国院士、知名右派学者不同意政府的某些对外政策,在国外访问期间也曾表示,“我在国内是反对派,但没有在国外批评本国政府的习惯。”

  阿隆对当权者——当选多数派领导人的关系是既认同也公开批评。自称对右派戴高乐、自由派德斯坦和左派密特朗总统一视同仁。知识分子与当权者往往存在互动关系。1981年法国社会党在大选中提出一套改革方案并取得胜利,密特朗当选总统。阿隆在对话中提到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吉耶(Michel Crozier)[2]针对社会党的改革纲领写了一本专著,书名题为《法令改变不了社会》,从社会学理论上批评密特朗的改革计划。密特朗以总统之尊回应社会学家的评论说:“法令改变不了社会,但可以改造社会”。当权者与学者的这种平等争论与互相呼应,在民主社会中是很平常的事。

  在法国,知识分子的身份不是一成不变或终生不变的。知识分子与政府高官、企业高管和专业人员互相流动和身份转换时有发生,是一种正常现象和经常现象。法国(和意大利)多届政府总理是从大学法学教授或经济学教授应招而来,当完一届或两届总理再回去教书也司空见惯。阿隆在访谈中提到的鲁夫-阿尔芒委员会的年轻秘书长米歇尔•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3],从普通公务员到新闻工作者,从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到法兰西研究院院士,一生不断转换。据他说,法兰西研究院“政治经济学、统计与财政学部”共有6名院士,3名是经济学教授,另3名为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经济高官和企业高管。在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中,行长任期6年,委员则任期9年。 可见,无论右派政党或左派政党当权,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只要有真才实学,多可以享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例如,法共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曾长期在经济社会委员会和国家行政法院中担任高级顾问和领导人。时下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的斯特劳斯•卡恩和世贸组织总干事的帕斯卡尔•拉米当年都是左派青年经济学家。

  法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是百年来本国历史发展中形成和确定的,也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体制特征有密切联系。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情、社情、民情不同,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理念和行为方式有些差异是正常的,在那里看似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这里行不通,反之亦然。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个性中有共性。“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钟书语,《谈艺录》),从陈寅恪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到阿隆强调的“真理与自由”,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互通共融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知识分子有忧国忧民、“视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有过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的时期,也有过悲哀和不幸。只要中国有了“培养天才的泥土”(鲁迅语,《未有天才之前》),即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和知识分子的科学定位,杰出人才破土而出也许指日可待。

  杨祖功谨识

  2010年6月于京城芳草地陋室

  注释:

  [1] 参见叶乐天:《皮埃尔•马难:阿隆的思想遗产与时局》,《纵横周刊》2009年3月31日。

  [2] 米歇尔•克罗吉耶(Michel Crozier,1922-)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法兰西研究院院士。基辛格是他的哈佛大学同窗,1968年5月运动中的巴黎造反派学生领袖科恩•邦迪恰巧出于他的门下。著有《法令改变不了社会》(中译本应景改为《论法国变革之路——法令改变不了社会》,译文出版社1986年7月)。他于1982年首次访华,曾提出,同是中国人,为什么香港人那么有活力?曾在巴黎对笔者和中国留学生叙述了阿隆在访谈录提到的他与密特朗争论的这段公案。有趣的是,克罗吉耶的面容上半部与密特朗十分相象。

  [3] 米歇尔•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1930-)从银行职员到《快报》集团副总监,从国家计划总署署长到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最后入选法兰西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和法国科学院院士。他在“做官发财”(顺便指出,法国国有企业董事长仍拿公务员工资,并非高薪)的同时不忘探讨“莱茵模式”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异同,撰写了《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等大量著作和评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他曾以世界银行顾问和法国学者身份二次访华,以愈7旬高龄仍一路勤奋好学(在出租车让在写东西)、平等谦虚地探讨中国金融问题的态度,令人感慨万千。

  《介入的旁观者》读后感(六):原著引言

  引 言

  雷蒙•阿隆在法国知识分子中占有特殊地位。他受过哲学和政治学教育,这使他像同代其他知识分子,特别是像青年时代的好友让-保罗•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一样,肩负起类似的担当。

  他为什么他逐渐加入如今在法国当属少数派的自由思潮呢?这一思潮原本来自A 托克维尔(A de Tocqueville)和B 贡斯当(B. B.Constant)|[2]等人,在当代史上曾大行其道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

  他为什么战后立即反对法国知识界中的主流思潮——尽管他本来部分地赞同他们的价值观和感悟——并为此同友人决裂和宁愿陷入艰难的孤立地位呢?

  当大多数知识分子拒绝冷战造成分裂之时,他为什么明确宣布支持北大西洋联盟,反对中立主义,甘心担当《费加罗报》的社论撰稿人,并为戴高乐将军重返政坛而奋斗呢?

  正是为了弄清这些初步问题,我们走访了雷蒙•阿隆,并向他提出安排这次访谈的计划。与其说同他进行了关于如何阐释历史,关于道德、政治以及各种政治哲学之间矛盾的理论探讨,不如说是为了破解他在当代史上所处地位的谜局。哦,这是什么样的的历史呀!其中包括:30年代的法兰西,纳粹主义,二战,冷战,非殖民地化,和平共处,大欧洲……因此,我们很想知道一个不随波逐流的知识分子对此是如何思考和分析的。自冷战以来,他在法国就被打上了右派的标签,因为他比别人更早地认清了苏维埃制度和斯大林主义的本质,也分析了其他若干个问题。他冒着被知识界边缘化的风险,敢于坚守自己的立场,完成了一项无可争议的学术工程。难能可贵的是,一个知识分子从政论家、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不同角度,对一段如此漫长的历史、如此众多的事件和问题进行了历史进行时的分析,他身临其境但又保持某种批判性的距离。

  正是这种分析者、阐释者和践行者三位一体的立场,伴随着内敛、矛盾和博大精深,吸引了我们,使我们感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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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对于我们这一代,诞生于68年五月运动政治的一代,雷蒙•阿隆的思想代表了一种“负极”。1960-70的10年间,知识教育主要是围绕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大家觉得,有必要设身处地想一想自己与这种思想连同其各种流派、派别,与这种思想的否定者或革新者是什么关系。从政治担当或哲学选择上讲,我们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知道,在我们之前,55年代以来,有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态度已经转变了,其中有些人还做了“自我批评”。但最终,几乎所有人都继续围绕这种思想进行思考,尽管经过65年代的“革新”,已经浸润了时代的气息。这个思想似乎提供了一些供人思考世界的必要理论工具。而且,哲学论争、阐释多样化和由此产生的多元政治制度证明了这个思想的丰富内涵,也印证了萨特那句名言:达到当代不可逾越的水准。也许,这就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总而言之,这一代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接受了68年5月运动的洗礼,是在左倾主义阳光的照耀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为什么接受了这种历史决定主义的解释呢?很难说清楚。是否出于对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和革命的厌恶,必须作出圆满解释才能成立。历史能够如此荒谬吗?必须看到,不只是荒谬性,其中必然另有一种含义。也可以说,当世纪性悲惨事件打碎了历史链条中某个环节时,我们却缺少历史意识和地缘政治思维。我们自己的历史观是在65年代形成时爆发了越南战争,自然把美帝国主义当作靶子。

  后来,这一代人中有一部分人在75年代大事张扬地揭露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和苏联的罪行,并以人权的名义要求救赎。过去被否定的东西又得到完全认可,使我们大惑不解。自满、偏执和教条主义这些似曾相识的机械思维方式又回来了。某些人采取的表达方式与他们经过漫长而曲折的探索才发现的理念并不匹配。从一种善恶二元对立转到另一种善恶二元对立,这不等于对实际情况的复杂性有了认识。

  从我们个人来讲,自70年代以来,我们逐渐远离了那些自认为垄断了进步理念、有权判定左派和右派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发现雷蒙•阿隆思想以后,我们感到由衷高兴。当然,我们对阿隆思想并不陌生,在大学里我们都学习过,但是被贴上了“反动的”标签。经过意识形态过滤和左右派分割,阿隆思想已不大为人倾听。简单一句话,他是个智者,但属于右派!这就让人觉得应该承认他分析透彻,但又要提防他。

  不管怎么说,雷蒙•阿隆非常严格地承认马克思主义,但又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才能,这多少让人感到困惑。他在分析当代社会变化时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概念和图式,但只是作为各种单纯的分析工具之一,而不是作为教条和参照系。结果,由于他所采取的温和立场,他在《费加罗报》发表的社论,他的反苏主义,以及他与历史相对主义哲学家和19世纪自由派的传统联系,早在68-78年10年间就足以让人深信,正如一本刊载过他一次访谈录的左派周刊客客气气地指出的,“雷蒙•阿隆不是我们的人”……

  概括说来,我们发现雷蒙•阿隆思想可划分为三个时段。首先是读书,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读他的书,特别是其中的《工业社会十八讲》、《国家之间的和平与战争》。接着,读完其《知识分子的鸦片》以后承认他先于别人看清了斯大林主义。最后,从其《历史哲学导言》一书中开始发现了一种思想,一种有破有立的思想,一种属于长久以来在法国被扭曲的重大哲学和政治思潮之一。

  通过读他的著作,我们发现他做出了指导自己行为的一种根本选择,即一种政治哲学。

  在他看来,历史是不能事先被一个目标或方向决定的。历史是开放的,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行动,取决于人的自由和人的裁决。这说明了他什么拒绝以救世主义,20世纪以救世主的名义延续了多种罪恶,也说明了他为什么藐视把意识形态当作总体阐释世界的说教和行动指南。这种历史相对主义观念在哲学上与理性观念密切相关。而实际上,他把康德哲学的理性观念看作人类拥有可以把世界观同改造世界的意愿协调起来的唯一手段。

  他最终从自由哲学中找到了可以规范行为模式的价值观体系。在他看来,自由哲学尊重理念的多元主义,突出经验主义在分析问题和采取行动时代表了政治导向中最不坏的体系。

  以此为起点,形成了观察20世纪发生的各种事件包括核战略、东西方冲突、工业社会发展与变化的一种全新方式,而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对这些事件浑然不知,出于懒惰或善良愿望,只是地把这些杂乱无章的事件和力量对比关系排了排队。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或主要是本世纪初以来就相互对抗的两种经济和政治制度之一的参照模式和行动模式,再也不能被看作一个认知工具了。问题是不仅美帝国主义、而是整个西方都有没有能力维护一种文明模式,不管你是部分赞成还是完全赞成这种模式。这里,当然要回归历史的本来“方向”,但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的价值观体系带有偶然性和脆弱性。通过长时间的对话,我们从雷蒙•阿隆思想中发现了世界变化的具体表象。从某个角度讲,我们知道了他在思索什么,在许多问题上,我们观点一致,最终有了新的认识, 但不是来自这些分析,也没有从分析中得到结论,明确我们和我们这一代人本应做出什么选择和承担什么责任。也就是说,我们10年前的行动目标难以想象。我们逐渐接受了别无其他模式的看法,因为但凡称为模式的都比我们政治批判的模式更坏。结果只能是:必须在西方制度的内部采取行动,唯一的出路在于监督西方国家的行为是否符合他们宣称的价值观。

  当我们想到本世纪的欧洲人如此缺乏勇气和决断,在一定历史环境下甚至忘却了他们的理想,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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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当雷蒙•阿隆谈论他亲历的事件时,我们理解被卷入大写历史旋风中的一代与我们这一代之间的差别。在法国,我们这一代有站在大写历史外边的感觉。大写的历史,是指过去的历史或别处的历史,不是指此时此地的历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些人曾经去北京、河内或古巴寻找历史,而他们那一代人亲身感受到了有些政权以伟大理想为名,行野蛮之实。他们看到了专断独行和用一句美言——“历史,一如往常”(History as usual)——精辟概括的暴力。雷蒙•阿隆懂得,我们的社会早晚要死去,而我们这一代人尽管抽象地理解这一点、但目前还难以深刻体会。他亲眼目睹了社会的崩溃,对其脆弱性有切身感受。他懂得,当一种根本性失衡已经形成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正因为如此,他才对社会和谐魂牵梦绕,念念不忘,他才对可能分裂社会和削弱社会的冲突忧心忡忡。可以看出他与我们这一代人的差别。我们出生和成长在平稳的社会中,风平浪静,对于社会的脆弱性和崩溃的危险从来没有什么感受。在我们看来,历史首先产生于社会内部矛盾。冲突和突变与劳动、城市化、教育制度等密切相关,她们成为变革的主要根源,但地区不平衡还没有达到威胁全国和谐的地步。即使68年5月运动也没有造成破坏社会稳定的后果。给我们的印象是,这些冲突超越了严格意义上阶级斗争,也是变革社会结构的一种手段。

  何况,自1958年以来就没有发生过政权更替,左派被排斥在外,政治向来稳定,社会尽管受到各种冲突的摇撼,好像依然稳如泰山,至少社会平衡毫发无损。大家讲的阿隆式悲观主义也许就是部分地来源于这种对社会脆弱性的认识。他的历史经验,他对法国和美国政府治理能力范围有限的洞察力,多少说明了他为什么对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不抱幻想。这也是我们难以理解他的秩序理念和变革理念的原因所在。我们曾幼稚地认为,秩序象征着右派,变革象征着左派。他却一再重复说,右派治理的法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法国确实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生活水准大大提高了,一些社会不平等缩小了,社会制度部分地民主化了。我们这一代人直接看到了这些变化,但不了解过去的情况,从某种程度上讲,认为这些变化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宁可动员起来反对依然存在某些社会和文化不平等,不愿满足于现有经济增长和社会富裕。雷蒙•阿隆同过去的一次历史经验比较,对于左派能否执行同样的现代化政策没有信心。他认为,右派与左派的对立是两种变革观念的对立。右派喜欢调动个人主动性、竞争,左派优先重视再分配和计划化。我们并非一贯赞同他对左派的蔑视,但我们很快就懂得了,这同保守主义不是一回事。这是对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进行思考与体验的结果,要克服这一矛盾,比某些人,不止是我们这一代,所想象的显然要更加困难。当然,反过来,我们也知道,新的社会冲突,文化行为的变化,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变化,自60年代以来塑造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雷蒙•阿隆或其他人则对此感触相对不深,而这一切反映了当代社会看不见的结构性的变化。伴随着思想运动向语言学方法或精神现象学方法的开放,这些文化上的变化似乎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各种社会机制。雷蒙•阿隆并不否认这些新理念,但他倾向于比照历史大课题和重大哲学问题来考虑。于是,这些新理念成了零碎的次要的问题。

  诚然,这些文化变化没有改变世界平衡,但却可能锻造智力工具,打开弄清实际的别样方式并使认知领域多样化。我们将看到,给我们这一代打上深刻烙印的这些文化变化必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回响,或者与大历史相比,在一个经济高度增长和政治稳定的特殊时代,只能作为次要变化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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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来讲,雷蒙•阿隆身上最富魅力的是他不随波逐流的个性,是他对右派或左派提出的方案以及当代世界重大事件的分析。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对错无关紧要,我们感兴趣的,是弄清他的哲学立场和政治立场如何向左派思想提出质疑。他的这两个立场在同一个领域里归根到底是一致的,以至往往被不能理解的左派知识分子粗暴地拒绝,但他高声说出了其他某些人不敢想或不敢说的话。

  这种做法有三点让我们感到惊叹不已:

  首先,是道德与政治的区别。阿隆说萨特首先是个道德家,因此,他很难不从道德上谴责那些没有采取同自己的立场近似的人。这种对立远远超出了俩个人的范围,扩大到许多知识分子的身上;这差不多概括了雷蒙•阿隆与左派分裂的特点。对他来讲,一切社会制度都是不完善的,政治不是善与恶的斗争,而是在可取与可憎之间的选择。这不意味着要从政治中排除任何道德考量,而是承认政治的特殊性,决不能把衡量人类其他活动的道德标准用在政治上。搞政治,不是只干好事。因为,什么是群体的好事,谁也说不清,而最严重的错误往往是由于不能接受这一点,即有些人固执己见非要干什么事,靠道德不足以制止。自左派上台执政以来,这个问题又摆在法国面前。承认道德与政治的区别,就需要在实际生活中有更多的勇气。这么说,主要是指要按照政治标准本身来考虑政治行为,不是让人搞犬儒主义或马基雅维利主义[3]。把道德和政治搅在一起,或者把政治想象成一种道德,就会轻易地滑向良知、义愤、非白即黑的世界观,拒绝接受政治本身就带有暴力、玩手腕和靠实力对比,一句话,政治是不讲道德的。因此,雷蒙•阿隆对这种不考虑政治的道德提出质疑。或者换一个更带有论战味道的说法,认为这是“美灵魂”与认为政治斗争令人怀疑者之间的对立。

  这可以说明,比如,他为什么对那些企图通过维护人权行动来建立一种政治的主张持保留态度。尽管维护人权的战斗代表了一种政治担当,这是显而易见的,值得称道的,但这种活动本身不是一种政治。

  这种政治理念要求拒绝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摩尼教派的善恶二元对立。[4]若非涉及专制主义,对手所想的并不一定是绝对的恶。因此,他对人民阵线、维希时代的法国、阿尔及利亚、越南和戴高乐主义等做出了细致入微的甚至令人叹为观止的判断。无论反对还是支持,都经过反复斟酌。他的论点与流传已久固有看法大不相同。

  其次,我们这一代人的第二个特点关乎到雷蒙•阿隆大声疾呼的公民道德。对于我们这几代人,祖国的理念始终带有某种“倒退”的含义。倒不是因为我们是超国家主义者,或仅仅是欧洲人,我们所受的全部教育,我们的价值观一直让我们扎根于自己的国家。但以国家的名义爆发了那么多的战争,让我们认识到民主更多地体现在于社会里不是体现于国家中。今天,离开社会,就难以令人考虑民主,反过来,把民主理念同保卫某国的具体领土连接在一起就更少见了,尽管我们也抽象地懂得,一个社会是注定无力在相当的时间担当防防务职能的。阿隆认为,公民道德是维系民主的条件。或更准确地讲,一个民主国家要继续生存下去需要公民强加给自己某些纪律。一句话,民主意味着两个东西:一个是社会,另一个是国家。我们对前者有点理想化了,忘记了后者,因为后者同当代史中发生的悲惨事件联系过于密切了,加之,后者需要某些强制,而我们这一代人对此从来不太喜欢尝试……

  最后,雷蒙•阿隆不仅仅是一位出身于新闻界的知识分子,因为一个做新闻的知识分子一般喜欢挑选那些他想谈论、评论或表态的主题和题目。而阿隆本人则定期对事件进行评论,不挑选需要为之辩护的事业,也不考虑是否适宜。35年以来,他直面知识分子与新闻工作者两种职业,除了不同行业和时间支配的要求,他还要做不少事情。这需要同时进行两种传统上相互多少有点互相排斥的思考,而且时间始终紧迫。在两种逻辑、两种视角、事件评论与整体阐述之间巡回游走,在表述世界时,需要对事物的偶然性与脆弱性非常敏感,超过对宏观经济的敏感度。从这种选择中似乎应该看到,他想超越自我,并带有某种历史相对主义的特点。总而言之,由于受到必须随时研究经济事件和政治事件的制约,反倒成就了雷蒙•阿隆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声望。对他来讲,不可能仅仅靠挑选一些事实来印证理论,而是要全部拿过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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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总体来讲,这些对话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向雷蒙•阿隆那一代人提问,是两种不同思想方法的比照。与他的看法更为接近的某些人对这些对话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而这正是雷蒙•阿隆的自由主义必须强调的一点。因为,向他提出这项访谈计划时,我们本来并不认识他,而且立即向他申明,我们过去也不是“阿隆迷”。

  由于访谈已纳入法国电视二台题为《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的电视节目,总共3期,显然风险很大。实际上用的时间比预计多。为方便广大观众,录了像。我们希望奉献给电视观众的,是通过一位熟悉知识界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主要观察家对50年历史的评论和分析来了解历史。这些对话共分为三个历史时段(1930—1947年,1947—1967年,1967—1980年),每个时段围绕着三个核心:

  ——思想运动与知识分子的态度;

  ——法国社会的演变与领导阶级的能力;

  ——重大国际事件。

  雷蒙•阿隆根本不想与我们讨论我们的整个计划,也不想讨论我们提出的对话题目。我们同他谈,他漫不经心地听着并且回答着:“行啊,挺好,你们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他看出来,我们相当了解这一时期发生的各种事件、他的著作以及当时知识分子的争论,对我们表示信任。

  我们觉得,起初为上电视节目而设想的对话,含义丰富,经过重新组合,保留对话形式,可以做成书出版。读者也可以看到对话的全部文本了。除了那份信任,雷蒙•阿隆身上的充满人性的热情令我们倍受感动,因为他曾出名地冷漠和拒人于千里之外。当然,这种客气并不排除讨论中较真——只要看看他眼神就清楚了,但这种较真是实在的,自打1980年4月第一次登门提出这个访谈计划,我们就一直对此赞叹不已。

  在这次对话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坚强的思想,要求严格的思想,我们遇到了一位敏锐的人,勤于探求真理的人,对正在进行中的历史感悟深刻的人。一句话:对工作有灵性的人。

  ﹡

  ﹡ ﹡

  80年代初进行了这些对话以后,法国的政治多数派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本书的基本内容经受住了1981年5月和6月左派上台执政的冲击。其中某些段落、特别是关于人民阵线失败部分的对话,读者会感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现政府正是要把人民阵线当作榜样,并吸取莱昂•勃鲁姆(Léon Blum)[5]的执政经验。有关1968年5月运动也是如此,直到81年春季为止,对左派来说,这是最重大的事件,尽管现在已多少被历史抛弃到一边,但现政府的许多提法和态度都来源于此。雷蒙•阿隆曾就左派上台执政草拟了一份结语,用来继续我们的讨论。为了便于找到答案,这次他自己设计了一些问题……

  雷蒙•阿隆成为反对派中的知识分子,对某些人来说,成了悖论。他经常受到批判,因为他的理念本来应该使之站住“政府的一边”!他关于社会的自由派理念令人胆战心惊,他从中得出的政治理念更为甚之。在这一点上,他坚持了自己的政治哲学。但人们可能找不出他的新作与旧著有何不同,过去他就拒绝与政府连接在一起,尽管他有时也支持政府。的确,从理念上,他与某些领导人接近,但始终保持一定距离。不管有没有道理,他在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和政治行为人这三者的立场之间划清了界限。如今,左派知识分子也将碰到与政府的关系问题,难道他们在行为准则上不会碰到别人强加在阿隆身上的诽谤事例吗?他确实从来不想成为“君主顾问”,为尊者讳,或言不由衷。他本人曾幽默地提到,他与第四共和国、第五共和国总统的关系都混得不错,只有瓦莱里•吉斯卡尔 德斯坦除外,对他可不客气。

  这些原则说起来容易,要付之行动就难了。读了这些对话,读者就会明白他是如何坚守这种立场的,大概同环境有关,也靠他个人的道德操守。在一个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坚守这种敢于担当的的文化需要一种苦行僧精神,这就阻止他成为两种人物之一:要么代表社会良知,要么当君主顾问,对他来讲,这象征着知识分子的两难选择。代表社会良知,就要站在被统治者一边,以普世道德的名义——他是或自以为普世道德的旗手——大加鞭笞,为回归历史本意和建立“完美社会”而奔走呼号。君主顾问则要了解现实的制约,要判断政治行动能否迫使支持这种行动的人甘心接受。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左派知识分子。在很长时间里,他们带着良好的愿望成为社会良知。后来有些人内心产生了怀疑——马克思主义危机使他们无法继续认同现实社会主义的成就、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的再定位等等——正是这个时候,靠了普选制的天赐良机,他们有了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变成君主顾问的机遇。他们变成君主顾问了吗?怎样变的?他们将奉行雷蒙•阿隆怎么想就怎么说的道德观吗?有朝一日他们也会感到无所适从,并进而在做分析家还是当君主顾问之间做出选择呢?玫瑰花能开多久,蜜月就将维持多久。[6]他们应该挥笔书写、评论时政,认真分析,多加批评。

  法国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对待一个大多数人衷心拥护的政府,即将开启的这个时代富有教益。由于盲从,法国知识分子过去很长时间内对揭露斯大林主义及其罄竹难书的灾难上麻木不仁,理由是不能让“比昂古工厂失望”。现在左派已经上台执政,出于历史的嘲弄,会不会又变成不能让“爱丽舍宫失望”呢?

  让-路易•米西卡

  多米尼克•沃尔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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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是法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他的《知觉现象学》与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一起被视作法国现象学运动的奠基之作。1926-1930年在巴黎高师学习哲学。二次大战开始后应征入伍,参加抵抗运动。在此期间,他与萨特等左派知识分子一起创办《现代》杂志,但因政治上的分歧很快分道扬镳。1952年进入法兰西学院。1961年,梅洛.庞蒂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时年53岁。——译注

  [2] 邦雅曼•贡斯当(B.B.Canstant,1767-1830),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对贡斯当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贡斯当一生的理论活动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不断反思。在拿破仑垮台前夕,他出版了抨击拿破仑的两个小册子:《论征服的精神》与《论僭主政治》。1814年,贡斯当随着波旁王朝的复辟回到巴黎,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他赞成复辟,并为争取建立君主立宪制而努力。拿破仑百日政变时,他先是出逃,后又应拿破仑的邀请担任议员,为拿破仑草拟了一部宪法,并于1815年最终发表了《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译注

  [3]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7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也是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从君主专政制度的现实出发,认为政治生活充满狡诈、强力和暴力。公民利用无政府状态来排泄个人仇恨与恐惧;政府依靠镇压性暴力维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这两种暴力保持平衡就可以维持社会和平。在现代西方语言中,“基雅雅维利主义”成了政治欺诈和政治权术的代名词。——译注

  [4] 摩尼教派(Manicheisme),主张善恶二元对立。——译注

  [5] 莱昂•勃鲁姆(Léon Bl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领袖,1936年人民阵线时期政府总理。——译注

  [6] 法国社会党的标志是手持玫瑰花。这里指法国社会党执政时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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