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的门径与取法读后感1000字
《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是一本由桑兵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69.00，页数：3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就是翻过，你读懂差十万八千里
●“讀書要虛懷若谷”
●陈义太高，口气太大。
●桑大师的新书序言很好地诠释了眼高手低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整篇序言指点江山，啰啰嗦嗦，前后反复，空谷幽兰，却不知让朱先生又看到“不相凿枘”会不会为之一哂，当然大概是大师勤于读书，难免“看朱成碧”，一时“失察”而已。总之，桑大师序言写的还是一贯的伟大正确。
●不错，开头两章写的是高屋建瓴，治学的方法写出来了。后面的篇章就是分别论述具体内容。只是了解治史方法，读前几章就可以。
●只看了绪论，放弃了。
●如果按照“方法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东西“这一定义，本书讲的大概不能算方法
去年九十月间购得此书，一周之内匆匆翻过，启发和感触甚多。由于论文选题正在晚清民国，读过不少知识制度转型的理论文章，以及新文化史的个案研究文章，深感近代资料之浩瀚无垠与整体把握之力不从心。该书虽是方法和书目指点，却史论联系紧密，常涉及到鲜明观点和具体研究。个人的主要收获和若干印象是：近代著述越与西学框架若合覆辙，其离高明也越远，格义比附贻害甚深；分科治学本身即被视为科学；从教科书、讲义到听课笔记，因取法对象不同；长编考异之法尤当为治史之要；影响研究须以事实联系为依据，等等。虽前后时有复见内容，总体上瑕不掩瑜，指示了近代史研究的基本门径，并加以专题统摄论述，干货很多。
《治学的门径与取法》读后感(二)：《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这本书是这个月一本学术专著。桑兵与罗志田茅海建，用一句戏称的话说“北茅南桑西南罗”。这本书毕竟是学术专著，所得到的也是最大的，是要一字一句去读的。别的不多说，我就只说在看绪论的时候，所想到的一些。历来讲治学方法有两种一是读书治学有成，述其心得，所言不是空谈方法。一是专讲方法，犹如纸上谈兵，花拳绣腿。临阵却不切实用。这两种史法其实都有所吸收的地方，桑兵对推崇章学诚的近代新进学人有所批评，不知道是对章学诚的批评还是对后学的批评，《文史通义》这本书是在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续编》提到过的，是必看书，章学诚的书当然好，也有可能是后学剑走偏锋了。绪论还讲到了对大学是否出大师的问题一些看法，还有说讲中国史学不应该满目用西方的所谓放逐海内皆可得观念来研究。他不是排斥西方的研究方法，而是对当今学界的一些风气的所做出的批评。绪论虽然四个小标题，所得到其实很多。在最后的观点反复声明读书为己与王元化喜欢胡适说的“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不回避危险。”有这一样内在意蕴。
《治学的门径与取法》读后感(三)：其实我对这本书是失望的
桑兵老师的课我旁听过接近一学期，亦有缘在异省听过他的一次讲座，现又看过这本书的部分章节，发现桑老师实际上一直在通过不同方式重复他基本不变的一些观点和态度。以下是我的粗略归纳（PS:桑老说治史不宜归纳，我已经错了么？）：
1、批评近代以来史学界喜好跨学科，对社会科学带轻视之意；
2、反对将外国学术观念和框架套在中国学术上；
3、对分科治学持负面态度，但没有公开反对，顺便嘲笑因分科治学造就而成的视野、知识狭隘的“专家”
4、多读书，读够了再下笔。
在以上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桑老师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些关键词句：“科学”即是分科治学（他指出这是错的），治史不宜归纳只能贯通，史学着重见异，用西洋系统条理本国材料，愈有条理去事实真相愈远，强六经以注我，削足适履，放眼读书.....
我之所以失望，是因为这本书的不同章节尽管安了不同标题，有不同的重点内容，但桑老师的以上观点和关键词句却一次又一次的出现，读多了自然无趣。重要的东西要说三遍，但我上课时真的已听过了。
还有就是言必傅斯年、陈寅恪。有人批评他这是用傅斯年等个别人的标准为价值标尺去品评近代学人。我想这是值得注意和反思的。
在写作风格上，这本书的内容跟很多其他中国人的书相比，结构性偏弱，不会给人死板之感，同时不时出现妙语，令人有醍醐灌顶之感，不过这种写作风格容易令人跟不上思路。
最后，本书欲为初学者提示治史的门径与取法，但我一直觉得治史的门径是需要方法和实践结合，在真正写东西的过程中领会的。其中的核心方法，上课讲过，书里写过，但都没有特别突出强调，只有亲身写过历史的人才能意会。此书的写作目的能否实现，也是一个疑问。
《治学的门径与取法》读后感(四)：再读只需看绪论
最近两周算是人生的一个转折时期，由于主客观之因素，读完此书耗时近两周，简练揣摩之后，说几点个人看法：
此书主要观点如下：
1、反对在阅读史料方面过于清晰分界，不能因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而割裂了历史的整体，强调分科教学与治学的局限。
2、主张历史研究的长编考异之法，即按时空顺序比较不同的材料，以求史事的生成衍化及其内在联系，即所谓“以俱舍宗治俱舍学”，横纵结合理解文本语境。
3、研究应以读书发现问题，而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以免先入为主，不易发现反证，尤其要防止先立论再找脱离时空关联的孤立片段的材料作为论据，不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尤其强调使用关键词搜索的方式获取材料的危险。
4、研究历史要达到通的境界，必须在博通与专精之间平衡协调，要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反对归纳或附会式的比较。
一言以蔽之：治史应整体贯通，读书应不拘一格。道理简明，但观今日学界之环境，恐怕也只能是心向往之。
在治史方法上，亦有明显的扬傅斯年、二陈，贬胡适、马建忠之倾向，或间接表现作者对西方理论框架几乎垄断中国学术，而学人引入时忽视其概念理论方法与研究对象是否适用之状况的不满，而提倡发展中国固有之学术文化。
桑老师文风独特，好用成语，点评前贤，率意肆恣。文中多有重复之词句乃至段落，纵有昭示观点之用，往来喋喋，不由使人疲劳。唯其引陈寅恪之“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实为醍醐之语。
行文至此，按桑老师治史不宜归纳之意，已谬大半。吾等“小夫下士”，学力浅陋，再言内容编排结构及目的之实现，开口便错，不如一默。
《治学的门径与取法》读后感(五)：书山有路
我们这个时代，且不说每年出版书籍如何如何，只说研讨读书治学法的指导书，业已汗牛充栋了。自朱子那时起，因了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典册中遵循正道趋附高明，就已经很成问题了，何况是网络化的今天，何况是要“竭泽而渔”地占有史料的历史研究者！所以这样的书似乎是必不可少，但这里面的水平参差不平也是不容讳避的（差的引导就不止是让人徒劳无功了，而更会遗害无穷）。我对这类书是一向保持警惕的，觉得不读不可多读亦不必有，始终还是坚持“随时进境，贴身说法”为不二法门，毕竟读书治学究竟是私人事。就我视线所及，中国目前的学者的第一流学人乐意惠泽后学而又做得好的，荣新江的《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与桑兵的这本《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是相对丰赡切实而又能通贯起一部中国史的。当然他们两人性情不一，领域不同，写法也就各有所擅，唯取资己用可以汇总而已。荣的那本这里不多说，只看桑的这本，他似远不及荣的知识性为主的“合乎规范”，因为他夹杂了很多企望“通古今之变”的私货。他很爱用的一个词是“小夫下士”，与之对应的“取法乎上得乎中，取法乎中得乎下”，大概就是相信“吾侪所学关天意”，文化神州是系于一些高人的，学术从来是“有钱有闲”才玩得转的小众事业，因此“上士闻道,躬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的语气不免时时而有。另外，读完这本书的读者，未尝不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这本三百多页的书简直就是在给陈寅恪先生的学说做注脚”。陈的《审查报告》《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杨树达论语疏证序》等等在书中出现的频率出奇的高，视为此书的“纲领文件”大概也不为过吧。我因此很疑心他有这样一种企图，就是把发达完备的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门路移植到近代史上来（他在书中坦诚后者的研究高度远不及前者，而且他所推崇的学人也大都是在古代史卓有建树的。所谓“以俱舍宗治俱舍学”，所谓“心史”皆是）。而书中的第八章到第十一章所涉及的教育史研究女性研究等等，是很有史家“独断之学”的风范的。总之，这是可以常伴左右的一本“疑义相与分”的可共欣赏的奇书，即使你不同意他的看法，在与他往来辩驳的过程之中也是能够获益匪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