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与“汉道”》读后感1000字
《《春秋》与“汉道”》是一本由陈苏镇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61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居然没有标这本书！必须标上！回头看看，历史系治学之法大抵如此，阐释的度可谓恰到好处。东汉部分除了谶纬，都是博士论文以后加的，风格与博士论文还是不相同的，也是本书的一大弱点。西汉加上谶纬部分堪称不易之论，所谓“创见很少”实在是有些刁难陈师。以此模式转向魏晋或是陈师下一步的打算，期待。
●单纯以历史的标准看还是不错的，事实描述也清楚，但是思想史这部分还是薄弱，几乎可说毫无深度。此外书里不必要的枝节实在太多。
●讲前汉部分尤其精彩，但历史是不是这样，就难说了。
●从《三国志》一条材料生发出来的鸿篇巨帙。把制度精神中的儒法冲突拟合为表现在春秋学之上的儒学内部德和礼的冲突，这个观点算不算太激进？
●已购
●读完很有收获，尤其是汉承秦制、东汉谶纬方面的论述。然而论述西汉经学时，以德为教、以礼为治的两分，还是可以商榷的，特别是以公羊的太平世，及曲礼的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解以德为教等论述。虽然如此这个两分却是贯彻全书的总线索。问题意识和行文技巧，值得好好学习。
●做得很细，也有很多新的思路。例如，汉承秦制的原因，就基于了军事和地域原因，提供了考论和解释，令人信服。
●说是研究，其实可算是政治文化视角下的两汉历史再梳理。篇幅有点长，要看到结尾对太平盛世的论述，才知道本书立意之深，非细碎的细节考证著作可比。
●结合政事的变迁，对两汉的政治思想变迁从缘起到各个阶段的演化做了非常系统的陈述。另外，关于各个时期的政治势力消长的分析非常精彩。不足之处在我看来有两点：其一，所有的证据和分析都只限于庙堂之上，对社会整体性的论述不够；其二，有点过于细琐，对主干的提炼不够清晰。当然，我想这两点“不足”一则是因为底层资料和量化的材料不足，二则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史观与阅读偏好的原因
●平實
书中对王莽的改制有专门的分析，与汉武帝，汉宣帝的改革相比，王莽的改制从表面来看更接近儒生最高的目标，从实际已看，反而理想色彩全无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弄虚造假，收买不成换个噱头继续收买，结果就是直接崩盘。
这种完全乌托邦式的文化统和，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并无本质差异，全面的崩溃都是最终的命运。
《《春秋》与“汉道”》读后感(二)：儒法合流
第一，儒家和法家从斗争到合流，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儒家化。汉武帝时期是法律儒家化的开端。汉朝当时面临着法律和文化不兼容的问题，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按照《公羊传》中提出的“以德化民”思想，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第二，西汉中后期，儒法两家又陷入了斗争，法律的儒家化进程一度被打断，这是因为《谷梁传》中恢复周礼的空想暂时成了主流。《左传》的重新发现为这种主张提供了依据，王莽的出现也促使这种主张被付诸实践。于是在儒生的支持下，王莽发动了“托古改制”运动，引发了灾难。 第三，东汉时期，经过灾难洗礼的儒生冷静了下来，开始意识到法律儒家化比恢复周礼更为现实。于是光武帝刘秀一边用谶纬压制儒生的批评意见，一边重新推崇《公羊传》，将法律儒家化推向深入。这带来了儒法两家的最终合流。古代中国的“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经常是一回事，这背后是儒法两家从斗争到合流的历程。
《《春秋》与“汉道”》读后感(三)：以礼为治与以德化民，致太平的满满长路
汉承秦制，但为了避免秦朝二世而亡的命运，汉帝国必须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整合关中与关东。
汉初的无为而治以及郡国制是后战国时代的一种妥协，到了武帝时期的尊儒更化最终使得关东文化成为主流，帝国文化上的统一大大进展。
这一时期《春秋公羊》的思想获得统治地位，春秋决狱使得法律初步儒家化，王道渗透入霸道之中，使得汉家制度霸王道相杂。然而这一时期的帝国重点依然是外部而非内部，开疆拓土成为最重要的事业。故而秦制中的军国主义体制和法治传统更适宜需要，仍然是朝廷制定政策的基础。
宣帝时《春秋谷梁》大盛，继而催化了元帝时期的托古改制运动，但因外戚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未能有太大进展，成、哀时期，王莽以外戚戚团领袖的身份尊崇托古改制，《左氏春秋》的兴起以及古文经学的崇奉使得改制运动获得发展，并于王莽时代达到巅峰。
新朝的灭亡昭示着以礼为治的指导思想失败，东汉汲取经验，尊崇谶纬以及公羊学，定都洛阳，跳出关中本位旧格局，进一步摆脱军国主义体系以及法治传统束缚。使得以德化民的公羊家主张取得主导地位。促使东汉士大夫的教化行为更加深入和认真，先正其身的理论得到更多贯彻。
然而，因豪族社会引起的吏治苛刻问题以及外戚宦官专权问题加剧政治腐败的现象使得人们对教化能否成功产生怀疑，导致太平道及五斗米道一度崛起。
东汉经学重视对仁义忠孝的规范和阐述，古文经学再度兴起，但形成与今文经学融合的趋势。所提出的礼的主张已不同于王莽刘歆时期的礼，而着重于对以德化民薄弱环节的补充。东周至东汉，拨乱反正是核心问题，在长期的发展中，儒家学说成为最终胜利者，东汉古文学家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一套以太平为理想以礼法为手段的教化手段，这套学说又在后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变化。
总之，在通向太平理想的道路上，我们的先辈付出了无数的努力甚至鲜血，却最终留下了许多令今人或感苍凉的背影。
《《春秋》与“汉道”》读后感(四)：春秋与汉道
以下为本人书评节选
在《春秋与汉道》一书中，作者从政治文化视角入手，一方面探索汉政的形成与变迁，另一方面也试图为秦汉时期中国政治文化模板的初步形成这一理念做出进一步地探讨与拓展。在这里，我们可以说，陈苏镇先生在通贯田余庆、阎步克先生观念的同时从另一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作者首先在开篇即提出，天下苦秦根源在于楚人苦秦，而这与秦在统一文化过程中，秦法和楚俗之间的对立以及楚国主要作为一个文化区域在春秋战国时期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说田余庆先生在《说张楚》一文中主要从实力方面指明非张楚不能灭秦，那么作者则从政治文化方面提出了张楚灭秦背后的深层因子，而这种因子一方面是秦迅速灭亡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影响汉初政治走向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在论述刘邦灭秦时，作者敏锐的观察到其背后所具有的“承秦”与“反秦”的矛盾。反秦自然与上一段所论述的刘邦集团反秦动机有关。而从承秦方面来讲，作者继承和发展了田余庆先生非承秦不能立汉之说，从“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三个视角分别探讨并论述了刘邦集团在立汉过程中继承秦朝原有的军国主义体制来有效动员资源形成有利形势的观念。
不难看出，作者将汉的建立看做是反秦的产物，也是承秦的结果。如何将这两种矛盾加以消解自然是当时亟需解决的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李开元先生主要从政治势力角度出发，将汉初关东地区广泛实行郡国并行制这一现象看作是皇权对军功受益阶层的妥协，而其对这一制度的变迁的解读则是紧紧围绕着皇权问题展开的。在本书中，作者基于“承秦”与“反秦”的矛盾，从文化角度出发，对汉初的郡国并行制进行不一样的解读。作者认为，郡国并行制的建立一方面是皇权有限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充分汲取秦急于整合习俗、统一文化导致灭亡的教训，针对关东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缓解东西文化的冲突，巩固汉王朝的统治。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汉初的建立与巩固是基于关中与关东在文化上、制度上的对立与差异上。
郡国并行制一方面缓解了东西文化冲突，另一方面又使得郡国具有较为强大的独立倾向从而威胁到汉王朝的统治。在文景时期，中央对王国的控制逐渐加强，朝廷的法令逐渐越过关中与关东、郡县与王国的界限。而在这一过程中，原先的承秦与反秦的矛盾再次凸显出来，如何使得中央既能够实现制度与政治统一，又能实现文化上的整合而不重走秦朝之路成为景武时期的主要矛盾，而此时儒家学派登上历史舞台。
《《春秋》与“汉道”》读后感(五)：几点札记
札记（一）
——读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估计短评写不下，就把自己的若干点札记挂在这吧。
1.亡秦必楚问题
秦与楚是战国期间最不“华夏”的两个大国，何晋老师的《秦称“虎狼”考》和罗运环老师的《论荆楚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特点》两文可供参考。结果反而是此两国在中国历史上上演了反攻倒算的戏码，颇具历史戏剧性。
相比于东方五国，楚民对秦灭楚的仇恨尤其狠烈，杜正胜将之解释为楚与秦相距甚远，徭役征发路途耗费相比于过去繁重得多，使楚民不堪重负，但陈苏镇老师指出，这不足以解释上述现象，因为东方五国也有这样的问题，却未爆发如楚般强烈的灭秦意愿，陈将楚民对秦之巨恨归结为秦律与楚俗的激烈对立，始皇以律令统一全国风教的努力在南方以小亩制和私斗文化盛行的楚地受到了激烈抵制，楚民因而恨秦最甚。
此说其实存在与杜正胜之说相同的缺陷，秦律的法治传统对楚地固然不相容，但对于东方五国来说亦是如此，秦律对于南方和东方民众而言都是巨大的威胁，尤其是齐鲁之地尚礼不尚法，何以未能如楚般激烈反抗？
也或许是我读书未精，此处姑且存疑。
2.“先入关中者王之”问题
按一般理解，楚怀王所立的这条约定似乎应该引起诸将争相入关，灭秦称王，但陈老师指出，当时的六国贵族还秉持着战国割据心态，只恋旧地，不求灭秦，也无称关中王之迫切愿望，且关中有秦军守卫，强攻也会损失有生力量，可能会给其他诸侯以可乘之机，故而都按兵不动。
真正在意这盟约的只有刘邦和项羽，刘邦需要称关中王以之作为根据地，而项羽需要灭秦之功来提升政治资本，最终项羽凭借军事优势“背怀王约”，终究是名不正言不顺，自然不可避免的成为刘邦兴师的由头之一了。
3.郡国并行制问题
根据以往的认识，郡国并行是汉初高帝不得已而为之，这个“不得已”一般指对功臣世家不得不列土封爵，即其臣下所谓“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诚如过往论者所言，这确实反映了战国裂土分封的思想影响。
但陈苏镇老师更进一步提出，郡国并行是汉初承秦与反秦之矛盾的产物，秦欲以郡县之制兼采用文法吏推行秦律以使天下风教统一，终告失败二世而亡，刘邦乘秦之律法，也面对着始皇当年的局面：东西方文化尚未充分融合，战国时代的文化布局依然存在，这使得以秦律为蓝本的汉律推行全国很可能是“亡秦之迹”，因而即使消灭了异姓王，刘邦也不得不再次分封王国，允许王国内“各务拊循其民”，接受和容忍不同习俗乃至律令规范的存在，可谓是合理的“东方政策”。
陈老师因此评价“郡国并行缓解了东西文化冲突，避免了亡秦覆辙”，可谓灼见。
4.“轮台诏”问题
这也是近几年秦汉史学界比较热闹的议题了，上个世纪的张荫麟和田余庆等学者都倾向认为武帝“轮台诏”宣告了武帝晚年由尚武到守文的政策转向（见于张荫麟《中国史纲》、田余庆《论轮台诏》）。
但陈苏镇老师认为，武帝遵循《公羊》家之学说，欲开太平世，并在登基第三十一年封禅，似乎宣告了大功告成，该转向守文政策了，但是不久武帝认为西域未平，藩国未服、“殊异俗”、开“太平世”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故而推迟了守文政策的到来，从他对太子的态度转变中可以发现这一点。
武帝起初对戾太子接棒并无不满，然而后来的巫蛊之狱和针对太子党的一系列举措似乎表明武帝转变了心意，陈老师解释为武帝起初认为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圆满结束“变更制度”与“出师征伐”两项事业，进而让“守文之主”缓和武帝时的激进举措，稳坐江山。但武帝晚年似乎认为其事业尚未完成，还需要一位能够继承其政策的接班人，因而废戾太子，立幼子刘弗陵，同时任了解自己想法的霍光、桑弘羊等人为辅政大臣，继续执行自己的政策。
陈老师也对“轮台诏”重要性的问题作了探讨，历来论者多以轮台诏标志着武帝的政策转向目之，但他认为，“轮台诏”或许只是宣布了对匈奴战争的短暂缓和，目的是休养生息以待再战，完全谈不上政策转向，《汉书》夸大了轮台诏的历史意义，也扩大了历史转折的幅度，这是因为班固不能认可《公羊》家关于太平世“不外夷狄”的说法，是其学术和政治立场的反映，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辛德勇老师的那篇《制造汉武帝》则是从史料考辩与史实探源两个维度否定“轮台诏”之转向意义，考虑到著述的先后，他应该是了解过陈老师的观点的，也不排除他们在北大历史系作为同事交流学术观点的可能性，无论怎样，他们毕竟都体现出一种质疑精神，还是值得后学揣摩学习的。
清华学报近日似乎又发了一篇与辛老师商榷的文章，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常读常新吧。
唉，先写这么多，其实还有许多小问题值得札记（儒生与文吏的结合问题，宠臣的结构性作用问题，东汉功臣多近儒问题等等），读这样能引发许多问题的书真的舒服，有空再补一些想到的点吧，接下来要肝素养快报了嘤嘤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