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读后感摘抄
《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是一本由盛巽昌 / 李子迟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30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精选点评：
●重复有点多...算是毛主席四大名著语录周边合集
●太烂了，两个作者胡编。
●不值得一读！
●手机上快速翻的，没啥内容。不如改名，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编年史。
●这个题材我特别感兴趣，但这本书就是七拼八凑乱七八糟，很失望。
●只是各方面记录的罗列
●记录了老毛关于四大名著的言论，基本是比较零散的，不太成系统。感觉出书也是蛮容易的，在电子时代，搜索毛主席语录就更方便了。
●很平淡。
《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读后感(一)：488.18.2《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盛巽昌。
借伟人名头为噱头，实则是空洞的流水账，既没有考究的独到之处，也没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新见解。毛主席阅读四大名著的历程从年轻到年老，心得体会当是非凡且应有一段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心得感悟。然而这些都没有，有的只是某时某地他对某某人说'你读没读过，应该找来一读'至于为什么毛主席如此推崇这些书，作者完全没写，更别说毛主席如何点评。书里与当时的现实有何联系，由此及彼有何共通之处，四大名著引发的启发与灵感，毛主席伟人视角的点评，这些统统没有，由此可知，启起个好名字多重要。
《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读后感(二)：编辑推荐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卓尔不群的才思与气魄。对于内容浩如烟海、思想博大精深、文化琳琅满目、复杂而风格迥异的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却在他闲庭信步般的片言断语中，化作了一道道耐人寻味的风景。
中央编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图书《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盛巽昌先生与北京自由撰稿人、著名畅销书作家与策划人李子迟先生合著。
内容简介
中央编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图书《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盛巽昌先生与北京自由撰稿人、著名畅销书作家与策划人李子迟先生合著。
《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分为“毛泽东品评《三国演义》”、“毛泽东品评《红楼梦》”、“毛泽东品评《水浒传》”、“毛泽东品评《西游记》”4个部分，以30余万字的较大篇幅，广泛、全面、详细、生动地介绍了一代伟人毛泽东与四大古典名著在各方面的经过、事件、知识与思想。它包括毛泽东一生中与四大名著的故事、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及其作者、毛泽东平时提到和品评四大名著中的人物、毛泽东平时提到和运用四大名著(包括其中的事件、典故、语句、诗文)等内容。所以，该书其实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的书，更是一部广义的关于毛泽东与四大名著的百科全书。
《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读后感(三)：我看到《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的精彩片断
曹操“这个案要翻”
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萧子升，就10日前总统黎元洪下令惩办洪宪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和薛大可等八人之事，称道：“此衮衮诸公，昔13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夫历史，无用之物也。居数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败盛衰之迹岂少，应如何善择，自立自处？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奈何皆不足为前车之鉴？史而有用，不至于是。故最愚者袁世凯，而八人者则其次也。”（《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l990年版，第51页。）
曹操（155～220），字孟德，东汉末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文学家，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他从汉建安元年（196）到建安十六年（211），先后击败吕布、袁术、袁绍等豪强集团，统一了北方，为建立三国中最强的魏国打下了基础。其故事在《三国演义》里见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等多处。
黎元洪，当时北京政府副总统。袁世凯帝制失败后，继任总统。
杨度等人，系l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建立参政会的成员。翌年发起成立“筹安会”，积极策划复辟帝制。
王莽（前45~23），西汉末期贵戚，后掌握政权，称帝，改国号为新。后世人皆以他为篡位者模式。
拿破仑，即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国皇帝，法兰西第一帝国创建者。他建立了竭力强化中央集权的军事官僚国家机构。
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帝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欧洲神圣同盟”的主要组织者，力图恢复欧洲封建统治。
……
《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读后感(五)：精彩书摘
不久，毛泽东的书篓里多了一套他爱不释手的书。那是他的部队在攻打井冈山附近的茶陵县高陇圩时，闯进了谭延闽的老家。谭延闽曾是清末进士，后来出任湖南省都督、湘军总司令。在谭家的藏书中，毛泽东得到了一套《三国演义》。虽说他早年多次读过《三国演义》，可眼下再读，却别有新意，从中可以学习许多作战的经验。所以，毛泽东曾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据贺子珍后来回忆：1929年前后，在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中，读书也许是毛泽东最大的乐趣了。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拿出来看。所以，后勤部门为他做服装，都根据他的意思，把衣服的两个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里面装书。他博览群书，什么书都爱看。他读过几年私塾，古文根底很深，也喜欢李白、陆游等人的诗词，不但熟悉他们的作品，而且喜欢逐篇进行评价。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他最喜欢《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每种都看过好几遍。他的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善于汲取有用的东西，加以应用。
后来，贺子珍听说有人诋毁毛泽东，说他指导革命不是用马列主义，而是用中国的旧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贺子珍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那时候，马列的书翻译过来的不多，尤其是我们在偏远的山区，能够看到的就更少了。记得当时在井冈山上，只有少数几本马列的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毛泽东让用油印机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他还尽最大的努力普及马列主义知识。他同军队中的政工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当然，毛泽东是很熟悉中国的历史的，常常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中国的革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 (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115页。)
1930年5月，毛泽东作江西《寻邬调查》。他在“寻邬的文化”一节中写道：
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县文化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依全县人口说，约计如下：不识字百分之六十；能识字百分之四十；识字二百个，百分之二十；能记账，百分之十五；能看三国，百分之五；能写信，百分之三点五；能做文章，百分之一。初小学生百分之五(五千入)；高小学生百分之八(八千人)；中学生五百人，大学生三十人；出洋学生六人，秀才四百人，举人一人。(上列：的百分数，是每一项对于人口总数的比例。)(《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1932年1月，在那次批评他为“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的赣南会议之后，毛泽东又生病了。他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13个人，到东华山去了。东华山在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外，山上树木蓊郁，山顶上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了这座古庙，住了进去。毛泽东在东华山住了50来天，连春节也是在那座古庙里冷冷清清地度过的。直到3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派项英专门来请他下山。毛泽东在世外桃源般的东华山，埋头读书，津津有味地读《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 (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据汪澍白编著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4页)：“1932年临时中央到达根据地，不但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而且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批判。教条主义者嘲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群书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这样谈及：“1935年前后，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并没看。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孙子兵法》。”(黄允升：《<遵义会议纪实>若干史实辨正》，《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2期。)
《孙子兵法》，又名《孙子》，相传为春秋末年孙武所撰，现存13篇。这是中国和世界最古老的兵书，曹操曾为它作注和编“辑要”。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他的67岁寿辰时，在与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时的谈话中，他又谈到了这件事。他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受到过三次大的处分。“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8期。)
因为爱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长征行军途中，毛泽东还让警卫员去给自己找书来看，以致引起误会，闹出取来“仨锅”、“水壶”的笑话。P9-11 不久，毛泽东的书篓里多了一套他爱不释手的书。那是他的部队在攻打井冈山附近的茶陵县高陇圩时，闯进了谭延闽的老家。谭延闽曾是清末进士，后来出任湖南省都督、湘军总司令。在谭家的藏书中，毛泽东得到了一套《三国演义》。虽说他早年多次读过《三国演义》，可眼下再读，却别有新意，从中可以学习许多作战的经验。所以，毛泽东曾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br> 据贺子珍后来回忆：1929年前后，在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中，读书也许是毛泽东最大的乐趣了。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拿出来看。所以，后勤部门为他做服装，都根据他的意思，把衣服的两个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里面装书。他博览群书，什么书都爱看。他读过几年私塾，古文根底很深，也喜欢李白、陆游等人的诗词，不但熟悉他们的作品，而且喜欢逐篇进行评价。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他最喜欢《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每种都看过好几遍。他的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善于汲取有用的东西，加以应用。<br> 后来，贺子珍听说有人诋毁毛泽东，说他指导革命不是用马列主义，而是用中国的旧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贺子珍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那时候，马列的书翻译过来的不多，尤其是我们在偏远的山区，能够看到的就更少了。记得当时在井冈山上，只有少数几本马列的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毛泽东让用油印机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他还尽最大的努力普及马列主义知识。他同军队中的政工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当然，毛泽东是很熟悉中国的历史的，常常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中国的革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 (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115页。)<br> 1930年5月，毛泽东作江西《寻邬调查》。他在“寻邬的文化”一节中写道：<br> 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县文化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依全县人口说，约计如下：不识字百分之六十；能识字百分之四十；识字二百个，百分之二十；能记账，百分之十五；能看三国，百分之五；能写信，百分之三点五；能做文章，百分之一。初小学生百分之五(五千入)；高小学生百分之八(八千人)；中学生五百人，大学生三十人；出洋学生六人，秀才四百人，举人一人。(上列：的百分数，是每一项对于人口总数的比例。)(《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br> 1932年1月，在那次批评他为“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的赣南会议之后，毛泽东又生病了。他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13个人，到东华山去了。东华山在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外，山上树木蓊郁，山顶上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了这座古庙，住了进去。毛泽东在东华山住了50来天，连春节也是在那座古庙里冷冷清清地度过的。直到3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派项英专门来请他下山。毛泽东在世外桃源般的东华山，埋头读书，津津有味地读《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 (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br> 据汪澍白编著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4页)：“1932年临时中央到达根据地，不但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而且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批判。教条主义者嘲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群书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br>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这样谈及：“1935年前后，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并没看。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孙子兵法》。”(黄允升：《<遵义会议纪实>若干史实辨正》，《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2期。)<br> 《孙子兵法》，又名《孙子》，相传为春秋末年孙武所撰，现存13篇。这是中国和世界最古老的兵书，曹操曾为它作注和编“辑要”。<br>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他的67岁寿辰时，在与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时的谈话中，他又谈到了这件事。他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受到过三次大的处分。“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8期。)<br> 因为爱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长征行军途中，毛泽东还让警卫员去给自己找书来看，以致引起误会，闹出取来“仨锅”、“水壶”的笑话。P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