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纪实
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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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自望舒(拒加)
陈伯达辩解说：“不要忘记，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原则，这些在马克思著作里都有详细论述。”叶剑英不无讽刺地质问他：“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对他们的争论自始至终既没有制止，也没有发表意见，实际上是默许几位老帅“放炮”。只是在结束会议时，周恩来才寓意深长地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会后，叶剑英当晚就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说“今天和伯达打了一仗。”毛泽东回答说：“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对！”
接着，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在长达3个多小时的会上，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除了三次简短插话外，即没有阻止那些奋起抗争的老同志言词激愤的发言，也没有因此中断会议进行。这就表明，周恩来对“三老四帅”的抗争是同情和支持的。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期间，周恩来在一些场合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只是表述委婉一些。就在“大闹怀仁堂”的当天晚上，他在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和造反派代表，讲到关于如何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和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问题时；他在2月17日接见财贸口造反代表，讲到正确对待老干部时；他在2月18日讲到正确对待党的领导时，分别强调指出：“军队要稳定。冲击解放军是没有从整体利益着想。军区不能冲，军事工厂不能串连，军队不能夺权。要信任、爱护解放军。”
“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对他们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甚至戴高帽、‘喷气式’、照相、登报。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对严肃政治斗争的丑化。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夺权发生了偏差，我们要纠正。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中央的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政府的财经、公安、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不能超过这个界限。财政大权不仅不能夺，全部监督也不行。”
在怀仁堂碰头会还在进行时，毛泽东得知后，派汪东兴赶去了解会议情况。当汪东兴赶到时，会议将要结束。散会后，周恩来向他介绍了会议争论情况。汪东兴回去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晚，毛泽东召见了他们。张春桥按照经他们“整理”后的会议记录，向毛泽东作汇报。在张春桥汇报到陈毅说到延安整风问题时，才激起毛泽东生气。毛泽东说：“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还要请王明回来吗？”在张春桥汇报说周恩来对《红旗》第13期社论有意见时，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他还让张春桥转告周恩来，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交文革小组讨论。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他说：“文革小组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哩！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生气，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会后，几位老同志也感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我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他们自己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讨。
在林彪、江青一伙策划下，会议期间，北京街头就出现了示威游行，造反派高喊“击退二月逆流”、“誓死捍卫中央文革”等口号，并且出现了打倒国务院5位副总理和4位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标语、口号。会后，从北京到全国各地掀起了“粉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狂潮。
与此同时，江青趁反击“二月逆流”之机，公然向周恩来夺权。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江青竟对周恩来说：“主席已经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逼得总理只好说：“我以后只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还有一次，江青对周恩来说：“地方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总理不要管了。到北京来汇报，总理太忙，不要组织了，由文革小组组织。”随后，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取代原来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这样，“三老四帅”被剥夺了出席碰头会的资格。
3月20日，林彪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疯狂叫嚷，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这一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走向何处去，决定中国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命运。”他混淆黑白，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进一步煽动，把反击“二月逆流”推向全国各地。
正当反击“二月逆流”甚嚣尘上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逐个问了他们各自的情况后说：“今天开个团结会。我们还是要搞团结嘛。”“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嘛。”
“噢！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接着又说：“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对我讲嘛！”
屋里，扬起了笑声。老帅们严峻的面容上，重又露出了笑容。
在这个团结的会上，毛泽东批准这些同志在“五一”节上天安门看焰火，并见报。这样，使林彪、江青掀起的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恶风，不能不暂时地停息下来。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反映老同志思想动态的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时，要大家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他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指叶)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很显然，这时“二月逆流”已得到平反，但这只是初步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了。
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再次郑重宣布，为由于“二月逆流”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