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狂想曲》经典影评集
《昨日狂想曲》是一部由黎小锋 / 贾恺执导，纪录片主演的一部中国大陆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昨日狂想曲》影评(一)：信仰
6.5分。
真正把雷锋当作信仰。对于一个经历过信仰破灭的国度而言，依旧能将那过去的信仰坚持下去的，可能内心险恶的阴谋家、政客；也可能是被那个时代困住，无法走出；还可能是经历过一些不为人知，对人情事故的失望之人，所寻求的精神慰藉。这种信仰其实与信佛、信基督没多大差别，只是他信的是共产、是雷锋。
纪录片导演主观介入意识太强。（深圳举重若轻影展）
《昨日狂想曲》影评(二)：快乐的猪与痛苦的人
导演花了三四年的时间完成作品。作品真的非常棒，内容很丰富，镜头也设计得很好。我在学而优书店观看，现场观众非常有水平。他们提醒我，沙画中的白菜可能意味着民众没有主见，以及沙画跟版画有点像，可能是某种程度上映射文革时期的大字报。主持说电影主人公是幸福的，因为他的信仰没有破灭。不过我感觉，那是因为主人公拒绝接受外界的信息。又回到了快乐的猪还是痛苦的人的讨论上了。此部纪录片也刷新了我对纪录片的看法，比如表现手法上运用了沙画主持人还介绍道，纪录片还有运用动画去创作的，因为导演觉得，真人演不出她要的感觉。唯一感觉不足的是有些镜头偏长咯。整体的感觉有一种黑色幽默的感觉不过同时也觉得，作者在提问的时候语气有点苛刻了。
《昨日狂想曲》影评(三)：历史的荒诞
本片将老刘行走全国各地的片段与沙画片段拼接在一起营造出一种超现实的氛围。
现实拍摄的部分从最开始观众对其行为的反应到他四处奔走跟不同的朋友见面聊天再到最终对其行为追根溯源的揭秘，层层推进。
沙画的部分更像是一种氛围的营造，一种解释，一种隐喻。
随着时间的递进，拨开事件的表象步步深入内核，看似不动声色，实则鲜血淋淋。整部影片的氛围也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从最初各地的观众对其不同的态度：有怀疑、嘲笑、诧异到最后一些人表示理解和支持，其中也不乏一些讽刺、揭露的片段。从一开始怪诞疏离，到最后对其伤痛的理解，影片也从冰冷的旁观记录变得加入了一丝人情的落寞情绪。
在如今的历史环境下去观看50年代的人的生活，更像一部荒诞的喜剧，你很难去理解他们的行为和思想的偏执，这恰好也就是问题之所在。表面上老刘被其他媒体塑造成了一个关乎信念和执着于理想的英雄故事，到最后你会明白它可能并不是你所以为的那样，他可能只是一种妄想，只是个人无法愈合的伤口，是对被牺牲被无法掌控的命运玩弄的愤懑，是面对历史的强大力量无法反抗无处宣泄的情绪的释放。
所以影片的一开始，导演就引用了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一句话：“我们是历史的人质”。
个人的历史是被时代的历史所挟持的，个人的命运不过是庞大时代中微不足道的一颗螺丝钉，被丢弃在哪里都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
《昨日狂想曲》影评(四)：逝去的精神是否还该活着？
这部片子恰好击中价值观中最混沌的部分、判断力的灰色地带与认知发展最不成熟的地方。
问题在于，人的信念是什么？这种信念，是今天树立明天丢弃，还是像老刘这样，死守几十年？面对责任，是自觉还是盲目？
他，一辆车，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标语，贴满车的报纸，近二十年寒暑，走遍全国，过家门而不入。坐在街头，免费给人擦鞋，好像也没别的。人们对他毁誉参半。这难道就是雷锋精神吗？挺表面的吧？真表面啊！偶尔碰上有人慷慨解囊，老牛直喊导演到跟前拍下这一刻，用于日后的宣传。挺假的吧？好假啊！后来干脆把秀场移到天安门广场，挺可笑，也挺可悲的。
雷锋精神之于现在，是否还要弘扬，还要践行？还是别人践行就好，自己顶多弘扬？我为什么还要雷锋精神？别人会说我是傻子吧？然而我又为什么不要雷锋精神？现在的社会是多么冷漠，人心是多么惶惶，信任一文不值，不是不去信任，而是不敢信任。可是，雷锋精神驾驭不了这个复杂病态的社会。当助人为乐变成宣传工具，谁还能主动站出来？有一个镜头，老刘站在北京万寿寺地铁站打电话，几个女孩一看他包上的“为人民服务”，笑着像躲瘟疫一样走开。在这一刻，我终于站向老刘，人总该对信仰有点儿起码的尊敬吧？年轻的一代信仰缺失，自我膨胀，谁来埋单？
老刘有点儿愚忠，满腔热情地全国长征，希望全国人民重新回到学习雷锋好榜样的红色时代，还炮制了宏大的共产主义大学的计划，寄希望于某个同样愚忠的企业家无私地献出300亿。我不能说他不对，我有什么资格说他不对，说他傻？
也许我们需要的，是另一种雷锋精神，一种符合时代的雷锋精神。
我实在是厌倦了满大街的政治标语，不会有人为之热血沸腾了，不会有人甚至给予哪怕一瞥，其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就是为社会主义做贡献。也许是我狭隘了。于是乎，我们要的是政治标语，还是一种内化于心的思想自觉，主动服务社会，提升自我？
所以我说，这片子把我推向无法思考和不知何为正确。
《昨日狂想曲》影评(五)：“符号”崇拜
看我这部纪录片和现在写评论的心情是完全不同的，当在看部分独立纪录片的时候，人是处于一种窥伺状态的，因为我们企图通过影像远距离地注视着一个人或者见证一件事。所以当我再观影《昨日》的时候，我是处于一种主动涉入人物所处在的环境和心理世界。但是当我要评论这部纪录片时，我则需要主动脱离情感转而进入到理论状态。因为从情感上，我无法与主人公老刘引起共鸣，虽然我在观影的时候很感动，但是那种感动在我自我分析批评时发现是出于一种同情和悲悯，然而这种同情和悲悯又是一种窥伺欲望后以自我为中心的膨胀，甚至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对人物不尊重的体现。
《昨日》从叙述上看，是典型的多重叙述，人的声音，历史的声音，媒介的声音和隐藏的声音。但这是这部纪录片的成功之处却是将这种多重叙述转化成一种不可见，即因为导演（拍摄者）的介入让这种不可见以可见的形式呈现出了一种多样的不可见。具体说来，老刘在和拍摄者的互相“利用”关系在影片中是可见的，正如导演自己所说的“博弈”。拍摄者的镜头让老刘获得了部分人的关注甚至是认可，而拍摄者则是用镜头记录到了老刘的时间和空间。但是这样可见的关系背后的不可见的则是“符号”崇拜与媒介利用的演变。在70、80年代作为象征的雷锋和雷锋精神如何被塑造起来的？翻开那段历史的画卷，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照片和文字在官方意识下喷涌而出，在此作用下的集体意识变得空前一致。老刘也因此得到了官方性的荣誉认证。那是一个“符号”崇拜极为普遍的年代，雷锋的英年早逝不知道是不是对这个“符号”崇拜兴盛的时代的一次显性提示。日本文化研究家大塚英志说道“如果偶像是虚像的话，没有生命的‘虚拟偶像’才是真正的偶像。”这句话也许很好地解释了符号体系中的人在官方媒介宣传下的主体丧失以及对“符号”进行崇拜模仿的人主体的同等丧失。而当到了现代社会，即使官方媒介依然宣传着雷锋和雷锋精神，但是随着具有与官方势力可对抗的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新媒介的出现，官方话语面临着被束之高阁的境地，人的主体性似乎慢慢被重新建构。“符号”崇拜自然也转向了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更为广泛的对虚拟性的崇拜。最为典型的应该是资本主义语境中的明星崇拜和消费崇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刘光建的出现无疑是一次双重棱镜，他一方面折射了过去，另一方面也反射了当下甚至是未来，所以作为纪录片的《昨日》不仅仅反思了历史也在恐惧当下。影片中，老刘到北京领奖事件，则是通过新媒介的镜头呈现出的一个官方景观，而这个可见的官方景观则将不可见的官方媒介的缺席作为影片中的隐藏声音呈现了出来。官方对刘光建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官方一方面表彰刘光建的行为，另一方面也在拒绝，它拒绝刘光建这类人作为个体的出现。影片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一个“官”来主动帮助刘光建实施他的学雷锋计划，而却在最后以奖状和红花的仪式嘉奖了老刘。
官方的隐去与个人主义的红火无疑是一次有效的呼应，或者说是一次共谋。因此，也出现了一组矛盾的景象，官方依然以其强大但无效用的宣传媒介进行群众工作，而另一方面，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新媒介则担起了伦理道德甚至是“符号”崇拜的宣传工作。两者的话语必然会有异，也可以产生同。但《昨日》则将这样的异同边界通过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互利”的方式进行了模糊。正如前文所说，在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博弈的过程中，《昨日》呈现出来的故事既让官方话语和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新媒介话语达成共识，即刘光建作为一个积极正面的追求雷锋精神的具有光辉形象的代表群体的形象存在，但与此同时又像变魔术一般，产生了异，即从刘光建的“长征”中批判性地看待了历史和现实中的“符号”崇拜与人的主体性的消失与建构。这里异同并不并存，但也不矛盾。
最后，在官方对刘光建作为个体的拒绝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问题，也是在看完整部影片后我的一个疑问，虽然一开始我持否定的怀疑态度，即刘光建作为个体在现代社会有没有主体性？我现在认为是有的。他有选择，有坚持也有反抗。他在对“符号”崇拜的道路上已经偏离，他也许根本不崇拜雷锋，但他需要雷锋的话语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只是他将证明自己存在的方法笼罩在了历史的阴影中。
《昨日狂想曲》影评(六)：擦皮鞋、新长征、300亿：老刘的光荣与梦想
老刘的光荣与梦想
采访并文 | 沙丘 编辑 | 张琳悦
本文首发于腾讯新闻谷雨计划
刘光建心里装着一个300亿的大项目。计划书拟好了，可钱还没有着落。
按照设想，这个雷锋文化基地的项目包括筹建雷锋大学、共产主义大学、共产主义倒计时纪念碑、共产国际纪念堂、共产国际游览参观中心等设施。他希望在10年内筹到钱，将其建成未来的国际信仰中心、青少年思想政治道德教育中心。
他找来志愿者丁爱平研究如何找到钱。对方问：“别人投资300个亿，有什么回报？”刘光建说：“你都成历史人物了，像留下金字塔、长城、兵马俑一样，还要什么回报？”
宣传雷锋精神是刘光建的人生目标。
为此，62岁的他已经将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交付给这条“长征之路”。从1999年开始，他驾着三轮汽车漫游全国，准备组建100个雷锋擦鞋班，帮扶1000个残疾人和下岗职工。
由于缺少稳定的经济来源，他不得不靠别人的施舍度日，也常夜晚到菜市场捡拾被丢弃的菜维持温饱。他把雷锋简介和报道自己的报纸贴满车体，每到收费站就拿着报纸说服工作人员免费放行。他几乎走遍了全国所有的省份，无论严寒酷暑，白天摆摊，夜晚睡在车上，好多年没有回家。
这么多年了，这个人还在学雷锋
“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这是雷锋在日记里对自己人生目标的定义。1962年8月15日，一场意外让他的生命定格在22岁，但“向雷锋同志学习”，走雷锋成长的道路，成为一代人的选择。
雷锋去世那年，刘光建不满6岁。可他的人生与学雷锋热潮交织在一起。
1971年，刘光建入伍。和雷锋一样，他帮助老人劈柴担水，帮当地人修桥补路，为战友和学生理发、修理生活用具。他的事迹被刊发在新华社报道中。部队党委给他记了二等功，号召指战员向他学习。曾经为雷锋拍照的摄影师张峻也去部队给他拍照。
◇ 《昨日狂想曲》剧照，张峻拍摄的雷锋和刘光建纪录片《昨日狂想曲》里，刘光建拜访张峻。张峻找出当初为其拍摄的影像。照片中，刘光建犹如翻版的雷锋，面容俊朗阳光，带着微笑，连拍摄的姿势和场景都很像。看到这些照片，刘光建有些激动，他向张峻下跪表示感谢，“是你们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的。”
回到七十年代，那时刘光建正梦想着成为“第二个雷锋”，但突然的事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74年，全国学雷锋表彰大会选中刘光建发言。表彰大会前夕，刘光建向辅导员提议，希望到学校去宣传。随后，辅导员将他的建议转给政委，他被认定为“骄傲自满，搞个人崇拜”。受不了批评的刘光建哭了，一气之下跑回了家。
纪录片中，刘光建在讲述这段经历时，觉得当初的自己太年少无知。大会前逃跑是很严重的事故，为了交差，他被送进精神病院。刘光建认为“这是个阴谋”，他在日记中写道：“不是我走得太远，而是你把我逼到这个风口浪尖；不是我站得太高，而是你把我逼到这个英雄的顶峰。”
1977年，刘光建申请援藏，进入西藏气象局工作。他是司务长，每天买菜做饭，干了将近20年。纪录片中，刘光建再次回到老单位。他说，希望将来别人说“这么多年了，这个人还是在学雷锋”。
1999年，刘光建走上了宣传雷锋精神的漫长之路。他的交通工具从三轮自行车、三轮汽车到两轮平板车。每到一个城市，他以擦鞋为生，赚到钱就买用具，赠给徒弟。
◇ 《昨日狂想曲》剧照，刘光建开着学雷锋专车在西藏他很快受到媒体关注。“中国职业雷锋第一人”“新长征英雄”……在很多城市，他被摄像机和闪光灯包围。他说自己的事迹已经被报道六百多次，希望通过媒体在每个城市把“学雷锋”搞成一个个小高潮。
为了这项事业，刘光建不得不牺牲家庭生活。新京报的一则旧闻报道，刘光建的父亲在2000年去世，从同乡那得知这个消息时，已是五年后。他第一段婚姻留下来的女儿已二三十岁，而刘光建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七八岁。
家人对他的事业似乎也不理解。纪录片中刘光建说：“你能想到吗？我最爱的女人打我，我最好的兄弟也打我。我是什么学雷锋标兵，好荒唐。”
一场“掏心窝子”的持久战
黎小锋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刘光建的场景。那是2007年的上海街头，两面红旗插在车上，音响里放着震耳欲聋的红歌，刘光建坐在车前给人擦皮鞋。黎小锋走上前与其交流，不到5分钟，他就做出了要拍摄刘光建的决定。
对于刘光建的事迹，黎小锋觉得不可思议的同时，也产生很多疑问。千篇一律的说辞不是黎小锋想要的，他知道走进刘光建是一场“持久战”。为了让他掏心窝子，黎小锋将这次拍摄比作“相爱相杀的猫鼠游戏”。
他跟随刘光建辗转全国各地，一次又一次追问其内心的“秘密”，但每次总是无疾而终。刘光建较强势，说起话来咄咄逼人，抛出的问题他总能很快找到切口进行“完美回击”。争执和矛盾伴随整个拍摄过程，黎小锋时常感到自己的笨拙和无力，他不止一次想过放弃。
这部纪录片拍摄了接近8年。每年黎小锋去跟拍刘光建两三次，每次最多不超过两周。两个人刚开始还相安无事，后来越来越难相处。“就像谈恋爱的两个人，见了面要吵，不见面又很想念。”
与家人的关系及当年从部队出走的原因，刘光建总在逃避。一有时机，黎小锋就进行追问。有一次，刘光建被激怒了，对着镜头吼，“你敢把这些剪到片子中吗？”这次争吵让两人都很受伤，一年多没有联系。
最终，黎小锋将自己与刘光建的争执作为线索，剪辑完成了纪录片，取名《昨日狂想曲》。这是黎小锋周期最长的一部作品，也是最困难的一部。2016年该片获得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奖。但黎小锋心中仍有遗憾，他尝试过很多次，却一直没有等到刘光建与前妻、与家里的兄弟姐妹见面。
◇ 《昨日狂想曲》剧照，刘光建在路上拍摄过程中，黎小锋从最初的质疑，到慢慢地理解刘光建。他认为，刘光建是唐吉诃德式的人物，会为自己的信念牺牲一切，雷锋文化基地就是他的乌托邦。
黎小锋希望在《昨日狂想曲》中展现大历史与小人物的关系。纪录片中有个精神失常的老太太，她给刘光建塞吃的，在他的摊前载歌载舞，大唱革命歌曲。
黎小锋说，他们一路上碰到过很多精神有问题的人。这些上了年纪的精神病人，头脑中似乎烙下了“红色年代”的深刻印记。
纪录片结尾，一年多没联系的刘光建和黎小锋再次相见。2013年是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50周年，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联合30多家媒体机构评选了50位学雷锋模范，刘光建是其中一位。
颁奖典礼在钓鱼台国宾馆，黎小锋记录下身穿军装、戴上绶带、胸前别着大红花的刘光建，主席台上，他将发到的奖金压在证书后面，微笑着和众人合影。
第二天，刘光建带着一位徒弟，想去天安门广场摆摊擦鞋，并拍照留念。可鞋箱、凳子刚放好，武警就告诉他这里不允许摆摊。
◇ 刘光建在天安门广场摆摊擦鞋就像多年前，他开着自己的三轮汽车围着五环转圈，不能进城一样。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总是充满戏谑。这一次，他同样狼狈不堪，匆匆离开。
“我不想再听冠冕堂皇的话”
谷雨：你在自述中说“从他那里，我注定一无所获”，最初你们的交往是怎样的状态？
黎小锋：其实我对他们这种公众人物也挺了解。一开始就有准备。他们一直说着冠冕堂皇的话，很少会给你掏心窝子。我就想从老刘开始，要做一个突破，让他们这种人也能讲出真实的感受和想法。所以和老刘的交往比我以前所有的拍摄对象都要难。
谷雨：你怎么评价刘光建和他做的事情？
黎小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老刘把学雷锋当成了他的生活方式，我尊重他的选择。
谷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八年，你对他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黎小锋：刚开始我对老刘持怀疑态度，觉得他讲的东西很多是假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用这么长时间做这个片子。老刘对公众讲的东西基本没有任何变化。如果你满足于他那一套，3天就可以把影片拍完。我不满足，我觉得要去触接真相，触及人的内心，所以他行程中重要的时间节点，我都去跟拍。
比如他去西藏，回到以前的工作单位，我就跟着他去，发现他的确在那里工作过。他去东北拜访张峻，给这位曾为雷锋和他都拍过照片的老人下跪，就知道他讲的那些过去基本是可信的。通过这两个地方，我确信了对老刘的一些看法。
谷雨：你之前写过一本书《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直接电影”》，讲到了“不介入”“不控制”的拍摄手法，但本片你是从第一人称出发介入老刘的生活，你是如何看待这两种创作方法的？
黎小锋：2004年我在读博时开始写那篇论文。我早期的《夜行人》《最后的秘密》都采用直接电影的方法，观察为主。我的原则是有限介入和控制，我把这种美学方式概括为“壁上观世相”。当时做那个研究我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我知道，做片子不应该局限于我研究的方法或以前用过的拍摄方式。
我比较遵循一种原则，随物赋形，拍摄到什么素材，认识的人是什么样子，基本还是按照最真实的状态去还原，不去篡改人生。
但面对新题材、新人物，拍摄方法很多时候得调整。你会发现，按照以前的方法，客观的方式好像不行了。老刘一直在和我辩论，拍了几年以后，我越来越明确地知道，应该把我和老刘争论的这个线索剪辑进去，把我和老刘之间不得不揭示的关系呈现出来。
◇ 《昨日狂想曲》海报谷雨：有评论说沙画的出现会比较突兀，你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黎小锋：我每次去拍摄老刘都是坐火车或汽车，一路去找他。我在路上会想，哪些场景比较触动我，剪辑中应该呈现一条怎样的隐喻线索。我在拍摄过程中会写一些片段和诗句，经常想着怎么把它影像化。
后来，刚好认识一位对沙画很感兴趣的朋友，而且我看过他以前的作品觉得挺有意思。我跟他讲自己的一些设想，没想到他能非常快地领会我的意思，把它表现得非常合适。所以，我就请他把我要表现的场景用沙画的形式呈现出来。影片中的呈现，超出我的预期。
这是老刘的乌托邦
谷雨：影片中老刘不愿意提及过往和家人，但你还是一次次地试探。面对这样的伦理问题，你是如何处理的？
黎小锋：老刘是一个性格强悍的人。他是一个说教者，永远在教训别人。这和一般拍摄弱势群体不同，我不觉得我的问题是在挑衅他。对他来讲，压根就不构成伤害。
以前拍摄《夜行人》时，我也遇到过伦理问题。主人公是个盲人，有一个智力障碍的女儿，我在和她们交往的时候会非常注意，不去触犯隐私，不违背基本的伦理问题。基本都是靠经验去判断，很多情况你自然而然会关掉摄像机，不拍。拍老刘也是他说不要拍摄，我也就关机了。
谷雨：影片结尾有个镜头我特别喜欢，一个落下的孔明灯在风中滚动，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拍摄的？
黎小锋：当时我到广安拍摄，老刘孤独一个人，在那里过春节。我去找他的时候，两人又争论了一回，大家心情都不愉快。那天晚上我们有点疲倦，准备结束了，老刘坐在凳子上抽烟，我一抬头看到空中飘着一个孔明灯，快要掉下来了。风一吹就向我们这边飘，我心里在想飘到老刘边上就好了。然后真的慢慢飘过来了。老刘是个聪明人，不用我指挥，可能孔明灯也触发了他的某种情绪，他就一动不动地盯着看。所以那个片段是浑然天成的。长期和拍摄对象待在一起，经常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场景出现。
◇ 《昨日狂想曲》剧照，老王孤独一人过春节谷雨：这部影片你想表达的是历史对一代人的影响和改变吗？
黎小锋：我显然是想表达大历史和小人物的关系。标题一开始是《老刘狂想曲》，中间有一个红五星，后面有一个片子也用了红五星，我们就去掉了红五星，把标题改为了《昨日狂想曲》。
因为老刘貌似在不断往前走，其实是一步步往后退，他想回到他的过去。就像影片中有一个沙画场景，老刘踩着他的三轮车，拼命地追赶一辆呼啸远去的列车，其实它就是想象中的时代列车，时代列车已经一去不复返，老刘还在苦苦追赶。
谷雨：老刘现在还在全国游走吗，最近情况如何？
黎小锋：现在已经不在全国漫游了，他在一个大桥底下安顿下来，像一个流浪汉。我最近和他联系过，准备给他寄点钱过去，但是他说他挺好的，没有接受我给他的钱。
他这个人喜欢硬扛，我有时也很担心他。前几年有朋友要帮他申请西藏的低保，他的户口在西藏，结果他放弃了，说我一个搞雷锋精神的人，需要什么低保。老刘身上有很多可敬的地方，他挺有韧劲，会为自己的信念牺牲一切。
谷雨：我看到一篇报道说2017年他开始在都江堰搞雷锋学习基地，他这个想法最初是哪儿来的？
黎小锋：他当时说的是共产主义基地，纪念堂、展览馆、贪官陈列馆、先进人物陈列馆等。他有很多设计，说要300亿。就像他在影片中去拉投资，说给钱的人只会写一个名字而没有实际回报，最后也没找到钱。这也是老刘的乌托邦，他一直有这个梦。
早年他也曾想建一个很大的养猪场，为全国多个省市供应猪肉。他的想法很多，过不了多久就会冒出一个大计划，最后实现不了，也就不了了之。但是大的方向就是共产主义。
◇ 《昨日狂想曲》剧照谷雨：你有个作品展映的名称叫“时间的炼金术”，这部影片也用了8年。对你来说，纪录片创作中的“时间”该如何把握？
黎小锋：这个是受塔科夫斯基的影响，他认为世界上最理想的电影是一个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每一秒都拍摄下来，从中剪辑出一部90分钟标准片长的电影。我看了很受触动。他说的最理想的电影不就是一部纪录片嘛，他说的一生就是时间的积累。
通过时间的缓慢流逝，人的命运和处境会慢慢显现，无论是狰狞的，还是美好的，它会展示很多无法想象的东西。所以，我现在的拍摄就尽可能拉长拍摄时间，让人物和事件在其中慢慢发酵。
政治的，还是美学的？
谷雨：在创作过程中，你和贾恺是如何分工的，遇到分歧听谁的？
黎小锋：我们两人属于联合导演，我负责拍摄，她负责剪辑。其实关于片子，我们俩无时无刻不在讨论。2007年开始拍摄老刘，我们的女儿2008年出生，她就是听着我俩的讨论长大的。《昨日狂想曲》剪辑完成后，她都上小学三年级了。
我比较强势，遇到争论的时候，贾恺还是比较听我的，基本能达成一致。我们俩审美取向和价值观念比较相同，以前她经常和我一起去拍摄，彼此对素材都很亲近。生小孩后她不能去现场，在剪辑的时候反而更客观。现在基本上是我去拍摄，回来她看素材，我对她讲我的理解，然后在素材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形成一种剪辑思路和框架。
谷雨：你既是纪录片研究者，又是创作者，如何看待国内纪录片的现状？
黎小锋：这几年独立制作整体有点衰落了。我一直没有改变一个看法，就是纪录片还是要质疑、要批判，只有这样，社会才会进步。西方纪录片最主要的价值标准在我看来就是两条，一是政治的，二是美学的。
政治的，就是能不能推动一个社会的进步，揭示一种真实的社会状态，引发对某种现象的关注和思考，然后寻求解决的方法。这种政治的、社会的功能在西方纪录片中非常重要，往往有很强的批判性。
美学的，指在方法、视听语言、文体上有所开创，能够结合新技术带来新的东西。
在中国，很多纪录片导演一到政治就容易触及敏感，只能在美学上有一定野心，但即使是美学上的开创，也还有很大的空间。
近年来很多关于传统文化、非遗的纪录片比较受鼓励，很多导演就把精力都放到那里，但用不着所有导演都去拍。
关于黎小锋
黎小锋，纪录片导演，现为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作品《昨日狂想曲》《遍地乌金》《我最后的秘密》《无定河》《夜行人》，曾入选釜山国际电影节AND项目、CNEX制作项目，入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丹麦哥本哈根纪录片电影节、台北电影节等诸多海内外影展，并获北京独立影像展纪录片单元最高奖“独立精神”奖、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等奖项。著作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直接电影”》《纪录片创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