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读后感1000字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是一本由王汎森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00元，页数：18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 这部书收录的五篇文章如王汎森先生自己所言，主要讨论的是近代史学中“变”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后来习以为常的历史观念是如何兴起的，这个有助于我们转身对自身所持的历史观念进行反省。我个人更有印象的是后三篇，尤其是讨论廖平与蒙文通所代表的经学向史学过渡的问题，还有通过对傅斯年及其所创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两项重大学术工作的分析，讨论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这两篇对我触动较大。当然，就个人兴趣而言，最后关于钱穆的一篇虽然读起来不如谈蒙文通与傅斯年这两篇刺激，但还是我最在意的。整体上，作者善于把具体的史学观念置入整个的时代文化系统中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并且擅长通过对关键性的细节的辨析，建立起具体的细节与重大的观念之间的联系。后三篇对此体现得尤为明显。
●以前翻过，最近整理藏书又看了其中两篇
●和罗志田一个调调的
●但是每抓到一個point就爽歪歪地說“這也體現了中國近代思想史的XXXX趨勢”是不是也是一種病？最近就在反思這個……根本上來說是歷史哲學立場的問題……是“嘈雜的數字與個體”跟“大的歷史精神”的問題……反正我更偏愛的研究是”找不一樣的“，而不是花大工夫來證明一個已經定好了的結論……
●蒙文通钱穆二篇尤爱之
●书名给人的第一感觉，貌似会分门别类地总体介绍近代中国的史家和史学，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它是一本文章汇编，汇集了王先生不同时期的五篇文章，而它们都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学家、历史学有关，每一篇文章实际上都是一个专题的论述，是通过史家与史学来论证某些结论性的观点。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信息量很大，作者眼界深邃，不但让人了解到了许多并不熟悉的史实，更重要的是让人在对中国史学于近代的变迁有了一个广泛的认知，并且深刻体会到了民国时期整体的学术状态，实为受益颇多。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读后感(一)：文章汇编
书名给人的第一感觉，貌似会分门别类地总体介绍近代中国的史家和史学，而实际上并非如此。
这是一本文章汇编，收集了王先生不同时期的五篇文章，而它们都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学家、历史学有关，每一篇文章实际上都是一个专题的论述，是通过史家与史学来论证某些结论性的观点。
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信息量很大，作者眼界深邃，不但让人了解到了许多并不熟悉的史实，更重要的是让人在对中国史学于近代的变迁有了一个广泛的认知，并且深刻体会到了民国时期整体的学术状态，实为受益颇多。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读后感(二)：多样的思考
第二次看王老师这篇文章，有了新的体会，主要是前两篇。一次史学革命的发生有许多如他老师说的史学内在理路，也不能忽视史学外部非史学的因素，当时是个巨变的时代，有了西学的冲击、现实的期盼，现实的因素对于史观、史学的变化很关键，尤其是激变的时代，现在的思维方式要求多角度多层面看问题，探索变革的原因角度也更加多元，王老师思考的新史学如何促成的？线性史观如何发展的，给社会思维、行动方式都带来了另一种模样，进化论进来，在史学的写作和思考都产生变化，史观发生变化之后，随之而来的历史思考、历史事实都不一样了，我们要去了解当下的波浪是怎么形成的？拍打到岸上的人是如何看待的？接受了影响了？具体是怎样改变？变化后又对当下的社会、政治、思维有怎样的回响？我们也要走出来，以现在的眼光如何对待这种历史上的变革？我们得到了 怎样的启发？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读后感(三)：一个想法
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和钱穆与民国学风两文尤好，解释了在近世经史重构，和在现代研究方法下大量中西古今的思想资源出现的情况下，史学家角色的转变，特别是重建了钱穆与晚清民国各种新学风的对话、辨证关系，以及其学术转向对现实的迫切呼应。本质上胡适和傅孟真的科学主义学术梦想在近代中国必然失败，去价值规范的学术中立和标准化的学术路径决定了“重估文明价值”“再造文明之梦”不足以应对左翼直接的意图伦理的现实政治指导（用唯物主义和马列进行研究必然得出同构的结论，中国社会必然的规定性反证革命的必然性，是必然证明必然，但直接热切的呼应了时代主题），也无法面对取中国文化精义，引导国民对国家、民族的基本“信念”，最终实现文化、科学、民主、革命四体同构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如钱穆和戴季陶，乃至蒋介石本人，和更加关怀民族心性义理的“边缘知识分子”如梁漱溟、熊十力等。史学应有终极的价值关怀，是建立在价值中立化和学术规范性之上的，超越意图伦理的价值关怀，在近现代-国家民族建构，知识分子中心-边缘矛盾和外部的直接救亡威胁之下，时局并没有给胡适等文明-规范路径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更深入的话语空间，而不得不陷入现实政治与现代学术的一团矛盾之中，如七七后胡适陶希圣条陈承认满洲国的时局策，九一八后傅斯年急做漏误的《东北史纲》等，多数是急切但无力、乃至错误和自我违背学术规范性的应时之声，，多重思想资源，多重问题背景，压力深重矣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读后感(四)：线性历史观与文化多元论
这本书的题目叫《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作者在序中交代，本书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1930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
第一篇“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作者讨论了近代中国史学三次革命中的第一次——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主，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P2）梁启超在1902年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作者认为，学界对这两篇文字的讨论多从史学的内部展开，忽视了晚清的政治思想如何促成这场史学革命，而这正是这篇文章的叙述重心。在《新史学》中，梁启超格外重视“国家”、“国民”、“群”、“社会”的历史，这些“概念工具”在传统中国很少出现，某种意义上，正是它们塑造了这场史学革命。此后，作者以梁启超为中心，梳理了“国家”、“国民”、“群”这三个晚清时期出现的新概念的形成与衍化过程。作者总结认为，梁启超开启的史学革命形成了中国“有史”、“无史”的争论，但无论是国粹派还是立宪派，不分“无史”论者或“有史”论者，他们最后都隐然认定历史应该是“民史”、是“公史”、是“社会史”、是群体的历史，这对后来的史学革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P28）
第二篇“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作者指出，相对于循环式的或退化式的历史观，线性历史观认为历史发展是线性的、有意志的、导向某一个目标的，或是向上的、不会重复的、前进而不逆转的。关于近代中国这一思想的历史源头，作者认为或与四种学说有关：一是康有为所阐发的“公羊三世说”；二是各种带有目的性、评价性的历史分期；三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欧洲“文明史”观。四是进步观和社会进化论。本文以第四点为论述重心。先是严复《天演论》所高举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口号对社会形成了莫大的震撼。继而一大批带有社会进化论意味的西学书目输入中国，线性历史观逐步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国民认识。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线性历史观的形成，并非出自史学本身的因素，而是一种现实的渴求。（P38）为了成了西方一样的强国，而将西方历史发展的历程作为世界的“公例”，中国也必须按照这一公例进行发展。此后“化经为史”、（P50）马列主义的“五阶段论”都是线性历史观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影响的结果。（P64）作者认为，这一单线进化的历史思维既规定了“公例”，又定下了进化的“阶段”或“阶级”，仿佛每一个阶段都需经理，不可跳跃，这就忽视了历史现象可能多元并存的状态，也忽视了历史状态可能出现进而复退，退而又进，进、退交杂的现象（P68）
第三篇文章“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廖平与蒙文通的例子”，作者选取了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廖平和其弟子蒙文通为论述重心，考察“化经为史”的学术变迁中，知识学人的心路历程。
第四篇文章“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作者讨论了傅斯年等人所代表的新史料与旧观点之间的更迭，认为傅斯年的新史料观基本是从西方来的，它深受知识界的信服与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生态有关；同时，新史学观念影响力的逐步开展与史语所这个新的学术建制密切相关，同时也得益于与这一派史学关系密切的机构和刊物。在新的史学观念的影响下，治学方式从传统的读圣贤经典变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
第五篇“钱穆与民国学风”，作者梳理了1949年以后钱穆的学思过程；重建钱穆与晚清民国各种新学风的对话、辩证关系；讨论了这个对话辩证历程的学术思想史意义。这三件事的梳理都试图对“如何同时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这一主题进行回应。其中，关于钱穆学思过程，作者叙述了钱穆与胡适的分合往事，借此认识钱穆思想的特质以及他与1920年代各种思潮的异同。（P166）
应该说，以上者五篇专论文章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我因为研究晚清十年的修律变法，所以对晚清十年的学术史、思想史更为关注。具体在这篇文章中，前两篇文章对我的启发很大。作者王汎森认为，晚清史学革命的发生，深受时代局势的促成，具体而言，正是政治思潮中诸如“国民”、“群”、“社会”等概念从西方席卷而来，才引发了梁启超等人历史认知的重构。同时，也正是西学的强大影响力，学习西方成为世界“公例”逐步成为晚清朝野的主流共识，因此线性历史观才得以大行其道，并持续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对于线性历史观（社会进化论），作者有着“时代使然”的必然论调，但同时指出了这一单一认识模式的局限。
实际上，这一观点在其师余英时新近著作《论天人之际》中就已然表达了。在该书的序言中，余英时认为，历史演进一元论及其近似概念的解释模式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些近似概念还包括西方中心论、上古—中古—近古的历史分期、斯大林的五阶段论以及一度在美国盛行的“现代化理论”，从而开启了作者比较文化视野下的文化多元论（见《论天人之际》，中华书局2014版，代序）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读后感(五)：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事不孤起，必有其邻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事不孤起，必有其邻”正概括了近代史学转向的两个路径：一是在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中寻找突破，学术史系海水般一波堆一波，成为波浪；一是近代社会、政治、思潮与史学乃是双向塑造的关系，史学的变革由多重力量推动。王汎森教授以此出发讨论近代学术之“变”的一面，但他同时提醒读者在新史学甚嚣尘上之时，旧史学仍有留存，断裂与传承之间，正是学术史研究者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历史与记忆紧密相关，而“记忆”又是近代中国人的一根敏感神经，不仅关系到满汉矛盾与革命意识，还涉及中西文化取舍、国家前途这类“时代的意识”。简言之，这本论文集的另一主题是把史学看做社会思想的重要一环，注意学术与政治、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关怀时代的“历史意识”。
晚清思想界有中国“无国”之愤慨，梁启超受伯伦知理国家理论的影响，在现代国家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朝廷”没有“国家”，梁启超说“夫古昔之中国者......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言下之意为中国非人民之国，人民之国方为国家，“国民”是国家的拥有者，应有意识的以国家利益为利益。在史学领域梁启超质疑传统史学所载内容是否为真正的历史，这关系到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什么是历史，什么内容应该入史，专写帝王将相的史学以个人为主体，遮盖了国民参与历史的事实，因此千年以来的学问是“君学”不是“国学”，重新评估传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无史”。梁启超用“国家主义”重塑史学，新史学应是全体国民参与的“国史”，历史在于一人不在众人，历史的视界被大为放宽了；但是梁启超醉翁之意不在酒，其改造旧史的目的就是为了现实，为了鼓舞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和爱国、救国之心，衡量史学良窳的标准是政治的——无人民的历史则不可激励国民，历史研究应不应该纯粹，是近代史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研究近代思想史，要关注到思想人物的思维逻辑，方能拨开迷雾。王汎森教授提供了一个值得学习的例子，坚持中国“有史”的国粹派表面上看针锋相对，但实际上“有史”“无史”争论的双方都接受了“新史学”的入史标准。马叙伦的《中国无史辩》对无史论者欲以痛击，他说“若夫吾民族千百年来，所以屡受外界之侵凌，而究能获最终之战胜，与夫礼俗、学问、美术、技艺、文教、武功之称雄与东亚者。非官书曷由知之”，然而证明中国有史的礼俗、学问等，莫不是新史学所伸张的，无史一方全用有史一方的观点，恰恰说明双方论者都同意历史应是“国史”了。
近代史学的发展的一条线索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把中国历史纳入普遍历史中，即中国历史遵循西方历史的发展规律，与所羡妒的西方所不同的仅是时间上的先后，而非本质的不同，普遍历史规律告诉国人中国有朝一日会达到西方的富强，中国历史并不特殊，而是在线性向上的历史架构中的一阶段，这是历史研究上的“线性史观”，其根源于对传统的失落和对西方文明的向往。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给了中国史家一个重写“国史”的模式，即“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的“公例”，史家做的是填空题，按照西方尺度把中国方面的内容填进去，即可成史，此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前后相扣，后者取代前者，后者优于前者，因果联署，禅联寓伏的文明渐次发展，就是所有文明的普遍进程。当然，线性史观有其困境，是西方中心观和殖民心态学术上的体现，为“冲击—回应”模式的理论支撑，以论带史即是“六经注我”的现代诠释，由于史学理论较为复杂，这里按下不表。古代中国存在两种历史心性，一种是原始的历史心性，一种是儒家化的历史心性，经学支配的学术研究从后者出发建立了“黄金古代”，给了先贤制礼作乐以道德的崇高意义，但以普遍“公例”来看，古史是蛮荒的，“黄金古代”是原始的，其礼乐制度往往出于不合理的社会力量，不一定有正面的道德意义，线性史观解构了经的神圣意义，在古史领域历史学接受人类学的方法，转入科学的实证研究。在评价历史上产生了“二义”性，人物和事件可能是极其恶劣和不道德的，但是如果推动了线性历史的进程，反而具有正面的价值意义。这种二义性的解释历史原则影响了政治思想，政治任务有当下的目标与最终目标，例如共产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行不悖，姿本主义者也可以是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以权力灭人之国，虽是野蛮的，但却是文明进程的必然要求，“适者生存”的进化史观压倒了道德与民权的诉求，自强符合文明便可压倒自由，若不符合世界大势的潮流，便可将阻碍之物扫入历史垃圾桶，线性历史的二义性政治解释实际上蕴含着危险的意识形态。
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在传统学术内部发展脉络中，逐步透出了疑经、疑古的端倪。余英时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中提到，清代的考证最初集中在经学，旁及史学，然后发展到诸子之学，对一部一部书深入整理下去，导向了诸子思想的再发现，这是“训诂明而义理明”引申到子学研究上不可避免地结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总序》说：“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其余虽真伪相杂，醇疵互见，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于圣人者，存之亦可为鉴戒”，其已隐然可见清儒的困境——清代考据学假定以训诂以明六级、孔孟的“义理”，主张以考据“回向原典”以澄清儒学的传统，方有“考而后信”的基本理念，但是，戴震发现了荀子思想在儒学中的重要性，但不能接受儒学的义理源于“异端”，只能归之于孟子；章学诚发现“六经皆史”，但仍要以“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来消弭经书中的矛盾之处。总之，新发现的证据不但不能证明基本假定，反而动摇了这个假定。传统学术在发展中已经出现了自身无法解决的危机，在清末民初已经到了革命的关口，在史学领域，要以考证的方法打破“以经绾史”和经书与义理的神圣性联系，简言之，就是“截断众流”与“平等的眼光”，从而化经为史，将史学独立出来，进而以科学的考证来研究。这是继梁启超“新史学”后史学在近代的第二次变革，这次变革是被学术内部危机所逼迫的。廖平、蒙文通就是处在学术的危机与变革之中，处理经学与史学的关系。廖平已经发现了古代经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至少有两个相异的系统，他抬出孔子以“统之有宗，汇之有元”，但古来一系相承的理论裂隙，成为蒙文通的思想资源，在蒙文通这里，经学已经是分裂没落的，今古文两败俱伤，经学中的恒常义理已经被裂解，蒙氏与顾颉刚的“古史辨”相对，提出地域多元的古史论述；另一方面丢弃经师的正统观念和纲常伦理，以变革的历史思维来研究古史。蒙文通学术的关键在于“古史多元”，同样是多元，傅斯年的强调把古史人物归为一系，而蒙氏则关注历史记忆的遗忘过程，合记忆与遗忘，乃构成华夏一元之谱系，正如法国学者雷南所说：“遗忘”是国民塑造过程中所必需的。
新旧史学对于史学的不同态度造成了史料选取的殊途，《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一文中王汎森教授叙述了几个关于选取史料的公案，扎实可读，新旧学术之间的更迭涉及当时政治、社会的复杂纠葛，以“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与地方之争表露出来。这里我想谈一下史语所在殷墟考古之外的另一工作重点，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到：“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 因此 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 三诸子学。这都是从汉学家门庭孳衍出来。”陈垣号召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傅斯年又称“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其焦点则为西方人如斯坦因先发研究的西北地理学，但《夏鼐日记》中记载：“将斯坦因的《古代中亚的通道》阅完（pp.1—321）。此书将氏在新疆三次考古经过及成绩作一总叙述。就道德而论，捆载古物而返，氏实有侵中国主权。但就学术而言，氏之成绩实为可嘉，其精审似在安特生氏之上。安特生之考古工作，以沙锅屯所作最佳，仰韶村次之，至于甘肃的考古工作，仅代博物院购古董而已，无科学精神可言。中央研究院之工作尚佳，最大之缺陷在于出版报告过慢，此当由于这一方面人才之缺乏。”史语所如何争夺汉学中心，应该值得研究者注意。
《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尽管是论文集，但五篇论文反映了一条近代史学发展的重要线索——史学到底追不追求“大经大法”，找到历史规律以指引未来之方向，现代史学理论不会要求研究者寻求某种宏大规律，这也是傅斯年、胡适等科学派史学旗手的观点。但这一观念在中国的命运却颇为坎坷，涉及到学术权力的消长，史学自身的发展，知识分子的命运乃至建国后意识形态的建构。全书读下来，会发现经学是讲求大经大法与义理，那么史学再取代经学的地位之后，是否也要继承经学寻求义理的内在价值，承担经学“致用”的社会期望。其时占主导地位的科学派史学拒绝史学的应用性，坚持史学的纯粹，即为史学而史学。钱穆从仰慕胡适，接受新汉学的方法论，预流而成北京学术圈瞩目的对象，但不久即与胡适交恶这一学术史公案，二人的分歧主要有两点：对待传统文化上，史学的社会功用上。钱穆是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传统是有生机的过去（living past），胡适则扮演“传教士”的角色；对于后者，钱穆的治学逐步转向为找寻传统文化中的“信念”，在传统中找到呼应现实的资源，钱穆进而对新汉学沉沦于故纸堆中的不满。钱穆与胡适的分野也是社会对史学的关切所在，时人呼吁胡适的新汉学给予中国未来某种解答，1928年4月19日《民国日报·觉悟》刊载一篇文章：“可是他（胡适）整理国故的结果，给予了中国现代国民何种影响呢？将一部《红楼梦》考证清楚，不过证明《红楼梦》是记述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知道了《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家乘，试问对于二十世纪中国人有何大用处？……固然‘无所为而为’的治学精神也未尝没有道理，但那是承平之世的勾当，在乱世的学者应该抱‘为人生而研学’的态度才是。固然考证了一件小小的事情给国人训练明辨的论理思想也未为不是，但其影响总未免太小了。”科学派史学开创了史学研究的典范，填补了经学危机留下的学术空白，但留下了后经学时代的价值空白，尤其是九一八后国难当头，对于中国前途的探求越来越迫切，胡适等新汉学家掌握大学体制带来的学术权势，却对中国命运的宏观历史解释三缄其口，“新学生”难免大失所望，而左派史学则提供了对未来清晰的擘画，对于唯新是尊，唯“革命”是尊的新学生来说，自然拥抱左派的宏大叙事，钱穆从传统中寻心性义理也成了古董学问。科举废除后，政统与道统分离，新学生的支持取代科考功名成为各个政治力量所争夺的权力资源，最终社会边缘学生跻身中心，大陆的权力结构重新洗牌。如何解释史学这一学术问题成了权力变动的机括，其中各种因素的较量与纠缠，也是理解近代思想与学术复杂变动的一把钥匙，正是“事不孤起，必有其邻”。
我们似乎执着于寻求历史对于现实与未来的解答，但这种观念往往带来危险。上帝都不能改变历史，而历史学家可以（英国作家Samuel Butler）；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现在，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未来（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