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忆往读后感1000字
《童年忆往》是一本由熊秉真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360图书，本书定价：38.80元，页数：2008-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有意思，结论没有特别的新意。材料似乎很有限，反反复复出现几本年谱，而且全文语言风格不统一，难道是民国特色?
●内容好多。。。
●第二次看，细读。本书涉及儿童研究的广泛主题，注重从观念与方法论上进行提点，每章做主题研究。在自己做过儿童方面的研究后，看熊的书有醍醐灌顶的舒服与畅快！佩服宏大的视野、简明的框架、细密的考证、明确的从儿童主体角度研究历史的思路。以及自己对明清各方面社会状况了解太少，补课补课= =
●喜欢这样的角度
●对我而言它是作为一本“资料补充型”的书籍，所以我的评价点在于补充的学识，这样看来，它很棒。
●意犹未尽。微观史，生活史的视角，视角本土化，也欲要建立关于“童年”的地方性知识体系。把李贽称为“王学左派”别有意思，童年三义，最为有价值的是成年之后的“童心”。
●我们更需要解读“空白”，欣赏“不在”，懂得“残缺”对体会“存在”的雷霆万钧般的意义。
不可多得！这本书非常认真，作者研究了大量史料，从中推演出中国人的童年地图。中国人的童年有何特色？中国的幼儿教学如何发展？中国的科举制度如何影响家长焦虑？中国的儿童为何自小就被期待成为“小大人”？中国的童年与西方的童年有何不同？种种问题，作者都努力尝试在书中解析。如今国内流行西学，无论童年研究还是日常育儿，舶来品居多。但树长不可无根！了解华人的童年，更知今后该何去何从，认知“中国特色的童年”，此书不可或缺。
《童年忆往》读后感(二)：《童谣》
《童谣》 ZY.S.
读熊秉真先生《童年忆往》
(一)
扭捏都市流行调，
不如小巷听童谣。
脆脆一声无猜笑，
醉醉摇到外婆桥。
(二)
童花刘海开裆裤，
咧嘴虎牙变哭笑。
翘臀不怕半腚露，
墙脚井沿听虫叫。
(三)
新曲唱多成老调，
无独有偶那个巧。
逗你偷到梦里笑。
周作人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苦口甘口》一书中写就一篇颇有分量的长文——《我的杂学》，就中即涉及到儿童学这方面。说来，儿童学与儿童文学素来为周作人所关注，早年曾有《儿童文学小论》一书，其后相关的论述亦在在多有。在周氏看来，“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小形的成人，期望他少年老成，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周氏的这番议论实在是道中了我们习见的对儿童的态度。而这样的态度反映在学术研究上即是我们素来不很重视儿童学与儿童历史的探究追问，尤其是在历史研究上“儿童”角色的长期缺位。
如今熊秉真教授的名作《童年忆往》由上海贝贝特引进出版，真是嘉惠学林的好事。展读一过，熊教授往来古今，钩沉掘隐，以历史时序为经，文化嬗变为纬，为我们勾勒出中国历史上的孩童的红颜笑脸，挑动人们去发现隐藏于各个时空角落的童稚人生。先不提此书的具体研究路数，单这选题亦可见作者的眼光心力。长久以来，历史学同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并未将注意力放在卑微、无势力或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的人与事上。一部历史学的论述多是名人将相的注解史与诠释史，以至流于拘执，失之片面。然而历史上大量存在且形态生动的一般社会人群的相互关系及他们的活动，可能更可让我们了解历史发展的动向和其中的演变更易。此番熊教授触及这群集体“空白”中的一部分——儿童研究，便是很好地延展了我们的认知视野与学术研究的幅员，且以其资料的全面占有、例证的丰富可读、言说的条贯畅达，使得历史研究从意义上到方法上得到整体改进，其意义自是大矣。
作者一开始就与读者一道回顾检点了中西历史上的“儿童观”及人们对儿童问题的态度与体认，比如作者将西方卢梭与中国王阳明两者对待儿童的态度进行了对比观照。基于对自然哲学与个性解放的主张，卢梭希望人们考虑不用勉强方式塑造儿童；而王阳明秉持性善及良知说的观念，觉得应以激发、辅导、灌溉幼苗的心情来引领儿童成长。两位哲人在对待儿童的观念上如出一辙的深层原因即是同样对人性的深深认同。这其实并非小事。因书中早已告知我们，一个习于被指使的孩子，不知不觉间多会感染奴化思想，进而成人后或是成为卑顺的奴仆，或是得权后变成乖戾的暴君以弥补早年的心理缺失。而除非整体人群愿以更谦顺平和的态度来对待孩子，否则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终将只是纸上空言嘴上风暴。因成人与儿童其实互为表里，一体两面，而两者的价值观更是息息相关代代相传的。
而正是基于成人与儿童实属人生不同阶段，并非截然割裂的观念，作者在书中十分关注中国历史上成人对孩童心智的启蒙培养。作者胪列史实，条分缕析，归纳宋元以后，抚幼与训蒙日益成为社会及文化关注之新焦点。而其间突出者三，一是思想对育幼训蒙在哲理层次的争辩，二是市面上形形色色训蒙教材的大量涌现，三是社会上逐渐增多的幼教议论及幼教作品。近世幼教文化的两大路向其实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学理纠葛。前者主张孩童要静，重管束；后者则强调自由，鼓励活泼。这样的观念亦多在各类训蒙教材中得到体现，由此可见，近世文化中的这两大学术路向不仅在精英思想层面掀起波澜，即使在孩童教育上亦多有所交锋，实在有趣。
此后及至明清，民间识字率较之过往大有提升，出版亦极为改进，加之市镇勃兴，在这多重因素的酝酿下，先是推动了普及与提早幼教的方式，后又逐步补充以适合稚童的教材教法，由入理而入情，一波波幼教文化与幼教实践交互为用，终致蒙学与童年经验的新景迭生。作者在此深探历史研究的方法，认为“早年钻研近代史者囿于单线进化假设，固显简陋，代以辩证式理念而强调历史发展均具正反两面性，亦未能尽致其曲折之意”，因此，作者指出“习史者仍须藉反复推敲，不息之淬炼，捕其轴音，叙其主要”，而“由明清而近代的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更替之中，幼教本身的变化，颇足托出若干公私情理领域之间重新营造的细节，”复“可与其他历史之脉动互议”。读到此处，不禁深深歆服熊教授的治史眼光和对已有历史研究的精准认识。
可更为精彩的是熊教授并未对近世幼教文化与蒙学兴盛的现象不存怀疑，而是进而究问“人可不可能在近代之初变‘好’之际也同时滑下了一段上坡式的下坡，步入了自上枷锁的不归之途？”在作者看来，当这些孩童均能就学而有所依凭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不正是进入“某种固定界定的情理”吗？也“未尝不是一种礼教将人情（野民）请之‘入彀’，社会势力将个人纳之‘入瓮’的过程”。
诚哉斯言。读罢此书，我们不仅知道中国历史上孩童是生存状态，更多的恐怕还是明了文明教化与人生桎梏的一体共存。在析解与呈现这诸般历史面相的同时，我们也顺带梳理了过去数百年来人文的基本假设与儿童观念的嬗变演化，而历史自也展现了其繁复难言的纹路肌理与若隐复现的暧昧景观。
不论是客观知识的知之残阙，无力可为；抑或是我们主观的傲慢与偏见，掩蔽了我们探索的眼光。今日借熊秉真先生此书，我们从每一首童谣稚语，每一个深埋尘土之下的玩具游戏中窥察出中国近世历史与人文教育的别一面相，是殊为受益的。
《童年忆往》读后感(四)：让人困惑的《童年忆往》
前人教导我们，读书不要看人写的坏，要看人写的好，要清楚好在哪里……想起这一诲训，我以下的文字徒增我的困惑与惶恐。
前日耐着很大的性子，一整天坐在图书馆里，一字一句地把《童年忆往》看完了。这个书是我们领导推荐的，同事们必读的，也就是为了做好工作必须了解的一本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这个版本，封面上除了印着书名外，还加了一个类似副标题的说明“中国孩子的历史”。因此，前年刚拿到这本书时，很期待它的内容主要在叙述过去历史上中国儿童的生活的方方方面。
然而，此书正文的第一段就把我“难”住了。这段文字是这样的：“时间容易让人意识到，这世界上少有什么恒常的事，不但海会枯、石会烂，沧桑总在彼此反复，连众所公认的真理也寿夭无定，路人皆知的常识更是忽无忽有，命运似乎可以完全飘忽无定。这样的话，听起来有点让人诧异，其实一点也不稀奇，稍稍回想一下走过时光隧道的‘孩子’，就又得到一个现成的例证。”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段话要讲什么意思？随后一琢磨，心里有个疑问出来了——这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吗？这段话以时间的广延无限为前提，继以说明人类识见的有限性：从长时段来看，当时当下的观念未必具有真理般的确信。然后，结合第二段的内容，这才知道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是为了引出第二段话：历史学里几无孩子的踪迹（作者的原话是要找到“孩子的任何足迹踪影，多半是枉费心机的事”。这话说得太满，不免想想我的一位老师当年提醒我的话：说有容易，说无难。）。
而第一段话关于时间无垠、识见有阈的话，要表明的是关于孩子的历史一直不为人所重视。结合起来看，开篇的这段话可以这样写：人类的历史只是宇宙漫长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微小片断，在这其中，人类的识见是有限的，在这有限的识见里，我们往往忽视了作为人类成员一份子的儿童的历史。
但是，我很奇怪，作者熊秉真女士为什么不这么直截了当地表明观点。因此，我就把这本书搁了起来。直到几日前，再度翻阅，仍然很是反感她这开篇的第一段话。于是就与我们单位的台湾同事通了个电话，谈了近半小时。她讲，台湾与大陆在用词与行文方面确实有些不同。台湾人用的一些词里，都有文言文的渊源，已经作为一种文化共识，不必再费心解释，比如她自己用“不器”二字为题写文章，但是大陆的杂志编辑却需要电话来问她，什么是“大器”。听闻她的话后，我对大陆学术期刊编辑的文化水平就有点担忧了。我这位台湾同事说，熊先生的这本书是个融汇贯通的著作，但是要是看不下去，就不看吧，读书是要看状态的，有些书再过年年，或许就读出味来了。她自己也是前后翻了三回，才看完的。然而，我到单位有些年头了，同事们都读过的书，我还是要读一下的，以免日后谈论起来，不知他人之所云。前日终于下了决心，用最笨的法子，找出每句话的主谓，寻出每段话的主题，就这么读完了。
读完之后，之前的困惑还在：这真的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吗？这本书真的是一本很有质量的著作吗？作者真的是融汇贯通了儿童史吗？既然困惑还在，说明我对这三个疑问没有肯定性的答案。另外，还加上了另一个困惑，是不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问题？或者是因为学识不够，所以没有读出真正的味道来吧？因此，怀着这种心思，我想找个书评来看看，豆瓣上有一个略长点的书评，其意在褒扬与转述，其文笔也与熊先生的类似。此外，并无其他有点趣味与见解的书评了。因此，我的困惑只是加深了。毕竟，这个书得到的都是正面的评价，国内的读者多以颂扬为主。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要讲点自己个人化的感受。在写个日记时，我想起书橱里，数年前读了一章的《文明进程》（诺贝特·埃利亚斯），那也是花了工夫的，只是如今已忘了一干二净，留下的一丁点印象是作者在写作时，有些很清楚的理论假设，在论证时加入了大量的历史细节，以细节来展现其思想。或许我当初读《童年忆往》时，也有这样的期待吧。但请恕我愚钝，未能读出熊先生执著追寻的中国儿童史，有何基本的理论假设。
关于《童年忆往》一书的理想构建，我读到的是她引用了Philippe Aries的《Centuries of childhood》，还有西方学者关于这本书的后续相关研究。她反复“提及”（不是“论证”）儿童史的研究方法（或称方法论。方法与方法论也是我没搞明白的词，见笑了），其中国特色的部分仅在于她强调要用多种材料：医书、年谱、传记、绘画、书信、训蒙材料、法律档案、民间故事、童话……她或许应该加上墓碑、佛教造像等等吧。列举并分类材料的来源，确实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工作，但是，对我这个不懂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以什么样的理论去理解与重述这些材料。而且，理论是从学识里来的，不是从材料里来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用的恰是些普通的素材，作出来的却是别有韵味的中国史。因此，我说她只是在反复提及儿童史研究的方法，比如，对自传性材料要作历史文化的分析，要区分其中有无隐讳的说此，却未能论证这些方法如何转化为理论。
作者显然是要以中国儿童的历史为对象，来展现儿童史研究的可能范式。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观察她的论点、论据与论证结构。从论点来看，作者对此书的定位似乎是有问题的，以“中国孩子的历史”来说的话，她应该致力于中国孩子的历史形态，或者以活动场域、行为举止、思想见解等方面来分述，提出某些归纳性的论断；或者取历史上关于孩子的识见为线索，以各种材料为证据来证实或者澄清；又或者纯为理论建设服务，提出关于中国孩子的某种假设，以历史上的诸多素材来逐一验证……总之，“中国孩子的历史”有多种“通常”的写法，但是，熊先生所取的一种法子，却让我很是摸不着门道。她的论点侧重于儿童史应该如何研究撰写，而非中国儿童究竟有何历史。又或许“中国孩子的历史”这几个字，只是出版社的一种噱头，不是熊先生的本意？
此处还要提及的是，熊先生出自于其本人、无有西方理论背景的、关于中国儿童的论点，多数是通过设问的方式来提出的。比如“什么是一个正常的儿童、标准的童年？怎样才算是儿童的天性、童真自然的表现？”（p.66）这也无非就是在问“大家心目中的‘童年’和‘儿童’到底是什么意思？”（p.21）而且，我个人以为，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清楚，并无正常的儿童、标准的童年、也难界定儿童的天性与童真，这个问题，不问还好，若是问了，却是导向了一个坏的路子。另外，熊先生提出清代中叶以后，中国幼教有一个“由家庭而社会、由父兄而师长、由塾学而制度、由制度而入国家的发展过程”（第四章，p.164），这倒是个很新鲜的观点。我尚未读完中国幼教史，因此，也不能评判是否确乎如此。但从熊先生的书来看，她对这一观点的论证是远远不够的，其论证是以分散各章节中的相关内容来呈现的。她谈及照顾孩子的成年人（第六章），谈及训蒙（主要第五章、第七章），谈及亲长自课（主要在第三章），又略一提及清末的学堂与学制（第四章），就把此一非常重要的观点当成定论写了出来——她并不是着重指出的。
熊先生之所以没能着重指出中国幼教的历史轨迹，个人以为其原因在于，她的写作并未认真区分儿童的生活场域，另外，她没有分析中国儿童教育制度化的历史进程，很可能是因为缺少相关的知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童年忆往》第五章中，她明知从历史比较的学理上来说，将王阳明、李贽与洛克、卢梭放在一起谈论是很不妥当的，但却依然强为之辞，说了一些话，从这些话里，可以读见她是相当缺乏教育理论的修养的——教育理论与教育观念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知识，本就无比较的价值；而且抽离了教育实践的现实形态与生存空间，单独谈论教育观念的异同，也是十分荒唐的。此外，个人以为，她颂扬李贽《童心说》之类的论断，放在这一著作里也显得很不妥当。“夫童心者，真心也”，这是在浊世要正世道人世的话，非要把它指认为是中国的某种儿童观，这是我不能认同的。
《童年忆往》这本书，虽然我是花了一整天工夫的，但是，作者成文，恐怕是一整年的光阴，其思索过程，或许又是几十年的岁月。因此，我只是翻阅了一遍，不敢说我把握住了该书的基本观点。以上提及的只是一些我个人存疑的地方。
以下要谈谈这本书的论证风格。自小学高年级阶段就没写好过议论文，因此，如何论证观点，这一直不是我所清楚明白的。后来训练写英文的“八股”作文（提出观点、分述观点、重述观点）时，老师们教的法子是，每段的第一句话写出观点，然后再补充说明（其实是反复性的缀言），接着就是举例，此为“论证”。但是，读老外们的著作，常常见到开段第一句话或者结段末句的观点，很少见有举例说明之类的“论证”，这也是我常常困惑的。不过，我在熊先生的书里看到了这种英语“八股”作文式的论证。她很喜欢这样的论证：“段锡朋（1897－1948）幼时家贫，曾出处借贷。农村子弟如蔡廷锴（1892－1968）、何廉（1895－1975）等自幼即与父祖一同耕种，参加生产。幼儿如薛光前（1910－1978）……”（p.298）在有这些话的前一页，她还举例了戚继光（1528－1589）和何翔高（1865－1930）。所有这些举例，都来自年谱、自传、与他人撰写的回忆录。且不说，这些例子中的主人公童年生活的时代环境不同，就把这些跨越了几百年的人物并置而论，应也要做些必要的说明吧。然而，没有。这就是这个书里论证的特点之一。此外，熊先生很喜欢司马光先生砸缸的故事，文中提及多次，当然也有不少被她反复拿来证实不同观点的人物与旧事，此处不再翻书引述了。
熊先生著作中的另一个论证特点是：她不喜欢用明白直接地话来陈述观点，她偏爱用双重否定的长句。这些长句损害了我不少脑细胞，此处以用一段，求同仁们给予帮助。“儿童之影响成长，虽与传统思考方向不合而受忽视，但与成人之影响儿童，是同一过程之两面流动。如果成人社会之一向有顾虑儿童之心情因素，未尝招致学者后人指其为无独立人格意志之历史人物，则儿童之行事感受，常因其周围人物环境而异，亦不过为人情之常，不应使之变成特别没有立场、不值得认识解析的一群”。（p.311）那日读完后一句，我随手改编了一下：“学者后人并不指责顾虑儿童心情的行为与想法，那么，儿童的行事感受随着世情而变化 ，有其立场，值得认识。”我一点也不确定我的这个改写是否契合了作者的原义。反正没有耐心再去琢磨作者这句话的语法结构了。
该著作的论证还有另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以“问句”来引入论证。一个好的问题，可以启发一个新的理论，确乎如此吧，但是，一堆的问题，相互堆砌，之间没有什么深层的结构，那么这些问题恐怕只是阅读的障碍了。本来一读到问题，就以为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要展开了。结果却发现，问题只是问题，只是为了发问，为了行文，而放置在那里。这也是我读《童年忆往》时很感苦闷的一件事。
我很为熊先生感到遗憾的还有这样一件事：《童年忆往》一书的论据太少，种类单一。虽然一开篇，熊先生就谈到了治儿童史的各种丰富的材料，但是该书行文在采纳论据时，多数用的是年谱与自传性的材料，谈论蒙学是用的那几部书，也就是就书中的观点进行列举与说明，几乎不旁涉别的历史材料与他人观点。她虽屡屡提及医书中关于儿童的看法与士人蒙训中关于儿童的看法是不同的，却未见书中有一处是清楚明白地引证医书里的论断！即便她已有相关的专题著作行世，那也不影响她在《童年忆往》一书中陈述主要观点与证据吧？这一点实在让我很是费解。
综观本书，虽然存在以上诸多让人困惑的地方，但是，就事论事地来说，如果去掉封面上“中国孩子的历史”几字引发的期待，平心而论来看这本书的话，那么，这书的贡献确实如某些人说的，它是对中国儿童史研究的一个认真的探索，提出了中国儿童史研究的诸多主题与研究视角（我未能把握出是什么视角，台湾同事告诉我，他们台湾学者其实反对研究一开始就提什么视角，视角那是扎实的研究过程中自然会呈现的），确立了儿童史研究的诸多线索……但是，我个人还是感觉学术著作行文的首要准则应是：用词准确，观点明确，构架清楚。《童年忆往》各章节标题与其论述神貌相离，行文过重文饰，因辞害意，实在是很让人叹惋的一件事。
此外，没读过几本书的我，觉得作者的观点有西方舶来的痕迹，其概念与思维方式，并不独到，却常遮遮遮掩掩，行文里总要表明自己有超出西学的见解，要讲出中国之特性。但是既然术语与理论都是他人的，怎么可能成就另一番中国学者的新气象。这也是我混上研究生后，一直很困惑的事。
《童年忆往》读后感(五)：“孩子的梦想，只是自毁前程” “孩子的梦想，只是自毁前程”
你好，我是昱子。
湖南台有一档节目叫做《少年说》。最近播出的一集中有一位来自贵州的孩子，他刚上初中，个头不高，却在满是人的操场上方，用很大的声音吼出了自己的梦想：“我一直以来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当一名足球运动员！”
人群中站着他的母亲与伯父。
这位孩子想通过这番演讲为自己的足球梦寻找一条活路。
因为怕练球影响学习，他已经停练一年了。
孩子落泪了：“妈妈，我真的很想踢足球，我保证不会耽误学习，我很想当一位足球运动员。大伯，我将用实力告诉你，我就是这一块独一无二的好料！”
在场的两位长辈沉默了，不过妈妈并没有松口，她说支持儿子踢足球强身健体，但走专业的足球之路她是不会同意的，除非是等到18岁以后。
但熟悉体育的人都知道，18岁后再启程，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专业运动员了。
最后，主持人陈铭告诉妈妈：“作为家长先去了解从事足球录取率、工资收入、就业环境等，认真系统地了解之后再展开沟通。”
他也对孩子说：“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孩子都有登天的梦想，但你一定要清楚，你离梦想之间的差距。”
陈铭最后让孩子过去“抱抱妈妈、相信妈妈”，但孩子撅着嘴离开了。
16日晚，这段节目剪辑片段发布于《少年说》官方微博上，引发了一些关注。不少体育界人士感到惋惜，为中国足球当前的环境感到担忧，希望孩子无论今后走上职业道路还是业余爱好，都能与足球成为一生的朋友。
而我却想到了另一件事。
那就是我们童年的梦想，为什么总是被父母打击呢？
多少中国父母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劝你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理想，先解决生计？
如今，“为你好”几乎成为全民网嘲的口号，但它不还是存在于日常之中，以至于为人父母的我们，面对孩子的执拗，依然会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吗？
可“为你好”又是从何而来呢？
今天我就想给大家介绍哈佛历史学者熊秉真的《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这本书出版于2008年，迄今已有12年的时间，但其中对于中国式童年的观察，却极其认真与仔细！它让我们看到中国式童年的来源，看到为什么中国父母如此崇尚读书、为什么有意无意地扑灭孩子梦想，又为什么如此喜欢语重心长——“为你好”。
每个人，都生活在集体的历史中。
你我，都不例外。
文|昱子
1 人们从来都在乎孩子吗
如今，孩子往往是一个家庭的中心。
从生儿育女的那一刻开始，所有家庭成员都绕着孩子转。
但历史上，人们从来都这么在乎孩子吗？
答案是否定的。
研究欧洲童年史的学者说，过去许多孩子其实是靠着“陌生人的慈悲”活下去的。仅仅就在半个多世纪前，还不是每个孩子都必须上学，多半的孩子没有机会一直坐在教室中，接受教育或老师的约束。
图：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便是当时儿童在文学领域的写照。
对中国的孩子来说，情况大同小异。
1949年上映的《三毛流浪记》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打小流浪的中国孩子，小小年纪就要卖报纸、捡破烂、去参军，靠一己之力活下去。
三毛唱着：“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而三毛，就是中国儿童曾经的缩影
——早早就要工作糊口。
如今看来，三毛这样的悲惨童年似乎已经消失了，少有孩子还会像三毛那样流浪街头，不得不成为童工来解决生计，可旧时代的残留真的消失了吗？
我们且来听听作者熊秉真的观点。
2 尽早有用的“小大人”
熊秉真在分析了大量史料后发现，中国历来重视儿童的教育，在儒家文化的推动下，中国的教育竞争自古有之，并且越演越烈！
从宋明时期开始，教小孩识字、算数、耕作的时间，每隔一个世纪就会提早一年。比如宋代儿童在九岁要学习的耕读技能，到了明代就变成六岁儿童的功课，而到了清代，四五岁的孩子就要开始学习。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提早教学”呢？
原因就是
——尽快变成有用的“小大人”。
以朱熹为代表的大儒制定了一套严苛的育儿标准，成为了宋明以来主流的育儿价值观。
这套育儿观的特点是：
第一、以成年人的意志为中心，儿童不需要有主见：
《弟子规》有云：
父母呼，应勿缓。
父母命，行勿懒。
父母教，须敬听。
父母责，须顺承。
确立的就是一切以成人为尊、成人至上的育儿思想，在成人中心、长者为上的世界里，家长和老师都是领导者，年幼的孩子、学生、学徒则被指挥依附，顺从长辈，不许有自我主见。
第二、功能至上：
儿童存在的意义，就是尽早成为“有用之人”。
最好是一个成功而有用的大人。
至于童年本身，不仅没有意义，而且还嫌多余。
朱熹就说，小孩子爱玩、爱吃、好动、好奇等等这些特质都是无用的，为了尽早成人，这些特点都应该尽早去除。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朱熹在他的《童蒙须知》中要求，小孩子最好别看热闹，别养宠物，别打球、别放风筝、抓虫子、做游戏，孩子的时间与精力都该集中到学习上来，只有学习才是有益又有用的。
第三、清心寡欲：
要戒掉好玩好吃，朱熹还倡导小孩子应当粗茶淡饭，吃得清淡点，玩兴自然就小了。
而孩子从小还应当清心寡欲、省吃俭用、轻声慢动，最好安安静静，不出声音，也压根不要动。
朱熹认为，这样做可以尽早养成让孩子举止俨如成人，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大人”。
第四、倡导体罚：
为了达到以上目标，体罚必不可缺。
宋朝的程子就说，训孩子应当像训狗，如果你不愿狗进屋子，那得在它每次尝试进屋的时候打它一顿。时间久了，狗就不敢进屋了。
对体罚的赞成，出现在中国历代的蒙训——也就是育儿指南中。
因此，作者熊秉真认为，这是如今华人社群中依然盛行严厉管教、乃至体罚的重要成因！
3 为何如此
”儿童是文化营造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形成如此的育儿文化呢？
首先，是因为家族意识。
与西方宗教强调上帝赐予生命不同，中国儒家文化认为，孩童是父亲的命根，孩子的生长都源于父亲生命的传递，新生命是列祖列宗的福报。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成人对于儿童，有给予生命的恩情。
儿童对于成人，当然应该有所回报。
因此，儿童自出生伊始，就扛着对家族的责任，即便还是幼童，无论男女都需要早早对家族贡献力量，一如今天印度和巴基斯坦就需要参加劳作的四五岁孩子，中国孩子的命运也曾经普遍如此，孩子们即便年纪尚小，也需要在家扫地做饭、喂鸡放牛。
其次，是寿命的短暂。
即便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中国人均寿命还不到40岁，近1/3的婴儿都会在一岁前夭折。
更不要说缺医少药的古代。
最近播出的电视剧《清平乐》中，贵为君主的宋仁宗就一生无嗣，并非是生不出，而是三个皇子先后夭折——第一位皇子出生当天即夭折，第二位皇子活到两岁，第三位皇子好不容易熬过三岁，刚要封王，却得了急病，一命呜呼。
同样，成年人的寿命也不长。
明代大儒归有光家境优渥，生母十八岁嫁入归家，连生好几个孩子，身体吃不消，想要绝育。
家里的老婆子告知一个土方，田螺泡水饮之可不再生育。
归母照做，饮完田螺水，便哑了。
不久撒手人寰。
那时，归有光不过四五岁的年纪，看着母亲故去，还以为她睡着了。
大人在灵堂痛哭，归有光只被大人吓得直哭。
长大后，归有光才了解丧母之痛，常向家里佣人了解母亲生前点滴，最终写作《先妣事略》，成为千古名篇。
可归有光的遭遇，不过常事而已。
作者熊秉真就写道，类似的情况在传统社会一点儿不稀罕，每个孩子都离死神不远。尤其父母若有人早夭，孩子就不得不寄人篱下，接受亲人甚至陌生人的监护。这如今看来少数人才遭遇的厄运，当年却是多数人的噩梦。
正是生命无常、寿命早夭，造就了成年人希望儿童“趁早有用”的心态。
因此，不少训子家书中都告诫孩子，及早做好心理准备，知道父母亲长并不永远都在，要学会自己奋斗，设法早日独立！
3 一心只读圣贤书
家族意识、宗族观念、易逝的生命，都推动了中国父母希望孩子尽早成人的迫切心愿，而将这样的心愿与读书加速挂钩的是——科举制度。
唐代时期，科举制度兴起。
直至明清，科举成为国家选材之本。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通过科举考试登堂入室，既是人们光宗耀祖的时机，又是摆脱劳力之苦的捷径。一纸试卷，不仅是孩子个人一生成功的开始，更代表了“全家的希望”、“全村的希望”。
像近代名臣林则徐，父亲因为患有近视科场失意，不得不回家教书，幼年林则徐每天都跟随父亲去私塾读书，回家后，母亲则会陪他做作业直到深夜，林则徐觉得母亲太辛苦，想让妈妈早点休息，但妈妈却正告他：“男儿要有远大的志向，岂能凭琐碎之事来尽孝，读书出人头地，才不枉费妈妈对你的一番苦心！”
考取功名——是孩子对父母之恩的最好回报！
因此，自明清开始围绕科举的教育竞争越发激烈，上私塾的学童人数大增，入学年龄越来越低，无论是有官职的士人、有钱的商人、条件一般的农民和商贩，都争着将孩子塞入学校，训练孩子通过科举考取官宦。
——如今看来，父母对高考的热衷、对公务员的向往，也不是凭空而来啊！
4 活在过去
每个人都活在集体的历史中。
作者熊秉真就写道：在中国近世的幼教模式下，一代又一代，一群又一群的儿童，自小被教益专执经书，摒弃体力和户外活动，约束一切文艺嗜好和其他兴趣，长大成人，其影响所及的“一元化价值观”倾向，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细究的问题。
回到本文起初的引子——那个梦想要踢球的少年，妈妈却没有同意。
妈妈错了吗？
很难说错。
梦想与现实之间，隔着中国足球浮躁的现状，隔着少年真实能力的疑问，也隔着父母对孩子未来的焦虑。
但妈妈对了吗？
不对。
现代父母与前辈们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拥有更长的寿命、更好的医疗条件，也并不那么需要孩子为宗族延续而奋斗。
但我们还有意无意地继承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意志，也继承了孩子应当尽早懂事，成为有用的“小大人”的集体意识，我们不敢轻易放任孩子去尝试读书之外的选择——因为这是千年沉淀的传统之道。我们还残存着以成年人为中心的功利主义，尽管我们希望孩子快乐自由，但不由自主地还是用成年人的意志控制他们的成长，阻止他们、劝返他们，嘴里念叨着：
“这是为你好啊！”
可说到底，是为谁好呢？
读完《童年忆往》，昱子最大的感受就是：
与时俱进。
我们有意无意都活在过去的育儿理念中，这是正常，也是自然。但父母的进化需要不断地了解与反思，了解无意识行为的来源，以及焦虑的深层来由。越往历史深处看，越能找到问题的起因，越明白历史的起因，就越能提醒自己与时俱进，基于今天、基于未来，作出自己的育儿决策。
我的决策，是把童年还给童年。
人生更长，何不珍惜难得的天真与幼稚？何必事事“趁早”，我们分明比那些活不过四十的前人有更多时间可探索。儿童不会永远是儿童，成年人却永远变不回儿童。人生漫长，童年短暂，何必一早给孩子套上成为“有用之人”的枷锁，口口声声说着“为你好”，逼迫孩子重复狭窄偏执的人生选择呢？
毕竟，好的童年治愈一生，坏的童年靠一生治愈。
温饱解决之后，人们值得与从前不一样的童年。
【发表于微信公众号：二孩妈妈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