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养中国小皇帝》读后感精选10篇
《喂养中国小皇帝》是一本由景军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页数：28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喂养中国小皇帝》读后感(一)：一胎化+商品化=？
从单独二胎到全面二胎，持续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终究成为了过去式。然而当独生子女一代长大成人、逐渐成为家庭和社会的中坚力量时，一胎化的影响却仍然如影随形相伴左右，并且还将持续到未来。因此，独生子女现象从一开始，就值得好好研究一番。 另一方面，与独生子女政策相伴随的，是中国社会的商品化转型。从自产自销和政治挂帅到外国品牌纷至沓来，从食不果腹到遍地美食，中国人的肚子也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那么，当空前绝后的独苗潮遇到食品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又会产生什么社会效应呢？1990年代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一群学者们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研究，从首都北京到甘肃农村，从初生婴儿到祖父母辈，从跨国公司到宗教社群，多角度呈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独生子女喂养状况。 20年过去了，当年作为研究对象的那些独生子女们，如今年长的已为人父母抚育着自己的子女，年幼的也已跨入成年人的行列，但书中所揭示的社会现象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回首往事，封存在书中的独生子女的童年是否能让今天的读者们会心一笑，然后思考面前那些属于后独生子女一代的小家伙们在全球化消费时代的成长之路？ 景军主编：《喂养中国小皇帝：儿童、食品与社会变迁》，钱霖亮、李胜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42元。 原载季风书园微信2017年2月15日
《喂养中国小皇帝》读后感(二)：一个作业
我是小皇帝
我是在一个午后，吃完自制蔬菜沙拉后，翻开这本《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的，我深切地知道，沙拉已经是大城市年轻人的一种阶级象征，我极力想摆脱这种对自我身份概念的建构，以证明自己的独立性，但却没想到阅读这本书让我陷入一个更大的怀疑中。它让我不得不审视我自己的童年和出现在我童年的食物，毕竟，我是在肯德基举办过生日派对的小朋友之一，同样，我曾经也经常享用百事可乐，以及哇哈哈公司开发的儿童饮料。这对我来说不过是一些再平常不过的场景，却让我的童年完完全全掉到了这本书的理论里头。
肯德基、生日派对、我邀请了别的小朋友、我的父母（在我的要求下）做了这个决定。肯德基的员工们都一律穿着有粉红色衣领的Polo衫和工装裤，他们说话尾音上扬，总在不停地擦桌子、拖地，以保证整个环境的清洁。我们坐在落地窗旁边，身后是肯德基为小朋友们准备的小型游乐场，窗明几净，窗外来来往往的人总忍不住往我们这儿多看一眼，虽然负责买单，但我的父母并不清楚鸡米花和圣代到底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一会儿还会有肯德基的员工来唱生日歌，我一方面觉得不好意思，一方面又觉得这是一个big moment。
以上这一些，每一个因素都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和他们的父母在亲历的社会转型，这里面有父母和子女权力关系的转变、有全球化和消费主义对中国带来的影响，有独生子女如何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实现自我认知和成长。
这些场景和事物，对于我这样一个出生于市场经济、计划生育时期的中国儿童来说，实在是有一些长远的意义的，譬如从感性上说，它让我觉得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的父母很爱我。但从这本书的审视来看，我和我的父母都不过只是在这个社会变革浪潮中随波逐流罢了，和任何一个家庭一样，我们面临中国的巨大改变，觉得很新鲜，却也觉得很难应付。
这是一本讲1980和1990年代的书，主编景军是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他和几位人类学家一起在199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的独生子女和父母中间做田野调查，全书由9篇论文组成，围绕五个议题展开讨论：“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饮食营养，二是儿童食品产业在中国的兴起，三是国家科学育儿话语，四是全球消费文化对中国家庭生活的渗透，五是饮食变迁伴随的社会认同和价值观变迁。”
他们称自己的调查对象为“小皇帝”，这个称呼意味着中国的这群儿童，无论是在当时家庭中的地位、社会中的权益、消费领域中的作用，都是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他们调查“小皇帝”在当时吃的食物，在社会人类学里，食品消费总是被作为一个象征系统来分析，这个象征系统通常被认为反映了消费者的经济地位、群体身份、政治权力、宗教信仰、教育成就和审美观念。
在中国，食物也总是被用来传递社会价值观，例如，经历过饥荒的一代人会把节约粮食、不挑食作为一项美德对后代进行教育；一些出现在文学作品里的食物，比如林昭在监狱里写下对美食的想念，对读者而言，就是对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呼唤；在某些特殊时期，可口可乐——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也变成了自由和现代化的象征。
食物的故事
书里的资料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在当下看来，用景军的话说，仍然是充满了“悖论、矛盾、反差甚至具有讽刺意涵的现象”。那时候人们面临工业化、国家政策、全球消费文化，以及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的快速崛起，在新旧交替之间、在科学与传统之间、在西方与东方之间，人们不过是试图在迷茫中摸索着应对各种问题。
变化要从1976年农业改革说起，这一改革对中国人的饮食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们从仅有粮食和蔬菜，到终于能在日常生活中吃上食用油、肉、禽和鸡蛋。这一变化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健康问题，这些问题在后续又进一步被商业化的影响加剧。
商业化影响到不同年龄的群体，其中，儿童又是最坚定的消费者，他们受到父母和祖父母的宠爱，“根据1995年的数据，大部分中国城市夫妻要将他们总收入的40%至50%花在孩子身上，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城市儿童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收到了大约50亿美元的零花钱和压岁钱。这一数字相当于蒙古当你的国内生产总值。”
同样是一项1995年的调查，在针对北京的1496户城市家庭调查之后发现，孩子决定了70%的家庭消费，与此相比，美国的数据是40%，研究者也指出，在食品和饮料消费上，北京儿童对父母的影响是美国儿童的两倍。
糖果、饼干、薯片、冰淇淋、饮料等通通出现，中国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都加入进来，“儿童食品”产业终于在这个时候诞生了。这是一个新名词，1979年的《辞海》里面没有这个词，那时候大家认为儿童在断奶之后的饮食结构和成人没有太大差别，鲁迅对自己童年食品的回顾也大多是蔬菜、水果。
而如今，鲁迅式的这种乡愁对象恐怕要变成汉堡、冰淇淋了。如美国人类学家西敏司所言：“饮食作为一种深嵌的惯习，是如此接近我们记忆的核心、性格的结构和有意识的行为；它实际上已经成为自我主体的一部分。”
“锦衣玉食”
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伯娜丁·徐（Bernadine W.L.Chee）对北京的独生子女进行了调查，她采访了这些孩子，和他们讨论他们对食物的喜恶，和其中的心理。她发现他们虽然“锦衣玉食”，但也“压力饱尝”，他们虽然享受着父母的宠爱，但也承担着父母的控制，同时，他们还面对着来自同辈的压力。
张月是一位口才很好的女孩，有一次一位同学带来一个新大陆牌的冰淇淋，张月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冰淇淋”，这位同学告诉她，这是市面上最有名的牌子，很早之前就有了。张月疑惑：“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放学之后赶紧就去买了一个，“虽然挺好吃的，但那时是冬天，我牙齿都冻坏了。”
伯娜丁说，很显然，张月是受到同学尖刻评论的影响后才去买的那个冰淇淋，对此，张月告诉她：“我碰到没吃过的东西，无论什么时候都会立刻买一个。我不得不去尝试新东西，不然和同学聊天时会插不上话。”对于张月来说，购买、消费流行的食物对融入社会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同样的例子还有高天俊，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他很体谅父母，总是说“有什么，吃什么”，但他仍然无法避免同学带来的压力。有一次，高天俊要求父亲给他买一个和路雪冰淇淋，价格不便宜，对此，他向父亲解释，有一次同学问他有没有吃过和路雪冰淇淋，他告诉同学吃过。同学又问他味道怎么样，他回答说好极了。
高天俊的父亲告诉伯娜丁：“事实上，孩子之前并没吃过。他害怕别的孩子笑话他，讲了违心话。为此，我得买一个让孩子尝尝。”这件事让他很不舒服，讲到这里的时候，伯娜丁注意到高父热泪盈眶。
有农村的同学因为没有能力和大家一起分享食物，而被同学打，高天俊说违心话也是这个道理，他害怕被排挤。
沈笠通过追逐时尚消费和分享零食而被同学接受，虽然她的父亲正在监狱里服刑，但她用一大笔零花钱买零食，经常分给同学吃，她也因此获得了稳定的同学关系，有效地让人忽略了他的家庭背景。
这是一个比我们常说的“攀比”更深刻的问题。这些孩子十个有九个是独生子女，对此，伯娜丁分析：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无法建立广泛的手足关系，除非有亲近的堂兄妹，否则他们只能从同学中选择结交自己的密友、保护者和资源共享者。
心理学家也观察到：同龄人群体能够帮助孩子发展出自我概念——其他同龄人对待一个孩子的方式，以及这个孩子被他人接纳或排斥的状况将会让他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优缺点。
读到这里，我也才意识到，我要求父母带我去肯德基过生日，并邀请亲近的同学一起，并非是感受父母对我的爱，而是在寻求自我的身份认同（那时候我的妹妹还没出生）。
而在这种时候，家长通常是妥协与默许的。
在伯娜丁的研究里，大部分家长都把孩子的口味看成餐桌上的头等大事。高天俊的父母尤其明显，他们改变自己习惯的烹饪方式来为儿子做饭。
沈笠则不管母亲如何央求都不吃蔬菜，张月则是通过在吃饭问题上和父母讨价还价来获得零花钱。“通过从父亲那儿搞到零花钱，张月得以摆脱母亲对她吃方便面的控制”，伯娜丁这样写道。
作为独生子女，中国的儿童具有惊人的权力，他们成为他们的父母实现父母身份的唯一机会，他们的成功与欢乐也就成为父母给予希望和付出努力的唯一标尺。
景军举了个例子，家长陪小孩去吃麦当劳，看着孩子吃，自己不吃，“这就有意思了，体现了儿童的权益。儿童可以说我不吃家里的东西，我不吃跟你一样的东西，我要吃my food，这是一个权利意识，随着‘我要吃我的食品’，‘我要拥有我的空间’的意识就会出现了，现在有了儿童屋，专用卧室，因为if I have my food，就必须有my things，有我的东西就得有my space，有我的空间就得有我的时间，我的隐私，我的自由。”
同时，伯娜丁认为，父母身上还有詹姆士·克尼尔提出的“补偿综合症”——他们总想给孩子提供自己小时候不曾有过的物质财富。而计划生育减少了孩子的数量，市场经济又增加了可以用在孩子身上的资源。
这里面却难以掩饰食物在不同代际件存在的难以调和的差异，这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一个笑话是，父亲给女儿窝窝头当早餐，看到女儿轻蔑的眼神，用责备的语气告诉她：“你不要忘了你的阶级出身”，回忆起自己童年要是有窝窝头做早餐那多幸福啊，女儿这时反驳说：“你的阶级出身是窝窝头，我的是巧克力。”
“压力饱尝”
但另一方面，父母们也在靠此也在加强对孩子的控制。伯娜丁也考察了一些会对孩子进行饮食控制的家庭，有的家长会控制小孩吃巧克力和冰淇淋，不给小孩零花钱。伯娜丁问周荣有没有吃过和路雪冰淇淋，周荣说自己从没想过这个事情，父亲对他表示赞赏，说他非常懂事。有意思的是，这些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和前途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狂热的关注。他们把饮食问题作为教育问题来看待。
一位13岁的女孩在1995年考上了人大附中，她说：“我去年太累了，真想完全放弃，跑到巴尔干去死”，而她的母亲却狂喜地宣布：“孩子做的非常好。”很多小孩也有一个同感，父母只关注他们在学校的成绩。
吴燕和认为这种强加给独生子女的要求是中国儿童社会化的一种激烈形式——用传统中国的概念来表达即“管”，意在对儿童进行“统治、检测、干预和控制。”
一位曾经在文革期间当过红卫兵的妈妈跟女儿说：“如果我年轻的时候有你现在这样的受教育机会，你觉得我今天会在哪呢？”尽管世界各地有很多父母会说这样的话，但在中国，伯娜丁认为，这句话有特殊的意义——1960-1970年代中国教育体系的混乱造就了这一代迷惘的父母。
对于孩子来说，物质的愉悦总是和社会压力与学业压力联系在一起的。在伯娜丁看来，这就是“快感与压力悖论”。
政府的控制
但另一个充满矛盾的中国现象，则比以上沉重很多，孟加拉国亚洲妇女大学公共卫生系教授乔治娅·古尔丹称之为“丰富的悖论”。矛盾在于，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在高速发展过程中有了越来越大的差距，城市孩子与农村孩子在身体发展状况上也因此有了一个很显著的差距，最能代表中国3亿儿童和青少年的农村孩子，长得明显比城市儿童慢，“很少有研究将饮食和中国儿童的体质数据联系起来，但这种差异实际上早在断奶期间就开始出现”。
一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和农村2-5岁的儿童成长差距在变大，从1987年到1992年，农村儿童身高的增高幅度只有城市儿童的五分之一，“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增高幅度不一致可能是城乡之间在过去20年的经济改革中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但更触目惊心的现象是，城市的孩子已经开始遇到比肥胖更严重的困扰，比如高血压、高血脂、糖耐量受损，而同一时期，农村孩子的贫穷率和缺铁性贫血的症状也一直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
政府面临着双重负担，如何在使一个群体获益时又不会给另一个群体增加风险，乔治娅写道：“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经常为政治和经济因素所左右，而不是单纯出于健康目的。”
“作为社会变迁的一个语言学标志，‘儿童食品’这个名词已经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同类的名称还包括：儿童营养品、儿童健康食品饮料、儿童药膳等，看起来都是对儿童健康有益的商品。
政府对儿童食品也感兴趣，“干预儿童吃什么是其人口政策的延伸方向之一”，
景军说。在考虑完生育率之后，国家又提出了”人口素质“的概念，这是对国民（同时也是劳动力）身心健康和职业技能、教育成就的多重要求。
如何渗透一些观念到民众中间，让他们以特定的方式来看世界。在城市里，中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推出的爱婴医院就是方式之一。
这是美国史密斯学院人类学与东亚研究副教授高素珊（Suzanne K.Gottschang）的研究。在高素珊的研究里，爱婴医院是政府对八十代年以来母乳喂养率降低的一个政策性回应，在这里，孕妇们被进行教导，医生以老师的身份告诉她母乳喂养的好处，这项政策效果惊人，让北京和上海在八十年代末只有10%的母乳喂养率到1994年攀升至64%。
“这些大众教育的举措显示了通过控制妇女生育率和育儿行为方式来影响女性的为母之道以及孩子童年的一种尝试”。
对此，景军写道：“就这一点而言，官方的行为方式和福柯对十八世纪欧洲（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的国家权力扩张和医学权力渗透所导致的家庭与儿童成为权力凝视对象的描述非常相似。”
“在中国，透过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措施（包括堕胎、输卵管切除手术、佩戴子宫内避孕器），国家权力也延伸到女性的生产。官方也通过积极改善儿童照顾和产妇健康来表现出‘关怀备至的家长’形象，重建形象对于国家的政治合法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母婴医院，讽刺的是，市场力量也渗透入其中，医院一边在鼓励母乳喂养的科学观时，也允许跨国公司在医院内推销奶粉，医生发给孕妇阅读的母乳喂养科普小册子恰好就是由奶粉公司印刷的。
而关于儿童食物，官方是这样进行干预的，这是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时极为重要的一步。比如一位老军医在自己的书里写道建议父母喂养孩子粗粮，是以一种客观、科学、同情和非政治的面貌出现的，“官方的儿童生育和育儿话语显而易见地体现了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强制力和行政功能相比，意识形态机制的教育功能更为显著……由于国家权力运作的微妙和非强制性，大众可能因此没有意识到它已经渗透到家庭生活的核心区域了。”
蔓延的影响
从此蔓延开去，儿童、食物和社会变迁的问题体现在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同影响。在这本书里，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马丽思（Maris Boyd Gillette）告诉我们，在西安，政府也重新定义了“清真”这一宗教标准，突破口就是在儿童食品的消费主义背景之下。回族人爱凤去超市采购食物，为自己买东西时，她总是选择为自己选择清真的食物，而为孙女买东西，她却没这么在意。接受这个差别，对于西安的回族穆斯林来说，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儿童需求更多的儿童食品，相比起汉族人生产的食物，回族人更愿意接受所谓的西式食品，“西式食品”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看起来像外国人吃的就行，即便它是由本地工厂的生产线生产：用密闭容器包装，由不熟悉也看不见的机器生产（说明不是汉人），原料是地方饮食习惯中不太常用的。“西式”是回族人对富裕、先进科技、科学和现代化的想象，“西式”消除了回民和汉民的明确界限，“穆斯林文化中的食品禁忌由于品牌效益和加工方式而被突破了。”
在甘肃农村，景军看到一位正在学习如何养育孩子的母亲可能面临多个文化权威的拉扯 。政府正在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建立文化权威，1997年，大多数农村小孩都已经在医生的教导下吃过钙片，打过疫苗；但农村的宗教权威，或者传统文化权威，也同样影响着父母，例如儿子仍然作为父母养老的唯一希望，中医仍然对小孩的饮食产生影响；但与此同时，一个更汹涌而来的权威则是市场的权威，哇哈哈公司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正是让其成为国产儿童食品大鳄的关键。
同时，香港科技大学博士赵阳也阐述了一下典型的中国现象。娃哈哈本来是以民族企业的旗号开启自己的市场之路的，这是一种可以同时讨好政府和市场的策略，当代艺术家张晓刚说过，民族主义和商业主义可以是一对孪生兄弟。但在后来，娃哈哈却选择了和外国企业合资，这看起来也是一个矛盾的悖论。
这些事情发生在上一个世纪，而到了这个世纪，小皇帝们都已经长大，有些成为家长，儿童的问题却并没有结束。
一些社会问题在当下显得更为迫切和尖锐，景军说“一旦离开田野调查现场，我们观察到的社会文化图景和我们收集到的第一手材都会很快地融入将当下改写成为过去的历史之河。”
“独生子女的家长这一代人有了强烈的潜意识，国家既然控制着我的生育，限定了我的子女数目，那国家对儿童的义务就更要加强”，对毒奶粉事件的愤怒、对小学教育的愤怒、对幼儿园的愤怒，失独家庭的愤怒，在景军看来都是家长对国家的道德诉求。
在最后一章，哈佛大学人类学荣休教授华琛（James L. Waston）分析了权力在这一代人的家庭中实现了代际间的转移，从前人们只重视长辈的生日，长辈作为家庭的权威有各种仪式来彰显自己的领导地位，现在，大家却愿意不厌其烦地为一个小孩庆祝他每年的生日。
从前，社区里的娱乐项目大多围绕老人，以象棋、麻将等为主，现在却修建了儿童游乐施舍；从前狗是作为看家护院的实用价值，现在却成为了小孩的宠物；从前“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现在小孩却被鼓励要有个性，勇于表达自我。
华琛说：“我们无法知道本书所描写的变迁，比如独生子女亚文化的产生，是否会让中国社会变得连鲁迅、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无法辨认。”
过去的人总对这一代“小皇帝”表示出极度的担忧，认为这是被宠坏的一代，但伯娜丁的研究不也证明，这里面存在着各自需求的互相配合。
这本书提出了诸多疑问：中国的小皇帝真的这么与众不同吗？他们能否以尽忠职守、关心社会的公民面貌示人，能否引领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全球化以及更加民主的未来？
20年过去了，有的问题仍然无解。不过作为在消费主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发现这一代小皇帝确实容易陷入每一个双11和每一个618，不停在消费的陷阱里挣扎。
作为小皇帝之一，我也想再次审视现在的自己和出现在我生活里的食物，二十几岁，为什么我们总要在成堆的小龙虾、川菜、肉串、啤酒间缓解一个又一个无聊又焦虑的日常？
在人口老龄化和老人与子孙互惠关系逐渐瓦解的背景下，华琛写了本书意味深长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如果未来不同代际的消费者权力再次变化，老人们重新获得家庭当中的支配地位，那么三十年后本书的续篇将被命名为《奉养中国的退休皇帝》。
《喂养中国小皇帝》读后感(三)：如何对一个社会变迁现象做研究
想做研究又觉得入不了门，研究生时期读的传播学资料已全然没有印象，，目前的兴趣是现代生活变迁相关的研究于是想一篇一篇看看别人怎么做研究。这是第一本书，把全书做了摘录式的读书笔记，在此做一下纪录：
食品能够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但当社会发生变化时，它可能就会换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言语继续诉说。
——景军
研究者关注儿童在家庭中的地位、在社会中的权益、在消费领域中的作用。背景是中国经济发展促成的消费文化，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的快速崛起。
哈佛人类学家华琛教授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发起“中国社会饮食消费格局”研究项目。悖论、矛盾、反差甚至是具有讽刺意涵的现象——作者们关注的具体问题。
“小皇帝”一次常见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媒体报道中，写作本书的目的不是去强化这种认识，而是要对它进行深度的思考。中国儿童的饮食问题不仅事关个体的身体健康，也在文化、政治和社会经济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九篇研究涉及到五个方面的大问题：
一、饮食机构的变革和消费主义的儿童。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新富消费阶级的出现致使普通家庭的饮食结构发生改变，从早期的谷物和其他农作物为主发生变化，中国城镇居民的粮食和蔬菜的消费量稳中有降，农村则同比增长200%。
中国服务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对子女视频消费的控制权，挑食是不被允许的，但是情况大变，儿童因为有零花钱从而可以自主消费。（抽样调查和中美对比）
专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儿童食品产业和儿童消费文化诞生了。
二、从历史角度定义儿童食品。（历史不是从来如此，了解历史并从一些惯性思维解放）
据国外人类学家的研究，中国古代的美味佳肴的消费群体只是社会中的少数人，大部人只能消费“低端美食”，通常只是粮食谷物，到节日时才有荤菜。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占中国绝大所属的贫民的食物选择寥寥可数，食物短缺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二十世纪初，从作家们的回忆中可以发现，只有少数零食是专门给孩子吃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因为战争，国人食物短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孩子们吃的跟成年人没有明显的区别。直到八十年代早期，大部分儿童都没有机会和自由选择自己的食物。
然而，到了八十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村接下来几年连年丰收，同时城市里的人均收入也开始增加，这味儿童食品消费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儿童食品”——社会变迁的一个语言学标志，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虽然商家宣传儿童食品对儿童的健康是有益的，实际上却带来儿童的健康问题。
三、国家、家庭与儿童。（国家对儿童食品的干预）
官方对儿童食品消费也有着特殊的兴趣，干预儿童吃什么是其人口政策的延伸方向之一。官方关注的是生育率和人口素质。它通过社会工程的方式想公众传播“人口素质”的必要性，特别强调要重视人口生育和抚养的科学知识。
这些社会工程包括：1988年4月到1988年10月间发起的宣传科学生物和抚养的运动，主要区域在农村，通过写作比赛的方式来推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城市里，通过和国际机构合作推出“爱婴医院”项目来教育公众，主要是对婴儿母乳喂养率降低的一个政策性回应。
同时官方也积极改善儿童照顾和产妇健康来表现“关怀备至的家长”形象。（重建形象对于国家的政治合法性而言非常重要）
官方的儿童生育和育儿话语体现了阿尔都塞所说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与强制力和行政功能相比，其教育功能更加显著，主要包括大众媒体、学校、爱婴医院、科普读物和官方认可的慈善机构和健康机构，以客观、科学、同情和非政治的面目出现。
科学育儿的官方话语和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渗透到家庭生活的核心区域，在这个意义上，对儿童的食品消费进行的干预（科学育儿的宣传运动）是与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关联在了一起。
四、经济变革和跨国主义（跨国公司对儿童食品的影响）
跨国主企业的特殊之处在于既能够保持其跨过属性，又能融入当地市场。练就这种本领需要跨过企业在全球的商业网络中进行市场、贸易、财政、信息和企业所有制的整合，同时也要对国际市场产品加以调整以适应本土市场的口味。
上述能力依它们各自对地方性事物的参与程度而定，包括赞助学校活动，然后调整自己的产品以适应本土儿童生活的需要。（跨国公司的商品不仅仅是简单的商品，还是文化商品）
以亨氏广州分公司的市场营销策略来看中国儿童食品商业化的图景。1，为了把产品和儿童的高成就联系起来，最初的消费区域定位在大城市的大学城和高新技术园区（如果最优秀的中国热恩都适用亨氏食品，接下来就会产生涟漪效应）；2，投放广告在电视的黄金时段（广告词赋予产品西式和科学的光环，使品牌与现代化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3，对中国官员和儿童照顾管家进行营养教育培训。
五、粮食、巧克力和代际沟通（儿童食品反应的家庭关系变革）
在社会人类学领域里，食品消费总是被作为一个象征系统来分析，很多研究谈到中国人是如何利用食物来传递社会价值观。
在食品紧缺的年代，家长对孩子饮食的数量和类型进行控制，因为文化认为“在一定范围内的要求是适当和必要的，超出这个范围的要求和浪费和奢侈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经济变革造就了小康家庭的出现，主要有几类：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经理、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商人、大部份小城镇工业企业的经理、相当一部分外贸公司和金融企业的经理、表现良好的国有企业的经理，占到城市中人口的20%。
在这些小康家庭中，父母和子女就食品问题存在最为激烈的矛盾。说明在一个极速变迁的社会中，代际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变得越来越困难。
第一篇：Georgia S. Guldan 《丰富的悖论：中国婴幼儿养育方式的变迁》
过于零碎、问题很小，偏向于营养学的研究
作者在观察中国孩子的食物、成长和健康方面的趋势时发现了两点矛盾：城市孩子比农村的孩子吃得更好的同时，其身患肥胖和慢性病的机率也越来越高；尽管农村孩子比城里孩子喝更长时间的母乳，但是他们的成长速度却比后者缓慢。
作者想寻找的答案：解释上述矛盾，搞清楚食物对孩子成长和健康的影响有哪些方面，中国政府如何处理儿童营养问题。
研究方法：数据分析＋对比组
1，城乡喂养的差异。a母乳喂养：前人的研究说明，母乳喂养在下降，农村高于城市;b 断奶时间，四川城市和农村的对比数据说明农村晚于城市；c断奶后辅食分析，发现农村孩子的母亲欠缺营养知识、辅食缺少动物蛋白、过度依赖母乳；2，成长和健康的成果差异。身体侧量是评估儿童的成长和营养状况的手段，通过与香港的对比发现，中国的城乡儿童的营养不良差距大。3，公共政策和政府行动。一系列政策的罗列。4，结论，中国政府必须制定新的政策来应对儿童营养不良与过剩这一对极具挑战性的“双重负担”。
第二篇：Bernadine. W.L.Chee 《锦衣玉食，压力饱尝：北京的独生子女》
饮食让我们了解自己。——Bernadine. W.L.Chee
作者利用饮食这一主题来了解北京城市孩子的童年经历和家庭关系。基于人类学家们对包括食品在内的商品的理论见解——商品实际上是人类创造的非言语媒介，食品消费被视为可以特定人际关系的象征符码。
作者认为吃什么食物、谁吃、吃多少是一种 rutted habituation，分析日常的选择过程，来展示独生子女生活中的欢乐和压力的新见解。
研究方法：访谈＋餐厅观察；1995年6-7月对北京两所小学的10名学生以及家长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访谈＋北京一家餐馆看大人和小孩是如何点菜和选饮料的。
视角新颖：在中国独生子女之间做比较。
1.同龄人的重压。访谈发现孩子对于流行商品的消费热衷于攀比，作者解释原因——同龄人的人际交往压力、孩子自我认知的发展。2.父母的妥协和默许。访谈发现大部分家长迁就孩子的饮食选择，作者解释原因——亲属关系的认同、补偿综合症。3.三个个案分析父母如何让孩子对自己言听计从。作者分析这三家的父母都把饮食当作教育问题来对待，而不是一种享乐方式，并且父母坚定一致。4.乐趣和压力的背后。作者分析物质享受之外的学业压力。
结论：鼓励儿童消费的商业氛围使北京学生形成了自身的消费欲望，他们渴望得到物质上的愉悦和同辈人的接纳，但现实生活中，他们面对的缺失同辈的竞争和父母的压力，这使他们紧张和焦虑。
第三篇：郭于华 《食物与家庭关系：餐桌上的代沟》
个人成长在一个文化体系中，通常意味着他会从过去继承一系列的观念并将其付诸实践。这种代际之间传承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帮助青年人更好地适应成人世界的规则。准备工作包括价值观的灌输和实践技巧的提升，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导孩子吃什么和如何吃。
众多的社会变量，比如性别、种族、职业、社会地位以及教育程度，都会影响一个人关于饮食的观念。作者认为，在当今中国社会，应该还考虑另一个变量：个人的年龄问题。
在个体的消费区域，新的饮食趋势正在改变1976年出生的一代人的口味。他们对饮食的态度和童年的经历都与父辈截然不同。
作者旨在探究中国儿童的饮食观念（影响人们饮食方式一起支撑其饮食习惯的理念），并与其父辈及祖父辈进行比较。文章的前提是文化是一种文化表征，承认某个特定的饮食观念，混合了种种风向潮流、信息和社会价值观，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饮食方式、健康和人际往来。作者试图反省食物与童年之间的关系，以往认为代际之间存在共同观念的假设需要被修正。
研究方法：访谈。一个项目是1995年对30位年龄介于8至11岁的北京市学生以及他们的老师和家长的访谈。一个是1994年江苏省某农村基于学校和家庭的调查。
祖孙三代的饮食理念：1，祖父辈——传统的饮食理念，来源于中国文化的阴阳说，认为饮食理念与营养平衡息息相关、多样化的食谱与自然生长的食物很有价值。2，父辈——现代的饮食理念，受学校和现代科学熏染，相信基于现代医学和现代营养科学的饮食理念，家长们专注于孩子的健康饮食、食品安全和丰富的维他命补充。3，孙辈——消费型的饮食理念，出生于经济改革和计划生育时代的孩子们称消费主体，他们熟悉市场的风尚，相比于实用性，更愿意享受某些公认的、象征时尚的消费品。
通过饮食理念的比较探讨文化转向（文化可以依靠风潮、价值观和符号传递给一代人）：祖父辈看重的传统节庆食物的宗教意义正在消弭，为孩子们筹备生日的热情高涨；孩子们从电视上看到的精致食品和个人的幸福抵消了人们对于苦难的叙述，老一辈经历的饥荒故事对于孙辈来说如同天书；影响因素还有同辈之间的攀比和零花钱。
结论：父辈和祖父辈的饮食理念有着巨大的差异，不过二者有着共同的目标，然而，老一辈如今已将无法将他们的饮食观念传授给孙辈的人了。因为他们的出生恰逢一场特殊的社会变革——消费变革，他们通过电视在消费文化中学习和成长。
第四篇：马丽思（Maris Boyd Gillette） 《西安的儿童食物和伊斯兰教的饮食规范》
“清真”在中国最通常的解释是满足伊斯兰教饮食纯洁性标准的食物。作者在西安穆斯林地区的研究表明，零食消费标志着地方性伊斯兰教规范和民族性实践的意识形态与具体行为的变迁。它对中国穆斯林饮食习惯造成的影响触及了这个群体身份认同的变革。
研究方法：访谈、观察、食谱记录
1.界定中国穆斯林，指出必须吃清真食品，是回族集体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2.进一步调查什么是“清真”，指出西安的回民让自己的食物、炊具和房子远离猪肉，这对汉族伤人的食品业造成了负面影响，也影响到了回汉人之间的交往。3.非清真食品和西式食品。西安回民拥有自己的饮食观念系统，食品在这个系统下被划分为“可以吃的回民食品”和“不可以吃的汉人食品”，但是西式食品不在这个系统范畴内。4.年轻的消费者。西式食品主要用来送礼、待客，成人买给小孩吃，因为它新奇、昂贵，与西方有关。5.“中立的“食物。大众化生产的西式食品既非清真亦非禁忌，是一个特定的类别，因为它们是机械化生产。6.原因一，食品工业和食品生产。大众化生产出来的食品，其生产地和消费地之间的距离、生产流程的不可见、机械化的生产工序都使回民们倾向于认为这些食品具有中立的属性。7.原因二，消费现代性。西方代表着富裕、先进科技、科学和现代化，通过吃西式食品，回民们将自身与进步联系在一起，是他们追求现代性的一种方式。8.政府和大众化生产。指出本地穆斯林的清真标准与政府倡议的清真标准之间有巨大的分歧，前者从宗教角度来界定，后者却试图用民族的标准来重新定义。9.影响，回汉同席。大众化生产的西式食品的出现正在改变西安穆斯林社区里的清真标准，清真的含义被重新阐释了：为了达到现代化的目的，它不再从穆斯林自身出发来界定，转而以非喊人作为新的标准。但是这却为回汉同席提供了契机。
第五篇 罗立波 Eriberto P.Lozada,Jr 《全球化童年？——北京的肯德基餐厅》
选择已经变成了衡量一切行为的特权。——消费者的选择意识
肯德基变成了一个人人追寻的口味和生活方式，甚至是衡量差异的手段。
作者通过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肯德基如何迎合北京儿童的饮食习惯来论证跨国公司不得不根据本土社会的情景来调整政策，即特殊主义在不断扩张。
前提：1，孩子经常掌握光顾肯德基的决定权。2，孩子们的饮食是他们社会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饮食方式的改变反映所处社会环境的变迁。3，孩子的物质和文化消费正在成为世界许多地方和各种社会群体激烈竞争的一个领域，这些地方和群体都在寻求通过塑造童年经历来实现特殊愿景。
研究方法：对北京第一家肯德基的访谈。（社会构建的消费场）
视角：结合人类学在跨国主义研究中两个视角的长处以及具体分析一个单独的跨国组织来避免短处。这两个视角分别是，全球化的具体模型和评估经济反战、公共文化、离散认同等领域内跨国过程中的文化影响。
1.营销形象奇奇的引入。肯德基发现孩子们喜欢在餐厅吃饭，家长认为这是一个针对孩子的消费场所，这与肯德基把自己打造为中国孩子的“娱乐餐饮之地”相契合，相应的措施包括：增加女服务员，用奇奇取代上校，餐厅布局，生日派对等。2，肯德基pk荣华鸡。一个是孩子吃饭的地，一个是年强人吃饭的地，后者学习了肯德基先进的工艺、可靠的质量和科学的管理。然而，肯德基的国际背景给市民提供了更多的食品选择空间，食物消费的新奇感加强了北京人的现代意识。3，跨国政治。肯德基的地方管理者掌握更多的自主权，使得其可以更为迅速地满足本土消费者的需求。4，和学校合作、电视广告，寻找年轻消费者。肯德基在划分不同类型的中国孩子童年经历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结论：肯德基在北京本土化的一个标志就是它最终不再成为热门话题，不再是文化竞争的焦点，顾客来这儿就餐的原因是因为方便，而不是特别。
中国儿童在肯德基本土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改变了肯德基的经营策略。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儿童文化并不是单一的，特殊主义依旧存在，因为社会性就是在消费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次奥菲过程镶嵌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历史背景的网络之中。
第六篇 景军 《一个甘肃村庄的食物、营养和文化权威》
权威是一种通过影响人们思维方式进而影响他们行为方式的力量，它包含了将某一堆社会现实特定的阐释接受为合理解释的可能性。
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经济变革和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父母对孩子提出了一个疑惑：究竟吃什么食物才对儿童有益？作者想探讨的是中国父母对儿童食品的关心为何以及如何被三种“文化权威”的类型所塑造。
研究方法：田野调查（甘肃大川村8个月＋回访）
1.原因。建国后至今，大川村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人们饮食的变迁，家庭从嫉妒的食物短缺到实现温饱，人们开始意识到孩子们应该吃得更好一些。从一个家庭讨论看到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答案，“有道理”但都相互冲突。
2.定义“文化权威”。A.如何养育孩子的问题可以被认为是有关权威的问题，因为字资源的基础上，它涉及了什么样的建议是被认为有说服力并值得接受的。B. 斯塔尔的”文化权威”不同于韦伯的“社会权威”，文化是意义和观念的范畴，而社会是社会行动者关系的范畴，根据定义，文化权威具有无需凭借规范或命运就可形塑、改变人们的观念、价值和态度的潜能。在现实生活中，文化权威通过特定群体或代理机构来行驶，其表现形式通常是其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和应用。
3.科学：政府建立文化权威的尝试。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增进儿童健康的项目来推进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包括：儿童免疫、补钙建议、优生的征文比赛等。通过这些宣传，现代科学被塑造成对家庭有益的终极标准，而政府则具备现代科学和儿童福利同情者的身份。
4.宗教：另一种文化权威。独生子女政策引起农村人的恐慌，大批庙宇被兴建，其中祈求生育的娘娘庙最多。庙里的中医药方、庙宇活动中的交谈都是宗教对儿童饮食施加影响的手段，作者进一步解释，中医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之上，与中国的阴阳观念密切相关，虽然村民可能不理解，但是他们多少对中医有意识，这一意识来自于生活中的中医实践、与邻居的谈话、在寺庙祈求病愈或是那些通过传统食物疗法康复的邻居。
5．市场：业已崛起的文化权威。电视的普及和乡村商店的激增把大川孩子和崛起中的中国商业文化联系在一起，“消费等于幸福”的观念被孩子们接受。
6. 结论：冲突与合力。国家倡导的现代科学和民间宗教截然不同，一个相信科学，一个相信自然力量；民间宗教和电视广告传达的市场信息也存在冲突，一个主张使用自制食品，一个提倡通过消费工厂生产的商业食品来获得幸福。然而，这三种文化权威在大川村却可以兼容，三者都不会消亡。
第七篇： 高素丽 （Suzanne K. Gottschang）《爱婴医院和医学权威》
内容过于细碎，文章结构也欠妥。（略）
第八篇：赵阳 《国家、儿童和杭州娃哈哈集团》
文章偏企业策略研究，角度单一无趣，更像一个商业案例。（略）
第九篇：华琛 （James L. Waston）《食物如镜：中国家庭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们发现中国家庭的决策中心已经从老人转向年轻一代。本书记录了一个转型期社会在对待孩子态度上的深刻变革，可贵的地方是正在进行时。
作者通过穿插自己在香港不同时期做的两项研究来总结了前面八人的研究。1.儿童消费者。香港的儿童消费经历了被动消费者、有限决策权、决策权超过长辈的三个阶段，出现辈分颠倒，作者认为孩子们喜欢去麦当劳的答案就在于选择权。2.公共仪式的变迁。美国的节日传到东方并实现本土化，而这些节日的共同点在于以孩子为中心进行吃喝玩乐的活动。特别是生日派对，它最能体现代际间权利的转移。3.童年的商品化。商店开始售卖儿童食品和玩具，游戏、体育锻炼和娱乐开始商业化，儿童娱乐中心快速发展。4.肥胖：繁荣和疾病。六十年代的香港，消瘦被打上了耻辱的烙印，到八十年代后期，公众才意识到肥胖是一种疾病。5.传统的长辈和孩子的互惠的关系在瓦解，但是中国甚少为老人提供福利，，未来的中国工薪阶级将不得不在孩子的需求和老人的期待之间做选择。
《喂养中国小皇帝》读后感(四)：中国家庭餐桌上的变迁、矛盾与悖论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7-02/18/content_671601.htm？div=2&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winzoom=1 原文发表于2017年02月18日的新京报新京报书评周刊，发表时有删改。
17年前，源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中国社会饮食消费格局”的研究项目，聚集了以哈佛著名人类学家华琛（James Watson）及门下众多弟子为主的多位学者，包括两位中国学生：景军和郭于华，共同编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社会儿童饮食问题的著作。将近20年后，这部关注中国独生子女群体的食品消费、全球化经济影响下的儿童食品变迁的《喂养中国小皇帝》一书的中文版姗姗来迟。 过去的20年中国各领域都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儿童食品领域亦如是。那么一本成书于近20年前、田野调查材料收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论文集，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还有多少阅读的意义和必要？正如景军在序言中诙谐又伤感地指出，“我们观察到的社会文化图景和我们收集到的第一手材料都很快地融入到将当下改写成为未来的历史之河。”尽管如此，这本文集紧紧围绕着 “食物”、“儿童”“社会变迁”三大主题展开，留下了关于中国复杂现实的极具时代感的记录。同时，人类学家们又擅长在复杂现实中发现有趣的悖论、矛盾和反讽，这些20年前由他们细细从家庭生活中挖掘出的线索及其背后的学术意义，仍对当代儿童的食品消费、变迁研究有着启发意义。 谁是小皇帝：独生子女确有心理疾病或行为偏好？ 如今，媒体和学者常常会谈论“第一代独生子女”，或者使用“八零后”这一更为常见的概念，而追根溯源，这些词汇所指的世代在其童年时，往往被报道成被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即 “小皇帝”们。但与上世纪末的主流舆论相反，本书中的人类学家们采取了慎重对待的态度，更聚焦于具体的问题和现象。 随着计划生育这一人口政策的严格执行，家庭的结构变成了：四个老人，两个家长，去喂养一个独生子女。而日益改善的经济条件，又使整个家庭的饮食消费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同时，也使得独生子女支配一定金钱成为可能。但在这些“简单”的预设之下，又有一些有趣的问题发现。比如，为什么，相比城市儿童，农村儿童母乳喂养时间更长，却长得更慢？中国独生子女到底是被溺爱还是被严格管教？父母和子女两代人在饮食理念上有哪些异同？给孩子吃什么，到底谁说了算？ 这些问题在书中被落实成为五个面向。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饮食营养，二是儿童食品产业在中国的兴起，三是国家科学育儿话语，四是全球消费文化对中国家庭生活的渗透，五是饮食变迁伴随的社会认同和价值观变迁。通过对这些领域中个案问题的描述与解答，他们努力勾勒并尝试去理解中国独生子女所处的社会背景。例如郭于华关心食品和饮食习惯代表的代际差异问题，而景军则讨论科学话语、宗教信念、电视广告在儿童食品消费领域的博弈问题，并由此分析儿童、家长、老人三代人的代际关系。由此，这些学者采取了更为慎重的态度，在还没有充分证据之前，并没有认定独生子女们必然会有某种心理疾病或行为偏好。
小皇帝的买买买：儿童食品领域里的中西商战 尽管这群学者分别关注具体的问题与现象，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中发现，一个由中国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共同组成的，专门为孩童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儿童食品产业正在诞生。随之而来的各种市场营销手段和广告出现在城市里，无孔不入，诱惑着孩童，怂恿自己父母为自己买买买。 亨氏联合食品主动义务为政府官员和专家提供儿童营养培训，出现在医院的奶粉广告和彩页，方便面里的卡片，就如同今年春节期间的支付宝集五福，吸引了大量的孩子们去购买。而财大气粗的肯德基赞助了不少的学校运动会和作文大赛。甚至在农村，当孩子生病时，家长也会买些糖果和软饮料作为安慰。电视广告则是这波新兴的消费主义最厉害的武器。在暑假和晚间播放的少儿节目中，插播的食品广告，轰炸了大江南北，从最遥远的甘肃农村到最繁华的北京城。 在《全球化的童年？——北京的肯德基餐厅》和《国家、儿童和杭州娃哈哈集团》两章中，罗立波（Eriberto P. Lozada）与赵阳尽可能全面地记录了儿童食品领域里两场动静不小的商战：娃哈哈集团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中国本土健康儿童饮料品牌，进而争取和跨国巨头可口可乐竞争，类似地，一家名叫荣华鸡的连锁快餐店正决意对垒肯德基。娃哈哈的高管们认为他们的营销秘诀在于“农村包围城市”，即向农村儿童推销自己的果奶；荣华鸡的企业家则坚持在管理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模仿肯德基的口味去售卖炸鸡。 当时国产荣华鸡快餐店力争在每个肯德基店面附近开业竞争，扛起爱国主义快餐的大旗，一时门庭若市，效益最好的上海黄浦店一年就有300多万利润。然而荣华鸡在几年前就关门大吉，原因之一便是肯德基在过去二十几年一直坚持本土化，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销售策略和迎合中国人的口味调整，提供了中国儿童更熟悉的米饭、馒头和粥。熟悉财经新闻的读者甚至会发现肯德基的中国母公司已经成为一家独立企业。 而娃哈哈在此书英文版成书之时正低调地与法国达能合作。书中不无担忧地瞻望，“娃哈哈是否会将自己的使命定位在保卫中国国内食品行业和民族国家的文化遗产上，是一个值得一探究竟的问题”。如今，我们已知道历史的结局：达能和娃哈哈的“姻缘”早已结束，最后不惜经历长年的骂战和官司才得以和平解决纠纷。
食物如镜：以家庭生活看消费格局 在《西安的儿童食品和伊斯兰教饮食规范》一章中，作者从儿童食品入手讨论了民族文化认同和边界问题。因为穆斯林信仰，在传统的西安回民社区，食品被划分为“不可吃的汉人食品”和“可以吃的回民食品”，回民食物通常是在回民社区内手工制作，然而，市场上出现了“西式食品”，比如汽水、巧克力、糖果和雪糕，而且深受回民子女的喜爱。孩童之所以能得到父母的允许去品尝这些西式食品，在于回民们认为，工业化、现代的机器生产出来的食物是中立的：既不是清真也不是禁忌。然而作者敏锐地注意到，这其中的吊诡之处：“在什么情况下，机器生产可以被视为清真？”2016年，隐秘流行的网络迷因“这很清真”的具体由来，笔者不在此赘述，而这一事件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和困惑乃至恶意，而这背后，正是此书此章中所预见到的：政府是否应该允许工厂用清真的名义推销食品？以及政府如何去评估和监管这些号称“清真”的食品工厂？ 在上述娃哈哈的案例中，娃哈哈集团也得益于政府的扶持和政策，投桃报李，集团也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和要求。所以学者们同样关注国家和政府在儿童食品领域是如何存在，注意到了国家和政府如何通过公共卫生政策解决已存在的现实问题。比如，针对婴幼儿和儿童的福利和健康，政府推动了一系列行动，囊括从出生到成年的全过程：优生优育、接种疫苗、科学育儿等。这些自上而下执行的运动影响了甘肃农村儿童如何就医到北京母亲是否母乳喂养。然而即使这些政策有着高效的执行力，学者们依旧发现了不少政府棘手的问题：如何应对不同地区儿童营养过剩和营养不良的复杂情况，制定一个既统一又灵活的公共卫生政策？如何给着迷于食品工业广告的新手父母和儿童们告知正确的信息？ 这些问题历久弥新。从英文首版至今近20年中，中国婴幼儿和儿童福利水平已经不断提升，曾经的小皇帝们也早已长大成人。正如华琛所说，食物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家庭生活中的代际问题，也可以一窥跨国消费主义的兴衰和国家这看得见的手。当小皇帝长大成人，以家长的身份参与社会并以家长的眼光审视新生的一代，小皇帝变为家长的社会过程对未来研究者而言将别有一番滋味。而对于读者而言，这本书也是一面镜子，经由海外学者的眼光，观察和审视中国。它说不定正在被当年的那些小皇帝们阅读着，并对着自己的孩子说：“宝贝，你知道爸妈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吃的什么吗？”
延伸阅读 华琛及其夫人在香港新界田野民族志《乡土香港》中，详细描述了至今仍然保留在当地民间的“食盆菜”这一特色的饮食习俗。 华琛和弟子编著的《金拱向东》探讨作为全球化象征的麦当劳如何去适应东亚五个不同城市的本土社会环境。
《喂养中国小皇帝》读后感(五)：中文版序言
文/景军
《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英文版于2000年经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推出，之后陆续被160多名外国学者引用。如今有幸刊印中译本，完全有赖于出版社之慧眼、译者之努力、编辑之付出。
纳入书中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材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收集，所以涉及的内容距今已至少有20年之隔。书名提到的“小皇帝”指独生子女，但即便不是独生子女，也是当时农民有感而言的“金贵娃娃”。这言外之意是说论文作者当时关注的儿童们在家庭中地位、在社会中的权益、在消费领域中的作用，可谓前所未见，与中国经济发展促成的消费文化密切相关，也与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的快速崛起同样密不可分。
文集共包括九篇论文，围绕五个议题铺开而论：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饮食营养，二是儿童食品产业在中国的兴起，三是国家科学育儿话语，四是全球消费文化对中国家庭生活的渗透，五是饮食变迁伴随的社会认同和价值观变迁。有鉴于此书的形成源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华琛教授(James L. Watson)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发起的一个“中国社会饮食消费格局”研究项目，九名作者中自然包括了华琛本人。在其他作者中，一人是华琛教授的老同事，六人是华琛先生的弟子，因而论文相互呼应的程度非同寻常，在文集类书籍中实属难得。
“小皇帝”一词会立即使得读者联想到被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但所有作者对此都采取了慎重对待的态度，没有简单粗暴地认定独子女必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问题或某些固化偏执的行为习惯。作者们将更具有学术价值的讨论集中在一连串的具体问题上。例如，郭于华关心的食品和饮食习惯所代表的代际差异问题与景军讨论的科学话语、宗教信念、电视广告在儿童食品消费领域的博弈问题都分析了儿童、家长、老人三代人的代际关系。
悖论、矛盾、反差甚至具有讽刺意涵的现象，也是论文作者高度关注的具体问题。乔治娅 • 古尔丹(Georgia S. Guldan)分析了中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不良与发达地区儿童肥胖问题的反差。伯娜丁• 徐(Bernadine W.L. Chee) 利用在北京收集的调查材料解析了“快感与压力悖论”，试图说明儿童们对时尚食品的追求既带来愉悦，但也屈服于同伴压力，甚至会因没有享受过某种昂贵的儿童食品而受到同学的讥讽。高素珊（Suzanne K. Gottschang）有关爱婴医院的论文针对了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现象：爱婴医院一边鼓励母乳喂养的科学观、一边又允许跨国公司在院内推销奶粉，两者各有自身逻辑，前者的逻辑是医院的责任，后者的逻辑是医院的盈利，两者之间，法规失效，违规取胜。
如此的悖论和反差还见于其他论文。在赵阳的论文中，我们了解到娃哈哈集团开始以民族企业的姿态抵御可可可乐在中国软饮料市场的霸权，但逐步趋于资本诱惑并入一家跨国公司。在玛丽斯 • 吉莱提(Maris B. Gillette)有关西安回民社区的论文帮助我们意识到，到在中国生产线加工制成的西方品牌食品不但被视为时尚食品，而且被为清真食品。如此一来，穆斯林文化中的食品禁忌由于品牌效益和加工方式而被突破。罗立波（Eriberto P. Lozada）的论文将我们拉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斗鸡之争”。当时国产荣华鸡快餐店力争在每个肯德基店面附近开业竞争，扛起爱国主义快餐的大旗，一时门庭若市，效益最好的上海黄浦店一年就有300多万利润，但荣华鸡最终销声匿迹，原因之一是肯德基的本土化策略，包括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销售策略和迎合中国人的口味调整。
华琛教授在最后一篇论文中写道，小皇帝现象多年后必然成为历史的回声，小皇帝也必定成为大人，将以家长的身份参与社会并以家长的眼光审视新生的一代，因而小皇帝变为家长的社会过程对未来研究者而言将别有一番滋味。此言一语道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秘密：一旦离开田野调查现场，我们观察到的社会文化图景和我们收集到的第一手材都会很快地融入将当下改写成为过去的历史之河。
《喂养中国小皇帝》读后感(六)：中国“小皇帝”的饮食问题
熊志颖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4月12日09 版）
一个人能够吃什么不是自己随便就能决定的，儿童更是如此。相较于饮食人类学惯常的研究对象，儿童的独特性在于他们是被喂养的。《喂养中国小皇帝》一书就是由来自海内外的9位作者，基于20世纪末在中国八省区的田野经验，从人类学等学科的角度写就的一部介绍中国儿童如何被喂养的论文集。该文集在千禧之年用英文出版，影响不小。今年1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
该书所依托的时代，距离现在大致是20年。20年过去之后，当时的小皇帝们已经成家或即将成家，他们有了或即将要有自己的小皇帝。人群的代际更替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发生。过去的小皇帝要开始以父母的身份考虑现在的小皇帝的饮食了，就像当年他们的父母考虑他们的饮食一般。这个时候出版该书的中文版，也就具有了其独特的意义。
之所以会选用“小皇帝”一词，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有意识地反映这个词在当时的流行程度。该词的流行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系列媒体报道。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儿童发展专家开始讨论溺爱孩子的危害。叶恭绍就有一篇文章提到“4-2-1综合症”，就是四位老人、两位父母娇生惯养一个独生子女。溺爱、娇生惯养这样的负面认识也催生了使用“小皇帝”一词的另一个原因：正是要对这种认识进行深度的思考。
尽管学界的研究和新闻报道都反映出独生子女的娇生惯养，但本书的所有作者都对这件事保持了十分谨慎的态度。伯娜丁·徐的文章最明显地体现了这种谨慎。在本书的第二章中，她通过对一群北京的独生子女的消费经历、同龄人的压力、家长控制和学校教育的近距离描写，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独生子女虽然过着物质上的幸福生活，但同时也面临和承受着来自父母的过高要求的巨大压力。客观来看，小皇帝其实并非一定娇生惯养，更非一定被宠坏。
“小皇帝”一词的使用，生动地道出了儿童在被喂养中的选择。按理说，既然儿童是被喂养的，那么就应该是只有被动接受而不能主动选择。但实际情况却恰与之相反，这在本书中的好几章都有证明。郭于华在第四章中比较了家庭中存在的三种不同的饮食理念，即祖父辈所代表的传统饮食理念、父辈所代表的现代饮食理念和儿童所代表消费型饮食理念。消费型饮食理念能够在家庭饮食中占据一席之地，正说明了儿童对家庭饮食的重大影响。罗立波所写的第五章分析了肯德基在北京的成功发展。在他看来，肯德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其适时的在地化，尤其是迎合北京儿童饮食习惯的经营策略，使得肯德基在北京站稳了脚跟，并且深入到儿童的社会生活。尽管看起来是肯德基自己在做改变以适应儿童，但换个角度看，事实上却最终是儿童选择了肯德基。华琛所负责的第九章也以香港的田野经验描述了儿童的消费，指出了儿童逐渐成为家庭饮食消费主导者的事实。这些事例不仅说明了儿童在喂养这一儿童饮食机制中的地位变迁，更重要的是他们牵连着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儿童饮食业的出现、发展和繁荣。
很难对儿童饮食业进行单独的分析，因为它事关经济和政治。儿童饮食业不是独立自在的，它背后还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诸如饮食产业繁荣、经济水平提高这样的社会根底。儿童饮食业只有在整个经济都大发展的背景下繁荣起来，这个繁荣才不至于令人费解：经济的大发展可以从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同时促进儿童饮食业的繁荣。那么又是什么促使经济大发展的呢？尽管原因有很多，但是我想将改革开放的政策作为其主要原因之一应该是没有人会反对的。首先，改革开放使得诸多跨国饮食企业或国外的产品得以进入中国，并且对中国人，尤其是儿童的饮食产生了影响。这不但体现在前面讲过的肯德基上，还明显的体现在另外两个案例中。其中一个是高素珊在第七章中所提到的外国奶粉，它们不但以科学的名义进入了中国市场，而且在与国产奶粉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其次，改革开放也使得中国内部成长起一批民族企业，其典型代表就是赵阳在第八章中讲到的娃哈哈集团。从始至终，娃哈哈集团都在打一张民族文化的牌，以此来获得政治的支持以谋求自身的发展。
讨论儿童饮食这个话题不能不涉及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的后果不单是造就了独生子女群体，因为计划生育的目标不单单是要少生，还要优生，更要优育，要提高人口质量。计划生育的巨大影响在景军所写的第六章中得到最明显的体现。一方面，政府为了实现优生优育，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宣传，建立起“科学”的文化权威；另一方面，由于大川村特殊的历史和现实，人们又自发坚持着“宗教”的文化权威。再加上业已崛起的“市场”，这三种文化权威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大川人的喂养选择。
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虽然是国家的行为，但是人类学会将其最终落实到社会的每一个人身上。改革开放增加了父辈的收入，计划生育减少了孩子的数量，于是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家长们更加关心的不再是如何让孩子吃饱，而是如何让孩子吃好。前文所述的所有章节都是在讲在各种各样的社会条件中，怎样去选择让孩子吃好的问题。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尽管条件具备，吃好的问题却并不能轻易解决。这正是乔治亚·古尔丹利用统计资料所写的第一章，向我们详细展示的丰富的悖论：城里的孩子比农村的孩子吃得好，但是其身患肥胖病和慢性病的概率也在增加；农村的孩子比城里的孩子喝更久的母乳，却比城里的孩子生长更慢。作者的解释是城市孩子的问题是营养过剩，而农村孩子是因为其辅助食品不足以提供足够的营养。
小皇帝自身的成长也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话题，毕竟小皇帝长大成人之后依然需要饮食。我们在这本书里已经看到了小皇帝们过去是如何被喂养的，并且也对他们现在可能会如何喂养进行了蜻蜓点水般的涉及，但是关注的主体已经不是小皇帝自身了。读罢此书，不禁会想：现在他们的饮食是怎样的呢？在现在与过去的比较中能够找出有意义的关联么？进行不同时代父辈饮食的比较能够发现重要的变化吗？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7-04/12/nw.D110000zhdsb_20170412_2-09.htm
《喂养中国小皇帝》读后感(七)：关于独生子女饮食的历史记录
我同意一位读者对本书的短评：这看起来更像是一项考古研究，知识考古，因为本书初版于2000年，我在17年后才读到它。它的研究资料大多源于1989-1997年之间的田野研究和调查。
1.1995年的调查显示中国儿童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力大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儿童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力在40%左右，北京孩子的影响力则达到70%。在食品和饮料消费上，北京儿童对父母的影响是美国儿童的两倍。
这一现象的出现，是政府推广的独生子女政策，和与之相配套的“优生优育”，加强儿童营养学科普的政策相关的。
政府因为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而饱受“不人道”的指责，必须塑造关心和爱护下一代的形象，营养学科普承担了这一职责。
独生子女政策，4-2-1的家庭结构，使的家庭消费向孩子的一方倾斜。
因而产生了“儿童食品”的概念，这一概念在1979年出版的《辞海》中还没出现。而现在，儿童食品所指的，往往是儿童的零食和断奶期的辅助食品。
2.孩子对食品的消费，受到同伴压力的影响，独生子女更依赖同伴关系：同伴对自己的反馈来获得自我认识。所以获得同伴青睐的压力空前巨大，“你吃过##食品吗？”这样的比较和询问，会对孩子选择食品造成巨大的影响。
3.在跨国公司和食品业巨头的努力下，电视广告上不停播放的广告和为中国儿童设计的产品形象，使得工厂和快餐店生产的食品成为时尚标签，好不好吃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好不好玩，还有吃什么代表了你是哪种人。食品的“消费属性”凸显。甚至在传统的穆斯林社区，家长们也开始给孩子购买工业化生产的“西式食品”（没有清真标志），因为这象征了现代化，显示了父母想让子女与主流社会融合，并获得美好前途的愿望。
4.在这种消费文化的作用下，孩子在食物的选择上具有了空前的权力。父母对孩子的饮食要求，多数选择服从或妥协。
5.零花钱的丰裕使得孩子可以买他们喜欢的食品。与在经济上的付出并存的是孩子的高学业压力。溺爱的另一面是过度控制。家长对孩子的学业有更多期望。许多孩子觉得父母重视成绩胜过自己。
6.在90年代，农村孩子的营养问题主要是摄入的必要营养素不足，生长发育缓慢，而城市孩子不断增长的超重和肥胖问题也日渐突出。香港作为英国统治下，率先现代化和富裕的地区，首当其冲，1996年的报告显示，香港孩子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芬兰。薯片、糖果、冰淇淋、炸薯条和快餐式香港孩子最喜欢的食品。
7.传统饮食之道正在日渐式微，祖父母那一辈信奉的均衡饮食观念，在指导孙辈的饮食方面几乎失去了影响力。由于过度补偿心理，祖父母对孙辈的饮食需求也倾向于过度满足。
《喂养中国小皇帝》读后感(八)：打开古人垃圾袋的正确方式
近日一篇报道，提到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一个古人类基因研究团队，研究了一个尼安德特人儿童的牙齿化石，发现牙石残留杨树和青霉素的成分。据推测，这个最终去世的尼安德特人，可能是通过咀嚼杨树皮，获得其中的水杨酸，并借助发霉的食物，汲取了青霉素。这两样物质，前者是阿司匹林的主要成分之一，用于镇痛，而后者毫无疑问，便是一种重要的抗生素。
通过食物，哪怕是一点点牙齿化石上的食物残留，就可以让考古学家了解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那么除了水杨酸和青霉素，我们还可以从人类摄入食物的过程中获得多少额外的信息？当然，绝大多数食物都以有机物的形式存在，在日常生活中通常难以保存。好在，人类在历史上创造了数以亿计的厨卫垃圾，人类学家就把研究史前人类的劲头用到了现代厨卫垃圾的考古上，通过这些食物记录我们甚至可以一窥那个时代的容貌。
二十多年前，几个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为主，对食物、消费、家庭和儿童健康颇有兴趣的人类学家们以集体智慧，合作写成了一本《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时光荏苒，最近这本论文集刚被译成中文，当年的小皇帝已经长成了社会的中坚。回看这本作品，又给了我们仿佛考古一般的体验，就像是偶然打开了一座埋藏着无数食物的化石宝库。那就让我们看看，能从当年的食物残留中获得多少有趣的信息。
【一份来自 1997 年某位西安回族儿童的食谱显示，他“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瓶果 汁 5 毛钱，一块泡泡糖 3 毛钱”（上午 8 点）；“从家里的橱柜里拿了三块巧克力，六块糖果…… 在街边的小卖部买了一支雪糕（牌子叫狮子王），1 块钱”（中午 12 点半）；“在学校门口的 小卖部买了两瓶果汁，1 块钱。买了两包无花果，4 毛钱。一包粒粒星（一种糖果），5 毛钱。 一支雪糕（牌子叫白胖高），1 块钱”（下午 5 点）。
在这篇名为“西安的儿童食品和伊斯兰教饮食规范”的文章中，我们发掘出了这样一份 有趣的“零食”消费记录，就好象是我们穿越时空，打开了一个整整保存了二十年的家庭垃 圾袋，里面落出了三个果汁瓶、一块嚼过的泡泡糖、三张巧克力和六块糖果包装纸，两个无 花果和一个糖果包装袋，以及两根雪糕棒。幸运的是，这些完好无损的食品包装上，而且还 保留了各自的品名和价钱。
现在，我们家庭垃圾考古学家，在试验台上，就摆放好了这些食物留下的遗迹。首先， 这些食物显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传统向现代生产的妥协。传统上“穆斯林社区的居民 支持穆斯林们自己制作的食品，”因为这是“清真的”。而观察发现，当时的“回民也吃工厂 生产的食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它们是由流水线机器而非手工生产出来的”。这 在很大程度上越过了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制度性”困境。
其次，尽管当时有些虔诚的教徒“拒绝喝碳酸饮料以及吃任何和西方有关的食品”，但 由于穆斯林禁止饮酒的规则，在婚礼等喜庆场合，汽水等软饮料的出现，增进了欢乐的气氛。 过去因为饮食上的约束，回族很少在非穆斯林朋友家中接受食物，而巧克力、糖果等外包装 食品的出现，使得这条无形存在的障碍慢慢得到化解。拉近了穆斯林与其他人群的距离。
其三，体现在儿童食谱上的，是父母一代对自己，对外来的认识。毫无疑问，这些新式 食物的出现，也提醒了当时的父母们，“自己的子女通过这些食品能够更好地了解外国的事 物，让他们更好的适应工业化、高科技、世界公民式的社会生活。”
通过这份食谱，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过去 20 年间发生的一些变化和关乎未来的趋势。二 十年前流行的那些食物或许早就退出历史舞台，它对我们当下的影响依然存在。我们可以发 现，全球化对地方生活的深刻影响。通过新的“工业化的”食物，我们打破了传统在人们之 间造成的文化壁垒。而“现代化”食物不但为不同文化中的人们提供了新的选择，也用这种 选择增强了人们对自身前进方向的趋同化。 ——发表版本无此段】
我们在《全球化的童年？———北京的肯德基餐厅》一篇中，发现“肯德基的纸质包装盒”完好地出现在1987年的北京这个地层中。与之相伴的还有，另一个写着“华荣鸡的包装盒”，出现在稍晚一点的1989年。在后者刚出现的时候，在数量上曾经一度逼近前者的半数。可后来，随着肯德基包装盒一同出土的小型玩具和纪念品被发现后，华荣鸡在地层中出现的频率开始大幅下降。因为“位于北京中心王府井大街的肯德基甚至有一个独立的柜台专门卖玩具和纪念品。”使食物从简单的果腹功能，延伸到一个更大的象征体系———代表了市民阶层眼中的西方文化。
炸鸡这种全新的快餐形式，在20世纪后半期诞生，终于搭上世纪末班车，出现在中国的街头。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种单纯的食物。在另一本人类学著作《金拱向东：麦当劳在东亚》中，就讨论了这个多元的话题。当它最终击败其他本土模仿者后，它也不可避免地实现了自身的本土化，“最终成为了北京儿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国家、儿童和杭州娃哈哈集团》中，我们找到了那些早期的“娃哈哈果奶”包装瓶，以及原先那些该品牌生产的罐头。而这两种产品遗物截然不同的转变就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家原先生产罐头食品的杭州校办工厂，敏锐关注了国家对“儿童食品工作”的重视，迅速抓住契机，调整了生产方向，“将自身的成长看作是中央政府儿童福利政策的产物”。开发了一系列针对儿童健康及营养的产品，并因此很快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尤其是儿童及他们的父母。
如果说，肯德基留下的食物遗存，让我们看到了80年代末，全球化对中国餐饮业的冲击。那么娃哈哈则从另一个方面，展现了当地精英，对这种变化的地方性回应。在“发现”儿童的同时，创造了一个儿童的市场。并以食物的方式，巩固了对这一市场的边界。这一切，又反过来折射出，当时中国正日益嵌入的全球化的共谋。
在考古人类学的食物考古方向，我们有一句俗话，“吃啥变啥”。我们可以从人类的骨骼元素构成中，分辨出采集食物，还是种植食物；分辨出动物性食物，还是植物性食物为主；也能分辨出眼前的这位古人是健康还是疾病。
在今天，我们同样可以将这项技术运用到当代儿童的食谱研究中去，二十年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上个世纪末，肯德基刚刚进入中国大城市商埠，海外食品巨头探索着打开中国市场；专门针对新生儿的婴儿食品，开始从妇婴医院流行开来；北京的儿童们开始在过生日时，邀请同学们一起进餐；甘肃的农村里，电视广告带来了对食物的全新展示。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我们共同经历的改变，是二十年前中国的缩影。 研究食物，其实是在帮助我们了解自己。食物不仅决定了“吃啥变啥”，还决定了我们的思考和行为，以及成长经历。因为，今天绝大部分本书的读者，都曾经是当年“中国小皇帝”的一员。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5月14日 版次：RB06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C/html/2017-05/14/content_2952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