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台湾的九大师》的读后感大全
《移居台湾的九大师》是一本由师永刚 / 冯昭 / 方旭著作，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80元，页数：2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移居台湾的九大师》精选点评：
●观大师风采，开智明义。看过往生活，悟时下蹉跎。
●了解一段不熟悉的历史，重新认识一群熟悉却片面的人。生命离歌与文化乡愁，喜欢这篇书评的名字。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从胡适到殷海光雷震，政治风云突起，个人生死沉浮，但是治学处世信念依然，面对现实威逼，有反诘，有喟叹，有无奈，这可能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光辉也最悲哀的结局。
●其实真的还好~
●读来唏嘘不已啊~~大师何止九位，出发点另人捉摸，反看天朝，还不如当年！
●果然最让我心动的还是钱穆...胡适的晚年我完全不能理解～林语堂么...林语堂的整个一生我都不能理解...当然，我不能理解也不能影响他的名望。
●知识遇到政治就变味儿了，大师也被蹂躏的不行了~~~~
●浪费时间的书
●2009.01.27
《移居台湾的九大师》读后感(一)：文化的力量
有一种力量，它传承着人类的智慧，并不断拓展出新的天地。人之所以为人，或许就是因为它了吧。它就是文化的力量。无数的学者以及大师秉承着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的信念为文化奉献终生。才有文化这条人类文明社会的根本传承命脉绵延至今。
当我们望着那些大师的背影，心灵会产生一中震撼。不仅是因为他们精彩的一生，更是因为他们身上沉淀着人类智慧的结晶。第一次看见《移居台湾的九大师》就非常喜欢。看这本书，似乎就是在与大师同行。对文化的理解自然加深很多。他们，在最艰苦的岁月，最动乱的年代并没有屏弃自己对文化的坚持，并以之为荣。即使，自己所坚持的与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复合或相矛盾，他们也没有放弃。这种风骨，或许就是文化力量的生动表现了吧。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他们陆续离开了这个世界后，人们依然在享受着他们的智慧成果，或许，这是一种最好的祭奠了吧。
《移居台湾的九大师》读后感(二)：移居台湾九大师有文化乡愁 与当局发生龃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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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11日 06:07 来源：中国新闻网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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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0月11日电 随着两岸文化界的交流增多，一些文化大师1949年前后移居台湾的档案终于得以解密。香港大公报消息，内地著名出版人师永刚近期推出《移居台湾的九大师》，首次解密了九位文化巨擘1949年前后移居台湾的历史档案。
《移居台湾的九大师》一书许多史料都来源于第一手台湾学术界，作者通过多年收集和地域之利，第一次全面解读胡适、钱穆、梁实秋、林语堂、罗家伦、傅斯年等九位大师移居台湾的前因后果，以及他们此后的学术生命、社会活动等遭际及其心态变化，其中有不少情节属于首次在大陆披露。
内地出版界人士认为，该书从单篇看，是九位代表性人物个人命运的剪影与历史档案的拼合；合而观之，则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在特定时代背景的命运悲歌与文化乡愁。
著名书评人张国功说，《移居台湾的九大师》所记录的九位知识分子的命运，都有着不同的个体轨迹，但是，在他们身上，都明显地折射出迁台知识分子的命运共性：他们起初都在历史的徘徊与彷徨中亲近败退的国民党政权，甚至走进了其核心圈，但最终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与这个孤岛上的专制政权发生了龃龉与冲突，甚至是剧烈的抗争。
《移居台湾的九大师》读后感(三)：以致敬之心阅读
文/王小刀
我所就读的中文系中有一门专选课，名曰“清代学术史”。第一堂课，老师不讲正题，而是将清代到民国的中国学术流派和脉络梳理了一遍。他说要做学术首先要了解学术之源流。这是相当有道理的，很可惜我们的学术脉络在十年浩劫和数不清的革命运动中被迫断裂。当我们重拾书本，重新开始好好做学问时，切不可忘记我们的先辈和他们做过的事情。
有的人离开，有的人坚守。人生的颠沛流离和乡愁离恨，就在此时成为了“命中注定”。
胡适远在大洋彼岸，远观着大陆对他的学术成果的颠覆和批判。钱穆在海峡的那段，盼望着回归与团圆。傅斯年在台大勤恳工作，操劳到早逝，台大学生甚至因为他的过世向当局发起抗议活动。在台湾的时局并不安定的时候，大师们除了兼顾工作，还要忧心政治。“在严酷的政治环境面前，有人选择了明哲保身、偏安一隅，有人则选择了迎难而上、据理力争，以方寸之地守护着最后的人格底线。阴影无处不在。甚至，他们中的某些人至今还在被误读。“如果你有兴趣去读读这本书，我想这是一个接近大师的好机会。
历史总是给人以难言的沧桑感。今人有幸能阅读要各样的历史文献，或是真实无误，或是感人至深。我相信去了解这一个我们陌生的时代和这一群陌生的人，是值得的。他们永远都是中国人探寻真理和追逐学术梦想的先行者，是那个时代风口浪尖处勇敢的知识分子。尊重历史与学人，是一个民族向往真理与求知的表现之一。
向知识致敬，向学人致敬。
《移居台湾的九大师》读后感(四)：追寻一代健骨 与台湾“文化通航”
三位“五四之子”晚年殊途
我印象最深、最为服膺的是台大校长“傅大炮”傅斯年，师永刚一书称他是“治学与办事能力兼具的教育家”。傅斯年亦曾自负地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当年麦克阿瑟专机到台，贵宾室里就座的仅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三人，且傅斯年坐相颇为松弛，叼着烟斗，跷着右腿，潇洒自若。其人真率、不惧权贵就此可知。
傅斯年最后累死在台大校长任上。这是一个做实事的人，在当时的高压政策下，仍坚持学术独立，不让政治干预教学，并一再坚持：台大校长须是教师出身，以免沦为政客。其为官两袖清风，甚至到了妻子不得不借钱买米的地步。如此校长，如斯健骨，一身淋漓元气，敢问当世有无？
相比之下，与傅斯年同为“五四”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后半生却被政治绊住了手脚，最后竟以当了数十年官僚草草收场。罗家伦五短身材，其貌不扬，“五四”时曾因风头太健，被北大学生讥为长得像“猪狗熊”，但他文章写得很漂亮，曾八年里写了100多封情书，追到了沪江大学的校花张维桢，一时轰动上海滩。青年时代锋芒毕露的他，晚年虽居高位，却光芒尽失，背影甚为落寞。
两名大师弟子满天下
读罢《移居台湾的九大师》，忽有一想：去台湾游玩，除常规景点，书中的一些文化遗迹也可追寻一下，比如台大校园内纪念傅斯年的傅园，阳明山上林语堂的故居，以及位于外双溪的“素书楼”等。
台北东吴大学外双溪的素书楼，是史学大师钱穆晚年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每周一下午四点到六点，素书楼内座无虚席，老先生一口无锡官话，神采飞扬，讲课从不看书本。1986年，钱穆92岁生日时，在素书楼做了题为“正视历史、胸怀中国”的最后一课，并以“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来勉励时代青年。这最后一课可谓冠盖云集，不料几年后，此楼便被当时的“立法委员”陈水扁判为“侵占市产”，钱穆无权居住。已近乎全盲的史学大师不得不黯然迁出居住数十年的房舍，仅三个月后便离开人世。
另一个颇有分量的宗师，是著名哲学家殷海光。在众多殷门弟子中，红遍海峡两岸的李敖最为人熟知。殷海光的另一门生，则是1984年来北大任教的陈鼓应。他的《悲剧哲学家尼采》《庄子今注今译》等书曾惠泽多代学子，至今仍长销不衰。陈鼓应师从殷海光，而近年说庄子暴得大名的于丹则是“师从”陈鼓应。于丹曾在电视访谈中自述：硕士毕业后带户口下放的两年，枕边始终放着一本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
晚年的殷海光常对陈鼓应感叹：“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是沦为拉拉队，就是变成蠹虫。特立独行的太少了，在时代的大震荡下，一副晚秋的景象，凉风一吹刮，满树的落叶纷纷飘下，枝头只剩三二片傲霜叶，在冷风中战栗。”这句警醒之语，于今朝仍为适用。
2008年，都市快报，独立书评
《移居台湾的九大师》读后感(五)：生命离歌与文化乡愁
张国功
□出版社编辑，天津
1949年，鼎革易辙，中国大陆发生天地玄黄的政治变化，一代知识分子面临着艰难的个人抉择。这一群体的何去何从、出处进退及其中的复杂心态，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话题。近年以来，坊间陆续出版了一些触探这一话题的著作，如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等。但我们的视野仍有着巨大的盲区，那就是大多局限于对大陆知识分子心境的描述，而对于当年大批移居台湾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则由于史料缺乏与消息隔绝等原因，一直乏人问津。那些当年名动天下而渡海远去的巨大背影，仿佛消失于澒洞的历史风尘中。事实上，理解这一群体的出走，对于理解当年文化版图、知识圈的分化离合以及其背后丰富的时代内容，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喜欢咀嚼个人体验的文学家曾说，幸福的命运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则各有其不幸；而对于喜欢总结历史经验的史学家来说，林林总总的个体不幸中，总体现出时代的必然。
《移居台湾的九大师》书中记录，“一生为故国招魂”的钱穆，生前因女儿来台探亲而被民进党恶毒攻击，他只能哀伤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为何会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民进党还以“侵占公产”为名要求其限期搬离著名的素书楼，而将其改为钱穆纪念馆。屈辱临身，钱穆黯然神伤：“活的不许住，还没死就要做纪念馆！”钱穆与梁实秋逝世后，子女都因政治的隔阂而无法入台送终，抱恨无已。
《移居台湾的九大师》所记录的九位知识分子的命运，都有着不同的个体轨迹，但是，在他们身上，都明显地折射出迁台知识分子的命运共性：他们起初都在历史的徘徊与彷徨中亲近败退的国民党政权，甚至走进了其核心圈，但最终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与这个孤岛上的专制政权发生了龃龉与冲突，甚至是剧烈的抗争。经受过五四精神熏染的他们，以道抗势，不惜以知识分子高尚而又脆弱的尊严抵御着坚硬的政治铁幕，直至生命消磨，而只有那自由的思想与高贵的灵魂，还在厚厚的政治尘埃下唱歌。
这种无奈与伤感，或者正如《移居台湾的九大师》编辑在按语中所说：“有那么几只蟋蟀，在海峡这边唱歌，又在海峡那边唱歌；有那么几个老头，他们一生漂泊，却终未摆脱政治漩涡；是宏大的抱负，是小小的乡愁，他们在夕阳下隔岸诉说。”这种诉说，缘于无尽的政治纷争，是知识分子无处不在的生命离歌，亦是他们九逝不悔的文化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