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不满》读后感摘抄
《民主的不满》是一本由[美]迈克尔·桑德尔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 32开图书，本书定价：37.00元，页数：4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民主的不满》精选点评：
●多解构，少建构，不过还是值得一读。
●117 9.3-14，书不错，翻译太烂
●我从这学期起居然开始读政治哲学类的书。。并且逐渐意识到自己写的那些论文根本就是白话给文盲看的。。。（两年前读的评论，现在我真是文盲）
●整整花了五周才通读了一遍。仍然一知半解，需要继续消化，非常喜欢桑德尔，绝对值得推荐
●实在是太难看懂了，就不做评分了
●
●关于公平和公正，关于最好的制度，其实永远没有答案，此书意义在于让你思考
●桑德尔针对造成当前美国民主参与低下的哲学基础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有力地从学理历史上厘清了共和主义传统，并呼吁美德与自治。精读了第一章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区分，非常过瘾。
●托克维尔式的共和主义。良心翻译。
●刘小枫认为，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恰似国家社会主义在魏玛时期对自由议会的批判，二者如出一辙，也让社群主义在理论上更加迷人。
《民主的不满》读后感(一)：读书笔记
读这本书需要有很大的毅力和耐心。
不过，我还是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它所给你带来的回报是会和你的毅力和耐心成正比的。
我们从小接受政治教育，上政治课，但是不得不说这些政治课程是比较偏颇的。所以，对于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的学习是比较必要的。也可以说，这些知识是作为一个公民应当具有的基本常识。
比如，你可以在书里读到下面这些句子：
“造就人民的品质，是伟大的政治家的分内之事，消除他在民众中看到的愚蠢与恶习，在民众身上创建他认为尚欠缺的德行与能力。
权利是确立在理性和正义不可更改的普遍真理的基础之上的。
自由在于我们选择我们目标的能力。
爱国主义是一个选择问题，而不是培育问题，是自由独立的自我自愿选择的行为。”
《民主的不满》读后感(二)：民主的不满思考
桑德尔是在美德伦理复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的。他批判的是以中立性、普遍性为代表的传统和实践的自由主义。他认为自由主义或者说每一种政治哲学理论所想要达到的政治，至少都需要亮点，一个是公民共同体，一个是人们自治的主动性。但是自由主义因为本身的中立性和基于社会契约及同意的受动性特点，不仅消解了人们作为公民共同体一员的连结和团结，而且还以一种被动的契约同意限制了人们参与自治与民主的热情和主动性，从而造成了民主的不满。
桑德尔反对所谓中立的程序共和国，反对无负荷的自我，他主张一种并非基于选择和同意而是从出生就有的用以描述人特性一部分的有负荷自我，这有符合的自我以一种团结的责任激发出人们真正的自治。
再次看桑德尔关于基于美德伦理和目的论的共同体提出的共同体伦理，我一直在想两个问题。
一个是美德伦理前后的区别，一个是都说历史的偶然中蕴含着必然，这种必然又在哪？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想，之所以在亚里士多德那个非常远古的时代，人们有的时候很难去解释到底什么是道德，所以人们会相信一个虚设的美德、一个最高的准则，一个至善的目的，这就像人们崇敬自然便开始思索神的存在一样。
而现在美德伦理的复兴，倒有点像对神的思索，是不可知，还是有神，还是无神。但是这种复兴，又和神学有所不同。这又牵涉到第二个问题，出现这种复兴的必然性。
我在期中作业中曾经预测，经过社会性进化，人们的道德观念会不断的趋向一个静态的点，在这样一个静态的点，是不存在程序共和国的自治和共同体缺失的问题的，因为在静态正义的社会里，所有人都遵循一种可以称之为完美美德的美德观（人的价值存在的不断完善），而这样的社会，同样也是高度自治的，因为人们不需要任何讨论就可以达到一致，这种自治，倒像是一种自动的自治。现在美德伦理的复兴，其实像是在为人们树立这样的静态正义的标杆。只是因为人们的美德观，还是区域性的趋同，没有达到普遍性的趋同，所以才成为共同体主义而不是某种一体主义。
但是其实我并不赞成合理多元化，对于神的讨论也好、对于生命始于何时的讨论也好，都必定要有（也许不会有）一个趋于一致的结论，之后的伦理学界，也许会出现更多的关于美德是什么的争论，关于宗教统一的讨论，去消解这种地域上的差别，达到一种普遍性，或至少是一种差别很小的地域性美德。
《民主的不满》读后感(三)：谈论社群主义在中国“赶早”了
美国学者、社群主义代表人物迈克尔桑德尔2011年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被问到是否愿意听到别人称他为“社群主义者”时，他回答的很是耐人寻味：“人们之所以把我称为社群主义者（Communitarianist），是因为我确实质疑个人主义的进路，质疑我在自己的社会中所观察到的消费主义，而且我主张对共同体（community）和共同善（commongood）予以更多的强调。如果这就是“社群主义”的含义的话，我可以被看作是“社群主义者”。但有时“社群主义”对我而言有这样的意味：不管在一个社会中碰巧流行哪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都是正义的。我幷不认同这样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我对“社群主义者”的称呼有所保留的原因。”
迈克尔桑德尔在哈佛大学主讲的公正课在网络上传播后，引起巨大轰动。笔者注意到很多中国观者评论最多的一个观点是，他的课程让大家思考公正这一人类千古议题时视野变广了，角度变多了。而这也就恰恰“点到为止”了，所谓“点到为止”的意思便是指“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讲课独具风采，颇有现代苏格拉底之风，时不时还能抖出一两个引人发笑和深思的小故事，不喜欢一刀切式的精确答案，而是多元化的思考”。
这些桑德尔的教学风格，对一个盛产趣味化的历史歪读、孔庄经典的心灵鸡汤式灌输的“文化明星”国度，显然是流行元素的必备。
不过头上顶着哈佛大学教授的一顶帽子，“干货”自然也少不了。如果以桑德尔的“文化明星”地位，就断定他也似国内心灵鸡汤的灌输着一样，那未免过于武断。只消看一看国内视频网站优酷网上对于其十二节视频的点击便可知，从第一集的几十万次到最后一集的几千次，“趋时随众”的赶时髦者慢慢日感吃力，因课堂上所思所讲所辩，皆需要大量的哲学性知识做储备，而就算有了这些知识储备，还要避免“唯意识形态是从”的弊病。
在桑德尔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一个学者的严谨和机智如何贯穿在他的话语逻辑中的。首先他持有的社群主义理论对应的现实基础是“自己社会中所观察的消费主义”，也就是说，他所反思的“个人主义”的进路问题是有其地域性的，譬如，在一个以集体主义为重，先集体后个人了几十年的国度，个人主义不是有没有进路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路”的问题。而“权利与公共善的优先性”问题的争论，则必须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公民社会条件下探讨，桑德尔主张塑造“共同善”政治，复苏“公民身份的政治经济学”（桑德尔，民主的不满一书语），但他也表示了对“社会碰巧流行某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即为正义”的反对。我以为桑德尔说这话时其实是以自由主义的身份言说的，譬如一家独大的政府若依靠强大到不受约束行政力量去推行其官家自治的“善”，那与之对应，公民身份的政治经济系，也就转变了“屁民身份的政治经济学”。
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语境中，谈桑德尔的问题有点“赶早”，这完全是在自由主义语境下，多元化社会中的一场公共争论。加拿大政治哲学家金里卡的说法很好的诠释了美国社会语境下自由派与社群派的争论实质：这两派在美国社会所面临的95%的实际问题上都能达成一致，所争论不休的其实只是那剩下的5%不同意见上。
《民主的不满》读后感(四)：程序自由主义和两种版本的共和主义
以我看来，桑德尔在此书中所提出的共和主义的公共哲学，与其说是一项旨在取代康德式的程序自由主义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不如说是对一种日趋式微且处于康德式自由主义话语之外的传统的重申。他批评程序自由主义放弃了对道德和价值的追问，导致了一种苍白贫乏的公民生活，因此缺乏一种维持我们自治所必需的公共精神和公民资源——这是“自治的丧失”；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趋势正日益形成一个无比庞大的经济体系的时代中，程序自由主义描绘出一种“无负荷的自我”形象，切断了人与人之间认同和归属的纽带，加剧了我们在面对这些巨大的非人格力量时的无力感——这是“共同体的侵蚀”。重申共和主义的传统即出于在以上两方面对程序自由主义的反思。
在这些犀利透彻的批评之外，桑德尔并没有在正文里对共和主义的公共哲学作出全面而具体的构建。这或许基于以下两种原因：首先，在当代世界中，庞大的经济规模、复杂的社会构成和飞速变迁的生活节奏使得共和主义所必需的共同体塑造变得极其困难，能否获得成功以及如何获得成功都尚无定论。其次，共和主义政治是“一种没有担保书的政治”，在实践过程中很难消除那些潜在却巨大的现实风险，正是这一点让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望而却步。康德式的程序自由主义的确为捍卫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付出了重大代价——它间接催生了道德和价值的相对主义及作为其必然后果的道德冷漠和价值冷漠。因此，共和主义意在超越程序自由主义的中立性框架，将道德讨论和价值讨论重新引入到公共生活中来。但随着“权利优先于善”这一前提的消失，共和主义在为公共生活提供了更大的上升空间的同时，也暗含了一种被原教旨主义者、狭隘的地方主义和封闭的共同体成员所滥用的危险——在那里，排他性和强制性将取代宽容的精神，那些为人普遍珍视的权利也会受到侵犯。这样，共和主义的面貌难免就显得有些忽明忽暗了。
但在批评者的追问下，桑德尔不得不在附录里作出一些更明确的答复。桑德尔在正文里区分了两种共和主义的版本：一种是温和的版本，它将公民参与看作是自由的一种工具性价值——即将公民参与视作为实现自我选择的一种手段和途径；另一种是强势的版本，它将公民参与看作是自由的一种内在的或者说是本质性的价值——亦即是一种实现人类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事实上，温和的共和主义与现有的程序自由主义的中立框架之间并无根本性的冲突，共和主义的诉求在这一框架内拥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即便它们得不到来自框架本身任何的支持。而桑德尔在追问下所倾向于选择的强势版本的共和主义，其源头直追溯至亚里士多德，这一古老而相对陌生的观念在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上，显然存在着更大的难度。更重要的是，强势的共和主义将不可避免地破坏程序自由主义的现有框架，虽然它许诺了一幅更美好的生活远景，但我们会因此立刻丧失一种最低程度的权利保障。所以，当温和的共和主义试图为程序自由主义提供了一份修补和完善的可能性时，强势的共和主义更像是一种冒进的赌博。而桑德尔在追问下为强势的共和主义辩护的理由是：“这种（温和的共和主义）思想不可能是稳定而可靠的。除非公民有理由相信共享自治在本质上就是重要的，否则他们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共同善的意愿就可能受到对政治参与的成本和收益计算的侵蚀。”但桑德尔所忽视的是，比起维护公共善，维护私利恰恰才是一种更稳定和可靠的政治动机。开明而理性的公民能够以一种整体且长期的考量来计算私利的得失，并由此成为温和版本共和主义的支持者和积极的行动者，这样一种设想是完全可能的。虽说这一兼容程序自由主义框架的共和主义设想无疑也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因为它对公民智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但问题在于，既然桑德尔自己也承认，在现实条件下共和主义的公共哲学——无论是哪种版本——本身就是“一种我们不愿意放弃的理想”，那么我们又为何不选择那种有着较小破坏和较小风险的温和版本呢？
《民主的不满》读后感(五)：民主的不满
1、如果要把本书作者的观点做一个比方的话，那就是---作者担心过于强调个体权利的美国会变成一盘散沙，同时担心“各自为阵”会削弱“共同体”。
作者异于常人的观点在于：政治若一味地在道德与宗教问题上保持中立，可能导致道德空虚，从而为狭隘的、不宽容的道德说教敞开了大门。而且，它也未能培育公民共享自治所需要的那些品质。
尽管很多人可能不赞同他这样的观点，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的观点也解释了现今越来越多的人不关心政治的原因，人们更关注自我，而忽略了一种对公共生活的关注。
.20世纪60-70年代，最高法院转而认为：对言论种类作出区分的要求迫使最高法院“就表达的内容作出价值判断，而这是第一条修正案的基本原理不允许它承担的角色。”这是最高法院自我限权的标志。
C.20世纪70-80年代：内容中立论---承认政府可以有正当的理由来管制言论，但坚持认为政府不可以基于赞成或者不赞成所说的言论来实行限制。
这是我想到了类似的观点---你“说”不要紧，只要不“做”就行了，换言之，只要你的言论没有产生实际的坏的影响（伤害社区、引起犯罪……），便没有对你限制的理由。
在柯亨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对一名男子的判罪，该男子在洛杉矶的法庭上穿了一件写有“fuck the draft"字样的夹克。大法官哈南认为：“尽管许多人觉得这四个字母的单词令人厌恶，但是，一个人的粗俗的言辞却是另一个人的抒情诗，这也是常有的事。”
4、在我们眼里，美国是商业的。但其实在美国建国初期的几十年中，人们还在争论“美国是否应该成为一个制造业国家。”以杰斐逊为代表的反对“制造业”的人认为农业的生活方式有利于培养有品质的公民，适合于自治。杰斐逊还在后来提出“分区而治”，旨在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与自治。
我们认为沃尔玛这种连锁机构是美国的标志，但其实美国也曾掀起过“是否废除巨型连锁机构”这样的讨论，认为大型商场破坏了社区纽带，减少了人们的联系，因为在过去小型零售店让朋友和邻居经常碰面，增强联系，而巨型商场只有靠车子才能感到，把这种联系的环境破坏了。
甚至还有人认为“工资制”是变相的“南方奴隶制”。（当然，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工资制”是自由劳动，因为劳动者有机会由挣工资的人变为雇用者）。
这说明现在的“美国模式”（很多国家都在效仿，包括中国）也是一步一步建立的，它的优劣、它将何去何从，都值得商榷，而不是一味地拿来“学习”。
5、作者还有一个奇异而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地方性团结群体”可以优先于“世界性共同体”（不能以地域大小来决定应该服从哪个团体），乍一看，这带着点“民族主义”或“地方性保护主义”的色彩，同时泼了很多“世界公民”的冷水，但他的理由也很有道理，一个例子最能说明：狄更斯在《荒凉山庄》中描写了一位洁莉壁夫人，她一边热心海外的慈善事业，一边却可悲地不照管自己的小孩。
所以，在选择自己要负责的共同体时，要根据不同的情形来综合考虑与掂量，而不要单纯的认死理，要么宣称自己是“世界公民”，要么宣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而应该以不同情势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