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anchu Way读后感锦集
《The Manchu Way》是一本由Mark C. Elliott著作，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Paperback图书，本书定价：USD 33.95，页数：6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The Manchu Way》精选点评：
●很多灵感和意识源于人类学，尤其族群概念翻炒较晦涩。一些话确实偏颇或要商榷（如满人有无在过往研究中被彻底忽视，一说汉化就说彻底汉化，清史满史是否从未被合写过），但抓只言片语推论欧氏说满清不是中国一部分则太过诛心。欧氏笔下八旗制度既是政治上维系满族族群主权和家国一体化帝国的工具与制度，用驻防和区隔掌握满足族群认同，天长日久又将满族的规范认同转化为文化仪式上履行认同，终至满旗同义，而危机中清朝通过各种形式复兴巩固满旗认同亦可反映八旗制度重要性。也暴露了一个自己着墨不够的矛盾：一方面满清统治集团重视保守团结与族群区隔，以制度文化区分统治精英与民众使得现代形成新满族族群身份；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满清因有内亚根源和传统而普世性远超以往各王朝，打破中原塞外区隔并管治蒙疆藏，打下中国现代疆域与多民族基础。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强调满族种族性在清朝统治中的重要作用，修正汉化模式，虽然结论可议，但视角值得肯定
●一个很妙的point被一群也很妙的小point所环绕。一路问题杀下去，分析得很深。
●该书着重使用满文老档，这个很了不起。从制度，而不是从ideology的角度谈满族，这个也很勇敢。可是，写法真的是不清楚。明明看着观点在眼前晃却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太多了。
●又是一本没有成功回答问题的书。回到特定情境才能更好地讨论历史问题8！值得参考但是也只能说～不知道作者有没有某些意图。嘉庆以后为什么八旗制度被mentioned得越来越少值得思考，涵化的提法让我有点脑袋晕晕哈哈哈
●总体感觉欧立德此书不如濮德培的China Marches West，核心观点不够凸显，按我的理解就是：一个国家、族群的民族主义或种族观念，对正统或血脉的强调，往往是在其遇到内外危机的时候才变得明显，而在其如日中天的时候，反而是比较的淡薄。
●探索新的研究路径的意义更大，关于八旗制运作的很多细节仍有待研究。
●我一个学期的主题其实都是identity is constructed ；就这人为产物把人还限制得死死的； owe too much to Qing for its ethnic plurality and territory ；再次感叹要完成一本书需要做的调查的庞大性和细节性，总之我这个看的人都觉得太累了～
●读这么装逼的书，不在豆瓣记一笔简直没天理。
《The Manchu Way》读后感(一)：满洲的民族性与新清史
欧立德这部新清史的力作运用族群理论分析清朝满洲的民族性，与新清史研究多数探讨晚清不同，本书详细梳理了从清朝开国到乾隆朝的女真/满洲的民族性问题，并对以往清史研究中汉化论的主流观点进行反思，提出八旗制度在维护满洲民族和造成满汉区隔的重要作用。新清史的满化论固然存在很多可商榷之处，但其提供的新思路还是给予学界以极大的冲击。国内在纂修大清史的背景下，近年来开始了对新清史的热议，但始终纠结在民族性问题的争论时，可能忽略了其更多的价值所在。本书在研究制度时着眼于制度中的人群以及从人的视角出发的制度史，这种思路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The Manchu Way》读后感(二)：“新清史”没有给我惊喜
不得不说欧立德问了几个好问题：相对于汉族，女真的人口稀少，是什么样的举措 让清能够定鼎中华接近300年？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对近现代中国的地缘、文化都起到了“shaping force”的作用。然而这么重大的影响却来自于一个非汉族政权，如果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汉族政权会有什么不一样？17-18世纪清朝立国之初，对松散的女真认同引导并推行满洲认同起到怎么样的重要作用？
本书开创性地将满文档案纳入史料收集范畴，梳理了女真民族史、女真的征服过程以及清初八旗制度的建立和演进。作者也对驻京八旗和驻防八旗、满蒙汉八旗、包衣旗人和正身旗人等具体的八旗制度进行了深入地阐述。在作者看来，八旗制度是清前期能够持续保持锐利的重要基础。在结论阶段，作者提出的inner Asia和 China proper的分隔，其实是想从论证满汉之别发散到其他少数民族区域，进而质疑现代中国与清朝的历史继承关系。
而实际上八旗制度与其说是民族制度，不如说是一种有利于征战的社会动员体系。在作者看来满族认同的标准是满语骑射和物质朴素。满语从来不是女真的唯一语言。科尔沁草原的叶赫那拉氏作为最后归顺建州的女真部落，所操语言更接近蒙语。并且这些标准在18世纪中业，其实已然崩塌。大部分满人已经不会讲满语只会讲汉语书汉字，遑论骑射，更不用提物质朴素。那这是不是说明18世纪中业，满汉融合度已经非常之高？作者将这种满汉融合以及满州贵族与汉族权臣的平衡，作为清衰退的原因之一。这种论断是傲慢的。
18世纪末开始，西方世界走上工业革命。清的外部环境与清初不可同日而语。我期待欧立德能够更完整地评说18世纪以后。“新清史”没有给我惊喜。史观确实逃不掉政治文化烙印。但是，客观世界的变化永远比人心的变化更快。
《The Manchu Way》读后感(三)：《满洲之道》杂评
1所读第二本新清史著作 2与“汉化观(Sinicization)”不同，强调清帝国的满洲性(Manchuness)。反驳学界主流的满人汉化说，认为满清一朝，满清利用八旗制度维系满人族群认同，而且也卓有成效。八旗兵的腐化堕落是事实，满语的衰退也是事实。但民族构建是有多种维度，从其他方面，比如居住地(满人住在满城，和汉人是隔离的)，习俗(比如满人女性不裹脚)，宗教(信萨满教)，名命(满人多以满文为字女命名)，职业(满人为八旗兵)，婚姻(满汉不通婚)来看，满人和汉人的差异(distinction)任然是巨大的。满清统治者对八旗制度进行维持提振，目的都是为了防止满人汉化。 3刻意强调族群(ethnicity)对立，然而，将族群或者民族的概念，放在清时，是否适合。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还有，清统治者对汉化的恐惧，其中到底有多少民族因素？比如，八旗作为清军队支柱，八旗的汉化，无疑是对整个国家国防的威胁。你能想象一个国家的军队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日渐腐化，而不引起统治者的警惕？清帝对“满洲之道(the Manchu way)”的提倡支持，其实，本质就如同中共党对延安精神的宣传。所以，刻意强调民族分野，但忽略统治者统治之术，是否有点本末倒置？ 3欧立德认为，清维持统治的基础为中原儒家体系以及满洲性。接受中原儒家逻伦规范，使清统治得到中原认可。而满洲性(也有人提内亚维度inner-Asia dimension )是清不同于传统汉人王朝的地方，二者相结合，使清的统治已经有普世主义(universalism)意味，超越狭隘的汉民族主义，统驭境内多民族，以多面维度践临天下。满清统治的成功(疆域之大，统治族群之多，统治时间之长，没有几个朝代能比肩)，并不归于完全接受了汉人的统治方式，而是因为其维持了满洲性。这种观点，算是对传统历史观点–少数民族政权进入中原，为了统治，都得借鉴实行汉人的统治方式，即汉化–提出反驳。 因而，清在中原性与满洲性中不断平衡，这是与传统非汉政权(不是很喜欢用少数民族政权这个词)完全不同的。蒙古入主中原，由于其游牧民族色彩，彻底排斥汉化，统治终究不过100年，而鲜卑女真等民族政权，又因为汉化过于彻底，最终败亡(如辽)。清选择了中间道路，清也之而盛。然而，让笔者觉得讽刺的是，在面对英使团马嘎尔尼时，清彻底展现了其中原性，循规蹈矩，重繁文缛节，礼乐秩序。普世主义越发发展成天朝上国，故步自封的心态。在清末时，又展现了自己的满洲性，预备立宪搞了个皇族内阁，给革命派反满口实，清因之而亡。 5国内学者对新清史还是尽可能持包容态度。不要因为只言片语而对其进行批判。一些话单独列出来，自然会解读出不同的意味。海外汉学在话语表述上，和我们大陆学界是有冲突的，但并不代表其就有政治目的，更多的是因为学术习惯。比如，China一词最早明清时期时普遍适使用，其指的是长城以南汉人传统核心区，也可以理解为中国本部(China proper)，到了后来，China语义才不断扩大。元时北京叫大都，现在叫北京，我们研究历史，是要称北京为大都还是北京？那无疑是前者。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自然会用当时的称呼来界定历史概念。 6接前文，这两年新清史争议实在大，好多书没中文版。这本《满洲之道》读起来并没什么政治敏感的地方，结果翻译是翻译出来，愣是拖着没出版，呜呼哀哉 ps:很好奇的是，欧氏所提"中国清史普遍持汉化观点""的理论，到底能不能站的住脚。
《The Manchu Way》读后感(四)：Machuness and Banner System
As Mirror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Manchu identity as one of many ethnic group, The Manchu Way specially makes it its sole focus. Although both arguing against the “sinicization” theory, Elliott places more emphasis upon “Manchuness” than upon “emperorship”: “More than the Emperorship, It was the Eight Banners, the only definitive institution for historical identification of the Manchus, which became the preeminent emblem of Manchu hegemony(12).” The author admits the Manchu’s ability to adapt to Chinese political traditions, but emphasizes on “their ability to maintain a separate identity.” The ability lies, the author believes, i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Banner System.
The body of the book comprises a chron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he Banner’s history, a study of the banner life, and the Manchu’s efforts to maintain the Banner system through 18th century. Regarding “sinicization”, it argues that “aculturation” does not mean “assimilation”---“A shift in cultural practices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a shift in one’s self-perception.(28)”
More concisely written, this book is much easier to read than Mirror. Though published two years later, this book does not seem to be built upon Mirror, despite the references to many titles by Crossley.
Admitting the importance of “ethnicity” to the study of Qing history, I still want to ask: How does ethnicity change ou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history in general？ In other words, if the problem of ethnic identity historically existed to the Manchu rulers, was it also a problem to the previous residents on that same land？ Still, how can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ity find its way into Chinese literature before the “modern” period？
《The Manchu Way》读后感(五)：两章述要
试图要维持理想化的满洲之道，是清廷的努力，但是其不得不面对这种失败。而第二个破坏满洲之道的的危机是财政和制度上的。清廷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要维持八旗的认同，一方面八旗也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和制度负担。尽管在八旗制度的维持上，清廷一直在投入，但是八旗子弟但却“不争气”，另一方面一些“无资格之人”在八旗制度当中窃取满人的福利。清廷在这方面进行的改革和努力（从后面可以看到，其实是取得了效果）。 八旗制度的代价作为一个征服王朝，清朝在军事力量上投入多于其他任何一个汉人王朝，因为军事力量不仅保证了它的地理边界，也保证了族群边界。因为他的军事投入主要是对八旗军民的投入。对八旗军民完全是高度的社会福利——从摇篮到坟墓。但这同时威胁到了清廷的财政状况。James Lee从19世纪的数据推测，每年平均有2800万到3000万两用于军费支出，其中约40%给了八旗，60%给了绿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额外的经费给八旗，例如Chen的研究，到1730年代中期，每年都有600-900万两的经费。尽管众多研究者的数据有一些差异，但是可以看到对清廷对八旗军事力量的支持。而值得注意的是，绿营兵力数量是八旗兵力的三倍。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于清廷对八旗军的支持，包括对军户的扶助，而且在军户上的开销占主要的比重。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政治考虑而不主要是军事考虑，是清廷维持八旗的主要原因。到了王朝晚期1/4到1/5的财政收入用于豢养不到总人口2%的八旗，是其财政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其实，对八旗的支持，在满清贵族中一直得到认可，清廷一直认为八旗是帝国的根基，只有保证根基的存活，才可能开枝散叶。 贫困之路尽管国家有那么多的财政支持，但是八旗军民的生活状况却不好，甚至比较贫困。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八旗人口的增长。在主政中原之后的一百年内，八旗人口就翻了一番。当然这其中不仅仅是人口的自然增长。二是对旗人经济支援的缺陷所导致贫困。例如旗人会将土地流转出去，导致缺少了经济来源。三是旗人对政府支援的依耐性。四是八旗中的贪腐、借贷（主要是高利贷）为了改善旗人的贫困，政府颁布了很多政策和措施。例如，雍正年间创造满人就业的机会和岗位；乾隆到嘉庆中期赎回卖给汉人的土地；政府设立基金提供低利率贷款帮助旗人偿还债务，或者到后来直接免除债务；开设旗人自己的当铺和民间借贷；雍正皇帝将对军人的国家补贴纳入其三项财政改革之一——首期（1723年）就投入了90万两，属于帝国1/90的财富，1729-1746年共170万两。但是从政策效果上来看，有的地方去的了显著效果，有些地方却没有。失效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日益严重的贪腐；二是很多满人借此与汉人做生意，失去了本来的政策初衷。 八旗中的二等地位为了解决八旗的人口问题和国家的财政问题。另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就是，对八旗人口进行清理，健全八旗户籍制度。八旗中的丁口成分其实比较复杂，也有一定的历史积累问题。八旗的户籍：（书中）（1）正户：所有处于非仆役地位的独立或半独立家户（2）另户：没有职位的，由于成丁或建立独立家庭从正户中分出的——正身另户；原来是奴仆而后被赐予身份的，或为养子但原来被计入另户的——另记档案户（3）开户：指的是八旗奴仆通过军功赎身等途径从家主户下开出，并于旗下另立一户者，身份介于正身旗人与奴仆之间。另记档案户和开户都不是正身旗人，被视为二等人。区分的目的是，非正身旗人的比例较高，特别是将“混入旗人中的汉人”清除出去，让二等人不能享受正身旗人的政策。保持族性的纯洁性也是其中的一个目的。方法：旗人自修的族谱与政府保管的族谱进行对比，如果欺瞒这惩罚。早在雍正之前，旗人就有编修族谱，通过户籍改革强化了旗人族谱编织，强化了其认同。朝廷通过入籍登记调查和户籍改革，追溯了每个旗人的身份，将满人认同与其在八旗中的权利和地位对应起来，明确可正身满人的权利和义务 ，也增强其文化自信。 易变的认同汉人入旗汉人入旗的方式多样，收养是的一个普遍的途径。在收养过程中出现许多乱象。汉人入旗的动力主要是经济原因，因此他们不会学习满语。 穷亲戚：八旗中的汉人（汉旗）汉旗与满族八旗等相比，在权利上是受到限制的。特别是八旗制度当中对汉人在职位上面的限制。在清廷看来，汉旗的存在是满人堕落的原因之一，汉旗内部的情况更加的糟糕，甚至被认为连八旗以外的汉人都比不上 牺牲汉旗对八旗的改革的核心是要保存满人的利益，保存满洲之道汉旗被认为在忠诚上不及满人，在能力上也不及绿营。朝廷于是决定还起原本的面目——本质上是汉人。改革的步骤：1742年 凡是1644年后加入八旗的在京汉人全部遣出1754年 全国范围内的汉旗被撤销1756年 二等旗人遣出八旗制度之外1762年 所有在旗汉人，无论其先祖是否有功，可自愿退出旗籍。 旗人与满人清廷的政策目标在于保存一个唯一满人的地位和认同，通过减轻财政支出和维系八旗制度。因此，八旗与其说是清朝的基本制度，还不如说是满人的制度。通过世系以鉴定满人的主体，以消除那些非满人甚至是看着像满人的人。这样，一方面减轻的国家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利用了政策和制度的边界保证了满人的力量，而不是通过维系那些外部特征。将汉人清理出八旗是八旗制度的重大调整，事实上也发挥了作用。“……it was the institutional elements went into their identity that created a new Manchu 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