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有声书）》读后感100字

　　《《乡土中国》（有声书）》是一本由费孝通著作，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页数：2019-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乡土中国》（有声书）》精选点评：

　　●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中国基层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和分析

　　●《乡土中国》这本书语言流畅，浅显易懂。很简洁的让人了解中国的乡土文化

　　●从本书里看到了基层的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看到了纯朴的乡土本色。

　　●通过品读这本书能够更好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由西南大学和云南大学讲授课程集合，讲述的不仅仅是中国的乡土，更是中国时代的一个缩影，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阅读，去感受！

　　●很不错的一本书，讲中国的乡村，中国的乡土文化

　　●费老的这本书能被列入中学生的教材是完全有资格的。我们能在书里了解到中国到现在为止这一路走来社会的变化，这是历史课本里不曾学到的东西。

　　●这本书还蛮有意思的，从初中就听说费孝通了，直到现在还是没能拿起来好好看看，希望这次在领读的活动下，可以真正拜读一下！体会乡土中国！ 读过一遍，一本很通俗的社会学刊物，关于中国的社区到社会。

　　●在城里人眼中的“土气”，却恰恰是农村人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土地。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通过这本书能更好的理解中国乡村多经济结构。

　　《《乡土中国》（有声书）》读后感(一)：聆听那来自农业文明时期的那份“乡音”

　　在读这本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时，莫名的想到了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仔细回忆起作者对于曾经的那个年代，在白鹿原所发生的悲欢离合与是是非非。或许，通过那部小说中所讲述的故事所透露出来的中国农村中的传统文化与风土人情，是最为贴切《乡土中国》中所要展现表达出的那种中国旧时候的乡土韵味。

　　古代的中国一直是重农轻商的，所以“以农为本”几乎是过去每一个朝代所遵循的万古不变道理。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即便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改革开放之前，农业生产依然是我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而与农业息息相关的乡土之情，终究是我们中国人难以割舍的一份情怀。

　　据说现在《乡土中国》已经被教育部列为高中语文教科书“整本书阅读”的指定书目了。在当下这个全国上上下下越来越城市化的时代，自幼在钢筋水泥森林内长大的孩子们，怕是很难理解甚至是想象出，那些富有乡土气息的曾经的中国情结，也无从了解在过去中国的底层社会文化是怎样的一番景象。而这本《乡土中国》恰好能够让人了解曾经的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它对于过去中国底层社会，甚至是过去整个中国社会框架的解读，都是颇为深入精准的。整本书虽然字数不算太多，看上去只是薄薄的一本手册而已，读完之后，却有发人深省的独特魅力与强大力量。

　　家族、血缘、地域……这些曾经占据中国社会结构重要地位的因素，至今与中国的社会关系还是有着重要影响力的。甚至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决定了一部分人能否融入一个社会圈子的关键性因素。

　　在今天这个法律越来越严谨的时代，“法治”社会的概念几乎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但是在乡土社会中却是礼治的社会。是一种以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经验形成的传统来为准则的秩序。在当下这种秩序准则虽然已经逐渐淡化，却依然或多或少的在日常中影响着人们行为与心中的判断。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本《乡土中国》，或许其中的许多内容让你感觉到陌生与惊讶，但是也有一种莫名的熟悉之感会涌上心头。时代在不断的变化，但是一些有关于陈年往事的问题却依稀存在。

　　在此之前，《乡土中国》曾经再版多次，市面上有着多个版本，而这此的这一版本却是特色与新意并存的。它参照了1948年最初的那个版本，尽可能的使原著保持原汁原味。同时为方便现代人的在快节奏生活中进行知识内容的汲取。就算是你没有时间安静的坐下来去阅读这本书，也可以利用一些碎片时间去聆听那来自农业文明时期的那份“乡音”。虽然“乡土”二字的比重在今天变得越来越轻，但是它的确是我们永远绕不开的一个深刻讨论问题。

　　《《乡土中国》（有声书）》读后感(二)：《乡土中国》： 从“甜乡”的历史变迁，看乡土社会的魅力

　　我的家乡在南海边上的雷州半岛，因为盛产甘蔗，被称为“全国第一甜县”。每年冬季，甘蔗丰收，一车车的甘蔗运往糖厂，空气都是甜蜜的。

　　甘蔗的种植古已有之，据说唐朝已有记载，而在这里，也有另一种说法，说甘蔗是明清时期从南美洲引进的。而在这个小小的南方县城，每年糖产量上千万吨。2010年以来，全国糖价上升，白糖期货“雪崩”，是因为甘蔗产量的降低。

　　甘蔗种植减少，直接影响就是甘蔗的收购价格，购价上升空间已经不足以满足农民的经济需求。甘蔗种植期为一年一收，投入的成本与人力，比收成还要大，如果价格稍低，便会血本无收。

　　但在二十多年前，甘蔗种植，是本地最为重要的收入之一，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少的也能产十几吨，多的上百吨，收成好时，普通农户一年能有几十万收益。

　　但是，甘蔗种植的“甜蜜”之外，是一个社群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体现。甘蔗种植所需要的家庭式种植，团体性协作，都是一方乡土社会的缩影。

　　费孝通先生说：“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曾经是如此，来源于土地的光辉，也终是留在土地里。就像种植甘蔗，以及曾经创造辉煌的人们，都深深扎根土地。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隔阂于土，也紧系于土。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

　　在原始社会，人为生存，而形成了社群，群体性的游牧或者定居生活，因为空间的距离，而形成了孤立的状态。农耕时代的人们，以土地维系生活，几千年来，聚村而居，逐渐形成了一个个群体。

　　群体性的乡土生活，人们之间是互相熟悉的，信任的，人与土地之间也是信任的。人们相信土地，可以给他们安定、富足的生活，他们能在一片土地上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

　　种植甘蔗的乡人之间，互相都是熟悉的，他们不但熟悉彼此之间人的脾性，也熟悉他们所种植的土地的脾性。哪片土地更加肥沃，可以种出更好的甘蔗，哪片土地不太好，要种哪种甘蔗，才能稍微提高一下产量。

　　一年中，冬季到春季，都是乡人忙甘蔗的季节。11月开始，甘蔗逐渐可以收成，乡人约着今天砍哪一片，谁家几人有空，都记得叫上。从早到晚，青黄色的蔗园里，都是忙碌的身影。

　　收割这件事，是喜悦的，却又是辛苦的。沉甸甸的甘蔗条，捆成一捆捆，全部靠人力搬上车，运载的事往往交给青壮年男子。收割时，一个家族三四户乃至更多户人一起，无论男女老少。而装载这件事，则只能交给年轻力壮的，有一家的甘蔗收割到可以满载一车，无论那时是夜半三更，还是寒冷困顿的午后，他们都会前往帮忙，一群人从地里搬出，然后抛给车上的人装好。

　　十几二十吨的甘蔗，从这片田转到那片田，装满后才被运走，这个互相协作的过程，有时也就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乡民的相互协作，是他们多年甚至几辈人流传下来的运作方式，也是他们安身立命最重要的品质。对彼此的事，伸以援手，他们可以说是一群组队完成任务的队友，也是一群为生存而奋斗的善良人。

　　土地将他们禁锢在此地，但是他们却能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氛围，一生安居乐业，追求的不过是平平淡淡的生活。但若有一群人，可以一起劳作，获取生活物质，一起扶持走过，也不枉此生。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人与土地的关系紧密，也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我们常常因为两个人来自同一个地方而倍感亲切，在异乡碰到故乡人，会不自觉地相和对方走的近一些，这就是乡土性给我们每个人打上的记忆和熟悉基因。

　　说到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不得不说的还有家庭、家族的关系。

　　家是什么？人类学上，家庭的概念是指亲子关系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但在现代看来，生育功能的暂时的，甚至家庭成员自动放弃生育，比如丁克族，因而以生育来定义家庭，是不准确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社群指一切有组织的人群，而“家”就是乡土社会中的基本社群。

　　在古代中国，家是以纲常伦理链接在一起的。夫妻、父子、母子，尊长有序，经营一个大家族，必须靠这些原则，一个家的主心骨，只能是男人，大家长的存在，保障了社群生活得以延续，社群安全和权威得以保障。

　　就像《白鹿原》中，几个姓组成的氏族之间彼此制衡，后有《乡约》来规训人们的行为。当习以为常的规则被打破，只能靠明文规则来规约人的行为。

　　当以社群的形式去经营一个家庭，家庭之间必定也有产生利益的纠纷。家的大小依靠事业的大小，也依靠人的多少。毕竟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上，难免发生争执。尤其是在土地的划分上，庄家的种植上，争执是最多的。

　　但是要想家族绵延下去，抱团是最好的方式。对外的团结，并不代表内部就是完美的和谐。大家族内部的小家，有时也会为了利益而争得头破血流。

　　以老家甘蔗种植为例。前面说过，甘蔗种植最初是以家庭为单位种植、收割，在广袤的粤西大地上，大片大片的甘蔗林，存在了很多的风险。

　　首先是土地的划分，现下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并没有拥有权，这里的土地，五年一换，也就是说五年就要重新按人头分配土地。土地被划分为三等，每等多少亩，每人可以分多少亩，再细分到每个家庭多少地。

　　乡人常常因为没分到好地而苦恼，也为别人地多自己地少而不满。土地面积的多少，决定了未来五年自己能种多少作物，会获得多少收成，自然谨慎。

　　其二，甘蔗是以茎种植的作物，甘蔗种下土，二十几天就会发芽，在春天，蔗苗长得绿油油，是牛最喜欢的食物之一。而偏偏那些拴不住的小牛，常常跑到蔗田觅食。牛觅食可不管那是谁的地，于是地的主人和牛的主人之间，免不了一场“腥风血雨”的战争。

　　甘蔗是一种特殊的作物，用来榨糖的甘蔗，不能剥掉蔗叶，而枯掉的蔗叶，在干燥的冬天，极易引发火灾。一次重大的火灾，可能会烧掉一大片的甘蔗园，曾有人不小心烧掉了上百亩甘蔗园，乡民的损失极其惨重。收割掉的蔗园，留下枯的蔗叶，往往也是直接就地燃烧，这时一个不小心又会把旁边未收割的蔗园烧掉，于是两家之间又会产生利益的牵扯。

　　在冲突面前，家族的力量就显得非常重要。一个大家族，有人可以依靠，在乡土社会里几乎就等同于整个家族的荣辱。有时候，在利益面前，血缘关系依然有重要作用。一个小家，你不敢为了自己损失的利益讨要说明与赔偿，但是一个大家族可以。

　　就像《秦腔》中清风街上的夏家与白家，白家败落，夏家两代主宰着清风街，哪怕面对着自身文化衰落，在社会转型的侵袭下，不停地抗争。一个人的力量是小的，一个家族的力量，却是不可估量的。

　　从中国乡村出来的人，都会明白，家族的作用，既可以是实际上对人的保护，也是维系人与人、人与土地情感的桥梁。

　　我很有幸长于乡土中国，见证了三十年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目睹了乡人从贫穷到富足，从“愚昧”到聪慧，从小家团结到大家抱团的过程。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刚被列入了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指定书目，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下，阅读一本大师级的对中国乡村记录和研究的书，是有意义的。那些生长于现代化城市里的孩子，或许并不能理解土地是什么，他们看到的是钢筋混凝土、玻璃等各类现代材料打造的新型环境。

　　可土地，才是培育一个人最根本的物质，如果没有乡土，何来故土？如果失了故土，何以为家？

　　乡土中国提出的问题，以及涉及的概念，对于00后乃至10后的孩子们，也许是个难题，可也只有理解了百年乡土中国的历史，才会明白家之为家，社会之为何社会。

　　文/当归

　　《《乡土中国》（有声书）》读后感(三)：《乡土中国》：剖析民族“劣根性”的根源，拯救国人“形象危机”

　　一提到国人，你最先会想到什么形容词？封建？保守？落后？愚昧？还是自私？国人的风评一直不佳，上至文人学者，下至黎民百姓，甚至是国内外的华人友人，在铺天盖地的负面信息面前，多多少少都会为民族形象捏一把汗，大叹一声“中华民族难以摆脱劣根性。”“劣根性”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代名词。 批评国人的文章一直不少，我听过最狠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就像酱缸里的蛆，喜欢在浑浊恶臭的环境里相互搅来斗去”。这句话是柏杨说的，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连带着不陌生的还有他那篇著名的《丑陋的中国人》。一本书，寥寥十几万字，把国人的自私、贪婪、脏乱丑写得毫不留情。 除此之外，沈从文在《中国人的病》中，开篇就写下了国际上对于国人的评价——“中国人极自私”，鲁迅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写下过很多批判国人精神性格观念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有很强的共性，那就是直指国人“丑陋”的模样及落后的思想观念。没错，无论从文学作品还是时事风评来看，国人的确有其“丑陋”的一面。但那只是国人的面儿，却不是国人的里儿，这些作品往往只是指出了病症，却没指出这病的根儿。 这其实很容易理解。鲁迅、柏杨等人都是文人，文人有文人的情怀，有他们激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尤其在战乱年代及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一个受各类文化、政治、军事等等因素冲击的新民族，难免出现很多乱象，他们痛恨这种乱象，因此讥讽、痛骂国人的病，试图让国人早日清醒，追赶上新时代的步伐，这是带有很强的情绪色彩的。但费孝通不一样，费孝通是个学者，他研究中国人的病，往深里研究，往根上研究，完全是中立的态度，不带任何好或者坏的偏见。 所以同样是写国人的“劣根性”，同样是阐述国人落后的思想观念，费老的《乡土中国》就写得更加理智、客观，不仅从更基础的层面解析了乡土社会的全貌以及其运转规律，也揭示了很多一直困扰国民的“素质问题”的根源。他给我们敞开了一张天窗，让我们得以窥见，我们现如今的观念与性格的养成其实都是有迹可循且有药可救的。

　　一、“亲疏有别”——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 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叫做“亲疏有别”，也可以称之为“私”。同样是一件“坏”事，如果是自己干的或者是亲近的人干的，就会显得更容易原谅一些，而且越是关系亲近就越容易被原谅，相反，如果是毫不相干的人，就会忍不住骂上两句，甚至有机会还会踩上两脚。 举个例子，我们时常能遇见这样的情况，公交车上有一些体重较大的人，体重大惯性就大，所以在车开动时时常站不稳，如果此时，司机师父来了个急转弯，胖子很可能会被一不小心甩出去，直接撞到了两个人身上。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来看，肯定首先会归罪于这个胖子，然后才是司机。但如果他是我的“自己人”，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时，我们就很容易下意识地把问题直接推到司机身上，埋怨他开车是不是有问题。 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同样是犯罪，如果是陌生人，我们往往十分愤慨，恨不得杀之而后快，但如果是自己人，担心的情绪便会更多一些，甚至还会想着应该如何帮对方隐瞒，从而躲避惩罚。我们为什么更容易容忍“自己人”犯的错，甚至还会不停地帮他找各种理由？费老在《乡土中国》中就有所解答。 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先生在书里做了一个十分恰当的比喻，这就如同“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里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这个圆圈是由生育和婚姻所缔结的网络，其中心正是我们自己。 这个定义可以理解为，我们的社会网络是由我们个人出发，通过不同的条线波及到其他人，进而形成的一个小的社会团体。也就是说，我们的团体都是私人关系的累加，是在私人程度之上的伸缩，我们所处的社交网络，是由无数的私人关系搭建而成的。在这一层层的私人关系缔结的过程中，每个结上都有一个私人的标准，这才是我们用来评判是非的依据。 所以，在这样的格局下，普遍的道德往往是难以适用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就会给人带来“公私不分”的印象。

　　二、“合作式婚姻”——作为事业社群的家庭角色 在中国，大部分步入社会的成年男女都面临着一个家庭问题——催婚。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前脚刚一踏出学校的门，后脚七大姑八大姨就开始忙叨着追问对象的问题，一旦得知没有，就开始大显神通“左右逢源”帮忙张罗着相亲，还苦口婆心地做各种思想工作。很多年轻人为此十分郁闷，打死也无法理解这些亲戚们的想法，为了成家而成家，不因为爱情，只因为年龄，到底他们是怎么想的？ 父母亲人之所以会不厌其烦地催婚，不看重所谓的爱不爱情，只注重所谓的家庭条件，其实与他们自身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反观我们父母的一代，甚至更久远的爷爷奶奶那一代，大多都是这样，通过媒人介绍走在一起，并不是萌生了多深厚的感情，只不过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遇到了合适的人，所以他们结了婚，生儿育女，柴米油盐平平淡淡，日子越过越觉得，钱才是幸福的根源，而不是爱情。 这种婚姻观在年轻人看来或者外人看来，是十分落后的，但从费老的《乡土中国》来看，这其实也是有一定依据的。 与西方社会不同，西方社会，家庭是一个团体性的社群，有明确的团体界限，家庭的主要功能是生育，孩子长大成人后就会脱离家庭，因此在西方的家庭团体中，成份较为单一，无法承担更多的功能，政治、经济等功能均由更大的社会团体来承担。而在中国的乡土社会，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社群里的份子可以依据需要沿着亲属向外差序扩大，这种扩大通常是单系的，只包括父系这一方面，很少包括媳妇女婿等，所以就不难理解所谓“传宗接代”的思想了。 这种单系亲属的构成社群，在人类学上被称为“氏族”，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功能。这与我们的家族构成类似，由于乡土社会家庭团体的这种伸缩性，它可以拥有较为复杂的构成结构，从而也能够经营各种事业。且为了更好地经营事业，家庭往往需要维持更加稳定的社会关系，但感情激动容易破坏社会关系的稳定，正如同费老所说，“感情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所以感情在家庭团体的组建过程中，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既然事业是主角，感情是配角，婚姻也就自然而然成了一桩“买卖”，也就不难理解结婚首要看年龄，相亲首要看条件这样的习俗了。

　　三、“子不教父连坐”——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子不教父之过”，大体意思是说，如果孩子有任何违背道德的逆反行为，那就是父亲没有教好，应该自我检讨甚至一同受罚。古代刑罚中的“连坐”大体上正是根源于此。 按道理来说，作为一个有独立思想和行为能力的个体，做什么怎么做完全是自主行为，几乎不受其他人的控制，且从刑罚的角度来看，《民法通则》第十一条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对自身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但即便如此，一旦发生案件，犯罪者的父母也逃脱不了舆论和道德的谴责。 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就有这样的片段，少年在电影院枪杀了很多无辜的观众，死者的父母在痛心之余不断谴责少年的父母，社会舆论更是将矛头指向他们，甚至采取暴力的手段，导致犯罪者的家人无法正常生活。 这一点也能从乡土社会中找到根源，中国人有很强的奴性，从众性也是如此，这大体上是源于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种听命于权威的社会。 由于乡土社会安土重迁的特性，变动很少，相较于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而言，人们更加信任自己以及父辈的经验，而且这种经验往往是不必知之，只要照办就行，可以称之为“仪式”，因此费老将其称为“礼治社会”。这种礼并不是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感，这也就证实了教化的重要意义。而承担这种传承和教化任务的，正是一代一代经验丰富的“老人”。所以一旦小辈未被教化，做出了出格的事，那么背黑锅的，自然就是负责言传身教的父辈等人了。

　　曾经在知乎上看到过一段话，认为说得在理，大体意思是如今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批判民族“劣根性”的自省式文章，但这些文章不见得有多么深的见地，往往也缺少完善的知识体系，大多只是人云亦云，粗暴地将原因简单化，“从而塑造‘自己看穿了一切，并勇于自责’的自我假象”罢了。要说中华民族有没有问题，肯定有，中国人有没有问题，也有，但这种问题都有它更深的根源在，远不是一句“劣根性”就能说得明白的。想要弄明白这些，单靠那些自省的文章是没有用的，更要多阅读一些费老这样的大家所做的研究性著作，从面及里地去挖掘，再从里及面地去治疗，如此才能真正给世界还原一个进步中的民族形象。 所以说费老的《乡土中国》像是拯救民族精神的一剂良药，他通过详实的资料以及细致的研究来证实，那些所谓的“劣根性”不过是国人依赖于乡土而生的历史所造就的，也就是所谓的“存在即合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一直遵循这个轨迹去发展，时代在不停地进步，每一代有每一代生存的技巧和准则，在由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它进程的缓慢，以及这中间带来的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是暂时的，并不会成为一个民族永久的标志。而在此之前，切勿人云亦云，妄自菲薄才好。

　　《《乡土中国》（有声书）》读后感(四)：外国人看不懂《流浪地球》的背后，藏着深层的文化认同差异

　　2019年初，科幻片《流浪地球》横空出世，夺得了春节档票房第一。该片根据雨果奖得主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在太阳即将毁灭的2075年，人类为了求生，开启“流浪地球”计划，试图带着地球一起逃离太阳系，寻找新家园的故事。

　　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这样一部开启了中国科幻元年的代表作，70%的影片特效，都是由中国本土特效公司独立制作完成的，剩余部分才交由工业体系完善的好莱坞操刀。

　　说起特效自制的缘由，要追溯到2015年底，导演郭帆和制片人龚格尔刚开始筹备《流浪地球》剧本的阶段。

　　当时龚格尔先写了一稿剧本，郭帆看完后觉得“全球感、征途感、跨越感不够大气”。于是他们找来一帮编剧继续讨论，寻找这部片子的深层次意义。

　　没多久，郭帆和龚格尔去了一趟美国，和工业光魔——这个做过300多部科幻大片的特效公司——沟通制作影片特效。

　　在听完《流浪地球》的剧情介绍后，工业光魔的特效负责人奇怪地问了两个问题：为什么要带着地球一起逃离？又为什么没有一个超级英雄出来拯救世界？

　　这两个问题在美国人看来不可思议，却给了郭帆灵感：“这不就是影片需要的文化和精神内核吗？”回国后，郭帆跟编剧们一说，大家就以这两个特点为基础，重新构建和丰满出了剧本。

　　《流浪地球》成片的大获好评，让所有人长出了一口气。欣喜之余，回过头看让外国人困惑的两个剧情点，很多国人都会心一笑，想解释，却又觉得言有尽而意无穷。

　　其实早在1948年，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出版的《乡土中国》里，就对这些文化现象有了详细描述和研究。

　　费孝通，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曾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他的主要作品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民族与社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等，著作等身，影响深远。

　　1980 年，费孝通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该年度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荣誉奖，并成为该会会员，1988 年在美国纽约获不列颠百科全书奖，1993 年在日本福冈获该年度亚洲文化大奖。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代表作之一，由作者根据自己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结集而成。在书中，费先生用通俗、简洁的语言研究和分析了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特征，全面展现了乡土社会面貌和内在精神气质，让我们得以一窥支配和维持我国基层社会运转的内在体系。

　　由于费先生深刻而全面的见解，《乡土中国》由教育部收录为“整本书阅读”的高中阅读指定书目，也被誉为了解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经典入门书。

　　了解过去才能更好立足当下，展望未来，这本《乡土中国》值得一读。

一、中国人有很强的恋根情结

　　“为什么地球出现危机后，中国人不是逃离地球，而要带着地球一起跑？”

　　面对外国人问出的第一个剧情问题，导演郭帆给出了回答：“我们买房子买的不是物理空间，而是一个家庭，里面住着父母、老婆、孩子，这个物理空间承载着我们所有的情感。中国人特别有家国情怀，即便发生了灾难、战争，很多人也不愿离开家乡，死也要死在那儿。”

　　这个解释与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全篇主题不谋而合。

　　在开篇的《乡土本色》中，作者开门见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土”，最早是指泥土，中国是农业大国，底层人民以种地为生，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来源。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象是半身插入了土里。

　　在过去以农为主的中国社会，人们极少迁移，因为所谓农耕，就是要靠土地吃饭，在没有工业化机器的年代，人们往往费劲力气，才能找寻到一块肥沃的土地播种收获，保障全家不至于挨饿。

　　农业的固定性，使得勤劳的人民逐渐世代安居，终日和土打交道的经历，则让他们周身都环绕着泥土的气息。

　　在现代说法中，“土气”是一个贬义词，但在费孝通看来，“土气”实际上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土气”，也就是接地气，它象征着人们与大地的亲密接触，充分熟悉；在一块土地上的春耕秋收、冬藏夏耘，自然牢牢地将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们绑在了一方地域，人们才有了充分的理由，不再轻易搬家——重新寻找一块土地的成本太大，固守着面前的一亩三分地，便能自给自足，这是土地给我们的馈赠，“土气”其实是辛劳、知足的代名词。

　　一年四季的固定劳动流程，也让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民格外重视过往的生产经验：直接遵从经过祖辈无数次试错，总结出的最优耕作方法，不需要创新，后代子孙就能过上更有质量的生活。

　　也因此，大批的中国人逐渐变得守旧而崇古：老祖宗留下的都是财富，那么凡事照搬经验去做就行。因此在现在看来的“食古不化”，殊不知，是因为在以土为生的年代，“经验无需不断累积，只需老是保存”。

　　久而久之，整个社会变得稳定而缺乏流动，再加上交通工具的落后，很多人一辈子就只在一个小范围内活动。周边人抬头不见低头见，遇事总是能热心帮一把，人们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固而与外部隔绝的乡邻关系，慢慢地也就有了“万事不求人”“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状态。

　　著名诗人艾青曾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对一片土地的极度熟悉，让人们无形中对土地充满了依恋。对于世代定居一处的中国人来说，家已经不单单是人的聚集，而家乡，也不再只是和人有关的记忆，从小接触过的所有东西，包括土地上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嵌满了我们深深的情谊，也正是这种踏实和依靠，在劳动人民心中埋下了叶落终要归根的种子。

　　带着地球逃跑，是一种回馈，也是一种责任，感谢你当年的养育，如果可以，我也不会扔下你独自逃亡。

　　不靠土吃饭、早已经用工业化普及农业的西方人，大概很难懂中国人的传统恋根情结。

　　或许无法接受，但他们终究理解了这样一种民族文化特色，听完郭帆导演解释后，负责人竖起了大拇指说：“（这个做法）挺中国的，很酷。”

二、中国人看重集体利益高于一切

　　对于热爱颂扬超级英雄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对于《流浪地球》还有一点非常不理解，那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里“不是一两台发动机坏了，一个超级英雄去救援，而是5000台发动机坏了，5000个救援队去救援？”

　　导演郭帆的回答是：“中国有一种集体主义精神。讲究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讲究大局、讲究牺牲、讲究合作，喜欢‘集体主义办大事’。”

　　无独有偶，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提出了“差序格局”的说法。通俗来说，就是中国人对他人的态度，取决于对自己社会关系的排序，即近大于远，亲大于疏，所以人们注重交情，淡漠制度。

　　因此和西方重法治讲得失不同，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讲情社会：人与人的联系深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家太过熟悉，以至没有西方国家那种明显的相处边界感，所以在古代，很多地方并不是使用法规维稳，而是利用道德管制，因为人们会在熟人面前考虑“面子”问题，也就是“别人会怎么看我”。

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费孝通在书中举了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在西方，如果孩子成年了还继续住在家里，就必须按月向父母支付膳宿费，因为父母的抚养义务已经尽到，孩子没有再向这个团体无偿索取的资格，“在他们不是人情冷热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西方父母眼里，养育不是一味付出的义务，自己依然需要争取相应而分明的权利。

　　在中国的差序社会中，这个现象简直是闻所未闻。对于中国家庭来说，小家庭主要的责任是用于繁衍后代，整个家族的重心更多是落在父子、婆媳这类纵向结构上，因此孩子长大，依然是这个团体的核心成员，其他家人依然有帮助和扶持的义务。

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这种以情为重的处世准则，往往会让“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让中国人往往更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古代的国大多为私有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换句话说，整个国就是皇帝的家，土地包括土地上的人都是皇帝的私有物品。

　　因此家和国，往往就是一体，保卫了大国，也就等于护住了小家。所以人们在国家有难时的挺身而出，不袖手旁观，是因为在他们眼里，这就是对于自家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长期和广袤土地打交道的经历，让中国人民变得谦恭而务实。因此他们不会认为一己之力便能翻云覆雨，相反，他们更加相信积累和时间的力量，所谓“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莫不如是。

　　在中国人的生活智慧里，他们不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反而更相信“众人拾柴火焰高”。推己及人，仗义相助，不计较个人得失，方能换回更大层面的安定和收获。

　　也因此，特效负责人在听完后郭帆导演关于“饱和式支援”的回答后，再一次竖起了大拇指：“（集体主义救援）挺中国的，很酷。”

三、外国人看不懂《流浪地球》的背后，藏着中国人深层次的文化

　　据传，在《流浪地球》筹备初期，业界多方都不看好前景，许多人直言不讳“ 中国现有条件拍不出真正的科幻片”。要想在一个不擅长的领域，输出民族特色和文化，更是难上加难。

　　然而郭帆做到了。《流浪地球》中，随处可见的独特标语为影片增色不少：工程师的随身烟盒里有妈妈亲笔写的“记得穿秋裤”；地下城的出口处贴着“出入平安”；临近春节，地下城四处贴着“福”字，居委会还发饺子……

　　戴着镣铐跳舞的背后，是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文化自觉的觉醒。

　　费孝通先生曾论述过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 (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去向……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改造和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世代与土地打交道的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不信命的倔强。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曾经说过，就算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一旦住下，不管天气如何，都会种下种子，看看能不能发芽。

　　这种与天争与地斗的祖传性格，让中国人民生来就不服输，传统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格言，也为我们注入了济世的强心针。

　　在西方观念中，夫妻是家庭的核心，二人共同经营生计，子女在其中只是配角，长大后就要离开团体，自行创造新家；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家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站在延续的角度，平辈的夫妻成了配角，整个家族的发展和生存才是更应该考虑的事，也因此，团体中的互帮互助，互相深入彼此生活，也就不足为奇。

　　修炼自身后，要学着去维护社会的公平与道德秩序，必要时为人类的发展贡献力量，这种自强、助人、负责的大局观念，能够让我们超越自身作为小我的局限，以更广阔的视野去看待世界和国家。

　　正是满腹中华文化的仁爱之心，让导演郭帆以小见大，从浩瀚的《流浪地球》原著中摘取一瓢饮，成就了里程碑式的《流浪地球》影片。

　　老外的两个“挺中国的，很酷”，让导演郭帆和《流浪地球》编剧组，最终确立了影片的文化主旨和精神内核，也让郭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要和中国本土视频团队，打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特效大片。

　　在我们为剧中场景啧啧称奇的同时，却没想到，一部虚拟的科幻电影，踏踏实实走出了向外输出带有标志性的中华文化价值观的第一步。

　　著名导演卡梅隆曾专门发微博，祝《流浪地球》的太空之旅好运，而面对蜂拥而来的赞誉，导演郭帆却显得尤为冷静，他在导演手记中，写着一句“小破球，要学会抬头！”道出了全剧组为之奋斗无数日夜的辛勤和汗水，以及满含憧憬的希望。

　　谁说带有土气的中国文化在国际就没有竞争力，恰恰相反，带有泥土气息的脚踏实地才是我们与世界竞争的本钱。

　　在当今世界，只有展示民族特色，彰显文化价值，才有可能不被随波逐流的社会节奏漩涡同化，在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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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 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再认识——读费孝通《乡土中国》，张功力

　　2. 从《乡土中国》中窥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费孝通《乡土中国》再解读，潘艳艳

　　3.《流浪地球》诞生记：拍了这个电影，我能吹一辈子牛逼，拾遗

　　4.《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经过的回顾与体会》，费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