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经典读后感有感

　　《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是一本由(日) 川本芳昭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精选点评：

　　●琐碎，翻过。

　　●着重看了第一篇和第四篇。最中心的论述在于北魏内朝研究，作者将内朝理解为胡族统治中国的标志，将其形成与废止视为北魏从部体制国家向中原王朝转变的风向标之一，并与辽的著帐、蒙古的那可儿进行了比较。看完此书，“原来如此”的感觉很少，问题与深入挖掘的欲望却越来越多了，也算是成功之处吧。另外，我对书中“鲜卑拥有民族文字”的观点仍持有疑问，毕竟没有传世或出土文献证明鲜卑文字的存在，而川本芳昭先生深信的“国语孝经”等材料也有可能只是像《元朝秘史》那样的汉语音译版本。

　　●重点讨论北魏国家早期的“八部”和其内朝之关系，而这个氏族近卫性质的内朝在辽金元等朝也有"著帐官"“那可儿”之变形。 又讨论了北魏“征服王朝”的中华观，作者认为鲜卑等确是渐慕华风而随之“中华化”，形成了中华王朝的正统思想，而这个新的不顺应“五德”传承的新政权影响了整个东北亚的包括古朝鲜日本诸国各自形成“中华观”。 又否认北魏孝文的“汉化”，因为在魏晋南北朝之时蛮夷戎狄之人可能与“汉人”人口差异并不大，北魏的胡族中华王朝化正是一个新的“汉民族”的融合形成过程，正所谓此时是“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个人关注点有三：一、东亚史视域下“部”制在五胡王朝联动下于朝鲜半岛、日本的传播，以及由前者推动的“中华”意识浪潮和独立意识的萌生（自我意识仍有探讨余地）；二、于征服王朝论反思下，对北魏胡汉制杂糅面貌的探讨（尤其是南巡碑分析），并与辽金元初步对比；三、北亚史视域下“内朝”制度（侍官，不太认同该说法），尤以北魏、蒙古为中心并与汉代郎官的对比研究。印象深刻的是川本开始以北魏为媒介汇通辽金元史，这种动向近年无疑已形成了潜流，但正如其所自知其对后者尤其蒙元史认知仍有限。另外，其对孝文帝汉化改革并不比实施鲜卑化困难，鲜卑文字反而抑制了鲜卑化也颇有启发。至于批周伟洲先生所谓胡汉文化融汇存在主从问题为“大汉主义”，从周老对胡汉融汇存在的几个路径层次来看，这种批评实不得要领。最后，獠人纳入华夏的进程也值得留意

　　《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读后感(一)：错别字及引用问题

　　尚未读完，随时更新。

　　第511页倒数第2段第2行，“皇帝”应为“黄帝”。

　　第541页第三节第1段第1行，“胡衡”应为“朝衡”。

　　第567页第一节中提到的加藤修弘的「遼朝北面の支配機構について——著帳官と節度使を中心に——」发表在二〇一三年三月的『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四一号中，而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网站显示此文发表在二〇一二年三月的『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四〇号中。

　　第568页第6行“以及其还关系到本章的定位华东外单分拣中心”一句不明何意，查阅本章原文『史淵』一五一輯的「前近代における所謂中華帝国の構造について覚書——北魏と元·遼、および漢との比較——」，此句原文为「および本稿の位置づけとも関わるので」，即“以及其还关系到本章的定位”，由此可知译文中“华东外单分拣中心”为衍文。

　　《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读后感(二)：另一个角度看汉民族的形成

　　今天，我们是怎么看待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民族的形成过程呢？百度上的解释是，汉族因中国的汉王朝而得名，汉以前称为“华夏”或“诸夏”。不过，民族显然是近代以来通过研究人类进化史及种族才形成的一个概念，指在文化、语言、历史与其他人群在客观上有所区分的一群人；而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当时区分华夏与蛮夷的标准，文化为首要因素，华夷因礼俗、服饰等因素而往往可以互相易位。

　　汉族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华夏部落在诸夏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本部，于汉朝形成了自称为汉人的“文化共同体”；到了近代“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汉族”便取代“汉人”，成为这一族群的正式名称。这也成为了一种认识较为广泛的观点。

　　但在日本历史学者川本芳昭这里，他认为，汉民族的形成，要等到解决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问题后才能得以实现！通过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人口的大量迁徙，在中国北部形成了“胡化”，在中国南部可见到“蛮化”现象，而迁徙至中国北部的非汉民族超越了一直被强加给自己的“夷狄”观念，开始主张自身即为“中华”……由此，正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时代胡化、蛮化、汉化同步进行，逐步形成了一个有别于秦汉时期的新的“中华”世界，汉民族或者说汉族的概念不断得以强化，于是，“在此后发展为世界最大民族的汉民族”才终于形成。川本芳昭进一步推而广之得出结论，当时的朝鲜、倭国的“中华”意识，就是基于中原王朝的政治思想而成形的。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准确与否或许可以进行讨论；但不可否认，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事实上，至今比较正统的观点认为，汉民族不是一个从开始就固定了的，而是一个不断处于融合发展的状态之中。比如，“五胡乱华”对于当时的汉民族确实是一部黑暗史、受难史；但从更大的历史维度和民族发展史来考虑，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汉民族发展的重要阶段，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给汉族注进了大量新鲜血液；而在融合过程中，汉族又汲取了少数民族文化精华，大大丰富了自身的物质及精神文化。而且，这一趋势直至后来的唐宋元明清一直都在进行，直到近现代意义上的“汉族”概念真正固定下来。

　　由汉民族的形成，来考究当时对国家的认同、对国家文化心理的认同，也不难得出一种结论，这的确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直接影响到了当时，也就是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时期东亚古代诸民族与国家的构造及彼此间的联系。川本芳昭从比较史的视角出发认为，理清汉民族在其形成过程及其与周边诸民族的互动关系，对于理清东亚古代的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为这对理解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度。

　　从魏晋南北朝至今已经过去了近两千年的时间。民族与国家的融合发展，其实一直都没有停止步伐，在未来也必定会继续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假以时日，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最终结果，确实很难断定——但无疑，这就是一种铁定事实。

　　《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读后感(三)：《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内外诸民族间的抗争与流动，足与西方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时代相匹敌，甚至超过其规模。与中原王朝的接触使周边民族逐渐“汉化”，同时中原王朝内部也出现了“胡化”“蛮化”现象。这种双向的“中华化”让一个迥然异于秦汉社会的“新的中华”最终形成。

　　汉民族乃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川本芳昭一直关注其形成过程极其与周边诸民族的互动关系。上至汉唐，下至辽、金、元，川本芳昭从比较史的视角出发，考察鲜卑、乌丸等北方民族，獠、羌等西南民族，以及朝鲜与倭国的“中华化”，以宏大的视野展现了东亚古代的民族与国家。

　　中国的历史观向来都是“人本历史”，即从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人物延伸出来的历史事件的记载来反映历史发展的脉络。也可以说是一部帝王将相录，因为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承载最多的就是那些活跃在政坛上的人物。

　　他们或许是征战四方的军事家，或许是纵横捭阖的政治家，亦或是矗立在权力最高峰的天子。当然了仅仅靠他们也不能彻底的代表权力，他们会通过血脉分封，郡县官制，一层一层的把权力下放到每一个地方。

　　所以人物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改变了历史发展进程的人物，他们光芒万丈，他们黯然失色，他们不可一世，他们遗臭万年，他们怡然自得，他们苦难辉煌。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是一根标杆。作为一个黄皮肤的炎黄子孙，我们肯定会听说过司马迁这个名字，以及那本因为俊疾山大败而受封匈奴左闲王李陵而惨遭宫刑的悲愤之作——【史记】。

　　史记作为一个开天辟地的代表承载了我们最原始的记忆，同时也基本上给我们定了型。那就是一切历史都是 历史人物 历史事件 串起来的故事，当然了，客观公正，不偏不倚，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难的要求。

　　通读史记，是我儿时的工作，那时候觉得三皇五帝尧舜禹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些对仗工整的赞扬之语至今还朗朗上口。其实那些是最没用的，因为上古时期的传说太多，神话程度很大，太史公本着客观的态度无法把这些“神话”记录下来，所以长篇累牍的夸奖就成了那部分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遇到一个愿意静心打扮的人，那就是女神。当然了这取决于这个化妆师的技术如何。一个人物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笔下是不一样的，有些甚至是黑白颠倒。

　　小时候我对这件事情特别的诧异，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启发之下我决定要站在一个高度来重新看待这些所谓的“历史”。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对比的看待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能够分析出不同的人在书写这些历史的时候的不同心理活动过程。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很喜欢暗中看每一个人的眼睛，从中会看到许多的信息。

　　为了寻找真相，当然了，是为了更加接近真相，我开始疯狂的阅读书籍，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看，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比，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捋。从碎片化的阅读到成规模的通史，看了许多也悟到了许多。

　　我发现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一直在左右移动甚至是原地踏步，我发现我遭遇了一个瓶颈，或者说历史观的桎梏。

　　中国古代的民族问题或许是敏感，或许被别有用心的忽视了，那些民族都只有一个名字，简介也只是寥寥数语。

　　汉民族和华夏民族的区别，汉民族何时形成，这些问题没人研究，或许盖棺定论，总之没有一个合适的说法，日本人的视角很重要，这个古代小中华对汉民族的形成有旁观者清的态度。

　　从“中华帝国的构造”的观点来看，北朝与辽、元、汉代彼此间在国家体制上具有同质性的一面（本书第1篇第4章）。朝鲜、日本的古代国家体制也可以看到与上述类似的发展历程。

　　当东亚大陆形成统一帝国时，周边地域（如古代云南、日本等）也会产生同样的波动，这一波动又与周边地域的自立化相互关联，从而呈现出与大陆同样的发展轨迹（第3篇第1章）。

　　北魏史研究中的发现，在辽、金、元甚至清代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同类现象，且这种类似性绝非仅仅因为同是非汉民族入华而产生的。

　　所谓汉民族的形成，要等到解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问题后才能得以实现，此时的汉民族已是个较秦汉时期进一步扩大、深化了的概念。

　　看待中国历史我们总在感叹老祖宗没有和世界接轨，没有和世界其他的文明区域有了联系，事实上，古典中央之国的祖先已经把他们能够了解的“世界”全部走完了，无论是东南西北那个方向上的区域，都已经到达了一个极限之地。

　　而这个“世界”在古典时期已经是以自己中心的人们心中全部的世界了。中央之国的局限性让古典时期的中国都在独立自主的发展自己的文明，并没有和其他地缘板块的文明发生硬性的冲突，只是通经济上的贸易往来完成文化的互通。

　　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最起码古典中央之国并没有遭受其他民族的硬性打击，在民族成分上虽然有56个之多，实际上除了身份证上的那个民族选择之外并没有太大的名族差异性。这也是中央之国经历了数百年近代磨难依然顽强重生的内在因素。

　　我们作为后辈人应该为祖先的努力而骄傲，因为我们现在继承得来的绝大多数地缘优势都是数千年来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就像青藏高原这个地缘板块，作为世界的第三极，他是亚洲最重要的黄河长江的水源。

　　主动权在我们手上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而海拔5000米的青藏高原就是天然的西南边陲。你可以想象一下印度阿三每天抬头看着海拔5000米上的中国人的感觉，那种居高临下的俯冲优势是印度自卫反击战的天然地缘优势。而横断山脉的存在更是成为了最后的兜底任务！

　　看过中国地形图的人都了解我们这个区域的地缘优劣，而这也是数千年不会改变的自然力量。在中央之国的地缘版图上，北起燕山山脉，西至太行山脉，南达长江中下游，东到大海海岸，抛开山脉余脉而言，这种几乎不间断连续性极强的低纬度平原，雨热同期，作为以农业立国的古典中央之国来说无疑是天府之国的标准。

　　毫无疑问这样的地区成为了东亚文明的核心区，也是古典中央之国的人口和农业重心，而土地优势占据一切的古典时期也是无可争议的政治中心，毕竟民以食为天的国家都会选择这种大规模农业耕种区来作为自己的最核心的利益圈，我们了解历史的朋友们也肯定明白围绕这块儿地区存在的数不胜数的兵家必争之地，换句话说就是那些重要的关隘。

　　农耕经济的高度发达和朝廷的大力提倡使老百姓们可以专心在土地上精耕细作，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是向往和平的人的基本天性，只不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最终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彻底的成为了土地附庸。（建国之后，土地税收制度这一数千年来存在的玩意儿才彻底告别了人们！）

　　而古典时期的人们愿意不愿意的也养成了乐知天命，安分守己的民风。对土地的依赖，对乡土的无限眷恋和对故国的深厚情怀就成为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这也是东亚文明的主流和情感寄托！同时这也是中华民族最艰难的时候也会变得最顽强的原因。

　　即使发生战争也是为了占领土地，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军事是政治的延续，同时也是经济的另一种表现模式。军事家眼中的土地是承载劳动力的媒介，并且还可以为自己创造出更多的兵源。各朝各代皇帝的重要使命和目标就是把适合耕种的土地尽可能的取得所有权！

　　汉民族是什么时候、如何形成的？

　　一个不同于秦汉社会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在与诸民族互动形成的？

　　东亚大陆形成的统一帝国对周边民族与国家会产生什么影响？

　　或许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也不会有人质疑汉民族的存在，自古以来四个字就否定了一切讨论的可能，我们很在乎群体性的人，或者说军事化的一群人，更在乎祖先们占据的领土，已经可有可无的边界线。民族的形成很重要，具体的梳理工作类型的书籍，我第一次觉得眼前一亮的就是日本作家川本芳昭的《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

　　以中国的古代各个民族作为讨论的焦点，必然涉及庞大的基础知识，日本作家川本芳昭的《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的考证想到的细致，在遇到不明的事件时候，绝不会有主观的看法，其中耗费的心血可见一斑！

　　《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读后感(四)：【轉】劉可維：川本芳昭教授《東亞古代的諸民族與國家》述評

　　★作者：劉可維，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

　　★來源：《歐亞學刊》第14輯，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

　　★書評主編：馮立君，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日本汲古書院於二〇一五年三月，出版了川本芳昭教授的新著《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国家》（《東亞古代的諸民族與國家》）。川本教授原執教於日本九州大學（2016年4月退休），長期從事有關漢唐間民族問題的研究。其《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汲古書院，1998年）、《中国史のなかの諸民族》（山川出版社，2004年）、《中華の崩壊と拡大——魏晋南北朝》（講談社，2005年）等著作均深入探討了魏晉南北朝時代“漢民族”與“非漢民族”之间的接觸、鬥爭與融合，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民族遷徙、文化傳播、制度變革等一系列歷史問題。此次出版的新著在內容上，與此前的諸著作有著較為緊密的內在聯繫，代表了作者在中國古代民族問題研究方面的最新觀點。

　　一直以來，川本教授所關注的最為核心的問題，即作為世界最大民族的漢民族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其與周邊諸民族的互動關係。在這一問題意識下，魏晉南北朝時代民族大遷徙所造成的漢民族及中國社會的內在質變成為了其研究的重點。川本教授在此前的一系列研究中曾指出，魏晉南北朝時代伴隨著與中華世界的接觸，周邊諸民族進行了各種形式的“漢化”，而與此同時，周邊民族的移動也造成了中華內部的“胡化”、“蠻化”现象。正是經歷了這樣的接觸與融合，一個有別於秦漢社會的“新的中華”最終形成。與此同時，作者還關注了這一時期日本列島、朝鮮半島諸政權接受“中華意識”的過程。此次出版的新著仍然延續了川本教授此前的問題意識，但在研究的範圍上不再限定於魏晉南北朝時代，而是將視野擴展到隋唐乃至此後的遼、金、元等朝代。可以看出作者致力於從通貫中國歷史的角度來考察非漢民族融入中華世界的歷史進程。

　　為便於讀者瞭解這本新著，以下列出本書的目錄，並逐一介紹各篇章的具體內容。

　　第一篇 漢唐間中國北部的動向——以民族問題為中心

　　第一章 北朝國家論

　　第二章 北魏文成帝南巡碑

　　第三章 鮮卑的文字——與漢唐間中華意識的叢生相關聯

　　第四章 三國時期的烏丸與鮮卑——從交流與變化的觀點所見

　　第五章 北魏內朝再論——從比較史的觀點所見

　　第二篇 漢唐間東亞的動向與古代日本的國家形成

　　第一章 漢唐間“新”中華意識的形成——圍繞著古代日本、朝鮮與中國的關聯

　　第二章 圍繞著《隋書·倭國傳》與《日本書紀·推古紀》的記述——遣隋使小記

　　第三章 倭國對外交涉的變遷——從中華意識的形成與太宰府成立間的關係所見

　　第四章 倭五王的自稱與東亞的國際形勢

　　第三篇 漢唐間中國西南部的動向

　　第一章 漢唐間雲南與日本的關係——從比較史的觀點所見

　　第二章 以民族問題為中心所見魏晉時代四川地區的情況

　　第三章 以民族問題為中心所見五胡十六國南北朝時代四川地區的情況

　　第四章 以民族問題為中心所見北朝後期四川地區的情況

　　第四篇 漢唐間民族的諸問題與東亞

　　第一章 以民族問題為中心所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動向

　　第二章 遼金的正統觀——與北魏的情況相比較

　　第三章 崔致遠與阿倍仲麻呂——從古代朝鮮、日本“中國化”的關聯所見

　　第四章 關於中國前近代所謂中華帝國構造的小記——北魏與元、遼、以及漢的比較

　　本書的篇，以北魏為中心，考察了漢唐間中國北部社會、民族、國家的變遷。在這部分內容中，作者先以概說的形式介紹了自己對於北魏漢化改革的理解。北魏前期政權表現出了極強的非漢民族國家的性格，當時的北魏可以說是以八部制為根幹的“部”體制國家。在這一體制下的內朝、封爵、祭祀等制度成為維繫鮮卑內部凝聚力的重要方式。然而，伴隨著國家的穩定、以及支配領域的擴大，舊有的體制越來越不能適應新的形勢。為解決這種矛盾，北魏最終選擇了全面導入中國制度的道路，內朝的廢止、爵制、軍制的全面改革、西郊祭天的廢止、胡語胡服的禁止等政策相繼施行。特別是遷都洛陽、以及繼西晉正統改五德次序為水德等政策顯示出北魏已開始將自身置於中國“正統王朝”之列。在北魏政權的漢化過程中，其自我認識、國家制度、社會風俗等方面均表現出胡漢雜糅的種種矛盾。可見，當時胡族的中國化，並非是單向的，而是在結合了兩種傳統，並在此基礎上創造出的所謂“新的中華”。以上諸結論，作者並沒有著重於具體的考證，其基本觀點多源於前著中的相關研究。

　　在概說的同時，作者還以文成帝《南巡碑》為中心，考察了北魏前期內朝職官的實態。本篇的第二章通過比對《南巡碑》中官職的排列、以及文獻史料中相應官職的高下，否定了張慶捷氏、郭春梅氏論文①中將《南巡碑》所見“內三郎”等同於文獻中記載的“三郎”、以及“內都幢將”為北魏前期禁軍長官的結論。並考證了《南巡碑》列最前所見“步六孤伊□”、“一弗步□□”分別指陸麗與乙渾。結合碑文與傳世史料的記載，本章還探討了獻文帝朝乙渾奪權事件的始末。根據上述的事例，本章指出《南巡碑》中列所記諸“內侍”官員有著不同於其後侍中、內三郎等內侍之官的特殊身份，屬於“內侍中的內侍”，與皇帝有著更為緊密的關係。此外，本章還以《魏書》成書時尚保留有大量北魏前期史料為據，批判了魏收刻意迴避北魏前期歷史的正統王朝史觀。

　　本篇的第三章主要考察了鮮卑文字的創設經過、以及鮮卑語書物的流傳等問題。作為有關這一方面的代表性研究，田餘慶氏的《〈代歌〉、〈代記〉和北魏國史》一文從鮮卑原始史料的角度，分析了《代歌》與《代記》、《魏書·序紀》的關係。②與田氏研究的取向不同，本章的內容則傾向於考察《國語真歌》等鮮卑語書物成文的思想背景，即鮮卑民族的自我認識問題。根據本章的研究，鮮卑語書物的形成意味著鮮卑族在漢化過程中民族意識的覺醒。本篇的第四章重溯三國時期，梳理了烏桓、鮮卑在南下與中國交往過程中，急速變化、融合的歷史進程。以此為基礎，本章指出漢族與非漢民族在融合過程中形成的分佈空間上的模糊，正是推動中華帝國領域不斷擴大的客觀因素。

　　本篇的第五章對比了北魏、漢朝、倭國在國家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的若干歷史共性。特別是考察了北魏的內朝與倭國的伴制、漢代郎官制度的內在相似性。本章最终的結論為北魏的內朝是為保障鮮卑族能在以皇帝為中心的律令制國家中佔有一席之地而確立的制度。此後的元代、清代也基於同樣的背景，出現過類似的組織。北魏前期的“部”體制國家，實際呈現了族制秩序限制下初期國家、或前期國家的諸特徵。③

　　本書的第二篇將視野轉向漢唐時期在中國影響下日本古代國家的成立過程。根據本篇章的研究，相當於南朝劉宋時期倭國文字資料中出現的“天下”一語，實際已經突破了倭國固有的領域範圍，囊括了朝鮮半島上的若干區域。這種“天下”的概念，為倭國內部中華意識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除倭國以外，高句麗、百濟、新羅、以及五胡十六國中的諸政權在中國政治理念的影響下，同樣形成了各自的中華意識。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士人階層向周邊地區的移動，對中華意識的傳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推動作用。④

　　遣隋使時代，隋朝與倭國間往來的國書是探討這一時期中日交流的重要史料。本篇的第二章提出了有關隋朝國書真偽、以及其具體內容的新見解。本章對比了隋煬帝時期隋朝致倭國與突厥啟民可汗的兩件國書，考證了《日本書紀》所載隋煬帝國書中，除“倭皇”一詞外，整體呈現了當時隋朝國書的原貌。此外，在小野妹子遺失的隋朝國書中，應包含有“訓令”的部分。其內容主要是訓誡倭國在致隋國書中使用了“日出處天子”、“日沒處天子”的“無禮”稱謂。本章的內容凸顯了伴隨著中華意識的形成，倭國對於以中國為首的東亞諸國外交姿態的轉變。

　　根據本篇第三章的研究，歷史上設置於日本九州北部的“一大率”、“那津官家”、以及前期的“大宰府”均具有極強的軍事功能。然而，至七世紀後半，隨著東亞格局的轉變與日本國內中華意識的成長，大宰府最終演變為受理外夷朝貢的機構。在第四章中，作者關注了劉宋時期倭國曽多次遣使請求授予其自稱的官職和稱號的問題。通過與邪馬台國時代的官職對比，可以看出當時的倭國利用這種獲取官職、稱號的方式，積極強化自身在軍事和政治方面的地位。並且，倭國在本國內使用“治天下大王”的稱號也基於了同樣的背景。

　　本書的第三篇以中國西南地區為中心，梳理了漢唐間這一地區的歷史動向。本篇首先對比了我國西南地區、朝鮮半島、古代日本在與中華文明接觸過程中的自立化傾向，並指出在漢唐之際大一統國家的世界體系下，三者在發展中存在著歷史的“平行現象”，即經歷了相似的歷史發展階段。本篇還以四川地區為例，考察了從魏晉直至唐代，當地非漢民族的活動、分佈情況，以及與各政權間的關係等問題。其主要結論為五胡十六國時期大量獠人湧入四川，致使四川內部多數地區變為王朝控制外的“獠地”。隨著南北朝中後期梁、北魏、西魏的經營，四川的獠地又重新納入中國王朝的掌控之中。進入唐代，儘管獠的反叛時常發生，但唐王朝已在此建立了穩固的支配體系。上述的考察實際揭示出在漢民族以及中國王朝的影響下，原本屬於非漢民族的區域經歷“內地化”的歷史進程。

　　本書的第四篇首先介紹了韓國學者朴漢濟氏提出的“胡漢體制”論與“僑舊體制”論。其中所謂“胡漢體制”論代表了朴氏有關漢族文化與胡族文化相互融合最終成為“第三類文化”的觀點。周偉洲氏曾指出“胡漢體制”論在民族融合的認識方面缺少對其主導力量（漢）與從屬力量（胡）的區分。⑤針對前述兩種觀點，川本教授在本章中指出不能簡單地劃分民族融合過程中漢族與胡族的主從地位，其結果也不能視為一種有別於二者的“第三類文化”，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融合最終形成的是一個有別於秦漢社會的“新的中華”。對於朴氏提出的僑民與土著間通過抗爭與融合後出現的南朝新體制——“僑舊體制”的觀點，本篇章通過對當時中國中南部地區民族情況的考察，指出“僑舊體制”論在考察南朝時沒有關注到相應的民族問題是其研究中的重大缺陷。

　　在第二章中，作者探討了遼、金、北魏諸政權正統觀的形成過程，特別是金與北魏在歷史上，均改變過本朝的德運，以繼承前一代統一王朝的正統。這種相似的歷史現象表現了在中國化背景下，北魏和金對於自身王朝正統性認識的轉變。

　　本篇的第三章以崔致遠和阿倍仲麻呂為例，分析了朝鮮與日本對待中國和本國的認識。其中與日本以本國為中心的天下觀不同，朝鮮對於天下的認識實際包括了中國和朝鮮。在中華思想的影響下，崔致遠和阿倍仲麻呂均有將自身視為夷狄的傾向。儘管有著相似的經歷，但各自國家在後世對於二者的評價卻截然相反。崔致遠在朝鮮長期被視作文人典範，而阿倍仲麻呂則因出仕二朝（唐和日本）在日本遭到非難。上述認識上的差異，究其根源在於與朝鮮的立場不同，日本在後代並未成為中國的冊封國。

　　在本篇的最後一章中，作者結合了加藤修弘、護雅夫、增淵龍夫、以及自身先前的研究，論證了遼代的著帳官、蒙古的那可兒（Nökör）、漢代的郎官、以及北魏的內朝官等，儘管存在著民族屬性與時代背景的差異，但其作為皇帝側近官集團在國家組織層面所發揮的作用具有內在質的相似性。⑥

　　以上為川本教授新著中各篇章的主要內容。縱覽全書，給筆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本書宏大的研究視野。隨著學術研究日益細節化的今天，能從歷史的橫向及縱向角度，全面考察東亞歷史中有關民族及國家問題的專著可謂鳳毛麟角。在整體內容上，本書力圖從東亞全域的高度把握中國及其周邊諸民族、政權的發展進程與內在聯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北魏為中心對東亞古代政權“內朝”制度的研究。有關漢唐間內朝制度的研究，學界的主要關注點集中於內朝的外廷化，以及在此過程中尚書、中書、門下機構形態的演變。與此類研究相比，川本教授則注意到了北魏前期內朝制度中的“族制”因素。在其前著中就曾指出北魏前期的內朝實際是一個擔任禁中警備、傳達詔命等職務的北族側近官集團。在此次的新著中，作者從比較史學的觀點出發，對比了東亞歷史上北魏、遼、元等非漢民族政權、以及漢朝、古代日本在歷史上存在過的相似機構，並總結出這種王朝側近官集團的出現是以家父長權利為基礎新型國家體制的形成為背景的。本書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對上述王朝側近官集團共通性的研究，為我們揭示了以中國為中心東亞諸古代政權權力構造的特徵。

　　此外，本書對於中華意識的研究也非常令人矚目。一直以來，日本學界非常關注有關中華意識（或稱中華思想）對東亞世界的影響。西嶋定生氏曾經從東亞國際秩序中冊封體系的思想背景角度，考察了中華思想所發揮的作用。⑦堀敏一氏也曾詳細地梳理了中華思想的形成脉络。⑧沿著上述研究的軌跡，本書不僅探討了十六國、北魏、遼、金、日本、朝鮮半島等政權在形成過程中，均引入中國王朝的政治理念，萌生出中華意識的經過。並且，還著重闡述了在中華意識的影響下，移入中國的諸非漢民族政權逐漸將自身視為“中華”，從而最終變身為正統的中華王朝。正如前文所述，川本教授學術研究的最終目的是希望解釋作為世界最大民族的漢民族是如何形成的這一問題。可以說中華意識的傳播，正是在思想意識方面促進中華王朝延續、漢民族不斷擴大的重要因素。

　　川本教授的這本新著，不僅視野廣闊，在具體問題的研究上亦有獨到的觀點。在各篇章的論述中，往往採用整體概述與細節化考證相結合的方式。例如：本書篇中，作者先簡要介紹了自己對孝文帝改革前後北魏國家的整體認識，隨後通過對於鮮卑文字的流傳、文成帝《南巡碑》碑文等方面的考證，論述了北魏對於鮮卑本民族的認識、以及北魏前期內朝的實態等問題。其中特別是有關《南巡碑》的研究，從碑中的官職和人物入手，分析了當時乙渾之亂的始末、以及《魏書》對北魏前期史料的迴避。《南巡碑》的發現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張慶捷氏、張金龍氏、大知聖子氏等學者曾先後考證了碑文中所見的各類官職、以及北魏前期爵制與官職間的關係等問題。⑨然而，此前有關《南巡碑》的研究均集中在北魏前期職官制度的領域。與之相比，川本教授從對碑文中具體職官的考證出發，將研究視角提升到北魏前期政治史的高度、甚至衍伸批判了《魏書》的正統王朝史觀。其在這一方面的研究拓展了我們對於《南巡碑》、以及同類出土文獻史料價值的認識。

　　近年來，羅新氏提出了“走出民族主义史學”⑩的觀點，並通過《黒氈上的北魏皇帝》⑪一書從實踐角度探索了研究北魏前期歷史的方法。由此可见，我國学界現在已開始重视摆脱漢族中心主義史學的局限，探索研究諸非漢民族及其國家歷史的方式。然而，限於對周邊民族歷史的記載多為漢文史料、以及長久以來形成的以中國王朝為中心的歷史觀念，我國學者或多或少難以避免從中國王朝的立場對周邊民族的歷史進行考察。川本教授此次完成的新著中，雖然強調了中華的政治體制、文化觀念對周邊民族的强烈影響，但另一方面，他從周邊諸民族独自的歷史出發，著眼於諸民族在發展過程中的內在規律。筆者認為川本教授作為日本學者，其對於東亞領域內民族與國家歷史的研究，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非漢民族的視角，去審視歷史上與漢民族密切相關的諸民族與政權。

　　如上所述，川本教授這本新著視野廣闊，內容豐富，其學術價值毋庸置疑。在閱讀本書的同時，筆者也注意到存在個別可進一步討論之處，在此略陳淺見。

　　作者在本書第四篇第二章中，列舉史料說明當遼（實為契丹國）建國之初，尚未在中華意識的基礎上形成對自身王朝正統性的認識。至中期（聖宗、興宗朝）以後，遼王朝逐漸將自身視為正統的中華王朝。作為其表現之一是遼道宗即位前（1052年）擔任的“天下兵馬大元帥”一職中所見“天下”一詞的出現。然而，“天下兵馬大元帥”是從契丹建國初就被用作皇位繼承人的官職，耶律阿保機在位時就曾命皇子堯骨（即後來的太宗耶律德光）擔任此職，對此蔡美彪氏曾有過詳細的考證。⑫因此，是否能將“天下兵馬大元帥”一職的出現視作遼代正統意識形成的標誌，仍需要進一步探討。

　　其次，本書的第152、426頁均引用了《三禮圖》中“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的內容，此條史料原出自用作《周禮·冬官》的《考工記》及其鄭玄的注。作為引用史料，無疑採用《周禮·冬官》的引文更為妥當。此外，本書第31頁將《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所見拓跋職官初探》一文中的“拓跋”誤作“拓賊”；第54頁引《水經注》卷一一《滱水》又東過博陵縣南條中“皆翼封層岩”中“封”字應為“對”，同條“覽崇岸之辣峙”中“辣”字應為“竦”；第171頁引《日本書紀》卷二二《推古紀》推古天皇一六年秋八月條中“大國之信物置於庭中”應為“大唐之國信物置於庭中”。又，第448页注释（16）中将矢木毅《朝鮮における進士概念の変遷》（《東洋史研究》54-3,1995年）中作者名误作“八木毅”，将出版年代误作“1997年”。上述疏漏多為錄入或編輯時的錯誤，並不影響本書的結論。待將來再版時，建議能得到修正。

　　此次汲古書院出版的《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国家》彙集了川本教授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對漢民族的形成、中國周邊民族的發展模式等問題提出了系統的見解，並建立了較為完備的理論基礎。相信這本著作將成為研究歷史上以中國為中心東亞民族問題的重要參考書籍。

　　說明：原文發表于《歐亞學刊》第14輯，本稿可能與原文略有出入。同時，感謝作者授權并提供文本，感謝孫昊兄惠助。

　　注释：

　　①张氏、郭氏：《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所见拓跋职官初探》，《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②《歷史研究》，2001年第1期；後收入氏著：《拓跋史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

　　③本章的中文譯稿，請參見川本氏：《北魏內朝再論——從比較史的觀點來看》，《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北嶽文藝出版社，2012年。

　　④本章的中文譯稿，請參見川本氏：《漢唐間“新”中華意識的形成》，《北朝史研究——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4年。

　　⑤周氏：《“胡漢體制”與“僑舊體制”論——評朴漢濟教授關於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新體系》，《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⑥本章的中文譯稿，請參見川本氏：《關於前近代“中華帝國”構造的筆記——北魏與元、遼及漢代的比較》，《中華歷史與傳統文化研究論叢》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⑦西嶋氏：《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第六章《東アジア世界と日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

　　⑧堀氏：《中国と古代東アジア世界》，岩波書店，1993年。

　　⑨參見前揭張氏、郭氏：《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所見拓跋職官初探》；張慶捷：《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碑文考證》，《考古》1998年第4期；張金龍：《文成帝〈南巡碑〉所見北魏前期禁衛武官制度》，《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大知聖子：《關於北魏前期爵和品相對應的基礎考察——以〈南巡碑〉為中心》，前揭《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⑩關於羅新教授“走出民族主義史學”的觀點，可參見《第九屆中國中古史青年學者國際會議論文集》（2015年）中的相關文章。

　　⑪羅氏：《黒氈上的北魏皇帝》，海豚出版社，2014年。

　　⑫蔡氏：《論遼朝的天下兵馬大元帥與皇位繼承》，《遼金元史考索》，中華書局，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