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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粉世家读后感摘抄

2020-10-19 00:32:26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金粉世家读后感摘抄

  《金粉世家》是一本由张恨水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99.00(全2册),页数:13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金粉世家》精选点评:

  ●怎一个叹字了得!

  ●张恨水文笔实在是好。燕西没有心肝,清秋或许极富心机或许没有,鉴于不能以现代人的思想丈量百年前的人,所以还是不做评价的好

  ●又虐又痛又爱又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很好看

  ●想暴打金燕西...

  ●银汉红墙消息断,夜阑梦也匆匆。茜窗人去碧廊空,西风飞白露,冷月照孤松。几次欲眠眠不得,蕉心剥尽重重,隔屏数遍五更钟,泪珠和恨滴,封在枕函中。 说与旁人浑不解,愁多转觉心闲。纸窗竹户屋三间,垂帘无个事,抱膝看屏山。一楼沉檀萦佛火,小楼今夜新寒。斜风细雨扑疏栏,残更来永巷,如水梦初还。 忏尽红情犹有恨,隔帘羞见牵牛。凄凉佛火黯高楼,拥衾无一语,敲折玉搔头。但愿思君休再梦,梦时醒也还休。倩魂频断莫勾留,好乘今夜月,一探广寒秋。 张恨水笔力不足,而一代金粉世家风流云散的故事,可叹,可叹

  《金粉世家》读后感(一):金粉世家读后感

  小说以倒叙的形式构建,关于这点觉得特别有意思。其实我更想看到的是清秋个人的奋斗史,而不是她曾经的挣扎。

  该小说以北洋政府总理金铨在世前和去世后为分界线,描写了这个封建家庭的分崩离析。金铨支撑着整个金家,他的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是成器的,个个儿子都是扶不起的阿斗,骄奢淫逸、尸位素餐大至可以形容了。倒是有两个女儿还可以,独立有主见,最起码,在金家倒台后,还能自主按排出路。而两个在职的公子,在其父在世时风光无限了,其父去世后,竟被除职了,不可否认有政治因素,但是如果有能力的话,即便不是独树一帜,怎么着也不至于其父一去,就被开除。最小儿子燕西更不用说了,只能用荒唐可言了。既不用功读书,整天只会花天酒地,从没考虑过如何赚钱这事。可见金铨对于儿子的教育是相当失败的。在金铨去世后,金家人各奔东西,有卷钱逃跑的,有靠妻子另谋出路的,也有走投无路的只能跟着两个姐姐远赴他国的(说得好听点是出国求学)。

  我以为主线是冷清秋和金燕西,结果小说讲的内容还是蛮庞杂的,可以说是多线并进。佩服冷清秋的冷静和自力更生,痛恨金燕西的多情与无情。当初钟情冷清秋时,不惜一切代价去接近冷清秋,把人追到后,结果未婚先孕,结婚不到一年,孩子还没出生,又和白秀珠旧情复燃,像男女关系一样公然往来。即便在其父去世没几天,刚分财产,还拿钱给白姐妹随意挥霍,还不准冷清秋过问,一过问就被批的狗血淋头。好想问句,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子算是丈夫吗?儿子嗷嗷待哺,不关心妻儿就算了,还天天去鬼混,夜不归宿,挥霍无度,连养孩儿的钱都不作预留,按现代的说法,叫渣男了。金家其他人不让冷清秋离开金家(还没出月),最后清秋被迫得一个人住上阁楼,后金家失火,清秋趁火逃出金家。作者在小说结局处,提到金燕西,说他到外国后,居然在内陆上演了他演的电影。电影里他深爱着清秋,清秋却弃他而去,燕西对清秋念念不忘一直寻找她,然后他成了观众的追捧者,真是够讽刺的。

  《金粉世家》读后感(二):西郊芳草年年绿,多少游人似去年

  这两天不舍昼夜地读《金粉世家》,对鸳鸯蝴蝶派这种民国绮靡小说大大地改观了。张恨水的文笔是极瑰丽的,半文半白,洋洋洒洒百万字,都不会感到丝毫无趣。恨水恨水,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文如其人,读张恨水的文字常有遗憾咏叹之心绪。

  文学史上对“鸳鸯蝴蝶派”大抵抱有批评的态度,我是新闻系出身,就连读新闻史,也常看到史学家对周瘦鹃、陈蝶仙主编时代的《申报》副刊嗤之以鼻,认为其文章不过是些家长里短、里巷琐闻。我以为不然。

  文学可以承担某个族群的意识形态,因而充满“战斗性”和“进步性”,但你绝不会因为某部作品“伟大”就由衷热爱它。文学是一种无用之用,若能从中获得有趣的滋味,因着它,在这个有着无休止仇恨、烦恼的尘世中获得片刻慰藉,就已是功德无量了。

  《金粉世家》常被用来与《红楼梦》作比,它们都可概括为时代变迁中的豪门兴衰史。但张恨水对于男女情爱的表述,就刻薄许多了。总理家的七公子金燕西爱上了寒门之女冷清秋,求爱时与人鹣鹣鲽鲽,觉清秋如出水芙蓉,与一般风月场上的女子大不相同;婚礼上看到昔日女友作避嫌之态,便深深懊悔从此便不能得到多数人来怜爱了,于是婚后的种种挥霍、狂嫖浪赌,实属预料之中。张恨水道:“爱情浓厚的时候,情人就无处不美。爱情淡薄的时候,美人就无处不平常。”

  张恨水对于婚姻的态度怕是极力地鄙夷,于是小说里处处都是觉醒的女性。清秋反思自己的婚姻问题,无非是“齐大非偶”四个字,但最终是让燕西的铺张扬厉、千金一掷买下了这颗心。在夫妻决裂的情节中,燕西冷笑道:你身上的东西,哪样不是金家的,又有哪样是冷家的?清秋觉得人格丧尽,这才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纨绔子弟的一个玩物,不由热血沸腾起来,心里仿佛在大声疾呼,离婚,离婚!做丈夫的寄生虫,不如自食其力,做社会的寄生虫。

  阁楼走水,清秋抱着孩子遁火出逃,几天后发来一封休书,与燕西一别两宽。张恨水在《金粉世家》开篇就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描述了清秋中年的境况,“我”在集市上见到了一位书春妇人,书的对联匠气十足,再一看摊位的广告,上面是“飘茵阁书春价目”,分明是说自己的境遇如飘茵坠溷,贫富的差别实在偶然无常,悲观之余,也不免平静泰然。

  再说大嫂吴佩芳,不满丈夫讨了姨太太,厉声道:“你以为天下女子,只要你有钱有势,就可以随便蹂躏吗?有汽车洋房就可以被你当玩物吗?你不要我,我还不要你呢!”旁人劝她不必如此坚决,佩芳道:“若得给他一个强硬对待,决裂到底,也不过是撒手。和我们不合作的男子,撒了手有什么要紧?”后来妹妹结婚,佩芳感慨:“我就觉得一个女子,是做处女到老的好,若是有人劝她结婚,就是劝她上当。”好不透彻!

  乌二小姐听到金家二哥表示亲昵,愿以同性相待,立刻跳脚道:“我们自己是个女子,承认是个女子,女子就不见得比男子矮了下去,为什么我们要你不以异性相待?难道把我当做男子,这就算是什么荣耀吗?”如此豪言,文中比比皆是,看得人好不痛快。

  千古情场得失,说不清是谁人之过,不过世事就像一场轮回,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道是:西郊芳草年年绿,多少游人似去年。

  《金粉世家》读后感(三):行矣!燕西。

  

事实上我是最不会写东西的,爱看,却从来也不会写。但思考着日后写写画画地日子还很多,就在豆瓣练练手吧,记录下读书、生活,逻辑情感上能自圆其说,也就是了。

这部金粉世家,大致是2月份买的,因准备考试,一天几页地看,直到六月才看完了上半部。

写乌衣巷中西合璧的金府、文明和蔼的家中上人、和气俏皮的姊妹兄弟,再至简朴清寂的落花胡同,似乎无一不美满热闹。金冷二人的主角戏也并不占多大篇幅,因燕西是不会在一处停留的,与刘朱等爷打牌,舞池、戏园子也绝不会少其身影,几十万字的篇幅,也只是在落花胡同赁屋、买鞋买项链几处写及金冷二人而已。我也就匆匆读过,为学业便把此书搁置下了。

再到7月处理完了学业,才找出金书的下册,收拾心情继续看。此时的我,似乎找到了许多与清秋的共通之处,继而代以一个陷入爱情的清白少女的角色继续读这本书。整个人都沉溺进去,读完再抬起头是三天以后了。

读后也只想说说金冷二人的爱情。我也有看过很多人的评说,认为清秋其人实在不怎么高明,金冷两人并不相爱:人家送她鞋子,她不拒绝,送她绸缎,也照单全收,仅回赠之字画、刺绣,这不是虚荣,又是甚么?而在我看来,这说法是无爱之人才能提出。亲手做的玫瑰蛋糕、字画,偏偏是清秋爱的证明。清秋为人一贯是极清高的,少年家中未败落时,也从不带有阶级、门户之见,因而她也并不觉得收下燕西的礼物有辱于人格,只当是爱情的馈赠。而对于燕西来说,这些送出的礼物却稀松平常,几个钱就可以买到。一“钱”一“爱”,最终结局可以想见。但我并非认为燕西从未爱过清秋,尾声早已和离,见到青衣黑伞的骑驴女子,一时忘了面子,开了汽车便追将过去,不能说这不是忘情的爱吧!可必须承认,这又比爱自己的程度,要少很多很多了。热情似火者事实上最薄情,冷若冰霜者则十分长情,就是这样了。

最令人深刻的是清秋生子后的病中雨夜。形容极为憔悴,孤身与一子依偎在塌上,三两日见到丈夫,就只是匆匆地打开皮箱取钞票捧戏子的身影,还未开口,回礼便是:“你又要与我采取干涉主义了吗?”待别人问她,只说,“谁也不怪,只是恼恨辜负了所读的十几年诗书!”(我对此节感受很深:我以为只有深深爱过,才会只对自己深深恼恨。而真的无情无爱,是不自觉的会怪罪对方的。)及至后来,一纸离别信写的凄然又铿锵,几句“行矣!燕西。”直教人垂泪。锲子中写清秋中年与母子相依为命,写字教书为生,仍称“金太太”,虽让当代读者一叹“不争气”,却知爱情一定是刻骨铭心的。

其实每一人物、每对关系皆有天定的意味。小怜与春江、霭芳与璧安的结合,是作者的仁慈也是残忍。大爷与三爷夫妇的争论读来也是发人深省的。道之古道热肠,敏之润之欧派,最终有都脱不开传统中国的习性,至于谁好谁坏,作者并无评判。我看来,通书只是在写人性。不论门第、观念、什么样的主义,其爱情、生活皆是由其性情所起,其结局也必有想照之处了。

写了半天,把自己写晕了,说到底呢,平时写论文,只去概括各方观点,然后写一个什么客观的评判,及至金书,便没什么可评,因为我自己还未活得明白呢!(话说回来,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明白呢?)至于我自己的2020年,更是处在一个不知如何评判的人生节点,甚么也看不明白。或许是沉迷于爱情,只觉贫富、学问不过尔尔,只希望自己保持初心,及至两三年后,再读这本书,兴许会有新的想法吧!

记于2020/7/7

  《金粉世家》读后感(四):在这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完整的、有难度的经典阅读还有可能么?

  主持人:今天的活动主题是关于经典的阅读。关于经典的界定,有个作家这样说过, 经典是搁在书架上,被人一千次、一百万次拿下来读的 。99读书人最近刚出了一些符合这个界定的经典作家的作品,包括张恨水、约翰·斯坦贝克、海明威、福克纳等作家的作品。收录到里面的有我们熟悉的,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也有一些我们不是很了解的,像张恨水的《丹凤街》,斯坦贝克的《煎饼坪》。《煎饼坪》应该是国内首次出版简体中文版。那么对于这些我们了解或不了解的经典,关于对它们的阅读,今天很荣幸地请到两位嘉宾老师,他们都是博览群书的人,一位是罗岗老师,华师大中文系教授,现当代文学博导,曾经去过纽约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台湾东海大学做访问学者。另一位是赵松老师,著名作家,我们最熟悉的是他的《抚顺故事集》,当年很火的一本书,最新作品是《积木书》,一个短篇集。关于经典、关于对它们的阅读,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老师,听听他们的高见。

  赵松:非常荣幸跟罗岗老师又一次坐在一起谈如何读经典。上一次,应该是去年,在上海国际文学周、上海书展期间,也是在一家书店。那天我们也聊了好多。这个话题确实是一个老话题。作为一个作者同时也是一个读者,就我个人经验来讲,“经典是什么”,其实是一个需要时间逐渐去认知和消化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最初,“经典”,就是有人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重要作品、是必读书,不管你懂不懂、喜不喜欢,都必须要去读它。最初对经典的反应,我相信我跟很多人一样,容易产生某种排斥性,本能的排斥。我不知道该怎么进入它,不知道该怎么喜欢它。慢慢地,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阅读经验的丰富,你以你喜欢的方式慢慢地走出了自己的路径,你会发现,无论绕多远,总会有一条路通到某些经典,你喜欢的某个作家,可能只是个世界二流作家,比如说昆德拉这样的,他会把你带到“经典”的门口,会让你忽然看到穆齐尔、卡夫卡这些现代大师的经典之作。然后从卡夫卡那里,你又可以通到歌德、福楼拜或者是黑贝尔等更早的经典那里。几乎没有例外,但凡你喜欢一个好作家,他总归会把你带回到经典的一个氛围里或者脉络里,让你重新去认知你当年并不是很喜欢的作品。我十几岁的时候,在地摊上买了本歌德的诗集,钱春绮译的,当时就没看懂,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会这么重要。再看他的自传也不知道怎么切入他。但等你真的花过十几年的功夫,当你重新认知歌德作为伟大诗人的存在方式,尤其是经过一代又一代好作家重新去解读他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他的价值。这是一个经过一代代人不断确证的过程,而且会成为一个基因式的存在。就连尼采这样一个狂放的人物,也会把歌德与翻译圣经的马丁·路德相提并论,再加上海涅,称他们是现代德语的三大源头,都是经典。放在中国也是一样,无论是古代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一直到《红楼梦》等四大小说,还是现代的鲁迅那一拨人、“五·四运动”那一代人的创作,成为新的经典、白话经典,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会成为你整个文化系统、整个阅读系统很难绕过去的点。以前小学到中学课外读物里面到处是鲁迅,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鲁迅,他就在那里站着……那个时候你要背诵,要去分析,要去读与他相关的东西,你也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重要,为什么每一本教材里面都要选鲁迅,等到你真的主动地从你的个人线索慢慢地绕回到鲁迅那里的时候,可能已是你毕业后的事了。就像一个漫长的反刍一样,这个时候你才会知道他之所以是鲁迅,他的存在价值,他的思想,他的文本,都是这样一种价值的存在方式。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对经典从知道到认知的很缓慢的过程,这也是经典的能量所在,经典就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给你足够的时间,让你绕一个很大的弯路,重新回到它面前,然后,你发现它一直在那里,从来没有偏离过你所真正需要的那个点。就我个人而言,对于经典的认知也走了一个弯路。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走出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弯路,从最初看到它,到慢慢地疏远它,再回到它面前,这就是认知经典的过程。对于读者来讲,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对于作者来讲,这个过程其实更复杂些,可能会涉及对文本的理解——对一个人写作习惯和语言的生成方式的认知,涉及诸多方面的细节,当你的作者身份和读者身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一切就会非常非常细微,会有很多很多个案,你怎么去读鲁迅,怎么去读巴金,作为同为现代作家的两个经典,在你写作中会有什么影响,也会产生很多话题。罗岗:非常高兴又和赵松在一起聊天了,上一次是在建投书局,也是一个很豪华的地方,到处是书,今天也是,觉得很有压迫感,太多书了。看到这么多书,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感觉,书太多了,我们读不过来,那我们读什么?很多人会说读经典,但就像刚才赵松兄说的,经典不是我们自然而然会去亲近的。我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场所或者想到跟赵松兄谈的时候建投书店的场所,是觉得每一次读一个经典,跟经典的相遇总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面。最近九久读书人出的这一批书,让我有一种故友重逢的感觉。为什么这样讲?因为里面有好多书是我读中学时候读的,比如张恨水。张恨水最有名的不是《金粉世家》,也不是《春明外史》,因为《金粉世家》是改了电视之后特别火,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最早读的是《啼笑因缘》。啼笑因缘是把好多因素,言情、武侠等等放在一起,小孩子特别爱读,虽然不懂爱情,但是有武侠也是好看的。还有福克纳的小说。我印象中我读福克纳的小说,最初并不是读的单行本,而是《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这两本杂志上面有当时翻译的很多中短篇,后来才读到《喧哗与骚动》。还有约翰·斯坦贝克。约翰·斯坦贝克更早,因为约翰·斯坦贝克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最早是《愤怒的葡萄》。他的作品比较早介绍到中国,是因为他有一种用我们老话讲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但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人提到这个作家。最近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是我在台湾的新竹,台湾的朋友带我们到一个客家人居住的村子里,有点像吃农家乐。我们进到一个很破旧的房子里面,台湾朋友就说到了这个地方他们要我们去见一个人。然后就出来一个人,一个中年男人,就跟我们聊天。因为这是一个农家的院子,我们就以为这个人是当地农民或者从事乡村建设的干部之类的人物,没想到他一讲话谈吐不凡。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当年在美国留学,回来后翻译了很多当时叫依附理论的书。很多人读过。但后来这个人就失踪了,在学术界消失了。突然之间他就出现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当时就是读了约翰·斯坦贝克的书以后,觉得自己不能在学术界待了。我们都知道依附理论主要讲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霸权主导下,其他非西方世界,(依附理论最初研究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这些国家要想发展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被西方主流的资本主义牢牢控制了。所以,依附理论里面有很强的批判性,而你通过介绍依附理论变成大学教授,他觉得不是我要干的事。他读了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以后,就想要介入到现实中去。当时他办了个杂志,叫《青苗》,介入到台湾农村的建设中去。认识他以后,他一直给我寄杂志,后来他说这个杂志停了。上个月我去丽水缙云参加一个乡村建设的活动,来了台湾的朋友,他拿出这个杂志来。我一看这个杂志还在办,还是这位舒先生在办。他当时就是引用了约翰·斯坦贝克的一段话,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对这个世界不满意,你首先就要去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简单地从言论的角度去批判它。当然从言论角度批判也有价值,但是他就是做了一个践行者,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经典的作用。所以当我读这些书时,都会想起各种各样的人物或者场景,这些人物、场景是和这些经典联系在一起的。

  跟经典的相遇,的确是需要积淀的。很多经典进入语文课本里,我们都觉得不怎么样,但是过了多少年以后或者经过时间的淘洗之后,会让我们重新认识到这个经典的价值。刚才赵松兄特别谈到这个问题。他讲到鲁迅这个例子,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当年余华他们还只是比较年轻的作家,有一个问卷,问他们怎么看鲁迅。余华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说鲁迅是块大石头,这个大石头压在我们头上,我们很不喜欢他。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也不是很长时间,四五年吧,当时要出一套书,请作家选十个最喜欢的短篇,中国的、外国的,然后很多作家选了,结果余华就选了鲁迅的《孔乙己》。他大加赞赏《孔乙己》,说选中国的短篇,第一个会想选鲁迅,以前觉得鲁迅不值得一看,或者很讨厌鲁迅,觉得鲁迅是一块大石头,把我们压得够惨,后来重读《孔乙己》,一下子惊呆了。他特别讲到一个细节,是说咸亨酒店小伙计好多年不见孔乙己了,突然间有一天从柜台下面传出孔乙己的声音,说温一碗酒,他一看孔乙己的腿被打断了,垫了一个蒲草垫,用根绳子牵着,用手爬着进到这个酒店。余华说他看到这里一下子就震惊了。字里行间没有任何感情色彩,而且始终是小伙计的视角看孔乙己。余华作为作家,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体会到了这么一个好东西。

  赵松:对,这个例子还挺典型的。60后也好,70后也好,读鲁迅,可能没几个从一开始就喜欢的。尤其经历过解放后的各种历史波折之后,大家会本能地觉得更愿意看西方现代作品,比如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等人,晚一点的还有福克纳、贝克特这些人,可能那时候甚至都不大愿意去看日本的作品,因为鲁迅他们都是受日本影响很大的。罗岗:我补充一下,我们华师大中文系出了好几代作家,他们当时去图书馆借了博尔赫斯的小说集,还有《外国文艺》,借了就不还了,据为己有,情愿赔钱,因为那个书很难买。你们看格非的成名作《迷舟》,虽然写的是北伐军的背景,但实际上带有很强的“博尔赫斯”。你看看博尔赫斯的《南方》,再看《迷舟》,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有精神上面相通之处。刚才赵松兄说,我们60后、70后不喜欢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我补充这点。赵松:然后就会觉得“五·四”时的这些作家都蛮土的,没有那么多的新观念,写法上也不炫,也没有那么复杂,觉得差很多,没法跟人家西方的大师们相提并论。这个观点持续了很长时间,差不多从1979年以后直到整个90年代,有二十来年。我相信那个时候大多数国内作家都更愿意看西方现代以来的作品。罗岗:之前出过程永新的《一个人的文学史》,他是编《收获》杂志的,从马原开始的先锋作家都是他编的。他在书里面披露了很多信件。从这些信件里面可以看出来像马原、余华、格非、苏童这些作家,基本上都是读外国小说的。赵松:是的。你会发现当他们写作持续一段时间以后,一个巨大的问题就会显露出来。文学写作不像工业化生产,进一套设备,拿个原料,一加工就出来了,不是这么简单的过程。我们没有办法把马尔克斯的写法直接移到中国,写一部中国的《百年孤独》,这是不成立的。小说从本质上说就不存在可以脱离文本的技术,所有的技术跟文本是完全一体的,不能说单独抽出来一套或几种技术,再去做同样的东西。你会发现那一代作家,后来进了大学讲西方小说,你看他的讲义,里面有很多的误读,基本上都低于一般西方文学史的认识水平。而我们看西方那些著名作家在评论西方经典时,都是能击中要害的,让你觉得我怎么没想到呢?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巨大的语境差异,就是我们不在一个语境里,他随手写了一个《圣经》里的典故,用一种很隐讳的方式写,你就看不懂,甚至完全感觉不到。而在同样一个语境里的西方读者可能就会更容易感觉到。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文化传统信息资源使用的自由度上,我们在面对西方的这些经典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像从布上抽线一样,是一根一根地抽的,但我们抽到最后,得到的就是一团线,我们并不知道原来究竟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这是西方在认知中国经典的时候也会发生的问题。不能产生全景式的、清晰的判断,就导致我们当年的先锋派作家在本质上只是一个时间差的先锋派,真的放在一个全球文学先锋语境里面看就不具有先锋意义了,他们可能更接近海明威时代的一种文学观。八十年代的时候,西方先锋概念不是这样的统一化的东西。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对西方的现代经典的认知上缺了很多环节,比如说西方几乎所有现代作家都能发现自己某种传承或者某种系统性的线索,至少可以导向到福楼拜那儿去,那是现代小说的一个原点。当然也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像博尔赫斯,他可能会更推崇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或是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也就是说,我们阅读西方现代经典的时候缺少必要的背景了解,缺少对背景的探索,所以我们没办法像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那样思考他们的小说传承的线索,当我们带着他们的巨大文学史光环读他们的时候,这种误读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转化到我们自己的语境的时候,就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就导致我们无法产生出真正的原创的文学作品。这个时候我们回头去看鲁迅那个时代,会发现鲁迅恰恰是一个相当原创的作家,尽管他深受日本作家比如夏目漱石等人的影响,甚至还有果戈理的影响,但是鲁迅所处的那个时间点,是一个时代在剧烈变动中的节点,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怀疑、以及对外来文学影响的接受,使他有一种很原创的意识。他仅有的三本小说,没有一篇形式上是雷同的,角度、手法都不一样。在中国过去这一百年里你说有谁能超过他,做得比他更好,原创性上做得更好,恐怕还很难找出来。这就会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原创性是从哪里来的。最终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尽管有古代汉语这样一个语言障碍,我们面对《左传》《史记》这样的经典时,比我们面对希罗多德的《历史》要近得多,尽管它翻译过来是白话文。这种“近”,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还有一个文化脉络问题,就像我们使用的一些惯用语就来自于《左传》《史记》。所以我觉得经典至少有两大层面,第一是通识层面的经典,包括了古今中外的经典。就像博尔赫斯这样一个最早在欧洲获得成功的拉美作家,他成功的原因其实是他的知识系统恰恰很欧洲化的,而不是一个很拉美化的作家,当然他以他的方式改变了欧洲对拉美文学的看法。他用了欧洲的传统知识,创造了自己的新的构造方式。博尔赫斯谈经典作家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几乎可以无所不谈,但谈得最动感情的,恰恰是阿根廷的一些本土作家,而往往不是西方那些经典。他很清楚这个经典、传承和拉美之间的关系。后来的拉美作家为什么都比较推崇博尔赫斯,其实就是他们更希望通过本土的拉美作家某种意义上的成功,建立一种属于拉美的文学自信,而不是完全尊崇西方,获得一种认同,拿个什么奖啊。这一点非常重要,说经典,最终还是要回归本土的经典,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也是经典的第二个层面。

  罗岗:经典本身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原来不被认为是经典的,慢慢会成为经典。这当然有一个时间上面的淘洗。比如张恨水,他最初不会视为一个经典作家,从鲁迅的传统里面讲,或者中国新文学角度讲,很长时间张恨水都不会被列入到这里面来。他是一个很典型的通俗小说作家,但是慢慢地,我们的文学史会吸纳张恨水这样的作家。当然通俗小说作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写作量特别大,写了很多小说,是不是每部小说都非常好,肯定会有些争论,有些人认为这部小说比较好,有些人认为那部小说比较好。张恨水本身是一个现象,对于我们如何认识经典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的意思是,有一些东西原来不是经典,原来被视为通俗,慢慢地成为了经典。最典型的应该就是《水浒传》《三国演义》,甚至《红楼梦》。这些作品本来都是通俗作品,小说就是街谈巷议,不登大雅之堂,不可能成为经典。但是今天,无论是四大名著,还是明代四大奇书,毫无疑问都成为了经典。还有一个我们熟悉的例子,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刚才赵松兄说到九十年代有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就是推选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十大小说家,结果茅盾跟巴金都落选了,但是有一个人上来了,就是金庸。金庸成为十大小说家之一。还有沈从文、张爱玲。很多人对张爱玲更熟,张爱玲出道的时候,最早发表小说的地方就是周瘦鹃办的杂志《紫罗兰》。她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就发表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面。当时大家都认为张爱玲是一个通俗小说作家,因为这个杂志就是一个通俗的杂志,或者是一个有鸳鸯蝴蝶派背景的杂志。但是你看张爱玲慢慢也被经典化了。我们再说金庸,特别是他去世之后,说到二十世纪中国的小说或者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叙事文学,金庸的小说,当然不是所有的,至少有一两部算得上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叙述文学中的经典之作。所以说我们今天阅读的很多的经典,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经典,一写出来就是经典。经典不是由自己来指认的,甚至不是由某一个批评家说了算。有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捧得很高,但是过了多少年之后,这个作品可能就寂寂无闻,大家都不知道了,因为书太多了,自从有了现代印刷术之后,印出来的书太多了。这么多书,不是想留下来就能够留下来,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因缘际会,使得经典能够经过时间的淘洗留存下来。特别是在今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阅读。注意,这个阅读不是指看书,是各种各样的阅读,包括看视频、看图像、看任何东西,都是阅读。特别是有了智能手机后,我们实际上每天花在阅读上的时间要比以前,比如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没有电脑的时候、没有互联网的时候,要多得多,因为我们买个东西也在阅读,也是在读东西,以往买东西就到店里面,那不叫阅读,直接就买了。然而阅读时间大大提升的同时带来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我们的阅读,首先是片段化的阅读,我们读的东西都是很碎片化的;其次,我们的阅读是浅阅读。现在有很多搞网络文学的网站,很红火,很多IP改成的电视剧特别多人看,这一类作品吸引了大量的人来阅读。我今天早上去买面包,卖面包的老阿姨,一边找钱一边在手机上看网络小说。这个阅读是什么?就是一种浅阅读。所以我们今天的阅读状况,一个是碎片化的阅读,我们读的东西都很碎,不成片段,很大一部分是获取信息的,我要知道什么,买什么东西,一个消息或者朋友圈里面刷一刷看看别人干吗啊,这些阅读花了很多时间,一不小心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但是你会觉得一无所得,比你以前看报纸还一无所得。另一个就是大量的浅阅读。

  罗岗:我们回到经典上来。刚才讲的是经典阅读,现在讲阅读经典。阅读经典的问题,第一是要完整的阅读,在阅读过程中,形成一个整体性,对阅读的东西有一个整体的感觉;第二,针对浅阅读而言,我们需要有难度的阅读,就是不那么轻松,你要动脑子。包括看电影,你也把它看成阅读的话,比如被电影史认为经典的作品。我们如果随波逐流,对自己没有要求,每天打发时间,刷手机是最快的,但如果我们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我觉得阅读经典是一种重要的途径。阅读经典,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我们今天普遍的阅读风尚的抵抗。特别是大学里面,我们华师大每年4月18日有一个校园活动日,主题就是读经典,一共进行了三年,第一年比较简单,叫中华文明经典,选了《论语》《史记》这些经典,第二次就是去年,搞了世界文学经典,各个语种,包括中国的,从《堂吉诃德》一直到鲁迅的《野草》。今年比较偏重科学与社会,比如钱穆的《国史大纲》,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还有数学史上很有名的一本书叫《从一到无穷大》,以及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这个活动我们想搞个五年甚至十年,形成一百本或者五十本经典。我想一个大学生除了学自己的专业,除了刷手机、上网之外,这五十本经典里面,不说他五十本都读,他能好好读二十本,对于他来讲就很有用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作为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人,你有没有读过《论语》,有没有读过《史记》,有没有读过《国史大纲》,有没有读过鲁迅,这其实已经不仅仅是自我素质提升的问题,阅读这些经典构成了你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最基础的东西。从这个角度说,阅读经典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赵松:对。大家看手机,每天花的时间很长,不管你干哪行,几乎一坐下来,吃个饭,点完菜都在看手机,像强迫症一样,好像无时无刻不在阅读的感觉。但是你会发现大家可以交流的东西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的信息都差不多,甚至一样的,没有什么可分享的。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当代症候,折射出的是很强烈的孤独感,却又无法表述……朋友圈可以晒各种东西,但唯独孤独最难晒。罗岗:我插一个例子。上个星期我们跟微软公司做了一个活动。微软有一个人工智能,叫微软小冰。它不是写诗,还出了一本诗集么?首席科学家是一个女科学家,姓宋,我们把那个宋老师请来,她说微软小冰最主要的功能并不是写诗,她现在把它开发成一个小程序,是一个聊天机器人。然后她说曾经有人跟微软小冰连续聊了19个小时,是连续,因为它有一个设定,半小时不说话就不算连续了。这就证明一个人很无聊、很孤独。也有人说我等公交车的时候是小冰陪伴着我。小冰是十七岁的女孩子,讲话也有一些设定,可能比较讨人喜欢。我就补充一下赵松兄说的例子。赵松:回到刚才罗岗老师的话题,浅阅读的问题。为什么阅读量大了会变成浅阅读?所谓浅阅读,我觉得不仅仅是你读的量大或者快慢的问题,还有一个体验方式、体验深度和强度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经典它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是它能跨越很长时间后,仍然能给你足够的阅读体验的强度。我们说当代人很多都很孤独、很乏味,能有一个聊得很有意思的朋友都很难。有时候大家都不愿意长时间聊天,一帮人拉一个群,很快就沉默了,都不说话了,要么就是聊八卦,转发东西。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现在的人是越来越不成群了,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出现了大量的“粉丝群”。昨天新闻说为了看自己偶像,粉丝们过于激动,把上海虹桥机场的浮梯玻璃墙给撞烂了……你会发现,当人越来越缺乏个体存在感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愿意成为粉丝,也会希望通过对某个闪光点的关注,让自己多少沾一点光芒或者得到一点存在感,觉得自己至少也会在有光的地方。当代人的存在感是非常非常弱的。传统社会的人通过丰富的家族关系,会有一个血缘关系的群体给你一个常规的认知环境。现在的家庭都很单一化,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至今,很多年过去之后,大家忽然发现年轻人几乎没什么亲戚了。另外,现在整个社会环境已经把人高度碎片化了,嵌在某一个点上很难动,基本上大家就是在谋生,拼命地谋生,谈不上其他东西,谈生活质量,更多的是物质上的改变,从精神上讲,人是越来越空虚和孤独的。这跟浅阅读当然也有很大关系,因为当代人常常是缺乏耐心的,因为他没有充足的时间用来可以浮想联翩,什么都不干,在那里随便瞎想。现代人很难瞎想,你刚想一会儿,手机会提示你很多东西,新闻啊,天气预报啊,朋友发来的微信啊,等等。罗岗:现在为什么叫注意力经济,要让我们把注意力关注到某一个点上是很难的,很值钱的。我们注意力在下降,原因很简单嘛,就比如说在一个没有什么影像的时代,像我们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出生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都是黑白的,很少有彩色的书,更不要说看到大量图像,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图像的敏感度肯定高很多,现在高清对你都没有什么刺激了。

  赵松:曾有个人写了篇文章,他是搞音乐的,他说现在可以到国外听现场演出啊,无论是瓦格纳,还是贝多芬,都是最好乐队、最好指挥,但是你若问我听过最感动的一场音乐会,我会说是在新疆建设兵团时,拿着收音机,听的一场贝多芬第九,那个星期我幸福得像个精神病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种环境下,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他听到来自遥远的世界的声音……音质是不是很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能够在他心中引发的共鸣有多么强烈。于是你就会发现,人这一辈子有一个最终极的问题,那就是不管你多么长寿,总会有尽头,在这个尽头到来之前,你的价值在哪里?并不是我比你多活一百岁就更有价值了,真正有价值的,是你曾经体验过什么样的生活,体验的强度是不是足够,体验的方式是不是够独特,这是区别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最关键的点。如果你的生活,活了如同没活,那么一定是因为你的经验和体验和别人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可说的。而如果你的体验是独特的,一定是有很多可说的东西,哪怕是曾经的一个点,甚至只是发生在几分钟以内的经历,或者读到某一句话,脑子里面像打了雷闪了电一样那么强烈,只有这样的才能称为“体验”。谈到经典,我觉得当你通过某种曲折的途径回到经典面前的时候,应该会有一种振聋发聩的东西出现的,这是经典具备的一种能量,否则你也不会再回到它面前。像《论语》这么古老的书,有一次,我看孔子和子路的对话,孔子刚赞扬完颜回,子路心里很不平衡,问孔子你要去打仗,你带谁啊?因为子路是一个武将,他想着你肯定要带我的。孔子就说,胆大到敢跟老虎搏斗,大河很深也敢下去,不知道怕的人,我是不会带他一块去的。打仗难道不应该勇敢吗?为什么知道怕的人才去打仗?因为知道怕的人才会谨慎,会做出周密的安排,不知道怕的人,胡乱冲上去一顿狂打,后果会很惨痛的。这个远隔两千多年的东西,在今天听起来仍然觉得很有意思。总的来说,我觉得阅读的目的,就是它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体验,能够让你如何拓宽想象与思想的空间。日常生活的最大问题是会让你的想象空间逐渐闭合,你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没有想象力了,你会发现你在年轻时候还很有想象力,还能很敏感捕捉到很多细微的东西,到三十岁以后就不敏感了。这既是经验的累积导致的,也是某种有惰性的自我保护的后果,你经过了很多事情,包括打击、挫折,你为了保护自己,就主动让自己麻木一些,其代价就是你没有那么敏感那么富有想象力了,你的世界变小了,没有你小时候那么大了。你小的时候世界很大,你可以想很多东西,你随便拿一个小东西可以玩很久,那个时候世界有多么广阔,你越长大世界越小,生活两点一线,每天周而复始做着相同的事情。这个时候,阅读是唯一有可能让人走出这种封闭状态的东西,因为你实在很难再找到一个人,教诲你帮你走出封闭的状态。这就是阅读的价值。在当代语境里,人是碎片化的存在,会逐渐被海量信息不断分割,不断撕扯,变成一个更微小的碎片的时候,要是能够重回到对经典的阅读语境里,尽力恢复一个独立个体的状态,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罗岗:最后还想补充一点。无论是阅读经典还是经典阅读,不能简单说我们是一种怀旧,好像我们往后看、往回看,觉得过去才是好,今天这个时代就不行了。经典是和经典的媒介化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来谈经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经典普及化了。刚才赵松兄提到的德国的马丁·路德,如果他用德语翻译的《圣经》,都是抄在羊皮书上面,是不可能推动所谓的宗教革命或者说推动整个欧洲进入,因为只有少数人能够看到这样的羊皮书。而他翻译《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想让每个教徒都可以面对《圣经》,这个《圣经》不再被修道院、被教师阶层垄断。要达到这个目的,语言上从拉丁文变成德文,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是要有印刷术,就是古藤堡革命。古藤堡革命就是印刷术革命,它使得印刷出来的《圣经》非常廉价,大家都买得起。我们中国以前也一样,有很多古书,有宋版的、明版的,藏在这个藏书楼那个藏书楼里,嘉业堂藏书楼、天一阁藏书楼。大家都读过余秋雨的《风雨天一阁》,里面就写到一个女的为了看天一阁的藏书,嫁进他们家。当年上海的石印技术引进之后,有一个美国学者也写了一本书叫《上海的古藤堡》。他就讲当时上海的申报馆引进石印技术以后,卖得最好的书不是现代的书,而是各种各样的古籍。石印就是翻拍,这就使很多人能够看到当年梦寐以求想看到的古书,各种各样的古书版本。以前是刻版印刷,后来是石印,印刷中心就从苏州向上海转移。这个例子也说明,经典的媒介化、大众化、普及化是很重要的工作,今天的互联网、智能手机时代也是一样的。比如诗歌,以前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寄来寄去的各种名刊,诗人自己喜欢搞在一起自娱自乐,其实没什么人读诗的。但是今天,互联网的时代,特别是智能手机,更具体讲就是微信、公众号,就不一样了。余秀华的诗是发表在《诗刊》上,在座的诸位有谁看《诗刊》?我是中文系教授,我都不看《诗刊》的。但是《诗刊》有微信公众号,阅读量也不是很大,但是它有一个我们叫病毒式的传播,她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那首诗一下子就被10万+,于秀华一下子成为出名的诗人。不仅有读睡,读首诗睡觉,还有好些诗歌的公众号,关注度非常高,点击率也非常高,现在又加上声音的时代,大量的明星在读诗。之前的外国诗只是翻译过来,现在还可以读原文诗歌,比如用西班牙语读聂鲁达的诗歌。各种各样的多媒体手段,使得诗歌在今天可能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它所获得的读者量要大得多,否则“读睡”不能赚钱了。“读睡”非常盈利的,我们有一次搞活动,就碰到“读睡”的一个高管,说他们的关注量大了以后,带来广告啊,所以才能够请到很多明星来给他们读诗,如果他们没有这么大影响,怎么可能请到明星来读诗?明星读诗也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品位。中央电视台的《朗读者》节目,里面绝大多数也是读诗,这就意味着互联网时代或者智能手机时代,确实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就是很多人变成了诗歌爱好者,每个人睡觉前都要读一首诗,不一定是用文字的形式,也可以用声音的形式。现在是一个诗人比较好的时光,但是也会有很多不适合阅读、不适合读出来的诗,不那么通俗易懂的诗,或者关注度不那么高的诗,可能也就被边缘化了。当然这是个双刃剑。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经典本身是有一个媒介化的过程,我特别不希望大家误会,认为我们谈经典就一定是往回看的,实际上每一个时代都可能再创造它的经典,只不过你可能不知道你参与在这个创作过程中。十年前,刘慈欣写《三体》的时候,不是经典,《三体》只是科幻这个类型小说的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当代文学基本上是不讨论科幻文学的。但是今天《三体》可能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二十一世纪——新世纪,或者用我们今天流行话叫新时代——代表中国的经典。就是如果你要局部说什么能够代表新时代的中国艺术,你举莫言的小说都未必。当然这里指的中国是指中国越来越强大,它的经济体量、世界影响力等等都在逐渐强大的情况下,你要找一个在思维想象和思想层面上对应的经典,只能找刘慈欣的《三体》,包括《流浪地球》这一类。你可能没办法找什么莫言啊,余华啊,甚至王安亿啊,他们的作品有它的别的价值,但是跟这个时代之间没有那么密切。所以科幻的兴起和这个时代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赵松:那次我参加一个论坛,有人就讲到一个很直观的信息。这两年中国不是在搞“走出去”嘛,把中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往外推。那天,纽约书展上现场,有中国作家的展位,刘慈欣是自己一个展位,关键是在刘慈欣那边排了很长的人在等着签售,而另一边展位前却几乎没有人,很直观。这个不是说你想宣传、引导就能够实现的。罗岗:在美国,很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主要是在学术型的出版社、大学出版社里面,比如余华,他的小说如果是在大学出版社翻译的,那完全是研究型阅读。当时葛浩文翻译《狼图腾》,《狼图腾》在我们这里不算是当代文学中很好的作品吧,只是一本畅销书,但是在美国,给企鹅公司出,做了很多删改,因为要符合美国读者的阅读口味。商业型出版和学术型翻译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路数,我们有时候搞错了,以为翻译成外文就行了,其实没那么简单。即使莫言得了诺贝尔奖,他在西方,比如说英语世界中的读者量不会很大。我举个例子,那次我们在海南大学开刘慈欣的会,准备开会的时候他还没得雨果奖,开会的时候就得奖了。与会的有一个北师大的教授,叫吴言——他自己也写科幻小说,也研究科幻小说,他就说刘慈欣一得奖,李克强总理就问科委,刘慈欣是怎么回事,怎么得奖了?好像一下子科幻文学就提到国家战略层面。科委也不知道,找吴言去汇报,因为吴言是搞科幻文学的嘛。以前科幻文学史很边缘化的,有点像在大学里面研究儿童文学,可能比儿童文学还更差一点,因为儿童文学面更广一点,有很多经典,但是科幻,特别是中国的科幻,少有什么经典。但是一下子,这些年来,中国作家收入排行榜第一名就是刘慈欣,他没什么新作品,就是老作品啊,版税收入两千多万。赵松:获了奖之后刘慈欣的日程就排得满满的,尤其《流浪地球》这个电影上映后,更是掀起了巨大波澜,实际上《流浪地球》原著是他十几年前的作品,而且这个电影剧本差不多是完全脱离了文本,只用了其中一点点内容。罗岗:《流浪地球》这个故事框架是最重要的,中间那些事情都没有了,叙述者也变了。赵松:很文学圈里的人,十年前有谁关注刘慈欣么?几乎没有,或者很少有。他们那天开会还说,五六年前想给他颁个奖都不知道颁什么,说怎么给他呢?分在哪个类里面?最后说设一个“类型小说奖”,在西湖办了一届,颁给刘慈欣。罗岗:回到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时代也在创造经典,我们这个时代也在创造经典,而且创造的方式往往是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不一定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说累积到这么多,一定会有一个经典的出现。这就涉及另外一个话题,特别是在西方,有一个经典之战。什么叫经典之战呢?美国,就是西方嘛,它有政治正确,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检讨西方的经典,发现他们读的经典,读的经典是欧洲的、白种的、死去的男人的,所谓欧白男,这意味着什么?非欧洲的不可以的,非白种人的不可以,活着的不行,女性的不可以,但凡是这样的都被淘汰了。译林出版社出过一本书,叫《西方正典》,作者是哈罗德·布鲁姆。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属于比较保守的,他是大学的教授,教英语文学。为什么要写这个《西方正典》?因为有了政治正确之后,不断地增加各种各样的非西方的、女人的、活着的人的东西,特别是非西方的经典的大量进入。就是你读经典不能只读西方经典,你要读非西方经典。各种各样颜色的人来了之后,白种人就有一种焦虑,数量上的焦虑,觉得你们人越来越多,比如穆斯林来了以后,他们不计划生育,生娃生得很厉害。所以写《文明的冲突》的亨廷顿写了一本书,他说我们是谁,我们就是指的白种人,因为在美国混杂的社会,白种人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移民越来越多,移民来了之后生娃越来越多,而且移民中很多人也很爱读书,很爱读书的意思就是有上升空间,不只是做低等的活,如果只是干低等的活,白种人不会焦虑的。在大学里面,各种各样颜色的人也越来越多,哈罗德·布鲁姆的忧虑也是一样的,如果那么多非西方的东西变成我们的经典之后,我们西方人的认同怎么建立起来?本来我们西方人的认同是建立在对英语文学和哲学的经典阅读上,所以他才要写《西方正典》。这个例子就说明,经典本身是可以重新来讨论的。主持人:针对碎片化阅读、轻阅读,阅读经典可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我们的确需要做出反拨,加以制衡,阅读经典也是体验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方式。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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