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向世界》读后感摘抄

　　《背向世界》是一本由[德]托马斯·梅勒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90，页数：3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背向世界》精选点评：

　　●躁郁症患者的自传

　　●躁郁症自传，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就是这个病了！

　　●“我並沒有生病，中止藥物只是需要前後一致，那些藥物使我無聊和發胖，它們壓抑我，使我愚蠢，我看到真正得到解脫的唯一因素，就是消逝的時間”

　　●好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的情绪 顺便不断摧毁又重建的人生 真实到可怕 有些细节奇怪但放在双相障碍的滤镜下简直形容不能更贴切 莫大的勇气去重述一路历程

　　●郁躁症患者的心理状态 必然的混乱 所以没有看完 “这本敬献给这类不可能的事情，和一种可以立刻收回的爱。”

　　●如果你想创造出精神异常的文字，无非表现出听觉，视觉，想象的超然，例如思维跃迁，主题拼凑凌乱，牛鬼蛇神的元素，放大夸张的感官体验，扭曲诡异的形象，表现形式就是用断句，超长句，无标点，屡试不爽。根据作者的自我剖析，病因情感过剩，就像癌细胞的不断增生一样，狂躁体现在对溢出情感的发泄，而抑郁就是发泄后虚脱无力脑神经的休克。究其原因还是生理上的调节出错，无论是遗传导致，还是后天出现病症，而触发形式就是外在环境或自己。他的情况属于遗传基因被童年时代阴影所激发，于是他入院服药，以阻断信息高速活跃于脑中，以期平静舒缓的思绪。 这本自传是对他几次患病的记录，但我怀疑并非“如实”记载，因为患病期间的记忆是混乱有断片的，缺乏紧密逻辑和条理，所以小说估计是记忆碎片的拼凑，但依旧不失真实，不知道能否引起双相患者的共鸣

　　●有一些蛮出彩的段落，但是总体来讲并不吸引人，反而有些琐碎和云里雾里的，和我的期望不是很符合吧。

　　●“我痊愈了，可我依然是病人。”

　　●敢问这是什么翻译？！对，只有两星就是因为翻得艰涩难懂。生气。

　　●我的疾病夺走了我的故乡，现在我的疾病就是我的故乡。我完蛋了？不，我没有

　　《背向世界》读后感(一)：快速翻阅，生怕产生共鸣

　　如果不是分裂症，那他一定极富有想象力，对双相也有深入透彻的认知。如果你想创造出精神异常的文字，无非表现出听觉，视觉，想象的超然，例如思维跃迁，主题拼凑凌乱，牛鬼蛇神的元素，放大夸张的感官体验，扭曲诡异的形象，表现形式就是用断句，超长句，无标点，屡试不爽。

　　根据作者的自我剖析，双相情感障碍源于情感过剩，就像癌细胞的不断增生一样，狂躁体现在对溢出情感的发泄，而抑郁就是发泄后虚脱无力脑神经的休克。究其原因还是生理上的调节出错，无论是遗传导致，还是后天出现病症，而触发形式就是外在环境或自己。他的情况属于遗传基因被童年时代阴影所激发，于是他入院服药，以阻断信息高速活跃于脑中，以期平静舒缓的思绪。

　　这本自传是对他几次患病的记录，但我怀疑并非“如实”记载，因为患病期间的记忆是混乱有断片的，缺乏紧密逻辑和条理，所以小说估计是记忆碎片的拼凑，但依旧不失真实，不知道能否引起双相患者的共鸣。

　　《背向世界》读后感(二)：希望500个标记想读的人放弃猎奇消遣，尊重病人和病人的差别，严肃看待这本书

　　在国内对精神疾病妖魔化/浪漫化的状况下，当“自传”和“抑郁症/躁郁症”两个词相组合，大家就立马被挑起欲望，开始找嗨点：刺激或共鸣，我也一样。

　　所以当我抢了男友这本书，急忙拆开看前40页之后，心烦意乱，连喝两杯冰奶茶，又补了作者简介，才冷静下来想清楚怎么回事。

　　这是一本患躁郁症作家的自传，文字是能附着作者情绪的，何况这种精神疾病时期的不稳定状态（本作者还有幻想症状）这种情绪会诚实地传达给读者，因此同样躁郁症的我看这本书，相当于再吸收一遍混乱的折磨，不过情绪传染的问题容易解决，两杯冰奶茶下肚就能让我冷静下来。

　　我困扰的是，为什么作为一个同样躁郁症患者的我，也不能严肃对待这个疾病和疾病带来的一切？

　　放弃寻找共鸣、放弃娱乐化消遣、重新审视精神类疾病，尊重人和人的差别。这是首先要做的，这本书不是“精神疾病患者的独白”，而是一个个体的真实生活记录。这本书在德国评价很高也一定是因为：“肯定我们自己的严肃作家，严肃看待他的生活，包括他的精神疾病。”——一切建立在尊重之上。

　　作者算是同类患者中的极少数/幸运儿：他生于1975年，大学读文学和哲学，患躁郁症之前已是作家，躁郁症后的他，几乎都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沉浸在艺术和幻想中，生活的不堪在书里被出卖被反映，被转换成美丽，在思索和抗争中，得以战胜。

　　于是他像一个年老的人，将人生娓娓道来，生命最初的努力和热情、精神疾病的到来、自杀的尝试，懊悔和和解，治疗和拯救。

　　在他看来，患躁郁症的人过着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抑郁症的生活，狂躁症的生活，正常人的生活。

　　“我疲惫不堪地重新鼓起勇气，积聚起新的力量，是出于一种反抗，对自己命运的反抗，出于存在的固执：我倒是想看看是不是像我这样的人就没有生存的权利了。”

　　“我的疾病夺走了我的故乡，现在我的疾病就是我的故乡”

　　“我完蛋了，我没有”

　　在第二次发病的时候，作者靠过量服药尝试自杀，被催吐洗胃后住进监护病房，又想从窗户上跳下去——这一套流程和我一模一样。

　　精神疾病患者之间共性多吗？多

　　精神疾病患者之间差异大吗？大

　　比任何其他疾病患者之间的差异都大。

　　人有渴求快效药的心理，但可惜在精神疾病上没有快效药，他人经验能帮助我们的有限，我们真正应该探究的是，在漫长的疾病折磨中，这些赢了的人，力量从哪来？

　　作者给了我们参考答案。

　　《背向世界》读后感(三)：转：一个“疯子”如何讲述自己？ 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48期 （作者：孙若茜）

　　托马斯·梅勒和他的《背向世界》

　　一年半，两年，两年半，托马斯·梅勒（Thomas Melle）一共发病三次，每次时间不等，双向情感障碍偷走了他六年时间。最后一次发病时，他35岁，可是他说自己的身体是53岁。疾病加快了身体的损耗，药物的副作用使他发胖、脱发。但药物治疗终归救了他的命，他已经八九年没有再发病了。在清醒的状态下，这位德国作家把发病时的自己完完整整地写入了小说《背向世界》。

　　托马斯·梅勒所患的精神疾病，就是躁郁症。在临床领域以及越来越多的日常应用中，它以“双向情感障碍”命名并划分出类型。他得的是双相I型，躁郁症中最严重的一种，无论是躁狂症还是抑郁症，都特征完整地在他身上交替进行，且病程漫长，往往要持续一年到一年半。躁狂症越是强烈，抑郁症就越是顽强。

　　“发病的时候，我会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把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全部毁掉。”梅勒曾在接受《明镜》周刊的采访时这样说。躁狂症让人满怀巨大的活力，智力上异想天开，情感上大起大落，性行为放荡不羁，喜欢极大的浪费，失去的自制力使人易怒。在躁狂期，他一大早就开始酗酒，想尽办法挥霍钱财，而后负债累累，他在城市里狂奔，对人大打出手。“这就好比是一个脑子烧坏了的小丑在满世界疯跑，四处闯祸。”

　　严重的是，他还伴有幻觉——和麦当娜做爱，把红酒泼到毕加索的身上，在麦当劳遇到正啃着一个巨无霸的伯恩哈德。1999年，他第一次发病，他形容那些幻觉建立在一种滥俗的、妄想式的弥赛亚情节之上，他觉得整个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在向他涌来，他能从所有的文字作品、歌曲和文献资料中发现各种蛛丝马迹，它们都在暗示他，有一个人将在世纪之交出现，世界的本质会在他身上得以体现，而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世界高速地断裂并重组成未知的样子，处在躁狂期，他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躁狂过后必将迎来抑郁。他不得不走向躁狂的反面，变得失望、麻木、冷漠、绝望，任凭世界上的一切都丧失意义，时间被抽走，人处在一切空间之外和世界断了联系。以自杀结束抑郁症的人，并不鲜见，梅勒就曾试图自杀过两次。

　　他用“房间里的大象”形容过自己的疾病和周围的人对待它的态度——你不可能视而不见，然而谁也不会去谈论它。他说自己并没有因为躁郁症受到过严重的歧视，或许是因为得病前他已经是一位知名作家。他写作戏剧、小说，关注边缘人的生存状态，作品不止一次入围德国图书奖，并揽获过诸多文学奖项。但是他知道，在德国，人们对精神疾病是存有偏见的。

　　即便如此，他还是写了一本自传体小说来讲述自己被疾病缠身的过程。“一个疯子该如何讲述自己？”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然后以一种“观看舞台上的自己表演自己”的姿态和能够接近疾病本身的疯狂及残酷的语言，暴露他曾经的糟糕、狼狈乃至幻觉，公开给自己打上躁郁症的烙印。“天啊，现在全世界都要知道我是一个精神病了！”刚写完，他也有点儿担忧。但他非常希望将那些击碎他生活的东西以一种固定的形式存在下来，让他能更加理解自己。“那一行行文字犹如祈祷。”

　　幸运的是，《背向世界》真的就像为他建立了一道防火墙，使他至今免于复发。

　　前不久，托马斯·梅勒作为德国当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应邀参加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30周年的庆祝活动，本刊对他进行了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我们因为这本自传体小说聊到你的病情，你会介意吗？

　　托马斯·梅勒：在写这本书之前，我确实会对此感到介意。但是写这本书就像是一个释放身心的过程，现在我已经可以谈论这些了。当然，如果像治疗师那样的提问，我可能还是会介意，有些问题还是感到忌讳。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写作是一个释放身心的过程。对病情的回忆，不会让你再次陷入痛苦吗？怎么避开那种“危险”，找到一个适合的叙述方式？

　　托马斯·梅勒：你说得有一定道理。我都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写作的，每次都在我的病过去几年之后，不是发病之后马上就写，所以还是有一定距离感的。每次回忆过去时，我都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演员，那种感觉就像是观看自己在舞台上扮演自己，我试图用一个外人的眼光把自己稍微剥离开，看那个“我”是谁。自己和角色之间是有距离的，因此就像是在内心建立起一个保护层，不会完全陷入到过去的情绪当中。我努力找到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式描述。对我来说，写作等于给过去的情感找到了一种载体，把它固定在这种书面的形式上很重要。如果不用文字记录，对我的病反而没有好处。

　　三联生活周刊：依靠回忆的写作可靠吗？毕竟生病时不只有情绪的波动、疯狂的行为，还有幻觉。

　　托马斯·梅勒：这种病其实是很有哲理性的，其中有很多問题是辩证的。在德语里有两个词，一个是真实，一个是真理。在我度过了躁狂期，回顾它的时候，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在那段时间曾有过些什么乱七八糟想法、说过些什么话、经历了什么，以及哪些东西是扭曲的。当时的想法是真实的，做过的事情也是真的，但犯病的时候我并不清醒，不能区分事情的真假。你说得很对，我怎么能保证回忆里有多少东西是真实的，多少不是呢？

　　三联生活周刊：书里有夸张和杜撰的成分吗？或者相反，有没有刻意地节制？

　　托马斯·梅勒：我所写的事情都是我经历过的，都是真实的。但是人在回忆自己的时候难免会稍微有些杜撰的成分，即便正常人也是如此。我在清醒的时候，特别想了解自己的病，所以看了很多医学方面的书，做了很多调查，希望能用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来写作。既然是在描述一种疾病，我就倾向于描述它真实的样子。这不是在写其他人，所以我觉得也不需要有所压抑。

　　三联生活周刊：能不能描述一下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托马斯·梅勒：首先就是很舒服。通过叙述这个疾病我找到了一种表达它的形式。就像是面对一条巨龙，它很凶，但当我知道如何把它画下来，就找到了一个跟它交流的方式。所以感觉很好，终于有一个形式可以将这个内容固定下来了。

　　写作其实是有个过程的，刚开始时，我经常不太确定自己到底在干什么。写完之后，虽然已经写完了，但当时心里还是有点担忧的，心想，天啊，现在全世界都要知道我是一个精神病了，我给自己打上了一个这样的烙印。不知道在中国怎么样，在德国，人们对精神病患者还是有偏见的。

　　直到书真正出版，得到了读者的反馈，我才突然觉得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以后不想再写关于这个话题的东西了，想要稍微拉开一点距离。自从我的书翻译成了各种语言，我到世界各个国家，人们都要和我谈论这个，这让我经常感觉，天呐，又来了！

我知道有这样的偏见存在，要么天才，要么瘋狂，或者天才一定疯狂，有人在这两个概念之间跳跃得特别快。

　　三联生活周刊：你亲身感受到了那些偏见，或者说遭遇过歧视吗？

　　托马斯·梅勒：其实我并没有太受到什么歧视，因为发病之前我已经是个有些名气的作家了，这本书只不过让我成了更有名的作家。我周围的很多朋友不太理解，怎么生病了的人反而成了知名作家。

　　我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双向情感障碍的人，在德国，很多人不愿意正视自己的病情。我一共发病三次，第二次的时候才开始正视它，接受自己有这种病，并且认识到这种病可能会伴随我的一生，我得面对，但这其实很难。当然，我现在很好，八九年以来我都没有犯过病了。写作这本书就像是建立了一个防火墙，帮我把病挡住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得到的读者反馈是什么样的？

　　托马斯·梅勒：特别好。从文学写作的角度，我获了很多奖，得到了很多业内人士的称赞。在普通读者中，我遇到了很多对我的作品感同身受的人，他们或多或少地也受到躁郁症困扰，很多人给我写信，说自己特别感动。收到的信太多了，我当时简直有点儿慌了，因为没办法全部回复。

　　三联生活周刊：生病对你的写作而言，除了提供素材之外，还带来了其他什么吗？

　　托马斯·梅勒：从素材来讲，确实是这样。事情发生了，就在那，我拿来就行。另外一方面，生病之后我看很多事情的角度不太一样了，如果说以前看得比较正，那现在就比较歪，更容易发现别人看不到的非正常的一面。换句话说，对于非正常的东西，我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比如呢？

　　托马斯·梅勒：比如说，以前我也是读经典长大的，像福楼拜这样的人的名著。写作也受到经典的影响。但是自从生病，我开始不再害怕使用非经典的叙述方式，不再喜欢循规蹈矩，而是使用比较直接甚至有点儿粗糙的语言，不惧怕写得疯狂。过去不会用的语言风格，我现在都敢写了。

　　生病之后，我的写作也有了一些哲学性。以前，写作基于的东西是稳定的，但是生过病之后，看到任何事都在分辨“是”还是“不是”，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无法笃定，都不是自然而然的。这使我的写作变得辩证。

　　这种病渗透到我生活的各个方面，让生活改变了很多。所以，现在能有一个病情稳定期，让我很高兴，也很感谢。尽管发病时的状况一塌糊涂，但是病后能重新收拾自己打起精神，再次进入写作，这个反复的过程就像在不断增加我的抵抗力。

　　三联生活周刊：人们似乎总觉得艺术和疯狂之间有一些必然的联系，你怎么看？

　　托马斯·梅勒：我知道有这样的偏见存在，要么天才，要么疯狂，或者天才一定疯狂，有人在这两个概念之间跳跃得特别快。但我并不很认同这个看法，放在我自己身上，我并不觉得如此。

　　三联生活周刊：你现在的创作中关注什么话题？

　　托马斯·梅勒：这本书写完之后，我写了各种各样的话题戏剧，比如在寄宿学校被虐待的年轻人、有点儿心理疾病的教师形象、房地产市场的风云等等。现在正准备写一个关于性的长篇小说，我希望用一种很传统的写作方式，而不是写一些疯狂、杂乱的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生病之后，你的阅读趣味改变了吗？

　　托马斯·梅勒：以前我会去读一些很深沉的书。如果用色彩来说，是深蓝色的。但我现在喜欢读一些浅蓝色的，色彩明亮、轻松愉快点儿的。那些经典的，比如说福楼拜的书，也觉得可以再重读。

　　三联生活周刊：什么书让你再也不想去读了？

　　托马斯·梅勒：伯恩哈德，我以前觉得这个人很棒，现在觉得很单一，不想看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出现幻觉的时候，还遇见过他？

　　托马斯·梅勒：对，在麦当劳。那是幻觉。

　　《背向世界》读后感(四)：转自界面新闻：从神经衰弱到“富贵病”：我们是如何误会精神疾病的？（作者：田佳惠）

　　“如今谁患上抑郁症，谁就会遭人侧目，”在小说《背向世界》出版后，德国作家托马斯·梅勒（Thomas Melle）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到。他本人是一位躁郁症患者，这种精神疾病又被称为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患者时而陷入沉重的抑郁，时而感到强烈的欢欣，大悲大喜交换更替。梅勒在这本自传性作品中形容陷入抑郁的自己“像一堆灰烬那样躺在那里，不知道去哪儿”，而处于躁狂阶段时则感觉时间在奔跑，“像吸食过大麻一样恍恍惚惚地穿越大街小巷，只要我不集中注意力的话，混凝土似乎就在我的脚下塌陷……努力，浪费，疲惫，麻痹——然后爆炸，”在这之后，“又重新充满了恐慌、愤怒和罪责。”

德国作家托马斯·梅勒（Thomas Melle）

　　近年来，以抑郁症和躁郁症为代表的精神疾病往往以非常惨烈的形式进入公众视线，比如2018年5月在香港跑马地跳楼自杀的歌手卢凯彤。她曾患躁郁症并一度隐退，当病情好转时，她成为了精神与情绪健康议题的倡议者，并将自己在患病期间所作的画纹在身上，唱起“将躁郁滋味文上右臂，不掩盖我的传奇”，以此鼓励公众深入了解精神疾病。令人遗憾的是，她最终仍无法逃脱躁郁情绪的困扰而选择自杀。

　　梅勒曾著有小说《病人》（Sickster）和《肿瘤》（Raumforderung）等作品，他的诸多作品总是贯穿着人格分身、另一个“我”的主题。比如在小说《病人》中，主人公、记者马格努斯就患有躁狂症，《3000欧元》里无家可归、债台高筑的法学院高材生安东也是在一次躁狂发作时跳楼身亡的，但梅勒在书里并没有将之点破，“我想给这个人物保留一些尊严，”他说。但在《背向世界》中，梅勒并没有给自己“保留尊严”，而是和盘托出并详细描写了他深陷躁郁症的三次挣扎。如果是精神疾病是“房间里的大象”的话，那么梅勒面临的就是最凶猛的那只大象——他患的是双相I型躁郁症，抑郁症中至少有10%的患者可出现躁狂发作，而双相I型是躁郁症中最严重的一种亚型，躁狂期和抑郁期都特别漫长。“我是属于使用年卡的那些人中的一个，当我滑倒在地或者在高空飞翔，那就需要很长时间，”梅勒说，“发病的时候我会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把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全都毁掉。”

　　《背向世界》犹如一部躁郁症编年史、一部个人陈述病历，在2016年曾获德国图书奖。德国文艺评论家大卫·胡根迪克（David Hugendick）在为此书撰写的书评中写道，“它讲述了人类本有的脆弱，讲述了一个人怎样变成行尸走肉，讲述了稍纵即逝的幸福和经久不息的痛苦。”在这部不可思议的剖白书中，梅勒对他的躁郁状态极尽描摹，“我写的全都是我的真实经历。”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故意渲染疯狂，包括那些在柏林Berghain夜店遇到毕加索、和麦当娜上床的情节。他也承认，虽然这本书是他对于自己病因的一次探究，但“同时我也很清楚不可能彻底搞明白”，关于躁郁症发作，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那个人凭空变成疯子，彻彻底底变成疯子，而且要比电影里和书本上显示的更清楚、更真实、更难堪，犹如一个对着市内交通车辆谩骂的独眼流浪汉那样丧失理智，变得愚蠢、痴呆，令人毛骨悚然”。

《背向世界》[德]托马斯·梅勒 著 沈锡良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10

　　在今天，中国的精神疾病的罹患率和就诊率都在上升，但公众对于精神疾病的感知仍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认为躁郁症患者是天才，或认为这类疾病只是人的性格过分“内向”和多虑而已，而非某种实质性的病症。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之下，精神疾病患者将社会描述内化，否认自己的情绪疾病，直到身体出现长时间的、未知的疼痛时，才敢“名正言顺”地前去就医。而此时，神经衰弱又成为了医院对于这种表征的最常见诊断，一来因为神经衰弱是社会更容易理解和包容的一种常见疾病，二来是受中国先前精神疾病诊治的历史影响，使得抑郁症等需要具体问题都被含混地扔进了神经衰弱这个万能的筐里，不仅耽误了患者的正常医治，也使得精神疾病的议题被不断遮蔽，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社会对于这类问题的恐慌、误解或污名化。

　　天才还是内向：我们是如何误会精神疾病的？

　　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往往容易陷入两个误区，其中之一是认为患躁郁症的人普遍都是天才。冰岛人类遗传学研究与分析公司“解码基因”（deCODE genetics）研究发现，相较于普通人，具有创造力的人携带精神疾病基因的几率要高出25%。另外，在躁狂期时内，躁郁症患者常常表现出敏捷的思维和丰富的灵感，甚至能够创作出出色的作品。有人曾搬出伍尔芙、梵高、玛丽莲·梦露、丘吉尔等等名人，拿来做躁郁症的荣誉病友，久而久之，这种疾病也被误会成了所谓“天才病”。但梅勒认为，此种说法不过是写作者对躁郁症患者的想象和扭曲，“在文学里人们总是习惯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阐释符号的涵义，用无穷无尽的歧义去填补和予以丰富。”而实际上，作为疾病的亲历者，他说自己“在抑郁期什么也干不了，在躁狂期又神志不清”。

　　另一个关于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误区，似乎更为常见。人们倾向于认为，精神疾病只是源于当事人“想得太多”、“心理脆弱”、“太过矫情”等心理问题，可归因于某些人过于内向或顽固，所以他们只要努力外向和开朗一些，不要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一切就会好起来——而这些由于不了解或误会而引起的猜测，正是今天的精神科医生极力建议病患家属避免的表达方式。所有这些臆断和误解对患者而言可能是灾难性的，最终将影响他们向医院寻求帮助的意愿，甚至选择压制自己关于精神疾病的表达。

　　作为1949年以来第一个在中国进行精神医学研究的美国学者，阿瑟·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在《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一书中阐述了中国人的精神疾病在医学意义上很少获得私人表达和公开讨论的原因。他说，中国人认为社会关系的和谐的价值，要高于潜在的、破坏性的以及自我中心的内在精神体验的表达，而且“对于在家庭范围外公开口头表达个人苦痛持强烈的负评价”，对精神苦痛或疾病的言说会普遍被视作尴尬可耻的行为。

美国学者，阿瑟·凯博文（Arthur Kleinman）

　　正因如此，无法被表达的抑郁情感不断受到压制与排斥，抑郁的“躯体化”在此过程中便逐渐浮现了出来，反映成为身体器官的种种不适，如神经性头痛、肢体疼痛、背部疼痛和胃肠道不适等。“躯体化”为这些无法表达精神疾病或根本不自知精神状况的患者们指引了另一条路，即借由切实的疼痛求医问药，把精神问题当做具体的器质性疾病看待或治疗。正如凯博文观察到的那样，正是由于躯体化的症状是被广泛认可的、是可以被勇敢表达的，所以，“它既带有文化含义，也具有社会效用……躯体化的抑郁或愤怒就像悲伤或愤怒的感觉一样都是真实的。”

　　在此背景下，当时的医疗诊断中出现了大量的神经衰弱病例。这并非一个陌生词汇，但到底什么才是神经衰弱？凯博文在当时以为，中国的医学和精神病学教科书中关于神经衰弱的篇幅非常有限，医学界人士和相关专家在解释其病理学上的意义时，也表现得犹豫不决，这都显示出：神经衰弱作为一种生物医学疾病的地位是不确定的，而且正处于变迁之中。

　　“神经衰弱”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在西方和日本的精神疾病的治疗中，神经衰弱这个诊断已经是个老古董了。这个常见于19世纪末的诊断，曾带有明显的阶级属性，是浪漫诗人和脑力劳动者的特权病种。彼时涂尔干曾以一种略显讽刺的口吻说：“今天的神经衰弱与其说是一种弱点，不如说是一种区隔的标志。在我们这个为知识着迷的优雅社会中，精神紧张的人们几乎成了一种高贵。”而在上世纪中叶的中国，神经衰弱几乎成了一种流行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医学界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之下引进了前苏联的医学体系。苏联的诊断系统不同于西方医学体系，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向全体公民承诺从摇篮到坟墓享受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苏联的医疗系统以简单廉价的强制体检、强制接种等手段，主导了公民的医治与治疗，以节省医疗开支，而对精神疾病往往无能为力。在之后的大跃进期间，中国又制定了精神卫生工作的“五年计划”，制定了“积极防治，就地管理，重点收容，开放治疗”的工作原则，提倡一种非常快速有效的诊断和解决方式。其结果就是，许多完全不同的精神病患都被贴上了神经衰弱的标签。作为一种非主流的西方精神疾病定义，神经衰弱会外化为躯体的不适，比较易于量化解决。医院试图通过体力劳动、谈话治疗以及“大众政治技术”来治疗这一病症，使其变得可控、可“消灭”。据暨南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深圳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曾思琳、郭毅在《神经衰弱的昨天、今天及明天》一文中的统计数据，整个上世纪50-60年代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患者占神经精神科门诊总数的60%左右，占内科患者的20%左右。

　　凯博文在湖南长沙的湘雅医院精神科门诊中发现，神经衰弱是这里最常见的诊断，其中湘雅第二附属医院的精神科门诊接待了361名病人，有三分之一被诊断为神经衰弱。他将100例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中国病例根据DSM-III标准进行重新诊断，其中有87例可诊断为抑郁症，有69例可诊断为焦虑症，而被诊断为躯体障碍的有25例。

　　他认为，如果把神经衰弱转化为一种躯体疾病，就不会产生令人尴尬的有关道德过错和社会污名的问题，“华人文化圈中对神经衰弱的使用，是把它当作一个幌子来遮蔽精神疾病、心理以及社会问题……身体问题具有社会标记，而心理问题没有。”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钟友彬把神经衰弱称为一个“垃圾筐似的诊断”，几乎可以作为中国现代精神疾病治疗的一个缩影：隐晦、躯体化、在现代医疗全面介入前长期存在。在中国，中医对于神经衰弱诊断率居高不下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传统中医把神经衰弱看作是由有害因素导致的“气”的衰减，导致五脏系统的功能发生变化，深究下去就可能发现肝肾阴虚、心肾不调、心脾虚弱、肝气郁积等问题。

　　随着精神疾病的分类日益精细，原本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许多病例都被重新定义为焦虑症、抑郁症或躁郁症等，在获得了名字的同时也有更大几率获得正确的看待和治疗。我们正迎来现代医学的专业化和细分化。梅勒在《背向世界》中谈到了自己患病和十几次入院治疗的经历，相比于“双相”这个词，他更喜欢用“躁郁”形容自己的问题，因为前者是“排斥其他概念的那些概念中的一个”，这是为了摆脱“歧视性”的元素而命名的，像是“被伪装起来的委婉语，他们运用重新命名的方式拔掉了它们对象上的硬刺”，甚至将会“抑制这种概念的真正的灾难性含义”，把这种不幸乔装打扮为对于消费者友好的“专业术语”。

　　对精神疾病的分类和正视，无疑是医学专业化的尝试中的重要一笔，凯博文认为，如何在中国的场景下修正专业化，以使这里提出的问题得到有效的关照才是最重要的，而“在多数社会中（包括美国和中国），只有通过医学化才能对问题进行有效的干预。”他写到，“否则，对这些问题进行社会性表述的话，就会对政治系统产生威胁，从而导致这些问题不能直接表达出来。”有效应对精神疾病，正确的诊断应该是它的起点，而完成这样的专业诊断，需要的是患者对自己情绪和心理状态的坦白表达，这样的表达也反过来促成了一个足够包容与理解的社会环境——精神疾病是一种以行为和心理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功能紊乱疾病，需要专业的医疗介入和治疗应对，更需要一个长时间培养的对精神疾病的高度共识，给精神疾病患者更大的伸展度，以此给予他们重新进入正常生活的可能。虽然梅勒在书中写到，“个人几乎不可能想象自己过一种比躁郁症的生活更被羞耻占据的生活，”，但在生活出现转机之时，他也表述了自己重新面对这个世界的决心——“虽然出了点事，但我并不把它视为是一件可能会重复发生的大事。毕竟我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现在可以布置共同的居所，继续自己的学业，盼望着一个或许很美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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