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尊严读后感精选

　　《企业家的尊严》是一本由[美]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108.00，页数：2018-1-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企业家的尊严》精选点评：

　　●好书，可惜找不到其余几册。共产主义破产之后，又倒退到重商主义，真是个怪诞的世界

　　●鉴于经济学实证主义的蠢货太多，本书的洞见值得给出五星。

　　●不创新的称不上企业家

　　●非常好 把左右两派反市场和创新的装13知识分子骂的狗血喷头

　　●这本书的核心理念是企图抛弃经济学家们依赖的数据或者说科学工具，来解释世界为什么会繁荣，在作者的观点来看，物质上的逻辑并不能解释，而对企业家精神的尊重和给予他们自由，才是一切的肇始，这种论证其实已经不是和经济学争辩了，是在讨论哲学问题。知道这个核心概念，这本书也就基本上读完了

　　●观念和修辞改变世界。然而，企业家获得地位的根本原因，是他们让人类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为什么企业家阶层和现代世界不发源于中国？是否又可以归结到国民性里缺乏积极、探索、扩张的特质呢？

　　●经济的增长的根本驱动原因来自企业家的创新，高尚的道德，经济游戏应是一种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水准影响着历史进程，首先是一种思想的革命

　　●读完，感觉还好。略微啰嗦

　　●可以。

　　●正谬互见。

　　《企业家的尊严》读后感(一)：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在作者看来，原因之一也是展示了企业家的尊严

　　现代世界起源于17-19世纪的经济浪潮，关于这一点人们大致都同意，但如果进一步追问，经济浪潮又起源于什么呢？或者换而言之，包括卡尔·马克思等政治经济学家都关注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何以比此前任何时候都强大？历史上，经济学提出过诸多解释，比如原始资本积累、交通重组、贪婪或新教伦理的兴起、地理或自然因素、增加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等等。而麦克洛斯基在《企业家的尊严》一书中提供了另一种观点。更确切地说，他不赞同这些因素是根本性的，原因是它们要么不是17世纪之后才出现，要么不是西欧社会所独具。

　　按照麦克洛斯基本人的观点，根本因素是观念的改变。正如书名《企业家的尊严》所言，他认为人们改变观念，重估企业家这一群体的价值和位置，而不再贬低或敌视他们，让其得到尊重，就可能实现经济繁荣。相反，如果企业家被否定，经济一般就难以发展，创新亦无从谈起。而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在他看来原因之一，也是展示了企业家的尊严。需要指出的是，尊严只指这一职业在观念上被肯定，与他们职业外的个人伦理道德无关。新京报书评周刊-2018年6月30日-年中书选

　　《企业家的尊严》读后感(二)：作为奥派的自由主义

　　没有万能的经济学，正如胡适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制度。

　　去年写过一篇公共领域的冒险和颠覆式创新，从混沌大学讲熊彼特和张维迎谈到阿伦特和塔勒布，接触去中心化和货币的非国家化才了解很早就被人推荐过的通往奴役之路，然后奥地利学派的阅读版图便一发不可收拾，米塞斯的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心态等，一个比较精辟的比喻是凯恩斯是感冒了必须吃药哈耶克则主张自愈相信自身的免疫力，自由市场从未失灵，生态系统具备反脆弱性，丁香医生和阵雨等科普提过病毒引起的流感和普通感冒不同，一个地区的发展也都想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以自由的角度来看待是一个基本共识，芝加哥学派的弥尔顿弗里德曼写的自由选择以及电视辩论纪录片影响很大，货币学派和保守主义一脉相承，后来有分为淡水咸水派不甚了解，张五常和薛兆丰之类只能说片面可取，关于知识产权还是开源哲学能够说服我。

　　微博上长期关注香港的谭叔、朱海就、空空追梦、风灵、熊越、阳子居等人，微信也有好些个奥地利经济学评论以及一课经济学和齐亮说、观点不重要、吴主任等，右派的尊重个体和私产伦理才能孵化创新，逻辑一致不至于嘴上说主义屁股谈生意和骑墙派，也不会存在卢梭的强制自由，你要解放全人类就得以身作则裸捐或公开财产，鼓吹正义也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有利益背书的言论一般都不值得信任，这样也更能批判性看连岳、煮肘等伪自由主义了。

　　像我这样码字也算是一种内容创业，权利必然对应着义务，不敢担当责任的不值得尊重，从洛克到诺奇克的自由主义并未消亡，另外说一句现在的新自由主义其实是精英主义，我倡导的则是自愿自由主义或者回到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

　　一切落脚点都在于人的行动，用设计助推而不是计划干预，分析动机以人为本，自我实现主观价值。

　　《企业家的尊严》读后感(三)：3星|《企业家的尊严》：企业家得到的尊重和自由导致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学术范，但逻辑非常不严谨

　　英文原版写于2010年，作者逐个批判了当时可见的英国工业革命起因的学说，认为都不对，作者认为因此剩下的解释（企业家得到的尊重和自由）就是对的。作者说明白这个逻辑有漏洞。

　　纸书有700多页，最后15%是注释，每一章节后面都有一些注释。去掉注释后依旧是鸿篇巨著。作者说还准备接着写，给出更多的证据和推理。看美国亚马逊网站，作者确实在去年又出了一本相关的书。

　　全书学术范浓厚，充斥着18世纪英国与全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细节与概况。

　　不过逻辑上的漏洞让作者的思想看起来比较可笑。一旦出现更合理的解释，作者和本书就比较尴尬了。

　　去年出版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给出了更合理的工业革命起因的解释：工业革命的启动是有具体的路径依赖的，纺织业是最合适的激发工业革命的产业。

　　总体评价3星，有一些参考价值。

　　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号后面是kindle电子版中的页码：

　　1：那么原因何在？我在本书以及接下来的系列丛书中主张，是创新（而非投资或剥削）导致了工业革命。这一点许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同意，所以不会太有争议。但我同时认为，是言论、道德和观念导致了创新，这一点却很少有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会同意。#809

　　2：在那些重新认识企业家价值的国家，市场和企业家用几乎所有人都享受到的惊人财富回报了社会的赞赏，并为战争积累了充分的物资（统治阶级满意地注意到了）。#924

　　3：对于工业革命和现代世界的各种看似颇有道理的物质上和反修辞的解释，本书考察了它们的代表性例子。那些解释包括了投资、掠夺、地理、对外贸易、帝国主义、基因或产权因素等。所有这些解释都出人意料地缺乏说服力。因此我认为（我承认存在推理上的漏洞）剩下的因素，例如观念和修辞，一定起了很大作用（后面的两卷书会提供更多关于修辞演变的正面证据）。#1125

　　4：我们经济史学家自20世纪60年代就明白，资本积累理论无法解释工业革命或随后的冰球杆效应。但这个理念尚未充分地为学术界所接受，甚至遭到一些误入歧途的经济史学家们的抵制。#1216

　　5：牧师和智者西德尼·史密斯（Sydney Smith）在1820年就写过：“宁愿在煤气灯旁吃干面包，也不愿在蜡烛旁吃野牛肉。”#1584

　　6：13世纪英国乡村的谋杀率远高于今天的高谋杀率街区。中世纪的英国农民实际上地域流动性很强，他们的生活很“破碎”。[31]幻想中的“传统”家族生活从来没有在英格兰存在过。#1852

　　7：奇怪的是，1776年、1817年或1871年前后的英国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的16倍的人均收入的增长。甚至今日他们的继承人美国，也时常将此抛之脑后。#2236

　　8：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约瑟夫·熊彼特就讽刺了古典经济学家对现实的失明。他指出，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开始腾飞的时代……眼中却只是没有出路、为了每日的面包同不去的衰退艰难抗争的经济”#2241

　　9：在所谓“竞争性”游戏中被“打败”的国家（比如甚至英国自己），最后竟比其中一些“赢家”更加富裕——尽管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宣称先是德国接着是日本“打败”了暮气沉沉的英国，但在2006年的各国人均实际收入中，英国、日本和德国几乎一模一样。#2851

　　10：总体上看，16世纪到18世纪，英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确实节俭成性。然而，他们跟之前或之后的英美人并无二致，或者说跟自从人类堕落后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一般人没有区别。#3079

　　11：节俭的历史在1960年左右被颠覆了，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这时猛然醒悟：节俭和储蓄无法解释工业革命。阿布拉莫维茨、肯德里克、索洛等发现，近期的经济增长只有很小的部分可以用传统的节俭和守财奴式的积累解释（甚至这一部分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推高了资本积累的生产力的创新）。#3267

　　12：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亲自给出的节俭精神之转变的主要证据，是他对本杰明·富兰克林那两页《给青年商人的忠告》的无趣解读。韦伯在别处说过：“一个人不需成为恺撒，也能理解恺撒。”可他没能理解富兰克林。#3436

　　13：自律和掠夺在人类历史中太过普遍，从而无法解释欧洲1800年前后爆发性的革命。实际情况是，有形资本，比如说，荷兰人皮特·海因（PietHeyn）在1628年从西班牙珍宝船队夺得的战利品[12]到了1800年，就化为乌有了。它没有积累下来。它贬值了。#3639

　　14：不管古巴声称自己在人力资源上投资了多少，它2001年的人均收入还是1958年的水平，而它周围的地方自古巴革命以来人均收入几乎增长了一倍。#3829

　　15：英国的劳动分工让当时的法国工程师们惊呆了。然而，我们同样要知道，当时的中国也有劳动分工，但是它没有在中国引发工业革命。#3998

　　16：然而，当观察的范围在地理上变窄，戴蒙德的地理论就失效了，而要真正回答亚力的问题必须缩小范围：为什么满载货物的丰饶角[2]出现在西北欧（以及它的后代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南部以及在它的北边的欧洲模仿者，在新几内亚人看来或许也是“白种”的日本）？#4098

　　17：戴蒙德将话题——正如人们容易犯的一样——转移到完全不同的问题上：为什么1492年后，欧洲人那么擅长武力征服。#4107

　　18：对资源理论的信仰，使南非几十年来的经济政策变得扭曲。南非白人终于恍然大悟，知道仅仅拥有土地里的黄金和钻石创造不了现代经济——特别是，如果出于政治原因不让黑人和有色人种受教育，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创新不能被利用起来，黄金和钻石便发挥不了作用。#4196

　　19：你可以看到煤炭论潜在的不合逻辑之处：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稀缺的，“所以”为了节省稀缺资源投入而产生的创新总会爆发，“所以”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都有极大的创新动力。这种逻辑某种程度上误入歧途。#4281

　　20：斯密和大多数欧洲人一样，对当时中国的事实有误解：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穷人，中国一直保持着庞大的对外贸易规模，即使“下等官僚”也要遵循儒家规范）。#4377

　　21：然而，由此把工业革命归功于印度洋的贸易却是一个可疑的提法。由此会引发疑问，比如说，为什么这个贸易致因会从1500年到1750年中间隔了250年才爆发。何况，如果贸易活动真能带来极大富裕，甚而工业化，为什么纵横印度洋的商人和制造商们没有在欧洲人之前数百年爆发自己的工业革命；#4493

　　22：因此毫不奇怪，到18世纪末期，奴隶贸易的利润只占英国投资总额的很小一部分，更不用说总收入了。我们已经看到“英国总投资”仅仅为创新提供了空间，而不是创新产生的原因。#5063

　　23：最简单的历史证据是，工业化中的西方世界直到发明蒸汽机、蒸汽船、滑膛枪和机关枪之后才开始了帝国征战的步伐。这也意味着，西方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有了帝国主义，而非之前。#5081

　　24：所以，所有对非洲领土的争夺几乎都对帝国经济没有好处，对波利尼西亚、亚洲甚至新世界的争夺也同样如此。我要再次指出，荣耀一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最终让这两个国家成为全欧洲最贫困的国家。

　　25：#5252

　　26：在欧亚海陆范围内，最小的市场恰在欧洲。而且1700—2000年市场扩张不单单在英国，而在全世界。此外，欧洲最大的市场在欧洲大陆而非英伦半岛。但是，只有英国发起了工业革命。#5544

　　27：有一种极端唯物主义用简单的遗传因子假说来解释工业革命。我在前文已经提到过这种假设的一个最原始的形态，也就是纯粹的英国种族主义。近代的右派在表面之下往往隐藏着种族歧视思想，“只有英格兰人的基因能产生工业革命”、#5774

　　28：总之，没有证据能够定量证明英国在1689年以后从掠夺转向了保护私产。掠夺是混乱年代的标志，比如玫瑰战争，但像内战这样的短期插曲也以掠夺为标志。不过我已经说过，即便那时英国人在动武之前至少还会在口头上尊重法律。#6856

　　29：中国曾经在数世纪里，罗马在公元前的第二个世纪，还有17世纪以后的欧洲大部分地区，都一遍又一遍地选择投资于优良的纺织机械以制造更优秀的呢绒，或者投资于优秀的组织体系以管理优良的机械，而不是选择投资在毁灭经济增长的刀剑或者贿赂法庭法官上。18世纪英国的情形显然有与众不同之处，但并非经济学家们所钟爱的激励因素或是游戏规则的重新安排。#6929

　　30：至此，在本书考察的这些对创新时代的经济学解释中，有一个经济上奇特之处，即它们都预设了在1750年机械风暴横扫英伦之前，赚钱的机会被简单地无视了。正如我一再重复的，这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8048

　　31：为什么北海人民突然变得如此富裕，突然坐享如此多的财货？答案不可能是荷兰人和英国人姗姗来迟地表现出了种族优势。理性的回答必然是把荣耀归于17世纪的荷兰人和英国人，但并不因此鄙视其他呼吸在同一片天空下的人民，包括鄙视古代荷兰人和英国人。#8072

　　《企业家的尊严》读后感(四)：经济增长的奥秘：既是物质的，又是思想的

　　庞溟/文

　　“两个世纪前，世界经济尚处今天孟加拉国的水平”。按当今美国的物价水平来修正和估测，19世纪初的普通人每天只消费3美元，而且他们对自己往后两三辈人也不过如此。

　　两百年以后的今天，世界能养活的人口超出了当年的6.5倍。但是，如果你生活在当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可能每天要消费差不多100美元。“100美元对比3美元：这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巨大数量级”。

　　在《企业家的尊严：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现代世界》一书中，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芝加哥分校经济学、历史学、文学与传媒学教授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可以在过去两百年间增长了至少16倍？

　　麦克洛斯基指出，我们身处史无前例的收入非线性飞速增长中，所有人都享受到了其中的好处，“从贫病交加、罕有自由且蒙昧无知的状态，变成富裕、健康、彻底自由且大多数受教育的状态”，“我们似乎正在融合为一个普世的创新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一个普世的无产阶级”，“生产关系不再代表受雇者的心态或前景”，面对的是“资产阶级纪元和创新时代”。

　　“传统史观里的谬误之多让人惊讶”

　　麦克洛斯基采用大量的资料和证据，考察各种分析工业革命或现代世界成因的传统史观。在她看来，“传统史观里的谬误之多让人惊讶：历史决定论错了，马克斯·韦伯和他的清教徒论错了，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和他的年鉴学派对资本主义的长时段分析错了，道格拉斯·诺斯和他的制度理论错了，数理学派的内生增长理论及其资本积累论错了。”这些理论所提出的解释因素，要么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出现，要么并非西欧社会所独有。

　　工业革命的浪潮因为节俭而起？但节俭储蓄并非创新的时代所特有，“只有当创新给我们带来新的投资机会时”，高储蓄率才有可能引发工业革命；换言之，“储蓄取决于投资，而不是反过来”。

　　生产性投资的单纯积累有可能决定和主导经济增长？可是，这种资本诱发型增长是有限的，若没有创新，即便考虑所有传统设备的边际产出，“也不足以解释16倍的增长，甚至不能解释截至1860年的两倍的增长”。

　　原始积累或掠夺是资本成长中的必要条件？实际情况是，“有形资本……没有积累下来，它贬值了”。而且正如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所说的那样：“为什么这些（在快速的工业化之前）一直在积累的资本不也去投资工业企业？”因为纯粹的资本积累缺少创新这个催化剂。

　　交通或其他内部要素的重组引发了工业革命？麦克洛斯基认为，生产要素的重组所带来的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增益，“即使是一大笔边际收益，它与生产方式的革命也不能相提并论”。类似地，麦克洛斯基还提出，任何贸易，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国内贸易，都是生产要素的重组而已，因而也不是决定性因素。

　　现代创新是因为出现了非同寻常的贪婪或新教伦理？然而在麦克洛斯基看来，19世纪真正新鲜的东西，是关于谨慎智虑的学说，是对谨慎智虑的新一轮赞颂，而非它本身的实践。

　　制度为工业革命和现代世界提供了激励的约束？根据麦克洛斯基的看法，诺斯的产权和激励理论在论证工业革命或现代世界的成因时，无法解释为什么这股浪潮会恰好在彼时、彼地才能发生。更为重要的是，麦克洛斯基指出，诺斯只关注个人行为的选择受到自利和效用最大化的影响，用实证主义的态度谈论“约束”和“游戏规则”，过度强调了智虑这种“表现人类单纯追求物质利益的美德”，却忽视了这是“从生命到准生命的细菌和病毒都具备的特征”。

　　最重要的“外部性”：尊严和自由

　　与此相反，麦克洛斯基强调，“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机制是发现和创造而非生产要素的再分配”，“全世界在1700年左右发生改变的，是在一个所有美德的体系之内对经济和智力创新价值的重新评估”。

　　麦克洛斯基认为，参与创造和人类解放的，不仅仅是贸易、投资和资源的开发，还有观念。首要的两个观念，一是人应该有希望的自由；二是诚信的经济生活应赋予普通人以尊严和荣耀。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资产阶级获得的自由和尊严构成了创造世界的“正外部性”：“当权者无法想象，当允许经济创新的尊严和自由走上前台时，会为他们自己——附带地，会为他们的臣民带来多么巨大的财富”，“某种程度上，一种正和游戏从零和博弈的政治里释放出来了”。

　　在麦克洛斯基看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些常规的条件——例如大型城市、大规模贸易、合理的财产保护、运输成本的下降，等等——在17世纪相当普遍，并非最先发生工业革命的荷兰和英国所独有。“中国拥有这些条件，日本、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北意大利、汉萨同盟也有”。

　　但是，“如果创新阶级缺乏普遍的尊严和自由这两个必要条件，我们就不会有现代世界”。“尊严赋予了他们创业的勇气，自由赋予了他们行动的空间，从而能敏锐地注意到并把握住机会”。两者结合在一起，再加上那些常规条件，就足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至于尊严和自由，则是一系列事件的结果：欧洲长期以来完善的私有产权制度、中世纪城镇的自由、小国之间的竞争而非亚洲的一国独霸、农奴制在俄国之外地区的衰败、新教主义和所有古老的亚伯拉罕宗教中的个人尊严理论、“科学革命”带来的头脑解放冲击了欧洲相对原始的科学、宗教和世俗威权，等等。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欧洲社会的主导话语发生了微妙变化，大量欧洲人开始尊重企业家。正如美国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所形容的那样，“低价买进香料或蒸汽机，然后高价卖出，这样的生意第一次得到了尊重”。这颠覆了长久以来盛行的各类反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做生意是肮脏下流的，商人是危险、不体面的工作”。

　　当人们对资产阶级、企业家和商人的看法发生变化，当他们得到人们的钦佩并被视为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当他们获得了财富的余力和社会的激励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就会释放出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式的创新，促使人类走向繁荣。

　　麦克洛斯基甚至以深圳在短短数十年从一个小渔村变成拥有过千万人口的大都市的奇迹，说明这一切都需要以思想、观念和话语的转变为前提：“不再认为百万富翁应关进监牢，开始尊重富人；不再抵制创造性毁灭，开始歌颂创新；不再提倡过度监管市场，开始让人们自由交易，就算有腐败也不要回头”。

　　市场、创新与有道德的生活是一致的

　　麦克洛斯基认为，经济学家只强调了审慎智虑，而忽略了“七美德”中的其他美德。但恰恰是节制、公正、勇气、仁爱、信念和希望，既是为人类所独有的“以人类语言表达的社会规则”，又“蕴含着人类的意义”，还对支持创新、促进工业革命、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等有所助益。

　　普通资产阶级生活的尊严和自由的双重道德变化，产生了一种“理性与感性统治”。其美德表现为商业上的“智虑”和家庭上的“仁爱”，再结合由“希望”激发的几近疯狂的创新“勇气”，由“信念”和“节制”在政治上提供保护，“这些美德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自我定义的中产阶级”。

　　麦克洛斯基告诉读者，接下来出版的第三卷《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而非资本或者制度——如何使得世界变富》会详细论述社会对资产阶级的态度是如何转变的。第四卷《资产阶级的话语：工业革命时期的兴趣和对话》则会构想一种经过修正的经济学，指出人类确实言之所想，并证明人们谈话的改变如何使资产阶级的尊严、自由、价值重估成为可能并使大众受益。

　　第五卷《资产阶级的敌人：从1848年至今知识分子的背叛》将探索欧洲的艺术家和知识阶层如何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开始使用左右两派话语体系蔑视与批判资产阶级。最后一卷《资产阶级的时代：捍卫值得捍卫的》将考察当代各种反创新和反市场的话语，例如所谓全球化的原罪、对环境的掠夺、商业言论自由即广告的罪恶，等等。

　　总的来说，麦克洛斯基希望通过这套《资产阶级纪元》的煌煌巨著，为资产阶级及其生活方式正名、辩护和布道，让你意识到，资产阶级话语支持下的创新，“让人们过上了美好生活，让现代人追求本真性成为可能”。

　　长久以来，左派一直预言市场和创新会令穷人的生活更凄惨，右派则预言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收益会被其导致的道德沦丧所抵消。麦克洛斯基希望证明，左派与右派都有可能是错误的，都“将腐化我们的灵魂和毒害我们的政治”。

　　经济学应重视思想、观念与话语

　　麦克洛斯基列出了经济学家的一些努力。部分学者试图用“非线性”、“规模经济”或“多重均衡”来描述和解释18世纪迄今发生的经济巨变。“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以一群极为重视增长理论的经济史学家和极为重视历史的增长理论家为首，却主张欧洲，特别是英国，当时已经为人均收入的突进飙升准备了几百年“。

　　当然，对上述谜题的解释，或许依然可以收纳与兼容于经济学现有的分析框架中。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可以通过交换实现帕累托最优分配、沿着契约曲线依靠暴力再分配或者投资等三种方法，在一个固定的埃奇沃斯盒状图内实现经济有限的扩张。人们关于“市场”、“创业”以及“发明”这些话语所发生的改变，导致了埃奇沃斯盒状图的规模量级发生了爆炸式增长，也就是让生产可能性曲线发生了剧烈突变，“这是无法用传统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的”。就像麦克洛斯基指出的那样，思想、观念与话语——而非物质方面的变化——“导致了非线性的收入增长，或者说，导致了生产可能性曲线的突变，以及对生活可能性之想象力的跃变”。

　　麦克洛斯基建议我们应当重拾企业家美德，因为它们赋予发挥的空间。用冯·洪堡的话说，可以“把人类的力量发挥到最极致和最和谐，塑造一个完整和健全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