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视线》的读后感大全
《死亡的视线》是一本由[美] 刘易斯•M.科恩著作，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页数：2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死亡的视线》精选点评：
●关注到这本书的朋友，可以去看GQ报道《琼瑶知死》。看得我哽咽。
●在18章的一幕得到感同身受的崩溃：奥尔加和金坐在同一会议室里。一个说，你不知道你的指控对我造成了什么。另一个说，我只知道你是杀人犯。 太糟糕了，世界是隔阂的蜂巢。
●内容比较跳跃，核心思想较为分散给阅读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讨论姑息治疗、安乐死和医学谋杀之间的关系。讨论医生帮助病人的边界很深刻。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本书，但是编译和制作都太草率了，还是在亚马逊上收一本英文版吧
●以为是理论性比较强的书，结果更偏纪实，作者没有发表太多自己的观点，虽然叙述中明显看得出情感倾向。翻译很生硬。
●书确实是本好书，读完后才对安乐死有了更多的了解。可是，总感觉到翻译有点问题，有部分内容读起来有点头疼。但还是比印象当中好很多，理论性的东西不是非常多，反而是举了很多例子更容易理解。
●碰到啥问题都想想，只要不会死都不是问题。
●结合到现在工作上的一些设置 还蛮有趣的
●以后如果得病我愿意在我还能探索这个世界的情况下将我的生命维持下去，这最后一条界限就是我是否还能听到他它，看到它，当我躺在床上，失去了对周边的一切感知，也许就是我离开这里的时候了。临终的医学实践发展的道路还很漫长，但是能够尊重每一个人主宰自己生命的权力，应该是这漫长的人生之路中最后一个句号吧。
●非常感动。“在这之后，生活再也无法回归寻常，在生与死的文化之间，一场战斗即将开始，而上帝则呼唤我们的社群代表生命的文化那一方。”
《死亡的视线》读后感(一)：死亡的视线
一位住院病人在医院里去世了。
医院里经常有病人去世，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然而在助理护士奥尔加·瓦斯克斯看来，病人罗斯玛丽·多尔蒂的去世却蹊跷至极，她坚信罗斯玛丽死于谋杀，凶手是责任护士金·霍伊和另一名护士埃米·格利森。
护士们的指控引起了她们的同事、同在萨诸塞州贝斯代特医疗中心工作的刘易斯·M.科恩的注意。作为姑息治疗和临终医学专家，科恩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在于对死亡以及姑息治疗的不同态度：以奥尔加为代表的一方坚持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延缓死亡那一刻的到来，因为只有上帝才有权力决定死亡的时刻，那些僭越者与杀人犯无异；而金和霍伊那一边则愿意与死亡和解，她们认为，既然死亡已不可避免，那么如果那是出于病人的意愿，缓解病人当下的痛苦、让他们能够有尊严地走向死亡才是最重要的。
在《死亡的视线： 医学、谋杀指控与临终抉择争议》中，科恩结合真实病例、同医护人员和病人及其家属等的深度访谈、文献资料、统计数据，深度剖析了他对死亡和姑息治疗的思考与实践。科恩指出，与许多人的想象相反，那些决定终止治疗的病人并没有抑郁或者绝望，反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死亡，他们的家属尽管同样悲伤却能平静接受最终结果。因此，姑息治疗不是杀人或自杀。反对者则认为，姑息治疗走得太远，已经侵犯了生命的神圣性，而且有时匆忙使用镇痛药物使病人错失在亲人的陪伴下离世的机会。更有甚者，在理论上，这也为医师协助自杀和安乐死敞开了后门。双方的交锋与宗教、文化传承、种族等问题交织在一起。
在生命的长度与生命的质量之间，显然，科恩站在后者那一边，但他对前者同样尊重。那么，你会选择哪一边？
死亡的视线： 医学、谋杀指控与临终抉择争议 [美] 刘易斯•M.科恩/孙伟/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7
子扉我 2018年秋 申城西楼
原载上海季风书园微信2018年9月20日
《死亡的视线》读后感(二)：代译后记
这本书的翻译，是在2017年的夏天完成的。那时，我刚刚本科毕业，已经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当年9月就会入学。像往常一样，两个多月的空闲时间，我是不得不做点短期的兼职来贴补家用的——不仅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一般，而且因为此前将行李寄回已经花去了我本就不多的积蓄，得赶紧回血，而这本书就是我的短期兼职，尽管结果证明，翻译费来得并不那么迅速。
同样发生在这个夏天的，是我的祖父去世了，当时，我正在姐姐家。第二天一早，我和姐姐、姐夫便搭乘城乡间的长途汽车回家奔丧。祖父的家与三叔的家相连，三叔家的屋子略宽敞，于是，葬礼的大部分仪式都在那里举行。三叔家两室一厅，都没有装空调，为了后续仪式的举行，其中一间卧室紧急安装空调，因而得以让我们在长时间的跪拜之后进去偷凉，然后再出去，重复此前的操作。
尽管民间认为老人们死（避讳的说法是“老”）在三伏天是有福的，因为地下（黄泉）阴凉，但我不这么认为，尤其是在听到父亲与叔叔们、姑姑们讨论起祖父的弥留时光之后。在最后的岁月中，祖父患上了前列腺癌，晚期，等我毕业回家看望他时，发现原来匀称的他已经瘦得皮包骨，趟在床上不愿动弹，或不能动弹，一动弹就会疼得直“哎哟，哎呦呦”。我坐在他的床边，难以置信地看着他，那年正月，他还精神矍铄，跟我说笑，称我是老孙家祖坟上冒烟得来（考上了重点大学），还安排我打理他的身后事。结果，路过的三婶、小姑嗤之以鼻，说哪里就轮到我了，我上面还有我爸，以及那些叔叔、姑姑，最后还附带了句，“你个老不死的”——不知他们是否会因此不安。
哪怕用“老”代替“死”，乡间总体上是不忌讳死亡的，甚至会将死亡当作一种节日，这从早早地打制寿材、一遍又一遍地刷漆开始，中间还经历了朝向寿材的无数次凝视，最终以复杂而喧闹的葬礼酒席告结。有时，老人们还会反复念叨，“我就要死了，我就要死了”，让人怀疑究竟是真有预感，还是厌世情绪的流露，哪怕只是一瞬间。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会不由自主地设想，如果祖父知道了“安乐死”，如果安乐死在中国也是合法的，那么，他是否会选择让最后一段旅程少点痛苦呢？至少就我自己来说，如果我到了痛苦的弥留之际，我多半会点头答应。
说完了自己与本书冥冥之中的一点关联，下面该轮到我表达谢意了。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本书的作者刘易斯·M. 科恩，这本书带我进入了一个此前我并不熟悉，至今依旧倍觉陌生的世界，那个世界充斥着人间最多的痛苦与折磨，却也容纳了最多的爱意与温暖。我在本科的伦理学导论课上学习过有关安乐死的种种争议，一直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比起“安乐死”，我更倾向于“尊严死”这个译名，因为正如很多临终者或濒死的患者所言，他们希望的并非安乐，而是稍稍多一些尊严。
其次，我要谢谢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的韩笑女士，是她在豆瓣上发现了我，并在试译之后大胆地与我签下了合同，毕竟，当时我并未从事多少翻译工作，仅仅是在大学英语课上认真学习文章的翻译，更没有系统地接受翻译理论与翻译实务方面的训练。翻译时间有限，能力更是有待提高，希望译文对得起您的大胆。
再则，我想对同在这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宋春和王雅观女士说一声感谢，谢谢你们二人的认真负责，谢谢你们为本书确定了最终的译名《死亡的视线》（我最初的直译名为“善行不再”，）这本书的成功出版与你们付出的努力不可分割。
最后，我要好好地谢谢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姐姐姐夫，谢谢你们支持我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以善意的鼓励、宽厚的笑容和美味的饭食让我对期间的每一天都记忆犹新，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能更好地爱彼此。
《死亡的视线》读后感(三)：带着爱和尊严的死亡
无意中看到GQ报道《琼瑶知死》，哽咽读完，我想到了自己看过的这本书《死亡的视线》，想到了哈内克的电影《爱》，想到了今年亲人离世，我决定写点什么。
死亡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充分地谈论它。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死的对立面是生，但我认为不是，村上春树也认为不是。“死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与之永存。”当时读到这句的时候印象很深，默默记下了。死的对立面也许与生的屈辱是一样的，是痛苦、没有信念和尊严地维持生命，靠冰冷的器械、插饲管延长生命、违背自己意愿地活，就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生不如死“。
但是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普遍观念里，首先死亡是一种文化禁忌，人们不太愿意去谈论它；其次医疗应该负起责任来，不应该放弃病人；对于家属来说，“一救到底才是真正地尽孝”，“如果治疗效果不好，再放弃就是了”，“医生，你一定要救救他”。姑息医学、缓和治疗、安宁疗护、预设医疗指示（生前遗嘱）、DNR（放弃心肺复苏术），这些词语对人们来说有多么陌生，就说明，我们对待死亡的了解其实是远远不够和沉浸在旧有的观念之中的。死亡需要被认识。不要等自己或者所爱的人躺在床上，成为了没有行为能力的病患、末期病人时，才去了解善终权（死亡权）、生命伦理和现代临终关怀。
“过去，死亡几乎不被看作是解放，它被视为一个难以和解的敌人，应当被抵制，被打倒。过去一个世纪，医疗护理的整个导向是打败死亡。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法院做出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司法判决，标志着'以任何代价都要保住生命‘的哲学产生了激进的变化。要适可而止的观点已经进入医务人员的意识中了，大门已经打开，计划死亡变得容易了。现代临终关怀和姑息治疗振奋人心的种子在美国快速成长。”（《死亡的视线》）
姑息治疗、安宁疗护、缓和治疗说的是一回事，是“对那些所患疾病对根治性治疗无反应的病人积极的、整体的关怀照护”。这些病人的治疗方案可能包括对诸如反胃、痛苦等症状多加关注，对在家里或在护理机构中的病人提供服务，以及为病人或其家属做的心理辅导。我们可以看看一些关于姑息治疗和安乐死的事实：
每年美国有超过200万人做出死亡决定。根据 1997年的“尊严死亡法案”(DWDA)，俄勒冈州允许公民服用由医生开具处方的自行结束生命药物。2008年，华盛顿州通过了一项类似法案，2013年，佛蒙特州也通过了类似法案；
2002 年，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将积极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约有600个有安乐死执照的医生；瑞士从1942年起就已经开始实施允许辅助自杀的法律了；2014年，比利时将 2002 年颁布的安乐死法案的覆盖范围延伸到儿童；2015年，台湾《病人自主权利法草案》提案，2016年由马英九公布后，将于2019年1月6日起施行；2015年，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决规定，遭受极端且无法终止的痛苦的成年人有权利选择医生协助的自杀；
在经济学人智库统计的“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全球姑息治疗排名）综合得分排名中，中国位列80个国家中的第71位。前10名是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比利时、台湾、德国、荷兰、美国、法国。在这些姑息医疗公众参与度高的国家，已经成立了社区组织、志愿者网络、临终关怀组织、姑息治疗国家委员会和“死亡咖啡馆”（在吃茶点时谈论死亡的场所）。
在琼瑶的故事里，她和平鑫涛的爱情让人羡慕不已，但最后，爱情作家的爱情结局却令人唏嘘。平鑫涛患上血管型失智症，忘记了他记得的一切。在能自主做决定的时候他选择了“放弃治疗”，琼瑶支持他的决定，坚持不插管，但最后，她和平鑫涛子女起了意见冲突，最终选择妥协，平鑫涛被插上了鼻胃管。这一刻她觉得自己背叛了平鑫涛。那一瞬间，她失去了他。看到这一段我想要落泪：
琼瑶几近崩溃。这段感情的开端注定了她和平家子女关系的脆弱，但她要维护爱人的约定。她一会儿想“我已经努力了五十年，我不要三个儿女恨我！”一会儿又控制不住地爆发，对他们喊：“在这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爱你们的爸爸！”或者“‘凄凄惨惨地躺着’那样是爱吗？是爱吗？”
她哭着出病房，回可园，走进卧室站了很久。20步外就是她买来的专业病床。“在那一瞬间，我明白，我失去了鑫涛，也失去了他的儿女！因为那根***鼻胃管！”一年之后，等到琼瑶愿意诉说的时候，她在 Facebook 上这样写，并罕见地说了粗话。（GQ报道《琼瑶知死》）
他们本来约定某个日期一起去死，但是却被鼻胃管永远的分隔了。
在哈内克的电影《爱》中， Georges 用枕头闷死了80多岁患了中风的老伴儿，最后他为端庄地躺在棺木中的妻子换好衣服，画好妆容，撒上花瓣，解脱她，解脱自己。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但能说这背后没有爱吗？
《死亡的视线》读后感(四)：《死亡的视线》——我死亡的权利属于谁？
我们身处的世界，医患关系已遭到变质的规则环境的重击。医生已经被逼得在实践中扮演执法人员的角色，而结果是，照顾愈发缺少同情心，双方愈加缺乏信任。……当人们老去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可不是这个，那时，我们需要对那些疼痛者表现出更多的同情，而非更少。 ——《死亡的视线》 对于中国人来说，谈论“重疾”或“死亡”都是很被忌讳的。大多数人，随着年龄的增加，会越发关心起各类养生之道，认为掌握了“养生”就掌握了对身体的控制权，虽不能说这种努力是全然徒劳的，但必须要强调的是，“养生”并不能真正取代病理知识，更不可能指望对“养生”的了解就能保证我们对生命质量的正确感知。原先我也推荐过一本关于“重疾”和“死亡”的书籍，叫做《最好的告别》。这次推荐的《死亡的视线》虽然更侧重于姑息治疗在社会影响层面上的意义，可能读者会觉得不如《最好的告别》那么贴近自身，但作为补充，我认为对此的认知准备是必要的。 姑息治疗，据说起源于公元四世纪，但其概念的建立健全是更为近现代的事情，不同于积极治疗，它是建立在对那些治愈型治疗不反应的病人的护理医疗，作用不在疾病，而在疼痛管理和临终关怀上，其目标是为已经无法恢复健康的病人以及家属争取更多的精神和道德福利。英国学者对此作的进一步解释为：“姑息治疗要坚定生命的信念，并把死亡看做是一个正常的过程，既不促进也不推迟死亡，把心理和精神治疗统一在一起。提供一个支持系统使病人在临终前过一种尽可能主动的生活，对病人家属也提供一个支持系统，使他们能应付及正确对待病人生存期间的一切情况，以及最后自己所承受的伤痛。
在概念上，或者说在理性理解的范围内，姑息治疗不难理解，相对也不难接受。然而由此产生的很多具体问题却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譬如，什么样状态的病状采取姑息治疗更为合理？虽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都不会反对伦理学家丹尼尔·卡拉汉说的“可以宽恕的死亡”，他说：“发生这样的死亡时，人的生命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实现了，对他人的道德义务已经被免除了，其赴死的行为不会冒犯别人的情感与理智，也不会让人感到难以忍受和有辱人格的痛苦”。可那些会夺走人类生命的疾病却发生了变化，过去的人主要因心脏病或中风而忽然面临死亡，但如今，人们死得更为缓慢。现在，人们主要是死于癌症，糖尿病，帕金森，关节炎，肺气肿，阿兹海默症一类慢性疾病。即使在癌症中确实存在诸如胰腺癌和某些急性白血病这样很快便会致死的类型，但大多数癌症依然是以递减病人生命力的方式缓慢至人死亡的。从忽然去世到缓慢告别的这一转变，事实上也改变了个体与疾病与医生之间的关系，现代的人更多的需要为自己做出医疗决定，而非一味的抛给医生。
可能很多人会疑惑，自己又不是医生，如何能为自己做医疗决定呢。所谓的医疗决定，并不是指如何治疗某种疾病的知识，而是指如何理解疾病以及其治疗手段如何作用于自身生活，产生了以及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的认知。现代医疗让人为之叹服的地方也在于，即便一个人失去思考的能力，脏器衰竭，也依然可以凭借医疗手段使其“存活”着。可是，问题在于，这样的“存活”是否值得。抑或是，如果不对一位肾脏衰竭的病人进行透析，那么他必定是要死亡的，可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进行透析才是符合他的福利这一问题或许比单纯续命更需要思考，因为透析是一条不归路，对于家属来说它承载了好的愿望，对于护士来说它是一个操作流程，但唯有当事人才是那个真切体会到透析的好处与坏处的人，才是那个最需要去思考它的该和不该的人。正如书中所言：“公众逐渐认识到，太空时代的科技仅能以人工设定的方式保住一个人的命，那个人在重症监护室也好，在透析中心，或者外科病房也罢，这些都不够，在涉及病人能够再次回到接近他们在得病前令人满足的，具有创造性的生活的问题上，这些科技其实关系不大。”
这一思考的背后是对“死亡”的重新思考。在一部分文化语境中，“衰老”被看作是敌人；在大部分文化语境中，“死亡”被看作是必须要抵御的。于是，在很多人的观念中，这二者都与极其消极的感受连带，人们与这二者就很难达成和解。像是中国人理解的养生也并不是以提升生活质量感为主导，而是以抗击衰老和长寿为导向的，对医疗的期待也是以打败死亡为导向的。可事实上，不单“衰老”是一个极其自然的过程，“死亡”也是。而且，对于某些状态中的生命来说，譬如长期饱受过度治疗之苦的人来说，“死亡”是可以被看做一个解放的选择的。书里有一段具有很深人文关怀的话：“当病情严重的患者拥有坦率谈论他们的恐惧，愿望与临终关怀偏好的机会时，他们并未受到伤害，事实上他们很满足。……濒死这件事，并不需要遮遮掩掩，也不需要被善意的谎言保护。”
这些观念的更新，或许一时半会儿会让国人感到不适，但姑息治疗的理念要求人们的，并不是轻易的放弃生命，而是比起不惜一切代价续命，更重要的是去思考死亡带给生命的意义——哪些是对“我的生活”更至关重要的。像是需要依靠人工水合作用存活的人，不能说生物体已经死亡，可这个人真的有在享受生活的福利吗，还是仅仅背负着家人自以为是的愿望，这些都是需要纳入我们日常思考和谈话中的，囊括了“生死作用”才是对生命完整的思考。
而在这一点上，在对比书中诸多国家的应对方式上，以色列于2005年12月颁布的新的法律《病人临终法案》（也被译作《濒死病人法案》）让我印象深刻。它是经由世俗主义者和宗教保守分子讨论得出的共识（或是妥协）——即便是妥协，也已经感受到了犹太人的整体理智。“该法案的框架基于三种基本价值的平衡：生命质量的重要性，人类意志自主权，以及生命的神圣性。”借由这个法案，姑息治疗成为其公民的合法权益，它打开了对话的空间，支持了对个体生命的整体关怀。
尽管在实际操作上，依然存在很多有待具体分析的空缺。然而，不再谈“死”色变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观念节点。无论是积极治疗还是姑息治疗，前者不是为了战胜死亡，后者不是为了加速死亡，二者都是为了引出个体生命的价值和目标的思考，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比起治与不治更为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