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读后感精选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是一本由陈平原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4.00元，页数：4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精选点评：

　　●忧思有，典故有，论断有。大想法，没有。

　　●感謝瑤兄的電子版。。。

　　●很好！

　　●钩沉稽古，却少了酣畅淋漓。

　　●本以为是讲方法论的书，后来发现其实是在讲学术史，可以看出功力一流，但是于期待有遗憾，有些扫兴。

　　●陈平原的名字的确是质量保证，只是章节的重复多了些

　　●陳平原君的文筆之美，自不待言。在書中，陳君舉證之詳細、考據之精深，加之理論視野宏闊、關照之“問題”突出，使得反思“作為學科的文學史”落到實處。如此好看的書，歷史學者很少能為之，“氣死人”！

　　●我要吹爆这本书！我是在国老师的鲁迅课听说陈平原老师的名字的。国老师总爱说陈学问如何如何严谨、文章如何如何漂亮，我便记下来陈老师的名字了。前些天，我在图书馆闲逛，一下子被“陈平原”三个字抓了眼球，就把这本《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借了回去。最近也在读洪子诚先生的（话说洪老师之前还去山威做讲座了，我不服，本校为什么没有）《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两位先生探讨的很多问题都有重合，例如“文史的关系”“文学史是什么”。这本书是意外之喜。btw感慨一下……这本书可能还是煽起读者对北大的向往的邪火（误）

　　●这本给五星倒是理所应当。

　　●史料钩沉，內寓追思，揽民初之光，味冲淡而多神韵。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读后感(一)：好

　　有些段落与前面看的书略有重复。一二章讲晚晴教育中文学的回归，之后以北大国文系为例讲了史对文的挤压，从讲义到著作，文学课堂的重构和文学及文学史如何教育的问题。三章接续“触摸”中的思考，论讲演对白话文学的影响。个人最喜欢第四章，写的颇有神采。五章谈黄人的辞典编纂，六章谈鲁迅的文学史书写。八，九，十分论小说，散文，戏曲研究，第九章是全书中最薄弱的一章，说的话早在 “现代学术之建立”就已经说过。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读后感(二)：拾贝

　　进入现代社会，“合理化”与“专业性”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文学”作为一个“学科”，逐渐被建设成为独立自足的专业领域。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

　　“‘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

　　“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兼及经验、修养、技能与情怀，确实有其特殊性——上大学不一定就能学好，反过来，不上大学也不一定就学不好。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革新教学体系，宣传维新理想，培养造就大批变法维新人才（如梁启超、麦孟华、徐勤、韩文举、、梁启勋等）。

　　当时的清华，一如北大，国文系内部分语言与文学两大类。至于学术风气，从“文学革命”转为“整理国故”，大学里尊古之风日渐盛行。国文系师生普遍重“功力”而轻“才华”、重“古典”而轻“现代”，是不争的事实。

　　最早将“新文学”引入大学课堂的朱自清，在巨大压力前退却了，1933年以后不再讲授这门课。

　　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原先的东南大学，经由一番蜕变，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取代原本遥遥领先的北京大学，成为首都乃至全国的“第一高校”。中央大学的迅速崛起，有其必然性。对于大学来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对于政府来说，意识形态控制必须借助最高学府的支持。

　　既做学问，又喜欢“文酒登临之乐”的南京教授们，其学问是否另有一套，东南学术是否另有渊源？实际上，这些教授治学的最大特色，莫过于力图将生活与学术打通，以嬉戏的心态从事研究。

　　撇开政治史，单从学术史角度思考，沉醉于古典诗词者，确实容易流连“花天酒地”。只不过时代迥异，对此评价不一。解放初觉得是“可耻”的，半个世纪后，则被称为“风雅”。

　　有人口才好，讲台上挥洒自如；有人内秀，更喜欢在书斋里笔耕不辍。二者兼得当然最好，若分而治之，前者必定吃亏。因为，在现代中国大学，教授在课堂上表现如何，只关涉茶余饭后的闲谈，很少作为评价人物的主要标准。这也能理解为何在叶嘉莹奔走呼吁之前，顾随长期被中国学界遗忘。从学术史上看，顾随确实算不上“大家”；可如果引入教育史的视野呢？重视且擅长“讲课”的顾随、叶嘉莹师徒，给我们出了个难题：所谓的“文学教育”，重点到底在“课堂”，还是在“书斋”。

　　钱穆：诸位要学历史，首先宜注重文学。文字通了，才能写书。现在只讲科学方法，不通文，不通书，只取一堆材料来做分析考据工夫，认为这便是科学方法了，然而史学则不就如此而止。

　　这就好像我们叩问那些受过系统“文学教育”的学者，有无足够的哲学修养与史学训练，讨论问题时能否超越自家学科的藩篱。

　　我们负有“继往开来”的责任；所谓“继往”，便是两千多年来我们祖先留下的遗产，我们不能置之不顾，因为每一民族的文化都是由于历史的累积成为整个的，不能从中割裂成为两段的。

　　所谓“教学”，包括教与学、习与得，整个活动的关键，不是教师的表演能力，而是学生的收获程度。这点决定了课堂不同于剧场，好看之外，还得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

　　在大跃进期间众多“集体写作”中，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最为著名，可作为典型案例剖析。该书《前言》称，封建学者和资产阶级学者“由于他们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并没有写出一部真正科学的文学史”。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拔白旗插红旗、完成思想改造，“我们这些站在党的红旗之下的无产阶级学术的新兵”，终于充满自信地出发了。

　　1958年郭沫若答北大历史系师生信：“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

　　质疑教授的无上权威，强调学生的独立意识，这些都没错；只可惜，当初的教育改革实践，被纳入疯狂驰走的政治运动“战车”。因此，如何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开展良好的师生对话，实践理想的“文学教育”，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依旧是个谜。

　　之所以从19世纪末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一直讲到21世纪初北大学生的自我反省，涵盖20世纪中国诸多地区/大学/教授，目的是让读者了解，“文学课堂”是可以如此五彩斑斓——既不像档案数字那么冰冷，也不像理论推演那么僵硬。

　　晚清以降的中国大学，总的趋势是重“学问”而轻“教学”。学问好但不会讲课的（如刘师培），问题不大；反过来，很会讲课但极少著述的（如罗庸），可就大大吃亏了。当初声名远扬，然而时过境迁，很容易被遗忘。

　　如何在大学里讲授“文学”，古今中外，没有一定之规，可以追摩的，只有前人的足迹。那些充满激情与灵性的“课堂”，凭借老学生的“追忆”，得到部分重现。

　　在大学的所有课堂中，“文学教育”本该是最为独特、最具诗性、最有情调、最不可能整齐统一的。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读后感(三)：文体敏感、史家分寸与在场体验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8期

　　文体敏感、史家分寸与在场体验

　　——读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陆 胤

　　自从1904年初《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将源自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作为讲授“历代文章流别”的参照，百年来“文学史”由附庸蔚为大国，成为影响现代中国文学书写、知识重组、认同形成的关键词之一。在此过程中，“文学史”从最初的学科建制衍生出一系列副产品和附加功能，不再仅仅是课程设计、教科书体例或专业研究课题，更充当了引进新思想的媒介、构建国族想象的素材，乃至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回首近代以降文学史“扩张”的利弊，如何以一个“在场者”的切身体验，发掘隐入历史深处的“文学课堂”，从而恰如其分地回应当下中国文学与教育的现实诉求？身为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参与者，以及90年代“学术史研究”的发起者，更重要的，作为一名长期活跃于大学讲坛的文学教师，陈平原教授在此时机推出《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一书，初衷当然不止于作一部“学科史”。

　　一、文学史的“溢出效应”

　　近代“文学史”学科起自西欧，滥觞于19世纪初德、法等国“国民文学”思潮及实证主义史学的兴盛；清末民初的“文学史”学科直接取则日本，又与明治时代流行的“文明史”论述不无联系。1902年，梁启超在《新史学》当中表彰黄宗羲“创为学史之格”，认为“后人能师其意，则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即将文学史视为学术史的一部分。 然而，当学科建设、史观确立、知识积累一路高歌猛进之际，文学本身是否要付出代价？在承认“得”的同时叩问“失”，正是本书清理近代以来“文学史”学科脉络的一大特点。

　　“文学史”学科在引进、范型近代“文学”观念方面居功至伟，但历史线条对文学本身多层次内容的压抑，实在不容忽视。本书回溯近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发端，分为“学科建立与学术思潮”、“学人及其著述”、“专业领域如何拓展”三个层次，贯穿其间的问题意识，则是“文学史”与“文学”的消长。著者注意到新文化运动前后北大国文系课程有“文学史”与“文学”之分，“目的本截然不同”（第44页、第97-101页、第397-398页）；而在各章的具体论述中，更铺陈出一系列对照范畴，如“史学”与“诗学”、“学问”与“想象力”、“功力”与“才华”、“考据”与“批评”、“研究”与“创作”、“学人”与“才人”、“文学家”与“创作家”等，无不提示普泛的“文学史”框架有别于“文学”具体。而能意识到这种区别的学科意义，并将之上升为一种学术史现象，还有赖于著者早年从事小说史、散文史研究获得的文体敏感。

　　本书第六章《清儒家法、文学感觉与世态人心——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完成于1993年，已可看出日后思路的雏形。著者彰显鲁迅传承“清儒家法”的同时，不忘发掘其不拘于考据的侧面，体会创作家感觉与文学史体裁之间的拿捏。关于学术史上的小说史研究，著者的另一个重点考察对象是胡适。 鲁迅与胡适二人，均致力于将清代考据学方法与近代“文学史”研究结合，但文学经验是否介入，却造成进路不同。鲁迅“类型研究”的思路，与其小说、杂文创作的心情有关；而胡适却在“文学史”与“文学技术”之间刻意划分界限，其以“主题学”方法及文白历史演进看待小说史，不无“重史轻文”的偏颇（第304页）。

　　紧接着，在追溯早期北大文学教育时，著者则借助散文史的眼光阐发出“桐城”、“选学”纷争背后的“文”、“学”分野。民初北大的文学讲坛，林纾、姚永朴、马其昶等古文家与刘师培、黄侃等骈文家先后登场。著者发现，虽然同样强调文学技能，但由于“六朝的文章趣味与其时刚刚传入的西方文学观念比较容易会通”，加之骈文家多身兼朴学家，“思路与作为大学课程与著述体例的‘文学史’比较容易契合”（第22页），骈、散双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遭遇迥然有别。事实上，五四一代对古文家“体会”的漠视，及其对骈文家“学养”的宽容，实已预示此后大学“文学史”教育的基调。正如本书第二章所呈现，新文化运动以后，以北大国文系为代表的主流“文学史”教学，笼罩在“整理国故”的思路下；而作为“文学革命”成果的新文学试作，却反而是一波三折、命运多舛。

　　第八章检视古典散文研究的得失，著者敏锐地指出：近百年来由于“文学史”取代了传统的“文章源流”或“文体明辨”，造成史家的观察角度由“文体”转为“时代”。（第327页）的确，无论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证，胡适的历史演进观、主题学方法，还是郑振铎的长于宏观叙事，专业文学史家多少都有强调“时代”而漠视“文体”的趋向；在导入“空间的展开与风格的多样”的同时，亦与吴梅、朱自清、闻一多等作家而兼学人的文学史研究者拉开了距离。而且更多的情况，是前者凭借其在史观、功力等方面的话语强势，对后者造成极大压力，甚至迫使后者放弃自家擅长的文学感觉，转而致力于知识积累。

　　在讨论戏剧史的第九章中，著者将百年来戏剧研究分为三种路数：（一）王国维的“文字之美与考据之功”、（二）吴梅的“声韵之美与体味之深”、（三）齐如山、周贻白、董每戡的“剧场之美与实践之力”。“图穷匕首见”，这一精心结撰的章节架构终于使“时代”与“文体”的冲突——亦即“文学史”过分“溢出”的问题——得到了充分凸显：

　　晚清以降西洋的“文学”概念引进，读者的欣赏趣味及评价尺度发生很大变化，学者们不太考虑诗词曲赋小说戏剧等不同体裁的特点，一律着眼于文字之美。如此一来，谈论宋元杂剧及明清传奇时，自觉不自觉地对“音律”与“剧场”多有贬抑。（第354页）

　　由于戏剧兼有案头文学与舞台艺术两方面，故其融入“文学史”学科的得失，较其他文体亦更为复杂。问题已不仅仅是“文”与“史”的冲突，“文字”之上还有“音律”，“音律”之外更有包括宾白、身段、舞蹈、行头在内的“剧场”。然而，近代以来“文学史”研究的主流，却是根据案头文献做历史考据，与戏剧作为综合艺术的文体特点并不吻合。不太精通曲律或表演、被认为“只顾学问，没有艺术美感”的王国维所开辟的史学取向，反而成为近现代戏曲研究的主流，甚至任半塘、王季思、徐朔方等“音律派”、“剧场派”传人亦纷纷就范。这里固然有学科建制原因（中文系与戏剧学院不同的影响力），却更让人反思百年来通过“文学史”进入国人认知结构的所谓“文学”究竟为何物？如果失落了对戏曲、小说、诗歌、散文等各种文体（以及短篇小说、章回小说、古风、乐府、律诗、绝句等“亚文体”，甚至“奏议”、“书说”、“赠序”、“诏令”等古典文体）各自生成脉络、表现形式、接受语境、物质基础的细腻体悟，寄居于历史线条的“文学”观念，是否还成其为“文学”？

　　“诗学衰落”与“史学兴起”（第41、384页），这是书中反复出现，而又不那么显眼的一大判断。晚清以降，文学史带来了本质化的“文学”概念，使占据传统词章学核心的“文体明辨”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文学教育、研究与书写的版图亦随之发生改变。幸而，徘徊于“学问”与“文章”歧路的国文系，仍是较为开放的空间；较之“学人”们之以著作取胜，“才人”们正不妨在课堂上表演。因此，钩沉历史深处的文学课堂与教授风景，便成为“重建”文学史学科的题中之义了。

　　二、作为“学案”的“逸事”

　　相对于第六、七、八、九章对专业研究的反思，本书第二、四章致力于重构“文学课堂”，作为著者自认“最有心得”的部分（第481页），无疑是苦心经营的大块文章。这不仅体现于著者构建当代“述学文体”的自觉意识；更重要的是，此种文体意识所营造的“在场感”，有效补充了既有学术史论述的固定模式，同样构成“重建”文学史工作的一部分。

　　有着编撰《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及主持“追忆丛书”的经验，胸中积累了如许多学界逸闻，还原“老北大”的文学课堂，对著者而言似乎可以信手拈来。实则不然。正如著者所论，任何“追忆”都往往伴随着“失忆”（第221页），要对“逸事”作出“专业性解读”，绝非易事。首先是去伪存真的工夫，其次是意义的凸显，二者都需要“与其他史料相钩连、相对照”（第73页）。于是可以看到著者在第二章论述“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大量援引了《北京大学日刊》、老北大档案，乃至巴黎法兰西学院所藏老北大讲义。正因为不如此“动手动脚找材料”，就无以判断“逸事”在时间线索与制度框架当中的确切位置。比如关于黄侃上课，周作人、杨亮功突出其痛骂白话文，冯友兰则陶醉于“黄调”的抑扬顿挫，何者更接近真实？（第76-78页）同样，梁启超在20年代登台演讲，究竟是手舞足蹈、痛哭流涕，还是方言隔阂、词不达意？梁实秋、梁容若、杨鸿烈也有截然不同的回忆。（第126-129页）除了排比材料，著者更有根据其他史料的“断制”，不可断之处则不妨沉潜下去，体会追忆者的立场与心情。总之，在学术史中引入“逸事”，不同于编辑回忆录，需要史家的实录精神，更要求学术史家严苛的分寸感。

　　史家的“分寸感”不止是衡量真伪，更进一层，则在于如何恰当地发掘“逸事”背后的“精神” ；对于学术史而言，也就是发明宗旨、考镜源流。著者自陈，本书的写作积累发端于80年代末追随王瑶先生探索“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第480页）；当时著者曾向王瑶先生建议“写成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或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那样的学术史著作” 。而日后《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问世，亦确有人“批评”其书未能实现综合研究，“接近古已有之的学案体”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最早成文的第六章，本就是《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而其它各章节，亦多半以特定人物（如第五章专论黄人）或人物群组（第三、七、九章）为结构要素。

　　这里所说的“学案体”，并非像《明儒学案》、《宋元学案》那样用“小序”、“小传”、“语录”、“附录”等串联而成的具体学术体例，而更侧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发凡》中阐述的以人物、学派之“宗旨”、“精神”、“授受”为中心的述学意识。 此种意识，最显豁地表露于本书第四章《“文学”如何“教育”》对从晚清到当代九个“文学课堂”的“追忆、重构与阐释”之中。需要指出的是，该章并非随意选取九个片段作个案研究，著者以人物为中心构建学派，始终贯穿着“大学（或书院）”与“城市”两条线索。换言之，追索康有为、章太炎、鲁迅、朱自清、黄侃、吴梅、胡小石、汪辟疆、沈从文、顾随、钱穆、台静农、北大55级师生的文学课堂，亦即展现万木草堂、东京国学讲习会、老北大、老清华、东南—中央大学、西南联大、辅仁、新亚、台大以及院系合并后新北大各各不同的学术风气，同时又涉及到广州、东京、北平（北京）、南京、香港、台北等城市地缘对学术生态的影响。其中尤为精彩的阐发，如追述在清华的杨振声、朱自清考虑借开讲新文学的“后发优势”与北大竞争，从而引出新文学的学院化问题；又如铺陈在南京的黄侃、胡小石、吴梅、汪辟疆等如何怡情于“花天酒地”，“将生活与学术打通，以嬉戏的心态从事研究”（第176页），进而引出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北学风差异的问题（第179页）。这里面既有学术精神的分化（如北大/清华、北大/东南），又有学术宗旨的传承（如新亚）或断裂（如北大55级），看似不成片段，实则浑然一体。

　　无论是追寻“逸事”，还是追摹“学案”，都是以人物为中心，从“片段”入手求得“整体”的路数：“以‘学人’而不是‘学问’来展开论述，好处是让我们很容易体悟到，学问中有人生、有情怀、有趣味、有境界，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操作。” 这既有别于以往追求面面俱到、标榜体系完整的各种学术史、文学史，又与时下流行的借鉴社会史方法（圈定专属范围，在范围内穷尽史料，并最终以罗列数据的方式展现成果）的研究取向大有分别。毋宁说，述学文体的选择，正代表了某种学术立场。在议论鲁迅的文学史设想时，著者曾激赏“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实际上是“抓住几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小题大做’，不只需要学力深厚，更需要思想家透视历史的敏锐目光”。（第286页）这话在某种程度上，或可看作是自家心得的流露。“不及其余”的策略如能运用得当（既以小见大，又不走偏锋），其有效性不仅是对历史当事人心态具“瞭解之同情”，更有可能营造出某种“在场体验”，从而瓦解既有学术史、文学史论述的坚硬外壳。如同著者反复提到的：“反省当今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笔者看来，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第152、479页）

　　三、从“整体观”到“片段化”

　　不同于早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之一气呵成，亦有别于《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的数载专攻，本书是著者对“文学史”问题进行长期思考的结集，收录论文前后跨度长达十七年。在一贯的问题意识、严整的结构组织之下，又有思路“层累”、“递进”的特点，正可借来印证三十年来学风流转，以及著者作为“文学史”学科的“在场者”，不断调整论述姿态、反思学术潮流的轨迹。

　　如果要追溯三十年来关于“文学史”的研究史，80年代中后期那场轰轰烈烈的“重写文学史”讨论，自然不容错过。本书著者与钱理群、黄子平共同出演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正是“重写文学史”开场的重头戏。与今日看重钱锺书式的“文明的碎片”（第11页）不同，当年随性而较真的“清谈”，念兹在兹的却是“整体观”：“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

　　难得的是，当“整体观”日益赢得喝彩与呼应之际，著者却懂得及时抽身：一面埋头于小说史领域的专业研究，一面协助王瑶先生展开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学术史整理。正如著者所自陈，“‘重写文学史’是我的本行” ，但有无“学术史”视野和自我训练，同一话题展开的方式，会有很大不同。90年代初，《学人》与《文学史》两种学术集刊面世，提倡“学术规范”与“学术史研究”，尝试对80年代学术“失范”进行纠偏。 翻阅《文学史》各期“编后记”，强调“将文学现象放在‘史’的位置上考察”、“追求持重厚实的学术品格”、“提倡一种老老实实读书、认认真真作文的风气” ，八、九十年代之交数年间学风的变迁历历可见。

　　或许是受“学术史研究”风气感染，90年代中后期，中外学界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史考索亦次第展开。代表性成果，如川合康三主编的《中国的文学史观》（2002）、戴燕的《文学史的权力》（2002）、陈国球的《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2004）等，无不跳出文学史自身的“重写”实践，转而致力于考索历史上的“文学史现象”。本书著者则在1995年发表《“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一文，表明借“教育体制”切入“文学史”问题的角度。这也为日后以“文学课堂”为入口，改变相关研究单纯注重“著述”、“体系”或“文学观点”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著者亦有意跟福柯、布迪厄式的知识权力论保持着距离：未必采取社会学式的知识考掘，或年鉴学派式的资料穷尽，而更注重还原到一个文学教育“在场者”的知识积累、教学经验，回到“语文学”自身的学科品位。

　　新世纪初，在为新出《现代中国》集刊撰写编后记时，本书著者特意标举“有情怀的学术研究”，以区别于90年代的“学术规范”，并在当下学科建设的话题下，重新提起文学史的“重写”：

　　同样是学术史的眼光，九十年代我们关注的是学术思潮、研究方法、学术规范等，现在我们更关心具体学科如何重建。换句话说，还在讨论学人、学科史、学术范型，但侧重于建设性，把学术史的思考和文学史、社会史、思想史等的重写结合起来，并把重点放在后者。

　　在著者看来，经过90年代“学科规范”洗礼的“学科重建”，正应成为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丰富与再生。但二者的区别亦不容忽视：当年“重写”作为思想解放的一翼，要求“全史在胸”的“整体观”，甚至可以说“重写文学史”还是延续了“史学”压倒“诗学”的趋势，多少仍带有将“文学”本质化、“文学史”工具化的遗风。而面对世纪之交文学教育的现实状况，著者心目当中的“重建”，更着眼于对百年来文学史学科的本质化、线条化、工具化趋向作“一括式”的检讨，“在场感”、“片断化”、“个人性”的重要，由此突显。

　　“在场感”的营造，固然依靠著者作为文学研究者的文体敏感、作为史家的逸事解读能力，却更直接地源自著者多年来从事文学史教育的体会。正如著者所自述：“本书之所以特别注重‘文学课堂’，与笔者在课堂上反省‘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对这一‘讲授方式’的利弊得失有深切体会，不无关联。”（第481-482页）在这里，历史与现实的“文学现场”达成了某种交错对话的关系。在现实的课堂上，究竟是应当教给学生“《金瓶梅》影响了《红楼梦》”、“周氏兄弟思想及文章的差异”，还是引导学生专攻一家、一体、一书、一代而“不及其余”？带着这样的困惑，回望数十年、上百年前的“文学课堂”，所得自然不同于在“课堂”场外旁观的“他者”。

　　1895年，当藤田丰八（1869-1929）等日本汉学者在东京规划近代东亚世界第一份“中国文学史”课程表时，曾有人预言富于分科意识、进化理念的“文学史”、“哲学史”，将一改以往经史词章之学以人物、体派、书籍制度或少数几部经典为序的格局，带来“汉学世界的革新”。百余年后，《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却提醒世人，“见木不见林”的古典教养，自有其救正现代学术、教育流弊的价值。今天，处在网络搜索奄袭一切智力活动的时代，更可以说是数据库、关键词压倒读书心情的时代，知识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被生产、编制、吸收、传播，各种未经充分咀嚼的“全史在胸”、天马行空的“整体观”、“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虚妄自负，似乎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达成了。而昔人读书所注重的“情怀”、“涵泳”、“体验”、“冥契”，在日益快节奏、数字化、功利化的日常生活乃至学术生涯当中，亦似乎比一百年前更有被边缘化的危险。方此之际，《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着眼从历史片断和在场体验“重建”文学教育，意在平衡百年学科化带来的缺失，亦不妨解读为关于当下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的一种恰当回应。

　　2012年1月16日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读后感(四)：文学史的反思与重建

　　文学史的反思与重建

　　季剑青

　　《读书》2012年第4期

　　1934年3月，时任北大文学院长的胡适在一次北大师生座谈会上发表演说，大胆提出将“文学院”改为“史学院”的设想：“学历史的效用是很大的，而历史的范围亦最广，将来文学院亦可设为史学院，因为现在研究哲学的，亦不过是研究哲学史，研究文学的，亦不过是研究文学史，其他学科也是一样”（《北大文学院前途的危机》，1934年3月17日《世界日报》）。这一番石破天惊的言论出自记者笔下，不见于胡适本人的著述，大概只是胡适一时兴到之语，不过“研究文学的，亦不过是研究文学史”一句，却是胡适的一贯思路，也颇能提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的基本方向。

　　从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设立文学史课程和次年作为课程讲义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问世以来，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史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时至今日，文学史已成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的主要形式，成为一套似乎天然合理的知识体系，一种为我们习焉不察的认识和理解文学的思维方式。文学史在趋向成熟和稳定的同时，其僵化和陈旧的面相也日渐显现。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开始在研究方法和著作体例方面寻求突破和创新，然而，“文学史”这一知识形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激活它内在的理论潜力，而不是亦步亦趋地陈陈相因？如果不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加以认真清理和深入反思，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危机就不可能得到克服。在这方面，陈平原先生可谓是最具自觉、用力最勤的学者，他最近出版的两本新著《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和《假如没有“文学史”……》正是多年来关于“文学史”的思考的结晶。前者是专题研究性质的论著，后者则是散篇短文的汇集，体例有别，内在思路却是贯通的，在他此前有关文学史的多种论著中也大多有脉可寻。陈平原运用福柯“知识考古学”式的方法，细致梳理和辨析“文学史”形成和建构的过程及诸多条件，同时又从各个方面探讨和发掘这一学科潜在的生机和可能性。无论是在学科内部的方法论上，还是在文学如何教育和介入当下精神生活的现实关怀层面，都给予我们丰富的启示。

　　文学史和文学教育

　　1984年，陈平原从中山大学毕业，来到北大中文系跟随王瑶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到了北大后，很快就发现，北大人的‘文学史’意识之强，远超于中大或国内其他大学”（见宇文所安、陈平原等《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现代中国》第十三辑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或许正是一个外来者的眼光，触发了他反思“文学史”的契机。确实，自20世纪20-30年代以来，文学史就一直在北大中文系的课程体系中占据主体地位，这对国内其他大学也多少具有某种示范效应。

　　文学史为何能够获得如此显要的地位？陈平原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中通过对北京大学早期文学课程的梳理，为我们还原了文学史浮出历史地表的复杂过程。探讨文学史作为学科的起源，把我们带回到驳杂而又生动的、各种话语和制度交织碰撞的历史现场，这显然有助于我们打破对文学史的天然信任和不加反思地接受。作者发现，早期北大文学课程的设计中，“文学”和“文学史”原本并行不悖，前者着眼于技能训练和感觉培养，后者则倾向于系统的知识传授。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思潮的兴起，文学史因为更能配合科学精神、进化观念和系统方法，更便于讲授和普及，逐渐从附庸蔚为大国，占据了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的主导地位，这“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决定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95页，下文引用此书时只注页码）。陈平原将文学史的兴起置于中国现代性转型的宏大视野中来考察，在批判性地反思的同时，亦不失了解之同情。

　　文学史是伴随新式教育机构应运而生的产物，这对于这门学科的知识形态和著述体例的影响至深且巨。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作为国人第一部自撰的文学史，本身就是课堂讲义，是“教科书”而非“专家书”，这奠定了日后文学史著述的基本面貌。时至今日，绝大部分文学史都是作为文学史课程的教材而编写出来的，借助教育机构的权威，这些教材提供的清晰而稳定的文学史知识就具有了不言自明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虽然读起来枯燥无味，但其地位却很难撼动。这些用教科书凝固下来的文学史知识，就是文学教育的全部吗？陈平原对此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创造性地引入了“文学课堂”的视角，为我们再现了历史上鲜活的文学教育的现场图景。比起课前课后见之于文字的讲义和著述，这些充满欢声笑语的“文学课堂”却给我们更丰富的文学想象和感受，同时也为当下的文学教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照。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反省当今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我看来，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第152页）。

　　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打捞和重构已经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文学课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里，陈平原再次展现了他曾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一书中使用过的精湛技艺，通过对大量原始史料的钩稽和对若干细节的精心选择，最大限度地复原历史现场的生动面貌，这既需要严格的历史学方法，也需要活跃的文学想象力。更重要的是，对历史现场的复原和触摸，并非纯粹地历史学意义上的“求真”，而是自觉地渗透着作者当下的关怀。正是因为这种明确的当代意识和现实诉求，那些被重构的“文学课堂”才显得愈发鲜活，它们不仅仅是被认识的客体，同时也是历史与现实之间有意义的对话和交流，既赋予我们“历史感”，也赋予我们“方向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平原对“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在反思以文学史为主导的文学教育之外，还隐含着对文学史本身更深层次的思考。法国文学史家郎松认为，文学史家和历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历史学家处理的对象是过去——今天只能靠一些残存的迹象或碎片来再现的过去。我们的对象也是过去，但这是今日依然存在的过去；文学这个东西既是过去也是现在”（《文学史方法》，《朗松文论选》第4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历史上的文学作品仍然活在当代。德国文学理论家尧斯在他那篇著名的《文学史作为对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中，也强调文学作品的“对话特性”，即文学作品是由历代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创造出来的，而文学的历史性就存在于这些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之中（《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第346-347页，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陈平原的研究则提示我们，可以把郎松和尧斯这里的“文学作品”扩展至包括“文学课堂”和文学教育在内的各种文学现象，文学史就是历史上的文学（包括作家、作品及各种文学现象）和当代的不断对话，正是在这种对话中，过去的文学才真正具有了“历史性”。这种对话打破了文学史的稳定和连续的线性叙事外观，同时又不是孤立地、实证式地将过去的文学现象固定在认识客体的位置上，而是使其成为对当代有意义的存在。这其中显然蕴藏着新的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而陈平原对“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本身即可视为出色的文学史研究。

　　这并不是笔者的借题发挥，陈平原在《〈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序》一文中明言：“以活生生的文学现象为‘对话者’，在一系列审美的和历史的交谈中，实现人类的精神超越与文化更新，应该是文学史家的最大愿望，也是其基本的工作方式”（《假如没有“文学史”……》第128页），可见他对此是抱有明确的理论自觉的。陈平原对作为课程和学科的“文学史”的反思，并没有走向对文学史的全然否定，或是简单地倡导一种文本中心的研究方法和教育方案，因为这种反思本身是在一种历史意识的指引下进行的。在这种反思中生发出有关文学史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洞见，使得我们有可能去想象一种对话式的文学史，文学史由此成为活的、流动的资源，显然，它可以为当下的精神生活和文学教育提供更丰富的营养。

　　文学史的内与外

　　今天我们通常把文学史视为文学研究的一部分，陈平原则提醒我们，还有另一种思路，即将“文学史”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看待（第3页）。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区分“普遍史”和“专门史”，文学史即属“文物专史”之一种，“做文学史，要对于文学很有趣味很能鉴别的人才可以做”，而非一般史学家所能胜任（《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3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文学史的独立地位是以“文学”学科的专业性为前提的，这是西学东渐潮流中知识体系重组和分化的结果。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直到“五四”时期才基本确立下来，早期中国文学史著述对“文学”的理解要宽泛地多，更接近传统的“文章”和“学术”。林传甲、吴梅、曾毅等人的《中国文学史》，将文字、训诂、史著、语录等都纳入到文学史中，常为后人所诟病，作者却反过来追问：“近百年来以西方‘纯文学’观念为尺度，剪裁而成的‘中国文学史’，或许是一种削足适履？”（《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2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谈论中国古代文学，能否将不符合现代“文学”概念的诸多文类摈诸其外？从晚清到“五四”，文学史著述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大文学史”走向“纯文学史”的过程，来自西方的“纯文学”概念主导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这或许是大势所趋，但同时却是以牺牲古代文学的丰富性为代价的，“水至清则无鱼，文学与政治、思想、学术、教育等本就存在的联系被人为割断，又是一大遗憾”（《“尝试论丛”总序》，《假如没有“文学史”……》第110页）。相比之下，今天看来粗糙芜杂的早期中国文学史著述，倒显示出元气淋漓之相，作者为此呼吁打破现有“文学”和“文学史”概念的局限，勇敢去尝试一种“大文学史”的书写。

　　从反思文学史著述体例，走向对“文学”概念的质疑，正是题中应有之义。《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辟专章讨论黄人、鲁迅两位学者，在他们那里，“文学”和“文学史”呈现出更为丰富和更具活力的面貌，足以为今人所借鉴。黄人穿梭于文学批评、辞书编纂和教科书撰写的多样的文学活动，让我们得以窥见知识转型时期文学研究者的“百科视野”和宏大气魄，“文学”观念转变的轨迹在其中也历历可见。鲁迅的小说史研究和文学史设想，则完全打破了“文学概念”所规定的“文学”的限制，注重内在“文采与意想”与外部“世态与人心”的沟通与互动，至今仍是难以企及的典范。这两章体例上颇类似传统的学案体，借具体学者来呈现学术思想潮流的转变，启示“文学”和“文学史”的另类可能性，是作者论著中以小见大的杰出范例。

　　独立分科的“文学”概念一方面割断了传统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复杂联系，另一方面，其界画分明的文类区分（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也无法涵盖传统文学相当丰富而又彼此渗透的诸多固有文类。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以文体辨析和演变结构文学史，几乎只是“一部古代散文史”，固然缺陷明显，但是“文”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中心文类，在后来更为严整的文学史著述中地位一落千丈，也显示出今人“文学”和“文学史”概念的局限（第322-323页）。以文类为视角，从内部敲打现有文学史貌似规整实则陈腐的著述体例，是反思文学史的另一条途径。陈平原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中分别以小说史、散文史和戏剧史为对象，在对前人研究的梳理中，借助文类史来探讨文学史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陷阱和生机。

　　“文学史”关注整体历史变迁，“文学研究”则往往突出技巧和审美，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差异和紧张并非易事。陈平原对此体会深刻：“所谓的‘文学史’，其实包括通史、断代史、专题史以及专题研究四类，很难一言以蔽之。若‘小说史’与‘词史’这样的专题研究，是可以较好地协调‘文学史’与‘文学研究’的张力的”（第98页）。对于长期从事和关注小说史研究的作者来说，这自然是治学的甘苦之言。早在上世纪80年代，作者从事小说史研究时，就已开始思考文学史的相关问题。《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和《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既是小说史研究，也是文学史研究。作者在研究方法上做了许多创新性的尝试，如打破以作家作品和外部社会思潮为中心的体例，从小说艺术本身来把握小说史进程；注重小说形式变化与报刊出版等制度性因素之间的互动，以沟通文学的外部与内部研究；从文类布局的重组来解释新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等等。这些实践对今天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其实从一开始，陈平原的小说史研究就带着明确的文学史理论的自觉，《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一书记录了作者对小说史研究的若干理论反思，其中第一篇就是“文学史眼光”。

　　表面上看，小说史不过是文学史的一部分，“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小说史作为文学史的一部分来写作、阅读”，小说史似乎可以随便地从文学史中抽出或者插入，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妨害，在陈平原看来，这恰好说明“小说史研究并没有得到真正独立的发展”，“小说史展开论述的角度以及得出的结论，应该与一般文学史有所区别”（《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80-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但这并不是要把小说史完全从文学史中分离出来，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作者研究小说史中始终带着“文学史眼光”，才没有局限于小说形式内部，而是时刻注意到小说形式与外部社会制度、小说与其它文类之间的互动关系，写出了“与一般文学史有所区别”的小说史和文学史。《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在论述新文学中小说创作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时，指出小说因上升至中心文类而对古代文学的“诗骚”传统有所吸收，就是一个精彩的例证。

　　相比而言，陈平原对散文史的关注和研究也许更能体现他对现有文学史格局和文学观念的突破。“文”作为古代文学的重要文类，内部体式复杂，外部界限模糊，常常越出审美范畴，与政治、社会、人生等纠缠不清，很难置于现代“文学”概念中来观照，把握起来困难重重。然而，在陈平原看来，“文”和“散文”概念的不确定性，正好提供了反思现有“文学”和“文学史”观念的机遇（第333-334页）。于是，无论是《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横跨“文”与“学”、“为文”与“为人”，还是《中国散文小说史》纵览上下古今、勾勒“千年文脉”，都为我们提供了别样的、充满生气的文学史图景。

　　宇文所安在《瓠落的文学史》一文中曾经指出，通行的“把文学体裁作为文学史写作的基本单位”的书写方式需要反省，在这类文学史中，各种体裁（即文类）拥有各自的故事，“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体裁互不相干”，他提醒“我们不应该忽视在同一文学史时期内纵跨各个文体的因素”（《他山的石头记》第4-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陈平原的《中国散文小说史》就像是对宇文所安的回应（其实此书写于《瓠落的文学史》一文之前），堪称一部独具特色的创新之作。把两种不同的文类的历史合并撰写，突出的正是二者之间的互动和互补，陈平原找到了“笔记”这一相对模糊的中间地带，作为沟通二者的媒介，写出了一部别开生面的文学史。由此也可以看出，从文类出发的内部视角，可以给我们的文学史著述带来怎样新鲜的变化，当然前提是我们在处理这些文类时必须有自觉的“文学史眼光”。

　　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史学

　　鉴于教材式的文学史已经泛滥成灾，陈平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学界最需要的是“研究型文学史”，而非“教科书文学史”和“普及型文学史”（《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25页）。这一思路一直延续至今，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中，作者重提“专家书”和“教科书”的区别，呼吁学界打破对四平八稳的教材式“文学史”的迷信，从事更具挑战性和学术含量的“专家之学”（第398-400页）。

　　事实上，承载着民族文化建构和文学教育之功能的文学史，在著述体例上有着先天的缺陷，那就是重视体例之完备，知识之可靠以及线索之清晰，而在理论和方法上往往沿袭前人（主要是滥觞于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缺少突破的内在动力。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文学史伴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而大量涌现，它们确实在建构民族认同和教育国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文学研究专业化趋势的发展，这类文学史著述的缺陷开始暴露出来。1917年，克罗齐提出应该用“论文和专题著述”取代“一般性”的文学史著述（《文学艺术史的改革》，《美学或艺术和语言哲学》第183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可见时代风气之转变。大体而言，在二十世纪西方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中，文学史已不再扮演重要角色。而在中国，教材和通论式的文学史著述却一直长盛不衰，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对文学史理论方法的深入探索。在这种情况下，提倡“专论”式的文学史研究确实是当务之急。

　　有些遗憾的是，《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主要从学科史和教育史的角度反思文学史的诸多问题，至于作为著述的文学史，“该如何向年鉴学派学习，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史学，而不是满足于叙述史实与表彰先进，那是另一个问题，暂且按下不表”（序第11页）。不过，《假如没有“文学史”……》一书中的诸多文章，却让我们能够了解作者“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史学”的基本思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陈平原开始有意识地跨越文学学科的边界，尝试从报刊传媒、教育体制、都市文化、图像研究、述学文体及物质文化等诸多方面，四面出击，开疆拓土，寻求文学史研究突破的可能性。不仅身体力行，而且通过组织学术会议、印行学术论文集等多种形式，引领学术风气的转变，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或短或长的随笔文字，随处皆跳跃着思想的火光，读来令人兴味盎然。

　　如果说陈平原的小说史和散文史研究，从历时性的角度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在肌理，那么这一系列“文学史研究新视野”的开拓，则昭示了从共时性的多重视角观照文学史的可能性。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不假思索地认为研究文学史就是要书写“文学史”，或者至少也是处理文学在较长时段内的历时性变迁。其实，若是不囿于线形叙事的逻辑，容许以各种视角、各种体式研究历史上一切文学现象，那么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将蕴涵着无穷的活力和可能性（这方面，在西方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艺术史学科，其实是很好的借鉴）。诚如作者所言，“林庚的《〈天问〉论笺》或陈贻焮的《杜甫评传》，算不算文学史，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序第5页），有时仅仅是视角的转换，便能获得别有一番洞天的境界。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把所有的文学研究都纳入到“文学史”学科中来，那样这门学科也就失去存在的依据了。关键是我们是否有文学史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觉，在笔者看来，这是任何文学史研究的前提。早在上世纪80年代，陈平原、钱理群和黄子平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中，就曾指出“在我们这里，‘文学史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第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这与教材式文学史的泛滥成灾的现象恰恰构成了颇具讽刺意味的对比。此后，陈平原在小说史研究中开始自觉地考虑文学史理论设计的问题，《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收入的若干理论文字，“讨论的是文学史编撰中碰到的一些操作问题，着眼的却是文学史理论的革新”（《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73页）。1992年，陈平原与友人创办《文学史》集刊，在第一辑编后记中明确表示，关注的重点是“文学史理论以及对以往文学史著作的反思”（《假如没有“文学史”……》第101页），尽管集刊只出了三期，但是对文学史理论的思考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大体而言，陈平原心目中的“文学史理论”是介于抽象的历史哲学和艺术哲学与具体的作家作品评判之间的“中层理论”（借用杨念群语），既有理论穿透力，又有很强的方法论层面上的操作性。这也是他自己文学史研究的特点，在开辟风气的同时，也能示来者以轨则。

　　“五四”以来，文学史在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至今仍不见衰落之相，而在它的西方“故乡”，文学史早已退居学界边缘。今天哈佛的文科系中，只有东亚系有中国文学史课程，其他英语系、法语系都没有文学史课（见宇文所安、陈平原等《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这一现象耐人寻味，它或许与中国人源远流长的历史意识有关。宇文所安认为，在西方的文学史观念输入之前，中国文学早已形成了在文学史框架中理解文学的悠久传统，这是另一种不同的“文学史”（见《史中有史（上）——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读书》2008年第5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世界文学研究的版图中，文学史理论也许恰恰是中国学者最有可能做出独创性贡献的领域。陈平原先生多年来的努力和探索，已经做出了示范性的成绩，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这片园地的开垦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