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的读后感10篇

　　《中国文学史》是一本由钱穆 讲述 / 叶龙 记录整理著作，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页数：40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一)：鲜活的文学史

　　鲜活的文学史

　　这是第二次看学生整理的上课笔记类书籍了。这样的书籍往往难得。因为授课已经过去很长了，授课者往往没了底稿，有底稿的话，兴之所至，课堂上会有临时的发挥。只有学生认认真真地纪录，用心地保存，才会留下笔记。一个优秀的老师加上一个优秀的学生，才能促成此类书籍的出版。

　　在大学课程中，我学过文学史，分为现当代文学史和古代文学史。叶龙记录的钱穆老师的这个讲稿算是古代文学史。

　　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讲法，也会参考一些资料，怎么样的才可能讲得好？授课者对中国文学史理解得越透彻，越有自己的见地，眼界高，见识广，才能讲出独到的地方。则带给学生的养料越多。钱穆是国学大师，一代通儒，所以，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是普通的大学老师所不能比拟的。

　　这本书可以算是线装的吧，每一页可以翻得很开。字疏疏朗朗，怕了那种密密麻麻的字，加上难懂的内容，让人充满了焦虑。国学大师钱穆造诣很高，讲解深入浅出，能考虑学生，于是，我们这些读者看讲稿的时候，也就能更好的理解了。听这样的课就是一种享受，我们仿佛又坐到了课堂上，欣欣然跟着名师遨游在文学的海洋。

　　相比较于我以往看过的古代文学史，这本书更鲜活。文学史离不开作品，大师阅读的作品数量，是惊人的。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会学习这些人的作品，接触作品多，了解作者少。

　　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诗人是很多的，作品的话也是不计其数。大师不一样，博学强知，高屋建瓴。没有让我们陷入茫茫的作品中，讲该讲的，研究该研究的，含英咀华。眼界不到的人评价名满天下的诗人及其代表作，可能人云亦云好好好，真正的高人，能看清哪里好，哪里不足。钱穆一定就是这样的高人。

　　这本书气氛活跃的是唐宋八大家部分，读来饶有趣味。这本书上许多人的名字都如雷贯耳，但是他们的面目模糊。钱穆老师的讲稿，人，作品，才生动起来。想来上课的时候，学生听到老师的讲解也是津津有味的吧。也有些以前觉得名字不熟的，也有值得一观的作品。

　　这本讲稿按照朝代、文学的发展来编排。钱穆老师的讲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每一章都值得你玩味。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二)：以死者之心讲述中国文学史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在这漫长的时间长河里，出现过众多璀璨的文明，比如文学就是其中之一。如果把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学串联起来，就构成了一部非常厚重的中国文学史。

　　文学和历史的关系一直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你细细地去剖析中国文学史，它就是一部漫长而辉煌的历史，许多朝代的盛衰兴亡都能在里面找出蛛丝马迹。因此在阅读和学习中国文学史时，不能抛开历史的层面，否则犹如纸上谈兵。

　　就像钱穆老先生在本书中所说的那般，讲文学应先明白历史，并非就文学讲文学，文学只是抽出来的，并非单独孤立的。明白了这样的关系以后，再去理解与实践，就可以更快地摸出门道了。

　　说到钱穆老先生的这部《中国文学史》，它比较特别，因为它并不是钱穆老先生本人所撰写的，而是由他的学生叶龙，根据当年的听课笔记，整理校订之后出版的。也就是说，这本《中国文学史》的原型是来自于钱穆老先生开授的一门课，至今它已经沉睡了60年之久。

　　钱穆老先生是众所周知的一位国学大师，一代通儒巨匠，他不仅博学，同样著作等身，开课无数。按照叶龙的回忆，钱穆老先生在当年的新亚就开课有：中国通史、中国的秦汉史、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文学史，以及社会经济史、《论语》、孟子和庄子等，其他还有韩（愈）文与《诗经》。而这些，并不能称之为全部，可见钱穆老先生的博古通今不是过誉。

　　这本《中国文学史》共分为31章，从诗经一直讲到明清章回小说，把整个中国古代的文学完整的串到了一起，整体脉络清晰，语言通俗易懂。尽管是完全口语化的讲述，但不少句子堪称神来之笔，而为了活跃当时的课堂气氛，钱穆老先生还不时穿插些逸闻趣事，钱师的幽默感也是别有特色。

　　钱穆老先生在讲课时多次提到今日青年人的国文根基已经很差了，他老人家所说的今日是指当时的1955年，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现在的年青人不说保持当初的水准了，能有当时一半的水平就算不错了。提及经、史、子、集，恐怕能够完整说出它们所指为何作品的人都寥寥可数，更别说熟读和通晓了。

　　因此也难怪，当年的钱穆老先生在讲授这门课时，是以死者的心情讲述死去的中国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白话文已经成为主流，而经典文学的地位不仅日落西山，更是遭到了很多人的舍弃，作为一名国学大师，那种悲壮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书中，叶龙也多次提到钱穆老先生开课时说过的一句话：时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这句看似得罪前人的话，其实说的并不为过，因为事实就在眼前，有还是没有很容易分辨出来。

　　这本书在未面世之前，叶龙先生曾在《深圳商报》上做了连载，当时还请了很多位文教界学者一起讨论，不少人对钱穆老先生的这本书持以赞赏和肯定的态度，钱穆老先生一生以治史闻名，终于能在今天看到他老人家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大作，这种心情不言而喻。而大家也都认同，文学史应该是个性化的，它应当有独特的理论对话，对文学史的发展有独到的描述，这些部分，钱师的《中国文学史》都完整的呈现了出来。

　　当我读完这本厚重的《中国文学史》时，我仿佛看到了六十多年前的钱穆老先生，他的音容面貌丝毫未改。他穿着蓝布罩衫，脚蹬布鞋，操着一口无锡话站在讲台上对着我们说道：时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

　　但是从此刻起，钱穆老先生的这部中国文学史讲稿，注定会载入史册。

　　文/颜先生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三)：一列关于中国文学发展整体脉络的动车

　　周末，迫不及待地将《中国文学史》带回家学习。这是国学大师钱穆在亲自创办的新亚书院教书时的讲义，尘封60年后，由学生叶龙先生整理后出版。内容从诗经到明清章回小说，读后逐渐在脑海里搭建起一列关于中国文学发展整体脉络的动车，车头是诗经，车尾是明清章回体小说，而学生时代语文课本中的知识也能准确地安放在动车恰当的车厢。具体而言，中国文学源于《诗经》，根据来源和用途不同分为风（民庶作，讲社会）、雅（朝廷作，讲政治）、颂（宗教祭祀用），这也是完全符合西周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的。根据作诗方法不同，又分为赋（平铺直叙）、比（引物作比）、兴（托物言志，抒情）。中国从古就有史官，因此最初的散文都类似史，《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但都来源于真实历史，这与西方喜欢戏曲、小说等虚构文体迥异。到春秋战国的动荡时期，有一类平民在关注社会发展、国家兴亡中有了自己的观点，百家争鸣，诸子散文出现，如《论语》、《孟子》、《庄子》、《荀子》等，其中《论语》、《孟子》的篇章还比较零散，到《庄子》就已经属于完整独立的寓言体文章，《荀子》则是同样结构完整、深入浅出的议论体文章了。文学，一方面是时代性，另一方面是地域性；在南方，《楚辞》出现，由于可唱，后来演变成曲。进入汉代，散文和韵文的综合体——赋盛行，当然历史散文同样并行存在，如《史记》，司马迁很好的解答了文学与历史的结合问题。汉末动乱，士大夫苦闷，无心政治，创作出《古诗十九首》一类专注于人生悲欢离合、社会琐事的作品。三曹父子的建安文学，继承之前的五言诗风格而来，重视表露人生独立观念。伟大的文学总与伟大的朝代珠联璧合，如果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的觉醒，唐诗则是其跨越式发展。从初唐四杰到李杜王孟（诗歌）、韩柳白（散文）、颜柳（书法），文以载道，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日渐凸显。词在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后来又演变成曲，《花间集》是中国第一词选。由宋词到元曲，文学更加社会化、平民化，后由曲演变成明代的传奇，通过唱的方式演进，“百戏之祖，百戏之师”的昆曲出现，后清人入关，昆曲衰落，演变成京剧、川剧等各地剧种。在清朝，满足民众需求、以说书形式为基础的小说盛行，章回体即是每日说书的分段。至此，中国文学史脉络清晰地印刻在脑海中，受益匪浅，值得回味。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四)：人生识字始忧患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传奇小队长（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note/600366625/ 题目原句是“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苏轼《石苍舒醉墨堂》的句子。大意是，人的一生忧愁苦难是从识字开始的，做人其实只需认知自己姓名即可。将“始”字提前，意思改变了，人生识字始忧患，人从读书识字开始，开始感知和关注祸患。而祸患常积于忽微，如果发现自己对周遭细微事物有了能更形象具体的感知和观察，应是读书的功劳。 寒假没怎么看书，想到还有字数与年级数成正比关系的寒假作业没写。于是提笔。算是一个推动力，算不上一个目的。因为去年我就没交暑假作业。 念了一本书，由钱穆先生讲述，他的学生叶龙整理的《中国文学史》。这本书封面装帧与推广方式均不是我所能欣赏的风格。但是，排版我很喜欢，字体和行间距都很大，纸张又厚，一个小时下来，就感觉自己看了很厚一摞似的，就会很有些成就感。其实并没看多少内容，也没有多少能记住的东西。但是写这份读书笔记，就很想用这个题目，适用于钱穆先生。 初次知晓钱穆先生，是一个高中同学告诉我的，她当然关注的是学术大家的风花雪月，印象不深，只记得先生名字了。 大一参加学生工作，得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钱穆先生写的。当时的感觉是，这题目大如浩瀚星空，但书却很小很薄，很是诧异。重点是就算这样，至今我也没有看这本书。这是之二印象。 之三便是寒假看的《中国文学史》了。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他写的书，而是他学生听他课所写的读书笔记。书中最后对钱穆先生评价很高，说中国历史上得一学术专家容易，但得一通儒很难。意思是钱穆先生是几百年一见的通儒，想来也是，经济史文学史各种史，研究对象浩瀚无垠，应该可以称为通儒，之所以用“应该”二字，是因为我没读过他的书。二是我也没读过其他人的书，无可比较，因此也不晓得是否是“几百年难得一见”。这又让我想到大多数人的困境：读书不多但是想得太多。罢了，不讲那么远，还是讲书。而且只讲书的内容，封面装帧排版纸质也一概不讨论了，虽然我一般很喜欢讨论这些外在的肤浅的东西。 凡史书均有体例，体例大致六种——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国别史、断代史和通史。文学史也应算是史书。反正总是文史哲是很难分解的。《中国文学史》全书包括绪论和结论共分31篇。并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和史书，勉强归纳成编年体。 除绪论、结论二篇，剩下二十九篇是，中国文学的起源、诗经、尚书、春秋、论语、中国古代散文、楚辞（上、下），赋、汉赋、汉代乐府、汉代散文、汉代奏议、汉代五言诗（上、下），建安文学、文章体类、昭明文选、唐诗（上、中、下）、宋代古文、宋词、元曲、小说戏曲的演变、明清古文、明清章回体小说。其实从也可以看出，体例是大致的，史书很难割裂使用单一的体例，往往是融合的多线索的，就算这样，也很难把一段历史讲得透彻。 这本书本来就是讲稿的整理，大家上大学的知道老师上课时是怎样讲课的，所以这本书浅显易懂但是想真正了解文学史，还差得远。想到这里，我流下痛苦的泪水外加一个wink。 以下是大致读这本书我觉得应该记进脑子里的东西。 1.《诗经》赋、比、兴的含义。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 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 触物以起情谓之兴，情动物也。 风雅颂是体类分别，是文学的体格。赋比兴是作诗方法。 2.读古人诗词不能照字面直解，其实各有其委婉曲折之深意。 3.《春秋》是记事的，看起来像现在的电报，极为简要，。此书乃句斟字酌的，有其文学意味和法律性。 4.我国古代散文，分为两个时期，即“史”和“子”两个时期。前者记事，记录历史事件的经过。后者是思想性的。 5.中国古代散文 从论语开始，我们又可以将古代散文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像《论语》这本书可以说是散的，零星的，即是有由许多章凑合在一起而变成一篇，但并无连贯的意义。 第二阶段，如庄子一书，已进一步成为假设的对话体了。孔子和孟子都有学生记录他们的言行，庄子则没有。故庄子，自己写作。且假设如二人对话般的问答体。庄子一书的进步内七篇之片名都成为有意义的了。而且庄子之每一篇均可分章。且不能将甲篇中之一章任意插入乙篇之中，各章均有其整体性，然而可以分章来读。不过，庄子一书也有取首字词为篇名的方法。 第三阶段，至于荀子这本书已在进一步发挥其个人整套有体系之思想与意见了。 6.楚辞 讲起文学，可以分别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时代性的是纵的。另一方面是地域性的是横的。文学是人类心灵中发出来的表现。它是受着地域的限制的，地域方面最重要者包括气候和山川风俗等。真实的文学来自广大的群众，需采自当时某一地域的民间文学的创造，尚需加上技巧。楚辞是地域性的，也是文学性的，是南方文学。 7.赋 赋是韵文与散文的结合体，它在叙事时用散文，形容时则用韵文。起源于战国。 《汉书·艺文志》将赋分为四派：主客赋、屈原赋、荀卿赋、陆贾赋。共七十八家赋。 8.奏议是政治上应用的散文，上行文。 诏令是政府写给民间，下行文。 9.文章的体类从文学的内容（表达什么）、对象（给谁表达）、工具与技巧（怎样表达）谈起。 分为，言志、说理、记事、抒情。 10.唐代的划分 初唐，西元618至712 盛唐，西元713至765 中唐，西元766至846 晚唐，西元847至902 ...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五)：“一个人”的文学史

　　钱穆先生被称为国学大师、一代通儒，著述颇丰，其在历史、经济、哲学等方面均有深厚造诣，但个人却坦诚，最爱的是中国的文学，令人不禁好奇，在他的《中国文学史》讲义中，他会如何谈起他所爱的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的历史延续数千年，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审美、丰富的形式著称于世，但是惟其如此，也格外难以把握文学之历史发展的脉络，而钱穆先生的这本《中国文学史》提纲挈领，不落窠臼，得一“简”字，就如先生在书中谈及中国文学的炼字一般，书中知识点并不冗杂啰嗦，自诗经始，至明清章回小说终，历数诗、赋、散文以及词、曲、小说发展脉络，将文学做为一个整体做来研究，就可看出其间的传承与演化，也就能看出何为主流何为支流，莫要小瞧了文化的历史，历史本身对于未来有其指引作用，只有厘清了文化的渊源与变化，才能找到中国文化的根，不致偏差。

　　而本书也尤以其“个性”取胜，看惯了四平八稳的历史之后，再看此观点鲜明的文学史，不仅拍案叫绝，或许你不喜尊崇儒家，或许你不爱汉赋，也可能你并不能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但是这样的一本书却展现了作者独特的文学史观，也激发出了每个读者内心的观点，就如钱老先生在结论中所说：今日只有共同的意见，而无共同的问题。如果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不仅学习到了新的观点，也促使读者思考关于文学的新问题，那么就是成书的一大成就了。而钱穆先生其以一代宗师的身份，偶然指点一二，已经令人受益匪浅，如著史的两个要点、最好的诗是超脱时代与个性的、中国文学的政治性、对儒家思想的解读等等，都令人有茅塞顿开之感，而他提到：中国几十年来在文化学术上的毛病是：一是意见的偏；二是功夫的偏。更是如黄钟大吕一般，实是治学良言。令人不禁思考近代文学研究之得与失。

　　同时，这本书也可以培养出读者对于中国文化真正的热爱，教导读者何为中国文化之美，在经历了太多教科书式的古板讲述与过度讲解之后，实难有心情去感受文学之美，而钱穆先生为了激起学生的兴趣，也在文学史之余，为学生上起了鉴赏课，诗、赋、散文的名篇佳句，在先生的讲解中，品出不同的味道，虽然中国文学难脱其政治根源，但亦不乏真挚佳作，诗之苍茫万象，词之婉转悠扬，散文之千变万化，都将人带入独特美好的意境中。

　　这本书的缘起也颇具传奇色彩，钱穆先生流落香港之际，潦倒艰难中亦心系中国传统文化，遂创立新亚书院，令一干同样潦倒困苦内心失却方向的青年们“鼓起勇气”抵抗无情的生活，本书的记录者叶龙就是其中一员。故此，这本书才能得以面世，文学与思想本身的薪火相传令人格外动容，本书称“国学大师以死者的心情写死去的文字”固然令人沉痛，而这本书本身更像一束燎原的火种，代表了一种希望，一种寄望，就如先生在课中反复提及的：时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既是一种殷切的盼望，也是一种鼓励，这是一本关于一个人的文学史，却又不仅是关于“一个人”的文学史，希望后人能够写出这样理想的“文学史”，至少也可以由此点燃对于文学的热爱。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六)：重写文学史

　　我们从不缺乏教科书式严谨的文学史，但床头永远空缺一本“理想”的文学史。当毕业后，我们才会发现自己再也不需要一本文学教科书，我们只想要一本读起来不那么“一样”的中国文学史。

　　正如我们读完西方哲学史教材，也需要读读文德尔班、黑格尔或罗素等那些一个人完成的哲学史。现在看来也许漏洞百出、既不严谨更不科学全面。但他们成功地一次次摆脱僵化感，以个人的精神理解重新诠释了哲学史。你会觉得历史被重新切开，以前的疤痕上重新散发出血腥味。你就像读一本新的、从未发生过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才是一本好的历史书，既能搔到痒处，又有足够的幽默感。可惜清爽而自在的东西总是少数，所以钱穆才会说：“过去还没有出现过一本理想的文学史。”

　　相比西语文学，汉语言文学常常面临死去与活来，剪不断与理还乱的尴尬。有人说：一种语言成熟的标志是当下作家的写作文学传统来自当下，而不是另一种语言。很遗憾的是，一个当下诗人追忆他的文学父亲，可能更多想到卡瓦菲斯、叶芝或奥登的面庞，而不是陶潜、杜甫的胡须，即便他在成年后努力向后者靠拢。这是我们的现状，每个有志于写作的人，似乎都要面对一个睡着的父亲和一个醒着的邻居。前者你永远叫不醒，而后者又不情愿带你玩（先别着急提“世界文学”）。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作为一种幸运：你是一个没有布鲁姆式焦虑的写作者，你不用害怕杀父娶母，也不用担心阉割。无论你成功地叫醒前者，还是趋近后者，都是一种完成。

　　重写文学史是一种寻根的常识，也是一种当下的探索。“文学在今天已到了非创造不可的时代”。伊格尔顿说：“如果人生有意义，那个意义肯定不是这种沉思性的。人生的意义与其说是一个命题，不如说是一种实践。它不是深奥的真理，而是某种生活形式。”钱穆《中国文学史》是对文学魅力的复活。这是一本口头上的文学史，很长一段时间，它只有声音而没有留下文字，像圣经、论语或维特根斯坦的《棕皮书》《蓝皮书》一样，我们在叶龙的记录下，有幸读到这样一本文学史，一本叶龙意义上的钱穆，就像柏拉图意义上的苏格拉底。书中体现了对中国评注体裁的关注和对话体的厚爱，包括叶龙的整理过程中《深圳商报》的连载。

　　这本书的缘起更说明了“重写文学史”不是一个命题，而是一种实践。“1949年，钱穆流落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起创办了新亚书院，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的话”。“在新亚书院，钱先生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成的体系。”本书称“国学大师以死者的心情写死去的文字”固然令人沉痛，但这种重写文学史的尝试，更像一束燎原的火种，代表了文学与思想本身的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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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七)：一部“钱穆色彩”的中国文学史

　　在“百度百科”中，钱穆的职业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儒学学者、教育家；在中国学术界，钱穆被尊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而台湾大学中文系何佑森教授则说，钱穆是一位通儒，即“要有匡时救世的心术，要有明体适用的学识，在著述上，要有‘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的表现”。钱穆先生的成就是完全当得起这个标准的。

　　在钱先生的诸多著述中，《中国文学史》算是较特殊的一本。因为这是由他讲述，他的弟子叶龙记录整理出来的。这是一本时隔60年的课堂笔记，之所以能在今天得以面世出版，实在是很多机缘巧合。叶龙去新亚的时候，选修了钱穆先生整年的完整课程，他听得懂钱穆的无锡官话，他学过专业的速记，他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态度都极好。感谢这样的“机缘巧合”我们才有幸看到这本有着浓厚个人色彩的“中国文学史”。

　　因为是课堂记录，所以整本书以口语贯穿，没有那种板起面孔的陈词滥调，就像书的推介中说的那样，它或许并不是“理想”的文学史，也没有严谨到可以作为教科书，但是它活泼，有自己的思想，即便隔了一个甲子，读起来仍然觉得兴味盎然。

　　这本书一共三十一章，从《诗经》一直讲到明清章回小说，脉络清晰，对每个阶段的文学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带有浓郁的个人色彩。我们常常说“文史不分家”，钱穆先生即是从历史的角度讲述文学，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学的传承变化，并总结出中国文学“最大的观点是带有政治性而并不独立，是为促进人类文化的工具，用文以载道，政治并属人道中的一部分”。

　　钱先生认为《离骚》是中国纯粹文学的开始。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文学是有情感的，是生命”“文学又是时代的”“最高的文学是不求人解的”，这些观点是他“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我们可以在他的课堂上看到他对历史的考证，如对屈原的诗中“洞庭”的解释，对《古诗十九首》秦以前的阴历和汉太初改历的对比，真是很严谨的；对某个作家的评述，如韩愈和柳宗元，其生活轶事也是补充得具体生动。对于某一部作品的赏析，更是从语句到思想情感，有详有略，让人见微知著。读起来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重回教室聆听教授传道授业。

　　钱穆先生研究文学还注意中西文化的对比。对于小说戏曲，在西方算是正宗，中国则不然。而神话故事，在西方是先有神话、故事而后有文学，中国当时则没有形成文学，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中国版图疆域广大，难免有了众多地方性”而“埃及、希腊等外国地区因其国土狭窄，故地方性的神话、故事特受重视”。所以，我们常常能看到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却很难把中国的神话系统化。不过，想想，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分散在各地，信奉的图腾各不相同，确实很难统一。这样想，就很好理解了。同时，他还指出，“中国用文言抒情，可能已达到最高境界，此乃西方所无”“中国的人生在诗中表现，诗落实下来则为散文；西洋人生在戏剧中，落实表现则成小说”。此外，先生还讲到了中国和日本文学上的区别，这点也是很少见到的。

　　对于现代文学，钱先生也敢于大胆直言，说到了用白话文骂人的，除了鲁迅还有吴稚晖。他觉得“中国近数十年来一直搞纯文学的，可说只有鲁迅一人，但他的尖酸刻薄体裁是否可流传后世，则是一大问题”，“中国几十年来在文化学术上的毛病是：一是意见的偏，二是功夫上的偏”。这些个人色彩极浓的观点在“正式”的文学史中是很难见到的吧！

　　而除了文学上的研究外，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先生对学生在学业上的谆谆教导和做人上的诲人不倦。他在一开课就说，“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创造”，激励学生发愤图强。在讲到杜甫的时候，他说：“不论今人古人，他们各有不同的技艺本能，好名声不是白白得来，新的是从旧的传承而来，所以新人古人同样值得吾人来尊重他们。”“口是心非、阴奉阳违的，那才不配作为孔孟之徒”。在学习方面，他教导学生说：“文章不光是靠写的，还要会读、会朗诵，甚至会唱。”在写作上，他说：“我们要学习文章，当然创造较模仿容易得多，我们在创造前，也不妨先有模仿。因为创造是要有客观的条件才能形成的。”在书的最后，他还给启发鼓励学生去从事创新著作：“一个人的本领与长处要自己去发现，但不要表现。不发觉本身内有的本领是可惜了，冤枉了。不要吝啬自己，怜悯自己。今天中国学术界有待开荒，早已无人栽种，故如有人花了心机去研究学术，必会有所得”。这便是匡时济世的心情了，也是别的“文学史”书上看不到的。

　　俗话说：“文如其人。”一个人的学识、气质、精神、境界是可以通过他的文字感受到的。看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你会感受到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怀和渊博的学识以及对教育的拳拳之心，你会感受到中国文学的巨大魅力和文学家们的高尚情怀！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八)：功夫在书外

　　好的老师，可以娴熟地传授知识，更好的，同时会指出做学问的路径，再好的，会散播一种情怀和信念。

　　钱先生都做到了，在这本书里做到了。

　　什么是完美的中国文学史？文学是美的体现，对于美，每个人的趋向不同，故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不同的标准。写出大家都认可的，不抹杀少数人喜爱的，这不算难。

　　问题是现在的人和以前的人，想法不同了。古文到白话文的转变，在事实上割裂了文学的传承。看古书已经是少数人的专有技能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

　　十余年前，读钱先生《师友杂忆》时，才明白，钱先生为什么能有此成就，功夫在书外——

　　“怀天在沪求学时，最崇拜其师吴在公之。公之日常言行，及其讲堂所授，怀天时时为余称道，纤细弗遗。年假后，怀天回校，携带佛书六七种，皆其师公之为之选定。盖因怀天丧母心伤，故劝以读佛书自解耳。余在教师休息室中一桌*西窗，坐南朝北。怀天一桌在余座后，临南窗，坐东朝西。怀天携来之佛书，余亦就其桌上取来一一读之。尤爱读《六祖坛经》。余之治佛学自此始。

　　余时正习静坐，已两三年矣。忆某一年之冬，七房桥二房一叔父辞世，声一先兄与余自梅村返家送殓。尸体停堂上，诸僧围坐诵经，至深夜，送殓者皆环侍，余独一人去寝室卧床上静坐。忽闻堂上一火铳声，一时受惊，乃若全身失其所在，即外界天地亦尽归消失，惟觉有一气直上直下，不待呼吸，亦不知有鼻端与下腹丹田，一时茫然爽然，不知过几何时，乃渐复知觉。又知堂外铳声即当入殓，始披衣起，出至堂上。余之知有静坐佳境，实始此夕。念此后学坐，倘时得此境，岂不大佳。

　　回至学校后，乃习坐更勤。杂治理学家及道家佛家言。尤喜天台宗《小止观》，其书亦自怀天桌上得之。

　　先用止法，一念起即加禁止。然余性躁，愈禁愈起，终不可止。乃改用观法，一念起，即返观自问，我从何忽来此念？如此作念，则前念不禁自止。但后念又生，我又即返观自问，我顷方作何念，乃忽又来此念？如此念之，前念又止。

　　初如浓云密蔽天日，后觉云渐淡渐薄。又似轻风微吹，云在移动中，忽露天日。所谓前念已去，后念未来，瞬息间云开日朗，满心一片大光明呈现。纵不片刻，此景即逝，然即此片刻，全身得大解放，快乐无比。

　　如此每坐能得此片刻即佳。又渐能每坐得一片刻过后又来一片刻，则其佳无比。若能坐下全成此一片刻，则较之催眠只如入睡境中者，其佳更无比矣！余遂益坚静坐之功。

　　一日，余站梅村桥上守候自城至荡口之航船，呼其停*。余上船，坐一老人旁。老人顾余曰：“君必静坐有功。”余问何以知之，老人曰：“观汝在桥上呼唤时，双目炯然，故知之。”余闻言大慰。”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九)：一些笔记

　　中国文学史

　　文学的起源是诗歌，韵文先于散文。

　　尧《击壤歌》、舜《卿云歌》（卿云烂兮，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兴观群怨：“兴”是有开放启发启示之意，凡见任何物均可以开启心胸；“观”指人生观、宇宙观；“群”是指人与人之间相处，使能适应社会。因诗经是天人合一的，读了诗经，即使怨也会怨得得当。

　　西洋的散文以小说为大宗，中国的散文以历史为大宗，因中国向来以史当做文学看。

　　我国文学史上，韵文和散文之演变各有不同之现象，即韵文是渐往艰深的路上走，如《诗经》易读，到屈原的《离骚》《九歌》则较难读，再进而到《两都赋》《两京赋》则更难读；至于散文，则其演变之趋势是渐往平易的路上走，《尚书》难读，到《左传》则较为平易浅近了。

　　楚即淮阴，初在湖北。当年楚怀王败于秦，楚人逃到安徽寿县一带，此时之楚人经过大迁徙，已变为安徽、江苏人。战国末年之楚已在江苏安徽一带，长江下游为楚，汉高祖亦楚人。

　　南方气候好，可以常过户外生活，并有各种舞蹈，因是多神论的，却并无固定的系统；北方的舞蹈却是有大系统的，敬神而统一的，较严肃而刻板。南方重水，有水神；北方重山岳，拜山神。

　　凡此水通彼水的均叫洞庭。据说太湖也叫洞庭湖，“洞庭”是个通称，是普通名词。正如“大山宫小山，霍”小山为大山所围作“霍”

　　《楚辞·渔父》中“宁赴湘流”实指汉水。“汉”天水之意，亦即是襄水，襄水又叫沧浪之水。

　　华山之“华”说明此山如花一般有五瓣；岐山之意是二山相并；衡山说明横亘一排；昆仑之意是重叠之山。

　　杨雄著《太玄》，寂寂草玄，桓谭说看不懂，杨回答后世复有杨子云必好之。直到宋代司马光特别爱《太玄》，他仿作一本，后人亦读不懂。“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矣。”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人生忽如寄。

　　最高的文学就是最高的历史。

　　描写人物难于创造人物。

　　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

　　徐陵《玉台新咏》中谈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有八九首系枚乘所作。而钱穆先生认为古诗十九首出自东汉无疑。

　　东汉时期可以说是个人的觉醒时期，也可以说，东汉时期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

　　《古诗十九首》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只讲日常人生。

　　中国文学是带有教训性的，是上层的、政治的、内向型的。西方文学则是下倾的、向外开展扩张的，且说都会性的、外向型的。

　　建安是东汉献给的年号，由初平四年（公元196年）改为建安，曹操带献帝迁都至许昌。

　　王粲爱听驴叫，曹丕带领百官参加他的丧礼，带头学驴叫为他送别。

　　可与之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上是理想。 《论语》

　　所谓文学，并非将生命、感情放进去就成为文学，而是将生命、感情以及有时代性的内在生命力和外在生命力四者配合起来才成为文学。

　　初唐：618-712唐高祖武德元年到唐玄宗李隆基，期间经过14年武则天称帝。

　　盛唐：713-765唐玄宗开元元年至唐代宗李豫永寿年。

　　中唐：766-846唐代宗大历元年至唐武宗李炎会昌六年

　　晚唐：847-902唐宣宗李忱大中元年到唐昭宗天复二年止。

　　618-906（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至唐哀宗李柷（zhu51）天佑三年止。）

　　王维信佛，李白信道，杜甫信儒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中国文学最大的观点是带有政治性而并不独立，是为促进人类文化的工具，用文以载道，政治并属人道中的一部分。

　　韩湘子是韩愈的侄孙。

　　韩愈《谏迎佛骨表》、《送李愿归盘谷序》、《滕王阁记》

　　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

　　归时休放烛花红，归踏马啼清夜月

　　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凡事一首好的词，词中不宜表露其身份。

　　唐宋时妓女均通文字，会唱词。

　　学文学要不怕老旧，要能传承保留。今日人们陷落于物质生活中，已不出人才了。

　　王实甫“词曲中思王太白”思王指曹植

　　南曲戏文发祥地浙江永嘉，“南戏之祖”高则诚

　　中国古代故事、神话、小说、笔记皆非文学。

　　今日青年应能看懂两千年前的国文，又应能看懂五十年前的英文书，才合水准。如欲在学术界做自由人，一定要花三五年时间通读中英文。如要在学术上能自由、能独立，必须要读书才是正路。

　　今日中国的人生实感枯燥，实足惋惜。

　　钱穆先生认为：白话无施不可，惟不宜抒情耳。中国人以诗为戏，散文做得好是可以抒情的，但用白话文抒情的则不易见到好文章。

　　中国的戏是动作舞蹈化，讲话音乐化，化妆绘画化，集三者于戏剧上。

　　中国的人生在诗中表现，诗落实下来则为散文；西洋人生在剧中，落实表现则成小说。

　　学术应该讲知识而不能用意见，学术是根据知识而非对意见的投票。意见可以问人，但思想不要问人。

　　一个人的本领与长处要自己去发现，但不要表现。

　　做学问就是要献身，要贡献出来，这是一种牺牲。如果我们努力做学问，就会感到时光不够用，到此状态时，就进入了做学问的大门，到了年龄一大，就会感到精力不够了。

　　文学的最高境界是不求人解，如同行云流水，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我们的人生遇到悲欢离合的时候，也当如此。

　　《中国文学史》读后感(十)：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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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易云音乐上断续听完，阅读者“泳圈老玉”的声音温润平和，别有味道。其实这本书的名字中这个史字颇可商榷，说是个人随想录更好些。边听边想象钱老先生眯缝着眼睛面对一群青皮后生回忆平生所学诗文的感想，真是很美好的场景。檐外香江浪奔，北望神州陆沉，红旗漫卷，风雨飘摇，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想必是时时激荡在心头的

　　宾四先生号称民国四大家之一，也有人誉其为最后一位通儒。之前读过两遍他所著的「历代政治得失」，确是博古通今，如渊如海，知道了许多典章故事，可反复品读。这一本小书的篇幅并不大，一路从诗经讲到明清小说，叙述中每每穿插家国自豪、臧否人物文论体例，倒也自成一派。和当年读唐德刚、曹聚仁时感受到的民国学人风味差相仿佛。读来常会产生出莫名的亲近感来。

　　和「文学回忆录」类似，这本也是老师讲述，学生笔记手稿历经多年后整理而成，字里行间便相较正史流露出更多温度，有许多学生回忆师长的脉脉温情在。

　　前不久电视节目「诗词大会」大火，也许正反映出文化的没落，能快速背出几首诗便可称才女，那题库里有几千万套棋谱的Master应该叫什么呢？乔布斯说：苹果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一直努力站在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所以他年轻时在里德学院学的字体设计、在印度的流浪、跟从乙川弘文进行的禅修，还有终其一生对鲍勃迪伦的热爱都使他在面对另一个巨人比尔盖茨时可以底气十足的宣称：微软缺少的不是技术，是品味。

　　而所谓的品味（Taste）从何而来？也许就源于文学、历史和乐舞等众位缪斯掌管的人文，就源于令钱穆终身回味无穷的那句「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中蕴藏的情境和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