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读后感100字
《文化、权力与国家》是一本由杜赞奇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页数：23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化、权力与国家》精选点评：
●鸣谢：张小羊
●提出内卷化概念，待深入理解。
●这书很正点。。。可惜有一些翻译错误，居然把布迪厄译成了布罗代尔……还是加了Pierre的。。
●从华北农村看中国乡土社会，非常喜欢这个视角，以小见大是真厉害！
●目前只关注了民间信仰部分，士绅借助民间信仰在正统文化权力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现代化，保护型/营利型经纪，国家政权内卷化。| 不过，将1941年后日本殖民伪政府推行的乡村政策纳入“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的叙述脉络，合适吗？
●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概念。他认为在其著作中，内卷化这个概念不完全符合吉尔茨的定义，自己只是借用这个词，它所揭示的现象已脱离了原词意义。 “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高）；固定方式（如赢利型国家经纪）的再生和勉强维持。其不同之处在于正规化和合理化的机构与内卷化力量常处于冲突之中；功能障碍与内卷化过程同时出现。5进入20世纪的国家政权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来扩大财政收入，而是靠扩大外延——增设机构和增加税种来增加收入，这样做的后果是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伴随着“赢利型经纪人”贪污贿赂的增长，这是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收入方面表现，它表明20世纪以来中国国家政权现代化的努力遭到了失败。
●看不懂啊看不懂，似乎有些东西有点明白，深入一点想，还是不明白。。
●“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和“国家政权内卷”概念不仅弥补了中国学研究的方法论不足——将帝国政权、绅士文化与乡村社会纳入了一个共同框架，同时还将权力、统治等抽象概念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体系联结了起来，因而对于理解农民中国有着重要意义，更进一步地看，对于理解城郊农村征地拆迁中的政治经济学应该也蛮有帮助。
●对我有相当的颠覆性作用 不愧是拿了国际最高奖的。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后感(一)：权力得失-
杜赞奇此书是分析“权力的文化网络”与“国家政权建设”在乡村社会的依存、渗透、竞争，他得出的结论是若国家政权建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摧毁啦传统的权力结构，但同时不能有效建立为民众所接受的新的权力结构，政权的内卷化，社会基础脆弱，在面临冲击时，政权的崩溃不远矣。
瞧！一句话有几个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政权的内卷化”。
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作者应用福柯《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权力观念发，福柯的权力观念包含社会习俗、教化、宗教，权力不只是有约束性、处罚性，亦有创造性、启发性，他以此来分析在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社会，乡村领袖在宗族、宗教的网络中形成的权力结构，此权力结构下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作者不同意施坚雅用市场体系来分析乡村社会的运行，因为一种体系不可能涵盖社会生活的多面性，因而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以期关注更广泛的层面；同时作者亦不同意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中国的中央权力有效管理基层社会，而“权力的文化网络”在作者的定义中是本土的传统的权力，作者主力即是分析脉络即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扩张时，本土权力如何与之斗争，“权力文化网络”如何被破坏，无法再对乡村社会进凝聚作用。失去向心力的乡村社会将投向何处？
政权的内卷化是指政权在摧毁传统，传统的乡村精英无法配合，只好退出乡村社会的管理，从此乡村社会领袖权力的来源由本土的而变为自上而下的授权。但合法的政权因对乡村社会的运行缺少了解及管理技术的缺少，不能做到有效对乡村社会的管制，而不得不利用不合法的力量，由此导致以赢利为目的经纪行为--即贪污、腐化、敲榨勒索百姓的行为盛行，合法的政权效能处于内卷。作者选取的1900-1942年这一时段，以此来解释清末新政强国需要、军阀混战、日本人的统治、国民党为“现代化”建设而竞相向乡村社会摊派、征收赋税，然而传统的农业经济的发展无法应对这过去的需要，导致乡村的残存、百姓的破产，政权失去民心的支持，而共产党正因为了解民间的疾苦，因而革命成功。
作者选取华北地区的六个农村，将这些区域置于剧变中的历史进程中，照他所说“通过考察特殊来折射一般以加深对历史的理解”。
本书的基本史料是日本人在华北统治时期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所朝迁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主要选取乡村社会的宗族活动、宗教、土地交易、赋税交纳、乡村领袖的主要功能、乡村的类型、村庄的财富、这几个方面自1900年以来所发生的变化，是中国乡村社会史的力作。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后感(二)：从宗教角度略谈此书给本人的启发
研一的时候，曾草草读过此书关于国家政权建设与权力的文化网络部分，另精读此书的宗教一章。这种掐头去尾的阅读方式在面对一些没有首尾连贯性的书籍时还能敷衍，面对这种逻辑性极强，一章扣一章的书籍，则实属不负责任。故此次重读，是为从头至尾的精读。
“权力的文化网络”作为此书的分析框架，由此引出各章的论述主题，并得出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结论。在此，我无意于再次梳理此书每章的主题及思路，而是想结合自己的学习经历，与此书的思考路径， 谈谈读后的感想。
宗教在“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中，是重要的一个中间环节。国家政权与乡村领袖、基层民众三者围绕宗教，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历代政权都有这样的想法，即通过神道设教的方式，塑造一些符合政权统治理念的神灵，统摄下层民众的信仰，这其中，借由乡村领袖的帮助，三者能够就此而达成一致。虽然三者可能各自抱着不同的目的，但各自的目的其实也已经通过这种整齐划一的神灵信仰模式（关帝等）而初步达成。那么，问题来了，三者各自的目的为何，有没有趋同的可能性？夹在中间的乡村领袖在面对上、下两个层面的压力时，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我个人认为这都是很有趣的议题。再者，宗教人士，如僧人、道士在其中又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其实我觉得，宗教这一环节，在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就中国而言，许多地方都有宗教人士的参与，并不仅仅是国家、乡村领袖与平民三者的博弈。举一个我自己研究得来的例子，高道孙演书为何要在合水太白镇倡议修建三官庙，对于庆阳当地最高文官梁明翰、士绅代表傅学礼意味着什么，又对广大信众而言意味着什么？孙演书自身需要生存，就必须在中间调和好两个群体的利益指向。在这一处小规模的文化网络中，孙演书成了乡村领袖，且成功地通过自己的选择让双方都皆大欢喜。因此，具体神灵的象征意义、国家政权、乡村领袖、基层民众、宗教人士都不同的因素都在宗教这一环节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其中，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意即杜赞奇所说的“二重性”。如何分析清楚一件具体而微的事例，取决于像杜赞奇那般对不同群体的解读，对群体所关注的中心点的阐释，以及明了其中的分与合，再将各种因素贯穿于一条线中。
围绕着神灵及其他一些因素，不同的村庄可能会形成杜赞奇所指不同的宗教组织。我个人认为，杜赞奇所指的宗教组织是规模仅大于一家一户小神龛式供奉神灵组织的一类组织。得益于惯调资料，杜赞奇方能够对这种小规模的宗教组织进行微观研究。就我个人研究的地域而言，每一处宗教场所的辐射地域都远大于一个或者多个村庄。那么，这种宗教场所信众的研究角度，很多时候就不能生搬硬套杜赞奇的研究范式。不过，有价值的是，杜赞奇提到的随着国家政权的扩张，乡村宗教领袖往往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乡村领袖，拥有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双重身份的结论。杜赞奇以华北为研究地域，在20世纪政权更迭频繁，国家政权的财政需求猛涨的背景下，所得出的结论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地域性的，这一点他个人在后记中也有直白的阐述。西北地区，虽远离政权中心，地处偏僻，但在清末民国时期，深处剧烈变动的时代下，不可能不引发连锁的反应。但是这种反应，在西北乡村能有多大程度的体现呢？再微观一些，对于西北地区民间的佛教、道教等宗教而言，又造成了怎样的具体影响？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有学术价值的思考路径。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后感(三)：泰山与毫末——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张力
本书副标题为1900年—1942年的华北乡村，实际上十九世纪的农村情景亦有不少追朔，而30年代后的部分笔墨很少，主要的落点在于20年代左右。
全书要旨，杜赞奇试图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的视角，来理解“国家政权建设”。前者是在反对施坚雅单一地用市场经济来分析乡村社会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囊括社会习俗，宗教，公会，宗族的一整个多面性的权力理论体系，后者则是在反对马克思和韦伯其认为的中国的中央政府对基层具有强力的控制性的观点上，描绘乡村的内生性共同体的存在，以及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的张力，并以发展的趋势分析20世纪上半叶国家政权权力触角的下移和乡村组织的崩溃。
“不仅乡村社会中有着各种势力竞争这种权威合法性的象征，封建国家等外来因素亦参与来这一争夺。这样，文化网络不仅沟通了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系，而且成为封建国家深入乡村社会的通道。通过这些通道，封建国家使自己的权力披上合法性的外衣。”杜赞奇通过对龙王的祭祀，对关帝的崇拜等多个例子来分析在乡村社会活动中多股势力的角力，正式在此种情况下，一方面国家政权不能完全控制乡村社会的崇拜对象，另一方面，“社区神祇与国家神祇，官方宗教直接相关，它是传播正统思想的一条重要途径”，故乡村社会也对国家所不断塑造的符号产生了信仰上的重叠与互生。
在信仰上如是，在经济上亦是如是。这里杜赞奇通过经纪模型来说明，一方面国家政权通过附生的营利性经纪来控制基层和征收赋税，另一方面乡村社会为了有效的与国家政权及代理人打交道，推出保护型经纪来保护社区利益，而前者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地相互作用和转化，成为了“席卷全国的政治动乱的主要推力。”缘何国家政权无法控制基层？此种情况，即引出来作者的又一个理论模型，即“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即“国家对财政每增加一部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在传统上，为了确保税收，帝国建立了鱼鳞册和黄册来分别控制土地和户口，以里甲制和保甲制来保证征税的基层单位之稳定，然而乡村社会有着天然瞒报土地的利益诉求，乃推出乡村精英以回应，故而从前清直到民国，几乎家家都有瞒报的土地，而国家政权亦无力控制这一行为，只得达到了一种无声的默契。随着民国以来内外形势的不断恶化，更加重了国家和乡村的这一矛盾：国家迅速不断提高税赋，“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企图加强对基层的控制以增加国库收入，与之同时发生的即是乡村精英的退场和地方上的无政府状态：随着征税任务的加重，分摊金额愈发难以征收，乡村精英不愿再出来担任公职，导致一些土豪恶人随之开始上位，随着乡村代言人的缺位，接着是城市寄居地主对土地的聚敛，以及违约的增加和愈来愈少的人愿意充当“保人”，“中人”，整个乡村社会每况愈下。
在文化上，20世纪上半叶的华北农村的宗族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情况的不断恶化，混合型宗族村的增加，整体而言宗族的影响力在缓慢削弱，到了30年代，传统的祭神活动已经无法维持，参加人数骤减，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以现代化的名义对庙产进行征收，虽面临反对也终究执行，也在削弱乡村的共识和凝聚力，到了接近40年代，独立的自然村已经实际上接近毁灭和破产。
杜赞奇通过手中详细的满铁资料，通过对个体村的深入的功能主义式的解析，以及对理论模型构建的热衷，完整了对常被忽视的政权末端的动态描绘。整体而言，在国家权力不断深入基层的努力下，乡村社会在解体，而国家也没有真正获得对乡村的控制，这一双输的局面反映了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艰难。直到新中国的成立，乡村的独立性终于完全消失，“王权下县”，国家政权终于完成了对国家末端的完全掌控。
托克维尔曾说，“国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它就不会有自由的精神。”为什么天朝的乡村在前现代社会曾有着较高自由度的条件下，在可以和国家政权进行斡旋的条件下，反而彻底解体消失，而没有从法理上对国家政权产生丝毫的反动，从而推动国家的变革呢？怕是又得从意识形态找答案。不过搞一篇19世纪中美乡村的比较研究也许会很有趣。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后感(四)：理解农民中国：一个文化与权力的视角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在遭受西方入侵的同时，还发生着另一件也许意义更深远的历史事件，即国家政权逐步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这一进程始于清末新政，它类似于Tilly所谓的“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而不同于“民族形成”（nation building）过程。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这个过程是在民族主义以及“现代化”的招牌下进行的。
尽管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央和地方政权急剧更替，但是它们无一例外地都企图将国家权力伸入到社会基层，而这一控制的根本目的，在于扩大税源、增加收入。本来，为了避免社会和法统危机，新的地方领导层的重建应当先于政权对传统权威的破坏，但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并因而导致了乡村权力结构的破坏。
任何追求公共目标的个人和集团都必须在权力的文化网络中活动，而乡村社会中的权力则趋向于坐落在该网络较为密集的交叉点上，即文化网络中的中心结。文化网络之所以有意义，还因为它的包容度更高，市场体系和其他组织都可以被归入其中，作为该网络的组成部分。文化网络不仅沟通了乡村居民和外界的联系，而且成为封建国家政权深入乡村社会的渠道。换句话说，乡村社会中的领袖只能产生于具有共同象征性价值观念的组织结构之中，但是这种价值观念的产生和运作过程充满着包括国家政权在内的不同社会集团间的竞争、妥协与自我调节。事实上，象征性符号是可塑的，而文化网络往往成为别有用心者塑造符号的工具。
针对这一状况，国家政权常常不得不将自己的霸权凌驾于大众的信仰象征之上，因为它们发现要使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规范为自己服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文化网络中并非所有象征性符号都护佑正统秩序（比如祭祀体系就是在中国人在行政体系之外另建权威的一种常见形式），而这也成为乡村中不合法的非正规领袖一直存在的来源。但是在晚清及之前的时代，国家政权基本上成功地将自己的权威和利益融合进文化网络之中，并得到了乡村精英的公认。而20世纪以来的国家权力扩张则极大地侵蚀了地方权威的基础，这种侵蚀正是以文化网络为载体而发生的。
事实上，当国家政权试图强化其对乡村社会控制力的时候，原先的乡村领导与正统秩序保持一致的文化网络逐渐消失，他们开始与传统文化网络脱离关系，政权的现代化运用越来越依赖于正规的行政机构。但是行政机构在得到加强的同时也开始负担起越来越多与乡民对立的任务，直接后果便是地痞恶棍（即“土豪劣绅”）充斥于乡村政权，使得国家政权在民众中的威信更为降低。
这一转型在乡村领导角色方面的直接表现是其经纪类型的变化：保护型（一种包容于文化网络之中的经纪类型）为营利型（视其职权为牟利的手段，故不能被视为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所替代。在国家政权逐步强化控制力的过程中，伴随而生的政权内卷化和国家机构正规化使得乡村精英不再迷恋政治，而国家政权与精英们的争权行为则进一步推动了离心力的增长。这样，保护型经纪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但正规的国家机构又不可能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而只能借助于新的营利型的国家经纪——土豪劣绅。（在杜赞奇看来，20世纪之后两种经纪类型的相互作用与转化是造成席卷全国的政治动乱的主要动力。）
我们可以认为，对地方权威基础的侵蚀是文化网络受到冲击的一个结果，因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政权完全忽视了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而企图在文化网络之外建立新的政治体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政权又不可能对摧毁旧有社会体制毫无心理负担，因为潜在的动乱风险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结果。正因为此，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深入在日伪时期和其后的土地革命时期才真正得以实现，而这恰恰是因为这两个政权真的毫无心理负担。
总而言之，现代化政权的新型政治学说并未成功地找到一种使乡村领袖和国家政权合法化的传统文化网络的可行替代物。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现代化的国家政权财政需求增长过快，这与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于是，国家政权的深入如同侵蚀水土一样，是一种温和但却持久的破坏力。
在书的最后，杜赞奇还专门提到了改革开放。他指出，“开放搞活”又使一些历史弊病重新出现，一些学者开始将乡村干部视为国家政权与村民之间的“承包者”或经纪人。管理机构与集体结构的分离、土地的逐渐私有化以及基层政权的削弱肯定会造成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失控。
这一问题应当如何面对？这将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