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读后感大全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是一本由余英時著作，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12.00元，页数：1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精选点评：
●（没文化极了就不打分了。）
●套用韦伯的理念也倒罢了，关键从动力、过程到结果有啥可比性呢？
●應該是讀書太少，這本書真是讓我獲得了三教融會貫通的知識。尤其是對新儒學和新禪宗的各自面向有了更好的理解。
●杜维明先生推荐给我的书
●思路直接来源于马克斯·韦伯，之后又有金观涛的承继。此外，吕微的“财神研究”和部分的台湾“妈祖研究”也涉及到宗教伦理与经济伦理的关系探讨。最后所指都是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辨”。
●为了写申请用的writing sample
●对这种破立自如的书还有什么话说呢?
先概括一下本书的内容：
后序是刘广京先生的《近世制度与商人》，主要讲述了明清时期商人的社会作用，以氏族制度、商人会馆为切入点。
正文则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论中国近世宗教“入世”转向的来龙去脉。余先生的观点是“转向”始于六祖慧能的佛教新禅宗运动，继而带动了宋代新儒家（理学）和新道家（全真教）的转向。三教新伦理的共同特点是主张勤俭奋斗，与韦伯描述的“新教精神”类似。
第二部分，更深入地以儒家为例，分析从朱熹到王阳明的新儒家始终主张的是“入世苦行”。
第三部分，探讨明清时期的商人精神。核心论点是明清时期四民之说已经崩溃，儒、商有合流之倾向：一方面，商人本身的地位提高；另一房间，由于不少商人是“弃儒从商”的，所以士大夫的价值观也影响了商人的伦理。
接着讲讲这部作品的重要性。
比较明清时的中国和同时期的英国来看：
一，明清商人是皇权的附庸，而英国皇权反倒是资产阶级的保护人。同是靠垄断业发家，中国的盐商需要捐利于官以维持垄断，而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反是能倒逼英国王室给予他们贸易垄断权。
二，英国商人的强势导致了权力不断向资产阶级把持的议会集中，制度倾向于加强、巩固“资本主义”。而明清专制皇权通过“吸血”商人利润加强巩固的却是专制制度。
三，“纳捐”令明清商人缺乏资本主义发展最核心的资本积累，应付完各级官员的盘剥之后明清商人已无力扩大生产或投资技术了。而英国资本积累的成功为工业革命创造了物质条件。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读后感(二)：概述
關於資本主義在中國和歐洲的對比這一話題，可謂是各大流派紛呈。其中韋伯一派認為，歐洲理性、求知、嚴謹、勤勉的歐洲工作倫理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中國則恰好相反。這其中歐洲的重大轉變是進行了新教改革，由此可以更加自由地解釋《聖經》，更加重視個人與上帝之間的直接聯繫，而輕視宗教機構的作用。無論是喀爾文教派還是路德派，其共同特點是從出世到入世，從而推動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
余英時先生把中國的宗教倫理變動和歐洲的新教改革做了對比，認為中國的思想倫理也有一個從出世到入世的轉變，建立了個人與超越真實的直接關係，更加鼓勵個人責任意識。總之，這也帶有明顯的近世宗教的特點。
道教，尤其是民間道教，在兩宋以後，也發生轉向并大為發展。當時的全真教、真大道教、太一教、凈明教，都不是僅僅主張“默談玄妙”“識心見性”，而更主張“打塵勞”，這和喀爾文教派的“身在塵世，心有聖經”有異曲同工之妙。余英時先生認為，無論中歐，這種變動，都符合”以實際意識和冷靜的功利觀念與出世目的相結合“的特點（“combination of practical sense and cool utilitarianism with another-worldly aim”)。新道教的出現，也深刻影響了民間信仰，譬如，神仙從此也要下凡歷經劫歷，才可以修成正果。
面對佛道兩家的挑戰，更重要的是，中古門第的崩潰，也激起了儒家的重大變動。自南北朝以來，儒家一般認為是只有“此岸”而無“彼岸”的；包括在韓愈時期，因為沒有提出後來的心性論，吸引世俗大夫的，也依然是新禪宗。而後，無論是朱程理學，還是王璐陽明，都試圖建立一種超越的“理”，以此來取代新禪宗的“道”。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和歐洲的思想不同，雖然中國自此也有了內在超越的文化，但彼世和此世並沒有激烈的緊張關係；相反，儒家試圖調和這一組矛盾。只是，儒教要做的，不是順應此世，而是改造此世。
具體到程朱和王陸的區別，余英時先生指出，朱熹的受眾主要為“士”，因此要“格物致知”，以得“理”；而陸象山則是針對大眾，感情成份居多。這個變化和新教改革的以情動人的演講神似。在兩宋時期，後者畢竟缺乏社會支持；而到了明代王陽明的“致良知”，後者方為正統。這其實深刻反映了自明中葉以來的四民關係發生的實質性轉變。尤其是世商關係，不僅界限越加難分，甚至“士商同大”，到了清朝，乃至發生士不如商的情況。關於這一變動，許多從消費主義角度來描述明清的商業社會的書籍和文章，比如巫仁恕的《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卜正民的《縱樂的困惑》，王鴻泰的《雅俗的辯證──明代上萬文化的流行與士商關係的交錯》，邱澎生先生的《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的辯證》等等，都做了詳盡而深入的分析。
挑一篇最簡單的趕個讀書報告。。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读后感(三)：笔记，却发在了书评里面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书出发点第一是中唐以来宗教的入世转向，第二是十六世纪以来商业的重大发展，并探讨二者的相互联系
不同意部分马克思韦伯对于中国经济所做出的判断，同时又肯定韦伯部分经得起推敲的观点。
序论
上篇：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
把西方的宗教伦理局限于喀尔文一派之内。理由很简单，我们的主旨是追溯中国总教伦理的俗世化对商人精神的可能的影响，而韦伯所研究的则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来源。P15
但是禅宗的入世转向是一个长期性的运动，在慧能死后的一个世纪，禅宗的南岳一派终于在佛教经济伦理方面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这边是百丈怀海的《百丈清归》和他所正式建立的丛林制度。不过这种经济伦理最初乃是局限在佛教内部，大约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逐渐影响及于佛教之外的社会。P21
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关系从来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是相互竞争、相互冲突，另一方面又相互交涉。但以相互交涉言，道教往往吸取佛教的教义、戒律、仪式等以为己用。这当然是因为佛教的组成远较中国本土的宗教为发达。以宗教性格而言，道教又远比佛教教为入世，因此道教自汉代以来也不断的吸收儒家的教义。“三教合一”可以说是道教的一贯立场。P27（全真教为例）
（针对于韦伯）不过我们必须由此领取一个极深刻的教训：即他的“理想型”研究方式本身实涵有极大的危险性。无论多么圆熟的理论家或多么精巧的方法论者，如果他缺失足够的经验知识终不能免实惠犯严重的错误的P33
全真教与新禅宗也有不同之处，它的入世倾向自始至终便比较显著。因此他对当时一般社会伦理的影响也比禅宗来得直接而深切。P33
总结来说，新道教各派的兴起和发展充分地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的宗教伦理自新禅宗以来即一直在朝着入世苦行的方向转变。这一新的宗教伦理才逐渐地随着新道教的扩展而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中去。P39
新道教一方面沿袭了新禅宗所开始入世苦行的方向，另一方面又受了儒学的影响。所以他们才更进一步地讲“事父事君”。真大道教“专以笃人伦，翊世教为本”和净明教以“忠孝”立教都是明证。这是新道教的“三教合一”。
中篇儒家伦理的新发展
新儒家和南北朝隋唐以来旧儒家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则在于新型轮的出现……新儒家心性论要等到宋代才能发展至成熟之境。P53
儒家对“此世”绝非仅是“适应”，而主要是采取一种积极的改造的态度；其改造的根据即是他们所持的“道”或者“理”。所以他们要使“此世”从“无道”变成“有道”，从不合“理”变成合“理”。P58
新儒家的“彼世”虽有古代经典的根据，但它之所以发展成果能为宋明理学那种特殊的形态则是和佛教的转向——新禅宗——分不开的。在形式上新儒家借镜于佛教（禅宗之外还有华严宗）而建立了自己的“理世界”和“事世界”，但是在实质上，他们则是从内部根本改造了佛教的两个世界。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这种改造是把佛教的“空幻”化为儒家的“实有”。新儒家的“此世”是一个理气不相离、但“理弱气强”的“存有”，不像佛教的“此世”乃由“心”的负面（即“无明”）所生。新儒家的“彼世”也不是最后归于“空寂”的“心体”，而是“本于天”的“实理”。更重要的是新儒家的“彼世”是面对“此世”的，与“此世”不想隔绝的。P64
新儒家与新禅宗的关系具有微妙的多重性：一方面，新儒家乃闻新禅宗而起，但另一方面新儒家又批判并超越了新禅宗，而将入世精神推到了尽处。新儒家不但参照新禅宗的规模而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思想结构，并且在修养方法以至俗世伦理个方面也都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吸收了新禅宗的成分。P65
下篇：中国商人的精神
宋明的新儒家因受到禅宗的冲击，不免偏向于个人的心性修养。陈确的时代禅宗的威胁已不再十分严重，因此他的观点便转移到个人的经济保障方面来了。总之，陈确想对地肯定了人的个体之“私”，肯定了“欲”，也肯定了学者的“治生”，这多少反映了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一个新的变化。从陈确、全祖望，到戴震、钱大昕以至沈垚，儒家思想关于个人的社会存在的问题，似乎正在酝酿着一种具有近代性格的答案。一个儒家的人权观点已徘徊在突破传统的边缘上，大有呼之欲出之势。P104
明清之际的政治变迁曾在一定的程度上加速了“弃儒就贾”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这一变化也大有助于消除传统四民论的偏见。P114
我们必须先说明一点，即是商人是士人以下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个社会阶层。不但是明清以来“弃儒就商”的普遍趋势造成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商业本身必须要求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P122
商人对于宗教和道德问题确有积极追寻的兴趣，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而已。P125
明清商人多“弃儒就贾”，而且为贾后仍多不断地读书，他们的文化和知识水平并不在一般的“士”之下。他们之擅“心计”，并能掌握各地市场变化的规律，是和这一儒学背景分不开的。P156
士大夫对商人的改容相向也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变化。十六世纪以后著名文士学人的文集中充满了商人的墓志铭、传记、寿序。以明、清与唐、宋、元的文集、笔记等相比较，这个差异是极其显著的。这是长期“士商相杂”的结果。P162
最可注意的是商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出现。在明代以前，我们几乎看不到商人的观点，所见到的都是士大夫的看法。但是在明清士大夫的作品中，商人的意识形态已浮现出来了，商人自己的话被大量的引用在这些文字中。P162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读后感(四)：《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读书报告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读书报告
典范意义
关于宗教与商业的另一个面向
在讨论宗教与商业之间的相互影响时，余先生将更多着墨于宗教伦理对商人精神和活动的影响，而对于商人及商业活动对于宗教伦理以及宗教运动的影响虽略有涉及，但并未明确而系统的讨论，这与他的整体关怀和该书的主题有关。但我们不应忘记对于这一面向的讨论，甚至应投以更多的关注。
其实在《近世》一书中多处显出商人和商业活动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在儒、释、道三教的入世转变中我们即能隐隐看到背后商品经济的动力。正是宋代商业的发达，士商之间的的界限有时已不能划分得太严格，从而逼得新儒家不得不有条件的承认“经营衣食”的合法性。 随着商业的持续发展，到了明代“士”能不能从事商业成为一严重问题。最后现实的压力促使王阳明改变其反对士人经商的初衷，转而说出“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的话。 儒家伦理在此出现了一些突破，逐渐重视个人道德的物质基础。
而在近代的民间宗教的研究中也值得考虑此一问题。陆仲伟对于民国期间41名会道门创立者和教首的职业身份进行统计，商人有5人，占其中12.2%，而对于会道门的参加者中，商人往往是占很高比例。如天津市公安局对该市的中华理教会的101名各支会理事及会员代表的统计中，商人37人，小贩8人，约占总数44.6%，而西安市公安局1951年8月对156名一贯道传道人员原来职业的统计显示，商人32人，小贩15人，约占总数30.1%，武汉市公安局1953年对5065名办道人员统计，除971名职业状况不明外，在4094明办道人员中有商人1626名，占39.72%，都远远高于工人、学生、农民、绅士等阶层。 而其他关于世界红卍字会、中国理教的一系列资料都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商人在民国宗教中的作用？他们是如何影响宗教团体的发展，这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