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经典读后感有感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是一本由(苏)列夫·托洛茨基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0.00元，页数：5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精选点评：

　　●还了托似乎也不会是一个差别特别大的结局。不过斯大林的手段当然是强硬得多了，但那不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俄罗斯化么？

　　●十月革命当夜的另一种记述，自传还要有一些补充阅读，案头购置了先知三部曲，但是部头太大，也不知道能不能读完

　　●真正的职业革命家

　　●相见恨晚，从此成为托派分子

　　●历史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同样不是一个派系说了算。2011年5月9日购自京东，25.8元。

　　●没感觉。托洛茨基也是比较吊的一个人。

　　●此面了解苏联的革命历史，也看到托洛茨基这个我们前辈子喊叛徒的伟人的平易近人的亲切面容。

　　●非常好

　　●一项改变世界的事业总有无数的伤痛与背叛，常常哪怕是最名震四野的伟人们也以家破人亡，身败名裂为结局。托洛茨基如此，而直接压制托氏斯大林在数年后也是如此。

　　●典型的文艺男青年。党内的二号人物，掌军事和宣传大权，居然在短短几个月内后被几个晚辈兵不血刃联手搞掉......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读后感(一)：一个被屏蔽的人物

　　在一个没有政治理想的年代，读一个理想主义者写的书，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然而我说这话，仍然是犯了托洛茨基的错误：政治上的幼稚病。这本书一共500多页，由于我对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历史知识的欠缺，前300页读来都觉得懵懵懂懂。渐入佳境是从十月革命以及布列斯特合约这几章开始。也是从这里开始，苏俄内部斗争的苗头有了微弱的反映。从此以后高潮迭起，叫人手不释卷。

　　读这本书时一直在感叹：革命的理想主义，如果没有政治手段的辅助，只能如镜花水月。

　　托洛茨基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这本写于1929年的书，某些预言在今天读来都仍然振聋发聩。但这个并非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物，在面对政治斗争和他不屑地称之为“乡巴佬”的斯大林面前，恰恰是对残酷性严重估计不足，不仅革命理想破灭，连身家性命也付予敌手，身死异国。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读后感(二)：悲剧英雄

　　以前一直不知道什么是托派，只知道有那么一个人，以托为名，是大反派，却没有一个精确的了解。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提到的那头被驱逐，并被概念化成敌人的猪，似乎暗指就是托。

　　有多少人知道，他曾经是苏联外交的决策者之一；有多少人知道列宁和他的交往；有多少人知道他和列宁的头像曾经并排挂在无数面墙上。

　　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造就了多少个如此的悲剧英雄。

　　越飞，是托洛茨基的亲信，曾经担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与德和谈的首席副代表，百度百科写着，1927年在苏联逝世。

　　逝世。

　　“逝世前”越飞给已经被开除出党的托洛茨基的绝笔：

　　您在政治上总是正确的，而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正确。总有一天党会认识到这一点的，而历史一定会作出评价。所以现在您不必担心，如果有人离开您。尤其是，如果加入您队伍的人不像我们大家所预期的那么多，那么快的话。您是正确的，但是使您的正确主张取得胜利的保证在于决不让步，勇往直前，坚决拒绝一切妥协，这正是列宁取得胜利的秘诀。

　　理想。

　　书的写作的总体评价不一定真的值得5星，但从内容上来说，尤其是中后半部，非常值得一看。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读后感(三)：走错路的魔法天才

　　不知道怎么具体的形容这个貌似和蔼的戴着眼镜的微笑着的小老头，单单看封面，他的白胡子，他的小眼睛，他的斑驳的白头发，都像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教授，但是谁又知道这个小小的身躯背后隐藏的是如此巨大的力量和永无止境的蓬勃的孜孜不倦的斗争精神呢？

　　大概一年前，我有幸看到了邢广程写的《苏联高层70年》其中第二本用了大概四分之三的内容来写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同志之间的斗争，勾心斗角，涤荡起伏，斯大林的独裁和反复在其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但是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托洛茨基先生自己的力立场、革命信仰以及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的理论思想的某些偏差，但是他在和斯大林的斗争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并不是一个为国为民着想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貌似是对于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比较垂涎的人的伪善面孔。嘴上把自己说的确实是很高尚。

　　为了深入了解托洛茨基的思想和个人，我翻开了这本书。

　　不得不说的是，托洛茨基本人的文笔和思想以及记忆是无可挑剔的，他似乎得天独厚的有着这些天赋和优势，他自由读书，研究的都比较深入，思想的形成过程也让我们这些至今仍然在为自己的前途而只能默默担忧靠天吃饭的人羡慕无比。

　　他说：“冲突时由于被践踏的权利而斗争引起的”

　　他由于小学时候被出卖而被迫退学，就会产生了这样的体会：“这是第一次某种意义上的政治考验。围绕着这一插曲形成了三派：告密者、嫉妒者为一方；坦白诚恳的和大胆勇敢的孩子为一方；还有中立的，不稳定的、不坚定的中间群众为一方----这三派在以后的斗争中从来没有消失过。”

　　他形容哭泣的时候是这样写的：“流着春愁的眼泪。”看来托洛茨基骨子里面是细腻的浪漫的。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读后感(四)：中国大陆近三十年对托洛茨基政治、思想研究综述

　　为了能对托洛茨基做更深入的研究，本文对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中的代表性著作做一点简要综述，希望能对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一、研究论著索引

　　作者姓名 篇名 收录期刊 时间 作者单位

　　朱庭光 世界史领域评述历史人物之我见——读《托洛茨基评传》所想到的 世界历史 1985年5期 世界历史

　　徐葆初 《托洛茨基评传》评介 世界历史 1987年1期

　　彭佩文 关于托洛茨基的评价问题概述 理论前沿 1989年6期 中央党校社会主义史教研室

　　周尚文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模式 探索与争鸣 1993年2期 华东师大政教系 教授;

　　李浩 浅评托洛茨基一生的政治倾向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3年3期

　　陈生洛 试论托洛茨基主义的几个特征 中国青年研究 1995年2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科学系

　　孙景峰 对托洛茨基《新方针》的再评价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7年4期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李洪祥; 张艳红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评析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3期 齐齐哈尔市第三十四中学校；大连外国语大学社科系

　　蒲国良 列宁去世后苏联领导层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论争评析 当前国际政治与社会主义发展 2001年12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蒲国良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托洛茨基与布哈林方案评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2年5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高放 重评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06年3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马长虹 一生真伪后人知 关于托洛茨基评价的转变 博览群书 2006年7期

　　马长虹 托洛茨基是如何被打成反革命的？ 共产党员 2006年9期

　　郑异凡 托洛茨基生平和思想简论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08年2期

　　刘文汇 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争及其启示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8年5期 南京师范大学政治系

　　曾淼 托洛茨基与早期托派运动 社科纵横 2008年10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陈秋霞; 李尚德; 托洛茨基的重大理论贡献——纪念托洛茨基诞辰130周年 学术论坛 2009年10期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化研究所

　　陈为人 托洛茨基被清洗的前前后后 同舟共进 2010年2期

　　二、对托洛茨基政治生活的再评述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新时期来临，对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活的认识开始慢慢取得突破。1986年李显荣的著作《托洛茨基评传》出版后，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朱庭光和李葆初分别撰文在《世界历史》上，为此书作评。朱文指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摆脱“左”的错误影响，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对历史人物的评述，应该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多层次的研究。李文也人文应该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托洛茨基。这两篇文章，为托洛茨基的研究做了方法论上的指导。彭佩文的论文，概述了历史上对托洛茨基的三种评价态度，基本就是绝对否定、支持还有折中主义这三种态度。我国学术界认为不该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而因该采取具体分析批判的态度。上面三篇论文，还只是停留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李浩1993年的论文，认为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因该具体地分为四个阶段来评价，这样就突破了原来“一刀切”的绝对主义做法。他将托洛茨基前三个阶段定为逐渐向布尔什维克靠拢并发挥重要作用的阶段，但是对1923年到1940年遭暗杀的第四个阶段的评价，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综上所述，对于托洛茨基政治生活经历了一个再评述的过程。一方面是由于国内政治、思想风气的转型，敢于去研究原来的禁区，为历史人物重新做评价。第二个方面，也是对苏联原始档案的重视和解读，能够作出更深入的研究。

　　三、对于托洛茨基政治思想的研究

　　对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的争论也是非常激烈的。以“不断革命”论为基础的托洛茨基主义一直被认为是极“左”思潮的代表，争议纷纷。托洛茨基对于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也重新开始得到争论和研究。

　　周尚文《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模式》一文中，分析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 斯大林为什么必须在政治上打垮托洛茨基, 而在构建自己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又必须借用托洛茨基的某些观点和主张。将政治斗争和思想内涵作了一个有利的切割，对于重新认识托洛茨基思想有重大作用。陈生洛沦为认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显著特征有三个：极左；教条主义；封闭自我。这完全是没有具体批判地分析而采取的极端看法，并不值得采纳。孙景峰的论文为托洛茨基《新方针》辩护，认为此文件并非是搞党派斗争而是针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李洪祥; 张艳红的认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与马、恩、列不断革命论的区别在于，后者承认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但最终的胜利要靠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前者教条地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蒲国良的两篇文章，对于托洛茨基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也是持否定态度，是极左的。否定新经济政策、重视工业而忽略农业。但在农业问题上，施用勤的文章给及了回应。

　　四、余论

　　通过分析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学界对托洛茨基政治和思想的研究，可以得出总结出几条结论。第一，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物的研究从以前表面化的评判过渡到具体的批判分析，避免以前一棒子打死的错误观点。第二，对托洛茨基不断研究的过程，是对其不断肯定的过程，对其思想的重新研究才刚刚开始，还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可以说, 托洛茨基获得了世界性影响, 不仅与他的政治遭遇有关, 更主要是其理论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他不仅与斯大林, 而且与列宁在一些问题上产生过分歧; 由于列宁革命导师的地位, 由于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第一把手的权力和地位, 使这些方面的分歧, 成为反动和错误的思想饱受批判。然而, 人们往往忽略了另一方面, 即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肯定和赞赏、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某些主张的实际运用。比如, 不断革命论这个托洛茨基主义的标签, 人们只知道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某些否定性言辞, 却不知道不断革命论在十月革命后被作为十月革命的纲领性理论被传播; 更不知道列宁曾说过这样的话: 在1917年4月前关于俄国革命问题上的策略, 正确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他。人们不知道托洛茨基是最早的新经济政策的提出者; 人们更不知道列宁在病重的时候曾寄希望依靠托洛茨基, 反对斯大林权力的过分集中化。而对于斯大林, 人们知道斯大林曾对托洛茨基的思想和人身进行疯狂的攻击, 却不知道斯大林在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政策中抄袭了托洛茨基的思想。托洛茨基在二十年代提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反对斯大林的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说, 主要论据就是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性。虽然这一思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有论述马克思预见了资本的全球奔走所造成的经济的世界性联系, 必然会产生世界历史!, 但考虑到在强调阶级斗争为主和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普遍论调下, 托洛茨基极力强调世界经济的这一趋势, 在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成为一体的今天, 我们不得不佩服托洛茨基的明见。在二战前, 他还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 预言了它会造成法西斯势力的上台。

　　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不是对历史的狡辩。我相信对于托洛茨基的研究还会更加深入，其思想的理解还会得到更高的评价。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价值。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读后感(五)：苏联创业起居注

　　——斯大林“打幡、抱罐、摔盆、踹门、刨坟”记

　　韩（非）子在《难势》中曾说：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则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

　　应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释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之也。今云盛而螾弗能乘也，雾醲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醲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螾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也，乱天下者也。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故周书曰：“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为炮烙以伤民性，桀、纣得成乘四行者，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夫良马固车，使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车马非异也，或至乎千里，或为人笑，则巧拙相去远矣。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筊，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夫欲追速致远，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复应之曰：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贤乃治”，则不然矣。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今日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吾非以尧、桀不然也。虽然，非人之所得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贤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与楯者，誉其楯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势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势，此矛楯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駬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贤则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失道理之言乎哉！客议未及此论也。【1】

　　一提到……等等！有人说。接着，又有人说，“斯大林的打幡、抱罐、摔盆、踹门、刨坟”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此，我说，让我把该说的话先说完！（在我国部分学者以及部分媒体的宣传下）一提到韩（非）子的学说的内容，那一定是“法、术、势三结合”【2】。可是，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了，到底韩（非）子的所谓“法”、“术”和 “势”都有些什么内容呢？

　　对此，我发现，对韩（非）子所言的“法”的内容倒容易理解。毕竟，商君在秦国的实践（“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3】）已经“帮”韩（非）子解除了“法”的内容上的有效性问题（我们可以从韩——非——子《五蠹》中的那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4】来反向的认知这一点）。所以，韩（非）子在当时只要解决“法”的适应性（“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故曰：……子之于法……皆未尽善也”【5】），和提倡“法”的执行力（“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6】），与“法”的公开性（“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7】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8】）即可。

　　不过，从“术”开始，（韩——非——子学说中的）有些事，就让我有些看不懂了，什么事呢？有人问。事情是这样的，据韩（非）子在《难三》中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而术不欲见”【9】，可（韩——非——子）在《定法》中又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0】。那，这么一通下来，事情就奇怪了！既然，“术不欲见、藏之于胸”，那这“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又是如何办到的呢？在说了“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听上去可点“法”的意思，那既然都有点“法”的意思，那这“术”又是如何“不欲见、藏之于胸”的呢？

　　当然，这时有人说，所以才是“法、术、势三结合”吗！但是，这看起来不自相矛盾吗！我说。当然，这时有人又说，如若能够进一步的了解韩（非）子所言的“术”的内容，那这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应该是会解开的。那到底韩（非）子所言的“术”到底是个什么样呢？我说。对此，有人会说，要了解韩（非）子所言的“术”的内容，最好看韩（非）子的《内储说上七术》，那里面（最开头）所描述的“七术”（“主之所用也七术……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11】）看起来和符合韩（非）子所言的“术”的内容（实际上，从“七术”的内容来看，这“术”与“法”还真是有些无法完全“甄别”——“七术”中的“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两条最为明显，“众端参观”和“一听责下”则较为模糊——出来，但这种无法完全“甄别”，又不真的是无法，毕竟，这“七术”中的后三条——“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是可以被归类为“纯术”系列的）。

　　自然，说到这，看起来，这“法、术、势的三结合”也（在加上我刚才引用的韩——非——子的《难势》中提到的“抱法处势”和《扬权》中提到的“权不欲见，素无为也”【12】的话）快要完全呈现在我们眼前了。毕竟，现在看起来唯一的问题只有这“‘法、术、势的三结合’到底是以‘天文学’的形象（以一颗‘恒星’为中心，两颗‘行星’围绕运行）？还是以‘数学’的形象（三角型或金字塔型）出现？”的问题了。但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更难的部分才刚刚出现，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发现，这“势”是比“术”更难解释的一个存在。要知道，相较于“法”的公开性与“术”（由于从“法”中摄取的“营养”，导致）的半公开性，对“到底什么是（韩——非——子所言的）‘势’？”这个问题，连韩（非）子自己其实也都是有点解释不清的（“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当然，（韩——非——子自己）这种（对“势”的）解释不清也很容易理解。毕竟，当时的韩（非）子还没有读到过恩格斯在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13】

　　（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韩——非——子所言的“名一而变无数者也”的“自然之势”其实就是“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而“人之所设”的“势”则是后来“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的那种“势”）当然，这时有人又要问（开头那个问题）了，你马克思门徒在这说了这么一大套，那这到底和“斯大林的打幡、抱罐、摔盆、踹门、刨坟”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列宁遗诏”所引出的四个问题

　　首先，让我们先来看，列宁（著名的）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1923年3月）的全文：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行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列宁

　　1922年12月23日

　　玛·沃·记录

　　续一

　　续记

　　1922年12月24日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采取任何措施，怎么谈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都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愿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这里可以不谈。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我打算在这里谈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12月25日。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

　　当然，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人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

　　列宁

　　1922年12月25日

　　玛·沃·记录

　　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

　　莉·福·记录

　　1923年1月4日

　　续二

　　续记

　　1922年12月26日

　　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依我看，可以达到双重甚至三重目的：中央委员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锻炼的就愈多，因某种不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把它改造过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对于那些抱着讥讽态度或怀着恶意指出我们机关的缺点的“批评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些人完全不了解现今革命的条件。在五年的时间内要完成机关应有的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国革命所处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我们在五年内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类型，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查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成了他们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

　　列宁

　　莉·福·记录

　　1922年12月26日

　　续记

　　1922年12月29日

　　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

　　我认为，在增加中央委员人数时，还应当、也许主要应当检查并改善我们的毫不中用的机关。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利用高度熟练的专家，而配备这些专家则应该是工农检查院的任务。

　　如何使这些知识丰富的做检查工作的专家同这些新的中央委员配合起来，这个任务应该在实践中解决。

　　我觉得，工农检查院（由于它自身的发展，也由于我们对它的发展吃不透）结果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这就是从一个特殊的人民委员部变为执行中央委员的特殊职能的过渡状态，从检查一切的机关变为人数不多但属第一流的检查员的集合体，这些检查员应当得到较高的报酬（在我们这个收费的时代，在检查员直接在报酬较高的机关工作的情况下，这样做是特别必要的）。

　　如果中央委员的人数适当增加，他们在高度熟练的专家和在各部门都有很高威信的工农检查院成员的帮助下，年复一年地学习国家管理的课程，那么，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地解决我们长期未能解决的这一任务。

　　就是说，结果是中央委员增加到100人，他们的助手，即按照他们的指示检查工作的工农检查院成员，最多不超过400—500人。

　　列宁

　　1922年12月29日

　　玛·沃·记录【14】

　　那么，在列举了列宁的这封信之后，我们下面（现在）就来（进一步的）开始（我们的）提问了：

******

　　首先，自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问世之后，对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各式各样的解读（主要集中在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三方上）就纷至沓来。这里面既有（两个）当事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中，斯大林）的（自我）辩护（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演说——《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中针对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段著名的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为自己辩护时说，“‘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15】），也有（两个）当事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中，托洛茨基）的（自我）“标榜”（托洛茨基在名著《我的生平》中说，“列宁建议好好地考虑一下斗争的组织方面工作，他拟定建立直属中央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委员会，我们两人都应参加。实质上，这个委员会应该成为摧毁作为官僚主义脊柱的斯大林派系的杠杆，并且在党内创造条件，使我能成为列宁的副手。照列宁的想法是要使我成为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主席的继承人”、“只有联系到这点才能彻底理解所谓遗嘱的涵意。列宁在这里只提了6个人，并字斟句酌地为每个人做了鉴定。毫无疑问，立遗嘱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我领导工作的困难。当然，列宁打算以最小的人事磨擦来达到这个目的。他谈到每个人都极其慎重小心。他给那些实质上是毁灭性的结论蒙上柔和的色彩。同时，十分明确地指出谁是第一把手的人选，同时又用一些限定词来加以缓和，只是在对斯大林的鉴定中，可以听到另一种语调，它在遗嘱最后增补的一节中，完全是毁灭性的”【16】），更有知情者的解读（斯大林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或许是之一的——秘书巴让诺夫后来写回忆录认为“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是要建立‘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制度’，而在这个‘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制度’中‘把托洛茨基摆在第一位把托洛茨基摆在首要地位’”【17】），和后来人互为矛盾的说辞（例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第一章》中曾称，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托洛茨基的批评甚于对斯大林的批评”【18】。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说，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唯独没对斯大林说一句好话”【19】。莫洛托夫说，“遗嘱里批评了所有人，连他认为突出的人都在内”【20】。一位叫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所写的《斯大林传》中则说，“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显得比任何人好的是……斯大林！’【21】”。而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一句“‘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则又被一些人认为是“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斯大林说得‘好话’【22】”；又如：后来，有些——拥托的——人认为，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就是要让托洛茨基在“集体领导”中当领导【23】。但是，另一些——反托的——人则认为，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被拥托的人歪曲了【24】。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并没有“规定谁来接班”，也并不认为自己——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举的那些人——包括托洛茨基——能当“领导”。所以，列宁的“潜台词”是布尔什维克的“老近卫军”阶层应该自己选出一个“集体领导”来【25】。还有一些人，虽然也觉得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被拥托的人歪曲了，但还是愣得出一个“除了斯大林，没有一个——包括年轻的——马克思门徒注——人列宁可以信赖，让其担任党的领袖的人”【26】）与（这种）彻底的否定（分为两类：一类，以一个叫格雷弗·弗——Grover Furr——的美国教授写的一本中文译名为《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的书——中称，“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列宁最后的几封信，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列宁的‘遗嘱’。故弄玄虚的原因相当清楚：赫鲁晓夫的‘列宁遗嘱’用词，是从列·达·托洛茨基那里照搬过来的”【27】——为代表；另一类，则以那位叫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所写的《斯大林传》中说得“列宁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不会不明白，他的这类信可能根本就到不了党那里。他对所有接班人如此慷慨地分别发表致命的评价，使得这些人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隐瞒这封信。事实果然如此。当美国共产党人伊斯门谈到《给代表大会的信》后，托洛茨基马上宣称：不存在这封‘信’”【28】的话为代表）等等。

　　不过，（要我说）这些各式各样的解读，都没有注意到（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产生出来的）以下的四个问题，即：

　　（1）从列宁“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中的话来看，列宁的话是呈“层层递进”（“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形态的。那，这个形态（“层层递进”）中是如何形成的（或曰：既然，“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那为什么——过去忍屎忍尿都可以忍，怎么现在——“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呢？

　　同时，列宁虽然（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一样都）曾说过“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29】）这样的话，但据斯大林（后来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曾经的秘书（或许是之一的）巴让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的说法，“总书记”这个职位（所在的“书记处”在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内只是一个下级机关，至于“书记处的任务是处理一般性重要问题，或为组织局和政治局处理重要问题作好准备”“书记处应解决的是一些不特别重要的问题，或者为组织局和政治局处理更重大的问题作些准备工作”【30】。

　　所以，有一个时期，连在“总书记”这个职位上的斯大林自己也自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秘书’”【31】）在当时的“权力”并不是接近于“无限”，那既然这个后来拥有“无限的权力”的“总书记”的“权力”在当时并不接近于“无限”，那后来“总书记”的“无限的权力”，又到底是怎么得来的（是“斯大林”用自己的“粗暴”弄来的？！还是“总书记”这个职位本身就自带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吗？！并且，从实践上来看，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虽然口口声说，“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这个“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的“无限的权力”怎么就没保住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呢？难道真如子曾经曰过的那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32】吗）呢？

　　（2）列宁与托洛茨基过去也不是没有争过，那他们（列宁与托洛茨基）争的时候，“白卫”们也不是没有想过乘虚而入（1921年1月25日，列宁在名著《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中的一段话——“据传说，外界把中央内部的分歧说得非常离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已经聚集到（显然现在还在继续聚集到）反对派的周围，他们到处造谣生事，散布极其恶毒的言论，制造流言蜚语，千方百计地诬蔑党，诽谤党，加深党内冲突，破坏党的工作。这是资产阶级（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的政治手法，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怀着强烈的仇恨，而且由于十分明白的原因也不能不怀着这种仇恨。每一个有觉悟的党员，都熟悉资产阶级的这一套政治手法，并且了解它的真正的价值”【33】——就是明证），那怎么到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的“分裂”）这里（列宁）反而要指出“‘白卫’们趁虚而入”（“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的问题呢？

　　（3）很多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列宁对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等的评价上（这一点，刚才我也多少提到了）。但如果仔细去看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1923年3月）的话，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被很多人忽略了，什么“重要的细节”？有人问。这个“重要的细节”就是“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而且，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还给这“50人”或“100人”定了标准：“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不要小看了这个“重要的细节”）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一个“串珠子的线”（换句话说，这“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的方案将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整个所有内容——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未来可能的“分裂”，到改组“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和“工农检查院”——给撑了起来）。

　　同时，既然（斯大林说，）“‘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那为什么后来斯大林（自己）却在（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1937年2月11日——记载，斯大林在谈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反托洛茨基运动的决定”的时候，斯大林自己曾（总结出五点“决定”，那在这五点“决定”中）“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有一点恰恰就是）说“不要让‘欧洲工人’知道‘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吵’是‘因为斯大林脾气不好’”（“你们不要总结说，欧洲工人以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吵，因为斯大林脾气不好”）【37】呢？

　　那么，怎么来解释这四个问题呢？有人问，对此，我说，要想解读这四个问题，说起来也容易。就先从“斯大林太粗暴”的成因与表现开始吧！

******

　　其次，自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言的“斯大林太粗暴”之后，关于“斯大林太粗暴”的成因与表现的各式各样的解读也是层出不穷（例如：布哈林的老婆后来写回忆录说，布哈林说过斯大林“嫉妒心很强，报复心理也很强”【38】；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说，斯大林曾在“1927年一个夏夜”亲口对“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说过所谓的“复仇快感”。然后，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又将这一点化为“斯大林之所以决定剪除老布尔什维克。其恶根在于……他要报他们不趋附他的政治路线之仇，要报他们坚持执行列宁遗嘱之仇，因为遗嘱建议撤销斯大林的党中央总书记之职”的话【39】；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说，斯大林的“残忍并不总是意味着他对那些他粗暴对待的人怀有恶意”【40】以及斯大林——后来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曾经的——或许是之一的——秘书巴让诺夫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得“斯大林的粗暴是一种天性，是出自文化低下”“谈谈斯大林的粗暴。它是一种自然的表现，源出于他的文化水平低”【41】的话）。

　　但是，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演说（《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1927年10月23日）中针对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段著名的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而为自己辩护的话（“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让这些解读都变得暗淡无光了。

　　不过，我后来发现，要破斯大林的这个逻辑（“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也很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听到斯大林这话的时候）发现，（我首先想到的便是）三国时蜀汉所遇到的一些内部状况，什么意思？有人问。对此，我说，（虽然，现在的后世人中有将刘备发动夷陵之战的理由——为“关羽报仇”——“初，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先主既即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42】——解释为就只是一个“理由”【43】，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刘备发动这个被后来人——易中天先生——评为是“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兵败，地动山摇”【44】的夷陵之战前关、张的先后身死——关：“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45】；张：“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疆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46】——与“粗暴”——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关、张时说，‘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47】——引起的内讧也是有关的——甚至，同一时期出现的刘封与孟达之间的争斗——“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48】，以及——特别是——后来杨仪与魏延的内讧——“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49】——导致的这两个人先后的身死【50】——杨仪与魏延分别被《三国志》评价为“‘仪性狷狭’【51】和‘延……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52】——看起来也有点这个意思。因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如若）说，（“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蜀汉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可以用诸葛亮的“汉室可兴”——《隆中对》——或“兴复汉室”——《出师表》——【53】来形容的话）。（我们要看到）但“粗暴”却的的确确的妨碍到了蜀汉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可以用诸葛亮的“汉室可兴”——《隆中对》——或“兴复汉室”——《出师表》——来形容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在来细品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段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或许就有一番别样的滋味了（换句话说，不管——由于，这其中牵扯到一系列的哲学问题——例如：理论与实践——故对——它斯大林当时到底抱持一个什么样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在这里无法详细论述，但以后我们还是会详细论述到的，“粗暴”都是斯大林——并且是一个能够对“政治路线或立场”产生影响——的“缺点”——实际上，后来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已经将这一点说得——“列宁在其‘遗嘱’中强调指出，斯大林的诸多缺点中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粗暴。这一断定是不无根据的。粗暴的确是斯大林内在的本质特点。他不仅对人粗暴，而且把这一恶习贯穿到一切行为之中。甚至那些从政治角度来看对国家是合理和必要的政策，经他一执行，也会由于他的粗暴而变得弊多于利”【54】的话——再清楚不过——而且，从这“清楚”中——不但可以听到子曾经曰过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可以听到我之前引用的韩非子所言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等等——了）！

　　当然，这时可能会有人说了，你马克思门徒在这，一会又是引韩（非）子的话，一会又联（想）系三国故事——而且，就算说，韩（非）子的话是（并且，这个）旧时的理论（与旧时政治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演化相关），那你马克思门徒引三国的实践（故事），好像也有点（至于，什么）问题（虽说不上来，但还是怪怪的）吗！对此，我说，要是有人真这么觉得，那我也没办法！但有些事却未必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对此，我觉得，列宁当时所写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且听下回分解。

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典型的俄罗斯官僚”

　　首先，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原文：

　　续记

　　1922年12月30日

　　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

　　夏天，当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病中，后来，在秋天，我寄极大希望于自己的康复和十月全会和十二月全会使我有可能来过问这个问题。然而，不论十月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还是十二月全会，我都没能出席，因而这个问题几乎完全绕过了我。

　　我只是同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过一次话，他从高加索回来，向我谈了这个问题在格鲁吉亚的情况。我还同季诺维也夫同志交谈了几句，向他表示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忧虑。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他是中央委员会派去“调查”格鲁吉亚事件的委员会的领导人）说的情况，我只能感到莫大的忧虑。如果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这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告诉我的，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可见，整个这个“自治化”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

　　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毫无疑问，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于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

　　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象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

　　有人出来为这种措施辩护，说直接涉及民族心理、民族教育的人民委员部都已划出去了。但是，这就出现两个问题：是否能把这些人民委员部完全划出去；其次，我们是否已经关怀备至地采取措施来真正保护异族人免遭真正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之流侵害呢？我认为，我们并没有采取这些措施，虽然我们是能够而且应该采取这些措施的。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我还担心，去高加索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他的整个委员会是否不偏不倚，这在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说明。我想，这种俄罗斯式的动手打人行为是不能用受到任何挑衅甚至侮辱作辩解的，而捷尔任斯基同志无法补救的过错就在于他对这种动手打人行为采取了轻率的态度。

　　奥尔忠尼启则对于高加索的其余所有公民就是权力。奥尔忠尼启则无权发怒，尽管他和捷尔任斯基借口说是被别人激怒的。相反，奥尔忠尼启则必须克制自己，而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尤其是一个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普通公民倒不是非克制自己不可的。要知道，从实质上说，社会民族主义分子就是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公民，而且从这种指控的全部情况来看，也只能这样认定。

　　这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怎样理解国际主义？

　　列宁

　　1922年12月30日

　　玛·沃·记录

　　续记

　　1922年12月31日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续）

　　我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著作中已经指出过，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

　　对于第二种民族主义，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察觉。只要回忆一下我在伏尔加河流域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人是怎样蔑视异族人的；把波兰人都叫作“波兰佬”，嘲笑鞑靼人为“王爷”，乌克兰人为“一撮毛”，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异族人为“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