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三部曲（全新插图修订本）读后感10篇
《先知三部曲（全新插图修订本）》是一本由[波]伊萨克•多伊彻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8.00元，页数：148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先知三部曲（全新插图修订本）》读后感(一)：托洛茨基的真實面貌
列夫·托洛茨基，可以說是二十世紀歷史中最受誣衊、最受歪曲的人物了。長期以來，由於極少能接觸到托洛茨基本人的著作及與其有關的可靠作品，因此，“超工業化”、“掠奪農民”、“世界革命的幻想家”等由史達林、布哈林強加在他頭上的荒唐罪名，便一直是托洛茨基在我國讀者眼中的形象。
一九九九年初，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了伊薩克·多伊徹所著的托洛茨基傳記——《先知三部曲》。《先知三部曲》驅走了包圍著托洛茨基的種種奇談怪論，終於可以讓我們看到一個真實、清晰的、而不是被歪曲的托洛茨基了。
《讀書》一九九九年第五期發表了鄭異凡先生的文章《由“先知”引起的話題》，對托洛茨基與史達林和布哈林進行了比較分析。鄭異凡先生一方面承認托洛茨基與史達林是“不共戴天的死對頭”，但另一方面又認為除了社會主義一國勝利論以外，兩人的主張並無多大不同，因為“史達林的工業化和集體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欲速則不達”的“史達林的實踐是托洛茨基所鼓吹的工業化的一面鏡子”；“史達林以消滅富農為起點在農村實行集體”，是“符合托洛茨基的主張的”；托洛茨基與史達林一樣，“把整個希望都寄託在計劃經濟上，顯然是不現實的”。而只有托洛茨基“同布哈林的爭論才是兩種社會主義建設方法的爭論”。
果真如此的話，“超工業化”、“掠奪農民”等帽子戴在托洛茨基頭上倒是名符其實了，史達林實踐的後果也該由托洛茨基來承擔一部分責任了。托洛茨基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鄭異凡先生“蓋棺論定”了。
但是，我們不禁要問，既然托洛茨基與史達林的主張大同小異，那麼他們又怎麼會不共戴天的呢？
尤其令人難以理解的是，鄭異凡先生竟是在讀了《先知三部曲》後來重複這種評價的，因為正是《先知三部曲》推翻了這種對托洛茨基的評價——如果不是說誣衊的話。
歷史事實是，托洛茨基與史達林代表了截然對立的社會集團的利益，在工業化、集體化、計劃經濟及其他們方面，他們是針鋒相對的，他們之間絕非大同小異，只有“不共戴天”。
下面，讓我不屈從偏見，不依靠臆測，打開托洛茨基的著作，回顧歷史，看一下托洛茨基是怎樣與史達林“不共戴天”的。
托洛茨基與史達林、布哈林所爭論的問題，是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如何在一個孤立、落後的國家中向社會主義過渡，同時這也包括著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即工業化。新經濟政策時期的俄國經濟具有落後國家的基本特點——工業落後於農業。這一方面造成了工農業產品價格間的“剪刀差”，國營工業與私人農業的交換（即城鄉結合）的不穩固，加劇了農村的社會分化。另一方面，在內戰中耗盡了體力與精力的工人階級人數銳減、生活惡化、失業嚴重，工人階級在十月革命時期曾富有的政治主動性已所剩無幾。
從歷史上看，農業國要想工業化，首先要實行貿易保護政策，擺脫發達工業國廉價產品的競爭，同時，採取各種方式使工業品在與農產品的交換中保持更高的利潤來加速其發展，從而最終使本國工業能向農業提供廉價商品，並用新的技術裝備促使農業實現現代化。反之，農業若不願做出暫時的犧牲，只願與更便宜的外國貨進行交換，那麼本國工業將無法發展，農業也將缺乏進一步改造的基礎，從而使本國永遠依附于發達工業國。
美國可以算是後進轉先進的典型。獨立後的美國經濟仍屬半殖民地性質，資產階級主張貿易保護，發展本國工業，而南方種植園主，大商人等則極力主張自由貿易，以棉花、煙草等交換廉價的英國貨。雙方鬥爭持續了近一個世紀後，才以北方戰勝南方、工業戰勝農業而告終。美國迅即崛起為世界頭號工業國，避免了成為美洲大陸北端的巴西的命運。
托洛茨基認為，單純地靠恢復戰前的工農業並不能使國家自動渡過危機時期。經濟初步恢復後，在對外貿易、工業、運輸、財政信貸等部門都由國家掌握的情況下，只要合理地分配國民收入，就能以較快地速度實現工業化，並同時解決以下任務：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和工作條件，消除失業並吸收農村的剩餘人口，從而提高工人階級的質量和數量；降低工業品的價格，縮小剪刀差；遏制農村的社會分化；提供現代技術裝備幫助農民組織集體農業。
在既無外部貸款、又無內部儲備的情況下，單靠工業自身的積累，發展是相當緩慢的。工業化的資金必須從其他部門，首先是農業當中獲取。但這一資金是有限度的，決不意味著農業的停滯甚至倒退，就像後來史達林時期那樣。這只是說農民的收入也是提高的，但不如在純粹市場作用下所能達到的那樣多。國家應通過各種稅收政策，使工業化資金的負擔，主要落在富家身上，而廣大的非剝削群眾——中農（農民的上層）、貧農將負擔較少，甚至不予負擔。
至於工業化的速度，也就是資金如何在積累與消費中分配，托洛茨基不象史達林那樣認為最快的增長率只取決於最大的積累率，還要取決於工人的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又是來自于工人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別是在當時的情況下，首先改善工人的勞動、生活條件，更應該成為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前提。過於壓低消費以加大積累，在初期可能帶來較高的速度，但生活水平長期停滯必然導致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就會使投資不能達到應有的最佳效果。因此，最快的增長速度，不需要最大的積累率，而是需要能兼顧消費的最合適的積累率。這樣雖然在初期不能達到最高速度，長遠看來，卻能一直保持較快的速度，並同時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托洛茨基反對派的理論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其飽受詆毀的《新經濟學》一書中，早就向我們描述了在生產率提高的條件下，工業積累增加、工資提高、物價下降這三者同時實現的理想的經濟增長模式。（《新經濟學》，三聯書店，作者：普列奧布拉任斯基。）
工業的增長和物價的降低，使工農產品的剪刀差逐漸縮小。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落後於農業的狀況將根本改變，勿需再從農業中取得積累資金，農民不必再為工業的發展作出犧牲，將進入工農業平衡發展的時期。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工業的發展，工人階級將能提供工業化的產物——拖拉機、聯合收割機、化肥等，來幫助貧農和農業工人組建集體化農業。建立在現代化技術基礎上的集體農業，無疑會擁有比個體農民更高的生產率，會向城市提供更多、更便宜的糧食和原料。集體農業的示範作用將使個體農民認識到加入集體農業將會比自己單幹要划算得多。這樣在自願加入的基礎上集體農業更進一步擴大。最後富農因為無法與集體農業競爭，為避免破產而淪為貧農，也不得不加入集體農業。托洛茨基的主張與列寧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只有這樣（即實現工業化——引者注），城市才能給落後而分散的農村以技術的和社會的根本幫助，並且在這種幫助下為大大提高耕作和一般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打下物質基礎，從而用榜樣的力量促使小農為了自身的利益過渡到集體的、機械化的大農業上去。”（《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頁）
由此可見，鄭異凡先生說托洛茨基贊同以消滅富農開始全盤集體化，是毫無根據的。托洛茨基主張的是自願的、循序漸進的集體化，而非強迫的全盤集體化；托洛茨基僅僅只是要求加大富農的負擔，決沒有企圖消滅富農並以此為集體化的起點，富農是在因不得不加入集體農業的情況下而消亡的。
奇怪的是，鄭異凡先生曾參予了《托洛茨基言論》一書的編寫，其中收錄的《反對派政綱》及其文章已將托洛茨基的觀點說的清清楚楚了，但不知為何，鄭先生卻視而不見、仍舊在重複消滅富農等無稽之談。
我們再來看一下史達林和布哈林的所作所為。
新經濟政策本來是通過“退卻”再轉入“進攻”。但史達林、布哈林集團卻將“退卻”當成了目的，只知道“面向農村”而“背對工業”，想依靠從農業這一端來解開落後的死結。布哈林宣稱，只要有對外貿易壟斷，既便是工業跟在農業後面用“烏龜速度”也能在一國範圍內建成社會主義。而史達林則嘲笑反對派試圖建立第聶伯水電站，就象一個農民不買牛卻買了一個留聲機一樣。反對派的倡議被諷刺為“超工業化”、“掠奪農民”而置之不理。工業只限於恢復戰前設備而不建立新的部門，以避免打擾農村的自發發展。農村的自發發展迅速導致了農民的分化，農村的餘糧，即向城市提供糧食，集中在了富農手中。而為了討好富農，並未實行累進稅，稅收負擔大都壓在了貧農身上。但是，僅僅向農民讓步是不夠的，提高糧價、減少稅賦並不能滿足其另一要求——廉價、豐富的工業品。史達林和布哈林的政策的荒唐之處就在於：既實行最極端的貿易保護——對外貿易壟斷制，又不大力發展工業；既不允許農民買外國貨，又不能向其提供本國貨。隨著工業靠戰前舊設備而農業靠舊工具的所謂恢復時期的結束，矛盾也就必然公開化了。
1928年春天，在剛剛將反對派送到西伯利亞後，一場糧食收購危機（這是反對派所事先警告的）將史達林和布哈林嚇呆了。為了抗議工業品的匱乏，富農帶領中農向城市攤牌，拒絕出售糧食。長期的讓步竟得到了這種結果。如果繼續讓步，只有取消對外貿易壟斷，讓富農直接向國外出口糧食，從國外進口工業品，從而建立富農與世界資本主義的聯繫，俄國也將變為半殖民地國家。
這無疑威脅到了統治集團的生存，統治集團發生了分裂，史達林派戰勝了主張繼續讓步的布哈林派。官僚的盲目的狹隘的經驗主義，由其機會主義的表現形式，迅速轉變為它的反面——冒險主義。“大轉變的一年”開始了。
在農村，採取了徵收富農甚至中農的餘糧的非常措施。而為了一勞永逸的解決糧食問題，暫時的非常措施又逐漸地變成了消滅富農階級和全盤集體化。官僚們昨天還對富農的存在加以否認，今天卻突然又要去消滅富農了。不僅富農被消滅了，由於政府、農民都無任何準備，對中農、貧農的集體化也變成強迫的了。而此時才剛剛開始的工業化並不能向集體農莊提供大規模農業所必需的技術裝備，這樣集體化便成了一場既無心理準備也無物質準備的經濟冒險。“掠奪農村”曾是史達林對托洛茨基的諷刺，現在他毫不猶豫的付諸行動了，企圖通過向集體農莊榨取“貢稅”以獲得工業化的資金，但由於農業的長期停滯，並未完全達到其目的。
工業方面，在拋棄了“烏龜速度”的無為而治後，史達林又認為自己無所不能，開始“縱馬疾馳”了，企圖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趕上並超過”發達國家。由於過遲地進行工業化，本來由托洛茨基反對派所建議從1923年起用10—12年完成的任務，被壓縮到5—7年來完成，同時由於農業停滯不前甚至倒退，預計從農業中得到的大量“貢稅”也大部分成了泡影，於是史達林便極力壓低消費資金、增大積累資金，以圖實現工業的最快速增長。但事與願違，既不給牛吃草，又要牛朵拉犁是不可能的。過度壓制工人的生活水平，使工人的勞動積極性和勞動生產率下降，這就大大抵消了投資的預期收益。最大的積累率並沒有自動地帶來最高的增長速度。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諸多指標，就因為工人低下的生產率而沒有完成（厄奈斯特·曼德爾：《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下，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十五章）。這又產生了另一惡果。為了加強勞動紀律，克服工人對生產的抵制，就需要擴大官吏、員警、監工等部門的隊伍，這些部門吞噬了大量的社會財富，而這本來是可以投入到生產中去的。壓制消費、強化工人的體力與精力的投入，擴大“監工”們的隊伍，這一切不僅沒有讓工人階級隨著工業化的深入再次恢復其政治主動性，而是讓工人階級陷入了更加消極的狀態。史達林的工業化“不是使農民無產階級化，而是使無產階級農民化了”。
史達林的實踐可以簡單地概括為，工業化開始的晚了，而農業集體化則在沒有具備技術基礎和社會基礎之前就過早地進行了。
通過以上的對比，我們不難發現托洛茨基的主張與史達林的實踐可為有天壤之別了。他們之間為何有如此區別呢？“問題不在於正在做的是什麼事，還在於誰在做這些事。”（《史達林評傳》，作者：托洛茨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2頁）問題不在於工業化的速度和集體化的速度，問題在於這一切是由官僚在不讓工人階級參予決定的情況下自上而下的強制推行呢，還是由工人階級根據自己的利益和意願去完成。也就是說，政權是被官僚們獨佔了呢，還是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
這才是托洛茨基與史達林不共戴天的根本原因，這才是理解蘇聯歷史的關鍵。而對這一切鄭異凡先生卻避而不談。
托洛茨基反對派代表著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堅持“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而不能由哪一個政黨、集團或領袖來代替他們完成。他們捍衛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反對政權的官僚蛻化。而史達林則作為官僚集團的領袖和代表人物，則極力剝奪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以將政權全部抓在自己手中。
“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也就是說一切權力歸工人、士兵代表委員會，不僅僅是一句口號，它更概括了十月革命的實質。工人階級正是通過蘇維埃這一最貼近自己的民主組織中才獲得了（對資產階級）行使專政的權利。布爾什維克正因為是蘇維埃的最忠實的捍衛者，才在其中獲得了領導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史達林統治，在當時根本無人能想像出來。
由於未能及時得到歐洲工人階級的支援，內戰中又遭受了極大損失，再加上物質生存條件的惡化，俄國工人階級在內戰後陷入了極端的被動狀態，工人階級能使蘇維埃充滿活力的政治主動性已幾乎不復存在。
為了避免資產階級利用蘇維埃民主權利威脅革命，布爾什維克便決定暫時取消其他政黨，進而又禁止黨內派別存在，等渡過難關後，再恢復蘇維埃內和黨內的民主。
意想不到的是，以史達林為代表的官僚階層，利用這一非常措施迅速崛起，企圖將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暫時局面加以永久化、制度化。這樣，手段就變成了目的，外人又變成了主人。（托洛茨基後來在對這一措施進行自我批評時，指出不可過分的指責布爾什維克，假如德國革命勝利了，這一措施就根本不會執行。否則就會將史達林主義當作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當然繼承者了。）
托洛茨基反對派則繼承著十月革命的傳統，從1923年起就開始奮起反抗官僚集團的篡權，要求恢復黨內民主，進而恢復蘇維埃內的民主，使工人階級能夠通過民主權利將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恢復民主和加速工業化是一個統一政策的兩個方面，只有將政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才會進行合理的工業化，也只有加速工業化，才能使工人階級獲得積極從事政治活動的起碼的物質基礎。而官僚集團則在農村資產階級的支持下鎮壓了反對派的抵抗，此後又完成了“消滅富農階級”的鬥爭，建立了較為穩固的統治。俄國革命就從一切權力歸蘇維埃蛻化成“幹部決定一切”了。
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官僚集團和農村資本主義勢力“在打垮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鬥爭中並肩作戰。這一任務完成後，在它們之間爆發了殘酷的鬥爭。……在蘇維埃民主的條件下，即勞動者自己統治的條件下，反對富農的鬥爭本來不應採取那樣震動的、驚擾的和野蠻的方式，本來可以在工業化的基礎上導致群眾的經濟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官僚反對富農的鬥爭，是踩在勞動者背上進行的以一對一的決鬥。因為角鬥的雙方沒有一方相信群眾，因為它們都怕群眾，所以鬥爭有著極其令人震驚的血腥性質。由於無產階級的支持，鬥爭才以官僚的勝利而告終。可是無產階級在這個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所特有的重量並沒有因此而增加。”（托洛茨基：《史達林評傳》，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1—572頁）
蘇聯歷史的實質就在於：工人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後，因孤立而難以實行自我統治，官僚集團就趁機竊取了政權，剝奪了工人階級管理經濟、管理社會的權利。官僚集團，不像資產階級那樣直接佔有生產資料，而是靠政治上的壟斷以獲得物質特權來佔有社會剩餘產品。官僚的統治只是一個過渡階段，它要麼被工人階級推翻，要麼因孤立狀態的持續而蛻化直至垮臺。
對史達林和布哈林來說，社會主義就是國有制，而托洛茨基則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僅僅國有制是不夠的，重要的是由工人階級來管理經濟、管理社會。由此也產生了對計劃經濟的不同理解。
計劃經濟基於一種最樸素的認識，即人類應該且能夠預先確定自己的各種需求的重點或優先順序，然後將資源按此順序來分配。問題的關鍵就是，這一優先順序是為了什麼人的利益。用什麼方式來確定的。
史達林的“計劃經濟”是專制的計劃經濟，工人階級被剝削了參予制定計劃的權力。一方面是群眾的基本需求在計畫中受到忽視，而官僚們的需求，以豪華別墅到魚子醬則一項也不被忘掉，另一方面則以按勞分配為藉口來按官價和職位分配產品。從車間到中央，都是“幹部決定一切”，這無非是將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工廠或一家壟斷公司擴展到了全國的規模，在更大程度上實現了福特或蓋茨們的理想而已。
托洛茨基主張的是民主的計劃經濟，由勞動者同時也是消費者民主地決定其需求的順序和資源的分配。
計畫本身意味著集中，但集中並非只能是少數人的專制的意志，也可由多數人民主地決定。只有民主地、自下而上的集中——計畫，才會獲得必需的充分資訊，才會符合廣大勞動者需求，才會在計畫的執行中獲得動力——勞動者的積極性。而官僚們專制的、自上而下的集中——計畫必定破產。通過前邊對蘇聯工業化的比較，可以肯定由工人階級自己決定工業化的進程，將會產生與官僚的獨斷專行完全不同的結果。
馮·哈耶克們稱計劃經濟是通往奴役之路，其實，蘇聯早在計劃經濟實行前的新經濟政策——市場經濟時，官僚專制就已確立了。而最早提倡計劃經濟的托洛茨基卻是要求恢復民主的。而主張市場經濟的史達林和布哈林則是專制的捍衛者，後來又將其專制從政治領域擴展到了計劃經濟中。歷史證明，不是計畫，而是在市場的條件下蘇聯才走上了奴役之路。
鄭異凡先生稱只有借助價值規律——即市場作用，才能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以“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其實不然。
市場經濟是通過滿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來獲取最大的利潤，那麼資源自然首先被配置用來滿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誰的支付能力多，簡單地說，誰的錢多，誰被配置給他以滿足需求的資源就多；誰的錢少，自然被配置得少。這只有對富人來說，才是資源的最佳配置，對“廣大勞動者”來說決不是最佳配置，決不會“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馮·哈耶克們聲稱市場保證了個人選擇的自由權力，但只有對充分具備選擇的前提——金錢的人來說，才具有選擇的自由。而對不充分具備這一前提的人類多數而言，能自由選擇的範圍則大大減少，僅僅具有選擇願望而沒有選擇的能力。市場自由無非就是金錢的自由，對於窮人來說則是金錢專制。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如此而已。不是別的，正是市場才是“通向奴役之路”。
民主的計劃經濟則與之截然相反，有限的資源不按支付能力的多少來配置，而是由勞動者共同決定其人人必需的、最基本的需求，資源首先被配置到滿足這些需求的生產中，讓每一個人都能免費地分配到這些產品或服務而不管其支付能力如何。即在基本需求方面，如衣、食、住、行、醫療保健、文化教育等方面實現“按需分配”，以保證每個人享有起碼的合理的生活條件。只有在免費分配的領域，才能使人人享有自由。剩餘的資源再被分配到次級需求及奢侈需求等並非人人必需的方面。這樣金錢所能起作用的範圍就減少了，不平等在基本需求方面不再存在了，只保留在金錢能起作用的領域。人類也逐漸開始擺脫對生存的恐懼和由此產生的積累的必要。隨著生產的發展，免費分配的產品逐漸增多，“按勞分配”的範圍更趨縮小，最終將完全排擠掉市場和金錢的作用。這就是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這才是更為人道的資源配置方式。馮·哈耶克們會說這是對需求的專制。是的，象蒂托先生花幾千萬美元到天上玩了一遭，這樣的自由肯定不會存在了。但是千百萬人的基本需求不是比少數人的奢侈需求更重要嗎？難道這樣會使他們失去自由嗎？（未完）
托洛茨基的真實面貌(2)
杜建國
鄭異凡先生承認“列寧聯合托洛茨基反對史達林是不爭的事實”，又認為布哈林與列寧晚期的思想是一致的。但是與史達林一起反對托洛茨基的卻正是布哈林，他怎麼又會成為列寧思想的捍衛者呢？
事實上，布哈林這時也“開始欣賞鞭子了”，他已成為列寧所憎恨的“傑爾席摩爾達（果戈涅喜劇《欽差大臣》中的一個員警，動輒打人，列寧以此諷刺史達林集團）”當中的一員了。在與反對派的鬥爭中，與史達林不同，除了官僚式的強辭奪理外，他還更擅長繁瑣哲學式的詭辯，那些官僚們用於剝奪工人階級民主的理論大都出自他的創造。
史達林是毫無理論創造力的，在反對托洛茨基時，他倚仗布哈林；在與布哈林分道揚鑣後，他又不得不剽竊托洛茨基以反對布哈林。但這決不能說托洛茨基與史達林主張相同。不僅史達林剽竊托洛茨基，這時面臨著自己也將被剝奪發言權的布哈林，也象反對派那樣要求恢復民主了。而史達林則以禁止派別、維護黨的統一為藉口，就象布哈林當初對待托洛茨基那樣，輕而易舉地擊敗了布哈林，並對其發出了恐嚇：“你這些話是從哪兒來的？從托洛茨基那兒抄來的！”（斯蒂芬·科恩：《布哈林政治傳記》，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2頁）
史達林與布哈林的分歧是官僚內部的分歧，他們之間是能互相原諒的，而不會不共戴天的。布哈林被擊敗後，很快就變成了史達林的吹鼓手了。隨著史達林模式遭到了人們的反對，布哈林又被抬了出來，被推崇為一種不同於史達林的選擇。但事實是，恰恰是布哈林幫助了史達林的崛起。戈巴契夫開始進行“新思維”後，樹起了布哈林這面大旗，但不幸，這面大旗沒有引導著蘇聯走向光明，而是走向了毀滅，走向了黑暗。繼1928年其思想破產後，布哈林又經歷了一次思想破產，想必九泉之下，他也不會欣賞這種推崇的。
鄭異凡先生稱托洛茨基之所以反對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是因為他認為工人階級在奪取政權後，必將與農民階級發生衝突，因而必須依賴西方工人階級的援助。但是，只要我們打開鄭異凡先生編寫的《“一國社會主義”問題爭論資料》一書，看一下托洛茨基本人的文章，就會發現工農衝突論其實是史達林與布哈林抓住他在1906年所說的一句話加以誇大歪曲罷了。托洛茨基駁斥了這種指責，並指出一國社會主義論是不顧生產力的世界性質——各國服從生產力的國際分工及其之間有機地相互依賴的烏托邦，而在資本主義世界再來一次長期繁榮的壓力下，蘇聯必將垮臺。一國社會主義與剝奪工人民主權利一樣都是蛻化的官僚集團的理想。看來，同史達林、布哈林一樣，不依照對方的本來面貌，而按自己所希望的樣子來描述，成為鄭異凡先生進行歷史研究的原則了。
鄭異凡先生認為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能夠進行“自我調解”，沒有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 ，也就不會滅亡，因此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是不現實的。
好一個自我調解，就象一個人疲倦後，美美地睡上一覺，又重新變得精神煥發了一樣。就象布哈林等人曾認為資本主義將自動崩潰而註定滅亡一樣，今天鄭異凡先生又認為資本主義因自我調解而註定不會滅亡了。庸俗的唯生產力論（也可以稱作機械唯物論、宿命論或自動論等）就這樣走向其反面了。
資本主義是一種生產關係。是沒有進行自我條件的能力的，它只能通過構成這一關係的雙方或幾方的鬥爭來進行。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只能通過組成這一生產關係的具體的社會力量，首先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鬥爭來決定。
托洛茨基其實比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門檻來回顧二十世紀的鄭異凡先生要“現實的”多，他比任何人都更早且更準確地預見到具備了一定條件，資本主義世界是能夠渡過其自1914年開始的長期危機的，而世界革命在一定條件下也有可能取得勝利。
1921年，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世界經濟危機與共產國際的新任務》這一報告中，托洛茨基指出，資本主義世界並沒有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歐洲革命的失敗而解決其矛盾，只是暫時處於不穩定的平衡之中，新的更嚴重的危機將不可避免。資本主義在危機中既不會自動崩潰，也不會自動地再恢復到長期的繁榮。危機的結局，取決於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中，誰能夠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對方。假如共產國際作為工人階級的新生的領導力量，能夠採取正確的戰略和策略，假如歐洲工人階級能夠具備十月革命中俄國工人階級的勇氣，將本階級的潛能全部發揮出來，從而將革命危機變成革命現實，那麼等待著資本主義的將是滅亡。但是假如資產階級打垮了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抵抗，強行恢復資本積累的國內條件，再同各國之間的鬥爭以確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的秩序（或這兩種鬥爭同時進行），“假如歐洲以至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容忍資本主義為恢復國內的正常秩序而進行種種實驗，那麼不出20年或30年，歐洲就要犧牲工人2000萬到3000萬……只有犧牲一代工人，以美國這個世界頭號強國為首的新的世界資本主義平衡才能恢復。到那時，歐洲與美國的關係就如同過去西班牙與英國的關係。歐洲文明也將受到這個剛剛復興的資本主義的束縛而只能苟且偷生”。（這一預言與實現相比，不須做任何改動）（《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頁）
兩種可能性是都存在的，兩種可能性將通過鬥爭來決定誰最終會成為現實性。就象十月革命前夕，俄國資產階級的思想領袖米留科夫所說的“不是科爾尼洛夫，就是列寧”一樣，歐洲此時也面臨著同樣的命運：“不是蘇維埃的歐洲，就是法西斯的歐洲”。
1922年，墨索里尼剛剛上臺，托洛茨基就警告“一個德國的墨索里尼”可能出現，這將決定歐洲的命運從而也決定蘇聯的命運。象魏瑪時期，資產階級對強大的工人運動無可奈何，而工人階級又不能奪取政權，這樣的局面是不會長期存在下去的。要麼是工人運動被摧毀，要麼是資產階級被推翻。不僅是德國，整個歐洲到處是魏瑪時期。
遺憾的是，歐洲工人階級援助的遲緩，導致了俄國革命的蛻化，俄國的蛻化又引起了共產國際的蛻化。面對著日益臨近的災難，社會黨在不能改良的時代卻又不願進行抵抗，成為對危險視而不見的駝鳥，而共產國際則是忽左忽右，自吹自擂，僅僅起到了一個社會黨的激進變種的作用。歐洲工人階級就在希法亭、考茨基、鮑威爾、阿德勒、勃魯姆、史達林、台爾曼、加香、多列士、狄亞斯之流的領導下，走向了自我毀滅，被希特勒、陶爾富斯、佛郎哥、貝當們踩在了腳下。革命在西班牙曾經變成了現實；但由於社會黨、共產黨盲目執行人民陣線政策——也就是十月革命中孟什維克的政策，從而為佛郎哥的勝利鋪平了道路。
資本主義世界的長期危機——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的成熟，而工人階級主觀領導的不成熟，這一矛盾決定了二十世紀人類的命運。面對著危機形勢，托洛茨基不停地向工人階級發出警告，並向其指出了避開危險走向勝利的道路，但這一切都被工人“領袖”們置之不理。“他的雷鳴電閃都虛擲了。”托洛茨基目睹著工人運動的毀滅，就像“一個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老醫師，明知按基本的服藥規則肯定能把一個心愛的人治癒，卻不得不日復一日地看著那些江湖騙子把它藥死。”（托洛茨基：《我的生平》附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656頁）
在擊潰了歐洲工人運動後，資本主義世界又創造了奧斯維辛的毒氣室，德累斯頓的轟炸，廣島的核子試驗等最新型的人類文明成果，踩在數千萬具屍體上，開始了以美國為主導的新一輪繁榮（史達林在大戰中替資產階級火中取粟，也為此立下了不小的功勞）。
能將這一切稱為自我調解嗎？
鄭異凡先生說列寧認識到歐洲革命無望後，轉向了東方。列寧在什麼時候說過歐洲革命無望呢？鄭先生能夠拿出一點可靠的證據來嗎？在此我們就不拿大量的引言來反駁鄭先生了，以免讀者們厭煩。至於說起東方，那麼中國人民更不應該忘記托洛茨基。當中國共產黨在史達林、布哈林的“英明指導”下去充當國民黨的“苦力”時，不是別人，只有托洛茨基堅決反對，並指出了軍閥們即將開始揮舞屠刀。（“苦力”政策最終）使成千上萬的工人、農民和共產黨員付出了血的代價。
由於持庸俗的唯生產力論，鄭異凡先生既便是表示同意不斷革命論符合俄國革命的實際時，也表現出與托洛茨基的思想實質格格不入。鄭異凡先生認為由於大戰期間“生產力的破壞，民不聊生，才出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以拯救俄國的客觀需要”。托洛茨基則多次嘲諷了這種十月革命是由於生產力的破壞等因素所造成的“理論”。早在1904年，這時既無大戰，又是無生產力的破壞，托洛茨基就預言，俄國工人階級將在資產階級還未充分行使其統治職能之前，率先奪取政權，而這僅僅取決於俄國的社會階級結構和各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果真如鄭異凡先生所說的那樣，1922年大蕭條後，德國的生產力也遭到了極大破壞，那麼上臺的不會是希特勒，而必定是德國工人階級。
寫到這裏，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了，托洛茨基既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死敵，也是欲與資本主義世界達成妥協的史達林官僚集團的死敵。史達林將其驅逐出境後，各“自由”、“民主”的國家也紛紛落井下石將其拒之門外，整個世界對於他成了個“沒有鑒證的星球”，甚至托洛茨基的腦袋被史達林的刺客打碎後，最自由的美國也不許其骨灰入境安葬。
鄭異凡先生稱史達林將托洛茨基與布哈林捏在一起審判是個罕見的鬧劇。其實，鄭異凡先生將托洛茨基與史達林捏在一起，才是個罕見的鬧劇。
二十世紀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比托洛茨基更“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但是資產階級和官僚或是對其進行肆意的歪曲，或是故意對其保持惡意的沈默，使托洛茨基變為最不被理解的人了。
當我們拋棄這一切歪曲和沈默，重新打開他的著作後，就會發現這其中蘊藏著二十世紀人類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先知三部曲（全新插图修订本）》读后感(二)：政教合一的宿命与神权之轭——读多伊彻《先知三部曲》
政教合一的宿命——读多伊彻《先知三部曲》前两卷
无名小卒斯大林斗垮了红军之父托洛茨基，这是国际共运史上最精彩深刻的篇章之一。当斯大林用七小时工作制笼络工人时，托洛茨基指出这是欺骗和实质剥削，但斯大林利用工人的眼前利益和情绪，煽动工人反对托洛茨基，反指托洛茨基是代理资产阶级，要用八小时剥削工人。而托洛茨基看到街上怀念自己作为十月革命指挥者的工人时，误以为是群众支持他对抗斯大林，并连续打光了其他占有绝对优势的好牌，最终铸成大错。
托洛茨基为盛名所累，所以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变成了他每一步手段上的作茧自缚；斯大林幕后运筹，所以能够折冲樽俎，忽左忽右，合纵连横。这可以说是所有宗教、政教合一运动都会出现的阶段，但如果前者坚持意识形态的坚决，是可以克服的。越飞自杀前致信托洛茨基指出，他缺乏列宁那样，只要自信正确，哪怕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的钢铁意志，所以寄希望于党内团结，为了这种团结而扣下了本可置斯大林于死地的列宁遗嘱，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的分化间隙，也不能趁胜追击——而斯大林在给托洛茨基致命一击的大会上，却反过来利用了这一点穷追猛打。所以托洛茨基同时丢掉了意识形态和权变手腕，腹背受敌自掘坟墓。
相比之下，列宁兼具了托洛茨基的意识形态坚决性，和斯大林的权变手腕灵活性，所以既能搞战时GC主义对农民掠粮，又能搞新经济政策退一进二；既能搞普选准备，又能血洗制宪会议；既能默许斯大林搞大俄罗斯主义，又能在生前最后一个新年强调要对大民族歧视，回到反对大俄罗斯主义的国际阶级忠诚上；既能设置多次投票杯葛自己的党内民主，又能明确禁止党内分派，为后来同一阵营操纵人海战术打压异端埋下伏笔；既能迎合工人厌战心理，冒着德奸之名签订布列斯特条约损害主权，又能果断镇压十月革命的功臣之一工人水兵，并以战时强制总动员迎击白军——这就是为什么缔造苏维埃的不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而是列宁的缘故。托、斯二人，实乃列宁一身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和权谋手腕（官僚主义）的两面，尽管二者从长远来看是分裂的，苏联后来的实践和失败证明了这一点。托、斯的内斗，就是列宁生前没看到的，他自己必将遇到的矛盾。
政治家这种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兼容与矛盾，是中外历代，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之一。是兼容还是矛盾，既取决于理想本身是神学空想的公式、还是从史实中归纳的希望方向，亦取决于现实对人性的洞察，以及在万古不变的人性中理想现实的重合度，道与诚的诠释。
神权之轭——读多伊彻《先知三部曲》第三卷
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并非单纯的权力斗争，而是共运路线的分歧，这一分歧的根源，并不在他们对如何继承马列遗产的解释上，而是更早，埋伏在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与广义的社会主义之间。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第一个分歧，是所谓“无产阶级民主”上。托洛茨基笔下，斯大林成了从小觊觎最高权力的幕后阴谋家和独裁者，用作者多伊彻的比喻，即猴子一样的人类最低等。并且，牵强地比附到了法国大革命的“热月反动”甚至波拿巴主义。事实却相反，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派，是泥沙俱下的洪水肆虐，那么热月督政府则是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腐败专政的沉渣泛起，一方面消除了雅各宾向工人阶级伸出的动员触手，一方面则继承雅各宾对自耕农阶层的排斥；而拿破仑，则颠覆了雅各宾、热月，和以波旁王朝、反法联盟为代表的整个封建中世纪王权，以民法典保护自耕农地权，自下而上释放、由内而外捍卫了自由与平等，并以民选皇帝和服从议会退位，来保证了文治武功的光明遗产。所以斯大林显然不是波拿巴主义，也不是波拿巴相对于雅各宾的类比，这种本质区别，还远远超过了列宁主义之于雅各宾主义。
托洛茨基看不到这一点，同时一面反斯大林主义，一面维护苏联，他认为苏联还没有到后来吉拉斯所说的“新阶级”，即斯大林官僚主义并不是一个脱离了工人阶级的新阶级，只是工人阶级身上应该切除的毒瘤。这导致他无法在斯大林捆绑的苏联阵营中游刃有余，也时常被苏联的左右内斗搞得晕头转向，当斯大林比布哈林左一些的时候，他甚至认为斯大林是正确的，给予了斯大林用集体化改造自耕农的有限支持——这一支持，与斯大林早期表现出延续新经济政策的“右派”苗头时，他的质疑，和斯大林后来剽窃并放大他的集体化政策时，他的反对，是同一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托洛茨基认为自耕农的“小农意识”只会导致各自为政、土地兼并，整个农民阶级自身被奴役，连带造成共产主义事业的阻碍和工人阶级的被压迫。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对农民的改造是必须的，这一改造并不排斥有限度的暴力，只要别像斯大林那样草菅人命即可。如果用马恩的话讲，叫做“群众是不能命令的”但同时又认为“农民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
在这种矛盾中，托洛茨基真诚主张无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应该交融，政党内部不应该有革出教门的政教合一、幕后独裁者，他最终明确认同了政党内部分派的合理性，默认了布尔什维克的影子多党，并愈发鲜明认为，列宁的专政只是战争中的暂时，最终还会回到“初衷”——即包含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多党向心局面。
但托洛茨基认识不到，他的悲剧，悖论，乃至整个国际共运的歧途，就蕴含在这一旋涡之中——如同水槽拔出了塞子，真空引起了无法停下的旋涡和政治水位的沉沦。这一真空就是对政党的定位，是一个阶级吗？马恩列斯托都不认为是，而恰恰，其本质是一个阶级，即知识分子阶级，与农民、工人、商人并列为“四民”的士人阶级，这个阶级的职能，就是争取和行使立法权，就是代表农工商阶级的国会的组成部分。
由于意识不到布尔什维克的本质是与工人阶级并列的公共知识分子阶级，而自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一种先觉职能，所以就赋予了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去改造所谓落后阶级——农民——的合理性与神圣性。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图景，是对资产阶级、农民，和党内、阶级内的官僚主义者（是否必然走向资本主义复辟，则在托洛茨基本人和他的学生之间有分歧），进行多线作战。这样，阶级斗争就应该绷得更紧，而如同游牧骑兵的军事动员一样，一种阶段性的奴隶制式的依附动员也成为必需了。也是在这里，以普罗米修斯自居的托洛茨基，掉入了与暴君宙斯斯大林，五十步笑百步的陷阱。
这正是几百年来知识分子阶级的自居启蒙，导致的严重误判。他们意识不到，知识分子只有与农工商阶级合作、调和、融合，才能以全民族的共和，焕发出最大的活力，并对托洛茨基警惕的那个斯大林官僚幽灵，用权力授予和回收的程序去收放自如。
这个误判的环境，在于鞑靼蒙古奴役几百年下，形成的农奴制背景，让俄国知识精英看不到其他国家广阔的自耕农世界中，为了捍卫独立地权，和地权衍生的物权、贸易权，及三者奠基的人权，和这四权以互助契约形成的民族主权，并发展为士工商三大阶级，与自耕农自身的阶级调和，乃至四民共同体对整个主权进行驾驭的民权。从他们狭隘的农奴制背景视角下，只看到了阶级斗争，只看到了农民的无效，资本家的腐朽颟顸，民族的虚无，利益集团下的伪民主，所以他们以整个人类史上都高高矗立的无私无畏精神，把无产阶级视为一切的原动力，与整个旧世界乃至几千年的世界，做坚决永恒彻底的斗争。这种思维逻辑，又受到了俄国东正教的犹太一神教源头影响，所以无论马恩列斯托，都以五阶段论为上帝意志，以无产阶级为上帝选民，以布尔什维克为弥赛亚，以阶级斗争为最后审判，以实现那个美好的理想为地上天堂。
马克思在“条顿游牧-容克地主-农奴制”的德国，和自身无法摆脱的犹太教集体无意识背景下，亦与托洛茨基的困境同理。
所以，托洛茨基顺理成章与斯大林产生了第二个分歧——共产主义是不是由一国建立的？
斯大林出于托洛茨基笔下的官僚主义目的，把共运局限在苏联之内，托洛茨基出于对“无产阶级民主”的忠诚，和把国家视为资产阶级的警惕（这两者都来自马克思，甚至列宁），把斯大林这一举措视为共运的阻碍，但他自己又无法清晰定位——要么如他的学生，把斯大林主义视为资产阶级有意无意的开路先锋，要么如后世受他一定影响的吉拉斯等人那样，把斯大林和苏联视为变质的“新阶级”（虽然这个“第五阶级”的定位是不准确的），但他两者都没有，而是给予一个含含糊糊的“毒瘤”判断，在政治上，又犯下了无法区别轻重、敌友的大忌，模糊地带给了政敌无数空间，将他捏造为与法西斯、资产阶级合作的苏维埃敌人。
托洛茨基既在感性上反对斯大林的极权主义，又在感性上维护苏联的既有成果，将马克思列宁与斯大林断然区分开来，这种无法超越农奴制视野的理性缺失，恰恰给政治老手斯大林游刃有余的攻守空间。而斯大林的扩张政策又与托洛茨基主张的“各国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觉醒”出现新的冲突，如此一来，托洛茨基再次陷入悖论，失去了更大的动员渠道——他既肯定斯大林客观上强加了苏维埃革命（并错误地比喻为拿破仑的武装传教），又批判这种苏联式暴政对各国的强加，这样他既无法在民族主义层面发动苏联，也无法在民族主义层面站在其他各国反对斯大林，这是他辗转王子群岛、墨西哥，却应者寥寥的根源。而斯大林，实用主义地利用了苏联理论一直反对的“大俄罗斯主义”，对抗纳粹铁蹄，希特勒恰恰把苏联看做铁板一块的布尔什维克，发起了不共戴天的意识形态圣战，放着200万“白军”和大量迎接自己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不用，推到了苏联怀抱，他们被迫在斯大林旗下汇聚，以两弊相衡的方式打卫国战争——这一点，托洛茨基的“保卫苏联，反对斯大林”的悖论撕裂，又提供了巨大的政治支援。
当冰斧砍入托洛茨基一直思考的头颅时，如同那艘他离开苏联的破冰船，托派和斯大林主义的胶着，从此分出了胜负，连同列宁主义在共运体系里的精华部分，一同埋葬在集中营，埋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集体灭绝的尸山血海之下——它在东亚的一个变相的回光返照，则是杂糅了斯大林专政和托洛茨基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文革。但那是一条死路，一条神权碾出的车轭，最终苏联和东欧苏维埃国家的共运结局，也用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个人类史上最大的失败——不仅在于胜则自相残杀玉石俱焚，败则失去统治，也在于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复辟。
作者多伊彻在后记中，感性地梳理了几个首位衔接的循环，并对托洛茨基展现出的左翼斗争的人格高度，写下了感人的语调。诚然，与精致奴役的资本主义，包括另一种鞑靼奴役下的北洋体制相比，共产主义的道德感召力，它自下而上的反抗精神，在人类政治史的长远坐标轴上，无疑具有一个更高的地位，这不是它短期内的巨大破坏能够遮蔽的。但那个血色的黎明，其第一缕曙光并不在阶级斗争的神权误判上，而在更为广阔、深远的社会主义地平线——那就是自耕农文明，及其发展的工业、商业、信息产业的东西方起源。那个起源，在东方始于轩辕黄帝的礼运大同篇时代，在西方始于恺撒壮志未酬的社会改革及更早的亚特兰蒂斯影子。劳动者的底层事业，社会主义的前景，也必将回归以阶级合作为归宿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业计划”的民生主义，这是西方游牧城邦奴隶制和一神教，对华夏自耕农文明与大道之行的皈依，也是包括马克思、托洛茨基在内的，兼具了偏执认识与殉道精神的左翼革命者最终修成的正果。
因为阶级合作，起源于人（客户）、地（地权）、物（产权）、货（贸易权）发展出的医食住游，从一开始就是天地人的整体，天人合一的融合，它后来的分化，并不能说明阶级分裂、阶级斗争、阶级依附、阶级专政恶性循环是常态，而是以历史语言演化出的衣、家、乡、国的共同体——即马列托等一直反对的民族主权，振拔个体的力量，像神奇的蜂群一样众愚成智、秩序自化，实现权利对权力从内从外的再次控制，也是在氏族部落之后更有机的民族国家形式上，一次长久的战胜。人类到那一刻，无论东方汇流到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还是欧美结晶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都能实现会通，并让从马克思到托洛茨基的左翼革命者，找到他们真正不朽的、固有的位置。
2017.6-9 别鹤
《先知三部曲（全新插图修订本）》读后感(三)：《先知三部曲》读书笔记
1929年2月10日深夜，五十岁的托洛茨基及其家人离开苏联远东、邻近中国新疆的流放地，被押送到乌克兰在黑海的敖德萨码头，从此被斯大林苏联驱逐出境。
“托洛茨基经常把他一生中的这一时期称为第三次侨居。这一不很确切的界定很难说明他来到王子群岛的情绪。他是第三次被政府驱逐并不得不侨居国外，这是事实。但在1902年和1907年时，他是从西伯利亚和靠近北极圈的流放地区潜逃到西方避难的。那时，不论他在哪里，他都属于一个巨大、积极、富有生命力的团体，它是处于流亡中的革命俄国的代表。这次，他被迫侨居国外，而在国外没有俄国流亡团体把他当作自己的一员来迎接他和为他日后的政治活动提供经费，创造条件，也有许多新的政治侨民聚居点，但它们构成了处于流亡中的反革命俄国。内战的鲜血把托洛茨基与他们隔开。”（C-P9）
这段生动的话直指本质，说明了时代之变迁、环境之转换，揭示了政治分子与政治人群的重要关系，而这些是传统革命理论所忽视的。作者伊·多·视一定历史目标的阶级政治人群为“流亡中的革命/反革命俄国”，很有意思。
阶级政治人群、先进工人队伍与阶级现实气候皆不是一回事，三者皆备是最好的，但仍非万能：20世纪初的俄国就有一个数千人规模的地下工运核心（包括围绕工运的革命者和先进工人），它受一个“处于流亡中的革命俄国”（阶级政治人群，百千人规模）的政治领导，而当时俄国具有相当高温的阶级现实气候，这样就促成了第一次俄国工人大革命（1905）——其群众自发动员规模甚至超过了后来的十月革命。但1905年革命并未成功，因为群众（包括先进工人及其政治领导以及广大积极力量）需要积累经验、发展策略和战略的智慧，质变需要实践的量变，而且充分完成实践行动与群众头脑的互动、协调。
而在老托1929年“第三次侨居”时，具有充分实践经验的阶级群众不但因中间横亘的官僚集团铁幕，而与其阶级政治人群隔开（后者主力一经发现，就被调到苏联远东的西伯利亚流放地及集中营里），而且也与适宜孵化革命的阶级现实气候（当时主要在迟至30年代中期的欧洲）以国境线相隔。
显然，老托非常明白上述关系及不利之处，所以他正是始终寄望“西方工人革命唤起苏联工人的政治革命斗志”，而且透过伊·多·我们知道老托被赶出境后，还期望斯大林把其他俄国左翼反对派领袖，特别是杰出的（堪称革命巨神的）拉柯夫斯基和拉狄克也赶出来，那样国际反对派就会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过去，“处于流亡中的革命俄国”就是靠从沙皇统治的放逐地逃出的革命者得到补充和大大增强的；然而在对反革命手段的认识水平上，对阶级斗争知之甚少的旧统治者们，与曾以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份推翻前者的斯大林及其党羽们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斯大林根本不想以新的驱逐来巩固托洛茨基的阵地。”（C-P36）
一个杰出的革命战士的巨大生命力，正在于他身处逆境，仍竭力发出自己的光和热，不计个人成败地为一个阶级（现时代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总前途而战斗。托洛茨基正是如此。他一到土耳其后就力图与欧洲广泛的积极力量取得联系，其居住地访客频繁（或有客长住），派员串联、组织工作、发行刊物都很快上了轨道。伊·多·特别惊讶于托洛茨基的“通信达到了极大的规模，此后不论情况如何，他都坚持这一工作，直到生命结束”（C-P23）。这是什么样的通信规模呢？“通信达到中等政府部门的规模”！（各种工作的）“支出增至每年12000至15000美元”（C-P29）。崇高的革命威望和笔耕不辍给托氏带来了大量稿酬，与甚至大量的预付款。（例如英国一家报纸为连载《俄国革命史》支付了4.5万美元，美国书商在托氏自传还没发表时就预付了7000美元）。托氏毫无吝啬地将丰厚资金投入反对派刊物出版、工作支出及资助同志、友人，而托氏一家人的生活则极其俭朴。
通过最初的大量接触，托氏了解到1920年代后期西方各反对派概貌（见P48—P63），却感到了当时西方反对派分子与俄国的革命战士群体有着巨大差别，联系两个时代、两种环境对人的不同造化，令人感动，且值得深思：
“他（老托）不能不感到，他必须用之工作的人力资源与在革命前他或列宁的人力资源截然不同。那时，无论侨民政治多么可悲，但加入这一运动的人都是真正严肃的战士，他们全身心地忠于事业，为了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宝贵的生命——革命的熊熊烈火就是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点燃的。现在，托洛茨基的西方支持者是用完全不同的材料制成的。在他们当中，激情和英雄主义少得可怜，而这些是改天换地的斗争所必需的。托洛茨基认为，他们当然不是或‘还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与托洛茨基之间如此之大的心理距离的原因就在于此。就托洛茨基的本意，他更愿意与另一些朋友和学生交往，他们被关押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监狱和集中营中，饥寒交迫，仍坚持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们之中最普通的人如今在托洛茨基眼中都成了更可贵的战士，几乎比所有的西方支持者更可亲。”
托洛茨基指出西方共运（包括反对派）尚未培育出这样的战士，正是它的致命弱点。他惊讶于西方反对派成员中严重的虚荣和自私自利。他并不否认，虚荣心和出人头地的愿望往往是奋发努力的动力：“但是，‘当一个人的个人野心完全彻底地服从于为伟大的思想服务时，他才能成为革命者……’（托洛茨基）。遗憾的是，在西方只有少数人学会严肃地对待思想，‘与思想调情’、浅薄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在西方是极其普遍的现象。”
这些痛陈弊病的话真是振聋发聩，足应使真诚的进步青年久久地深思：应该做怎样的战士？越来越多人觉察到，21世纪初中国的阶级现实气候类似于20世纪初的俄国。严酷的罢工与阶级冲突，也在日益要求人们严肃地对待思想。然而对于网络的乃至现实中的一些左翼群体和小圈子而言，仍极为缺乏对阶级斗争的紧迫感和严肃性，甚至谈论已经不远的工人革命都被认为不可思议（仅就我过去数年的有限观察）。再回看当年俄国革命工运，他们那种令人惊叹的主观能动性——“激情和英雄主义”，以主人翁态度把握解放事业的“独立思考、刚毅的精神”（C-P36），“为事业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革命献身精神，也是今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非常缺乏的。甚至在我们这个物质主义和功利实用主义主导的社会里，连一些所谓的左翼都会对这些革命精神抱以轻蔑和嘲笑。而这些可贵的主观能动性，并不是被客观气候简单地“激发”起来的，它们通过自觉实践的共运群体，与战斗的革命工人阶级互相激荡、促进而成长起来。对于今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来说，青年一代为要把握阶级斗争，成为合格的阶级战士，必须一方面设法靠拢产业工人阶级、追踪工人斗争经验教训和深切关注工人话题，学习独立工人阶级立场的自主分析，另方面着眼越来越迫近的工人革命和阶级决战，极端严肃地对待思想理论和政治分歧，在实践中培养主人翁的独立思想与集体协作，各个努力用自觉献身的革命理想主义促成新一代的阶级战士群体。
《先知三部曲（全新插图修订本）》读后感(四)：托洛茨基——始终坚信光明的反对派
先知三部曲，厚厚的三本书叙述了一个先知的人生的跌宕起伏。本书的第一卷武装的先知，向人们展示了作为俄国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作为可以和列宁比肩的领袖在俄国革命以及保卫俄国革命的成果时所起到的中坚作用。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托洛茨基的作用已经被有意的抹去了。本书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则展示了托洛茨基如何成为了反对派以及作为一个反对派，托洛茨基是如何不停的斗争，不停的发表他不同的声音。令人最大困惑是托洛茨基在于斯大林斗争的几个关键时期和关键场合，为什么都保持了沉默，比如在列宁遗嘱在中央委员会被公布的时候。若不是这些沉默，很可能托洛茨基不会被斯大林击败。有些书给这种沉默作出了解释，比如认为这是由于托洛茨基的高傲和自负，认为斯大林不足以作为他的对手，再比如认为这是苏联当时的体制所造成的。但是这些解释似乎都没有回答我心中的疑问。若这一时期托洛茨基像此后他成为反对派一样积极的发声，或许就没有此后的灾难了。个人认为，最可能的是这个时期托洛茨基的身体状况深刻的影响到了他，是他的病令他保持了沉默。或许这听起来好似牵强，但是病魔的对人的判断力的影响或许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够感受。
在关键时刻，托洛茨基被击败，但是他并没有屈服，在此后，她经历的一系列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和侮辱，但是这些都不能改变他的积极的反抗。他不能在具体的在俄国进行他的实践，于是他用著作来发表他的声音，来给他的信仰者以指导。他的《我的生平》，《俄国革命史》和《被背叛的革命》都成为了永世不朽的名著。还有他给斯大林所写的传记。托洛茨基虽然成为了反对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斯大林的影响是又多大。颇具吊诡的是，斯大林在俄国蛢命的消除托洛茨基的影响，从噤声到肉体的消灭，但是斯大林在很多地方却有着与托洛茨基同样的关怀和忧虑。甚至斯大林在经济中也采取了托洛茨基的措施。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官僚集团把持革命的担心，斯大林采取了大清洗的措施，或许这连托洛茨基也会感到咂舌。但是其实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问题意识是有一致性的。或许大清洗不仅仅是斯大林为了加强个人集权就能够解释的。
与列宁同等重要的人，但是在中国受到的待遇与列宁相比可谓相距太远。新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版已经出版，但是托洛茨基全集则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未来。但是，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在遭受一次次失败后的乐观和积极，在磨难之后的战斗精神永远闪耀着光芒，托洛茨基的意义或许在以后被被重新解释和发扬光大。
《先知三部曲（全新插图修订本）》读后感(五)：个人的《先知三部曲》读后感
说来惭愧，这套书差不多是去年的这个时候买的，因为不断的事情，也因为自己的一些劣根，导致断断续续读了一年，终于把它读完。
最开始自己萌生要读这套书的想法，还是自己对托洛茨基的不断好奇，特别是了解苏联历史越深，这种好奇心更明显。在自己读到的一些网络小说中也有不少对于托洛茨基的YY，特别是，这也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倘若托洛茨基战胜了斯大林，苏联会如何发展——这一块上，更是精彩纷呈。不断增长的好奇和疑问促使自己更想更多了解托洛茨基其人，进而从京东上订了这套书并开始阅读。到现在，总算读完了。
单论这本书本身，个人感觉应该给予很高的评价。作者本人是托派，但在其行文成书中还算是比较公正客观的评价他们伟大领袖的一生及其成就，虽说作者行文中也有身为托派而不得不有的偏向性，但“比较”的客观公正这个评价对于他而言也是很客观公正。此外，作者行文的深刻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我们读这本书，能从各个方面去深刻了解某段特定时间的特别特征（尽管这里面也有一些作者身为托派导致的固有的扭曲），进而对于在那个时候发生在托洛茨基的事情明白它的时代背景和特征，了解这些事情出现的一些必然性——这块很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能在各方面获得那么高的评价，可以说是对于这本书和作者的最明显的肯定。 接着再说托洛茨基其人，以及我现在对他的认识。
老实说，一开始，当自己接触到大清洗的相关东西，当自己接触到卫国战争初期的相关，当自己接触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相关，对于托洛茨基的好奇就更强烈。是一个怎样的人成为了斯大林最主要的政治对手，是一个怎样的人的思想如此耀眼，这样的人战胜了斯大林又会如何，这些问题自己一直想通过读这套书去解决。值得一提的是，刚收到这套书的时候时间还是挺充裕的，我没事就喜欢在宿舍和选修课的课堂里读，很多相熟的同学看到我读的书，了解到这本书的传主是托洛茨基之后，几乎无一例外的有一个疑问——托洛茨基是谁，他们根本不了解甚至没听说过这么一个人。只有一个很懂历史的哥们，当时在宿舍看到我读的这本书的传主是托洛茨基之后，非常惊讶的大叫“托洛茨基？？！”，并滔滔不绝的讲起了他对托洛茨基的认识。我不知道这种行为该如何评价，很正常？从现在看也算是吧，如果我当时读的是斯大林的传记，他们再有“斯大林是谁？我没听说过啊/我不了解啊······“这样的疑问的话，就真的该怀疑他们是否有最基本的历史素质和常识。
第一本《武装的先知》某种意义上主要也就是讲托洛茨基的辉煌史，某种意义上我们认识到的它的辉煌就都来自于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气盛，拥有无限的革命热情，但身上的热情漫过思想的一名革命家。第二本《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主要讲托洛茨基参与的党内斗争以及他最终党内斗争失败，被逐出苏联。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视清高，不断树敌，非常不成熟，理想漫过一切的一名政客——谈不上是个政治家，距离真正的政治家他还差不少。而《流亡的先知》则主要讲托洛茨基通向最后失败的路途——作者最后所谓“失败中的胜利”个人觉得更多在于托洛茨基的思想而非其本人。我们能看到的，则是一个死死抱着自己的那点东西，警惕的望着周围的一切的流亡者。
观察托洛茨基的一生，我们肯定不能绕开特定时代的特定背景或者特定的时代特征——这也是作者一直提醒我们、引导我们读者的事情。托洛茨基的成功和失败，无疑与之处处相关。
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疑问，倘若沙俄能尽快的，温和的实行改革，十月革命能否避免，俄国内战能否避免。实际上，综合另一个人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十月革命，甚至后面的不断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号称“俄国现代化先驱”的维特伯爵。维特伯爵，这个在1905年俄国大罢工时，站在当时作为罢工工人的代表的传主对面的政府代表，其人正是当时以及后来一段时间内俄国国内宪政改革的引导、开始和主持之人，但最终这改革无果而终，而正因为这改革，其人被尼古拉二世视作障碍和麻烦。维特伯爵正好死在一战前夕，当时欧洲对此事普遍的社评，就是尼古拉二世终于可以摆脱这一麻烦了——要知道，维特伯爵出身帝国贵族阶级，一辈子他都是为了沙皇和贵族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却最终成为了沙皇眼中的绊脚石，可见沙皇家族的真正方向到底是什么。
其实书中托洛茨基早年的经历也客观的告诉了我们一些时代的原因。农奴、贫农、富农、地主；无产阶级工人，资产阶级资本家；帝国的贵族，帝国的皇室等等方面，可以说在这本书中，或者综合了解一下时代背景，可见特别是革命前的俄国究竟是如何的暗流涌动。沙皇想维护他旧有的专制和集权，贵族想尽力维持并巩固本阶层的统治地位，资本家想建立对自己合适的资产阶级政权，下层的农奴、贫农，以及无产阶级想打破身上的枷锁，包括富农、地主等其他方面，甚至宗教势力（书中这块倒是没有体现）都有自己的算盘，如此的暗流涌动一旦爆发，其势可想而知。要认识到这块，才能明白为什么维特伯爵下场会如此，它的改革会无果而终，进而明白为什么当时的沙俄会有那么多而有能的革命者，也能明白为什么十月革命，后面的内战，甚至苏联当时的党内斗争乃至大清洗的历史必然性——其实维特伯爵最后也意识到了这块，可以说，他就死于认识到这种情况带来的抑郁和绝望。
至于十月革命开始到内战，这一时段的布尔什维克党，或者说是传主，可以说是代表了广大俄国中下层阶级人民的利益，也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俄罗斯这个民族的利益——当底层民众要打破枷锁的愿望突破天际，重想给他们带上枷锁的阶层和势力根本无法阻挡，但这场内战也耗尽了他们的能量，使得他们在内战之后各方面疲惫不堪，这也能理解为啥后来斯大林的独裁政权能够建立，为啥“一国社会主义”能战胜世界革命论和不断革命论，也能理解为啥托洛茨基在本国政坛上的失败了。而与本国基层脱节的传主，只能在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中越飘越远，也就成了我们在最后一本书中认识的传主了。
至于传主本人，当通读《武装的先知》了解到他的早年经历和成长史，也许就能对传主日后的一些性格特点和行为特征找到一些起点了——其人出色的演讲、行文水平，以及自视清高，不切实际，不懂变通，理想主义等特点，都能从里面找出来。只要对于传主有一定了解，就不会对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水平有所质疑，而再加上他知识分子的出身，几乎后面它的很多行为都能解释了——包括他对于一些事情的准确“预言”，他在内战中的无限活力，他在党内斗争中的昏招，他流亡时期与别人那不切实际且细枝末节的争论，甚至最后被刺杀，也有这些方面的原因在。
传主的自视清高，不切实际，理想主义这些可以说就决定了他在玩政治上不可能胜过斯大林，不论他的思想当时是如何的不切实际，就说1927-1928年这一段，他明知斯大林想要碾压一切反对派，却不想着与布哈林派和解，反而因为布哈林派是当时国内富农中农的代表，就认为无论何时都要对布哈林派持反对敌视态度——相比较斯大林，这简直是天上地下。哪怕1923年他真的按照列宁遗嘱做掉了斯大林，他的性格无疑最后会导致他这一派与全党的对立，他的失败可以说就算不是必然，也是大概率事件。至于他执掌苏联会如何，就看看他一直的主张，以及他政治上的这些举措，可以断定，他执掌的苏联，无疑要比历史，在国际上更加孤立。而他对党内所谓”民主“的姑息，导致他很难彻底统一思想。并且，如果在综合上他才是实际上苏联快速工业化道路的提出者，可以确认的是他所采取的如何提升国家实力的方法只是相对于斯大林更温和一点罢了。而且，再综合他对于民族等方面的认识，说句不好听的，二战别变成围攻苏联就算好了。
可以说，因为传主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或者说，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和坚守，传主的失败，不应当看做只是他自己的失败或者是时代带来的失败，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层面上。而同样，看待苏联最后的失败，也可以在思想这块找到缘由。作者逝于1967年，差不多赶上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倘若他有幸再活十来年，更好的情况下活到1982年后，当他看到勃列日涅夫的苏联，看到他的祖国波兰“团结工会”的成立，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浪潮，东德动荡的形式，不知道他对于苏联还会有怎样的认识，对于他心中“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审判”有怎样的认识，不过相信，历史给出的审判结果——苏联的解体，共产主义的低潮，肯定不是他期待的“审判”判决。 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上看，传主的失败恰恰证明了我们在高中的政治书本中学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需要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要符合新时代的特征，同时也要符合所在地区的情况。不过，苏联的解体，也就是作者心中“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审判”的历史实施，却在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经典部分的正确性和关键性。综合起来，“万变不离其宗”是最好的概括，不是必须”不离“，而是不能偏离”宗“太远，而同时适当的”离“却是有必要的——这些话只是自己的浅论，我肯定没有官方的学者教授们认识的多，认识的深，我无法揣测他们的认识。
说道现在的官方认识，我前段日子读到了官方的学者作家们出版、翻译的一些关于斯大林、托洛茨基的相关书籍，包括托洛茨基在1929年写的自传。自传还行，翻译的也没啥问题，不过书籍的编译人员在续写后面托洛茨基的逃亡史时却写的如同编年史，似乎就是简单叙述其事，不过最后一块挺有意思，当时写到访问那名刺杀了托洛茨基的刺客，他不对这事情有一丝的迟疑或者后悔。有这样的反应实属正常，但这又反映了什么观点认识呢？至于关于斯大林的，特别是关于党内斗争一段，翻译的还好，用语相对中性，编译人员也没做出啥更改，但自主编写的那些，明显可见官方的某些看法。最明显的是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用词相对中性，强调他们这是党内斗争，只是不同派别的斗争，但对于托派，明显的用词敌化，什么“阴谋破坏党内团结”“密谋破坏布尔什维克党”这类的用语，再显示斯大林在其中的正统性和正确性，就可见目前官方的态度了——就类似于在官方的读物上，有些理论上的地方仍然充斥着对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的否定和批判一样。就事论事来说，如果读过《被解除武装的先知》这块，就可见官方是多么的颠倒黑白。不过这点也好理解，毕竟咱国家的思想，可是从斯大林主义一路沿袭下来的。
现在托派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可以说真没啥了，就连第四国际后来都能分裂出一个“第五国际”来。主要的一些政党也跟资产阶级政党差别不大了，不过要注意的是，目前真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恰恰也是这么一批人在行动。随着现在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推进，跨国财团、国际资本加上官僚资本与下层的民众的矛盾仍在，新的时代会随着逐渐的发展，逐渐明确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的呼唤。历史如同螺旋上升，不会有终结之时，也许现在还没到时候，不过我相信，有生之年，我们能见到红色浪潮的再次兴起，可能如同传主夙愿般，由第四国际甚至第五国际作为起点，也有可能从这里作为起点（前提是咱们这里的那些位们真的没忘这个党叫共产党），当马克思主义在国际的各个方面真正的浴火重生，而不是现在只被作为学术研究、幌子旗帜或者攻击弹药的时候，那一时代的人们再去审视历来的革命史，再去看马克思、恩格斯，看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赫鲁晓夫、毛泽东、邓小平，甚至远到罗伯斯庇尔，宽到布哈林、金日成、胡志明、卡斯特罗、铁托，近到中共这几代，再加上未来的领导人核心们，也许到那个时候，才是作者期盼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复兴“，才是真正去评价这些人的时候，一切，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有真正的盖棺定论。
《先知三部曲（全新插图修订本）》读后感(六)：先知三部曲的写作背景
前言
我最初打算撰写俄国革命领袖传记三部曲时，只想研究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而不是他的生平。托洛茨基的晚年及其悲剧性的结局较之他早期的辉煌经历更能激起我深刻的想象。但当我再次思考时，我开始怀疑，如果不叙述托洛茨基的前期经历，能否使人完全理解流亡中的托洛茨基。而后我研究了史料及传记的原始资料，其中有些是我刚刚见到的，我才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托洛茨基最后几年的戏剧性事件早在他的前期，甚至在他最早期的生涯中已扎下了多么深的根子。因此，我决定为他写两卷既彼此独立又彼此关联的传记：《武装的先知》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一卷叙述的或许可以说是托洛茨基的“崛起”；第二卷则可以说是他的“垮台”。我尽量避免使用这两个传统术语。因为我认为，一个人的崛起当权未必是他一生中的巅峰，失去权力也不等于是他的失败。
这两卷书的书名是受了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那本书中的一段文字的启发，这段文字即在本书的卷首语页上。本书的研究阐明了这段文字所说的真理，但它对此也作了多少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释，马基雅维里认为“凡是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总是遭到毁灭”，这话当然符合实际。也许可怀疑的是：武装的先知与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的不同以及胜利与毁灭的区别是否总像《君主论》一书的作者看到的那样清楚。我们在本书中首先看到，托洛茨基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中没有武装而获胜，以后我们看到，他武装起来，所向披靡，却又在甲胄的重压下被压弯了腰，因此，叙述他达到权力的巅峰的那一章题为“胜利中的失败”。而后在构思《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一书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他获胜的重要因素是否就隐藏在他的失败之中。
我叙述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会使某些人感到惊讶。因为，为了把托洛茨基的名字从革命编年史上一笔勾销或即使留着他的名字也只为使其成为大叛徒的同义词，斯大林的宣传机器已疯狂地工作近30年了。对苏联目前这一代人来说（而且不仅是这一代人），托洛茨基的一生经历已经像一座埃及古墓，人们都知道墓中埋葬着一位伟大人物的遗体和用金字镌刻的有关死者生前功绩的记录；但经过盗墓及盗尸之徒的洗劫，剩下的只是一座荒芜凄凉、一无所有的空穴，再也找不到过去藏有记录的痕迹。照目前这种情况来看，盗墓之徒持续不断的反复洗劫甚至对有独立见解的西方学者和史学家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尽管如此，托洛茨基一生经历的记录还是完整地保存在他那卷帙浩繁、现在大多已被人遗忘的著作和他的档案中，保存在友善或敌对的同代人的大量回忆录中，保存在革命前、革命期间和革命以后出版的俄国期刊的合订本中，保存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保存在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逐字逐句记录的报告中，而且几乎所有这些文件资料都可以在西方的公共图书馆里找到，虽然其中少数资料只能在私人图书馆中找到。
所有这些资料我都利用了。我的妻子除了与我共同分担查寻资料的工作，还在其他方面对这一研究工作作出重大贡献，我们一起专门研究了收藏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中的俄国革命前的期刊。我在那里发现了俄国革命运动史学家很少用过的史料，我和我妻子还一起研究了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里的托洛茨基档案。迄今为止，这个档案是苏联境外有关苏联历史最重要的原始文件收藏库（在本卷末的参考书目中对这个档案作了简要说明）。
因此，我在这里没有理由再像在《斯大林政治传记》的序言中那样为缺少传记史料而抱怨了。这主要是因为我写的这两个人物截然不同：托洛茨基对自己的生平及活动毫不隐讳，不像斯大林那样守口如瓶。他让完全陌生的人都能自由地探究他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他写了一部自传，而更重要的是有他的几十卷已出版的著作和难以计数的没有以单行本再版的论文、文章以及若干尚未发表的著作，这些都是不自觉地留下的可靠的自传线索。他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使后人无法抹杀或篡改，甚至连他本人在个别情况下想这样做也办不到。
一般来说，人们不会要求传记作家为记述一个已写下自传的政治领袖的生平而进行辩解。我觉得本书情况对这一惯例也许是个例外。我经过批判性的认真考察后仍认为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像所有这类著作一样完全是真实的，然而它也留有作者对其反对斯大林的失败斗争所作自我辩解的痕迹。托洛茨基生前在《我的生平》的每一页中与盗墓之徒搏斗，他用带有自我赞扬味道的自卫行动回击斯大林派的全部诋毁。他对革命气候的变化没有作出，也不可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而革命气候的变化不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地使他失败；但他却说是心胸狭隘、歹毒的篡权官僚集团阴谋剥夺了他的权力，这种说法显然不恰当。引起传记作者关注的问题是：托洛茨基本人对自己的失败究竟起了多少作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严酷的环境以及他的性格迫使他为斯大林铺平了道路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示出托洛茨基的一生是真正的典型悲剧，或毋宁说是古典悲剧在当代政治现实中的重演；如果托洛茨基能揭示这一点的话，他确实是超人了。另一方面，传记作者看到，托洛茨基在处于成功的巅峰时像希腊戏剧中的主角一样感到内疚，一样天真无邪，而且也一样一心要赎愆。我相信，对这种带有同情和理解的态度，既无须辩解，也不该谴责。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试图按照斯大林及20世纪20年代整个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状况——即对列宁的个人崇拜——强加给他的观点为自己辩解。斯大林指责他是列宁的死敌，因而托洛茨基急于证明自己完全忠于列宁并与列宁完全一致。1917年以后，他忠于列宁是无可置疑的；他们之间一致的观点确实不少，而且还都是在重大问题上。然而托洛茨基却抹杀了1903—1917年间他与列宁辩论的激烈程度和重要性，还抹杀了他与列宁后来的分歧。由于托洛茨基按崇拜列宁的观点进行辩解，因而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结果，这就是与列宁相比而贬低他本人在关键时刻的作用，这主要指的是缩小他本人在十月起义和创建红军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为了不使自己被看做是贬低列宁的人，他才贬低自己在这两件事上的功绩。这在自传文学中是极为罕见的手法。因为我不受忠于任何偶像的束缚，所以我试图恢复历史天平的原样。
最后，我总是特别注意作为作家、小册子作者、军事著作作者和记者的托洛茨基。他的大多数作品现在已都被广大读者遗忘了，而且也无处可寻，萧伯纳（Bernard Shaw）只凭不高明的译本就能判断托洛茨基的写作才能，他说这是“胜过朱纽斯(Junius）及伯克(Burke)”的作家。萧伯纳这样评述托洛茨基：“像莱辛（Lessing)所说的那样，当他砍下对手的头时，把它举起来，让人看到头颅里没有脑子，但他却不伤害他的牺牲者的人格。……他使他的牺牲者的政治声誉扫地，却让此人保全面子。”《民族》（伦敦）杂志1922年1月7日。考虑到本卷的篇幅和结构，不允许我更详尽地展示托洛茨基这方面的品格，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但我希望能在《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中对此加以弥补。
伊萨克·多伊彻
1952年10月
致谢
我非常感谢爱·霍·卡尔教授和巴巴拉·沃德-杰克逊夫人的批评及友好的鼓励，他们读过本书几章的手稿；感谢唐纳德·泰尔曼，他读过本书的全文。伯纳德·辛格谙熟俄国生活，他这方面的知识对我大有裨益。我非常感谢DM达文先生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部成员，他们对本书文体的改进提出不少建议。雨果·迪尤尔和乔恩·基姆彻先生热情地帮助我，给我提供资料及有关著作，其中有些是现在罕见的传记资料。我要感谢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WmA杰克逊教授及其助手，他们帮助我和我的妻子找到查阅托洛茨基档案材料的门路，我同样感谢胡佛图书馆、伦敦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和国家中央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牛津大学出版社及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科学部的慷慨资助，使我和我的妻子能在美国住上几个月并完成我们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这部分工作的完成完全取决于能够进入上述美国图书馆。
我欠其他作者的人情债，将以在本书的脚注中表示谢意来偿还。卷首语摘自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一书的英译本，该译本为《人人书库》中的一本，译者是WK马里奥特，摘录征得JM登特父子图书有限公司的许可。
伊萨克·多伊彻
《先知三部曲（全新插图修订本）》读后感(七)：知识分子总是心太软
整三本书看完，给我带来最大的印象不是书中大量的文献堆积的资料，不是整篇的苏联派系斗争，恰恰相反，我关注的是托洛茨基本身。
作为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随着知识量的增加，接触革命是迟早的事情，就算不是托洛茨基，在当时沙皇俄国阶段的社会形势早已为革命提供了完美的温床，等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触发，但假如不是托洛茨基和列宁这个组合，或者说后期的苏联由托洛茨基执政，整个苏联又会大大不同，但历史不容假设，影响托洛茨基最大的一个关键就在于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善良纯洁之心，每次看到托洛茨基从他那充满热情的大脑里喷出来的都是抗议、谴责，如果当初托洛茨基狠下心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听了列宁的话，后面的苏联会是怎样？一再的心软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托洛茨基流亡海外，虽还有追随者，但早已物是人非。
托洛茨基的心软并不代表托洛茨基本人软弱，不，软弱这个词绝不应该用在托洛茨基身上，书中充斥着大量托洛茨基反抗斯大林派政府的片段，不应该是充斥大量，而是三本书的最后两本都大量的在说托洛茨基如何如何的去抵抗去抗争，以至于在人生的最后时光中，在人生弥留之际还坚信第四国际终将胜利，显然托洛茨基早已遇见苏联虽然已残破不堪，但终将改变，但他没遇见的是，苏联最后的结局是解体，而不是所谓的斯大林时期只是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现象。
《先知三部曲（全新插图修订本）》读后感(八)：《先知三部曲》再版译者前言
十月革命的暴力和不够暴力
此书再版与初版虽然只相隔了9年，但在这9年里，中国学界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得1999年底或2000年初，席殊书屋在评1999年10大好书时，评委之一、经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大块理论文章的中共理论家对某些学者提议把《先知三部曲》列入1999年10大好书提出异议，说如果这样的话，就要对联共（布）党史重新评价。
去年2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的一篇标题为《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的文章，说的就不是联共（布）各派人物的是非对错的问题了，而是彻底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共产党，从它的领袖列宁开始。文章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搞密谋策划的布朗基主义，搞的是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是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不是他晚年更加成熟的思想——民主革命。据此，作者不仅把斯大林的专制暴政，甚至连中国的反右、文化革命都算到十月革命的账上。这已经不是如何评价联共（布）党史了，而是在否定暴力革命下彻底否定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了。大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重归革命家行列才不会引起异议。因为此时，革命家已被视为洪水猛兽、罪恶渊薮。这使笔者想起1991年在参观莫斯科的一个庄园时看到的一个挂盘，上面画着一条俄国民间故事中的多头恶龙，这条恶龙的最大的一颗头是列宁，在他的两边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也在其中。当年用屠刀划出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鸿沟，在时隔50多年后，在革命不再神圣时，消弭了，让人感到当年的屠杀者枉费心机，牺牲者的血则白流了。
去年是十月革命90周年。按以往的惯例，每年11月7日，央视总要播放俄共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周年的游行，游行者举着红旗和列宁肖像的新闻，还要播一个专题片。然而去年不知为什么原因，央视不仅没有播放专题片，连相关的新闻报导都没有。想必不是因为俄国在这一天没有人或政党再为纪念十月革命而游行了。正式刊物除了《炎黄春秋》在11 月号上又刊登了一篇否定十月革命的文章外，也几乎没有一家刊物刊登相关文章。
在这段时间内，在民间网络上却形成了关注十月革命的一个小高潮，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某个“知道分子”称十月革命时并没有发生像样的战斗，因此不能算是革命。有人借题发挥，指责媒体把华南虎照片的真假炒得沸沸扬扬，却对十月革命的真假缄口不言。这些人同样是要否定十月革命，但与上面提到的那位作者不同，不是因为它是暴力革命，而是因为它不够暴力。革命在后革命时代的尴尬，在这两种声讨声中尽显无遗。
笔者根据近年来对十月革命的研究，写了《解读十月革命》一文，指出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背叛马克思主义是铁案如山，根据是马克思一直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没有给它加任何限定，说在和平时期联合，而在战争期间就应该为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相互厮杀。另外证明，十月革命并非像以往所宣传的那样，是一场暴力革命，更不像《民主社会主义》一文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是布朗基式的密谋策划的阴谋活动，而是一场苏维埃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靠的是公开的宣传鼓动工作，赢得了苏维埃的多数，其中没有任何阴谋可言。在二月革命后建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是微不足道的少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绝大多数，临时政府也是由它们组成。倒是它们在政治斗争中使用了阴谋手段，如串通帝国主义盟国阻止流亡国外的反战的国际主义者回国。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正是因此不得已而乘德国总参谋部提供的铅封车返回俄国。持合法手续回国的托洛茨基更是在旅途中被英国海军截下，在哈利法克斯拘押了一个月。在为帝国主义盟国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发动的6月18日的进攻失败后，克伦斯基政府和苏维埃多数派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反战的布尔什维克，借列宁乘德国铅封车回国一事把布尔什维克领袖诬陷为德国特务，宣布布尔什维克为反革命政党，捣毁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查封它的报纸，通缉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袖，把托洛茨基等人投入监狱。然而，这些阴谋再加上权力，也未能阻止革命的进程。原因并不是布尔什维克阴险，而是他们严格遵循革命的内在逻辑，并把这一逻辑贯彻到底。
革命本是社会矛盾极度激化的产物。二月革命也不例外。二月革命的口号是“和平、土地和面包”，其中的阶级内容是显而易见的。和平就是停止战争，反对资产阶级扩张和争夺市场的野心，土地就是农民要求把大地主和贵族的土地分给农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战争，大概是不能否定的。这不是布尔什维克下的定义。在大战爆发前，第二国际开过三次大会，谴责战争。而市场和殖民地是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要求的。要停止战争，就要反对那些挑起战争或要发战争财的人。二月革命后组建的立宪民主党和进步集团的政府虽然不是发动战争的政府，但它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是为了俄国资本家的利益：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占领君士坦丁堡。新政府继续参战，除了盟国的胁迫，也出于想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分一杯羹的本国资产阶级的要求。
“和平、土地、面包”是普通群众的要求，而不是资产阶级的要求。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胜利的二月革命后组建的人民革命机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多数和领导党，它们面临着两种选择，或是履行革命党的职责，满足群众在二月革命中提出的要求，将革命进行到底。因为二月革命只是推翻了沙皇，并没有实现人民对“和平、土地、面包”的要求；或是干脆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让它把战争进行到底，实现其扩张野心。但他们既不领导群众完成革命，也没有把政权完全交给资产阶级。他们只是请杜马临时委员会出来组阁，而自己仍作为苏维埃的领导党，在第一届资产阶级政府垮台后，他们坚持要建立联合政府，即社会主义者与资本家的联合政府，企图充当革命人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协调者的角色。这是任何一个政党在革命中都无法扮演的角色。人民要求和平，而资产阶级要求把战争进行到底，这二者之间是不能调和的；人民要求土地，而与大地主和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俄国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满足人民的这个要求的，这也同样是不可调和的。妄图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们的必然失败。他们既不能让资产阶级、地主贵族放弃扩张野心，把土地分给人民，也不能让经过革命洗礼的人民群众继续像以前一样地为前者当牛做马，为他们的利益而流血牺牲。因此，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前的8个月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没有为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和平和土地——向前迈出一步，倒是在这两个问题上迎合资产阶级的要求，现在他们打着保卫俄国革命的旗号继续战争，打着维护革命秩序的旗号镇压农民自发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但他们毕竟是苏维埃的多数党，承受着这个革命机构的压力，不能完全无视人民的要求，彻底站到资产阶级一边。就这样，他们迅速地耗尽了他们在二月革命中赢得的资本，灰溜溜地退出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在6月举行的全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他们能得到5/6的选票，而在科尔尼洛夫暴乱后，他们在彼得格勒市杜马的选举中就已落败，在9月举行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两党的席位加在一起还比布什维克少4席。在10月召开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占压倒多数。
托洛茨基后来总结说，如果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他们当权时，能够解决和平和土地问题，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其实，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失败之处，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之处。他们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支持人民的和平与土地的要求，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权力交给资产阶级或与资产阶级联合组阁。他们对人民耐心地解释，只有建立人民政权——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才能给人民带来和平和土地，而资产阶级政权（联合政权也一样），只能让人民继续为英法美交易所老板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流血牺牲。当人民的希望一次次地破灭，布尔什维克的预言和对临时政府及苏维埃的多数党的批评一次次地被现实所证实时，人民转向了布尔什维克，把他们对和平和土地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党的身上。而布尔什维克也没有欺骗人民。它以大无畏的精神与本国和盟国的资产阶级决裂，在它的和平宣言遭到盟国拒绝的情况下，毅然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单独媾和，并把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了人民的这两个基本要求。这就是谴责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站不住脚的原因，也是它不够暴力的原因。因为它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苏维埃民主革命。
解散立宪会议
当然，现在国内学界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不仅仅局限于十月革命的本身，它是暴力的或不够暴力上，对十月革命的否定扩展到对布尔什维克党、它的领袖列宁和它的策略上。在这方面最为人所垢病的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二是解散立宪会议。
前者说布尔什维克在它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多数后，才提出这个口号，足见它的阴险。这显然是对相关史料缺乏了解。在列宁回国前，斯大林、加米涅夫等布尔什维克领袖主张支持临时政府。在列宁回国后，使党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后，它就一直坚决反对联合政府，主张没有资产阶级代表的苏维埃掌权。由于当时在俄国已经形成了双重政权——一方面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资产阶级组成的临时政府，另一方面是二月革命后组成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苏维埃。当时列宁的立场是通过民主斗争争取赢得苏维埃的多数，即进行苏维埃民主革命。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的口号。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这个口号可以追溯到5月初。托洛茨基早在5月7日（俄历）举行的统一社会民主党全市代表会议上，就提到了这个口号：“我们给自己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即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是今天的问题。我们知道，夺取政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取决于事件发展的速度。我们不说绕开苏维埃夺取政权，因为它是整个革命民主派政体的代表制的形式。我们只应该力求在苏维埃中形成自己的多数，用真正革命的内容去充实它，围绕着我们的口号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说得十分清楚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托洛茨基刚刚回国不久，他还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甚至还没有与列宁商谈他领导的区联派组织与布尔什维克合并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口号在那时就是包括布尔什维克（以它为主）在内的苏维埃左翼的口号了。至少，在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工人游行队伍就打出了这个口号。而在当时，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占多数时，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意味着全部政权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对解散立宪会议的指责更为严厉，有学者撰写长文，说布尔什维克以允诺召开立宪会议夺取了政权，一朝政权在手，在立宪会议选举失败后，不是顺应民意交出政权，而是背信弃义地解散了立宪会议。还说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的书名名不副实，因为十月革命并没有发生什么像样的战斗（即不够暴力），只不过是当时频频更替的政府中的又一次而已（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苏汉诺夫在其《革命札记》中就是这么说的），而布尔什维克悍然解散立宪会议才是真正震撼世界的日子。这种说法只能表达作者对革命的蔑视和对立宪会议的尊崇，无论如何都不是当时亲历这两个事件的人民、各阶级、各政党和各个国家对它的感受的真实写照。
约翰·里德亲历了十月革命，他的感受是是符合实际的。事实是，自从布尔什维克成为彼得格勒的多数，托洛茨基成为它的主席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资产阶级就一直惶惶不可终日，在他们千方百计地拖延的全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日益临近时，他们的焦虑达到了极点。这在当时的报刊上都能反映出来。至于十月革命是否震撼，并不取决于夺取政权时是否进行了大规模的流血战斗，而取决于政权的性质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及方针政策有无变化和变化的大小，更取决于它的后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无疑是十分震撼的。它将私人企业国有化，把土地分给农民，不仅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而且还要公布各盟国与沙俄政府签定的秘密条约。当初颂扬它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并不夸张。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为穷人的利益剥夺富人的政权；它完全不遵守外交游戏规则，公布秘密条约，以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是为了满足各国资产阶级的贪婪的胃口；它越过各交战国政府直接向它们的人民呼吁，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内战，以革命战争来消灭帝国主义战争。不仅是面临被剥夺的俄国资产阶级被这次“政变”所震撼，就是各交战国的政府在面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在厌战的士兵中引起的反响时，能不胆战心惊吗？
笔者无意否认立宪会议即民主形式带来的好处，也不否认斯大林个人独裁与一党专政形成的局面有一定的联系。但如上面那位学者那样，说布尔什维克就是凭着许诺召开立宪会议才获得政权，而得到政权后就过河拆桥，解散了立宪会议，则是笔者不能苟同的，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全面的。
如上面所说，十月革命的成功，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主要靠的并不是许诺立即召开立宪会议，而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和平和土地的要求。和平和土地是人民的要求，是自发发动二月的人民的口号。立宪会议是政党的口号，它的提出要早得多，是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各政党提出的口号和目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早提出这个口号，是在1903年召开的第2次代表大会上，次年，社会革命党也提出了同样的口号。但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更为紧迫的是解决和平与土地的问题。在那时的俄国政党中，惟一一个要认真地解决和平和土地这两个问题的，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即使把立宪会议的口号看成与和平与土地一样重要的口号，它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和平和土地一样重要，那也不能据此指责布尔什维克背信弃义，因为它至少真正地落实了两个口号，即和平与土地。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在它们执政的8个月的过程中，没有为解决这三个问题中的一个采取过一项严肃的措施。
而且在立宪会议的问题上，应该受到指责的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一个党。时任临时政府办公厅主任的纳博科夫说过，天真的人在理论上可以认为，召开立宪会议就是为了制定基本法，然后根据选举结果把政权交到选出的多数党，然后就自动解散，实际绝非如此。一语泄露天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根本不想召开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在他们的手中，成了拒不解决和平与土地问题的挡箭牌。所有与群众利益相关的措施，他们都说自己无权决定，推给立宪会议，而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措施，则立即拍板，也用不着等立宪会议了。群众对他们的不满，部分就是由此而来的。
立宪会议的选举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民意，也是值得怀疑的。原因有二。一是社会革命党人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得到2100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60%。但他们的票源主要是来自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在城市里，他们的得票不仅大大落后于布尔什维克，还少于立宪民主党。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表明，社会革命党作为执政党在2－10月间的表现，以及社会革命党人任总理的政府在后来几个月中的所作所为，已经使它声誉扫地。工人阶级和它的武装——赤卫队——对它深恶痛绝，军队的绝大多数也支持布尔什维克，在10月中旬，当布尔什维克成为全国各主要苏维埃的多数时，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退出苏维埃。一个仅靠农村人口庞大的基数而成为多数的党，甚至支持它的农民也主要来自边远地区，而在城市和军队中都得不到支持的党，在主要行政资源都来自城市的现代社会中，能组建一个什么政府呢？肯定不会是该党一直叫嚷要建立的强硬政府，而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府。指望这个政府来解决和平和土地问题，肯定是不行的。一个执政几个月的政党，连它的基本纲领——把土地分给农民——都不能实施，甚至连为实施它的准备都不做，只是一味地把它推给立宪会议。这样的党即使让它再次组阁，它又能做什么呢？在它过去为苏维埃的多数派和执政党的6个月中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个事实不会因为这个党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获得多数而改变。何况这个多数本身也是有疑问的。
十月革命前，社会革命党分裂为两派，一个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另一个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府官员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逮捕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实施社会革命党的基本纲领——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由于立宪会议各党派代表的名单还是在7、8月间定的，在9、10月间已经是水火不相容的左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交替出现在同一个党的名单中，而且其中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占全部社会革命党代表的3/4，完全不能反映10月革命前后这两派在群众中的实际影响。因为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获得70个席位，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只有16席，中派社会革命党人36席，少数民族社会革命党人7席。即使中派和少数民族社会革命党人都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致，他们所得的全部选票也要少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变化的原因可能在于下面的事实，即十月革命后，电报邮局系统对苏维埃政权的消极怠工，临时政府被推翻、社会革命党分裂的消息迟迟不能传到外省，更不用说是边远地区了。大多数农民本来是想把票投给主张把土地分给农民、在土地委员会工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际上却把票投给了作为政府代表逮捕他们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
谁应该对一党专政负责
当然，有人会说，如果立宪会议得到尊重，肯定能避免由一党专政变成的斯大林个人专制制度，以及由此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其实，解散立宪会议并不意味着民主制的终结。在公认的民主国家中，解散议会和重新选举之事也屡见不鲜。而当初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解散了立宪会议之后，再也没有召开，确实也有客观历史原因。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应对此负一定的责任。
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苏维埃的多数时，他们千方百计地不让一个布尔什维克进入主席团，当布尔什维克已占苏维埃的1/3席位时，也是如此。当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了一半的席位后，在9月进行了主席团改选，结果是布尔什维克在主席团中成了多数，托洛茨基成为苏维埃主席。当布尔什维克党团建议按各党派在苏维埃的席位建立联合主席团时，遭到从苏维埃多数沦为少数的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断然拒绝。策列铁里说：“我们在6个月的时间里领导彼得格勒苏维埃，使它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我们希望你们在你们现在准备占据的位置上哪怕只维持这个时间的一半。”对一个他们认为连三个月都维持不了的党派，他们当然不会认真对待，更不会以少数派的身份充当合作伙伴。实际上，在这种对对手的轻蔑和强硬的态度之后，隐藏着极度的失落和绝望。他们曾是苏维埃绝大多数，他们还掌握着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让 “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在七月事件中已经被彻底消灭的布尔什维克打败，留在他们心中的决不仅仅是苦涩。其实他们心里早就明白，他们在苏维埃中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们人为地拼凑一个“全俄民主会议”，筹备“预备议会”，就是为了绕开苏维埃，这也表明他们实际上对靠民主斗争重新赢得多数没有任何信心。
在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曾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提出联合组建政府的建议，并与他们进行相关的谈判。在谈判中，被击败的少数却对胜利的多数提出了根本不能接受的条件：列宁和托洛茨基不能加入联合政府。这是连最温和的布尔什维克都不能接受的，最最温和的加米涅夫也说，没有列宁和托洛茨基，就是“砍了党的头”。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也允许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作为苏维埃的少数在苏维埃制度下有充分活动的自由。但由于曾经的多数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失败，不愿意承认政权的更迭是布尔什维克赢得苏维埃的多数的必然结果，更不愿意在苏维埃中履行自己少数派的职责。他们把十月革命斥责为阴谋政变，不予承认。也就是说，在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和对主席团的控制后，他们的所作所为就使得在苏维埃民主框架内的多党合作与斗争失去了前提。在十月革命后，更是与“阴谋政变”直接对抗，进入战争状态。虽然他们在作为执政党的6个月里，没有表现出任何魄力和果断，但在失去了执政党和多数的地位后，却一反常态，立即行动起来。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面临的怠工抵制，就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与资产阶级一起组织的。新生的工农政权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不仅各部职员、邮局、电报局和铁路工会不为新政权服务，政府部门连翻译和缮写员都找不到。后来他们参与和组织了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在内战中，他们和资产阶级一起组织白卫军，不少人加入了形形色色的反苏维埃政权。在战争形势下，禁止敌对政党的存在，查封它们的报纸，应属正常措施，并不能说明布尔什维克的暴虐。
在革命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并肩战斗，一起推翻了临时政府，后来又与布尔什维克一起组成联合政府。但在布尔什维克签署了他们认为是卖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后，他们又走上了恐怖主义的老路，为了挑起与德国的战争，他们刺杀了德国驻俄大使米尔巴赫伯爵，同时发起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联合的破裂和对它的镇压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就是这样历史地形成的，它并不完全是布尔什维克意志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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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大历史事件有不同看法，本是十分正常的，何况是十月革命这样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可现在看到的，无论是过去对它的顶礼膜拜，还是今天对它的否定，都缺乏史料支撑，情绪多于理性。《先知三部曲》的出版为重新研究、认识这场革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参照系，因为重新评价托洛茨基，决不是简单地为一个冤假错案的牺牲者平反，而是事关对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再认识。托洛茨基在列宁因病退出政坛之后，直到他被斯大林派的杀手刺杀之前，在理论、内政外交乃至社会生活领域进行的对斯大林推行的政策的批判中，提出了一条与斯大林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路线。在世界革命和反法西斯斗争的舞台上，他是当时惟一一个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洞悉纳粹本质和它将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并提出一条能战胜防止纳粹掌权的可行战略——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战胜自下而上的反革命。同时，他严厉地批判了斯大林推行的导致德国共产党不战而降的自杀性的“第三阶段理论”和后来右倾投降的“人民阵线”政策。正如俄国历史学家瓦迪姆·罗高文在倾其最后15年精力完成的7卷本巨著——《是否有另一种选择》——中所说的那样，托洛茨基的理论、方针、路线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而且这一选择很可能是对人类社会进行符合人类发展进程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切实可行的道路。遗憾的是，《先知三部曲》于1999年出版后，在国内引起了一股小小的托洛茨基热，但很快又复归平寂，远不如1980年代以来的布哈林热。直到1990年代，国内仍有研究布哈林的文章和专著出版。然而，无论是在革命、内战还是后来的党内斗争中，布哈林所起的作用都不能与托洛茨基相比。对他来说幸运的是，他的平反是在革命后期，而托洛茨基是在后革命时期才重归革命家行列的。《先知三部曲》引起的兴趣没有后续。笔者在近几年内翻译了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时期的文集3卷，流亡海外时期的文集3卷，至今没有联系到愿意出版这些文集的出版社。笔者还曾向多家出版社推荐托洛茨基的专题文集，如在1905年革命100周年时出版托洛茨基的文集《1905年革命》，在反法西斯斗争胜利60周年时出版《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以及《托洛茨基论中国问题》、《托洛茨基论文化》、《托洛茨基论文学》等，均无结果。只有托洛茨基的十月革命文集（中译本书名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几十年的诬陷、禁锢，仅凭一套《先知三部曲》是无法打破和消除的。读者难以全面认识托洛茨基的另一个原因是此人著述甚丰，据西方学者统计，托洛茨基的全集可达150卷之多，另一种说法是80多卷。译成中文的只有10多卷，其中包括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国托派翻译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后两个译本只能在图书馆找到，读者非常有限。1949年以后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都是内部读物，发行和读者面均很窄。1992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与革命》一书，大概是解放后国内第一部非内部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因而，国内至今对这位百科全书似的人物的了解十分有限。虽然如此，对这个在联共（布）党史研究中绕不开的人物又好像谁都能说上几句，而且言之凿凿。过去，托洛茨基和托派是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的代名词，托洛茨基是列宁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如今则给他扣上“革命狂人”和左的帽子，不是革命时代“左”比右好的左，而是现在令人深恶痛绝的极左。因而这个堪称革命经典的真正的思想宝库对中国读者来说，仍继续被尘封。
托洛茨基和列宁一样，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世界——的开拓者，是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领袖，十月革命和内战的胜利就是证明。列宁因病于1923年初就退出了政坛因而无缘领导或提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观点和反对执政的革命政党的官僚退化的斗争方法。托洛茨基在这场斗争中虽然失败，但他参与领导了这场斗争，其间写下了大量文章，不仅仅是对对手破坏民主的官僚退化的批判，还有对这个现象的历史理论思考。这是他留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一笔巨大的财富，可惜的是各国共产党把它视异端邪说，完全忽略了它。致使斯大林体制的弊端几乎成了后来所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通病。
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深刻思想、远见卓识、辩证法的娴熟运用，俯拾皆是。在此只举几个例子。例如他对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的党委制的批评，而且十分经典。众所周知，党委制起源于内战时期普遍推行的政委制。其原因是当时不得不起用旧军官。为了监督并不十分情愿为革命作战的旧军官，防止他们叛变倒戈，设立了政委制。后来，这一本是临时的措施被制度化，而且从军队推广到所有领域中。托落茨基在其《斯大林评传》中说，政委制就像盖楼房时的脚手架，一旦楼房盖好后，它就应该拆除。
本书中提到的他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辩护，亲自给巴甫洛夫院士写信，调和心理分析与条件反射学说之间的对立，表明了对人类文化科学创造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态度：以博大开放胸怀对待人类文明。在此只想提一下，中国和前苏联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对心理分析解禁的。再回想一下斯大林时代对摩尔根遗传学和基因说的态度，其印记在我国于1960－1970年代出版的词典中还能看到。当时曾无限抬高米丘林，贬抑瓦维洛夫院士的遗传学研究，称后者为反动的摩尔根遗传学的徒子徒孙，直至将他迫害致死。二者对比，高下优劣自然分明。说明对人类文明的狭隘的仇恨和批判，是官僚无知和宗派主义的产物，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当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最大的差异表现在国外阶级斗争和革命之中。斯大林的宫廷阴谋和背后搞小动作的伎俩，是不能保证在这些战场上赢得胜利的，实践证明，在这方面，斯大林的记录中是一连串的败绩：1923年的德国革命、1926年的英国总罢工、1927年的中国革命，尤其是1930年代的德国反纳粹斗争和欧洲的反法西斯斗争，充分证明“英明伟大”、“永远正确”的斯大林根本没有能力在世界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舞台上、在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下而上的反革命（法西斯）之间的斗争中成为胜利的领袖。他所擅长的在特殊条件下的党内斗争中使他得到胜利的宫廷倾轧、幕后搞小动作的伎俩在这里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运用，结果只能是《苏德和平友好条约》及它的秘密协议。这虽然能使斯大林为所谓“赢得时间”和与德国一起瓜分波兰而得意一时，但在面临德方“背信弃义”地撕毁条约大举进攻苏联时，他竟“失踪”了好几天，才缓过神来。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主要原因大概就是他发现，对他来说，领导外国共产党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远不如在“一个国家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样得心应手。这里的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中，但在国外，他能够控制的只是共产党，他无力让他控制下的共产党领导各国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更不用说法西斯了。既然如此，不如把它解散，踏踏实实地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
威廉·夏伊勒在其《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有这样的话，当时各国政治家一直搞不清楚希特勒是不是疯子，在巨大的灾难降临之后才确认他是疯子，但为时已晚，几千万生灵已经涂炭。作者指的是希特勒上台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直到那时欧洲各国政治家仍未能清醒地意识到他是一个能给人类带来如此之大的灾难的疯子，各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想利用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著名例子的就是想把祸水东引的《慕尼黑协定》和《苏德和平友好条约》以及其中的秘密协议了。而托洛茨基早在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洞穿了纳粹的本质和它将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两相比较，差距是何等之大啊。1990年代末，德国重新出版了托洛茨基当年反法西斯文章的文集——《纳粹肖像》。书中收入了托洛茨基于1930－1934年间写的10篇文章。编者前言写道：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纳粹上台是不可避免的，命里注定的。但托洛茨基的文章表明，如果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能够接受他对德国形势和法西斯的分析、判断，对它们在与纳粹斗争中的错误理论和路线的批判，以及提出的正确的斗争方法，是完全有可能阻止纳粹上台的，而且他当时提出的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来对抗自下而上的反革命，确实是战胜纳粹的实际可行的战略。
托洛茨基对德国形势发展的准确判断和预见来自于他对纳粹党性质的科学认识和剖析，来自于他对德国主要政治的力量对比的准确把握。“第三阶段”理论把社会民主党定性为法西斯政党，而且认为德国共产党应该集中力量打击社会法西斯党，这样就把法西斯这个反革命阵营中的特殊的党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党混为一谈。针对这点，托洛茨基对纳粹进行了科学定性。他把纳粹定性为代表小资产阶级绝望的党，纳粹运动与历史上一般都是自上而下的反革命运动不同，它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反革命运动。[①]俄国革命史和欧洲工人运动史证明，小资产阶级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角色。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往往追随表现得更自信、更勇敢、更有能力与国家面临的困境做斗争的一方。俄国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在十月革命中获得胜利，就是因为追随它的除了工人阶级之外，还有大量动摇不定、分散孤立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因此，在德国当时极端严重的社会危机下，小资产阶级并不是注定要追随希特勒的，它也有转向革命的可能。但这要求德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站在时局的至高点上，表现出它的力量以及能够扭转乾坤，使整个民族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的能力。为此，它首先需要把工人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1929-1933年间，托洛茨基始终坚持德国局势的钥匙在德国共产党手中，依据的就是他对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历史、心理的准确的把握。因此他相信，只要德国共产党能够制定并推行合理的政策，工人阶级表现出它的力量和必胜的信心，就可以把中产阶级下层中的大部分吸引到自己一边来，使来源于工人阶级软弱和小资产阶级过于膨胀的虚荣心的纳粹的力量化为乌有。[②]至于希特勒是不是疯子，托洛茨基的观点显然要高明得多。他认为，德国的危机使小资产阶级夸大了它对阶级斗争的恐惧，产生了狂热的民族主义的自豪感，这是数百万沦为赤贫的小资产阶级患上的政治神经官能症，希特勒是身患这种病症的典型人物。
如今，由于极左滥用，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已经不以为然了。不过，看了托洛茨基对当年德国纳粹所做的阶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斗争策略，足以证明在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比所有其他方法更高明。
* * *
三部曲的意义和价值在第一版的《译者前言》中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赘述。在此只谈谈笔者对作者某些个别观点和说法的异议以及根据近来的研究和发现对他的叙述加以补充。
列宁抵达斯莫尔尼宫的时间
笔者管见所及，关于列宁于10月24日来到斯莫尔尼宫的时间以及他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有两种说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10月24日夜晚，列宁到了斯莫尔尼宫，直接领导起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在对列宁于10月24日夜晚致中央委员会要求立即举行起义的那封信的注中，说列宁写完这封信之后，就前往斯莫尔尼宫，于深夜抵达那里并领导了十月革命。伊萨克·多伊彻在其《武装的先知》一书中，也说列宁是10月24日夜晚（evening）乔装来到斯莫尔尼宫，但他补充了一句，“他从最近几天藏身的维堡区悄悄前往斯莫尔尼宫的路途中，他并不知道他经过的首都实际上已在他的党的手里了”。《教程》和《武装的先知》都说列宁是在10月24日夜晚来到斯莫尔尼宫的，但在对列宁与起义之间的关系各执一词。《教程》说列宁在抵达斯莫尔尼宫后亲自领导了起义。而伊萨克·多伊彻则说他抵达这里之前，起义已经开始，并控制了彼得格勒大部分地区。注释与斯大林的《教程》都说是列宁在抵达斯莫尔尼宫后领导了十月革命，不同之处是注释说的是深夜，《教程》说的是夜晚。深夜只能是在12点之后，而8至12点以前都可以称为“夜晚”。
列宁的那封信证明他根本不可能于10月24日夜晚来到斯莫尔尼宫。当时正在躲避临时政府通缉的列宁根本就不知道中央委员会在10月24日上午做出的起义的决定。他在这封敦促各地区领袖立即发动武装起义的信中是这样写的：“同志们：我写这封信是在24日晚上……我力劝同志们相信，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问题。”列宁在信中指出了他是在24日晚上写这封致中央委员会的信的，这同时也证明了他不可能在深夜之前抵达斯莫尔尼宫。因为列宁写信是在他的藏身处，而他的藏身处是在维堡区，在彼得堡郊区，据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列宁》一书中说，那时电车已经停驶，因此即使像注释中所说的那样，列宁在写完此信后就立即起程前往斯莫尔尼宫的话，他到那里至少已是深夜了。因而《教程》和《武装的先知》所说的列宁于夜晚来到斯莫尔尼宫是根本不可能的。
笔者查阅过多种资料，都没有关于十月革命何时开始及列宁何时抵达斯莫尔尼宫的时间的确切记录。托洛茨基的《十月革命》（中译本书名为《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一书中提供的一个生动的细节可以帮助人们推测列宁到底是什么时候抵达斯莫尔尼宫的。
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于25日开幕。当唐恩和斯柯别列夫来到斯莫尔尼宫时，正好经过了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坐在里面的那个房间。他脸上扎着一块手绢，好像是患牙痛似的，戴着一副大眼镜，头戴一顶破便帽，样子很古怪。但唐恩的眼睛很老练，当他看到我们时，打量了几眼，用胳膊肘捅了一下斯柯别列夫，眨了眨眼睛，走了过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说：“认出来了，恶棍。”
唐恩和斯柯别列夫是来参加代表大会的。我想时间最早也不会早于7、8点钟。根据正常推理，如果列宁是在24日深夜乃至凌晨抵达斯莫尔尼宫的话，他不会把他的这副装束一直保持到早上7、8点钟，更不要说以这副打扮指挥起义了。从而可以推断，列宁来到斯莫尔尼宫不会早于10月25日早上5点。即使同意伊萨克·多伊彻的说法，列宁一到斯莫尔尼宫，就对起义领袖提出一连串问题，顾不上卸装，给他留一个小时的时间也足够了吧。如果笔者的推理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教程》、《列宁全集》的注释以及《武装的先知》在列宁到达斯莫尔尼宫的时间上都错了。
斯大林政权道路的尽头是资本主义复辟
托洛茨基在其1928年的文章中将斯大林统治定性为倒放的十月革命影片，是从左到右的克伦斯基反动政策。斯大林政权的终结，将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多伊彻不同意托洛茨基的这个观点，他指出在斯大林之后出，俄国并没有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相反，教育的普及和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克服官僚专制制度提供了可能性；由于工业化的实现，苏联工人阶级的人数激增，因而削弱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因素。所以，斯大林之后出现的不是资本主义复辟，而是党内的改良。在作者看来，这更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也使他认为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批判是在严酷的党内斗争和30年代大清洗的影响下做出的，因而有失偏颇。
时至今日，可以在更大的历史时间跨度中对二者的观点进行检验。《先知三部曲》的最后一卷《流亡的先知》于1963年出版。此书出版28年后，经斯大林官僚集权制歪曲的工人国家就轰然倒塌，取代它的确确实实是资本主义。与托洛茨基断言不符的只是30多年的时间差距。资本主义复辟不是发生在斯大林死亡之时，而是在经历了赫鲁晓夫改革，勃列日涅夫的停滞，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切尔年科的统治以及最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后。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作者对托洛茨基的《被叛卖的革命》和《斯大林评传》这两本著作的评价上。大概是因为作者在撰写此书时，苏联正处在赫鲁晓夫改革和非斯大林化时期。虽然作者怀疑这些本身也不干净的人能否洗干净斯大林的“脏衬衫”，但他寄希望于后来人，指望这些历史清白者能将改革进行到底，使苏联共产党重新成为马列主义的政党，苏联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赫鲁晓夫的改革是非常有限的。他在苏共20大上所做的报告揭露的斯大林迫害党的领导人，所涉及的仅仅是后来被清洗的斯大林派成员，更早的反对派季诺维也夫派、布哈林派根本就不在其内，更不用说托洛茨基反对派了。然而，就是对斯大林罪行的这样的初步清算，在法共总书记多列士飞到莫斯科，告诉他秘密报告被西方媒体披露后，导致半数法共党员退党之后，对斯大林的揭露也就停止了。主要的是总书记的绝对权威和永远正确保持了下来，对他的个人崇拜依然如故，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民主也不可能得到恢复，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依然阙如，恰恰是这几点才是直接关系到一个政党和国家的生命力及活力的最重要的因素。正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复使后人复哀后人也。赫鲁晓夫之后的勃列日涅夫停滞时代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更加可悲的是，戈尔巴乔夫搞政治改革，把改革与新思维吹得天花乱坠时，苏联社会和共产党已经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历史不再给他机会。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叶利钦推翻了戈尔巴乔夫，红色帝国轰然倒塌。在复辟的或新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部分高官都是前苏联共产党的党员，还有不少前共产党官僚或他们的子弟依仗他们的社会资源，摇身一变，成了财团的寡头，完满地兑现了托洛茨基的预言。
从一党专政到斯大林个人独裁的必然性和托洛茨基为什么会失败
对这两个问题，作者在书中对它们分别进行分析，对第一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个人独裁是一党专政的必然结果。但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列宁无疑是坚决主张一党专政的。他对布尔什维克赢得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选举后，建议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起组成联合主席团的建议不满，对十月革命后进行的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也不以为然。但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党。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但他从来不是一个独裁者。重大问题都是集体决策，即使是在内战期间，所有决议也都经过政治局讨论决定，不是列宁个人独断专行。无论是在十月革命前还是在十月革命后，所有分歧都是通过民主程序解决的，列宁在其中的一票决不比其他人的一票更有份量。他要使自己的方案成为决议，必须争取到多数。那时年年都要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这是各派的各种不同意见真刀真枪地交锋的舞台，而不像后来那样是对幕后交易的正式认可，即橡皮图章。
破坏这个优良传统的是开始于1923年的反托洛茨基的斗争。这是出于当时的多数派把托洛茨基排除出列宁继承人的位置的需要。这也就是笔者把这两个问题合二而一的理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择手段，除了结成“三驾马车”（后来扩展成“5 人小组”、“7人小组”），控制内政外交大权，还要把无法表达自己意志的列宁拉到自己的一边，用列宁主义来反对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为此还需要进一步抬高列宁，制造列宁永远正确的神话，领袖永远正确论就是这样出笼的。列宁生前从来没有享用过的凌驾于党之上的领袖地位，就这样强加给了他。但确实为斯大林成为凌驾于党之上的独断专行的独裁者制造了理论依据。但只要有党内民主，他们的这些阴谋就不能得逞，他们就毫不手软地破坏了党内民主。这些人被权力欲蒙蔽了心智，在他们因成功地排除了托洛茨基而得意时，根本意识不到他们所用的这些手段对党的败坏。除斯大林之外，这些人中的其他人当时何曾想到，他们自己有朝一日也会沦落为反对派，还要求助于党内民主，更想不到斯大林会实际成为“永远正确”的领袖，而他们自己会成为这个至高无上的领袖的祭坛上的牺牲。因此，个人独裁（开始时是以把列宁偶像化和列宁永远正确的形式出现）和党内民主的破坏，不是出于一党专政的需要，而是出于排挤托洛茨基的需要，后来则是出于维护斯大林个人独裁的需要。其实，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由盛而衰，与当初仅仅为排挤托洛茨基而使用的伎俩有很大关系。就是领袖永远正确，使斯大林能够凌驾于党之上，使布尔什维克党最终沦为斯大林个人独裁的工具。领袖永远正确英明伟大，实际上破坏了党内民主的基础，从而失去了对领袖监督的可能，同样也失去了纠正错误的可能。在斯大林个人专制制度下，维护领袖的威望，证明他英明伟大，掩盖他所犯的错误，成了党的最重要的工作。一个领袖犯的错误甚至罪行，要等下一任领袖来纠正：如斯大林的错误要由赫鲁晓夫来纠正，赫鲁晓夫的错误要由勃列日涅夫来纠正。这样的党怎么能有生命力呢？怎么能不垮台呢？
多伊彻把托洛茨基的失败称为“失败中的胜利”，同理，斯大林的胜利就应该称为“胜利中的失败”。不过更为严重的是，它不仅斯大林一人的失败，而几乎是整个苏联共产党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记得一次我与朋友聊起联共（布）20年代党内斗争，我说在这场斗争中，斯大林从一个失败走向一个失败。朋友吃惊地说，不对，斯大林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从一个失败走向一个失败的是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我对他说，你说的是政治斗争的一个方面，即权力斗争的结果，而我说的是政治斗争的另一方面，即思想、观点、方针政策斗争的结果。单纯从谁赢得权力，搞垮了对手来说，斯大林是大赢家，但从思想观点、方针政策的斗争来说，赢家就不是他了，而是托洛茨基。如果存在党内民主的话，政治斗争的这两方面的结果应该是统一的，即使有背离，也是暂时的。在党员和民众还无法分辨方针政策、路线的对错时，错误的一方可能获得胜利，正确的一方可能暂时失利。一旦实践做出了裁决之后，广大党员和民众为了党和国家以及自身的利益，肯定会回过头来支持正确的一方。然而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苏维埃俄国中，在列宁病重和逝世后的特殊条件下，由于党内民主被破坏，政治斗争的这两个方面出现了长期严重的背离。这种背离就是胜利者的代价。它使胜利者只能享受胜利的果实，却根本体会不到胜利带来的强者的优越感和自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宽宏大量。宽宏大量是强者的品质，凭着卑鄙伎俩搬倒巨人的侏儒是决不会这么做的。他深知他的所谓的胜利是怎么得到的。当他（曾经是他们）一次次地看到他（和他们）开始时大肆嘲弄和疯狂攻击的托洛茨基的批评和预见成为事实，不得不匆匆放弃他（和他们）自诩为稳健正确的方针政策，改用后者建议的方法和策略时，他（和他们）心中充满了苦涩和仇恨。虽然他凭着手中的权力和对党的垄断而赢得了胜利，但他可以感觉到失败者对他的轻蔑和睥睨的目光，甚至在那些已经投降的反对派的领导人身上，他也可以看到他们道义上的优越感和对他的不屑。这大概就是1930年代大屠杀的原因之一。
上面提到的两个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党失去党内民主和沦为个人独裁工具的党的主要原因，也是托洛茨基失败的主要的因素。
后一个问题是很多中国读者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外国读者也一样。也是所有研究托洛茨基的人都要解答的问题之一。它同样也受到俄国学界的关注，沃尔科戈诺夫在其《托洛茨基政治肖像》一书中用了不少篇幅对此加以分析。2005年在俄国出版了В.西罗特金的专著，其书名就是《托洛茨基为什么会失败？》。从现在所能接触到的材料来看，多伊彻在三部曲中对当时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描述不够充分，有必要在此加以补充。作者在《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中只提到反对托洛茨基而结成的“三驾马车”，没有介绍它在1923年10月就扩展为“5人小组”，即在“三驾马车” 的基础上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此后又形成“7人小组”，这7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此毫不避讳，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组”这个称呼。[③]更可怕的是“7人小组”代表的是一批有实权的中央委员。１９２４年召开的八月全会期间，季诺维也夫等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加者有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加米涅夫、托姆斯基、鲁祖塔克、伏罗西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彼得罗夫斯基、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等人，“7人小组”就是这次会议选出的执行机构，其候补人员有捷尔任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伏龙芝。会议对新建的领导集体的活动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其中一条是严守纪律，即“7人小组”在内部调解本身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对付托洛茨基。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力量对比的悬殊远比作者说的要大。
此外，称当年的斗争为党内斗争，这仅仅是从形式上来说的，因为斗争的双方都在同一个党内。而实际上，多数派从一开始就把托洛茨基当成敌人。托洛茨基在一次会议上就革命军事委员会人事变动一事指责古比雪夫，说变动的真正理由与公开宣布的理由毫无共同之处时，后者毫不掩饰地说：“我们认为必须与您斗争，但又不能宣布您为敌人，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采取这种办法的原因。”[④]时任乌克兰基辅省委员会书记的约·米·瓦雷斯基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更加直言不讳地说什么“托洛茨基的黑窝”。[⑤]这使得托洛茨基在这场所谓的党内斗争中，除了实力上的劣势外，还有斗争方式的劣势。对敌斗争，无所不用其极。党内斗争是同志之间不同观点和立场的斗争，其方法只能是摆事实讲道理。
作者说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开始阶段过于消极，没有投出列宁让他投向斯大林的“炸弹”，贻误了战机。这种说法的也不够准确。托洛茨基并非不打算履行列宁的委托，他曾在民族问题委员会会议上宣布，他要在讲话中完成他对列宁承担的义务，即为格鲁吉亚人辩护，反对斯大林的少数民族政策。但在大会还没有讨论民族问题之前，斯大林就攻击他，说他对政治局隐瞒列宁的文件。[⑥]1923年4月18日《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对季诺维也夫关于公布“列宁遗嘱”建议的意见汇编》。在这份标着“绝密”字样的文件中，托洛茨基和与会的其他人的意见分别如下：
1、 我认为，这篇文章应该公布，如果没有妨碍公布的正式理由的话。
在公布（在公布的情况下）这篇文章和其他文章（《论合作社》、《论苏汉诺夫》）是否要有些区别。
托洛茨基
2、 不能公布：这是没有讲的政治局讲话。仅此而已。文章的基础和内容是个人鉴定。
加米涅夫
3、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也持这种看法，只应该转交给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的问题我没有问，因为我当时认为（现在仍认为）这个问题不存在。可以提出这个问题。在公布的情况下就没有区别。只是这份记录（《论国家计划委员会》）稍晚些时候转交给我——在几天前。
季诺维也夫
4、 我认为没有刊登的必要性，况且没有得到伊里奇对公布文章的批准。
斯大林
5、 而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只是让中央委员了解此事。不予公布，因为从对广大群众的公布中谁也不会搞清任何东西。
托姆斯基
6、 弗·伊·的意见不是写给广大群众的，而是给中央委员会的，所以把这么多篇幅用于个人鉴定。论合作社的文章就与之不同。不应该发表。
索尔兹
7、 布哈林同志、鲁祖塔克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同意季诺维也夫的建议。
斯洛瓦廷斯卡娅[⑦]
引这么长的一段引言，是为了表明托洛茨基当时在党的最高层是多么孤立，他不仅失去了进攻能力，而且失去了自卫能力。正如季诺维也夫得意地说的那样，他“被箍住了”。
现在有学者认为，列宁“遗嘱”的说法不准确。原因如下，一是列宁是党的领袖，而不是其遗愿必须执行的家长。列宁把他对党的高层领导人的看法告诉党，是为了给党在选择未来的领导班子时作参考。二是如果是遗嘱的话，那只能在列宁逝世后才有意义，而上述讨论是在1923年4月，列宁当时还健在。三是包括“遗嘱”在内的列宁晚年口述的所有文件涉及的都是他认为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是应该在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上解决的问题。如《我们应该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副标题就是《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而且根据列宁的秘书等人的说法以及一系列内外在证据，这批文件都应该是交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这份文件是交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说法，是出自斯大林。斯大林的说法是不足为凭的，因为他在病中的列宁问题上和党内斗争中使用了太多的手腕和诡计，无法令人相信。他甚至利用他是患病的列宁的监护人的身份，收买列宁的秘书。列宁晚年口授的绝密文件，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就交到了斯大林的手中。因而说列宁嘱咐这些文件在他死后启封的秘书的说法也是不可信的。所有这些说法，其实都是“三驾马车”的缓兵之计。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力量一边神话列宁一边公开与他对抗，他们需要时间来加强他们的阵地。
后来揭示的“三驾马车”与列宁的对抗，远远超过了多伊彻在书中的描述。早在列宁发病后，季诺维也夫对列宁的攻击就变得剑拔弩张，不再掩饰。2000年才发现的档案表明，1922年3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决议确认了谢苗诺夫案的审判方案，决议中有一条是谢苗诺夫的起诉书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雅罗斯拉夫斯基主笔，而有关文章的性质和语调则应与托洛茨基同志商量。这点让季诺维也夫怒不可遏，他从中看到了列宁越来越倾向于让托洛茨基做他的接班人。于是，他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以抨击被告谢苗诺夫为名，不点名地攻击列宁。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对列宁的含沙射影的攻击。在同年8月召开的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上，季诺维也夫继续攻击列宁的“路标转换派”的新经济政策。[⑧]一直自称是列宁的忠诚学生的斯大林在得知列宁第二次中风时，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喊了声“列宁完蛋了！”（俄文是Ленин капут）。看了这些材料，大概会令人更加感到这些人的自命为列宁的学生的虚伪和歹毒，把他们与托洛茨基的斗争称为捍卫列宁主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居心叵测，和这么多年来一直把斯大林尊崇为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捍卫者的荒诞。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批判
国内一些学者仅仅根据斯大林推行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针是托洛茨基最早提出的，就指责托洛茨基“无疑是赞成斯大林以消灭富农为起点的农业集体化的方针的”，因而说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批判是五十步笑百步。我怀疑，说这些话的学者未曾读过托洛茨基的相关批判文章。笔者读过托洛茨基于1930年2月13日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经济上的冒险主义及其危险》，从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把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定性为冒险主义，并断言它会带来危险。文章对五年计划中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政策做了全面批判，这种充满了理性和历史主义的精彩批判，至今读来仍令人赞叹。为了避免转述的讹误，让读者更好地领略作者的风采，将整段文字翻译下来：
土地耕作生产集体化要求以一定的技术基础为前提。集体经济首先是大型经济。但是，经济的合理规模由它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的性质所决定。虽然把农民的木犁和农民的驽马联合起来，不能从中创立大型农业经济，正如不能用大量小渔船制造轮船一样。农业经济集体化只能是其机械化的结果。由此得出结论：国家工业化的总规模预先决定了农业经济集体化的规模。
但现在，这两个过程事实上是完全分离的。苏联工业的发展无论多么迅速，它仍是十分落后的，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很久。高增长系数是对总体低水平而言的。一分钟也不能忘记，工业即便在完成拟定计划的情况下，在五年计划末，顶多能为20-25%的农业经济提供拖拉机和所需要的农机具。这是集体化的实际限制。由于苏联仍是孤立的，农业经济的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等）只能在连续几个五年计划的前景中来考虑。
十分清楚，今天的集体化的速度不是由生产力因素而是行政因素决定的，……农民是小商品生产者，它本身没有市场是无法生存的。消灭新经济政策使中农——商品生产者面临抉择：或是回到自然的消费经济，即走向灭亡，或是为市场而展开内战，或是在集体经济的新路上碰运气。[⑨]
这段引文不仅驳斥了斯大林的集体化走的是托洛茨基指引的道路的说法，也驳斥了他消灭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是托洛茨基的主张。
至于消灭富农，托洛茨基的文章是这样说的：
在实践中，消灭富农导致用纯行政的方式消灭富农：没收财产，剥夺土地，最后把他们流放。这项政策是如此贯彻，好像富农在与农村的关系上完全是异物，就像是来自异体的肝脏或是波洛优齐人。[⑩]事实上，富农只是中农发展中的一个阶段（重点号是本文作者加的——施）。单独消灭每一个富农，在两位民警（全副武装的）的帮助下就可以了。阻止富农的产生，哪怕是在集体农庄内部，要困难得多。为此需要的是工业和文化革命。[11]
反对派从未提倡过“在短期内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世界。我们要求加快工业化，是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城市对农村的领导角色
我们对工业化的可能性的评价比官僚分子在1928年以前要广泛和大胆得多。但我们从不认为，工业化的资源是无穷尽的，它的速度只取决于官僚的鞭子。我们永远把系统地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作为工业化的主要条件。我们永远让集体化取决于工业化。我们总是把农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放在几十年的远景中考虑的。……因此，我们从未要求在斯大林-克里日扎诺夫斯基的五年计划的框框内消灭阶级。我们要求限制富农的剥削倾向，为工业化而有计划地削减富农的积累。[12]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工业化方针始终采取有批判地支持的态度：在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1927年）出台时，他批判它太保守，当后来它变成冒险主义时（1929年底），他批判它的冒进。笔者上引文字所出文章，托洛茨基写于1930年2月13日，由于当时他流亡土耳其，很可能是在得到这个计划的第一时间写的。单纯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来说，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和左派反对派的计划“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本质上相同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托洛茨基的批判中却分为保守的和冒险主义的。在这个层面上，它们又有本质的不同。托洛茨基套用列宁的话来说明二者之间的区别：不仅要看干什么，还要看是什么人和怎么干。
这些引言足矣驳斥对托洛茨基赞成以消灭富农为起点的农业集体化，托洛茨基的工业化与斯大林实施的工业化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论断了。另外我还想到，如果领导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是托洛茨基的话，他的著作也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一样被译成中文，
《先知三部曲（全新插图修订本）》读后感(九)：先知的形象
总体来说，三本书的质量很高，作者本身是其中的不少的历史事件的经历者与参与者，因此其真实性很高。而且书中大量引用了各种重要的史料，因此其中有很多的干货。
本书的主角是托洛茨基，其本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中产生过重大意义，是那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历史人物，其本人的思想也对于国际共产主义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书中对于托洛茨基的评价非常之高，总有种不尽不实的感觉，或者说是对于其褒奖太过。不过尽管如此，托洛茨基在那一历史时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却是无法否认的。
在那个风起云涌动荡不安的年代，托洛茨基无疑是那个年代中杰出的人物。他创造，影响了历史，但是他的思想却被视为异端，不为当局者所容，他本人也被驱逐，几乎一生都在流浪。全书写了托洛茨基的思想的形成的过程，以及其本人的生活，还有他参与的历史事件，以及托洛茨基在这些历史事件之中的作用，意义等等。通过这些描写，可以得到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托洛茨基的形象。
不过在我看来，书中对于托洛茨基的描写略微失真，因为其太过完美，反而失去了真实性。而且其本人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将其写成先知是荒谬的，只能说他对于将来有一定的预见性。而且全书很厚，想要读完需要有一定的恒心和毅力。
总而言之，是一系列很不错的书。
《先知三部曲（全新插图修订本）》读后感(十)：个人的《先知三部曲》读后感
说来惭愧，这套书差不多是去年的这个时候买的，因为不断的事情，也因为自己的一些劣根，导致断断续续读了一年，终于把它读完。
最开始自己萌生要读这套书的想法，还是自己对托洛茨基的不断好奇，特别是了解苏联历史越深，这种好奇心更明显。在自己读到的一些网络小说中也有不少对于托洛茨基的YY，特别是，这也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倘若托洛茨基战胜了斯大林，苏联会如何发展——这一块上，更是精彩纷呈。不断增长的好奇和疑问促使自己更想更多了解托洛茨基其人，进而从京东上订了这套书并开始阅读。到现在，总算读完了。
单论这本书本身，个人感觉应该给予很高的评价。作者本人是托派，但在其行文成书中还算是比较公正客观的评价他们伟大领袖的一生及其成就，虽说作者行文中也有身为托派而不得不有的偏向性，但“比较”的客观公正这个评价对于他而言也是很客观公正。此外，作者行文的深刻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我们读这本书，能从各个方面去深刻了解某段特定时间的特别特征（尽管这里面也有一些作者身为托派导致的固有的扭曲），进而对于在那个时候发生在托洛茨基的事情明白它的时代背景和特征，了解这些事情出现的一些必然性——这块很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能在各方面获得那么高的评价，可以说是对于这本书和作者的最明显的肯定。
接着再说托洛茨基其人，以及我现在对他的认识。
老实说，一开始，当自己接触到大清洗的相关东西，当自己接触到卫国战争初期的相关，当自己接触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相关，对于托洛茨基的好奇就更强烈。是一个怎样的人成为了斯大林最主要的政治对手，是一个怎样的人的思想如此耀眼，这样的人战胜了斯大林又会如何，这些问题自己一直想通过读这套书去解决。值得一提的是，刚收到这套书的时候时间还是挺充裕的，我没事就喜欢在宿舍和选修课的课堂里读，很多相熟的同学看到我读的书，了解到这本书的传主是托洛茨基之后，几乎无一例外的有一个疑问——托洛茨基是谁，他们根本不了解甚至没听说过这么一个人。只有一个很懂历史的哥们，当时在宿舍看到我读的这本书的传主是托洛茨基之后，非常惊讶的大叫“托洛茨基？？！”，并滔滔不绝的讲起了他对托洛茨基的认识。我不知道这种行为该如何评价，很正常？从现在看也算是吧，如果我当时读的是斯大林的传记，他们再有“斯大林是谁？我没听说过啊/我不了解啊······“这样的疑问的话，就真的该怀疑他们是否有最基本的历史素质和常识。
第一本《武装的先知》某种意义上主要也就是讲托洛茨基的辉煌史，某种意义上我们认识到的它的辉煌就都来自于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气盛，拥有无限的革命热情，但身上的热情漫过思想的一名革命家。第二本《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主要讲托洛茨基参与的党内斗争以及他最终党内斗争失败，被逐出苏联。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视清高，不断树敌，非常不成熟，理想漫过一切的一名政客——谈不上是个政治家，距离真正的政治家他还差不少。而《流亡的先知》则主要讲托洛茨基通向最后失败的路途——作者最后所谓“失败中的胜利”个人觉得更多在于托洛茨基的思想而非其本人。我们能看到的，则是一个死死抱着自己的那点东西，警惕的望着周围的一切的流亡者。
观察托洛茨基的一生，我们肯定不能绕开特定时代的特定背景或者特定的时代特征——这也是作者一直提醒我们、引导我们读者的事情。托洛茨基的成功和失败，无疑与之处处相关。
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疑问，倘若沙俄能尽快的，温和的实行改革，十月革命能否避免，俄国内战能否避免。实际上，综合另一个人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十月革命，甚至后面的不断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号称“俄国现代化先驱”的维特伯爵。维特伯爵，这个在1905年俄国大罢工时，站在当时作为罢工工人的代表的传主对面的政府代表，其人正是当时以及后来一段时间内俄国国内宪政改革的引导、开始和主持之人，但最终这改革无果而终，而正因为这改革，其人被尼古拉二世视作障碍和麻烦。维特伯爵正好死在一战前夕，当时欧洲对此事普遍的社评，就是尼古拉二世终于可以摆脱这一麻烦了——要知道，维特伯爵出身帝国贵族阶级，一辈子他都是为了沙皇和贵族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却最终成为了沙皇眼中的绊脚石，可见沙皇家族的真正方向到底是什么。
其实书中托洛茨基早年的经历也客观的告诉了我们一些时代的原因。农奴、贫农、富农、地主；无产阶级工人，资产阶级资本家；帝国的贵族，帝国的皇室等等方面，可以说在这本书中，或者综合了解一下时代背景，可见特别是革命前的俄国究竟是如何的暗流涌动。沙皇想维护他旧有的专制和集权，贵族想尽力维持并巩固本阶层的统治地位，资本家想建立对自己合适的资产阶级政权，下层的农奴、贫农，以及无产阶级想打破身上的枷锁，包括富农、地主等其他方面，甚至宗教势力（书中这块倒是没有体现）都有自己的算盘，如此的暗流涌动一旦爆发，其势可想而知。要认识到这块，才能明白为什么维特伯爵下场会如此，它的改革会无果而终，进而明白为什么当时的沙俄会有那么多而有能的革命者，也能明白为什么十月革命，后面的内战，甚至苏联当时的党内斗争乃至大清洗的历史必然性——其实维特伯爵最后也意识到了这块，可以说，他就死于认识到这种情况带来的抑郁和绝望。
至于十月革命开始到内战，这一时段的布尔什维克党，或者说是传主，可以说是代表了广大俄国中下层阶级人民的利益，也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俄罗斯这个民族的利益——当底层民众要打破枷锁的愿望突破天际，重想给他们带上枷锁的阶层和势力根本无法阻挡，但这场内战也耗尽了他们的能量，使得他们在内战之后各方面疲惫不堪，这也能理解为啥后来斯大林的独裁政权能够建立，为啥“一国社会主义”能战胜世界革命论和不断革命论，也能理解为啥托洛茨基在本国政坛上的失败了。而与本国基层脱节的传主，只能在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中越飘越远，也就成了我们在最后一本书中认识的传主了。
至于传主本人，当通读《武装的先知》了解到他的早年经历和成长史，也许就能对传主日后的一些性格特点和行为特征找到一些起点了——其人出色的演讲、行文水平，以及自视清高，不切实际，不懂变通，理想主义等特点，都能从里面找出来。只要对于传主有一定了解，就不会对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水平有所质疑，而再加上他知识分子的出身，几乎后面它的很多行为都能解释了——包括他对于一些事情的准确“预言”，他在内战中的无限活力，他在党内斗争中的昏招，他流亡时期与别人那不切实际且细枝末节的争论，甚至最后被刺杀，也有这些方面的原因在。
传主的自视清高，不切实际，理想主义这些可以说就决定了他在玩政治上不可能胜过斯大林，不论他的思想当时是如何的不切实际，就说1927-1928年这一段，他明知斯大林想要碾压一切反对派，却不想着与布哈林派和解，反而因为布哈林派是当时国内富农中农的代表，就认为无论何时都要对布哈林派持反对敌视态度——相比较斯大林，这简直是天上地下。哪怕1923年他真的按照列宁遗嘱做掉了斯大林，他的性格无疑最后会导致他这一派与全党的对立，他的失败可以说就算不是必然，也是大概率事件。至于他执掌苏联会如何，就看看他一直的主张，以及他政治上的这些举措，可以断定，他执掌的苏联，无疑要比历史，在国际上更加孤立。而他对党内所谓”民主“的姑息，导致他很难彻底统一思想。并且，如果在综合上他才是实际上苏联快速工业化道路的提出者，可以确认的是他所采取的如何提升国家实力的方法只是相对于斯大林更温和一点罢了。而且，再综合他对于民族等方面的认识，说句不好听的，二战别变成围攻苏联就算好了。
可以说，因为传主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或者说，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和坚守，传主的失败，不应当看做只是他自己的失败或者是时代带来的失败，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层面上。而同样，看待苏联最后的失败，也可以在思想这块找到缘由。作者逝于1967年，差不多赶上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倘若他有幸再活十来年，更好的情况下活到1982年后，当他看到勃列日涅夫的苏联，看到他的祖国波兰“团结工会”的成立，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浪潮，东德动荡的形式，不知道他对于苏联还会有怎样的认识，对于他心中“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审判”有怎样的认识，不过相信，历史给出的审判结果——苏联的解体，共产主义的低潮，肯定不是他期待的“审判”判决。
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上看，传主的失败恰恰证明了我们在高中的政治书本中学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需要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发展，要符合新时代的特征，同时也要符合所在地区的情况。不过，苏联的解体，也就是作者心中“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审判”的历史实施，却在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经典部分的正确性和关键性。综合起来，“万变不离其宗”是最好的概括，不是必须”不离“，而是不能偏离”宗“太远，而同时适当的”离“却是有必要的——这些话只是自己的浅论，我肯定没有官方的学者教授们认识的多，认识的深，我无法揣测他们的认识。
说道现在的官方认识，我前段日子读到了官方的学者作家们出版、翻译的一些关于斯大林、托洛茨基的相关书籍，包括托洛茨基在1929年写的自传。自传还行，翻译的也没啥问题，不过书籍的编译人员在续写后面托洛茨基的逃亡史时却写的如同编年史，似乎就是简单叙述其事，不过最后一块挺有意思，当时写到访问那名刺杀了托洛茨基的刺客，他不对这事情有一丝的迟疑或者后悔。有这样的反应实属正常，但这又反映了什么观点认识呢？至于关于斯大林的，特别是关于党内斗争一段，翻译的还好，用语相对中性，编译人员也没做出啥更改，但自主编写的那些，明显可见官方的某些看法。最明显的是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用词相对中性，强调他们这是党内斗争，只是不同派别的斗争，但对于托派，明显的用词敌化，什么“阴谋破坏党内团结”“密谋破坏布尔什维克党”这类的用语，再显示斯大林在其中的正统性和正确性，就可见目前官方的态度了——就类似于在官方的读物上，有些理论上的地方仍然充斥着对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的否定和批判一样。就事论事来说，如果读过《被解除武装的先知》这块，就可见官方是多么的颠倒黑白。不过这点也好理解，毕竟咱国家的思想，可是从斯大林主义一路沿袭下来的。
现在托派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可以说真没啥了，就连第四国际后来都能分裂出一个“第五国际”来。主要的一些政党也跟资产阶级政党差别不大了，不过要注意的是，目前真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恰恰也是这么一批人在行动。随着现在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推进，跨国财团、国际资本加上官僚资本与下层的民众的矛盾仍在，新的时代会随着逐渐的发展，逐渐明确对于马克思主义新的呼唤。历史如同螺旋上升，不会有终结之时，也许现在还没到时候，不过我相信，有生之年，我们能见到红色浪潮的再次兴起，可能如同传主夙愿般，由第四国际甚至第五国际作为起点，也有可能从这里作为起点（前提是咱们这里的那些位们真的没忘这个党叫共产党），当马克思主义在国际的各个方面真正的浴火重生，而不是现在只被作为学术研究、幌子旗帜或者攻击弹药的时候，那一时代的人们再去审视历来的革命史，再去看马克思、恩格斯，看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赫鲁晓夫、毛泽东、邓小平，甚至远到罗伯斯庇尔，宽到布哈林、金日成、胡志明、卡斯特罗、铁托，近到中共这几代，再加上未来的领导人核心们，也许到那个时候，才是作者期盼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复兴“，才是真正去评价这些人的时候，一切，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有真正的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