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扬州》读后感摘抄
《说扬州》是一本由安东篱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3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说扬州》精选点评：
●也从水路角度来说是其衰弱的主要原因。看来江南水乡的的兴衰其实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然后想说：“这个。。还需要研究么？不应该就是这样的么= =”
●理解这一时期的扬州有三组需要注意的对比，一是扬州与徽州的对比，也就要理解本地土著和徽州盐商的关系；二是扬州与苏州的对比，这则是理解商绅和士绅的区别；三是扬州与江北其它地区的对比，即为食盐转运销售中心和产地间的联系。有趣的是，数本说扬州的书都盛赞城市而对市民颇有微词，值得反思。
●看跟自己project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就起劲。。。
●扬州情结
●写得不错啊,对扬州的感觉跟我对味阿~
●作者用“很扬州”的方式说了一个扬州的故事——只有扬州才可能用从容、优雅甚至闲适的气度，来包裹这千年盛衰的得失荣辱。
●学术论文来的， 老外理解中国有不同视角，也有偏颇，可读性不高
●3.5星 内容太散 读以前以为会读到general的历史概述 结果像读了四分之一《洪叶》四分之一《汉口》四分之一《自贡商人》还有不知道四分之一什么 1. 扬州繁荣主要是大运河 以及盐运 本身腹地经济差 农业差手工业也不好 就沿海淮河下游的盐场 2. 盐业主要靠制度和朝廷的关系 园林南北结合 有北方园林的特征 因为地理位置以及讨南巡皇帝的欢心 3. 盐商主多是徽州人 区别于苏州的士绅 多是绅商 还有瘦马（妓女和姨太太行业）但没苏州档次高
●《徽州人在扬州》
●从内心深处来说，我对identity很焦虑，遵义？扬州？（或者还有福州和上海），到底 属于哪的人。但这本书让我更加迷惑，即使是城市本身也是rootless的
《说扬州》读后感(一)：现代城市理论与古代城市历史的碰撞
随单位去过一次扬州。记得参观个园的时候，单位的领导与扬州的导游MM争论家乡的历史有多长。看到本书说：“××于1727年，从扬州府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直隶州”。大为汗颜，为家乡领导的无知。
本书由西人所著，所印文献之综合令人赞叹，而我更喜欢他用现代的城市理论来分析一座中国古代城市的历史，将扬州的历史剥离得丝丝入扣，如入胜境。
碰撞一：城市产业对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记得SSW老师讲城市规划原理的时候，说到交通对一个城市的影响，举的最多的例子就是扬州。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个城市的支柱产业有问题。扬州能够成就18世纪的繁荣，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两淮盐政中心。它的存在与繁荣完全依附于食盐专卖制度的发展。除此之外，扬州只有一些非常初级而小规模的产业，如胭脂，如腌制酱菜。鸦片战争后，食盐贸易停滞不前，扬州的衰落成为必然。直至今日，以上的初级产品仍然是扬州不变的土特产。作者说：“某种程度上说，食盐专卖制度阻碍了这座城市的发展”。
碰撞二：中心地理论的不适用
“从实际情况看，市场结构虽然显示了一些集中化的迹象，但主要还是呈现为树状特征。”用这种理论来分析扬州的城与府的关系，扬州城与周边县城的空间关系，可谓十分创新。
碰撞三：城市人口构成分析
本书为我揭示了我从不了解的一面，即徽商对扬州这座城市的深刻影响。扬州是两淮盐政中心，吸引了无数盐商，而盐商的杰出代表则是徽商。徽州家族在扬州主导地位已是毋庸置疑。他们占据了扬州的上流社会的几乎所有席位，他们的园林接待了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他们建立了扬州的城市基础设施、教育机构和福利机构。扬州已经成了“徽州殖民地”。
对我来说，除了以上这些碰撞的火花，这本书更是帮助我理解了江苏北部、中部与南部的发展差距的历史渊源。
《说扬州》读后感(二)：好书
这真的是一本很好的文献综述范本。一个澳大利亚人写中国参考了两三百本书已经很难，其中包括一大堆至少我很少涉足且如果现在涉足已经力不从心的古代典籍就更难，最难的是还要把这两三百本书理出头绪，把明清扬州说得干净利落。所以说，文献综述就应该这样写。
这本书写晚明到清末的扬州，大有把扬州写的活色生香的势头，像极了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扬州的这段历史更像是一个女人从秀色可餐到年老色衰的传记，一部城市史沾染了许多人气，方方面面都评点了去。或许城市史就该这么写。
扬州从盛极一时到衰败没落，基本上说明单靠第三产业谋生的城市在那种体制下的不可行，这或多或少也解释了时至今日上海仍对放弃二产的顾虑。在书的最后，作者指向了上海，虽然没有展开，但在一定程度上都在暗示上海对于扬州的某种继承。20世纪初上海的纸醉金迷在多大程度上复制了扬州当年的穷奢极欲已不可知，但那些夜夜笙歌的百乐门舞女或多或少折射着当年大运河边为盐商献艺的歌姬。上海人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怀念并不亚于扬州人对明清扬州的追忆。如果说二十世纪初的上海取代了扬州，那么从这种角度上来说，城市的延续性并不表现为单个的城市，而是在若干城市中转移。或许上海的运气要比扬州好一点儿，至少它对政策的仰赖没有扬州那么深。
这本书写的是说扬州，但很大一部分内容叙述的则是在扬州的流寓，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来自徽州。明清扬州的繁荣基本上都与徽商相关，扬州基本上是一个徽商殖民城市。其实可以将同时期徽州的情况与扬州进行对比。书中已经开列一些，比如徽商对于其家乡妇道建立的推崇（立即让我想到婺源入口处蜿蜒排开的七座大牌坊，套用小朱老师的话，真是恶心）和在扬州购买女子的行径（再次，真是恶心）。
另外，这本书提到了从姓氏上甄别籍贯的问题，说明至少在清代，姓氏的分布还是有规律可循的，看来铁老大对于大面积混血还是有很大的作用滴。。。根据书上的说法，张姓源自陕西临潼，我突然想到大一美术老师说我长得像秦地女子，soga……飘过……
《说扬州》读后感(三)：《说扬州》——再谈方法论
看到有朋友同意我对方法论的一些看法，一时觉得意犹未尽，于是继续上来罗嗦。
这一次，是关于最近看的另一部与社会文化史相关的作品——《说扬州》。借用一个朋友的观点，即此书最大的优势之一，就在于研究对象的选择。我非常赞同他的看法——典型的个案往往能够折射出丰富的社会层面，而多角度地看待某个典型问题，更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扬州，无论是从经济、文化还是政治角度来看，都是一个极具特点的城市。这种集多种文化内涵于一身的独特魅力，借作者的慧眼巧识脱颖而出，又通过对材料细密的梳理，最终得以真实地再现于我们面前。
当然，我说真实，只是相对的。对于扬州，我是个外行，无法做到看袁枚时的那种透彻。但是有一点是我非常在意的，即作者尽管是海外学者，但她对中国原始典籍的使用简直是得心应手：地方志、盐法志、笔记、小说、别集。。。但凡能表现扬州历史和社会风貌的材料，都得到仔细的搜罗和阅读，并加以独出心裁的全新解读。相比于王著少得可怜的三十几种原始文献，《说扬州》则至少运用了两百多种诗文别集和地方文献，其他类別的文献征引数量，也大大超过王著。有了广泛而深入的文献积累，才能够对一个社会现象作出合理的判断。而窃以为，方法论的精髓，就在于通过掌握不同方法论的不同视角，去对这些文献作不同的解读和阐释。换句话说，所谓方法论，关键不在于你用的是何种方法，而是人所周知的材料或社会现象，在这种方法论的使用下，是否获得了全新的生命。《说扬州》的最大意义，无非也是使得那些沉淀在地方志中的僵死的材料，通过社会学的观照，而获得了蓬勃的生机。
再举一个例子，即关于田晓菲的《尘几录》。以前我对她也没有太深刻的印象，想着至多是个才女。但是《尘几录》让我改变了这种印象，她让我意识到，使用纯粹的文献学的方法，如果换一个视角，也可能对文化的解读过程产生巨大的影响。这让我对版本、校勘等等所谓的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方法产生了全新的认识——而这分明也是一种方法论。
感谢这些敏锐而聪慧的作者，她们在创造性地运用方法论的同时，也在给我以如何正确使用方法论的启迪。笔者始终坚持认为，方法论提供的只是切入的角度和观照的视野，以及运用材料、分析材料的方法，而非简单套用方法论的思维模式甚至是术语。
如果各位有不同的意见，欢迎拍砖。思想的价值，总是体现在流动之中^_^。
《说扬州》读后感(四)：一个外国人眼里的扬州
杜牧的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扬州曾以青楼著称，还有着艳名远播的瘦马的掌故。似乎是一个艳遇的城市，事实上，那些年，我和我同事们都无此好运，唯一一位来自镇江的同事，在此找到他的媳妇，不过他媳妇也是外地人。扬州的女孩没有传说中那么漂亮，那年在街头看去的女孩甚至都有些乡气。也许这是一个误解。犹如如今身处上海街头，燕瘦环肥，一定目不暇接。当一个城市落败不复大都会的时候，自然就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女孩子投奔而来，就好像现在问，扬州漂亮的女孩哪里去了，答案一定是去了上海南京，甚至国外了。
扬州曾经是个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jonathan hay从石涛的晚期作品研究中，甚至提出，当时17、18世纪的扬州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一个现代城市。当然，更加现代的特征，并不为这个城市所独有。侧面说，那个古代中国，多么的发达。马可波罗说他做了三年的扬州总督，19世纪的时候，人们在这个城市发现异教的寺庙多的吓人，甚至看到许多不类本地人的面孔。城市发达的时候，便具备包容性。
在石涛笔下，这座城市若有似无的隐现在薄雾与水汽中，令人神往。在视觉中呈现出悬浮中的现实，1953年，扬州的城墙被拆。这座城市最显眼的视觉表现形式就此消失。但庆幸的是，比起其他的城市而言，它留下了够多的其他遗迹。这是作者的感叹，如今呢？
夫差开邗沟筑邗城，后来是汉朝封为吴国的国都。称为广陵。作者解释为，开阔的山丘。当时的城墙14里半，围起的区域，足以容纳小块的耕地以及居住区军营和市场。四百年中，虽然拓殖扩展，但总归是帝国的一个边陲小镇，在南北交汇之处。但汉末，这个城市便开始屡次被洗劫。451年——459年，屠城。鲍照写《芜城赋》，于是广陵被称芜城。扬州的悲剧性或许从这时开始注定。富裕，洗劫，洗劫，又富裕。
三十年来梦一场，旧家乡。词句触动心绪。如今倒不是冷落，只是繁华更深处，往昔无处寻，家乡日新月异，人却无情结无记忆。
唐代扬州的城墙是广陵的三倍，到了后周，只围住唐代扬州城的东南一角。而北宋干脆就没有修城墙。明显地位有所下降，但到了南宋，这里却成了重要的堡垒。1276年，蒙古人好不容易将这个复杂的三城结构的堡垒打下来。这里的人坚持的够久，差不多在饿死的边缘，即使面对被俘皇帝的招降，守将李庭芝如是说，奉旨守城，却没有听说有诏喻降的。
蒙古人在这里吃了大亏，对于再修城墙就不是那么热衷的事情。当然元朝的军事是以骑兵攻击为主，也不注重守卫。朱元璋和张士诚打仗的时候，又开始在扬州筑城。后来，这里成了重要的府城。18世纪，这个城市，又在发达的过程中，八方来客，各色人等纷纷来此淘金。这里有1841年5月的，周生的一段记录。他写从镇江坐客船前往扬州，船上的众生：
赤日行天，流水欲沸。舱不满七尺，内外坐二三十人。一时秀才酸气，乡先生腐气，和尚救人气，负贩葱蒜气，守钱虏臭气，衙门人仆隶气，皆随汗出，聚于鼻观，不辨何味。而又东鹾商开江锣，西船宰客起马炮。
船上聊天，有客说，诸君亦知扬州有美人乎？美人不知与苏小葛嫩若何？
这时候，诸人的反应是，秀才抓狂，乡先生不复能为道学面目，和尚悔削发。
当年我们一组同事开拔扬州，亦有人如是诱曰：扬州美人多。
抓狂情形。一样如是啊。
不抄了。
《说扬州》读后感(五)：《说扬州》里的扬州叙事
在被论文弄得神经错乱的时候看看旧作，发现可能再也写不出这样的读书笔记了！
提起“扬州”，最先在脑海中浮现会是怎样一副画面呢？是二十四桥的吹箫玉人，或是饮马长江的铁蹄“芜城”，还是十里扬州的二分明月？是郑板桥的奇绝冷峻，或是徽商的富甲天下，还是史可法的忠义无双？这座城市就这样被独特地定义着与想象着，在瘦西湖的烟雨濛濛中掩映那些往昔令人神醉的各种意象——它无比奇特却又极难再现，但是它可以被叙述，被追忆，用很“扬州”的方式来追忆与叙述，就如同这本《说扬州》一般——而本书之于我们的最大意义就是如何考察这样一座也许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城市，却用一种独特而新颖的方式将之娓娓道来。
中国城市与扬州意象
中国城市的繁荣常常被认为是反映了中国古代经济繁荣的标志，但人们往往没有看到这种繁荣的背后，是以对农村整体性的经济剥削为前提的。中国古老名城多起源自政治中心，集中了皇权与大量官僚，以权力与财富聚合而成，除了城市内部的手工业与服务业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从事生产的行业，城市的繁荣是建立在消费之上，而缺少生产，而维系这种没有生产的过度消费必须是以权力为手段的对农村生活生产的空吸——这就是“贫穷的农村”与“富有的城市”的强烈写照。而反观西欧的中世纪城市，是以工商业与手工业自然聚合的大型市场，而代表权力的领主与贵族们则是居住在乡村，因而城市的消费与生产具有良性的互动与循环，而西欧的近代化正是建立在都市商人向乡村贵族争取城市自治权的过程。而简单的说，城市之于中国，为城；之于西欧，为市。
而如果在这种认识中，扬州也是一个独特的个例：首先，它不曾以一朝旧都而名世，即使贵为隋时的“江都”，也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它无法与北京、南京、洛阳、开封甚至是杭州相比。但扬州也并不总是与政治绝缘的，它与政治也是若即若离，从当年的“江都”及至后来的盐政。再者是其天然的地理条件，背倚长江和运河两大黄金水道，沟通江淮之间的重要枢纽，流淌着滚滚财富；同样也就成为了历次南北大战的“兵家必争之地”，饱受着兵连祸结，这注定了它之后奇特的城市命运——多次地被摧毁，却又能多次奇迹般的复兴。
而这一切赋予扬州的是多重相对却统一的意象：它是“芜城”又是“江都”；既是富人的销金窟，也是骚客的温柔乡；它既给人温婉美丽的遐想，却也告诉人们血腥屠城的苦难。他拥有过史可法的“节”，拥有过扬州八怪的“怪”，当然它也出现过一个“痞”的韦小宝——生于江南长于斯的金庸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个怪胎放在扬州，而同时我们又丝毫感到突兀奇怪？如果韦小宝出身在南京、苏州或是杭州，会不会觉得确实有着一丝隔膜与异样？这也许就是扬州这座城市所具有的独特性格吧——那种繁华兴衰之后所沉淀出的大气的卑微。
回到《说扬州》的文本，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是无法像文学作品一样用繁复的意象与辞藻来堆砌出关于扬州的浮生与乱世，而必须用尖锐的视角来切入体察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作者把对扬州的考察放置在明末及至民初——因为盐政而兴盛的扬州，因为“扬州十日”而衰落的扬州，随后因为盐政臻至繁华顶峰的扬州，以及最后盛极而衰的扬州。这三百年恰恰浓缩了这座城市两千年的命运“兴盛—衰落—复起”的一种循环，在中国传统社会历程中，扬州的命运伴随着权力的消长与更迭而经历着大起大落的起伏，而随着近代开启这种命运不再以传统的面目呈现时，扬州的衰落也就失去了再起的机会，并最终沉淀成对传统中国的一种独特而瑰丽的意象。
“扬州十日”的谶语
“扬州十日”是这座城市的历史叙述中无法回避的核心，是构成扬州意象的重要组成。在对于其“民族话语”的最初解释下所隐藏的是一片晦涩的现实。而这种现实是无法孤立的从这起悲剧本身来关照的。正如作者所言“扬州地方历史中所具有连续性的某些方面，而安东篱女士在第四章“扬州十日”中所使用的充满文化意味的“春秋笔法”以及其用心的谋篇布局，都意在让我们认识到“扬州十日”之于扬州城、扬州人以及扬州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于“扬州十日”的讨论都无法避免《扬州十日记》，但作为亲历者实录而传之后世的这个文本却一直备受争议：此文本在有清一代成为禁书，而他的重新发现是晚清的反满革命人士从日本的传回，成为当时“驱除鞑虏”的一声号召。人们则不断质疑这个文本的真伪，其强烈的功用诉求加深了伪造文本的可能。但从现在流传的版本来看，《扬州十日记》中的“民族话语”其实远不强烈，王秀楚的笔墨中流露出的不是对于满族屠城的愤恨。在整个“扬州十日”的过程中，满人不过是一个引子，从四镇兵马的骄横跋扈，到史可法的有心无力；战时引导满人劫掠的汉人向导，满足兵卒淫乐的妇女；在屠城之后，抢夺弱者粮食的流民，这些情景的产生是来自于那个疯狂的时期，并非只是满人的到来——如果不是史可法之前力阻黄得功、刘杰两镇的话，那么扬州城会在满人到来之前更早地被血洗。在这里，“民族主义”这层窗户纸就被无情地捅破了——即使没有满人，扬州也难逃毁灭的命运。
而在安东篱的笔下，《扬州十日记》成为了一个远景式的存在，是为描述那场浩劫的惨状。而她真正的笔墨着力于两个形成对比的个体：郑元勋和宗灏，而这恰恰是作者的匠心所在：郑元勋与王秀楚一样都是“徽商”身份，一个本身流寓扬州的外客。在扬州危亡之际，果断为挽救这座城市而独闯敌营，却最后被扬州城中的百姓所误杀。其后他成为了扬州城的英雄，在诸多扬州本地史籍中都留存了他的英勇事迹。而宗灏，郑元勋的同榜进士，地道的扬州本地人。但与作为外乡的郑元勋绝然不同的是，在扬州危难之时，宗灏的选择却是远遁他乡，甚至之后刻意抹去作为“扬州人”的痕迹——让自己的儿子入籍江阴参加科举，在第一时间就选择投效清朝。而后世的扬州史家们也就忽略了宗灏的存在。
为什么作为外乡人的郑元勋会选择为这座城市而献出生命，而作为扬州人的宗灏却拒绝承担故乡的命运？而与之共生的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四镇兵马会放弃江北重镇的防守，而会向本来他们应该予以保护的扬州城举起屠刀呢？前者所指向的是“地域认同”，后者就是意味着与之同构的“国家认同”——“扬州十日”就仿佛是对于这两种认同的一次诡异的谶语。
在“扬州十日”中出现的各色人物中，对这个国家或是民族承担责任的只有史可法一人，无论是四镇兵马、汉人导引、失德妇女、流民暴徒甚至是王秀楚这样的士绅，他们并不在意是汉人还是满人、是明朝还是清朝来统治他们。他们最在乎的只是个人的生活与命运：四镇可以为了一己私欲而不顾大敌当前，汉人导引可以为了自身利益而出卖同胞，流民暴徒可以在屠杀之后肆意掠夺之前与他们一同承受凌辱的乡民，而所谓的“失德妇女”在明时被官兵调戏在清时也不过如此。而王秀楚这样的士绅在看到满人进城初时的军纪严明，一度产生希望，甚至“邻人相约共迎王师，设案焚香”，这些人都不认同这个曾经统治过自己的明王朝，而所谓的“民族话语”又如何在现实面前成立呢？
而基于“地域认同”的层面，作者对于郑元勋的历史构建有过这样按语：这种地方史集中地方英雄的道德高度，同时呼应并疏离了以“扬州十日”和梅花岭为中心的更宏大的叙事。从笔者的理解而言，所谓“更宏大的叙事”所指的是以史可法所代表的民族气节，而郑元勋的最大意义不是之于所谓的民族，而是扬州城，即郑氏的意义是地域的认同，他只关于扬州，无关于民族——他只是扬州城的英雄，被后世的扬州所认可的象征。扬州人把这个外乡人的祠堂安放在史可法的梅花岭的对面，形成一种遥遥的呼应。这种“地域认同”同样是双向的，郑元勋认同了扬州，也赢得了扬州的认同；而宗灏放弃了扬州，也让扬州放弃了他。而“徽人”与“扬人”与这座城市的互动关系也将慢慢显现——在《扬州十日记》中，王秀楚常常用“扬俗”、“扬人”这种字眼，以示我者与他者的界限，而这些“扬”字眼大都出现在被其贬斥的行为与人物当中。
在《扬州十日记》的最后，王秀楚的巨大感慨并不是对于满人屠城的愤恨，而是对于过往幸福不再的哀叹——他劝诫大家一定要珍惜太平之世，“享无事之乐，不自修省，一味暴遣者，阅此当警惕而焉耳！”所以当扬州城再度兴盛的时候，人们对于“扬州十日”的记忆就显得那样不合时宜了，甚至说《扬州十日记》是当真被禁绝了，还是人们已经不再需要去记住这十天所经历的梦魇了？当朱自清说，“梅花岭”成为了寻幽访古、有朋相聚的佳处。那么当年的烽火与硝烟是否也已经随着繁华而烟消云散了呢？
谁的“扬州”
当“扬州十日”的记忆逐渐被遗忘的时候，扬州城在清代又以它最迷人的情态缓缓展开：既有文人唱和兴建园林的文化盛景，又有红袖招摇纸醉金迷的香艳往事。这一切的繁华背后就是一个“盐”字，而“盐”的背后就是徽商，徽商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主宰，他们消费这扬州的富庶，建构着扬州的繁华。而王秀楚文本中，“扬人”与自身的界限宛如一道裂痕，将扬州城一分为二：徽人与扬人、消费与生产或是城市与农村。
本书的第七章“水利”中，安东篱着重描写叙述了扬州水利工作的某种特性：清代对于扬州水利的维护与修缮可谓不遗余力，但这种“不遗余力”之后，却体现着某种尖锐的矛盾——水利所服务的从来都是运输与盐业，而在广大腹地以农业为诉求的灌溉用途丝毫不是水利所考虑的问题。这也就出现了1753年下河大洪灾之后会出现掘开海安附近水坝来维持运河上流水位，而全然不顾附近农田的灌溉之用。扬州治水的经费通常是由盐务部门所支出，下河河务官员的权威缺失，实际上所表明的是扬州河务就是盐政的附属。而与之相应的就是，扬州城内的盐商远比江北地方士绅具有更大的治水发言权，而这些盐商本就是脱离了传统农业生产而不置田业。这样，扬州城的复兴同样是以城市对于广大腹地的剥夺与空吸为代价的，这种繁华本身并没有反哺于农业与腹地——比如，加大水利兴修，保障运河的灌溉用水，这种繁华却是大大加速了城市自身的浮华——比如园林的兴建与对文化的资助。
盐商的富有造就了城市园林与景观的精致与繁华，盐商的助兴也是扬州文艺绘画兴起的基础。安东篱对于扬州城市建设的状况运用了施坚雅的“双核模式”予以解释，从扬州城的整体格局与空间分布着手，通过空间区位的不同特色来展现扬州城内部的情况，这是如今城市史研究的基本手法之一。而第八章的重点即在于对扬州园林的解析，其兴起与衰落的过程，园林与城市、园林与盐商之间命运互文的关联。扬州园林的兴起的一大重要助力就是多次的帝王南巡，这使得扬州的园林成为一种“为公共展示而建的雄伟的、宫殿风格的园林。扬州园林所体现的是不同于苏州园林的特点——苏州园林更多的为文人园林，反映文人的清幽逸兴；扬州园林则更多为商人园林，透露商贾的奢华金贵。盐商的崛起本身就是依附于权力的专卖制度，在帝王南巡中用财富辉映权力的鼎盛也是理所应当。但也正因为与权力过于密切的纠葛，盐商注定因权力而起，因权力而兴，最后因权力而衰。“盐商—园林—扬州”就如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并蒂同根之物，纯以消费催生的繁荣是极其脆弱的，而这样的繁荣只是盐商的繁荣，确不是那些扬州人的繁荣。
而在“妇女之城”中，扬州最旖旎缱绻的场景被徐徐展开，扬州城的消费中心，最为浮华的修饰，这些被财富与权力定义的美丽女子——妓女与瘦马。然而安东篱的更具有洞见的是把与这座城市有关的另两类女子也勾勒出形象。在男权话语下，这些女性的境遇正是男性社会的投射——对于妇女在男性语境下被构建起的差异，远远超过扬州所呈现的形态，但扬州却是一个极佳的切入口。
那些以瘦马与妓女为代表的女性，是一种男性消费主义所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在扬州具有消费能力的就是徽商。“瘦马”与妓女虽然有着诸多不同，但其性消费的实质是一样的。但正是她们却能够在女人所可能达到的最大范围内主宰自己的财富与命运，即她们本身是消费的产物，却同样进行着奢侈的消费，以男性的消费来作为其财富与消费的基础。
而在扬州城中还有着另一类的女性，她们就是从事手工业、农业的劳动妇女，扬州城中的生产者。然而她们却完全没有消费能力，只有生存需要，她们所生产出的物品完全成为了那些妓女们的所消费的产物。而在男性话语下，如果这类妇女不从事劳动的话，本身就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正如郑板桥所抱怨的，自己家乡兴化的妇女在麻将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这隐含的语境就是，瘦马和妓女可以大肆挥霍，而农妇只能埋首劳作，这之后同样是两类男性的比较：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限泾渭分明，就像城市与农村一般。正如作者所道，徽商是如何看待扬州民众的：后者的生活特征，就是以艰苦的手工劳动为城市经济提供服务，就是贫穷、不合道德的习性以及妇女的随意。
最后一类妇女虽然不在扬州，却同样与这座城市密切相关：徽商妻子，在男性话语下被塑造成“忠贞”的女性形象，而这种“忠贞”却是以最残忍的剥夺人性的方式来完成的——徽商妇女以守活寡的姿态来换取贞节牌坊。与他们丈夫愿意用金钱消费的瘦马与妓女相比，她们也许同样不事生产，却没有消费的需求，她们享有名分与尊严，却没有正常生活。与妓女不同，与劳动者不同，她们甚至不在扬州，但却同样构成了关于“扬州”那种既疏离又紧密的关系与想象。
这座名为“扬州”的城市却具有着徽人的精神内核，徽人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扬州，而这一切与土生土长的扬州人丝毫没有联系。这些徽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却同样把扬州看成自己的领域。
千年一觉扬州梦
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扬州是一座模糊的城市，而这模糊之中隐藏着分裂：它的繁华与美好都是拥有财富的徽人所构建的，而它的苦难与困境是这座城市本身来承受的。安东篱在第十与十一章的两章篇幅来解析透视这种分裂的扬州——徽人如何占据并构建属于他们的扬州，而这种扬州与普通民众又有着何种联系？
从扬州城内会馆等同乡组织的不发达，以及徽人对于扬州慈善事业的经营，都可以使我们清晰的认识到，徽人在扬州的绝对话语地位——“扬州”即使徽人的扬州。而在徽人所塑造的扬州中，士人与商人之间界限的逐渐消弭，两者彼此关联，甚至合二为一，从而形成的“社会边界的模糊”。而安东篱对于这个问题的切入视角极为独特，她从历史细节的角度来诠释了《九日行庵文燕》，通过以马氏兄弟为代表的徽商对于文艺的赞助，来管窥当年扬州的士、商共建精英文化的盛况。
而徽人对于文化的赞助，可以使人联想到“晋商”与“徽商”这两大中国传统商帮的区别：即使有“士农工商”的传统地位序列，晋商从不以经商为耻。而“徽商”颇以自己同乡的朱熹而自傲，在经商之外总不忘让子孙研习诗书，所以往往一代从商，后代则走上读书从仕的道路。所以，徽人对于文化建设无疑极其重视。而安东篱对于徽人这种心态的解释则颇值得人玩味，她认为徽人在扬州的事业不是对传统士绅的偏离，而是不同形式的对传统的复制。“与其说盐商成功地逾越了社会屏障，远不如说他们被纳入了某个特别的社会阶层当中从笔者的角度来理解的话，一言以蔽之，盐商不过是“种盐”的地主——正如孔尚任所言：场则府也，团与灶则州县若，而草荡则其田畴也。”而在这种层面上，所谓商人与士大夫之间的社会界限的模糊也并非难以理解。
而在“一座移民的城市中的故乡”中，这个颇有指涉含义的标题就表明了安东篱意图通过扬州文化上的通俗与高雅之间的互动来解构“移民”与“故乡”这两种对立的矛盾，却在扬州呈现一种统一的形态。
如今即使是以“扬州学派”而得名的考据学流派而言，无不有着徽商与流寓的背景，甚至于称之为“徽学”或是“皖学”更为恰当，无论是阮元、汪中还是焦循，他们是“一个由故乡纽带、私人纽带和职业纽带结成的学术共同体”。而正是这些人却产生了对于扬州犹如“故乡”般的认同，他们认为扬州是一个“熔炉”，一个以“容忍差异”为特征的城市。在此我们可以理解这种“熔炉”话语下的两层含义：他们同样意识到自己与“扬州”这座城市的某种距离与隔膜；同时，他们却并不以这种距离妨碍自己对扬州的认同。他们与“扬州”这座城市的距离来自于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这是安东篱本章中极为精彩的部分，通过许多生活细节的材料运用以及广泛的视角，比如戏曲受众的差异、饮食文化的不同，来支撑“扬城、徽城”的预设主题。
17至18世纪的扬州，徽人掌控了扬州社会的主要财富，也垄断了对扬州的话语塑造，他们成功地把扬州打造成了一座繁华富庶又十分和谐的城市。而到了1811年，当徽人开始日渐衰落，那些潇洒的文人也不再时，第五版江都县志才流露出本地人对于流寓的徽人的不满与抱怨，而这种情绪显然早已“冰冻三尺”。这也就有了后来林苏门对于徽人后裔居所的嘲笑，徽人失去了对这座城市的掌控，扬州人开始拥有了这座城市——而上溯到郑元勋与宗灏的对比，我们不禁要问，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扬州人”？是郑元勋还是宗灏，是徽人还是扬人？
徽人的离去即意味这“扬州梦”已不再，这座因盐而兴，因消费而荣华的城市，不可避免地再度沦为“芜城”。这种衰落不仅是外在的，也是内部的，太平天国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这又一次让人想起了“扬州十日”，但根本的却是扬州本身的衰落，运河的驰废，外国的入侵，新的商贸口岸的兴起。衰落，是这座因权力而不是单纯商业所兴起的城市，随着权力的转移所必须面对的结局。这种根本而毁灭性的打击一同降落在扬州时，它只能眼看着上海的崛起，取代并超越自己曾经的地位。
而“扬州—上海”又成为了近代话语之下的一种奇特的对比。安东篱在最后哀挽扬州时，独具匠心地运用了郁达夫与易君左的材料，这两种材料实在耐人寻味：在郁达夫对林语堂的劝告中，扬州的美好是可梦而不可见的，它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这不恰恰是对那个传统中国的隐喻吗？那些美好却不实际的事物在近代化的语境下已然不可复见。而易君左呢，他把“扬州”看成了一番破落的景象：生活颓废，城市衰朽，缺乏活力，像极了一个“没落的大家族”。而“大家族”的暗示总能使人联想起那个过去的中国，这种观点是从上海这个现代的视角所审视的。扬州与上海，一个是传统中国所凝结的意象，而另一个是近代中国所显现的缩影。如此简单地被联系，却体现出无比复杂的意味。
余论：《说扬州》如何“说扬州”
安东篱女士是通过长时段的纵观，通过诸多细节慢慢地勾勒出扬州所独有的风韵。其对于史料的剪裁与运用都借用了许多新文化史与城市史等新兴学科的方式方法，但在叙事与论述上却依然保有传统治学路径的范式。如果对比《清初扬州文化》一书的话，后者在后现代理论方面的运用较之《说扬州》更为深入，却在论述上有着浓厚的学术气息，会让人产生对于扬州的疏离之感。而《说扬州》显然是把扬州融入了全书的气韵之中。
从笔者的阅读感受而言，安东篱女士的《说扬州》是一本很“扬州”的书，她以扬州的方式诉说了扬州的故事，宛如一曲扬州评弹般娓娓道来。而所谓“扬州”，就是一种平缓、从容却同样波澜起伏的姿态——因为，这座城市经历的太多，只有足够的心胸与气度才能熨帖所有的兴衰荣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