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袋与永生》的读后感大全
《钱袋与永生》是一本由雅克·勒高夫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34图书，本书定价：15.00元，页数：2007-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钱袋与永生》精选点评：
●2011.07.20——2011.07.21
●credit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magic，补充可供周转的金银铸币的不足，所以高利贷与宗教的关系就很值得关注。被诅咒无非几点：出卖属于上帝的时间，违反自然法则，贪婪懒惰。犹太人的异类地位就变得重要。此后教会态度松动，炼狱给了钱袋和永生双重希望。
●上了某课正好看了
●当上帝是永生的时候，教士的钱袋才是永生的。
●视角独特
●诡谲无踪迹，逃人智识中。
●噗。很薄的小冊子。最適合我這種想偷懶的人。但沒想到還是挺受益的讀了之後。
●19高利贷威权扩大及教会对其斗争23是罪孽：钱生子，不守交换价值34非正义钱与口肛性欲联系41从所有权小偷到时间小偷。所-人；时-上帝43新知识分子出卖科学-上帝48死后遗嘱归还高利贷57动物形象61商高相近78本书：意识形态怎样束缚新经济体系发展85炼狱诞生89高现炼狱93女98如果他还是热的，您就给吹吹|赎罪v悔恨105历史，就是人。高是资本主义启蒙者106通过炼狱逃离地狱的希望，让高推动13世纪经济社会朝资发展
●对于中世纪的高利贷与宗教有了一种很立体的认识，但是，其实我还是文学青年，看这种书抱着看文学作品的心态是……不对的啊！
●哎哟，人家最近可有追求了呢～开始想读历史啦～手边小书一本～
《钱袋与永生》读后感(一)：钱袋与永生
按副标题来说应该很有趣，不过读完之后有些失望，我都不太明白作者想表达些什么。是否我对基督教理论和精神不太熟悉，所以无法领会作者的意图。 作者的对象是高利贷者，这在中世纪的欧洲确实是少有的让人痛恨的职业，甚至可以与巫婆和魔法师相提并论。并且由于这种观念，形成了基督徒不太愿意干而基本让犹太人控制的事实，这又形成了恶性循环，犹太人又因此而更受歧视甚至被迫害。 不过作品似乎罗列的事实多，但结论似乎不明确，读完之后我还是没有明白作者真正想表现得是什么？是控诉高利贷还是其他，我实在是才疏学浅。
《钱袋与永生》读后感(二)：Money Money Money
老牌乐队ABBA有首歌叫《Money Money Money》，是这样唱的——
Money, money, money
Must be funny
In the rich man's world
Money, money, money
Always sunny
In the rich man's world
money如此的令人向往，已经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了，或者更早更早些时候，人们就发现金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金钱万万不能的真理。尤其当物质被大量生产出来，恋物狂们对金钱的热爱更是有恃无恐。但其实，金钱并非生来就如此大受追捧的。
欧洲13世纪以前的历史，被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一笔略过，说人家是黑暗的中世纪，搞得俺好好奇，究竟怎么个黑暗法捏？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笼罩在宗教的阴影之中，但是你不能就说人家黑暗啵，黑暗但是后来人家还资本主义叻，还工业革命，还三权分立，还帝国主义，还列强了捏，还能欺负你好百来年叻，还搞得你心理很大阴影捏，囧，额跑题了。
对于金钱，我们的态度一向暧昧，一边梦想着变成有钱人，一边BS有钱人。相比之下，那个被称作黑暗的中世纪，人们对待金钱的态度要坚决得多。在资本主义萌芽的13世纪之前，金钱是相当令人羞愧并且难以启齿的，教会告诉大众，金钱即魔鬼。并且创造性的运用了不同的地狱、魔鬼、上帝的惩罚等故事让人们对金钱望而却步。出于对死后世界的恐惧，人们不得不用忏悔来抑制欲望的萌生。而那些高利贷者们便首当其冲。在教会的权威下，只有能生产出直接产品的劳动才能使人直接进入天堂，用脑力获得收益，用金钱获得收益，凡是不能直接生产出可用物质的劳动都是不被允许的，都有死后下地狱的可能。直到13世纪，人们仍不认为货币是必要的，而是魔鬼的产物，或者是导致魔鬼产生的非正义之物。
然而13世纪后半页，脑力劳动的戒规逐渐被打破，教会开始软下来了。在教义上，高利贷者仍是被谴责和诅咒的角色，但上至君主，下至平民，人人越来越离不开他们，再多警戒故事都阻止不了金币滚滚向前的潮流。对死后世界的恐惧逐渐被现世的欲望所取代。实际上，会不会也是因为人们开始发现仅仅通过忏悔也无法帮助自己从现世的苦难中解脱出来呢？金钱或者在此意义上说，是另一根救命稻草。
当然，虔诚的教徒们并未气馁，他们与高利贷者的欲念激烈的对抗者，编造各种恐怖的死亡异相和高利贷者悲惨的下场，比如高利贷者无故自燃，魔鬼如何带走高利贷者，试图阻止金钱欲念的泛滥。然而，这个时候，任何再有黏性、再有故事性的具体创意都无法抵挡高利贷者的热情了，死不悔改者越来越多。
上帝在金钱面前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尽管他来人家还没有认输。相对于狂热的宗教征服者（比如四处出征的十字军），高利贷者却可以安坐家中，尽享天伦，这更像是一种人性的回归。金钱此时此刻，实际上扮演了解放人性的角色。但是，舆论还是相当的可怕，不管那些高利贷者最后是否会受到宗教的审判与问责，强大的舆论攻击就足以给他们造成不小的精神压力，给他们的心灵带来创伤，以至噩梦连连，出现各种幻觉，用今天的话来说，大概就叫迫害妄想症了。
为了缓和上帝与魔鬼的关系，不过我想更多的是教会给自己的说辞找个台阶下，或许他们已经离不开高利贷者了，但是又碍于面子不好承认，于是，又创造性地造出了“炼狱”一词，夹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就像汉堡包中间夹着的牛肉馅，罪人必须在其中经受煎炸，而其美味程度，或曰救赎程度则取决于牛肉本身的质地（你有多少财产可供捐献）或厨师的用心程度（你的忏悔之心有多少诚心）。所有的炼狱只有一个出口：天堂，也就是说在进入者进入之前便予以定性为“可被救赎者”。更有趣的是，高利贷者的遗孀可以通过与罪人（高利贷丈夫）一起吃饭，并劝说他们归还财务，而使自己及丈夫获得救赎。奇怪就奇怪在于，一起吃的饭本身也是通过高利贷手段获得的吧，那么这样不就等于心安理得的享有高利贷者的财富了莫？这就有点像劝说妓女从良，却心安理得的嫖了她们一样。
这个法国的雅克老师最后得了个结论说，资本主义的启蒙者，就是高利贷者们……让他们在资本主义的门槛上踯蠋的，并不是尘世教会对于高利贷者的判决，而是恐惧。是对于地狱的，令人焦虑不安的恐惧。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结果了，金钱还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钱袋与永生》读后感(三)：总体史的墓碑 ——《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读后感
作为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的雅克·勒高夫，高举新史学的大旗，延续并变异着有近百年历史的年鉴学派。从地窖到阁楼的历史观与书写观集中体现在这代学者之中，而总体史或整体史的研究思路仍维持着传统年鉴学派的一贯风格。只不过此时的风头已然不如布罗代尔时代那般辉煌。
勒高夫的这篇长论文其实是他学术研究历程中精华的副产品。致力于中世纪史几十年的积累使得勒高夫对于中世纪史料驾轻就熟。在基本不用花费过多精力收集资料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史学思想观念与前贤的典范引导，勒高夫完全可以写出更为学术性与专业性的论著。为什么最终会呈现出这样一本小册子型论文，我想作者是在寻找自己历史观的突破口，进而将自己的史学思考装进去，以浓缩型的方式表现出来。而这个突破口就是高利贷者。
论文一开始，作者就开明宗义的说道，
“高利贷。西方从12世纪一直到19世纪的这七个世纪里，有哪一个现象比它更能展现经济与宗教、金钱与救赎之间的爆炸性混合呢？”（p1）
想来作者已为寻求这个能够完全体现总体史与心态史观的历史个体花费了不少的时间。终于找到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迫不及待的写在文章的最开头，也借此充分表达全文的核心思想。那就是以高利贷者为实验小白鼠，去解析中世纪或者说西方近代之前（之所以如此周折的表述是历史分期的固有思维印迹所致）宗教（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以一类人群的观念史模式，诠释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史，从而最终实现见微知著的目的。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以文化解经济并不新奇，韦伯早在1904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便用此模式研究资本主义，此作也被认为是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经典。因此，对于熟悉韦伯作品的人而言，勒高夫所拿出的《钱袋与永生》在形式上并没有太多的创新之处。
尽管书中一再强调此研究的独特性，但依然未摆脱韦伯的影子，我想这也是第三代年鉴学派一蹶不振、风光不再的原因。
开篇不久，勒高夫引用波兰尼的研究，目的有二。其一，可以借此避开中世纪时高利贷对社会影响的复杂研究；其二，以“嵌入”概念为跳板说明自己研究的独特之处。有了波兰尼的搭桥，便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开始自己文化和精神分析史的工作，好不快哉。但勒高夫不曾想到，抛弃年鉴学派擅长的社会经济史，转头精神分析史的总体史已不再具有原本的精髓与价值。
但勒高夫好像并没有认识到这点，反而对自己的思路极为自得，甚至害怕读者不明白自己的论述逻辑。在全文接近结束时，插入了一段我个人认为画蛇添足的话，
“我在这本书里想要展示的，具体而言，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障碍，怎么能够束缚和阻挠一种新的经济体系的发展。”（p78）
感觉有失大师风范。
的确，论述精神史是快哉快哉，但却容易使人迷失其中，从而丢掉年鉴学派所长。这就像自得其乐的孙大圣，自以为一个筋斗云跳出旧史学的框架外，大笔写下新史学三个字，却不料远没有跳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手掌。较之布罗代尔时代已退步太多，在范式上扬短避长、方法上日趋落后的历史学再不能与社会科学叫板，渐渐萎靡成提鞋之学，不禁让人唏嘘。
日凿一窍，浑沌之死
没有长时段、社会经济和地理空间思维的总体史不是总体史。从地窖到阁楼是历史学正确的发展方向，但后来者渐渐忘却了地窖，乃至地面建筑，只关注空悬高处的阁楼。最终造成历史学的虚无化与后现代化，原本扎实的考证与史料论述变成配角，观念与精神的世界超然出现，突兀而又空洞。
总体史的灵魂在于长时段与多元时段。布罗代尔在《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文中表述的十分明确。历史学的发展摸索出两个明确的概念，那就是时间的多种形态和长时段的特殊价值。长时段概念恐怕会比历史本身……使邻近的社会科学更感兴趣。历史学本应像一部大型音乐剧、歌剧，其中有舞台，有演员，还会有背景的灯光舞美与音乐。但是到了勒高夫这里将多元的历史时间与丰富的历史要素进行解构，拆分出的高利贷者仿佛生活在真空的中世纪社会，他们唯一表现出来的就是如何被唾弃与鄙视。
历史学可能唯一能超然于社会科学的优越性便是他的时间。不是单纯的事件史，也不只是在长时段中寻找所谓的量化规律，而是综合各种长短不一的时间，连挂上与之相配的社会要素，组成一个整体的风貌，从而得到更接近事实的判断。但在《钱袋与永生》中既没有看到时间的痕迹，也没有看到连带的社会要素。唯一能看到的一点点闪光也转瞬即逝。比如讲到一开始与高利贷者一样被轻视的“新知识分子”，作者本可以讲的更加透彻，并与高利贷者进行一个社会性的对比。但遗憾的是并没有由此展开。
废除了历史学与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跨越，独自走进心态史的世界之中，让年鉴学派黯然失色。而更为严重的是，在与其他社会科学对话中，历史学开始自己放低身段，甘当他们的配角，只完成输入与接收者的任务，放弃了对自身学科优势的输出。
《庄子》中编织了浑沌之死的故事，日通一窍看似成功，却不想这反而是自掘坟墓的愚蠢行为。年鉴史学就像是浑沌，他无所不包，且自成体系，特色鲜明。但是，今天他已行将就木。
“地狱”和“炼狱”在哪里？
是否这部作品一无是处，也并非如此。虽然在研究范式上存在退化的现象，但至少从完成度上来看，是很好的史学论著。
大量有趣且真切的历史故事被从《范例表》中挖掘出来，让800多年前的民众心态鲜活生动，着实需要功力。散文诗一般的写作风格和翻译者精心的用词，使读者拥有畅快的阅读体验。
文章最后“独燕不成春”一段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也是完美的收关。将资本主义跌宕起伏的发展史归因于“恐惧”，虽有失偏颇却不乏新意，很好地呈现了心态史观的特色。而不要忘记，人的心理与习俗、文化、观念、社会紧密相连，没有外部的环境塑造就没有内心的精神形态。揭示出心态的变化与细节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新奇却无新意。
如果说心态史观的亮点所在，我想就是从历史脉络中凝练出的关键词——“地狱”、“炼狱”。一个是作为约束社会行为的观念力量，一个是具有促进社会行为的宗教文化力量，两者本质上是同质的一体两面。
由此引发我们进一步延伸思考，西方的文化宗教力量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对于道德的约束机制是否有助或阻碍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功利性，它是如何起到制约的作用？
那么，当下的中国社会迅猛发展，今天是否存在属于我们的“地狱”和“炼狱”呢？自身的文化传统和西方的价值观念如何形成力量，以实现在道德与观念上的文化约束机制呢？同样，又有哪些约束社会发展的不良思维需要删掉与荡除，以实现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呢？这样一些问题亟待我们做出回应与解答，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信仰与敬畏缺失的年代。
《钱袋与永生》读后感(四)：“总体史”下的中世纪与资本主义 ——勒高夫《钱袋与永生》读书报告
“总体史”下的中世纪与资本主义
——勒高夫《钱袋与永生》读书报告
（本篇评论为课程作业。）
《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是“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1924-2014）的一部长篇论文，中文版仅约八万余字。然而正是这样一部薄薄的小册子，却举重若轻般地展现了一代史学大家的深厚功力，其中用“总体史”的方式呈现中世纪经济和宗教的互动，及其对日后资本主义兴起的透彻观察，更尤为值得启发和借鉴。
在初翻本书的时候，作者的论题想必令不少读者感到些许困惑——“高利贷者”，这一无论如何相对少数、或者也可以说边缘的特殊社会群体，究竟有何论述的价值？——如果勒高夫在这里所作的仅仅是“兰克史学”式的史料清理和文献考订，最终展示出某种“中世纪的高利贷者”们方方面面的生存境况，那么本书的史学价值无疑会大打折扣。事实上在我看来，勒高夫所想的和所作的，恰恰不是如此简单的一种“史学还原”，而是有其鲜明的研究立场和高远的问题意识。
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揭橥，作者在本书中所关心的问题阈是“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怎样理解这里所言的“经济与宗教”？高利贷者在“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种“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的样态又是否产生了哪些怎样长远持久的历史影响？
在我看来，勒高夫全书的真正野心、同时也可谓是最后的点睛之笔，正在于一种“总体史”的立场与眼光。他所真正试图关心的问题是：日后被称为划时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究竟在中世纪是否有其原型和根据？——换言之，经济史维度上的“中世纪”和“近代”（1500年以降）是否有其自成一脉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
这种视野毫无疑问是高屋建瓴的。我们需要加以对比的是，在旧有通常的近代历史书写中——无论是国人最为耳熟能详的马克思主义彰显“五阶段论”的革命史观，还是晚近以来风行一时的所谓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等等说法，虽然在各自的取向上有所差异，但根本上无法摆脱启蒙以来根深蒂固的现代性（modernity）的一大观念背景和心理机制：线性时间观，或谓进步历史观——在这里，历史被认为是一种有其自身的起源和目标的必然过程。这种“历史目的论”虽然在传统教会的历史哲学中亦能见其端倪（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吴飞《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但根本的区别在于：教会的历史目的论的根本权柄执掌在超越的上帝手中，人类对于这种历史演化过程是无法施加影响力的；而启蒙以来的历史目的论——无论其形式如何——却都将人类的某种特定理性使用置换在了“上帝”的位置上（如“革命”“现代化”“全球化”）。
我们看到，在种种启蒙式的历史书写当中，无不强调韦伯意义上的“传统”和“现代”的断裂：尤其是1500年之前和之后的断裂。之前属于经济上封建、政治上王权、宗教上教会无孔不入的“中世纪”；而之后则是商业文明勃兴、资产阶级壮大、人文主义复兴以及地理大发现、新生产方式诞生等等的“近代”……这种“刻板印象”几乎成为了我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诚然这种历史书写范式在相当大的意义上符合史实性的推敲，但其弊病或许正是在于——过分夸大了1500年前后的“断裂”，反而忽视了历史的发展连续性和内在一致性，亦即忽略了历史自身作为诠释主体的“总体性。”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年鉴学派”的横空出世，正有史学界的“正本清源”“针砭时弊”之效。在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为首的“第二代”这里，“长时段”成为了——正如前述，对“长时段”历史的强调，本身正意味着对进步历史哲学所忽略的历史发展连续性和内在一致性的“复归”。而正是在这一脉络下，以勒高夫为代表的“第三代”进而提出了“总体史”的研究框架：“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新史学》）我们也完全不难看到，在这篇仅仅八万余字的小册子当中，这种“总体史”视角的慧眼独具。也正是本书画龙点睛式地谈到的“中世纪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在本书的论述最后，作者这样点出其研究意蕴：
“独燕不成春。一个在炼狱中的高利贷者造就不了资本主义。一种经济系统，只有在经历了所有类型的障碍长跑之后，才能取代另一种系统。历史，就是人。资本主义的启蒙者，就是高利贷者们。他们是未来的商人，是时间的商人。”（P105）
换言之，作者通过全书（当然还可能包括同一主题的其他相关研究，在“书目”中列出了此前作者的《中世纪的商人和银行家》《高利贷与炼狱》两篇文章）所最终揭橥的，正是“高利贷者”这样一种，怎样“经历了所有类型的障碍长跑”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启蒙者”。——显而易见，这种“障碍长跑”毫无疑问也首当其冲的，正是宗教权力的压制：
“我在这本书里想要展示的，具体而言，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障碍，怎么能够束缚和阻挠一种新的经济体系的发展。……中世纪的教会、神学家、教规学者，我们别忘了，还有宣道者和听告解者们，通过处理宗教问题（具体涉及到我们主题的就是高利贷罪孽的问题），展示了宗教对于我们今天称之为‘经济’现象的冲击。”（P78-79）
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作者首先解决的是一个或许我们往往理解得似是而非的基本重大问题：“高利贷者”为什么会被宗教压制和冲击？这也恰恰正是作者引人入胜的开篇：
“高利贷是一种罪。为什么？高利贷者所填充、所珍视，永远不愿与之分离（如阿巴贡与他的珠宝匣）、却使他堕入永恒的死亡的钱袋，到底受到了怎样的诅咒？对于高利贷者而言，为了使自己获救，他必须放弃钱袋吗？或者他将找到，或人们将为他找到，一种同时保留钱袋与永生的方法？这就是关于财富与天堂、金钱与地狱之间的高利贷者的一场大战斗。”（P9）
在接下来的两章《钱袋：高利贷》和《偷时间的人》中，作者分别从两个方面为我们展示了高利贷者的“罪孽”所在。
首先，在中世纪以对上帝的信仰这一宗教最高权威所构建出来的社会观念体系当中（比如禁欲观念、对金钱的贬斥观念等等），“高利贷，首先是一种偷盗。”（P24）进而这意味着，高利贷是对上帝所确立的自然秩序的冒犯：
“高利贷借出金钱从未停止过工作，它不停地制造金钱。非正义的、可耻的、令人厌恶的金钱。这是一个不知疲乏的劳动者。……睡着了也如同醒着一般工作！一边睡觉一边工作？这个魔鬼般的令人惊叹的高利贷，在撒旦的及利息额，成功地实现了它。正因为如此，高利贷也是对于上帝所建立的秩序的凌辱与损害。高利贷既不尊重上帝曾想要在世间以及我们的肉体生命中所建立的自然秩序，也不尊重他建立的历法。”（P29）
然而更进一步的是，在中世纪人根深蒂固的“等价交换”观念中，高利贷者“以金钱换取更多的金钱”本身成为了问题：
“‘在别的所有的合同里，我可以期望并接受利润。就像我给你某件礼物，就可以期待某种回赠一样。也就是说，礼物的复制品。并且，我也可以指望接受它，因为我曾经是第一个把它给你的人。同理，如果我借给你我的衣服或是家具，我可以收取一定的钱。那么，为什么当我借给你我的钱的时候，这个逻辑就行不通了呢？’”（P12）
“行不通的逻辑”恰恰在于，高利贷者在其中不仅交换了属于自己的金钱，还交换了不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而时间，则是属于上帝的：
“事实上，在他出借金钱和带利回收之间，他出卖的不是流逝的时间又是什么呢？然而，时间只归上帝所有。作为时间的盗者，高利贷者是上帝财产小偷。……‘高利贷者并没有卖给债务人任何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出卖的只是属于上帝的时间。’”（P41）
正因如此，“从‘所有权’的小偷到时间的小偷，高利贷者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所有权是属于人类的……而时间却属于上帝，只属于他一个。”（P41）
有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高利贷者”为什么会被认为是罪大恶极、只能走下地狱的了，这也正是在下一章《高利贷者与死亡》的主题：
“几乎找不到任何的免罪理由，高利贷者在13世纪一直是罕见的人群之一。他们就其职业本身、基于其本质而被定罪。”（P54）
“在一切的职业当中，高利贷者是最坏的。因为它通过一切方式来触犯上帝。”（P55）
这样一来，在高利贷者和教会权力之间——也就是书名的副标题所揭示的“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之间，便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深刻冲突。而这二者的冲突实质，同样可以化约为“经济”和“宗教”两支力量所追求的标的上的根本对立——这也恰恰正是书名“钱袋与永生”的含义：
“教会和世俗权力曾经对高利贷者说过：‘选择吧：钱袋或永生。’但是高利贷者想的却是：我想要的是‘钱袋与永生’。”（P73）
为了解决这一看似不可纾解的矛盾，基督教最终采取了“炼狱”的发明以作为高利贷者在彼世的容身之地。在这里，作者又宕开一笔，不再单纯地从高利贷者的叙事角度阐释这一历程，而是提醒我们注意到在“经济与宗教”的双重变奏中，宗教内部本身也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
“然而，自11世纪末至13世纪初，罪以及赎罪的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变得更加精神化和内在化。从此以后，罪的程度依据犯罪者的意图而定。”（P4）
“13世纪，是（天上的）各种价值降临到地上的时代。……教会试图使社会秩序（外部秩序）化。……教会重新审视了这个新型的社会，一方面，它力图从与尘世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它又竭力去真正基督教化这个社会。它采取了权贵们惯常的手法：胡萝卜与棒子。”（P74-75）
所以，正是“真正基督教化这个社会”的意愿，使得基督教在对高利贷者除了“棒子”之外，同样需要“胡萝卜”的调和与搭配。——而这，恰恰为高利贷者（也就是日后的资产阶级启蒙者们）追求“钱袋与永生”的兼得打开了方便之门：
“公元1000年到13世纪，西方经历着飞跃。当人们和教会认为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简单对立已经无法容忍的时候，当条件具备以定义彼世的第三个地方的时候，一个词产生了：purgatorium。这个术语被用以指称这个终于被辨明的地方：炼狱。……它加入了我所称为宗教感情的内在化进程。”（P87）
“在炼狱中的死者，还比别人多了一个生平的额外部分。特别重要的是，他们确定，在经受了净化的考验之后，他们一定能获救，走向天堂。事实上，炼狱只有一个出口：天堂。当死者被送往炼狱的时候，最基本的东西已经被决定了。他知道他最终会获救，至迟在末日审判的那一天。”（P88）
“明显地，炼狱只是基督教在13世纪向高利贷者乍得一下眼睛。但是，也唯有它，无条件地向高利贷者保证了天堂。……炼狱的希望导向的是天堂的希望。在炼狱里待上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人们必将迈向天堂。财富和天堂：双重希望。”（P105）
至此，我们从勒高夫条分缕析而又鞭辟入里的讲述中，恍如深游般地回到了那个经济与宗教势力交错激荡的13世纪，看到了在那样一种旧秩序（基督教会）与新事物（高利贷者）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局面下双方所作出的调整、适应与最终的妥协。这场冲突最终以“炼狱”的妥协收场：一方面，使得基督教达成了对外部社会全方位秩序化的意愿，将原先对立于基督教教义的“高利贷者”们巧妙地纳入了基督教的彼岸秩序之中，从而也确立了高利贷者们在此世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凭靠；而另一方面，通过基督教会所作出的“以退为进”式的教义调整，高利贷者们的身份正当性第一次得到了基督教会的暗示性的确认，同时也使得他们免去了对于彼岸世界的恐惧心理，为日后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和资本累积打开了方便之门。韦伯曾以对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促进的研究而享有盛誉；然而事实上，勒高夫的本书或许提醒我们，“太阳底下从来就没有新东西”，“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或许不仅仅可以追溯到16世纪宗教改革后诞生的“新教伦理”，或许早已在更早的几个世纪之前的“中世纪”——通过这样一种经济和宗教之间的角力——便埋下了深刻的伏笔。
同样，勒高夫的这项研究或许对于我们当代中国的社会认知、对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观念变迁有所启示，甚至具有某种令人诧异的相似性——改革开放之初“下海创业”的那一批中国最初的资产者们，他们在当时是如何突破建国前三十年以来形成的几近宗教狂热式的禁欲主张，甚至是如何突破数千年小农经济下形成的轻商传统和保守观念的？进而，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在意识形态的掌控者——党和国家的最高层面，又是如何不断认识、审视和调整对这一批资产者或谓“经济发展”的态度的？至少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早在1978年即成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并随着80、90年代一波又一波的“改革开放”浪潮而逐渐深入人心，在1992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口号的提出，以及最终2000年“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为“三个代表”的首位要求成为执政党的自身规定，经济力量似乎一路“一帆风顺”“高歌猛进”式地在短短一二十年之内击碎了过去的意识形态观念。——然而历史的真实样态真的是如此简简单单的单线叙事吗？在这种正统叙事背后，经济与意识形态两种力量之间的角力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以及在这种复杂的角力背后，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又究竟是否发生了怎样的调整、适应与妥协？——这或许是我们今天谈论“中国奇迹”“中国模式”、重视30余年来的中国历史进程所不可能回避过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或许也正是勒高夫本书所提供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对于我们的当代思考和当下理解的某种启发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