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条道路读后感精选
《另一条道路》是一本由赫尔南多·德·索托著作，华夏出版社出版的295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00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另一条道路》精选点评：
●知识就是力量
●前半部分是经验调查，配有图片，后半部分是改革方法。具体要点在第五章法律体制的成本和意义里，作为一本进阶的政策参考书很不错。
●再说经济学家只会动嘴皮子……动起手来吓你一跳啊
●德.索托当得起1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和3个诺贝尔和平奖，下次有人对你说经济学家只会空谈不能改变世界时，请告诉他德.索托这个名字
●阐述平实朴素，读到最后发现对拉美的暴力腐败盛行有了另一个角度的理解。题眼就是重商主义。
●真正起作用的是政府官员和对开发宅区感兴趣的正规商人达成的协议 不少拥有政治影响力、经济罪案或者社会地位的人对现存法律视而不见 我们生活在经济成本很高的社会，法律提供的机会不是所有秘鲁人同等享有 非正规化活动限制技术进步：规模小，生产合作水平低；无法让技术革新收到保护 那些拒绝作出必要结构调整、政治改革的重商主义政府最终会走向衰弱，因为重商主义为 暴力和混乱打开一扇大门。 为啥我感觉中国确实一步步走在拉美化的路上，特别维尼这种坑爹的上台后！只不过改开是惯性和利益集团的形式继续向前。
●在秘鲁这样的国度都能出现如此的作品，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经济发展了这么多年，也没到有什么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经济学著作，国内的那帮经济学家真是可以跳黄浦江了。
●“从本质上说，只有付出劳动才能获得财富，只有在繁荣而活跃的市场上时刻从事劳动，让商品、服务和想法不断交流，与别人经常沟通和接触，彼此满足对方的需要，财富才能够最终积累起来，换句话说，财富是来自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不是来自单纯的拥有。”
●非正规经济的活力与困境
●序言：战胜阶级斗争思想。内容：恶法下的非法 看点：一群有组织有计划的人侵占国有土地，建立定居点，抵制政府驱逐，建学校建道路（黑社会？）
《另一条道路》读后感(一)：《The Other Path》摘记
1、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都没有清楚表达其含义。这其实体现的是国家的权力，对社会、商业、资源的控制，无论左派右派。而左右本身也是不够清楚的概念。重商主义是比较符合直觉的政策，而自由市场是比较反直觉的。
2、更合适的视角是这四个：国家权力、民粹（Populism）、社会工程（理性主义）、民族主义。各种派别是这四个角度的组合。如Communism是以社会工程为目标，以均贫富的民粹主义为动员方式，最终掌握不受限的国家权力。而Nazi以民族主义为目标，某种程度上调和了左翼的均贫富和右翼的大资产阶级。
3、宪政的诞生，不是源于个人权利和自由观念，也不是认识到个人权利的充分保障、个人自由的充分能够Unleash human potential，创造无尽的财富，而是来自权力的制衡。宪政的维系也依赖于权力的制衡。
《另一条道路》读后感(二)：法律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现实及制度学解释
除了地理学上知道秘鲁渔场外，对于这个南美的偏远狭长的国家并没有什么了解，也没听说过他们出过什么有影响力的国度，直到看到了德·索托的书，书的内容不想多言，只是谈谈个人感受。
《另一条道路》与《资本的秘密》这两本书讨论的都是同一类话题，背景也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与其解释。西方经济学家并没有提出什么有见识的观点，只是些老生常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遇到的则是无法解决现实问题，他们的观点某种意义上道出了部分原因，但提出的解决方案却一如共产主义一样虚无飘渺；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发展经济学杂揉了西方经济学和国别发展经验，在解释力上同样是虚弱的。
德·索托强大的地方在于从现实中来，依托现实中做出的种种调查来判别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再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对此加以解释，并联系到历史经验来进一步论证。他描述利马的非正规经济让我很容易联想到国内的那些无证摊贩，办事的难度与国内政治办事机构的冷脸并无二异，利益分配格局则中国现实的写照。经济学就应该是从这样鲜活的层面去做基础工作，而不是空对空。
在对历史的回顾中，作者的思想的进展也可以很容易地显现出来。西欧近代重商主义的瓦解与美国国内产权制度的确立，都是在政治运动背后的深层次经济因素，但游离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眼光之外。这些经济发展背后的因素，隐藏得太深了，以至于很少有人会花如此大的力气去挖掘出来，并大加宣传。
只是这些宣传是否真的有效果？索托执一种乐观的态度，我却不太肯定。要改变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有效地确认好的产权制度与法律制度，面临地挑战太大；而民主化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并不能太乐观，很多国家已经错过了这一机遇窗口，只能寄希望于未来会逐步改善。
《另一条道路》读后感(三)：中国城管培训推荐教材
本书和作者另一本《资本的秘密》，共同讲述的是在一个僵化的所有权制度下（秘鲁），不占有正规产权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贫民、小商贩、民营企业家，在侵犯国家正规的僵化的所有权体制情况下，建立起非法居住区，非法商业圈、非法运输线路的过程及其为国家民主建设、生产力发展、就业生活水平等带来的广泛影响。
本书，目前刚刚拜读完非法住宅区和非法商业的章节。 非法住宅区有些类似目前我国沿海的城中村，相对来说报道比较少，引起的关注也比较有限。我的祖国的非法侵占土地现象还是比较少见的，比较常见的是在法律纵容下，强势集团对土地的购买和掠夺。
不过非法商业随处可见，以学校为例，早上卖早点到晚上的黑暗， 图书馆边上卖袜子、帽子、耳机等生活用品的小商贩，修车摊等（共同特点是侵占了城市公共用地，城管永远在驱逐他们） 再往上，在秘鲁还有非法的市场（这个部分为啥非法、如何定义非法，还未看到明确解释，也还不是很明了）但是在我的祖国，这样的场景还未出现，一切商业做大后无一例外的都被招安到了体制中。
进过作者调查，小商贩站街类型的非法商业，基本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较为理想的就业途径，在秘鲁，这部分人的收入高于法定最低收入36%。想来在我们这么一个农村人口大量涌入的时期，适当放开这种类型的非法商业不失为一种调和社会矛盾的有效方式。
引起争议的方面主要包括：税收（非法商业基本不用交所得税，营业税及附加税，在秘鲁缴纳特别税收已达到政府默许的目的）、食品安全（50%以上非法商业主营出售食品）、售后服务、城市街道拥堵、公共用地的非法占用、城市卫生和体面、对正规商业的公平性（较低税负和固定成本）。
在秘鲁，非法商业从业人员组建强大的工会、行业协会组织。通过游说政府，纳特别税，行业自律，打扫城市卫生等，获得政府及普通市民组织的妥协。从而在街道上发展出了远超过正规经济的成果。虽然潜移默化，但是一步步坚实平和。
不幸的是，在我的祖国，结社、工会等一切群众自发组织都是非法的。 弱势群体很难被团结起来，并获得应有的政治影响力，非法商业往往只能通过躲避、贿赂等方式发展。非法商业从业者，占有并通过艰苦努力使其得到升值的公共用地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因为下一个非法商业从业者可能毫无约束的占有前者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黑社会组织又时也不失为对于没有组织的一种补偿，并会产生出正社会效益。
在这样的情况下，将城市管理人员，从打手、洗劫者变成 组织维护人员、卫生管理人员、税收监督人员，收取税收用于发展公共事业和人民福利。即使在这样的团体中，建立党支部，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也是比目前要好的政策。 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放下对农村务工人员的排挤以及对于城市可笑体面的盲目维护。 而我们得到的将是繁荣的经济和平滑化的矛盾。
政治协商其实是一种折中的方式，在目前制度状态下，可以承认拥护GCD的绝对领导，但是起码能够让我们以一个集体的状态和其进行协商，尤其是需要能够代表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力量。
：读到现在，越发的觉得所谓的所有权制度，是并不完美的。永远不能让一个个人、组织占据过多的社会资源。（因为占据资源本质上来说是不人道的）产权制度的初衷是为了触发并保护人类最为邪恶的自私本性，从而使得全体人类的更好福利。但如果其结果是使得，一个人出生之时便成为一无所有的奴隶，那么这一制度必然是走到了初衷的对立面，是应当修正或者废止的。
《另一条道路》读后感(四)：一本很有趣的书
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上个世纪80年代的秘鲁。当时的秘鲁，整个国家像被笼罩在乌云之中。一方面经济发展缓慢，法律和政策没有帮助最底层的民主，而是把他们排除在外，广大人民群众感觉自己被隔离。另一方面与政府为敌的“恐怖组织”—光明道路趁机起势，引领8万名追随者与国家抗衡。其亦被称为西半球有史以来最血腥、最残忍的游击队组织，并与红色高棉相提并论。光辉道路认为可以利用和操纵人民的情感，颠覆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联想近代中国，当时国民党统治的中国风雨飘摇，我党异军突起，引领广大劳苦大众对抗国民党。但是不同的是，光辉道路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秘鲁有以德索托为首的自由与民主学会。德索托意识到要通过法律制度的改革把最底层的人民纳入国家和社会体制当中。通过这一努力，可以从根本上剥夺光辉道路业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就好比作为一名律师，你不需要说服对方的律师，说服对方的律师是没有意义的，你只需要说服法官或者陪审团。
书中最有趣的事情也是让人看了最兴奋的是：移民如何侵占国家的土地（因为侵占国家土地，没有人为了国家土地跟你玩命）。书中用了很经济学的口吻：他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通过自发的方式，促成了国家的财产和权利的再分配。
侵占的过程，书中写的很有画面感，让人有点忍俊不止，我是一天的晚上看到这部分情节，立马困意全无。一群农民，准确的说是一群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来到城市，没有人接纳他们，他们只好自谋住处。于是便有一次次的暴力侵占，首先是密谋，有时他们也会邀请“职业侵占者”，选定目标土地、起草方案、划分各自未来的居住区域，并规划好社区配套，比如学校、卫生所、管理机构等。
做好上述准备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侵袭就开始了，侵袭日一般选个好日子，城市成立周年纪念日一类的，侵占者从100到4000人不等，他们会来到事先约定好的地点，也不知道咋约的，那时也没个微信。随身会带上竿子、草席，进入那块选好的土地后，竖起无数面秘鲁国旗。是不是很有画面感，他们想表明我们不是犯罪，是被迫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而实施的一次爱国行动。紧接着纠察队就会用石灰粉划出标记，并且圈围起来，几小时内，他们就划好一块一块的地皮，在每块地皮上用草席搭建简陋的房屋。与此同时，公共厨房、临时托儿所出现，照顾侵占者和幼儿。一旦土地到手，街道上的小商小贩立刻就会出现，提供食物、房屋建筑材料。如果警察这时出现，妇女儿童会站到前面，以便唤起市政当局的同情。分工何其明确且有效，组织何其清晰而严谨，让你不敢相信他们是一群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
记得《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谈到，为什么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中央集权的组织：1.解决陌生人之间的冲突2.随着人口的增加，共同决策越来越难3.经济上的再分配4.空间上的再分配。
分分钟说明这种自组织行动的合理性，相反很多科幻电影中描述的情节就变得扯淡，什么某种病菌泄露，全世界陷入无政府主义，弱肉强食的恐慌之中，一点都不科学。
在整个侵占活动结束后，他们选举出的管理机构对外会马不停蹄同其他移民组织、同市政当局谈判商量：这山头已经归我了啊。然后对内分配土地、人口普查、完善内部的选举机制。如此获得土地的方式有点奇怪，但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秘鲁超过60%的土地都是以这样的方式从国家的手里完成转让的。不了解秘鲁这段历史的朋友可能会奇怪如此的转让方法，难道就没办法以正规渠道获得土地和审批吗？答案是可以，但是成本是巨大的，书中提到，要获得审批、开发、建筑许可等一系列的手续，需要花费83个月，也就是近7年的时间。这也就是出身低微的农民为什么以近乎非法的方式获得土地的原因。有时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以经济学的视角来解释很简单，如果大家都不惜冒着违法的罪名在实施着侵占土地，商业贸易的活动，那一定是维持正规活动的成本太高。
全书始终在强调公民个人的财政权，作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所有权，它是构成所有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潜在基础。所谓财产权，是国家给予所有者不可剥夺的，具有排他特征的授权。如果国家没有有效的维护公民的财产权，公民就无法放心的对财产进行投资。
一个每天都能够发布大约110条规章的国家，在任何时刻有可能改变游戏规则，其不确定性让任何一个秘鲁人都感到迷茫和困惑。财产权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使拥有这种权利的个人或集体受益，而是使他们产生更大的动力进行投资，从事更大规模的生产、发明和创造。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更多的盈利。
秘鲁自始至终始终在运行的是这样一套重商主义的体系，简单来说是国家把全部财富当做一次庞大的资本，根据利益相关方再分配。政府不允许消费者自行决定，他们应该生产什么，而是把选择权垄断。它在本质上仍属于农业社会，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市场经济是通过一种恰当而合理的法律体制，可以使资源和财富得到增长和提升。这是一种存量和增量的思维模式，旧有的秘鲁法律唯一的目标就是把存量的资源、权利、财富实行再分配，它只服务于当权派和与当权人物有密切关系的人。却不会通过理性、公平的法律制度，增加这个社会的创造力和生产力。
这就是目前秘鲁所在走的这条道路，那么书题的“另一条道路” 究竟路在何方呢？卖个关子，大家可以读读看。
《另一条道路》读后感(五)：秘鲁的昨天，我们的今天
城管打人的新闻早已见怪不怪，对那些被殴打、摊位被查收的小贩，我除了同情，也有感叹，在中国，连做点小生意居然也要承担这么高昂的风险。被城管殴打、拘役、处以罚款的可能性等等都可以算在摆路边摊的交易成本当中。不过，假如一个成功的路边摊小贩通过努力租下一间店铺，他的经营活动会比以前稍微有安全感一些吗？恰好相反，找他麻烦的人会越来越多，工商部门、税务部门、消防安全部门等等都会找上门来。假如这个人运气够好，又赚了一些钱并且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那么，来找他麻烦的人只会越来越多，日后的交易成本会越来愈高。最后，当他做成知名企业，政府自身甚至会找上门来进行权力寻租。种种交易成本相叠加，其实远大于这个人当初在街上摆摊时被城管殴打和罚款所付出的代价。
这样的情形让我想到了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在《另一条道路》中所描述的上个世纪后半叶的秘鲁。这本研究“地下经济”的名著讲述了秘鲁城市化的进程中，新移民如何在短短数十年时间内成为城市非正规创业者的故事。德？索托笔下的秘鲁，与我现在所生活的国家似乎有几分诡谲的相似。比如，它们都在不同的时空里主动或被迫地经历着城市化的进程，失去土地的农民蝗虫般涌进城市，他们和城市原本的就业人口都面临生存问题。但是，就业岗位如此之少，以至于大量无法充分就业的人们不得不进行“法律之外”的经济活动，于是，流动摊贩、无照经营、占用公共土地等等现象络绎不绝……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然而，当佳人不做贼就吃不上饭时候，做贼之举亦可被我们理解。德？索托在书里为“非法经营者”们辩护说：“他们的‘非法’活动，并不是蓄意要与社会作对，或者从事某些犯罪活动，而是想通过特殊的方式和渠道，去实现某种合法权益。事实上，从经济学的角度说，这些移民从事违法生产和经营，甚至比他们遵守法律更有价值。”德？索托先生并不是要鼓励创业者与现行法律过不去，他的意思是说，民间的非正规商业活动，不但养活了这些移民，实际上也为秘鲁经济带来了活力。据统计，秘鲁的新移民接近一半都在从事非正规的经济活动，其创造的价值竟然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8.9%。也就是说，在秘鲁这个国家，守法的经营者，反而成了经济上的“非主流”。
但为什么非正规经济，或者说地下经济的规模会在秘鲁如此庞大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当我们发现有一个人“违法”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个人会被我们视为“恶人”；但是，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甚至所有的人都在“违法”的时候，我们却不会认为所有人都是恶人，而会认为这个国家的现行法律是“恶法”。更何况，秘鲁的初级经营者们的种种“违法”举动，其实是为了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当一个国家的居民必须用不合法手段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时，这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问题之严重，不必多言。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秘鲁的创业者和经营者们，处于一种“被违法”的状态。当年德？索托率领的“自由民主学会”做过一份统计，秘鲁政府的官僚系统腐败且效率低下，如果要开办一个普通的正规厂房，行政审批手续大概需要等上10个月时间，损失的纯收入为1036美元，加上审批程序的花费，差不多是当时最低工资收入的32倍，期间十余次还得面对官员索要贿赂的要求，而如果要求秘鲁的市政当局批准一块合法的土地，平均要花上6年零11个月的时间，哪个创业者能等这么久？而且，为了维持“正规”的经营状态，一个小型企业不得不使用大约相当于税后收入的三倍资金用来支付税费、法律成本以及公共设施方面的成本。换句话说，在秘鲁搞“正规”企业，交易成本实在太高，赚不了几个钱。“矮锉穷”的小本经营者们选择走上“法外人”这条道路完全是给“逼上梁山”的。
提及法律，必提及政体。众所周知，秘鲁过去是一个军人干政，但也拥有民主体制的国家。然而，民主政体并没有为最有需要的人带来实惠。这听上去有点反常识，但仔细一想，其中也有说法。秘鲁虽有民主之名，却缺乏民主之实。德？索托说：“在秘鲁，99%的政府决定，都是来自政府的行政机构，他们未经公共咨询或举行听证会，就把财富进行了再分配。政府机构完全有权通过立法来决定这种分配，而不是在议会或其他机构中进行讨论。”军人政权所遗留下的各种利益集团以及腐败恶习，造成了这个国家立法程序的“非法化”，而法令咸出于政府而不是民选立法机构，这样的立法过程，必然使得法律成为政客和利益集团的“内部决策”。自然，如此诞生的法律根本不可能是从穷人和底层的利益出发，而更像是利益集团内部分蛋糕的一份“说明书”。
当然，世界上所有的贫穷国家都很熟悉一个词：扶贫。从中国到非洲概莫能外。可以说，哪里有贫困，哪里就会出现政府扶贫的身影。但问题是，一边用扶贫来做政绩，同时却又层层设卡，把人们致富的道路堵死。这样的行为只能解释为恶棍行为。如果还要为这样的行为寻找一个法律依据，那么此法律体系必为“恶法”无疑。不过，德？索托认为，“坏法律体系”带来的问题远不止于此。最糟糕的情况是，它会让人对政府失去信心，失去奋斗的动力，进而让社会分崩离析。因为这种体系让人们意识到，财富不过是某种政治交易的产品，而并不是劳动所得。这个时候，人心思变，社会阶层会出现难以弥合的分化：一部分人选择直接从政府那里捞到一些好处，而更多的人选择避开现行的法律体系。当法律无论在哪一个社会阶层眼中都不再具有权威性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一个靠潜弱肉强食法则和潜规则支撑的丛林社会。
秘鲁的昨天，会让人想到中国的今天。但不想还好，一想到这里，笔者更是悲从中来。我们的今天说实话还不如秘鲁的昨天。虽然在行政上无比官僚，但秘鲁好歹有个民主体制，这是起码的保障。并且，首都利马的小商贩从很早开始就组织公会性质的商贩联盟，民间的左翼对抗组织更是不计其数，这也很符合南美国家的老百姓自古就有的“对抗”传统。来自社会各方面所施加的变革力量，让秘鲁的前景在德？索托笔下并不完全显得悲观。但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比较关心的是我所在的这个国家情况如何。说句实话，我实在高兴不起来。《福布斯》杂志曾做过一个评估，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后的非正规经济规模一直维持在总体经济的50%左右，而中国非正规经济的规模据估计只会比俄罗斯更高，当然，更是远远高于秘鲁了。问题其实很严重，但人人都选择视而不见。
假如有人写了一本中国版的“另一条道路”，其中会做出什么样的论述呢？很遗憾，我还没有读到这样的书，但我从数量庞大的城管和公检法执法人员，完全可以感觉出这趟水有多深。因此，不能再往下写了，以免被跨省。末了还是说两句建设性的话比较稳妥，比如：我乐于见到未来的中国能变得和80年代的秘鲁一样，经济上破是破点，但至少流动商贩们还能成立工会、穷人还能想辙自建运输公司。别骂我媚外，其实这对我们来讲已经算是莫大的进步了——尽管秘鲁让德？索托批了个体无完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