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读后感精选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是一本由［美］理查德·拉克曼 (Richard Lachmann)著作，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3.00元，页数：4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精选点评：
●信息密度太大，加之欧洲史知识极度贫乏，每天只能推进10页，读了快仨月...精英斗争理论其实比较容易滑入tautology的陷阱中，Lachmann很大一部分精力感觉都在处理跳出套套逻辑的问题；对精英斗争视角下的权势转移和约束研究的解读很精彩，但最后有几部分滑向了产权问题的解释，这都是North等经济学家玩儿滥的，有点失望；但对各精英集团行动逻辑的分析还是大开眼界。感觉作者受到了Stinchcombe的很大影响，重动机、趋势、型构，轻结果、后果，用短期的目标来解释长程的unintended consequence...全书反思Tilly，倒数第二章分析Weber新教视角的弱点，但两年之后Gorski《规训革命》算是全面反扑~~眼下Tilly书刚出中文版，《规训革命》也要出中文版了，可以对着读了
●Lachmann最重要的著作。翻译也许多有错讹，还请各方家指正！
●变化大多取决于精英集团的内部博弈，而非精英集团与被统治阶级的斗争。
●只有英国的第一次斗争——宗教改革——极大地而且永久地影响了精英统治的结构 从1640年到1689年英国的斗争仅仅是承认了已由宗教改革触发的精英和阶级关系变迁（结论部分）像纵向绝对主义的法国 宗教改革后不曾有一个独立的阶级 并且各个精英层都被吸纳入‘‘体制’’ 最后由国王做仲裁
●在文风、立意等方面与此前所说的failure by design那本书有一点像，但是这本书就可以登大雅之堂，因为写作与数据处理、例证选择等方面看起来便是用心之作……我这么写才不是因为这是复旦出版社的呢……
●Tips: 如果觉得此书难读，可以先读作者发表在ASR上的论文 Class Formation without Class Struggle: An Elite Conflict Theory of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偷懒的话，我日记里有此文的笔记。力争一年内可以写一篇比较完整的书评。#Flag# #推广导师#
●有点繁琐，稍不注意就困在证据之中了。
●确实是一本了不得的著作！而且作者最终非常合理地将整个社会及生产力的划时代转变归结为生产关系或者阶级关系的变革（虽然根本没有论证，因此成了本书最弱的一个环节），并没有用自己的精英斗争理论强加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之上，对构建出理论所应用的解释对象有相当的见识。
●不讲阶级斗争、生产力关系变革的宏大叙事，历史发展的动力就要回归到具体的矛盾扩展中去，拿“精英阶层”的奋斗来讲故事，就如《纸牌屋》或《绯闻女孩》说的都是些中产或上层人物的发家、日常八卦史，跟听书看戏类似。那些不肯安分的仍然要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历史大体如此。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读后感(一)：zhanz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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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读后感(二)：作者介绍与推荐语
理查德拉克曼：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SUNY-Albany）社会学系教授，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社会学和历史比较社会学，是北美比较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即以“精英斗争理论”成名，对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等等大家的理论做出了重要补充和修正。本书是他的代表性著作，曾获美国社会学协会2003年度杰出学术著作奖和2002年巴灵顿•摩尔最佳图书奖。此外，他的著作还包括From Manor to Market: Structural Change in England, 1536-1640 （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1987），State and Power （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What Is Historical Sociology？（Polity 即出）和First Class Passengers on a Sinking Ship: Elite Privilege and the Decline of Great Powers, 1492-2010 （Oxford即出）。
译者简介
郦菁，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社会学系博士，现任复旦大学政治学系讲师。曾师从本书作者拉克曼。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
维舟，原名沈茂华，毕业于厦门大学，上海著名书评人及自由撰稿人。
徐丹，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师从本书作者拉克曼。主要研究方向是组织理论和发展社会学。
封底
“理查德•拉克曼像是把大拇指插在背带裤里，昂首阔步地走在历史社会学的大道上，挑战他遇见的几乎每个人。他充满智慧地迎战，许多对手被迫鼻青脸肿地退下。赢家、输家和观众最终都从拉克曼关于欧洲在一个漫长而关键的时段如何完成社会变迁的大胆探索中获益”。
——查尔斯•梯利，哥伦比亚大学
“理查德•拉克曼的《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对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研究高度原创、分析精辟。该书并非是用新瓶装旧酒，而是扎根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精英理论，并进行了全新的综合。拉克曼以引人入胜、深入浅出的方式将这样分析方法运用到一系列关于中世纪和近代欧洲案例研究中，形式多样、令人信服。任何对社会变迁的宏观历史过程感兴趣的人都应该研读这本书。”
——艾瑞克•俄林•赖特,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拉克曼这本令人期待已久的专著是一项重要的学术贡献。他延续了韦伯的传统，并进行了大量原创性的研究，为那些在15到18世纪欧洲开启了经济和文化巨变的社会变迁过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全新解释。所有对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都应该阅读《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
——罗伯特•乌斯诺，普林斯顿大学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一书的广度远远超越了它宏大的标题，然而本书最出彩的是它在趋势、数字和微妙细节上一贯的精准。本书集中审视了欧洲过去几个世纪内一系列不同的主体和他们的权力机制，包括城邦、帝国、民族和行省，也包括农业实践、庄园法庭、货币体系和贸易。”
——哈里森•怀特， 哥伦比亚大学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读后感(三)：历史是在无意中开创的
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的起源一直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最重要使命之一，原本就是解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又为何发生、到底发生了什么。对此，有人认为是某种重要的“大分流”起了作用，有人认为是欧洲的殖民掠夺和军事优势，也有人强调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另一些人却又持相反意见，认为不是清教徒式的勤奋节俭，而恰恰是奢侈才催生了资本主义。令人遗憾的是，历史总是只能发生一次，人们无法通过控制变量来重复实验以验证自己的假说，但各家都有一点隐含未言的或许是：对最早的现代人来说，他们是在无意中开创了历史，当他们那么做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创建一个现代社会，大概更无从预见自己将被看作是“早期资产阶级”，他们只是在自身的社会结构位置上、根据其所在社会的动力行事而已。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
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但可以充分激发人们的想像力，也是逻辑思辨的精彩呈现——因为它是一个涉及到如此多复杂因素的问题，以至于任何一种理论解释可能都难以全面地把控全局，这就使不断往复的批评辩驳成为可能，从而激发出新的思考。社会学研究常是共时性而非历时性的，仿佛其研究的社会形态是无历史的，但在这一重要问题上，深入的历史分析是不可或缺的。在本书中，理查德•拉克曼在分别讨论西欧各国的早期资本主义时，都必先概要地回顾学界的各种主要理论解释，指出其解释力在哪里、其缺陷又在哪里、有哪些是这一理论所未解释或无法解释的；这一番梳理，其实也是在说明他的“精英斗争”理论何以成立。
或许不妨这么说，“精英斗争”理论的解释力，正在于其对原有理论缺陷的批评。在拉克曼看来，那些往往都太强调某个单一的客观主导因素（如新教伦理），而忽略了驱动这些变化的社会动力的结构性分析。不必说英法荷西各国都有不同的经历和道路，即便在一个国家内部，也常常存在着极多的差异，这又岂能以“新教伦理”或“个人主义”这样模糊的界定来解释？在他看来，之所以存在这些差异，以及各国之所以走上不同的资本主义道路，说到底都是由其内部精英斗争的动力结构所塑造的。
“精英斗争”并不是一个新的历史现象，可能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一直存在，因此这就不可避免地比“新教伦理”假说更强调资本主义诞生前后历史的延续性而非断裂性。确实，被认为早期资本主义典范的意大利城邦，其“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与中世纪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理性”也并非是宗教改革之后清教徒的专利，中世纪的欧洲人在盘算自己的利益时一样理性，只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理性决策与后世信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者不同：例如，处在当时佛罗伦萨任一公民的位置上，他都显然会认为，理性的决定是继续保持与教皇的特殊联系，以捞取政治上的特权来保护这个城邦的繁荣，而不是抛开这些创建一个纯粹资本主义关系的经济秩序，因为前者明明能更轻易地获取更多稳定的好处，更何况当时的人们也无从想见一个“纯资本主义关系”，那是后人时代错置的想象。
问题在于：何谓理性？如何才是理性的决定？在股市暴涨的时候将大部分积蓄买股票以获取利益，在短期内看来也是“理性”的，但如果不幸遇到熊市乃至崩盘，这就成了非理性的投机行为。历史上的行动者也是如此：他们看到并抓住面前的机会，但并不能预见由此而来的一系列后果，这些后果常常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英国亨利八世的改革就是典型的案例：他竭力打击教会，没收其财产以酬庸自己政治上的追随者，随后的君主又渐次削弱大贵族和大地主的力量，这一系列举动原是为了建立一种绝对主义的权力结构，但却打破了原先的权力制衡，造成中小地主在地方的崛起，这些人由于数量太多而难以收买，其权力又更基于地方，结果当议会派与国王起冲突时，英国内战就此爆发，王权也一度颠覆。
因此，拉克曼在阐述西欧近代史上的这一巨变时，更多地强调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因果链条具有巨大的偶然性——概言之，人们是不由自主地、有时甚至违背自己初衷的情况下无意中走向资本主义的。人们并非一开始就有某个蓝图，而只是在应对眼前的挑战，但其积累的效果却是打开了全新的局面。这可以很好地解释各地的种种差异，承认了“资本主义”是个复数（正如“民族主义”也有种种不同道路），也解释了其各自的弱点所在——比如，为何意大利城邦和荷兰未能延续其辉煌？答案是：一度给它们带来成功的那种精英之间关系的动力结构，最终也束缚了它们，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么说来，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的起源，是自发形成的某种“变异”造成的偶然结果，并不是谁预先计划的，因为在那么复杂多样的斗争中，谁都无法预想到其合力造成的结果会是怎样。这似乎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政治秩序上也有着“无形之手”促使人们走向新的世界——那只“无形之手”或许就是这一变化背后的社会结构（或拉克曼明确宣称的精英结构），是它决定了社会变化的动力构造；从全书宗旨来说，其分析的重点也更多地落在“结构”而非“偶然”上。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那么，既然精英斗争并非一个新的历史现象，那么为何恰是在这一时期的精英斗争才最终造就了资本主义？对此拉克曼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或许可以说：因为仅在此时，精英斗争的结果才为资本主义准备好了其得以生发的社会土壤。
虽然这谈的是西欧，但对于反观中国历史也不无启发。所谓“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原曾是显学，至今仍书写在教科书上，对此的争论也从未停歇，但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某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痕迹，事实上是对某些“现象”的观察，而缺少对社会内部形态以及这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动力结构的剖析。西欧之所以能产生这些精英斗争带来的变化动力，原因在于罗马帝国崩溃后已不存在一个一元的权威结构，意大利城邦的自由与繁荣，本身就奠基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教皇之间斗争所造成的缝隙之上。这就像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历史上往往倒是在分裂时期，个人自由、地方自治和地域开发出现大发展，这是在铁板一块的时代所难以得到的。很难相信，明清时代的社会结构，能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持续的变化动力。
当然，任何理论都很难是完美的，“精英斗争”理论更多地强调了行动主体的无意识性，而淡化了他们的自觉性。它很好地解释了西欧各国的不同道路，但由于是分别叙述，给人的印象仿佛它们是在封闭的世界里各自孤立发展的，其动力完全源自本国本地区内在的结构，而不太强调某些普遍性的因素以及各国之间互相的交流与影响，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或许反倒是外在的压力或影响才带来了变迁的动力，因为“精英斗争”中，外国精英有时也可能是其中一方。
他的理论对话也基本是面向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但有时人类学家的意见或许也值得参考——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曾提出，理想型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那种纯粹的利益交换领域，乃是一种现代发明，人类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原应是深嵌入文化序列中的一个领域。照此看来，本书中所讨论的许多早期资本主义者的行为就很好理解了：无论是寻求教皇特权还是将自己的资本“再封建化”，意大利城邦的人们没有将“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分化且自我规范的领域，原本就没什么错。不是说了么？他们是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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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误：
.62：在《中国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India[1916] 1964）和《印度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China [1916－17]1958）中：按原译无此误
.74：筑固：巩固
.86：在从属到独立的谱系中：原译作“连续线上”，或可作“光谱”，“谱系”则误
.119：在各个公国（duchy）中：原译作“这个公国”，因仅指佛罗伦萨
.197：因为那会他们既有的收入和权力构成竞争：“那会”之后应加一“对”字
.318：亚里斯•戈德斯通（Areas Goldstone） （1988，p. 290地图）把土地按质量分类：查原文Areas Goldstone (1988, p. 290 map) classifies as possessing similarly good soils variously，”areas”是classifies的宾语，并非其名为“亚里斯”
.351：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管辖的地区掌从：“掌”字下漏一“握”
.352：天主教兵团（Catholic Ligue）：应指“天主教联盟”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读后感(四)：第八章 结论
最后总结一章。贴在这里以飨读者。
第八章 结论
创建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不是远见卓识、宏图雄略、或者有强迫性偏执的清教徒。非精英（的社会群体）和精英一样都很理性，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知道当自己受到敌人威胁的时候，他们可以准确地评估各自的实力，他们基于冷血的政治考虑来选择盟友，而不拘泥于情感或者传统。在谨慎的精英们企图保留既有的特权和权力的过程里，近代欧洲早期的新型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逐步发展起来。
在整个中世纪，大多数的欧洲精英觉得再生产自己的社会地位是很容易的。战争、饥荒和人口危机可能会消灭精英个人和他们的家族，但是他们作为统治者、封建巨头（magnates）、封建领主（seigneurs）、教士或者资产阶级的地位仍会继续下去，并被现存精英中的旧成员或者新添成员继承。在中世纪的欧洲，个人和家族的流动实际上对社会结构毫无影响。对于中世纪社会分层和人口学的研究，可以帮我们洞悉当时日常生活的特征，并揭示社会再生产的基础。若要找到社会转型的原因，我们还得另寻途径 。
城市——以及在“城市氛围”里发展出来的社会群体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哺育出日后统治欧洲以及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大多数城市仍在皇家或贵族特许权下发展，并依赖于此。城市给农村贵族和教会提供奢侈品，又被迫把财富分给他们的上级支持者和保护人。意大利北部城市是特例，由于诸多强权彼此竞争对它们的控制，因此这些城市并不受制于一个统治者。那一地区的城市取得了真正的自治，并最终获得主权，创造了一种新形态的欧洲政体。
当（城市）贵族们在彼此之间的斗争、以及与企图重新控制城邦的大国斗争的过程，开始“向下”寻找盟友，精英冲突在北部意大利地区就发生了全新转折。单一的精英群体最终在大多数城邦之上建立了霸权。那些新产生的精英群体——例如以美蒂奇为首的弗洛伦萨“新人”，现在受制于自己夺权过程中对非精英盟友做出的让步（主要是对行会）。这些让步、再加上文艺复兴时期经济落后贫穷的欧洲的小规模消费者市场，把意大利的农业和制造业限制在高利润的奢侈品上。意大利精英通过重新封建化自己手中的土地、官职、债券和市场，来最大限度地保证政治上的安全。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邦国家没有为建立国际化的帝国提供资金积累，也没有成为农业或工业资本主义的鼻祖。
意大利北部之外的西欧地区在宗教改革的余震里，因不同精英群体之间的冲突而动荡不安。宗教改革是欧洲历史上的关键转折，但却不是由于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提出的理由。新教教义并没有刺激产生任何心理的或意识形态的条件，或者一种新的行动模式。相反，宗教改革扰乱了既存的精英结构和阶级关系，通过开放竞争机会唤起了对旧信仰体系的怀疑。精英们相互挑战，争取控制教会的财产和权力；而在欧洲各社会阶层的人面前摆着一系列的选项，他们可以选择要相信谁、相信什么。
近代欧洲人面对竞争，更多地是恐惧，而非机会主义。精英们几乎总是反动的，寻求保存他们的土地权力、司法权力和官爵。非精英的群体也同样积极应对那些威胁他们生存和社区的变化。非精英的群体可能表露出激进的或者乌托邦的目标，但是他们行动谨慎；只有当精英群体表现出分化的趋势，或者看起来正忙着对付国内外的敌对精英时，非精英才会挑战统治阶级的特权。
精英分化并不见得最后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或者民族国家的产生，意大利北部城邦的发展轨迹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在导言里指出：从精英斗争中得来的权力是过渡性的，除非它嵌入了生产关系。我们对意大利城邦国家、西班牙、尼德兰、法国和英国的研究支持这一根本假设，并且提出如下命题：若精英成功免除了来自敌对精英和非精英的切身威胁，那么他们采取的策略就决定了（精英）冲突会对生产关系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
斗争和结构变化的连锁效应往往持续很久，没有谁可以预测或者控制他们行动的最终效果。英格兰和尼德兰的转型相对是比较快的 。在英格兰，一系列冲突开始于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随后在内战期间得以解决；而尼德兰精英起来反抗西班牙统治并且巩固了他们的国内霸权， 这两个过程分别都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当亨利八世、英国乡绅和每一个尼德兰城市的寡头们在制定计划和实现目标的时候，这些群体里没人能预见这些行动会对其自身、或者给其几十年、上百年后的后裔们带来何种后果。谁也预计不到他们出于政治目标的行动带来的经济效应。
尼德兰的精英斗争创造了一个相对刚性的社会关系的结构，使得尼德兰商人可以占领和殖民美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因为当时他们“并没有”其他对手。十八世纪的尼德兰精英团结、社会稳定，这保证其社会结构不至因回应英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而改变。每一个持久存在的尼德兰精英群体都根深蒂固地嵌于其制度位置，因而他们有能力阻止革命，哪怕在十八世纪，自吹自擂的尼德兰体制日益已经显出疲态，在国际贸易或国内制造业上都不敌正在崛起的英国。
英国乡绅创立了农业生产关系的新制度，我们事后意识到这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乡绅们破坏了农民的土地权利，创立了一支工薪劳动力大军，他们因此在反抗国王和教会的斗争里获得策略上的优势。乡绅们并不知道新的生产制度会比旧的更有利可图。确实，小自耕农和商业佃农——而非乡绅——在推动农业生产力进步上做出了主要的创新和投资。但是，土地所有者夺走了务农者的所有努力和远见产生的利益，因为当旧有的封建结构被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撕裂的时候，精英斗争产生了新的危险和机会，乡村精英及时应对，取得了对土地的绝对控制。
在我们讨论的这五个国家里，西班牙和法国暂时居中。从宗教改革点燃宗教战争到拿破仑终结大革命，法国的这段时期跨越了三个世纪；西班牙的本地精英们被吸收进入一个伊比利亚帝国，随后成为跨欧美两大洲的哈普斯堡帝国，这个时期也一样长。而意大利的斗争从欧洲强权相互竞争、促使意大利城邦寻求独立开始，到所有主要城邦权贵的权力制度化之后，足足历经了五个世纪——这是我们之前的章节检视过的案例中最漫长的。
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精英斗争进程里，经济转型的可能性很早就被排除了。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旷日持久的斗争对经济制度影响有限，因为贵族一开始就不得不对行会做出如此之多的让步，他们也从来没有力量在自身霸权不受挑战的情况下去挑战行会的特权。西班牙经济转变得如此之小，是因为统治精英在取得他们的伊比利亚帝国和欧洲帝国的过程里，也没有打乱本地精英们攫取资源的既有制度。当各个本地精英群体被吸收进入哈普斯堡帝国的时候，他们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都得到加强。西班牙征服美洲深刻影响了生存在那里的印第安人和被带去的非洲人和欧洲人，但却没怎么影响西班牙本国的政体和经济。
法国是所有个案中变化最多也最为复杂的一个。其中，在数种精英之间展开的封建斗争，逐渐让位于日益扩展成为王权国家的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竞争。法国不同于哈普斯堡帝国，那里的精英们和各阶级被原封不动地吸收进一个征服性的政体，而法国的精英们在取得新官爵和新的特权的时候，是分散分批地进入国家的。法国的官爵和特权一个时期一个样。与前一批取得相似官职的人相比，每一组新进的官员都得到一套多少不同的职务和油水。最关键的是，新的官员和新的包税人不断进入国家之后，会影响之前所有既存的职位，这在完整吸收既存精英的哈普斯堡帝国那里情况很不一样。不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弗洛伦萨，精英和行会能够长期保住自己的权利，法国的官员无法避免自己的特权和权力不受新的官员和敌对的精英的瓜分。也不像尼德兰的寡头及其家族在十七、十八世纪制定了所谓的“对等契约”，法国官员没有办法如法炮制阻止新官职的创建，或者阻止进一步扩增瓜分现有官职的人。
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里，精英之间的关系流动不居，因为极少有精英有力量把他们的王室官爵和挂名官职扎根在生产基础之上。十八世纪的法国，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关系不像在美蒂奇统治的佛罗伦萨那样固化。但是极少有精英有力量控制土地、或者从农民那里榨取可观的收入；或者能够不依赖国王赐予的国家官职和特权，而从制造业、商业和金融投机中获利。随着国家的发展，他们的官职和特权也在变化，而精英对于收入和生产资料的控制也受到挑战。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对精英和阶级关系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恰是因为旧制度中的精英丧失了直接从农业和工业生产中攫取剩余的能力。到十八世纪的时候，大多数法国精英都沦落到在精英集体通过国家攫取来的财政收入里分一杯羹。一旦国家在大革命中受到农民、无套裤汉和资产阶级的挑战，旧精英就无法延续或者重建攫取剩余价值的组织。那些精英们也就丧失了他们的精英属性。
法国大革命摧毁了一部分精英，并在创建新国家之时推举另一部分精英上位，因而对阶级关系产生了剧烈影响，虽然其深刻程度不及英格兰在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到内战的一个世纪里走向农业资本主义的巨变。我们对英国和法国的比较说明了结构和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最流动不居的结构（法国）并不必然造成最剧烈的转型。英国有简单结构和更清晰的精英斗争和阶级斗争战线，却产生了本书所考察的时代里最剧烈的转型。
现代欧洲早期的社会变迁是一个意图和结果之间不对等的故事。行动者们几乎总是意图保守，想要保留或者试图扩张他们的既有地位。但他们的行动通常收效甚微，计划时常落空，而他们的敌人通常能够化解大部分的挑战。精英和非精英的群体很少能够实现他们想要的具体而短期的目标。更加罕见的是，行动者能够触发或然的精英斗争和阶级斗争，开启一连串长期的连锁进程，从而转变了社会结构并创造出新的、意料之外的生产方式。
精英斗争在各种情况下都是推动结构变迁的明线。考虑到精英斗争在因果关系中的首要性，我们可以得出关于社会变迁的一般性的社会学结论，进一步超越了本书所讨论的特定、虽然是十分深刻的转型过程。我将社会变迁研究概括总结为以下四个领域：（1）非精英行动者和革命；（2）地缘政治和世界体系；（3）意识形态和文化，以及（4）行动者的社会空间。
非精英行动者和革命
精英斗争会动员非精英群体，并且将决定性地形塑了革命群众行动的结构性后果。非精英和精英一样，不会自取灭亡，而是试图搞清楚社会结构和冲突，从而决定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社会动员才会有效。非精英和精英一样，可能会误读社会结构，从特殊的本地情况出发误判普遍的政治机会。所有的行动者——精英也好、非精英也罢——通常不能看到：在复杂社会结构中，精英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会导致非意料的、他们本身不愿看到（或者个别出乎意料但令人惊喜的）的后果。
当非精英找到一个他们可以与之联合的、拥有结构上有力位置的精英群体的时候，他们最有可能持续斗争并达到目标。当一个精英盟友很弱的时候（就像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之后的教会），其非精英盟友的反抗虽然激烈但被孤立，也因此很容易被击败（比如1536年英格兰的圣恩巡礼（Pilgrimage of Grace in England) 运动），要不就是反抗缺乏组织，故而即便群众基础广泛也不易奏效（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各式各样的平民暴动）。
只要精英和群众力量的联盟能保持团结，并持续在一段时期内调动资源，那么精英就会成为有效的盟友，帮助维持群众行动。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就属于这样的情况：精英（乡绅和资产阶级）都面临被消灭的威胁，并且都有资源动员非精英力量，因此将革命斗争持续了数年。梳毛工起义和投石党乱则是另一种情况：精英们感到自己受到威胁，但是动员群众力量会削弱他们内部的团结，无法聚集足够的资源应对革命的威胁；这样一来，梳毛工和投石党就没有联合，而是被重组后的多精英联盟所镇压了。
推翻国家或国家转型并不见得是革命的主要目标或者结果。第四章里所考察的所有英国的斗争都是在争夺对本地组织的控制，以便统治或者攫取利益。两次革命（1640年和1689年），虽然不是宗教改革，也确实造成了统治者的更迭，但是此前精英冲突所塑造的政府结构没受到任何实质的影响。而亨利八世宗教改革造成的精英转型，才给全国宪政带来最大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它推翻了教会所控制的另一套全国行政系统——任何研究革命的社会学家对于国家的定义，都不会包括这一实体。
当然，在弗洛伦萨的梳毛工起义、美蒂奇的政变、法国的投石党乱和1789年的大革命（包含贵族和资产阶级各自的野心）中，革命者都是为了在既存的国家之内取得更好的地位。1789年的大革命不其然而然地推翻了旧国家，这不过是因为精英和民众的行动以独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罢了 。
比起每一次革命原本的计划和事件，革命的长期后果距离国家转型的理想更遥远。只有当精英和非精英的群体废止或者吸收失败精英曾经控制的、类似国家的统治和攫取资源的一系列机制之后，革命才有长远的影响。梳毛工起义短暂地、而美蒂奇家族的政变永久地完成了税收、借贷和军事动员机制在精英之间的转换。这些案例是帕累托式的精英循环，但不影响精英们总体的组织力量，以及他们统治和剥削非精英的总体形式。
只有英国的第一次斗争——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极大地而且永久地影响了精英统治的结构。从1640年到1689年间，英国的斗争（通常被认为是革命）仅仅是承认了已由宗教改革触发的精英和阶级关系变迁。法国大革命在二十世纪之前的革命里算是特殊的，因为它是在推翻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启动了精英和阶级关系的转型。
法国革命不同于其他近代革命（而且在本书讨论的案例中，它最接近查尔斯•梯利所描绘的理想型[1978]），因为它所打击的政权，是历史上第一个中央政府能够完全吸收或规制所有精英组织的政权。只有当革命消灭、兼并、或者摧毁精英力量的时候，革命才有结构上的意义。这些精英力量可能存在于国家之内的，不过历史上更常处于类国家的组织和其他精英组织之中，因而并不是革命目标的题中之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就是阶级战争，如果这一虚弱的命题只有来自国家中心主义者的挑战，而他们也只不过把五百多年的欧洲历史看做是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斗争，而革命则是一方胜利、另一方失败的过程，那么关于革命的比较研究仍会停滞不前（而且将继续错误地解读近年来对于特定革命的历史研究成果结构性意义）。我们必须更细致地考察统治阶级和“国家精英”，认识到多种精英的存在和他们的组织基础（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类国家的组织）。这之后我们才能回答比较性的问题，比如：精英们如何依靠国家或者类国家机制来榨取资源和统治非精英们？以及，精英们出于怎样的利益考虑去保留、调整、或推翻国家或者类国家的组织形式？这些问题的答案为分析革命的最终效果提供了基础。我们也可以由此判断，当今民族国家的削弱，能否将再一次将革命者的目标引向非国家的组织。
最后，把焦点放在精英和阶级结构上也可以解释革命的非预期效果。卡尔•马克思本人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里就做到了这一点。他通过辨识多个阶层如何用类似精英的方式来控制其组织基础，以及控制特定的阶级关系，细致地追溯了这些阶层之间的联合和斗争。精英斗争和非精英斗争交织在一起，使得法国革命时期不同于之前的精英斗争。这也是为何革命时代令其亲历者、以及试图重建历史事件及其意义的学者们感到困惑。
地缘政治和世界体系
在近代欧洲，国家间的军事冲突和国际经济往来对社会内部的精英关系和阶级关系影响极为有限。比起本书考察的任何其他社会，意大利北部城市深受外部军事力量的影响。但是，即便是在意大利，国外力量也在极为有限的结构变迁里扮演一个极其特定的角色。列强之间的斗争使得城市赢得自治，继而独立。而欧洲大陆和区域的冲突，也在数个最为关键的世纪里阻碍了各个城邦的寡头巩固权力，其间敌对的派系就会向下层寻求联盟。在这些世纪里，通过扩展和转变世界经济而发财的“新人”得以进入新旧精英在城邦里占据的结构位置。
一旦单一的寡头巩固了权力，精英和阶级关系便在各个城邦固定下来。当某个城邦的精英内部派系斗争平息时，列强争端就不再影响该政体的精英和社会关系。“新人”在世界经济中的经济地位，不能再转化为本国的政治地位。实际上，寡头统治的城邦阻碍了新人的经济投资，迫使他们转移资本，往往还有政治拥护，以便在世界经济中获得机会。
没有精英内部各阶层的斗争，阶级关系和生产组织在各个城邦就保持不变，一个城市取得或失去了对欧洲市场的控制都无关紧要。美蒂奇仍维持着在弗洛伦萨的霸权，行会仍保持着特权——即便他们丧失了对于羊毛和丝绸市场的控制，而罗马教廷和其他跨欧洲的银行系统则被对手所控制。与此相似，热那亚政体也不受其城邦在欧洲金融业中沉浮的影响。威尼斯的精英和阶级关系，也没有随着城市成为地区强权、之后又陷落于奥斯曼帝国而发生改变。
尼德兰在外国影响下发生的结构变化，类似于意大利城邦的经历。就像意大利北部一样，尼德兰的精英关系也形成于反抗国外统治的过程中。和意大利城邦类似，一旦荷兰共和国从外国统治中挣脱出来，社会关系就变得僵化。尼德兰精英之间的关系结构、他们的政治制度、以及农业和制造业生产组织都固定不变，无论十七世纪尼德兰上升至欧洲和世界贸易的统治地位也好，还是在下一个世纪把这一领导地位输给英国也罢。
尼德兰和意大利的精英们通过争取国外市场而获得组织优势，这是他们反抗外国统治的斗争留下的遗产。尼德兰和意大利的寡头无法在不牺牲自身的国内霸权的情况下，适应世界经济和军事竞争的后续变化。这也就难怪，组成寡头的个人和家族从来没有为了更多的财富、地缘政治权力、或海外威望，拿自己的精英地位冒险。
地缘政治和世界体系不影响既存的欧洲精英们的生存。这类外部因素确会影响各个精英在各自的城邦、民族国家、或帝国里，通过控制榨取剩余价值的组织而得到的利益。意大利和尼德兰精英（所建构的）组织能力，在早期参与国际贸易和生产的一定历史时期回报丰厚，但是当地缘条件和世界经济结构变化之后，回报相对降低。
当西班牙帝国吸收了新的政治实体之后，它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变得僵化。欧洲那些被征服地区的精英或其他阶级的政治机会减少了，因为他们被吸收进了哈普斯堡帝国。尼德兰的部分领土挣脱哈普斯堡统治获得独立，在独立斗争的过程社会结构才发生了巨变。只有当西班牙精英侵略并征服美洲——美洲起初在世界体系之外，后来成为世界体系之内的边缘地区——的时候，他们才成为社会转型的推动者。
法国和英国发展出了不同的的农业资本主义，这是在他们取得国际贸易的主要地位之前。在旧制度和大革命时代，经营国际贸易的商人是法国精英斗争中的小卒子。英国商人对于内战的结果倒是多少重要一些，他们协助动员伦敦的激进派，并且引导他们为议会的目标效力。但是，在内战中的伦敦起最重要作用的‘殖民私商（colonial-interloper merchants）’，以其国际贸易的规模和成果而言，却是英国商人中最边缘的一份子。他们在内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主要是由于在1640年代震荡英国政治的连锁事件中，这些商人处于特殊的地理、时间、和结构位置。殖民私商通过努力在英联邦时期赢得了新的英国海外政策，并且一直延续到君主复辟时间。这一政策调动了国家的权力，使得这些商人在世界经济里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最终获得垄断。
1640年代的精英和阶级斗争，转变了英国商人为了在世界经济体中追求市场地位和地缘政治权力而发展起来的组织优势。结果，殖民私商从一个世界政治经济边缘地区的边缘行动者，转变成为一个在世界经济中日益扩张的政体和经济体中占统治地位的行动者。当殖民私商参与革命和内战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追求世界霸权。他们只是在追求保持既有的贸易活动不受国王、特许商人、和国外竞争者的挑战。英国内部的斗争决定了各个精英和阶级从国内生产和国外贸易、以及之后数个世纪的殖民过程中，得到的利益比重。
英国和法国从各自革命中产生了根本上不同的社会结构，这使得英国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成为比法国（或荷兰共和国、西班牙、或任何其他欧洲列强）更游刃有余的国际竞争者。但是，和荷兰共和国、西班牙、以及更早期的意大利城邦一样，英国的优势是国内斗争铸就的。世界体系的状况和动力，决定了每个竞争者特殊的结构可以在多长时间内保持优势地位，并使得直接或间接参与世界经济的每一个政体、精英和家族获得不同的利益。世界体系很重要，但是不是像艾曼努尔•沃尔斯坦及其追随者所宣称的那样。其重要性需要被更加严格地界定。
相反，西欧精英斗争对世界其他广大地区具有深远影响。美洲、爱尔兰及其他欧洲较贫弱地区、亚洲、和最后的非洲都以不同方式被转变了，因为各个欧洲列强内部的斗争产生了特定的精英，他们以斗争中获得的利益和能力来统治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和土地。殖民私商主要是因其国内的、而不是国际的地位影响了内战；但是，一旦他们在内战中的作用转换成了新的国外政策，他们就有可能去深刻地改变英属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精英和世界经济之间这种单向的因果关系，在西班牙的例子里展现得最为深刻。西班牙征服者摧毁了印第安社会，引入了奴隶制和其他强迫劳役的形式，并且重塑了拉丁美洲的生态和经济。但是，无论征服美洲，还是而后失去美洲帝国，西班牙国内的社会关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就如同精英属性（eliteness）意味着精英比平民更具策略优势，更容易发动（政治）斗争，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coreness）也确保了中心国家中的精英能够劫掠和征服世界其他地区的土地和人民，但不会伤害他们在本国的精英地位。意大利、西班牙和尼德兰精英在保存精英属性的时候，丧失了他们的中心地位。每个新崛起的大国参与世界经济体的时候，都对世界体系自身的结构和动力产生了预期之外的影响。这些后果中包含对新精英开放机会，让他们能够夺取中心地位，淘汰之前居于统治地位的旧精英们。但是，当一个旧中心的精英失去他曾经从海外收获的利益时，他仍然免于国内的挑战。衰落的中心国中的精英若是失去了地位，那就是国内精英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结果，这些斗争在时间上和因果关系上不受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动态的影响 。
与此类似，对于欧洲国家和企图争夺政治权力的精英所掌握的财富，战争也只会产生特定的而且有限的影响。国外的军事行动会影响革命的发生和结果，也影响规模较小的精英斗争和阶级斗争，虽然比起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的模型，这种影响更加有限也更加特定 。在自己的民族是否应该打一场仗的问题上精英们总是存在分歧，因为他们从战争中获得的利益不同，而且他们肩负的战争开销也份额各异。君主或者“国家精英”并不总是好战分子。比起议会和国民大会中大多数激进成员，（英格兰的）查尔斯一世和（法国的）路易十六都没那么热衷于对外发动战争。
文艺复兴时期的弗洛伦萨和以及后来荷兰共和国的精英们都有自己的海外政策，不管是建立联盟还是许诺他们参战，并且通常都是跟敌对的精英对着干。西班牙的欧洲和美洲帝国内部的精英们逐渐开始拥有不同的军事目标，这为西属美洲最终争取独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弗洛伦萨和英国的精英靠对外政策来保护他们的贸易和宗教利益。路易十六和国民大会都把战争看作是动员国内和国外力量的手段，以打击他们的对手。
战争可以加强或者削弱各式各样的精英，而不仅是君主或者“国家精英”。佛罗伦萨的统治精英对国家之外的敌对精英发动战争，付出的代价是1378年突发的寡头政变，并被迫在1430年代使得“新人”进入美蒂奇的联盟。为了给爱尔兰战争买单，查尔斯一世被迫重新召开议会，而议会却组织起来反对他的统治。巩固和扩张帝国而进行的战争花费之巨，给哈普斯堡王朝带来了致命损害。
相反，外省的战争削弱了投石党人，并给了国王相对优势。国民大会成功地利用国外战争，动员经济和人力资源以对抗国内的敌人，并建立了革命国家。在巩固法国的革命政权，以及确保新国家支持的精英长期掌权上，国外战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像世界体系的变迁，战争对国内精英有直接影响。战争的效果取决于精英关系的特定结构，以及各种精英获取财政收入的组织基础。（很多著作）泛泛归纳了战争对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作用，或者战争对革命或者其他斗争的发起和特别是结果的影响。而本书中比较的这些案例呈现了多样的因果顺序，说明这些归纳是不准确的。
意识形态和文化
社会学家不断地争论，人们在何种程度上理性地行动，来最多地获得自己偏好的事物；或者在何种程度上人们受文化规范驱使，遵循习惯行为。马克思•韦伯和卡尔•马克思都相信（但强调的原因不同）：随着资本主义逐渐侵入社会，地方性的和传统的价值偏好已趋于消亡。今天的理性选择主义者宣告了马克思和韦伯所相信的——而不是他们所痛心疾首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及工具理性行动最终战胜了所有传统行为模式和所有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 。
在本书的各章里，我们都看到社会行动者通常能够运用文化上的感受和行为的规范，来最大化他们的利益。在这些例子中人们依靠传统和习惯，正是因为极少有机会能有效地行动，进而改善或转变个人的社会境遇。传统和文化以前是、现在也是有效的“工具箱”（Swidler 1986），因为在大多数时候，人们仅仅是别无选择地和拥有共同利益的人结盟，以保持他们的既有地位。
社会的常态是停滞，让人很难区分理性选择和文化习惯在个人和群体决策的动机背后所起的作用。当我们去看那些罕见的时刻，当社会行动者可以改善他们的社会和物质处境时，我们发现他们需要将工具理性的行动和基于文化的理解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决策。我们已经看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在欧洲和美洲的西班牙精英、尼德兰人、法国、和英国人都有足够的工具理性来衡量不同行动带来的短期收获，他们也不会拘泥于习惯和文化，来选择利益最大化的行动 。
精英和阶级不能仅仅依靠理性计算来建立他们所需的联盟，以便抓住机会采取有效行动。这样的时机出现得突然且毫无先兆，同样也不常发生。在任何行动者能决定各个潜在盟友的物质利益之前，都有可能错过采取有效行动或者组织充分应对手段的时机。因为这类转型斗争的最终的结果是不可预见的，任何行动者都不可能知道在一个时刻看似共享的利益，是否会在斗争的整个过程中分化开来，导致一个早先的盟友在事态变化之时叛离联盟。
比起单靠理性计算，文化和意识形态可以更快、更可靠地找到盟友，并延续有共同利益的群体。通过对彼此、教皇或皇帝宣誓忠诚，中世纪意大利的圭尔夫派和吉贝林派延续了跨城市的、经久不衰的联盟。那些参与联盟的精英并没有因习惯性地忠诚于某个意识形态，而放弃理性计算。相反，那些跨政体的联盟让成员对彼此昭示：他们愿意把自己个人的、家族的、宗派的、政党的、和政府的未来，与整个联盟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把未来连在一起的可远不只是共同文化的或者意识形态的忠诚宣言。联盟的成员——不论是政体内部的还是跨政体的——在后代间联姻，在合资的生意产业里合资，给彼此的追随者授予官职，共赴战场，这都迫使他们的生存本身必须依靠联盟。
在圭尔夫派和吉贝林派联盟中的每个精英都意识到，他在自己的城邦内外都需要盟友，来反制实在的和潜在的敌对精英和阶级敌人。没有充足的盟友在中世纪的意大利是危险的，几乎在任何时代和地方也都是这样。多个家族搬进建有高塔的要塞堡垒，保护他们不受其他宗族势力的伤害；通婚和联合使用劳动力和资本，也保证了宗族势力在危急时刻可以保持团结。多个宗族结成党派形成更大的联盟，控制着城市和更大的政治单位。精英在联合的每个阶段上，向上巴结、向下俯就、合纵连横寻找盟友。盟友们以圭尔夫派和吉贝林派的意识形态彼此示意。当中世纪的意大利人被锁定在联盟之中，他们就形成了家族、生意和政治上的多重联盟，以保证联盟中没有人可以脱离或者背叛共同大业。
每个近代欧洲社会的精英，都创立了使联盟扎根于意识形态和制度基础的结构，类似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臻于完善的体系。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成为了建立跨家族、城镇和地区联盟的主要基础。新教教义和天主教教义，以及更细微的教派和教义差别，成为了荷兰共和国、法国和不列颠建立共同利益的意识形态基础。当皈依新教的尼德兰人在西班牙宗教法庭面前保持自己的宗教信念的时候，他们向彼此昭示了要投身于宗教自由和政治独立的意愿。尼德兰的新教徒通过地理上聚集于尼德兰北部，以及归附于有权力征税以资军队抵抗西班牙的新政治权威，建立了一个共同利益的群体。地方性的宗教团结在乡村是建立在历史上共建防波堤和灌溉系统的基础上，在城镇则是建立在共同的生意投资上。清教徒更是通过通婚、合资和共同投资国家债券来进一步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只有在清教徒保持团结并能够抵御西班牙的情况下，这些债券才有回报。
在争取宗教和政治自由的斗争中锻造的联合体，创建了精英家族之间的制度联系，这些联系在赢得独立之后的数个世纪里仍然延续着。合资股份公司和对等协议确保每个家族都只能在既存的亲缘网络、合资公司、和政治制度的限制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宗教的、公民的、和阶级的文化正是通过建立和维持社会联盟来表达的。
一旦意识形态和利益在一个精英群体的行为中变得不可分割，在分析的时候这二者就很难分辨。尼德兰的寡头是如此，至于清教徒和十七世纪法国的天主教兵团、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英国各式各样的清教徒教派、以及英法两国革命时代的各种党派亦是如此。跟意大利和尼德兰一样，法国和英国的精英家族也跟相同信仰者和政治盟友联姻。家族把政治和金钱投资在宗教职位上，把他们继承人的未来安全系在其教区的宗教自由的确立上。法国投石党乱、英国内战和1789年大革命中的盟友们对于彼此的忠诚十分自信，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共同分享了宗教的保护。
在内战、革命和其他生死攸关的时代，同盟历久弥坚，因为这些同盟建立在利益的基石上，以文化的意义表达，而且建立在共同意识形态的原则之上——当同一宗教信仰者以及派系和政党的成员通过婚姻、生意、政治以及祈祷、仪式、和宣誓忠诚等联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原则贯穿始终。文化和意识形态不会替代利益，也不会仅仅只是利益的体现。它们是建立共同利益的一套程式，让这些共同利益强大到足以防止盟友彼此背叛，并且足以迫使盟友把他们的人力和物质资产投资到共同的事业中来。
行动者的社会空间
个人总是理性地寻求利益最大化。人们确实想要维护并且尽可能改善他们的状况。人类作为社会动物，受限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网络的复杂性，只有有限的力量来找到和依循一条理性路径。复杂性让一个人很难看清如何才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复杂性同样限制了改善个人社会境遇的机会。
正如我们在整本书中看到的那样，非精英有效行动的机会跟精英相比，空间要小得多，出现频率上也远少得多。精英行动者在宗教改革之前严重受限于欧洲的封建制。有效行动的可能性随着宗教改革扩展，虽然这些可能性仍然是特定的，并且依赖于创建联盟网络，这种网络通常同时包括精英和非精英群体。
一旦精英行动起来，他们便触发了一系列偶然的变化，没有谁能预测或者预先设计。精英在一个时期取得的社会资源，在经历了剧烈和意外的社会变革之后，往往就不再那么有价值了。意识形态和文化资源对维持盟友总是有用的，但是对于在革命中确定行动的策略就没什么帮助了。
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因为当今如此之多的社会现实都是这一大转型铸就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根本性变化在过去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绝不可能理解我们自身影响变迁的各种可能性，也无法确定社会行动的最佳场合和时机。我们必须了解，近代欧洲的精英、以及今天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精英们几乎总是精于维持捍卫他们利益所需的社会制度。变迁总是始于精英斗争的激化。当非精英的群体与精英中的某些阶层结盟，并且赢得精英的让步，变成长期的权利时，根本性的转型就发生了。
今天，我们仍然与那些制度苦苦抗争——为了保存他们在精英斗争里赢得的特权，弗洛伦萨的显贵、尼德兰的寡头、西班牙征服者、以及法国和英国的地主、商人、和官僚建立了这些制度。当我们充分理解了精英们和各阶级如何斗争来克服旧的约束、但是又形成新的约束的过程之后，我们才能明白当下社会现实和重建世界的多种可能性——这些过程使得他们以及我们自身仍是不由自主的资本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