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权力经典读后感10篇
《国家与权力》是一本由［美］理查德拉克曼 / Richard Lachmann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元，页数：16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国家与权力》读后感(一)：读书会小结
如需转载，请与本人联系。谢谢。
（当然这个破水平大家还是不要看得上，交流一下就好么么哒）
今天下午，本学期第二次读书会。师妹的读书报告将本书的框架进行了梳理。本文为读书会时提出的问题，和讨论以及个人对此的想法。
Q1：简要总结本书
本书从精英斗争角度，较为充分的讨论了国家的兴起（C1C2）、国家的发展（C3C4C5）、国家的衰败（C6C7）。
Q2：到底什么是精英？
本书的出发点在于精英斗争。判断精英的标准，书中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概念。但在部分章节有提到：某一类精英攫取利益的能力取决于众多精英之间关系的结构以及阶级之间的生产关系（P36）；经营制度往往集中了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权力（P37）。而在前言部分，译者（郦菁老师）则指出：精英斗争，是指精英们企图攫取敌对精英的组织机构、挪为己用的过程（PVI）；精英是“一个统治者集团，占据了特殊的组织机构，有能力从非经营的社会群体手中剥削资源“（Lachamann, 1990; 2000）。由此推断，精英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有能力从非精英群体手中攫取资源并控制独特的组织力量的统治者群体“（Lachamann，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起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P14）。
但是，归根到底，还是无法判断何为精英，书中自己也前后矛盾：P70中说“国家精英在刑塑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并非是唯一的主角。知识分子和公民在塑造民族性和民族文化方面。。。”，而到了100页时则说“到目前为止，我在本书中展现的有关国家的历史集中在精英身上：统治者、资本家、国家官员，甚至是知识分子。“需要注意的是，本书一直在使用统治者而非统治阶级。如果按照精英斗争理论的逻辑，统治阶级本身就是精英成员，精英中的精英小组。但是如果用统治者，个人或者几个人，似乎就可以使用精英斗争，至少法国国王为了维持统治挑拨离间精英群体从而实现本人的统治稳定是可以被解释的通的。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讨论的话，中国历史上的党争以及当朝皇帝所采取的态度，亦或者说中国历史上的当权者都非常擅长此种逻辑方法。顺延这个逻辑，精英斗争理论于中国文化而言，毫无新意可言。
Q3：如何理解本书的标题《国家与权力》
本书坚持，精英斗争是推动国家产生、发展甚至消亡的主要动力。而精英的攫取能力也就是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国家与权力这两个概念都是与精英斗争产生关系的。但我认为，这两个概念在逻辑上并不是平等关系。
Q4：到底何为精英斗争理论？
本书的逻辑是：通过列举诸多的理论，并对其进行批驳。但自己并没有很明确的对此问题进行后续论证。书中并没有给出很明确的理论结构和流程。
讨论后，某师兄认为，精英斗争理论大概可以这样来解释：
假设一个情景：在所有的精英群体都同意某个游戏规则框架（即现代国家，本书提及的国家是指现代意义的国家）的前提下，地主剥削农民，资本家剥削工人，一种平衡，国家稳定。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资本家可以既剥削工人，又剥削农民。这样就侵犯到了地主精英的利益，因此双方斗争。可以黑吃黑，可以妥协etc.。在此过程中，为了确保本派的成功，通过多种渠道拉拢不同的盟友，比如提供公共福利来吸引工人，比如提供选举权，等等。正是因为种种在精英群体看来是手段的方式，间接的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包括公民权利、社会福利、经济发展等。书中指出，“对于这两位前辈来说，现代国家的起源无非是一种副产品，从属于他们各自的一般模型的核心机制”（P20）。作者也是秉持着这个态度，唯一的区别在于，他认为的核心机制是精英斗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于马克思，和新教改革之后的理性化扩展于韦伯。
Q5：为什么精英是精英？除了精英斗争导致不同精英群体的成长或者衰败，精英如何成长？
书中秉持的态度是，精英通过不断的斗争，维持或者提升自己对于权力的影响力/掌控力。但正如前言中郦菁老师指出，由于中层理论的固有缺陷，无法解释由于宏观理论和背景对于精英发展的影响。例如，多重精英斗争可以解释法国的所谓纵向绝对主义策略，单一精英接团与非经营的斗争也可以解释英国的纵向斗争。但是像东印度公司的兴起从而形成的在海外攫取利益的精英的形成，在本书的精英斗争的框架下，只能用timing来解释了。
精英斗争理论似乎将精英切割出来，与宏观背景没有关系，与民众没有关系。精英从大众进行攫取本身是一个interaction。而本书在论证精英的时候特别是精英斗争过程中，并未提及大众的反应及此反应对于精英群体的影响。
关于大众对于精英团体的影响的问题，有一种剥削与依附的角度可以进行解释。同样是被剥削，我可以选择被谁剥削。因此，精英集团在进行利益攫取的斗争中，被剥削者（如农民、工人等）可以在可选范围内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被剥削，即资源自己主动选择被哪一部分精英”攫取“。当然，在此过程中精英群体之间可以进行分裂、融合、转化等等。
额外题：西方70年代来兴起的”国家重要“，和国内学术界秉持的”国家重要“，并不是一个概念。如何理解？（M一下，后续如果讨论了再整理）
附：这篇随笔只是一个总结，参考文献的标注完全不标准。请勿龟毛。
《国家与权力》读后感(二)：【笔记】精英：打开国家黑箱的趁手工具
0p 国家的自主性同时有赖于专制的权力和基础制度性的权力，而且国家所构建的基础制度性力量会不断消散于社会，使国家与社会相互增强。因此，拥有较强国家的社会相较之国家力量较弱的社会，生存能力要强得多。
3p 国家与其他政治形式（城邦、帝国、部落、神权等）的区别在于，国家宣称并通常实际上在一定领土内垄断了暴力和合法性，能够定义合法与紧急状态。
4p 古代文明所拥有的权力是极为有限的，统治者通常只是家族之间的协调者（而非征服四海的霸主）。这使得世袭制度，成为国家（以及民族国家—以资本主义体系建立的帝国）降生之前的主要权力形式。这是权力极为分散的政治形式，统治者对下属的控制也总是断断续续，不能像国家那样侵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统治者只能通过（为追随者）分封采邑和暴力攫取（驯服民众）来扩展权力，而从罗马的兴衰可以看出，这些方式是多么的局限。
5p 国家首先是一个权力斗争与整合的场域，关键因素始终是国家内部精英关系的结构。这种结构极大地制约了国家的力量和自主性，而国家具体功能制度始终是第二位的，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精英结构所决定的。
5p 只有当原先独立自主的各类精英进入国家，并把他们所控制的制度性资源带入国家之后，国家才得以扩张权力，成为现代社会的利维坦，替代了其他社会中间组织。
7p 精英统治固然依赖一定的生产关系，但很多时候精英本身的力量如何，以及他们所控制的组织机构也反过来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相对独立于生产力的变迁。因此，精英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历史中是纠缠在一起的，但精英关系往往主导了阶级关系，而不是反之。而且，精英关系的结构比其具体形式和历史内容更为重要。
7p 马克思认为政治斗争和历史主要在统治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展开，而拉克曼认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精英斗争才是主要剧目。只有在精英斗争打开结构性的权力缺口，提供了非常规政治机会后，其他被统治阶级才能登上舞台，且主要通过和某类精英的联盟来实现。
8p 尽管中国在汉代（与罗马同时代）已完成了文化上的统一（儒家+科举），汉朝及其后来的朝代对于省级官员和地方绅士的控制仍无法达到罗马帝国的程度。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军队没有罗马集中，更没有统一的产权和民法系统，导致地方与朝廷的资源流通不畅。所以，罗马的统一是多因素的综合结果，但中国地方绅士的自主权阻碍了文化和宗教统一（到唐代有所改观）。
10p 罗马帝国反映了古代帝国的内在局限，即无法深刻改造占领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技术发明只能让城市精英受益，权术控制鲜有进步。
10p 精英斗争理论只是打开国家这个黑箱子的趁手理论工具，说到底还是一种中层理论。最终我们还是要用权力、资本和身份认同等传统变量和既有的宏观理论来观察。同时，该理论对文化的粗糙处理（认为只是可以操控的工具），以及面对现在政治的大众化和福利化而导致的精英大众之间日益复杂的关系，易陷入语焉不详的套套逻辑，都是需要警惕的。
11p 中世纪（封建）的君主权力也十分有限，通常无法说服名义上的下级领主参战；即便他们来了，下级领主也有权指挥自己的军队。君主的领土控制权也很弱，获取的土地收入常常难以支撑朝廷。国王不掌管规模最大的法院，也没有最强的军事力量，贵族联盟也经常左右他，还受制于教会。这种多重精英的环境，让权力始终无法集中。
13p 封建比帝国权力更为分散，前者的地方利益得益于帝国官僚体制的积弱和对民事财产权的保护；后者的地方自主权由于多重的法律制度、权威和特权等级制度以及多重武装力量的存在，实际被制度化了。
17p 韦伯：权力是迫使他人按照权力拥有者的意愿行事的能力，而被迫者在其他情况下并不会如此。（非本书讨论范围，本书讨论的是特定超级组织对一定领土内所有国民的权力）
18p 国家并非自然产物，抑或不可或缺、静止不变，更非与史同寿。
21p 政治行动主体对各自利益的理解不同，并用不同的方式履行职责，控制臣民、抵御外敌的政权组织方式也不一而足。
24p 马克思关注谁在管理运行国家，代表了谁的利益，而非他们是如何取得资源和权力的。
28p 占据相同阶级位置的行动主体。实际上可能属于不同类型的精英。
30p 国家不能人格化，即便称之为行动主体，也是一个精神分裂者。国家并非统一实体，而是由利益不同甚至相左的各种精英所组成的。
31p 我们需要把国家形成视为一系列或然事件，而不是一种路径—不管是普适的现代化道路还是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主要由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或前现代的遗产所决定。
34p 金钱、军事力量和官职之间并不总能自如转变。在某个场域所获得的权力往往在其他场域无法使用。领袖的专制在某一领域被承认，而在其他领域并不一定行的通。掌权者的权力来源，通常是意识形态合法性（文化）、生产资源（经济）、军事力量和行政组织（政治）的不同形式和比重的组合，其效用随着行动主体的结构性地位的变化而改变。
36p 精英和统治阶级存在两个重要差别：一是统治阶级主要目的是再生产相对于生产阶级的剥削关系，而精英的主要目的则是遏制其他经营扩展自己权力；二是精英攫取利益的能力取决于众多精英之间关系的结构以及阶级之间的生产关系。精英斗争是精英力量的重要威胁。然而每一类精英各自利益归根结底还是基于他们和生产阶级的关系。精英的力量（elite capacity）主要随着精英关系（elite relations）结构的改变而改变。
47p 国家形成的实质不是靠战场上消灭敌人建立起来的，也不是通过派遣官僚或军队到内地收税和控制建立起来的。只有当精英及其组织能力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机构中时，国家才能建立起来。联合的原因包括获取其他精英权力资产、增强对底层控制以及抵御外来侵略或发动战争等。
53p 国家内部的精英面临两大问题：增加总体税收和进一步掌控其他精英获取的收入。说到底，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简单的行政问题。如果国家打破其他精英和社区的独立性，即精英的联合与臣民的无产化，能使国家从臣民手中攫取资源的能力井喷。
57p 政府能够收税，主要是因为追踪收入和资产能力的发展。而这说到底是一种政治权力，并非仅仅是官僚技术或技术创新。而除了税收，货币也是国家主要是收入来源。
62p 在所有的政府举措中，征兵制在将臣民转变为公民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最大。这种共同体超越了血缘、职业团体、宗教社区和地方性，不仅对其国家产生认同，而且相互产生认同。
68p 民族国家很少因为种族问题而分裂（相比之下，帝国总是面临分裂的危险，如苏联），而那少数的实例，也是由于其他民族的军事入侵或/和帝国力量的抽离撤退而引发的。相反在强有力的国家中，种族和语言上的少数民族通常无法获得独立。
70p 国家精英在形塑民族主义过程中并非唯一主角。实际上，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在塑造民族性和民族文化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尽管国家以此为基础博取了广大民众的忠诚。在这里，知识分子是民族主义的重要传播者，通过与政府的互动来完成民族主义的塑造。
77p 文化是使民族实在化的诸多行动和责任之一，并将个体公民置身于在世和故去的同胞们所组成的民族共同体之中。
82p 只有放弃关于资本家利益和国家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先入为主的看法，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国家商业和殖民政策的多样性。
89p 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现代化这些宏观的过程来理解边缘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命运实在是太过粗疏了，必须需要细致的个案分析。
91p 国家首先是统治的工具，国家能否成功发展，取决于其社会结构和历史状况，而不是发展理论的预测和自然发展的过程。这是发展主义与其他普适主义所没有意识到的。
97p 不同国家在是否和如何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问题上存在很大差异。像美国这样富裕且强大的霸权国家总是可以从国际条约中获得优惠条款和例外的对待，从而保护国内企业，操控货币利率。
98p 新自由主义誓言总结民族发展主义工程，认为只有拆除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的壁垒，才能获得经济发展。
99p 一国只有当其充分发展的官僚系统和资产阶级在国家内部联合起来并在政治上有所代表的时候，经济自主和健康的发展才有可能，利益独立精英（特别是地主）会阻碍这种发展（在所有的历史时期）。而精英统一的国家则有能力扶助独立于外国资本的资本家，但这种扶助只有在国家有能力监管资本家、防止他们把国家资助转化为私属权益或贪污行径的时候才是有效的。
100p 公民（非精英成员）与臣民不同，他们同精英一样也是国家构建的积极行动主体，拥有个人权利（尤其是选举以外的政治权利）。能够不受制于政府随意施加的压力和威胁，拥有资源、自由与其他公民自我组织并讨论公共事务。选民不光能够选择官员，还可以选择政策。
102p 民主是国家给予公民的回报。而资产阶级对于民主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更喜欢宪政制度（相对于君主制与独裁制），因为法治能保护他们的财产免受随意征收，同时他们有无与伦比的经济实力来助选，从而钳制选举产生的政治家；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白民主蕴涵着风险，处于多数地位的受压迫阶级能够选举政党来代表大多数人物质利益，并由此挑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私有财产。
104p 不受精英控制的准军事组织（掌握暴力）是法西斯分子获得选举成功的真正基础，也成为法西斯运动为国家清晰敌人和超越左右这些努力的象征符号，并且最终威胁到那些曾帮助他们夺取政权的旧精英集团。
104p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选举政治的复杂分析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大简化了。事实上，现在许多人对马克思的理解不是来自一手阅读诸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类的著作，而是来自列宁甚至斯大林的解读（直接定义资产阶级国家是虚伪的民主，嘲笑议会是清谈馆）。他们甚至拒绝马克思本人的主张：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有获得独立地位的可能性；也拒绝社会民主派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选举为逐步保障底层利益提供渠道，同时国家将逐渐从服务于资本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面前保持中立，最终颠覆资本主义。
113p 单一、软弱的民主精英和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精英阻碍了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民主进程，也由此在非洲产生了大量掠夺性的独裁政体，而不是发展型国家。在没有出于国家制度之外的全国性精英和外国干涉严重的双重压力下，国家一直在中央政府独裁和地方精英混战来回摇摆（内战）。
115p 多重精英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所需的制度形式和民主，而单一的封闭精英阻碍经济发展和民主。
115p 战争的意义在于战胜国打乱了战败国国内的精英和阶级关系，具体手段包括占领、重划国界、征收敌对方精英的土地产业、强制遣散军队、强加宪法等。但并非所有的战后干涉都是出于善于、产生正面的结果。
118p 托克维尔：自治的地方政府、经济和社会平等以及最重要的志愿组织，防止了精英的崛起，并维持了民主的发展。
128p 新自由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实践的理论，认为人类福祉可以通过解放个人创建企业的自由和技能得到最大推进，而这样的解放是在一个有力的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这样的制度框架需要国家机器来实现，代表国内外资本来促进有利可图的资本积累条件，必定对所有形式的、对资本积累加以限制的社会团结恶意相对。比如，社会福利就是新自由主义攻击的焦点。
129p 在现实世界里，采纳新自由主义国家增长慢于没有采纳的国家，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并没有带来更好的增长，但他们在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方面要更为有效：私有化和商品化、金融化、操纵危机以及利用国家重新分配财富（累退税制）。这种利润的核心，是在那些政治上获得保护的垄断租金。
132p 即便是在外国占领（伊拉克）这样最极端的情况下，完好无损、高度和谐、广泛的政治网络仍然可以抵御新自由主义的扩张。
147p 战争的影响，不管是根本的转变还是一些附带的作用，都需要通过国家内部特定的社会结构来理解。而占领国的政治重组及其本身的力量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很多国家建设的计划无法实现，很多成功国家的“经验”无法移植的根本原因。
152p 国家作为精英和各阶级追求各自利益的场域，其内部充满了由主题能动性带来的“如果”，只有分析国家内部的结构才能确定“那么”会怎样展开。
161p 恐怖组织通常是政府的代言人—为国家或其内部自主性组织支持
162p 国家是唯一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社会福利并保护国民免于外国投资者以及环境灾变侵害的组织。
《国家与权力》读后感(三)：西方历史进程下的国家观
拉克曼本书的创见在于，在古典社会学家韦伯的国家挂和马克思阶级统治论之间进行了一次“修补尝试“，至于这种修补具有多大程度上的解释力，则见仁见智。而这种修补的背后也处处可见美国社会学发展脉络印迹。
拉克曼的“修补”聪明之处在于，看到了古典社会学对于国家的阐释及现代新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解读，都无法解释前现代国家的城邦、帝国和封建制形态。 拉克曼借鉴了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解释框架，将精英斗争论引入国家的权力斗争中，国家并非一成不变的阶级代表，也非铁板一块儿的阶级压迫，国家首先是一个场域，一个权力斗争和整合的领域，而关键因素始终是国家内部精英关系的结构。由此，拉克曼将国家全面引入对于精英的讨论，并细致分解了不同类型不同场域的精英实践和互动，认为不同精英之间的持续斗争，才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剧目。
乍看之下，拉克曼的国家精英论调对于我等天朝子民而言简直突兀至极。其论调的基础不过是基于英、法、美等民主政体的讨论，议会制是其精英论的主要场域。其对英法的“横向绝对主义”和“纵向绝对主义”的比较还算比较醒目，但通篇未涉及亚洲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形态下的权力机制的探讨（论述了日本），不免略感失望。这也是近年来政治学研究未能突破西方中心论的一个关键所在，缺乏深入的比较论证和研究，导致西方永远在想象东方（当然，也只能想象东方）。
《国家与权力》读后感(四)：封底及作者介绍
“在这本流畅易懂 、信息丰富的专著里，拉克曼对近世500年来现代国家形成和转变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综述。他纵横古今，思弛四海，回应了各路学者和多种国家形式与政体，并且探索了从战争、税收、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到政治合法性等国家能力发展的各个方面。《国家与权力》从国家的历史源头开始， 以对国家和国家体系的合理展望而结束。简而言之，此书是对历史社会学中国家这个复杂主题的精彩介绍。
鲍勃杰索普，兰卡斯特大学
这本书篇幅精炼，广征博引，条分缕析。拉克曼长于展示关于国家权力的多种理论，并批判性地揉合了各种历史叙述，最后得出关于国家权力的综合理解。就我所知，拉赫曼在该书中的成就无可比拟。《国家与权力》具备成为一本学术畅销书的所有要素。
乔治•德鲁吉安， 西北大学
作者简介：
理查德拉克曼：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SUNY-Albany）社会学系教授，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社会学和历史比较社会学，是北美比较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即以“精英斗争理论”成名，对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等等大家的理论做出了重要补充和修正。他最重要的著作《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 Capitalists in Spite of Themselves: Elite Conflict and Economic Transi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中译本复旦大学2013年即出）曾获美国社会学学会2003年度杰出学术出版奖和2002年巴灵顿•摩尔最佳图书奖。此外，他的著作还包括From Manor to Market: Structural Change in England, 1536-1640 （1987），What Is Historical Sociology？（Polity 即出）和First Class Passengers on a Sinking Ship: Elite Privilege and the Decline of Great Powers, 1492-2010 （Oxford即出）。
译者简介：
郦菁：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社会学系博士，复旦大学政治学系讲师。曾师从本书作者拉克曼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国家理论。
张昕：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目前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经济学、制度分析和俄罗斯与欧亚地区当代政治与外交。
《国家与权力》读后感(五)：国家的生与死
与人类史上的其他事物一样，国家是一种历史现象，它从来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出现得更晚，在社会学家眼中，那是和资本主义兴起同步发生的事件，一种起源于西方的特殊模式。这就是为何本书在前言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仅仅五百年前，国家在绝大多数地区并不存在。更准确地说，国家从来没有产生过”，这其实与马克斯•韦伯的经典断言“中国无城市”一样，都是指基于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下生发的整套社会机制，在这一意义上，前现代的中国的确没有对应物*。
明确这一点极为重要。正如拉克曼在书中所言，当“看清国家的面貌：一个相对晚近，起源欧洲的造物，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驾齐驱，并最终统治了世界。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国家并非自然产物，抑或不可或缺、静止不变的组织，我们才能提出批判性的问题。”因为既然“国家”本身是相对新近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那么我们就能分析它是在何等条件下诞生和存在的，而当这些状况改变时，国家的存在也就难说是必然的了。
现代国家在许多方面都迥异于此前各种形态的政治组织——最重要的就是它对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控制极其强大，而要掌控这些物质和行政力量，如吉登斯所言，都与工业化密不可分。说到底，这都意味着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扩展自己的权力，尤其是在四个领域之中：征税、征募公民建设常备军、建立民族认同、建构民族文化。现代国家无一例外地在国境之内垄断了征税、暴力和合法性。没有这些相应的现代化过程，一个国家就很难称得上是现代国家——就像弗朗西斯•福山说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的“国家”其实根本算不得是国家，而只不过是顶着“国家”招牌的部落联合体罢了；索马里自然就更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了。
无论是“官僚制度”、“绝对国家”理论还是“强制”，乃至拉克曼所提出的“精英斗争”理论，可以说实际上都是为了回应同一个问题：要在一定领土范围内垄断暴力和合法性，现代国家是怎么做到的？前现代的那种采邑分封、世袭制度，以及人身庇护-追随机制，在制度层面就决定了它是权力极为分散的政治形式，因为它无法确保持续而集中的控制。在拉克曼看来，现代国家之所以能做到，除了工业技术本身的发展（前现代落后的技术本身就使中央政府难以保证连续的集权），更重要的是它吸收了精英：那些精英结构紧密的国家如英法，比之精英内斗不断的西班牙等国更早实现现代转型，其国家形态也更现代。
精英斗争理论确实很好地解释了不同国家的现代命运，也更好地保持了历史分析的延续性——因为前现代社会（尤其中世纪）的权力尤为明显地掌握在精英阶层手中，这使我们得以窥见“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精英将权力让渡给国家”，而这一让渡又是如何发生的。毫不意外，这一变化在各地千差万别。但有一点可说是一致的：国家权力的增长，意味着一个“中间代理”阶层的衰落，以及某种“去人格化”进程的兴起。
在前现代那种权力分散的社会结构中，“中间代理阶层”是极为关键的，因为既然天高皇帝远，那最高权力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依靠间接统治——即便在天主教中，民众也不直接面对上帝，而得通过教会。因此中层的精英，无论是欧洲的贵族、中国的士绅还是日本的武士，其向背都能决定一个王朝的命运。然而现代国家则更倾向于直接统治（新教缺乏教士阶层大概并非偶然），它或打击（如英国之打击教士）、或诱惑（如法国贵族被诱惑进入宫廷）、或绕开世袭贵族而直接选拔官僚（中国的科举制就是其前身），这就使精英不得不适应新的变化，而与国家命运更紧密地绑在一起，这又反过来极大地强化了国家的官僚机构和汲取能力。这也有助于我们反思黄仁宇那个著名的对中国社会特性“潜水艇夹肉面包”的断言，因为从西方现代国家的历程来看，中国的这种状况，并不是政治上的落后，相反是政治结构过于早熟的体现。
最能反映现代国家在这方面权力消长的就是其征税能力，因为国家要从地方社区获取税收都必须依靠精英，故中央政府所征收的税赋占比即能折射出地方精英对国家是抵制、反抗、共谋、认同还是完全被纳入体制，概言之，是否具有独立利益。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权力的去个人化愈发明显——金钱和市场都是极缺乏人格色彩的机制，国家权力也逐渐更依赖于制度而非个人，为国牺牲的是“无名英雄”，它面向的也是抽象而面目模糊的“人民”、“民众”，而非一个个彼此不同的贵族或百姓。“国家”本身也变得去人格化了，而不像古代时那样常与国君个人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拉克曼在此对精英斗争颇多阐发，对现代国家的另几个形塑机制则着墨不多，因为他意在分析国家权力的起源和机制，而不在阐述其性质；但技术、去中间组织化、去个人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说与现代国家也如影随形，对其权力的形成和特征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对国家权力的利弊讨论也常基于此：因为这种权力虽然在一方面平等对待（至少是宣称并努力践行）所有公民，但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所有资源和权力的集中化，并使国家权力变得越来越像卡夫卡笔下那种抽象又无所不在的怪物。由于据定义，国家在领土内不存在竞争者，人们也就很难与国家作斗争，国家也从此更倾向于独立行动而无须寻求地方精英的合作。越是现代的国家，往往为实施或实现其权力目标时越少妥协，现代战争如此残酷，这恐怕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拉克曼虽然将国家作为分析的中心，但似仍默认了年鉴派社会学的那种看法，即现代国家乃是社会形态的某种特殊变异，是历史突变而不是常情。的确，社会科学对国家的观点常带有某种反国家的味道，而且，既然现代国家既非永恒也非普适，那么合理的推断就是：它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也可能消亡。
在冷战结束之后，有一点越来越明显：国家的权力已难以用领土边界来限定，边界已变得前所未有地可渗透。全球化曾是促进国家权力增长的动力之一，但在如今这个时代却可能催生权力国际化的帝国而削弱主权国家的控制力（在提出“人权高于主权”后，国家在领土范围内连合法性也未必能垄断了）。拉克曼甚至推断全球变暖的加剧带来的生态灾难也会使权力地方化，不过在如今这个时代，对国家权力形成最大挑战的可能还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无论是基地组织、黑客还是发行虚拟货币的游戏网站，都在一定程度上侵蚀着国家权力，虽然前者是对直接的政治挑战，而后者是侵蚀国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力。非国家行为体如此活跃，上一次还是在前现代的中世纪社会。
不过，虽然预测了国家可能的未来，但实际上国家权力全面崩溃为无政府状态大概也是不可能的。现代国家是集善恶于一身的两面神：它既控制一切，又是现代社会民众对抗精英掠夺的最强有力保障。如果它有朝一日消亡，那大概就像罗马的陷落一样，不但诅咒和攻陷它的人都很快开始怀念它，而且几乎立刻就试图重建它了。
*对“国家”的这一定义，国内一些学者常有误解，如《文明的进程》一书末尾的译后记中，袁志英说：“按照埃利亚斯的理论，中国出现国家应该是在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因为那时有了对暴力和税务的独占，也有了常备军，这样春秋战国所出现的国家就不能算是国家；古希腊罗马也不能算是国家。有的汉学家认为中国到了汉代才建立起国家。这种说法真是匪夷所思，我们应对此加以讨论。”毫无疑问，这里根本是两种不同的“国家”概念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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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误：
.44：[俄国]贵族支持凯瑟琳二世夺取了教会的财产，从而削弱了教会作为一类独立的精英的地位：俄国的“凯瑟琳二世”通译叶卡捷琳娜二世
.83：皇室采用重商主义的政策之一就是赋予塞尔维亚（Seville）商人进行美洲贸易的垄断权……无论塞尔维亚还是其他西班牙城市都没有成为商业中心。资本丰厚的热那亚人很快取代了只有外来收入期许的塞尔维亚人，成为每周贸易的主要受益人，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主要债务人：按，Seville当译为“塞维利亚”，塞尔维亚是Serbia、“每周”=美洲
.96：他认为（他书的题目也显示）所有的国家都被安排的“看上去像国家”：按James Scott的原书是Seeing Like a State中译本是《国家的视角》，原意是“像国家一样设想”
.98：Ó Riain：疑原文是O’Riain，O’是爱尔兰人姓氏常用的词头
112：当战争期间形成的“国外霸权统治协定”（national hegemonic compacts）被打乱之后，世界性的工人运动达到顶峰：按此处应系“全国层面的霸权性约定”，指一整套原受一致认可的体制
.132：史华慈（Schwartz 2008）回顾了：下一句又译为“施瓦茨”，不如通译为“施瓦茨”，因“史华慈”一般是指那位汉学家
.144：多米尼共和国的莱昂尼达斯（Trujillo）：应指特鲁希略
.158：俄国就控制着“近海外”（near abroad），不会轻易臣服：此应指俄罗斯边境外紧邻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等，未必是“海外”，不如意译
《国家与权力》读后感(六)：译者序
精英斗争与国家理论
——《国家与权力》中译版代序
郦菁（复旦大学政治学系）
一、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变量
查尔斯•梯利曾经断言，资本主义崛起与现代国家的发展是近代历史最为重要的两个事件。 尽管如此，前者似乎吸引了更多的关注，相关的笔墨论战至今仍在学术界不断上演。相比之下，社会科学从经典理论时代开始，始终缺乏独立的国家理论。不论马克思还是韦伯，都把现代国家的兴起看作是一个更为本质的核心机制所衍生出来的副产品。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国家无非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服务的工具，代表资产阶级来进行阶级统治；而韦伯则把现代国家等同于职业官僚体制，可以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现代科学制度相拟类，都是“新教伦理”所孕育的理性秩序不断扩展的结果 。二战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镇转向美国之后，美国社会对于国家的普遍敌意更是阻碍了对于国家本身的细致剖析，更不用说把国家放在一个历史比较的视野中来进行考察了。在社会学内部，无论是帕森斯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对国家持一种功能主义的解释，区别仅在于国家这种“工具”，是为社会系统的整合服务，还是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维系服务。在政治学内部，对于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过度关注实际上也消解了国家，国家大多数时候仿佛被多元利益集团、选民和政党或穿透或俘获了，只作为一个淡漠的背景而存在。易言之，在这些研究中，国家并没有独立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能量，也无法改变具体的政治利益结构，当然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变量。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发展和欧美国家普遍的政治经济危机催生了理论上的新动向。首先是新马克思主义阵营对于国家的再认识。普兰查斯（Poulantzas）以及随后的多位学者率先提出，国家并不总是阶级统治简单而被动的机器。1969-1970年间，两位马克思主义者米利班德（Miliband）和普兰查斯还就国家在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的作用在《新左派评论》上展开了激烈辩论，影响甚广。 其后，杰索普（Jessop）对这场辩论进行了综合，转而提出国家作为一整套制度的集合并不是铁板一块，其组织形式和功能也不是事先给定，而是在阶级之间的具体政治斗争中不断被重构。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偶然因素，国家权力反映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因此并不总是代表资产阶级，也并不能一贯维持资产阶级的霸权。在此过程中，国家建立了自在的制度结构，也拥有了多样的社会基础，从而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性，独立于经济领域和市民社会。 尽管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一场有关国家的讨论中避免了决定论和简化主义的弊病，也指出了阶级斗争并不能独立于国家而是要改造国家，但是这一理路还是受缚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议题，也没有激发出高质量的实证研究。
另一方面，一些从事比较历史研究的学者似乎更深入地探讨了同样的问题。1985年斯考切波（Skocpol）等学者在“找回国家”一书中提出：以往的思路，不论是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还是新马克思主义，都是以社会为中心（society-centered）来探讨政治权力的，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国家的自主性（autonomy）和国家能力（capacity）。因此，他们倡导进行一次研究范式的转换，转而以国家作为分析的中心（state-centered）。 国家的自主性来自其独立的行政资源、信息渠道和治理国家的专业知识，因此国家并不总是代表主导阶级的直接利益，而是要维持普遍的政治秩序，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的结构和制度也会反过来形塑社会，影响政治集体行动的形式，政治团体的形成和政治议题的具体话语等等。梯利在此书中应和了这一观点，此后又在他处详尽研究了欧洲现代国家的兴起，社会运动的形式以及民主制度的起源和发展等等议题，进一步阐释了国家形成关键时期的结构性因素（比如，资本密集还是强制力密集），以及由此而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如何长久地影响社会，如何塑造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模式。 更早一些时候，迈克尔•曼（Michael Mann）也专门分析了国家自主性的起源、机制和对于社会的影响。他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更为深入精当，不仅指出了国家的自主性同时有赖于专制的权力和基础制度性的权力（despotic and infrastructural power），还提出了国家所构建起来的基础制度性力量如何不断消散于社会，国家与社会相互增强的历史运动。因之，“拥有较强国家的社会相较国家力量较弱的社会，生存能力要强的多。”
马克思主义者和比较历史研究学者尽管对于国家的性质认识不同，但就国家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这一点，还是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共识。这一理论转向是否足以构成研究范式的转换固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有两点对于之后的实证研究来说影响深远：首先，国家以其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资源、利益和制度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场域，是一个需要被打开的黑箱；再之，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进一步形塑了社会和政治过程的方方面面。这两点对于中国的学者和读者来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议会民主体制中的社会科学家们来说，确实一个十分晚近的学术动向。
而本书的作者理查德•莱克曼与这两个学术传统都有深厚的渊源。他本科毕业于七十年代的普林斯顿大学。当时激进的学生运动在经历了六十年代的高峰之后固然已经有所消退，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特别是社会学界依然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莱克曼曾多次提到他早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还通读了安德森、沃勒斯坦、普兰查斯和后文将提到的米尔斯等人的著作。至今他仍激赏马克思的一篇著名的历史评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其中专制君主利用各类精英和各社会阶级相互僵持的局面来筑固权力的例子，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他对国家和精英理论的再思考。随后在哈佛社会学系攻读博士的经历进一步拓展了他的视野，而斯考切波和帕吉特（Padgett）等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也言传身授，促使他将不同的理论路径参互以求，形成自己独特的精英斗争视角。他的前两本书 主要关注梯利所言之第一个问题，即资本主义在近代西欧是如何兴起的；这本书和他目前正在写作的美国霸权衰落的问题则更关注第二个问题，回到了国家本身。
二、何谓国家？
讲到国家这样宏大的命题，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定义的问题。当然定义本身不可能也无需面面俱到，而恰恰是为理论之展开和实证之铺排服务的。
韦伯最早将国家定义为“在一个给定的领土内对合法使用暴力拥有垄断权的组织” 。而梯利则进一步认为国家是一个“拥有强制力的组织，有别于（底层）的家庭和宗族组织，并且在一个实体的领土范围内、在某些方面对其他所有组织都具有主导权”。 然而，韦伯和梯利所定义的国家显然无法排除历史上的多种政治组织形式，包括莱克曼在第一章所涵盖的前现代政权组织形式，比如城邦、帝国和封建制。而本书所致力要研究的，只是十六世纪从西欧开始兴起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兴起之后，几乎把权力的触角伸向了经济和政治的方方面面，并依照新的逻辑把社会重新组织。从最为表面的制度安排来说，现代国家也许可以用以下的特征来概括：
1） 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国家中心可以调用的资源和强制力远超过历史上的政治组织，越过中间代理人直接从个人手中攫取资源；
2）有一系列功能分化的制度和相应的人员配备，通常通过现代官僚制度来加以组织；
3）垄断强制力，有一支依靠征兵制、由国家财政供给的常备军；
4）在一明确的领域内行使主权，垄断立法、司法和其他形式的规则制定和执行的权力，并以武力垄断为后盾。
当然，“现代国家”还可以在功能、制度和结构等不同的层面来分析，而不同国家理论的侧重自然各有不同。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者视国家为统治的工具，显然是把分析的重心落在功能层面，因而普兰查斯才痛批米利班德等人的“功能主义”倾向。而斯考切波等在历史比较的实证研究中，实际上把国家作为一系列历史语境中的具体制度/组织来理解。这无疑是用韦伯来解马克思的毒，但是对于制度的关注使得斯考切波陷入过于纷繁的历史细节，因而她始终没有脱离碎片式的事后局部解释，而没有理论上的充分建树。 梯利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对于国家的理解也是制度导向的，但是他得以从历史研究中跳脱出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形成的一般理论。此外，斯科罗内克和卡朋特 等学者还进一步聚焦于国家内部的官僚制度，走的是一条更加韦伯式的道路，对于其他的政治行动主体似乎关注不够。
相比之下，莱克曼对于现代国家的特征作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补充，即5）只有当原先独立自主的各类精英进入国家，并把他们所控制的制度性资源带入国家之后，国家才得以扩张权力，成为现代社会的利维坦，替代了其他社会中间组织。如此，现代国家之外几乎不存在独立的精英集团，亦没有独立的权力中心足以挑战国家的权威。因之，国家才得以深入地渗透社会，对外扩张，而古老的帝国和城邦则逐渐被迫重组为现代国家的新形式。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前现代社会旧精英的激烈斗争。精英们在这场斗争中或是被消灭，或是和其他精英达成政治妥协进入国家，或是被收买或去势成为附庸。而这种精英斗争的具体结构，将极大地形塑国家的能力、制度和内部权力关系，也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包括国家的自主性以及国家内部精英与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精英进入国家之后，并不意味着精英斗争的休止。精英们也许让渡了制度资源，但也可能获得新的制度资源；旧的精英也许被消灭，但新的精英始终在生长。其结果是，现代国家始终还面临着分裂和崩溃的危险。这也正是现代社会的系统性风险之一，是灾难、战争和动荡的根源之一，特别对于后发展国家更是如此。
莱克曼对于现代国家的理解，是一种结构性的视角。国家不仅仅是一组功能的组合，亦不局限于具体的制度和组织；国家首先是一个场域，一个权力斗争和整合的领域。而关键因素始终是国家内部精英关系的结构——即，到底是只有一种精英统摄局面，还是有两种或多种精英处于或联合或斗争的状态。这一结构极大地制约了国家的力量和自主性。而国家具体的功能和制度始终是第二位的，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精英结构所决定的。这一切入国家的视角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修正，又避免了历史研究对于史实细节的纠缠，使得不同国家形态在跨国和跨时两个维度的比较明晰而可操作，亦可以深入分析国家在塑造民族和公民、推动经济发展以及建构民主制度和现代福利制度等方面的政治逻辑。这正是莱克曼希望通过这本著作来展示的方法。
三、精英斗争理论
在深入探究如何用这种结构性的精英视角来研究国家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莱克曼的精英斗争理论，并考察一下他的理论渊源。
莱克曼的精英概念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既有联系，又做了重大的修正。某类精英可以说是马氏所谓的“统治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就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或者更准确的来说，往往是其中的一个阶层（class fraction）。比如上述的产业精英和金融精英都是资产阶级，但他们很多时候是两种相互敌对的精英。马氏的理论框架认为统治阶级总是铁板一块的，而政治斗争和历史的演进大体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延绵展开。相较之下，莱克曼则指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即不同精英之间的持续斗争，才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剧目。只有在精英斗争打开结构性的权力缺口，提供了非常规的政治机会之后，其他被统治阶级才登上了历史舞台，且主要通过和某类精英的联盟来实现。另一方面，精英的统治固然依赖一定的生产关系，但很多时候精英本身的力量如何、以及他们所控制的组织机构也反过来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相对独立于生产力的变迁。 因此，精英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历史中是纠缠在一起的，但精英关系往往主导了阶级关系，而不是反之。
也许最发人深省的是，莱克曼指出精英关系的结构比其具体的形式和历史内容更为重要。简而言之，一旦上一轮的精英斗争消除了精英之间分裂的格局，任由一类精英做大，他们就摆脱了敌对精英的钳制和威胁，迅速壮大，甚至足以挑唆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斗争 ，并加倍剥削其他社会阶级，恢复压迫性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而如果精英斗争持续不断，两种或多种精英持续对峙，那么精英之间必然内耗徒增，斗争几方都要暂时放松剥削其他阶级，开放政治机会，向下或向外寻找盟友，并防止自己在政治军事斗争的过程中后院起火。例如，莱克曼在第二章中对比了英国和法国的现代国家形成时期。英国是所谓的“横向绝对主义”——在天主教会精英的势力被排除出英国之后，教会的权力和财产由英国国王和地方世俗地主攫取，形成了二元的精英结构，因此双方长期相互制肘，形成了相对缓和的社会和生产关系；而法国则是“纵向绝对主义”——专制君主成功采用了包税制和卖官鬻爵的制度来控制国内的其他精英，挑拨他们相互斗争，争夺有限的官职和税收资源，从而极大地筑固了王权，也进一步加强了对于底层的剥夺和压迫，最终激起了比英国更为激烈的革命。如此来看，任何一种精英的政治力量都是相对的，总是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精英关系的宏观结构。
正如上所述，从思想谱系上来说，莱克曼的理论吸收了七八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和历史比较研究的新因素，但就“精英斗争”这一核心研究范式来说，还有特定的社会学思想资源。两位世纪之交的意大利学者莫斯卡和帕累托都则犀利地指出，统治阶级的命运取决于他们自身。 但他们都缺乏系统的精英理论，也没有研讨精英权力的来源。此外，在二十世纪战后美国社会学界中，米尔斯的精英研究也曾影响了一代人。在《权力精英》这部日后成为社会学经典的著作中，米尔斯区分了美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精英，从而第一次清晰地指出了不同精英的组织基础。他还提出了精英如何建构吸引下层盟友的制度管道，由此壮大自身的力量。 显然，莱克曼把这些片段式的解释都综合在他的精英斗争理论之中。在最近的三十年间，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使得精英研究在美国政治社会学界迅速衰落，有一些有趣的探讨，但始终跳不出“网络研究”的框架。莱克曼的理论可谓自成体系，此外还有希格莱等学者强调精英视角，但他们缺乏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又局限在民主化这一问题上。
四、精英斗争与国家理论：优势与缺失
本书是从精英斗争的角度来考察国家的一个演练，其中包括国家的起源（第二章）、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第三章）、国家与经济发展（第四章）、民主与社会福利制度（第五章）以及国家崩溃的例子（第六章）和国家作为政治制度未来的走向（第七章）等等现当代政治学中的重要问题。总体来说，这是一个理论内核相对简洁的模型，但又有相当大的张力和解释力，尽管还有很多内在的限制。莱克曼在本书各章中都提供了详尽的文献综述，并指出了既有文献无法解决，而精英斗争理论恰恰能够更好切入的研究问题，例如具体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为何在某些历史时点发生改变，又是由哪些政治行动主体所推动的？这些主体是在怎样的结构性制约或机会之下采取政治行动的，又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和利益？为何会产生如此显著的国别制度差异？而最后形成的新的国家权力结构、制度和政策，甚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变，新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兴起，是行动主体理性计算的结果，还是斗争的非意料后果？
相比之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甚为流行的历史制度主义 虽然长于静态的国别和系统差异比较，但始终有一个阿克琉斯之踵——即在强调“路径依赖”的同时，无法很好地解释历时的制度变化，只能求助于“关键时点”（critical juncture）和外部冲击的解释，因此并不足以理解现代国家的起源和发展甚至崩溃的机制。而梯利等人的历史比较研究兼顾了制度和结构，更为成熟大气，也探究了历史突变的问题，但却和历史制度主义一样缺乏对于具体的政治行动主体的关照，特别是行动主体的动机、利益和他们所面临的结构性约束。另一方面，在美国政治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性选择制度理论 更为关注主体的利益和理性选择，但国家作为一整套复杂的制度和结构，此时已被简化为一组激励，而理性的政治参与者只是面对这些激励作出计算和选择。另外，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往往有很强的初始假定（比如国家作为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工具），对于阶级关系和政治斗争具体过程的理解也相对简单，很容易陷入各种本质主义。
相比之下，精英斗争理论首先是一种长于处理变化的理论，不管是国别之间的差异，还是历时的制度变迁，都可以用精英关系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阶级关系的恒常变动来解释。例如，莱克曼在比较现代国家形成的不同路径、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成败、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别特征时，都指出了精英关系的结构差异才是最本质的关键因素，而精英结构的调整才是关键时点外部冲击也好、内部突变也罢起作用的具体机制。而“制度”的细节，仅是一个中间性的变量而已，并没有某些历史制度主义者所想象的巨大惯性。一旦精英结构面临重组，制度变迁也随之而来。此外，莱克曼的理论也为政治过程中的行动主体预留了充分空间。各类精英是如何审时度势，不断参与政治斗争或做出妥协，又为何要进入国家，或者逐渐承认大众的公民权、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 ，亦是他理论所要考察的重点。但是，与理性选择理论又不同，莱克曼更关心精英的理性行为如何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而最终建构的制度或达成的政治格局往往是他们相互斗争之后的非意料结果。实际上，理性选择理论大多只有一个单一逻辑，也缺乏必要的历史感，因此在解释多样性和历史时机（timing）为何如其所是这两点上 ，也不及精英斗争理论。最后，正如本文已多次提到，莱克曼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诸多重要发展，比如从阶级斗争转向精英斗争，从精英的同质性到多元性，从历史决定论到对于政治过程偶在性的认可等等。
尽管精英斗争理论是打开国家这个黑箱子的趁手理论工具，但其内在的限制也不得不在此一并提出。首先，在现代政治日益走向大众政治和福利国家的时代，很多时候所谓的“统治者”无法具体指涉，而“大众”的力量通过民主化等制度安排不断增强，精英之间、精英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多元。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我们亦很难用莱克曼的“组织机构”的标准来识别精英集团并划分不同的精英，实际上他本人在实证中也没有详细操演定义和辨识的过程，很多时候也是语焉不详的，很容易陷入一种套套逻辑（tautology）。此外，政治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国际社会运动浪潮的兴起，也使得以单个主权国家为单位来分析精英结构和阶级关系显得十分局促。
其次，精英理论说到底还是一种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 。对于具体精英政治斗争的关注的确带入了历史的不确定性，也能容纳多样性，但这并不等于我们要放弃那些传统的宏观变量，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技术的进步，文化的变迁。最终我们还是要回答，哪些宏观变量、以何种方式改变了精英结构，从而决定了国家力量的强弱和国家制度的具体形式。这是中层理论的一个固有问题：一方面找出了具体的机制，又避免了宏观理论的决定论，叙述上的逻辑链条更紧密，但另一方面还是要和宏观理论的既有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这和美国社会学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颇为流行的“网络”研究类似。但说到底网络只是传统变量的一个扭结点而已，社会学家还是要具体研究网络上不断流动的权力、资本和身份认同。而当我们采用精英斗争理论来打开国家具体政治过程这个黑箱时，我们也最终要回到这些传统的变量，和既有的宏观理论参互以求。
最后，“文化”在莱克曼的国家研究中处于一个附属的地位。在他看来，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是构建政治联盟的工具之一，并通过政治联盟的建构和维系的过程来加以表达：“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寻找盟友和维持共同利益方面，比单纯的理性计算要可靠迅速的多……政治盟友们用文化和信仰来相互表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家庭、宗族、党派或政府的前途都押在这个政治联盟上了……文化是建构共同利益的一组既定思想和实践，用来防止政治盟友相互背叛，并促使政治盟友们在共同的事业中投入人力和物质资本”（Lachmann 2000：237-8）。同样，莱克曼在本书第二章讨论现代国家的起源过程中，也批评了韦伯的文化论点。在他看来，新教的昄依者并非是单纯受到教义感召，全然被文化力量左右，很多时候正是为了做出姿态，和天主教旧精英以及罗马教廷在政治上决裂。 这种对于文化的处理显然太过粗糙了。实际上，国家在政治、制度和政策各个方面都和文化因素深刻的纠缠在一起。如本书所涉猎的“民族主义”也好，战后的“发展主义”以及晚近的“新自由主义”也罢，并非是国家内部的精英可以轻易操控的意识形态工具。相反，这些理念深刻地形塑了精英对于政治利益和政治价值的认知，也影响了国家制度的生成。
自上世界八十年代社会科学发生“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后，一些北美政治学者采用“话语制度主义”（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或者建构制度主义（constructive intuitionalism） 的方法来研究国家具体的政治过程、制度建构和政策制定，充分重视话语、理念和文化的独立作用。其中最为优秀和细致的历史研究作品包括霍尔对于凯恩斯主义在各国如何转变成政策的研究 ，格尔斯基讨论新教伦理如何发展出“规制”（discipline）的政治技术，进而影响西欧现代国家的形成 ，以及施密特对于当代欧洲国内政治话语如何造成政策分野的讨论 和道宾对于各国政治文化如何形塑各自的铁路行业政策的研究 ，等等。其中很多作品也涉及了精英、理念和制度如何相互作用，和莱克曼的视角恰好形成了有益的对照。
五、精英、国家与当下中国
然而，在当下中国政治秩序尚在演进，新旧政治资源交叠的时期，研究者又如何来确定不同的精英，进而描述出精英关系的结构呢？一方面，中国和许多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情况类似，不同的党内派系往往控制了不同的国家部门和纵向的资源体系，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精英，也可以用精英斗争的理论加以分析。这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前三十年历史和当下的政治变迁是同样适用的。在美国学界，萨列尼、伊尔、史莱佛和崔斯曼等学者已经考察了东欧和俄罗斯转型前后精英格局的变化，以及精英与其他社会阶级在转型过程中的互动 。而邹谠（Tang Tsou）、黎安友（Andrew Nathan）、李成（Cheng Li）、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史宗翰（Victor Shih）和诺顿（Barry Naughton）等对于中国党内精英的研究也相当丰富，虽然其中很多作品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若能把这些实证研究和莱克曼更为系统的精英和国家理论相互参照，也许能开辟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鲜思路。
另一方面，中国近三十年的市场改革培育了基于私人经济部门的新精英。尽管国家用种种政治和经济的方式羁縻这些新精英，企图使之进入国家的权力体系 ，但两者今后将如何互动，会有哪些非意料后果，似乎正未易言。此外，国有经济部门在经历了上世纪末的“抓大放小”政策和国资委掌权时期的兼并和调整之后，实际控制力出人意料地大大增强了。这使得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很有可能或已经成为一类新的精英，与其他国家内部的精英分庭抗礼 。这些精英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无疑是探索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重要变量之一。
总而言之，莱克曼的《国家与权力》首先是针对现代国家研究不同领域的一个相对完备的综述。他批判性地综合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很适合作为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和国家理论的中高级教科书。同时，莱克曼独特的精英斗争理论也是切入国家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他在每一章后半部分对于国家权力结构的分析提供了出色的实证范例，有助于我们观察和解读当下中国和其他国家政治过程如何展开，政治制度如何变迁，政策如何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