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国的逻辑》经典读后感有感
《城市中国的逻辑》是一本由陈映芳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48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城市中国的逻辑》精选点评：
●带来了思路的大刷新。多谢
●陈老师的文章总是让人耳目一新，启发颇多。不过，不在本书范围内，最让我“眼前一亮”，读后连赞的是《“违规”的空间》一文。
●虽然书的年份比较久，但是现在看来还是很有读的价值，以上海棚户改造采访对象为主要内容，介绍了城市发展进程～
●陈老师真是笔耕不缀啊。。。。
●解释了为啥要买房，中国城市化设计，高端视角
●这本很赞，启发比较多
●如何以非公知姿态的实证研究剖析社会and城市逻辑中的种种～～
●体制为权力系统带来了可支付财富，用以换取庞大官僚集团、体制内知识精英的臣服和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区隔市民与外来流动人口，市民有限地分享了城市开发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忍受了城市开发过程中的不公。
●人文气息很浓的城市研究，更看重中国城市进程中的合法性建构而非单纯的结构性力量，并围绕城市化－合法性这一线索串联起了现代化、城市主义等话语。和这种灵活的视角比起来，作为总领的“城市中国的逻辑”反而有些过于抽象和概括，且对中国城市化的宏观分析还是缺少新意。
●#寂寞不归学术路# 非常扎实的学术作品。作者对于社会学认识论层面的反思尤其能够启发人对于东西方范式的关系以及学者个人价值立场定位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社会学自我教育#
《城市中国的逻辑》读后感(一)：筆記
- 近三四個月因為工作的關係, 一直在尋找與城市/中國相關的'思想資源'. 以我的性格與興趣, 閱讀社科類的書是比較常見的進路.
- 拿起陳映芳老師這本書,其實有點機緣巧合. 本來因為另一個分享我'意識到'原來陳老師曾從歷史/現代化的角度談中國青年, 這視角一直是我十分感興趣的東西, 故特意去廣州學而優找找看. 沒料到該書已賣光, 但庫存中有這本, 那就'將就'一下讀一讀好了.
- 其實回想起來, 這本書我幾年前應該是碰見過的. 當時我更多的被拉往了'三農'的一些思考中, 就比較不想拿起一些關於城市的書來看. 回想起來, 大概也是自己有眼不識泰山, 竟然錯過了本好東西.
- 一直困擾我的是, 當我們拿將'全球化/發展主義'的框架去看中國/中國城市的發展及困境時, 我一直覺得有點不足以完全說明我們每天面對的狀態. 同樣是拆遷/舊城改造, 在香港或台北我們所能看見的過程肯定與北上廣不一樣, 更別說千千萬萬個城市/鎮. 我們同樣可以以'發展'來批判這些過程, 但其實說了等於沒有說.
- 問題是, 如何更有效的理解/解析我們每天見到的現象？ 這就有必要去到現場找在地的學者, 去讀在地生產的知識了.
- 本來我想找的是更具體去到北京廣州兩所我工作牽涉到的城市的, 可惜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讀物. 陳老師的研究更多是基於上海的情況, 但讀來覺得還是對理解北京及廣州的狀況有很大的幫助.
- 書本的"序章" 已開宗名義的將中國的城市(化), 與中國的政治社會結構連繫起來去討論. 陳老師有幾個提醒十分有意思, 首先中國不同於一般意義的發展中國家, 因為她高度集權, 政治與經濟生活都被國家高度組織/滲透. 此外, 她也強調"城市化/城市中國"在中國轉型當中帶來的問題, 以及對黨國體制合法性的'補充/重要性'. 我覺得在內地的出版中能這樣提是很了不起的事...... 她差不多就要說破城市化的過程中黨國體制在當中'食水很深', 也鞏固了自己的權利/利益, 當中也涉及到中央地方之間十分微妙, 甚至是互相'扯貓尾'的角色.
- 資本在城市化中是十分重要的角色, 而陳老師也特別提醒了中國的城市在全球的分工中的角色. 像北上廣這些城市, 她是"成為政府和資本聯手經營的經濟產業, 全球經濟網絡中的重要節點, 也成為"全球資本"與"國家"及"地方/城市政府"歡聚一堂的客廳.
- 去到具體的案例, 書中收納了不同的一些研究, 包括農民工的生存狀態, 城市對'人才'的利用及控制, 城市空間的開發, 都市運動等等等等. 當中我最深印象的是城市政府以'差序'的政策去將人分三六九等, 由完全沒有保障的外來打工者到農轉非到外來人才等等等等, 真是豈有此理! 當然還有以'房產'來劃分得到保障多少的做法, 簡直是赤裸的與土地開發及資本掛勾!
- 作者就'保圍家園'作為都市運動中的價值資源 (以對抗權威國家/國家優先的現代化需求), 以及分析內地城市的歷史脈絡中'家庭'作為基本生存單位的重要性等的討論, 也豐富了我對國內城市的想像與理解.
- 在較後的章節中作者提出了就"鄉土中國"的反思. 我的學理有限, 但領會到的想法包括有, 城市/城鎮在中國的歷史中是存在的, 我們要理順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就必須同時梳理城鎮及鄉土中國的歷史. 鄉土並不是獨立存在的一個浪漫化的空間, 它一直與城鎮有關係, 在回應三農問題/鄉村建設問題時其實也必須回答城鄉關係的問題.
- 在閱讀的過程中, 我對陳老師引用台灣李丁讚老師的一些文字特別有感覺, 也就抄下來以茲記念:
quot;……社區的消失，除了反映強勢國家/弱勢地方的權力結構關係之外，資本主義所引發的經濟強勢：如工商本位，發展迷思，進步社話等，也再再地讓傳統的社區變得無法維繫；尤其，當政治勢力和經濟勢力的結合，更讓社會的連帶性和自主性蕩然無存……社區總體營造既是一個文化運動，也是一個政治運動。在文化運動的意義上社區營造的目標，既嘗試克服經濟勢力的入侵下的社會失序狀態，重建新的社區連帶和人際網絡。但在政治運動的意義上，社區營造的目標, 是在面對國家勢力的長期介入下，如何重新建立社區居民的自主意識，擴大參與、進而建立地方/國家平等的權力結構，這也是現代民主國家的重要目標所在。"
《城市中国的逻辑》读后感(二)：城市中国的得与失
无论是六十年前新中国成立时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是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摩天大楼、都市圈”，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都是中国人奋斗的目标。从最早在农村招工进城办工厂，到现在的征地拆迁建设高科技工业园区，中国其实一直都在上演“工业化、城市化”的“大跃进”，如今，“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的理想已经成为现实，然而，“振兴中华”的荣誉却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福和笑脸，相反，一场大雨就将城市的所有不堪完整无疑的暴露在世人面前——网络上对政府铺天盖地的批评，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目前的城市化，是否对国家是得，对民众却是失？
作为留学日本的学者，陈映芳在开始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问题时，经常会不自觉地将其与日本的城市化进程进行对比。同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农村，迈入西方近代工业和现代化之后所经历的挣扎与辛酸、贫困与抗争多有类似之处——她对小津电影《东京物语》的解读，如同日本学者对鲁迅《故乡》的接受研究。在物质化的挤压下，亲情的崩裂和老人的孤寂都是我们今后长期要面临的社会问题。但在这本《城市中国的逻辑》中，陈教授却将目光投向话剧《小社会》中所演绎的城市底层，不同的是，她不是单纯的将其贴上政治标签，而是仔细辨识了城市化中，新增的因为征地而产生的“非市民待遇的市民”以及农民工。
在当下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中，我们很少发现白领阶层和政府公务员成为事件的发动者，绝大多数都为被征地的郊区农民，或者被拆迁的城市贫民，以及从农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以往只有通过参军和考学才能脱离农门，现在却能自由摆脱农村靠天吃饭的宿命，在洗脚进城后赚大钱的热情，使得所有苦活、脏活、累活、危险活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一力承担。对于他们来说，外出务工能赚取到比农村种地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收入，即便遭受当地人的白眼、黑社会的欺压、城管的追打、老板的责骂，他们也能对自己的后代自豪的说——我们这一代进了城，下一步，就看你们这一代是否能进省城，甚至是京城。
所以，“外来务工人员”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成为城市的利益之源。有意思的是，这些教科书上定义的“无产者”，虽然已经有了维权意识，并且有了团结起来进行合理诉求的举动，但他们目前直接发生冲突的对象，往往是企业主和当地被拆迁后的贫民，前者冲突的原因往往是由于劳动报酬，而后者则是争抢不多的有限的工作岗位。对于被拆迁的城郊农民来说，虽然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到市民待遇（直接原因往往是没有城区户口），但是却有着强烈的市民意识。所以，在当地政府眼中，这批人就成了“刁民”“上访专业户”，成为了“维稳”的主要对象。相反，“外来务工人员”则是，给钱就干活，没钱就走，只要当地能提供比外地要高的收入，他们就会继续为这个城市服务，而不会索取其他的相关权利。
所以，北京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而广东乌坎村民为了土地征收款的事情，一直闹到广东省委省政府出面，撤掉所有村官才告一段落。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羊吃人”其实并不普遍，农民对城市的向往使整个城市化的进程相对顺利得多，但问题在于，进城以后，底层贫民相对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按照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教育往往是弥合这种差异的良方，上一代人再怎么受苦，只要看到下一代人有了进阶的通道，都能把怨言吞到肚子中。然而，目前城市的高房价和大学生起薪低于农民工的事实，使得这种希望成为泡影。而同时，由于经济增速的放缓，企业间由于并购和裁员引起的劳动纠纷也开始抬头，群体性事件有朝中产阶层蔓延的趋势。对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反思，已经逐渐从知识分子转向白领阶层和大学生，并包括了新一代的技校毕业的产业工人。富士康跳楼事件引起的广发关注，是因为大家都有遇到过类似的遭遇，甚至有过类似的经历和体验。
某种程度上，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英国人对工业化的反思，与目前中国对城市化的责难，并不相同。作为工业革命的发起国，英国曾经历世界霸主的荣耀，及至今日，美国的很多城市也都是效仿英国而来，他们反思的，是城市化之后人的心灵与命运。而在中国，城市化还处在初期，人们反思的是城市化中利益分配的不合理，腐败导致公共利益受损——或者说，城市化的正当性危机，是在于没有给不同阶层以一定的上升通道和进阶空间，没有平衡不同阶层的利益分配。如果只是一两个阶层利益受损，还可以通过“维稳”和“慰问”来进行平衡，如果整个中下阶层都感到利益受损（比如：高房价使所有人都难以安居，交通拥堵使所有人都难以乐业），且将矛盾焦点对准政府，事情就会变得难以预料——或许若干年后，又会有如同吴晓波一样的财经作家来纪念中国现代化的又一次失败，又来哀叹中国错失了融入世界的最佳时机。然而，很少有人想到，西方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所造成的矛盾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会付出怎样可怕的代价呢？
《城市中国的逻辑》读后感(三)：中国人和社会主义的葡萄架
“中国人的生活充满了迷幻的和令人费解的多样性。”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在20世纪初的中国，伏案写下这样的句子。
读第三章“征地农民的市民化”，征地农民身上的农民性与市民性交织，直面在就业、社会保障、市民待遇等这些问题的冲突中。陈老师在文中提出，“征地农民就业难，究竟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这个疑问也可以放大到他们身上的种种问题。
柯库侯姆（A.R.Colquhoum）上世纪对中国有这样的洞察：“由无数累计持续导致的产物一定是巨大的，如果再加上第三个因素，即隔离，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文明的复杂特性和奇特的保守形式感到任何的惊奇。”（《转变中的中国》，1898年）不同于前面章节探讨的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的融入，他们所处的正是柯氏所说的“隔离”的状态。而征地农民则不然，无论地缘还是亲缘，他们与城市的联系是黏着的，但又是滞后的。城市的便捷、物质化以及所有的天花乱坠般的美好事物是他们主动吸收的，而竞争化的、丛林法则的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耕耘与付出，他们主动地排斥在了家门之外，并且以熟悉的“我们是农民嘛”的经典句式谓之心安理得。正如陈老师在书中讨论道，目前学者的论述将农民的市民化主要概括为职业和身份的非农化，包括身份设计的户口及福利保障等，疏漏了有关“生活意识、权利意识的发育以及性格和行动的变化”。这些发育和变化，经过他们自身疏离城市但又迫近城市文化与气息的生活，发酵出一种朦胧但却浓厚的笼罩——无法说是发展，只能谓之市民意识的开发。
由此，不禁要问“农民”被建构出来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一般所认知的“农民”是什么？而真实的农民他们又是如何理解他们自身的？我觉得任何对于农民观的清算都是有意义的。
晏阳初在《农村运动的使命》中，回答为什么“民族再造”的使命，要“农村运动”来承担，是这样认为的：“中国民族的坏处与弱点差不多全在‘都市人’的身上，至少可以说都市人的坏处要比‘乡下佬’来得多些重些。在乡下佬的生活上，还可以看得出中国民族的美德，在都市人的生活上就不容易发现了。古来许多英雄豪杰成大功立大业的，大部分来自田间。”这是民国二十四年也就是西元1935年的中国文人对都市和乡村的觉察与反思。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有“重农”传统， 近代“现代化”“工业化”“工人阶级”这些代表先进文化的词汇传入以后，“小农经济”“农民意识”似乎就变成了落后、封建的代名词。于是，一方面中国还是仰仗农业的大国，一方面中国不能不急起直追现代化、工业化的伟大标杆；另一方面现代中国革命根本上是一场农民革命，同时这场革命在胜利后为了继续革命却唱着“工人阶级”的高调。政治上，贫下中农被看作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但实际上农民的利益却长期得不到改善。勤劳、淳朴、善良、坚韧的品质在无数文学作品中讴歌，与此同时“农民意识”涉及的狭隘、自私、目光短浅等又指向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要“改造国民性”思潮批判了国民性中蒙昧、麻木的一面影响至今，而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的思想又证明了农民的伟大。
经历了大半个世纪，这些重重矛盾复杂斑驳的关系中，“农民”这个概念本身就被一次一次建构——借由文人恨铁扼腕国民性的方式，借由思想家贴合外来西文思潮的方式，借由政治家分化社会阶层动员社会成员的方式。陈老师在第四章中有这样的陈述：“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国家最主要的政治表象之一，是工人阶级的‘翻身’…下层社会通过政治的、职业的、教育的各种渠道实现上身的社会流动，这应是社会主义的制度目标……”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逃不开社会主义的逻辑，其中生长出来的无论是“农民性”又或者“市民性”，不妨借由“葡萄藤”的成长模式——生活资料的取得方式，将每一颗葡萄系在既定的葡萄串和葡萄架上，相互之间交往的关系，竞争或是差序格局，精神生活裹挟着现代文化之影响，已经有了确定的支撑。想来这样固化制度、礼俗而轻视人性在其中的能动作用，也是无奈。梁漱溟先生也有这样的感慨：“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之无不及，但无奈历史太久，传到后来，生趣渐薄，此即所谓老衰了。在他，一无锢蔽的宗教，而无刚硬的法律，而极尽人情蔚成礼俗，其社会中的组织及秩序原始极松软灵活的，乃以日久慢慢机械化之故，蔽不通竟不亚于宗教，其刚硬冷酷有过于法律。”
最后一点感受来源于通读的阅读体验，文章对我们习以为常、理所当然的社会现实，用轻柔的理性，温柔的质疑带来的语汇，特别有水一样的力量。读的时候觉得智慧，觉得真实，放下书看周围的世界又是另一番意味了。
《城市中国的逻辑》读后感(四)：社会学的性格与社会学家的性格
社会学与中国研究，本来桥是桥路是路，两个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姑娘，却好像打了很久的架，到现在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有的不是真的我，我有的有些是真的你。越是粗粗涉猎了国内外中西方的“中国命题”，越觉得中国越来越远越来越不清楚——理论指向的中国总是复杂/多样，是无数可能性的土壤，是神秘石化的面纱无法撩开。
自然科学的美在简单，圆周或是直线，等号或是不等号，真理的身材大家已经习惯了她的苗条纤细，不带一点赘肉的简洁。难道社会科学就没有这种美感？为什么繁复社会现实不能浓缩归结为一个神奇的圆圈，或是一片整齐的线条呢？这些接近中国真相的手段，是不是戴上多样性的帽子，就能为思考浅薄与方法粗鄙的谢顶遮一遮丑？问多了会不会也有心虚，或谓之自我安慰的心安理得——理想如此，统计如此，自然如此。
中国社会学最外放的性格，莫过于实用。好像是从西方社会学这个洋气妈妈上遗传，社会学发源的起点怎么不是解决问题，改善状况，控制异常呢？一个学科成果有用，接近的方法也算漂亮，再有些真真假假的批判与发展，差不多就是欣欣向荣的肥料了。中国社会学好像变成了“香蕉人”，外黄内白回到老家却更如鱼得水地生长开来——既是观察，更是解决实际问题，多么新鲜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在哪里攫取一点附庸风雅的乡土中国，都足够封妻荫子。为西方社会学剪贴新鲜的素材，近代中国的社会学有了热火朝天的干劲了。
人们说文人相轻，长得漂亮的妈妈好像也比较容易被同样漂亮的女儿叛逆，更不要说相貌平平的女儿。社会学的西方出身也生不逢时，西方列强的爪牙姿态本来让中国人抵抗，贴上了西方的标签，就更容易将“中国以外”一而概之地同质化，女儿的自信很难找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中国内部的异质性只在被需要的时候“特殊”一下。而慢慢随着中国自我姿态的复原，终于走出被欺负的阴影，却好像报复性地变本加厉拿来移植，而本该茁壮成长的自我认同、自我理解变成先天不足了。范式这个最大的工具，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发声的重要频道，想要被听见请先学说话，想要被听懂请先学外语。
于是，在范式、研究者主体、经验的链条中，每一条看得见或是看不见的拉扣都被重重裹挟，被西方社会学的“包租婆”地位绑架，被研究者自身的目标绑架，被所研究之社会真实的局限绑架。
社会学的性格远远不止实用这么简单。它起源的问题意识与颠覆的品质，就是从人们习焉不察的正常中觉察异常，从唏嘘嗟叹不已的异常中坦然正常。“科学、艺术和工业引人注目的发展带来的迷惑……在病态的兴奋中完成，每个人难免又感到令人痛苦的反作用。”社会学绝对有她冷酷决绝的一面，对于正常性和异常性有不近人情的冷静——有时候是发生或不发生的绝对是否界限，有时候是数量多少的相对阶梯，社会学异常存在是有条件、制度规则和道德的，凡是存在便合理，合的是“有果必有因”的理。
社会学家的性格似乎就没有那么酷了。社会冲突/变动的存在，社会的正常是和谐还是变迁冲突？社会运动的挑战，是长久的顽疾还是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表达方式？在一次次接近真相的痛苦思考中，反而目光所及、思绪所听之处处是绑架的陷阱。人但凡要思考，认识论的干预多么容易反客为主，而更强大的话语黑洞，官方话语、学术话语、民众话语威逼利诱地献宝荣誉、财富、认可、共享，把社会学终极指向的所有美好拱手奉上，谁能眼睛都不眨地变成机器人，大概就可以冷酷到底。可是社会的温情却是人这一有体温的动物互动而成，没有来自感动、震撼、悲痛这些情感起点的研究，成果会有什么破坏性的武器，大概比直接、便宜的引渡可怕太多。相信灵魂的舞者，会痛会笑的心肠，不该饮鸩止渴。“哪怕只是身处必然王国而向存在王国的那一种姿态，对我们仍然无比重要。”
社会经验的接近，有一个偶然的思考。倘若问你，红色、蓝色会让你想到什么？落日烧红的晚霞落在湖蓝的天空？十岁那年红蓝条纹的连衣裙？还是星条旗？如果给你两块方形的红色蓝色色块，大概更多的可能是导向国旗规整图案色彩吧。所以颜色是没有形状的，只是它偶然出现的模样却有可能马上刺激强烈的暗示，在这种兴奋中很难推翻人的“先验幻想”。社会中的抽象因素，它们的现身势必附着于世俗世界的载体中，而研究者看到的究竟是它本身还是它的载体，或者用载体断定其本身，都是我们耳熟能详。
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对结构功能主义与抽象的经验主义的批判，强调对历史的研究，对社会心理的研究，力图传统学科的抽象与僵化界限。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品质，是一种视角的转换能力，把个人生活与更广阔的社会整体相联系，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进程相联系，即整体观和历史感的思维方式。
米尔斯对社会学久而成习的偏向中，一有宏大理论。这种论述中社会均衡存在，与之匹配的社会化控制手段齐全，而无法解释社会变迁。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答案不止一个，过分强调共享价值的单一效果。无关痛痒，佯装晦涩。二有抽象的经验研究。囿于繁琐细节的堆积繁多，对规范形式的认识不足，将其设定的科学哲学奉为唯一的科学方法，考虑经费利益集团所关心的问题。三是形形色色的适用主义。批判建立在政治价值和学术论题的框架背景上的。政治意义——利益集团的政治宣传。为占支配的组织的大制度目标服务，成为行政管理的一部分。
形式的含糊的蒙昧主义，形式的空洞的精巧，宏大理论与抽象经验只能说明我们对社会知之甚少。历史、理性与自由、人类的多样性和对政治的冷看，社会学的性格和社会学家的性格何尝又不是社会的一部分，看到人性的美与痛，试图超越的个人与时代的局限，最终是人的思想有多远多酷，社会就可以多远多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