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雾·穿裹尸衣的女人读后感1000字

　　《最后的雾·穿裹尸衣的女人》是一本由[智利] 玛丽亚·路易莎·邦巴尔著作，后浪丨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页数：1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最后的雾·穿裹尸衣的女人》读后感(一)：生活在迷雾之中

　　“浓重的雾”、“森林”、“大树”这些好像是邦巴尔的许多作品中共同的意象，代表着虚幻、迷茫、阴郁、孤寂。或许是作者本人情路坎坷，她塑造的许多女性角色在婚姻中都非常的不幸，丈夫都很冷漠，她们在精神上非常的苦闷。女性在婚姻中的精神需求，我想这是能引起女性读者共鸣的一个关键吧。

　　写作技巧上自是不必多说，梦境、潜意识、内心独白、意识流这些要素运用自如，而且读起来非常流畅、不费解。除了这两篇，还有一个短篇《树》，借助音乐来作为意识流发展的“阶梯”，引领读者感受主人公情感的变化。

　　另外，笔触细腻，比喻也运用得恰到好处。《最后的雾》是几个月前读的，有些忘了，《穿裹尸衣的女人》是最近读的，里面的比喻非常精巧，我个人非常喜欢，相信这也得益于译者深厚的语言功底，才能让这么美的语言以中文形式展现出来。

　　最后，我想说，像《最后的雾》的女主人公一样，因为一个梦境而让平淡的生活有了色彩，有了期冀，这也没什么不好的。等梦境破灭之时，说不定我们因为这个信念已经得到了意外的收获，那时幻想破灭倒也无足轻重了。《穿裹尸衣的女人》让我感受到的是一个女人回顾自己的一生，有炽热的爱情，有孤寂的痛苦，有儿女承欢膝下的愉悦，有丈夫的背叛等等。一生的感情生活假如真能这么丰富，倒也是死而无憾了。

　　《最后的雾·穿裹尸衣的女人》读后感(二)：是死亡，不是可怕的死亡

小说的主人公安娜·玛丽亚已经死去，她躺在灵床上，穿着裹尸衣，可她却没有丧失感觉与思想，依然能感知周围的世界，故事便以她的口吻被讲述。亲友们来来往往与她做最后的告别——奶妈索伊拉、表哥里卡多、妹妹阿莉西亚、老友费尔南多、丈夫安东尼奥等等。随着他们的到来，死去的人记忆重现，一段段串联起来，从豆蔻年华到为妻为母，从单纯热烈的初恋到枯燥乏味的婚姻，一个女性的成长、绽放到枯萎。

年少时，被深爱的表哥里卡多始乱终弃，盼望他为自己而来，盼望他的爱情，陷于其中，难以自拔，也因此错过了安东尼奥的心，继而与丈夫错位的爱又一次折磨着自己，面对着费尔南多的追求、宽恕、容忍，她无法接受，甚至轻蔑与不屑，却又无法割舍，情绪需要一个出口，而费尔南多就是那个无条件接受、原谅她的那个人。她始终为男人烦恼，为情所折磨，除了照顾家庭、相夫教子，她的意义似乎也仅限于此。

故事以这种阴阳交错的方式将女主悲惨的爱情与一生展现出来，将那个时代背景下，女性们无法言说的苦闷的内心告诉世人，魔幻中又平添了一份现实色彩。最终放弃重生，选择“死者的死亡”，选择抛弃这个男权横行、对女性充满不公的社会，是死亡，却不是可怕的死亡，躺在散发着薰衣草香气的绣花床单上，她比活着的时候更加妩媚、柔软且安详，是解放，是永远的解放。

世俗总是引导着人们向往生与繁荣，而邦巴尔似乎是朵奇葩，她早已与死亡纠缠不清，她曾像安娜·玛丽亚一样对自己开过枪，失去一生挚爱，行尸走肉般生活。（最后随意感叹一下这个传奇的女人）

　　《最后的雾·穿裹尸衣的女人》读后感(三)：结婚证：一张无需任何考核即可领取的证书

比起作家这个身份，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更像是一位魔法师。她能够召唤出一团浓雾，为一位婚姻不幸的女人制造一场亦真亦幻的恋情；她能够撬动死者之口，让一个亡人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掌握幻术与通灵术的邦巴尔，分别用这两种法术写出了两部小说，名为《最后的雾》与《穿裹尸衣的女人》。

十多年后，一个名叫胡安·鲁尔福的墨西哥人从邦巴尔的作品中学去了她的法术，并写下小说《佩德罗·巴拉莫》。

又过了十年，一个深受鲁尔福影响的哥伦比亚人，写下了一部传世之作——《百年孤独》。

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胡安·鲁尔福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三位来自拉美大地不同国度、不同性别、不同年代的作家，在文学世界里成为紧密相连的一脉之水：马尔克斯是河面宽阔的下游，召唤、滋养着无数新生读者；溯水而上，那隐匿于山川中的涧流，便是胡安·鲁尔福的领地；再往前走，直至一股清澈的浅溪，就是邦巴尔了。

同样是用梦境、呓语、死亡和迷雾构造亦真亦幻的故事，但与这两位晚辈相比，邦巴尔最为难得的是，她拒绝让政治掺和进她的小说。现代文明与拉美传统的对抗也好，独裁者与社会大众的矛盾也罢，统统被邦巴尔拒之门外。对爱的渴望，构成了邦巴尔作品的主旋律，就如一只不知疲倦的飞蛾，眼中只有那团名为爱情的火光。

也许对邦巴尔来说，在 19 世纪 30 年代讲述真假难辨的女性故事，可能不是一种写作技法，而只是一种无奈的迁就。就像在《最后的雾》中，当丈夫丹尼尔说出“能和我结婚你很幸运”后，女主角只有麻木地回答“我知道”，而后跳入幻想中的婚外恋情，没有其他选项。现实世界不允许出现“婚外情”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但同时对毫无感情的婚姻坐视不管。她没办法说出心里话，又无法将在这些话憋在心中。幻想，成为小说中的“我”和小说作者邦巴尔最后的自由。

如今有一句流行语，叫做“有多少真心话是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出来”。而对于邦巴尔来说，可能是“有多少真心话是以呓语的方式说出来”。从这个层面上说，即便我非常喜爱邦巴尔文字里的层层迷雾，但我并不期待在今后的作者那里读到这种迷雾故事。我希望雾可以散去，真心话可以不加掩饰地脱口而出。远眺出去，我们欣慰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直抒胸臆，在他们之中，女性的身影正在增多。但环顾四周，我们也悲哀地发现，一束黑暗正在降临。

　　《最后的雾·穿裹尸衣的女人》读后感(四)：她也许是遭上帝贬谪的缪斯，来人间历经磨难的

西班牙有一句谚语：“知道你和谁在一起， 就知道你是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看看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的几位朋友，就知道她是何许人了。

智利诗人聂鲁达给她起过两个绰号，“埃及蠓”和“火蜜蜂”。前者形容他们俩的亲密友谊：聂鲁达在雅加达做外交官时，豢养过一只埃及蠓，这宠物和他形影不离；当他在智利驻阿根廷使馆工作时，邦巴尔寄住在他家，她就像那只埃及蠓一样，总是跟随这位兄长到处走动。他们有时在厨房同一张大理石餐桌上写作，聂鲁达写《大地上的居所》，她写《最后的雾》。“火蜜蜂”，是指邦巴尔有火一般的热情，她会像飞蛾扑火一般地投入创作，也会以同样的热情投入爱人的怀抱，但受到伤害时，她也会用尾刺去报复，哪怕付出致命的代价……聂鲁达曾说，要想和哪个女人严肃认真地谈论文学，那就只有邦巴尔，她给拉丁美洲文坛带来了一股清风。他还说，邦巴尔的作品用不着别人改动，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拉丁美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亲切地称邦巴尔为“小女孩儿”。当邦巴尔的代表作《最后的雾》与《穿裹尸衣的女人》出版时，米斯特拉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她的作品是智利，乃至全拉丁美洲优秀小说中最优秀的。当她们再次相遇，邦巴尔正处于灵感枯竭、创作停顿的痛苦时期，米斯特拉尔给予她极大的鼓励。米斯特拉尔最后的岁月是在美国纽约度过的，时任智利驻美国的领事。当她离开人世时，邦巴尔是最早到医院去吊唁这位伟大女性的人。

邦巴尔和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卡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当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后者正带领《茅屋》剧团在阿根廷巡演。加西亚·洛尔卡回国时，邦巴尔和同伴们一起深情地呼喊：“再见，费德里科……！”她哪里知道，这次分手竟是诀别（加西亚·洛尔卡于1936年惨遭法西斯杀害）。

邦巴尔也是另一位大师级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家的座上客。他们常常一边散步，一边探讨邦巴尔新作的构思。博尔赫斯曾对邦巴尔创作《穿裹尸衣的女人》提出异议，认为她可能把握不住生与死、人与魂之阴阳两隔的分寸。邦巴尔却痴心不改，坚持自己的想法，结果她创作出一部惊世之作。她和博尔赫斯的友谊牢固而久远。1976年，当她的小说《玛利亚·格里塞尔达的故事》在智利海港城市瓦尔帕莱索出版时，博尔赫斯不顾年老体衰、几近失明，亲自去参加首发式，为她站脚助威！

从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与上述几位大家的交往，可知她绝非等闲之辈。

邦巴尔在智利海滨小城比尼亚·德尔马尔（海上葡萄园）度过幸福童年，在巴黎度过花季少女时代，1931年，她回到阔别已久的智利，在瓦尔帕莱索港下船。当她从那艘名为“太平洋女王号”的越洋海轮走下舷梯时，结识了和母亲一起来接她的欧罗修·桑切斯，从此便刻骨铭心地爱上了这个正与妻子分居的男人，演绎出一场惊世骇俗的爱情悲剧。

不理智的“痴情和任性”一般不会有善果。当她发觉欧罗修·桑切斯移情别恋时，绝望之余，朝自己开了一枪，幸好未击中要害，只是打伤了肩膀。在智利待不下去了，欧罗修给她买了一张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机票，在那里她受到聂鲁达夫妇的热情欢迎。在阿根廷， 她的文学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创作了《最后的雾》（1935）和《穿裹尸衣的女人》（1938），引起拉丁美洲文坛震惊。她曾代表阿根廷，出席1938年在美国纽约举行的世界笔会。此后，她经常居住在阿根廷或美国。曾与一个名叫拉尔科的画家结婚，但是很快就分手了。一位年长的男士虽然很爱她，又忌讳她那段初恋的悲剧，这令她十分沮丧。她觉得是欧罗修·桑切斯毁了她的一生。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欧罗修春风得意地携妻子回到智利的照片时，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在街头等到了欧罗修，朝他开了枪。她被捕了，幸亏欧罗修没有死，而且也不愿纠缠此事，几经周折，她最终交保获释。

邦巴尔只好离开智利，经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到纽约。她渐渐平静下来，为阿根廷杂志撰写有关美国的纪实报道，有时还推销药品和牛奶。她已学会踏踏实实地生活和写作，但依然苦闷，时常借酒浇愁。1944年，她和一位名叫法尔·德·桑·法叶的绅士结婚，并生了一个女儿，但依然郁郁寡欢。1956年，她的冤家欧罗修驾机出事身亡，她才回到阔别已久的智利，后又回到美国。1969年，丈夫去世，她更加孤独。1971年，到布宜诺斯艾利斯；1973年又回到智利。

她的出现引起智利文学界的注意。智利教育部为她的小说《俏姑娘和夜莺》（1960）颁发了里卡多·克拉尚奖。1977年，她的小说《玛丽亚·格里塞尔达的故事》在智利出版；同年，智利国家语言科学院为她颁奖。此时，《最后的雾》已经出到第八版了。

晚年的邦巴尔，处境悲凉。女儿不和她住在一起，甚至连信也不回一封。她只能靠丈夫的遗产——每月150美元——生活，幸好有一个外甥女每月寄给她300美元。直到1978年，政府才给她一点接济。她几次进入养老院，喜欢长时间站在门口，希望有人认出她来。她喜欢记者采访，只是回避两个话题：她的冤家欧罗修以及她为何不再有新作。1978年12月，她获得一个地区性文学奖。1980年5月6日，在圣地亚哥病逝。她死后舆论哗然，质问为何不授予她国家文学奖。不久，在她的故乡比尼亚·德尔马尔以她的名字设立了一项文学奖；在圣地亚哥的拉斯孔德斯新区，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所学校和一个广场。

邦巴尔的生平大致如此。有人说：她也许是遭上帝贬谪的缪斯，来人间历经磨难的。

在我国，最早较详细地译介邦巴尔的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博士生导师段若川教授。她是笔者的妻子，于2003年不幸去世。在此为她代笔，权作告慰她的在天之灵。

对段若川而言，接触邦巴尔的作品，实出偶然。她从1983年起，开始研究智利著名小说家何塞·多诺索。至1991年，已经翻译出版了多诺索的六本书。1991年底，她了解到这位智利小说家十分向往中国的古老文明，而且很想与自己的中文译者见面。

1994年，为了研究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她申请到了去智利访学的机会。同年3月3日，她第一次去拜访多诺索。当天晚上，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马波乔河畔有一个文化节的开幕式，多诺索夫妇邀她一同前往。开幕式在一座由老火车站改建的文化宫举行。高高的穹顶上悬挂着六面白色旗帜，上面有男女各三位智利已故文化名人的肖像：三位男性是维森特·维多夫罗、巴勃罗·聂鲁达和巴勃罗·德·罗卡，都是赫赫有名的大诗人；三位女性，第一位是“抒情女王”米斯特拉尔，第二位是著名歌手薇奥莱塔·帕拉，第三位，她不认识，朋友们告诉她是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巧合的是，同去的智利朋友格里戈送给她的一本书正是其本人撰写的《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

她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这本传记，就想读邦巴尔的小说，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向她推荐《最后的雾》和《穿裹尸衣的女人》。多诺索夫人碧拉尔很快给她找到了《最后的雾》。她迫不及待地阅读，并在一周之内完成了这部小说的翻译，然后寄给了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外国女性文学《蓝袜子丛书》，因为她是其中《温柔的激情——拉美南欧卷》的主编之一。1995年，为了配合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最后的雾》同时在《世界文学》杂志和《蓝袜子丛书》面世。不久以后，她又读了西文版《穿裹尸衣的女人》，觉得同样精彩，但已无时翻译，便交给了她的弟子卜珊。卜珊当时还是硕士研究生，如今已是品学兼优的副教授了。她出色地完成了老师交付的任务，《穿裹尸衣的女人》在《世界文学》首发。《最后的雾》和《穿裹尸衣的女人》是邦巴尔的代表作。阿根廷著名文学评论家安德森·因贝特认为，这两部作品表现的是幻觉的力量使人类与超人类的东西出现在神奇的、充满诗意的地方。意大利文学评论家朱塞佩·贝利尼认为，邦巴尔非常仔细地挖掘人的下意识，尤其是女性的下意识。他认为在《最后的雾》中，作者把梦想与现实交织在一起，揭示了一个绝望女性的内心世界，这一题材也是《穿裹尸衣的女人》中的主旋律，但与前一部小说相比，神秘的气氛更为浓烈。《玛丽亚·路易莎·邦巴尔作品全集》的编者卢西亚·盖拉认为，邦巴尔相信神秘事物和逻辑事物是交织在一起的，她相信从尼采到后现代所设置的存在就像一束没有结果的反命题；她本人就是一个这样的反命题。在1975年的一次采访中，她说自己是融为一体的两个人：一个大胆、疯狂、想象力丰富；另一个有见地、但很谨慎。当二者达成协议、合二为一时，她就平静了。

一些评论家认为，在拉美作家中，邦巴尔是较早开发女性意识的，但她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作家。在她的作品中，仍以男性为中心，不过，男人们已经成了背景，她写的是女性的感受。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人中，她落落寡合，找不到自己的流派。她说：“在内心深处， 我认为自己是个诗人，一个写散文的诗人。”她的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总是有共同的命运：不幸、失败或迷茫。即使被爱，那也是濒临强暴的侮辱。在她的绝大部分作品中都有雾。雾，象征着失望意义上的爱情、梦幻与陈规陋习。还有和雾对立的火，火意味着情侣、激情、冒险与真实的存在……

在《最后的雾》中，她创造了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梦幻世界。那个世界被她写得非常美， 但又扑朔迷离。她完全打破了现实与梦境的界限，使读者像书中那不知名的女人一样，弄不清她与情人的那段奇缘是否真有其事，或者仅仅是一场梦，一个刻骨铭心的爱的梦想，一个十来年间给予她生存力量的梦想。有人将《最后的雾》视为超现实主义小说，正是因为它的“梦幻世界”，这是早期超现实主义的特征。对此，邦巴尔自己也承认：“至于我的小说技巧，我认为既是超现实主义散文式的，又是散文诗式的，是心灵明暗交接的故事，是从既奥妙又神秘的大自然中获得的感受，有时也是我们对那被人们称作‘来世’的犹豫而又焦急的追寻。”

《穿裹尸衣的女人》对拉美小说家的影响也不容低估。墨西哥著名作家胡安·鲁尔福曾对阿根廷作家何塞·比扬科说过，在他年轻时，《穿裹尸衣的女人》曾给他很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佩德罗·帕拉莫》可以看作《穿裹尸衣的女人》的回声。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对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并未做过深入研究，在此仅仅是依据段若川教授留下的资料，对邦巴尔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是为序。

赵振江

2019年9月16日

于北京大学